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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165570-gb2312.html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京港台时间：2011/10/27 消息来源：多维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中共承担换届重任的十八大渐近，中国执政党的第四代领导核心将由第五代领导核心取代，中国政坛派系之争的话题再度被炒热。对于派系的存在，中共的缔造者及最重要的领导者毛泽东并不讳言。“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就是他的著名论断。 通常认为，派系，是权力的衍生品。派系激化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催生派系。中共从她创建初期，党内斗争几乎没有中断。例如中共历史上被定性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政治思想路线的主张不同，大都形成组织上派系的不同。这些“路线斗争”几乎贯穿于中共夺权时期到文革结束。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一次斗争都可以看到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子。 权斗不能解释中共所有派系的形成：事实上，即使是党内斗争曾十分频繁的中共，“权力斗争”之说，也不能涵盖其派系的生成和组合。如果说中共内部的一切派系都同权力斗争密切相关，也不尽然。比如，在中共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恶劣，中共势力在全国只能形成若干互不相连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常常同中央联络困难，需独立操作，各自为战，在中共阵营中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的温床。以致中共中央多次将反“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作为党内整肃的主要内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红军时期的所谓“中央红军”派、“地方红军”派，以及未进行长征的刘志丹的“陕甘宁”派。在抗日战争年代，不同的根据地也在中共干部中形成不同系统。如华北根据地的“太行派”（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山根据地）、坚持江南抗战的新四军派、东北抗日联军派等。中共“解放战争”时期，依据野战方面军的组成，“某野”系统的干部也在地方和军队中形成一定派系。 不可否认，这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派系，可以被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进行权力斗争。例如林彪在同毛泽东的斗争中借用“老嫡系”38军同当年四野（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以致在“林彪事件”后，四野的势力受到最大打击。毛泽东更亲自主导“八大军区换帅”。但大部分这些派系只是一种当时中国政坛的特殊形态，更多的表现在相互沟通及任用时的亲疏上，而不是参与权力斗争。 学识经历背景成中共政坛生态要素：中国政坛的派系，一直受海内外关注，每每被炒作成为“权力斗争”话题是其重要原因。每临中共高层改届时更是如此。但如果只从这一种角度看待中共派系问题，就难免失之偏颇。中共今日，特别是文革结束后，不再沿用“路线斗争”概念。而且，领导核心的轮替开始显现正规化的常态，权力斗争的痕迹较之以往大大减弱，权力斗争亦不再是形成派系的主要基础。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础也不应该单一建立在“权斗”上。 今天谈中国政坛的派系，实际上是分析中共权力结构的“政坛生态”。更主要的是探究中共今日的官员格局以及未来可能的转变方向。 其中，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学识背景都会成为政坛派系纠合、组成的基础。而且可能是中国政坛新派系的重要成因。 为了方便理解，文中仍然会借用一些目前流行的中共政坛派系称谓，但会进行尽量合理的划分，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但很可能在将来影响中国政坛的新势力组合。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一：太子党 太子党是中国历史上的称谓，现今借其作为对中国政商界中央高官子女的泛称。由于此称呼并无一个相对明确的规范，以致被滥用，成为用来吸引人们关注的名号。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关注太子党，是在于他们在当下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及作用。如果他们只是赋闲在家，不问世事，受到的关注自然大大减弱。 因此，从研究中国政坛角度，被称为太子党的前提应该是在政经方面占据了重要职位的中央高官的子女。再者，太子党应该主要涉及中共高官的第二代（多为40至50后。重要领袖的第三代也可包括在内）。这些人也是在近年开始登上重要职位。 太子党分类： 1、依父辈分 元老太子党：其父母通常为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团队成员或中共革命时期的元老。当前的代表人物为：习近平(专题)（习仲勋子）、薄熙来（薄一波子）、俞正声（黄敬子。黄敬原名俞启威，领导过一二九运动，属中共元老。曾与江青同居）、刘源（刘少奇子）等。邓朴方（邓小平子）、邓质方（邓小平子）、胡德平（胡耀邦子）、王军（王震子）等中共元老子弟，由于未担任重要职位或已退休，所以忽略。 这类太子党，属于“根红苗正”的正宗品牌，身上老一代的“革命”味最浓，对“革命江山”有责任感，人生观中理想的成分也相对较高。 新贵太子党：其父母为中共执政后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团队成员。当前的代表人物为：胡海峰（胡锦涛子）、李小鹏（李鹏子）、李小琳（李鹏女）、朱云来（朱镕基子）、温云松（温家宝子）、江绵恒（江泽民子）等。 这类太子党，更多现代化精英色彩。也由于其父辈只是“坐江山”且任期有限，对国家的“革命责任感”相对较弱，而且人生态度比较现实。比元老太子党少些理想化。 2、依职位分 中央太子党：在中央、省级层面任职的，如习近平(专题)（政治局常委）、薄熙来（政治局委员）、俞正声（政治局委员）、李小鹏（李鹏子，山西副省长）。通常他们已选定政治仕途，不进则退。 国企太子党：在国企高层任职的，如胡海峰（胡锦涛子，清华同方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书记）、李小琳（李鹏女，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云松（温家宝子，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5年与他人合作创办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募集资金达10亿美元。2010年10月，为了避嫌，温云松离开新天域资本，转投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公司，不过他在新天域仍有自己的投资）。江绵恒（江泽民子 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全院高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并担任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CNC)、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等单位的董事会成员）。这类太子党对政治若即若离。进可入政坛，退有安逸晚年。 金融太子党：在金融界高层任职的。如朱云来（朱镕基子，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燕来（朱镕基女，中银香港及其附属公司助理总裁）、陈元（陈云子，国家开发银行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晓鲁（陈毅子，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人事代理单位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这类太子党对政治官场意在敬而远之，更多着意在享受“金色人生”。 之所以特意列出以上三方面的太子党状况，一是因为这三个领域都由党及国家掌控，云集的各类太子党最多；二者，均属政经钱权重要领地，且相互关联紧密；三，除军界外，此三地都是官场，可保老来无忧。 需要说明的是，在外界所称的中共“太子党”中，有些只是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的女婿，严格来讲不应该包括在“太子党”中。因为他们在血缘及出身上，更多的反映为“外人”，在政治上所得到的助力通常为“借光”，难同于直系子弟。目前在政坛，这类官员最富代表性的就是王岐山（姚依林女婿，副总理）和王光亚（陈毅女婿，港澳办主任）、刘亚洲（李先念女婿，国防大学政委）、潘岳（刘华清女婿，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外界将他们囊入太子党，更多的作用大概是凑数而已。 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共高干子弟进入了军界。但因为这里重点关注的是政坛派系，所以这类太子党除非进入总部一级，如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其余忽略。 太子党的由来及未来趋势：从目前从政的太子党可以看到，他们从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其父辈的政治资本及父辈的官场资源。这在元老太子党身上更为明显。而随着中共打江山的老一辈强人去世，太子党这种可借用的政治助力渐衰，在政坛的升迁上亦越来越不容易同其它人拉大距离。从大部分新贵太子党选择从商而非从政已可见一斑。可以预言，中共未来愈少政治强人，就愈少目前类型的政界太子党。 再者，中共在“家族问题”上多少是有所避忌的，虽然有一定的照顾含义，例如许多中共高干子弟相对可以比较容易进入党政军部门，但能升到相当高位，还要看本人作为，是否能在政坛站稳。所以真正能脱颖而出的可谓凤毛麟角。加之，近年中共在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及民众对官员政绩的重视，又因为互联网加剧了透明化过程，太子党靠特殊途径在政界上位的难度日益增大，最终将被迫同平民子弟在相同跑道竞争。 其实，一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共太子党，在政坛上人数从来寥寥。且中共最重要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子女，在政坛几乎不受重用。但往往因为太子党的父辈在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派系整合中的背景及其政治能量而被外界拿来做文章，试图说明中共的“家族政治”。但随着中共权斗及强人政治的走淡，以及元老们的纷纷离世，中国政坛上的太子党应该越来越成为“珍稀品种”，他们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现象，相信在中共十九大后太子党会逐渐淡出政坛。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二：团派 团派原意应为由中共的重要干部储备及培育系统——共青团出身的官员。但由于其名称的产生直接涉及中共内部斗争，目前更被当做“国王的人马”介入中共换届时的权力安排，以致成为中国现今政坛上一个特定的官员团体。通常指在胡锦涛当政期间得到重用的，具有共青团中央或省、省级市共青团重要职位背景的官员。 由来及范围：据查，团派的名称起用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时期。胡耀邦曾任第九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后来在批评胡耀邦的会上，有中共元老指责胡耀邦重用“团派”的人。由此，“团派”之名叫开。 但实际上共青团人士的相互亲近、提携，由来已久。过去，由于中共队伍中存在大量的“老革命”、“老资格”，而使用和提拔官员基本遵循“论资排辈”。再加上“老人政治”，因此从共青团出来的人通常被认为“嘴上没毛，做事不牢”，很难上位得到重用。 但依团中央规定，团中央书记一般不超过45岁，35至38岁应占总数一半；正副部长不超过40岁；正副处长不超35岁；团省委书记不超40岁，副书记38岁以下；届龄者会分配到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这批人身份尴尬，一方面被称为“后起之秀”，一方面又因为年轻、资历浅而前途无“位”。他们面对“老资格”的压力，相互之间亦“惺惺相惜”。“团中央来的”、“共青团的人”，成为他们之间的普遍身份认同，在思想感情上很容易接近为伍。 而文革后，邓小平力推“干部年轻化”。胡耀邦执政时，此项中共干部制度改革普遍展开，大批当年受“老革命”、“老资格”排挤的共青团干部纷纷上位得以重用。“胡耀邦重用‘团派’的人”也因此而生。 胡锦涛在胡耀邦当政时期（1981—1987）的1982年至1984年任共青团书记处书记，1984年至1985年接任王兆国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李克强，4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全部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人担任中共总书记。也因此，作为“总书记”的人马，有共青团背景的高级官员受到关注。 不可否认，这里有“任人为熟”的观念起作用。做到共青团省或团中央高层，大多在学生时代就是学生会骨干。他们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而且多年来有共青团背景的官员较少被揭贪污受贿，政治可靠度相对较高。因经同一系统培育，成长经历类似，共青团出来的人使用自己系统的干部会感到“得心应手”，比较放心。 而胡锦涛对共青团背景官员的“偏爱”在圈内是有“口碑”的。他在“储君”期间，对“团官”亦颇关心。任中共总书记后，更在团派大将李源潮掌控组织部大权后，较大数量的有共青团背景的高级官员明显增加亦不足为怪。以此类推，在胡锦涛主政及李源潮主掌中央组织部后（2007年10月），在中央高层及被提拔为省市大员的，曾任共青团中央或省、省级市共青团重要职位的官员都可以视为总书记人马的团派。 当前阵营：以下为当前团派在中央、部委、省市官员中的代表人物。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除中央直属机构及国务院部委外，在中央决策层和地方大员中，团派势力基本可达三分一左右。 有一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团派，主要是指1980至1990年代（之间的4位团中央第一书记分别是：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的团中央干部这一群体，包括胡锦涛、王兆国、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等中央大员以及刘奇葆、张宝顺、袁纯清等地方官，而不应无限扩展。 同时认为曾是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的现任省长黄华华是“团派”，毋宁说他是广东本土地方派更准确些，因为他的升迁很大程度得益于粤籍元老叶选平等，而非共青团中央的王兆国、胡锦涛等。同理，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的秦光荣，其升迁更多地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熊清泉等人有关；曾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的罗保铭，则显然有曾主政天津的李瑞环（曾在韩英主掌的团中央任职，却未被列入团派）的背景。但这里大部分只提到了他们的早期任用。时至今日在其“靠山”过气后，能成为封疆大吏，也不能说其团派背景没一点作用。 未来趋势：从胡锦涛的用人好恶及有共青团背景的高官数量、布局看，团派可以说是在中国政坛成型最明显的政治派别。最重要的是，团派有着源源不断的庞大正规来源。而且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思想束缚少，对新事物接受快，并为政尚清廉，会成为未来中共官场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也由于他们容易讨青年喜欢，组织能力相对较强，具有相当的煽动能力，一旦结伙，能量极为可观。 然而，今天中国政坛上的团派，如果作为“总书记的人马”，其前景应同太子党类似，也属于一个时代的范畴。纵观中共历史，共青团几乎与中共同时诞生，但在以往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只是作为中共干部的来源之一及外围组织而存在。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当前，由于共青团的4位第一书记均位列中共最高决策圈，其中2人更贵为中共总书记，“任人为熟”的潜规则使团派背景一跃成为进入政坛高层的靓丽通行证。 那么，这一现象将会维持多久？应该主要看未来的中共主要当政者是否继续有团派背景，并是否需要该系人马维持自己的后续影响。现在看来，如果十八大上，团派的新领军人物李克强，只能位居总理，而且在党内又不够强势，团派势力将受到一定的挫折。但目前中共省级大员中6个60后的官员：河北省长张庆伟（1961）、吉林书记孙政才（1963）、福建省长苏树林（1962）湖南书记周强（1960）内蒙书记胡春华（1963）新疆主席白克力（1961）。其中苏树林、周强、胡春华、白克力4个都有团派背景。如果再加上团派新生代的强力涌入，其后势不可小觑。不排除胡锦涛已从邓小平那里得到“隔代接班”真传。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三：江派 江派通常指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主政时，重用的中央高层官员及省市级大员。这些官员也多为同江关系密切或有特殊交往，并对江有一定的效忠度。 江派的形成：主要因为邓小平从江泽民开始，决定将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集于一人，并强调以江为核心。这使从上海党书记一步登上中共最高权力座椅的江，得以大权独揽，享有了聚集人马建立自己治理团队的条件。这在当时，对于处在中共元老包围下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在实施管理时是有利的。加之江本人的重义好施，长年跟随者及俯身效忠者均受提拔重用。很快在江周围形成了一斑人马。 江派当前在党政军中的势力：目前在位的中央决策层人物有：吴邦国（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主席）、贾庆林（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李长春（政治局常委）、贺国强（政治局常委 纪委书记）、周永康（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刘云山（政治局委员 宣传部长 有共青团经历）、张德江（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 部委及地方大员有：孟建柱（公安部长）、韩正（上海市长 有共青团派经历）、张高丽（天津书记）、李鸿忠（湖北书记）。 军方将领：徐才厚（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军委副主席）、陈炳德（总长）、贾廷安（总政副主任）。 需要说明的人物：孟建柱。有分析称孟2001年以前一直在上海任职，官至副书记、副市长，同江关系紧密。后因江属意陈良宇任上海书记而未选孟，致其疏远江。此属误传。孟对江十分忠心，公开宣称他就是一切听江的，并因此话惹过麻烦。 现上海书记俞正声，能当此位应该是江认可的。但其心是否属江待考。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专题)。外界不少传言说由于习是江力荐的，所以亦归于江派。其实不然。习作“储君”虽然得到江的很大助力，而且他对江也很尊重。在他任上海书记期间有空就登门拜访江。但这只是习对老一辈一贯的尊重。在思想见解方面，习有自己的体系，更不存在效忠江的问题。在团派及江派之间，习更多的是均保持一定距离，洁身自好。 与团派的抗衡：江派目前被外界认为是同以胡为代表的团派相抗衡的最重要力量，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将竞争激烈。现在江派人马在政治局常委的9人中占有5席，而团派只有两席。温同习都只是双方可能的借用力量。在突出“集体领导”的趋势下，胡锦涛即使戴有总书记的头衔也不敢“轻举妄动”。这大概也是他作了10年总书记，外界仍难在他的“一本正经”下窥其真身的原因。被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的胡锦涛在江任总书记期间一直低调谨慎。但当他坐上大位时应该发现，他这个“媳妇”面对如此强大的江团队，仍要低眉顺眼，还是熬不成婆。而江亦不会想同团派硬对，他只想掌控胡。但胡在自身难有作为的情况下，唯有依靠他最熟悉的力量——团派。于是，形成外界所看到的江派与团派抗衡的格局。 未来展望：当前中共决策层的态势，应该是江派在中国政坛上最为鼎盛的状态，同时也显现出弱点。即江派人马现往往年龄较大，十八大上面临淘汰者多。从胡对江到团派对江派，年龄法码将使政治天平向年轻者倾斜。再者，江毕竟已下野多年，其影响力渐衰。长者易逝，江一旦离世或病重都对其派系造成严重影响。 从江派的形成可以看出，这个派别主要靠江的权力及影响力凝聚，较多的是靠对江的个人效忠，相互之间少有太明显关联，江一倒人心自散。 可以说，这个派系成亦在江，败亦在江，缺少坚实、广泛的基础。这样的派系较之团派的“正规化”和凝聚力自然有差距。江之后其跟随者能否真可以结派同其它势力相争还是未知数。十八大人事安排上，江力荐习近平上大位而不愿李克强接班，以求自保，其势渐微可见其端。所以，可以断言，江派相对于太子党及团派，应该最早淡出中国政坛。 以上三种派系的成型，基本上没有完全摆脱中共传统“权斗”的背景。太子党，虽然表面看似乎与“权斗”无关，但其父辈在政坛的地位波动，直接或间接都会影响“太子”的地位。而团派与江派则与“权斗”关系更密切。但如文前导言所说，中国政坛的生存环境及政治生态，并非只与“权斗”相关。特别是随着中共自身及统治的不断正规化，更多的政坛派系已经脱离“权斗”基础。以下的分类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四：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主要指一直在地方省市任职的官员。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情况相当复杂。所以，地方省市一级所肩负的不是简单的区域性领导管理职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治理。对省级党政主要领导来说，必须要有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本事。所以这部分官员是中共传统上十分重视的基本力量。 地方实力派“文革”后官场走红：中共在文革后实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打破靠资历升迁的旧规，将有政绩、民众口碑好的地方大员直接升入中央担任重要职位。例如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1977年至1979年任安徽书记，主导了文革结束后最早的农村责任制改革。他凭此政绩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中共书记处书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也因为在四川书记任内于农业上的佳绩，受“要吃粮找紫阳”的名望所载，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步入中央决策层。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虽然，近年中共在官员提拔上尝试多种方式和渠道，但地方经历和业绩仍然是重要标准。目前在62位省及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和省长、市长、主席中，30人一直在地方任职，未有国家、中共中央工作经历。 地方实力派官员特点：中国进入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全面转型阶段，中共面临的社会风险和挑战增加，在日益看重民心的形势下，这类官员的亲民、稳民作用会越来越吃重，成为中央与民沟通的重要依靠。这凸显了中共对自身执政根基的重视。所以省级主要官员的统筹兼顾的本事和处置各种突发风险与意外的能力成为重要特质。 另外，这类官员，大都具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态度务实。特别是没有 “权斗”派系靠山的官员，往往表现低调，“埋头苦干”型居多。这类官员多看重政绩及走后在地方“留名”。 这类地方大员一方面人数较多，同时辖区广大，属下官员众多，所以能量很大。通常是中国政坛、官场的重要稳定因素。例如在近期薄熙来高调唱红与汪洋大谈“蛋糕”的对弈中，这类官员基本循规蹈矩，“同中央保持一致”，不参与不添乱，使薄汪只是“各说各话”，政坛未因此而兴风作浪。但同时也由于这类官员的“埋头”与低调，使政坛沉闷，多固守陈规少思想解放之举。 再者，这些地方实力派大员，在地方浸润日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习难纠，易成为与中央暗抗的势力。也由于他们注重地方政绩，以往政治上的“山头主义”变成经济发展上“地方保守主义”，形成顽疾让中央头痛。而且，这类封疆大吏有权有钱有资源，其中更易滋生腐败现象。近数年，不少地方大员落马亦是旁证。 仕途发展两极：中共未来核心习近平看重实干，他本人就一直在地方省市任职。此次在陪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访问时，他还强调，他以往每年都会到各地基层转转了解情况。他多次在对干部考察的中，要求重视“实干”素质。可见他主政后，“地方实力派”官员仍会是中共重用的势力。 例如，在最近的一轮省市官员换届中，中央“空降”减少，主要体现地方大员互换及副省长接任省长、省长接任书记，省内提拔晋位特点明显。 但这种传统的官员晋升途径虽然仍旧被看重，但也面临发展瓶颈。一般认为，由于这类官员无在中央层级的工作经验，经历不完备，少有“新型官员”特性，今后在中国政坛中的比重难有大的提升。如目前经历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调换任职的官员中，政治明星居多。这类官员在地方省市大员中占有27人。其中几乎包括了团派大员中的佼佼者，如：汪洋、胡春华、张庆黎、周强。其它包括江派的李鸿忠；太子党成员俞正声、薄熙来。而且，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中5人有中央地方交替任职经历；排除9常委及2名军方将领，政治局中7人有中央地方交替任职经历。现今中国政坛，虽然不能说中央地方交替任职者一定可以一路升迁，但有此经历的官员进入中央决策层的几率相对较高。 因此，地方实力派官员在仕途发展上面临两极：要么是为将来仕途打好基础，要么是在地方保晚节等退休。这里的重要因素就是年龄。依照惯例，地方省市大员65岁应该让位。而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总共只有二十余人，所以除少数年龄轻、政绩佳的地方实力派官员有发展前途外，其余人较难有良好政途。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五：精英派 精英派主要指有一定专业学识、业务专长的官员。其中包括高学历官员、国企高层转入政坛官员、“海归(专题)”官员。 “博士治国” 重学历成潜规则：中共在以往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时期，官员中少有学历。甚至推崇“大老粗”式的工农兵干部。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后，由于江本人就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更提出“三个代表”的理念，启用知识型官员成为时尚。目前的众多省市大员及部委主管正是在那时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学历及学位。中共在省部级官员提拔上虽然无明文规定必须具备某种学历，但无学历难升官已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 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是大学学历，其中习近平是法学博士，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如果二人十八大后顺利接总书记与总理班，将是中共首次有博士学位人才执掌党政大权，首现“博士治国”。而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也表现出与国际政治首脑的学历背景接轨。 另外，现在地方大员中，绝大部分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大专学历只有宁夏书记张毅。国家27个部委中，除环境保护部长周生贤、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学历为中专，国防部长梁光烈、民委主任杨晶、财政部长谢旭人为大专学历，其余皆大学以上学历。可见几年来中共省部级官员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学历大跃进”，如果单从学历上与以往比较，目前的中共高官可以说全部都进入“精英”层级。 高学历官员上位：精英派官员具有的学历应该为硕士以上。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在地方省市62名大员中，17人具有硕士学位，占27.4%稍强；博士学位8人，占总数12.9%；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者有37人，占59.7%左右。 在总理、副总理及国务委员10人中，拥有硕士2人，博士2人，硕博总数占到40%；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者有6人，占60%。 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22名主管中，有硕士学位5人，占总数22.7%；博士7人，占总数31.8%强；拥有大学本科以下学历10人，占总数45.5%。 在国家27名部委领导中，硕士学位6人，占总数22.2%；博士9人，占总数33.3%；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者有12人，占总数的44.5%。 从数据可以看出，至少四成高学位官员占据了党政要职及地方高位。 国企高层转任官员：近年国企高层转任地方大员或部委主管有增加趋势。有企业任职背景的官员通常最重要的特点是其眼光更宽泛。特别是在有海外投资的国企高层，更需要有国际视野。 例如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高层是中国目前最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之一。如刚刚离职的前海南书记卫留成，在中国石油行业拥有逾30多年的经验,。其中在中海油任职10年，后接任海南省长、书记。类似的官员还有：福建省长苏树林（先后在中石油、中石化任主要职务）、新任河北省长张庆伟（中国商业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广西书记郭声琨（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兼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河北书记张庆黎（曾任新建集团总经理）、新疆书记张春贤（管理学硕士 曾任中国包装与食品机械总公司总经理）。在国家部委任职的有：工业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水利部长陈雷（中国排灌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 海归(专题)官员集中专业部门：海归(专题)官员主要指有海外留学和交流、培训经历的官员。这类官员，多集中于各大部委。如科技部、卫生部、外交部、教育部、央行……皆为公认的海归官员“驻扎”重镇。 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德国Clausthal大学机械系博士万钢，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是中国近60年来第一位由跨国公司经理走上中央部委领导岗位的“海归”人士。外交部是另一个海归官员重镇。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曾游学于政经名校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而在他之前，前后几任副部长张业遂、周文重、王光亚等，也分别就读于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等院校。现任卫生部长陈竺，曾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外籍住院医师，并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实际上，卫生部的海归驻扎现象远非陈竺一人，现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卫生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蒋作君都有海外经历。现任地方大员中，只有陕西省长赵正永曾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 政治局委员张德江毕业于朝鲜金日成大学，应该算目前进入最高层的“海归官员”。但同前总理李鹏留苏和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前苏联实习一样，被认为是历史原因或涉及国际间政党交流，而不被看重。 精英派官员的未来政坛走势：相对于“地方实力派”，精英派官员还难以与其平分秋色。例如在国务院部委主管的学历与任职上有一些明显的“错配”：法学博士韩长赋做农业部长；而司法部长吴爱英只是“党校研究生”学历。公安部长孟建柱是工学硕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是工学博士；交通运输部长李盛霖是农机大学学历。这表明中共在选配官员时学历绝非重要标准，而相应的实际能力才起重要作用。当然，也说明高层了解目前官员的学历“灌水”太普遍，所以难以当标准。 同样，选用国企人才任官时也还不普遍，更多的会考虑相关企业同任职地方的配合互动。例如，调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小鹏任山西副省长，更多的是为方便协调能源大省同国家能源重要企业的配合。广西是金属、稀土资源的重要省份之一，其中含有铝、锰、锡等优质矿。而该省书记是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管的郭声琨。所以中共在今后对这类人才的使用中，能否改变现有的“实用性”，而看重他们的国际眼光，也是一个选配官员上的重要环节。 应该看到，目前海归人士进入中国政界的还属少数，主要是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同人大、政协中的政策咨询部门。进入中共决策层的更是没有。这同中共一直防范西方政治侵入上层建筑的传统思维有关。但近年来，中共组织部门选派了多批官员、公务员赴西方国家受训。在国家机关和地方省市的司局一层的官员中已不乏海外交流、受训者。这些人中是否将有机会问鼎中共高层是很值得关注的。 因此，精英派目前还难以在中国政坛成为重要的组成力量。但从未来趋势看，中共已在选干方面，有意识地加强了这方面的比例。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六：中央官僚派、秘书派 中央官僚派、秘书派是相对于上述的“地方实力派”而言。主要指中央机关出身的官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同“精英派”或“秘书派”交叉。 中央官僚派特点：中央官僚派由于长期在中央部委任职，所以最主要的特点：第一，具有一定的全局观，视野相对于地方官僚宽阔，更少有“地方主义”、“地域观念”；第二，中央官僚派也因为在国家级机构工作，其大统筹大计划的能力亦相对较强；第三，也因为这种大统筹大计划的能力，需要他们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所以，这方面他们相对于地方实力派亦有优势。同时，也由于这类官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较多时间在同数据打交道，所以也一直被指责为产生“官僚主义的”的主要群体。 代表人物：该类官员中，目前最典型的就是总理温家宝。温家宝的官方简历如下： 男，汉族，1942年9月生，天津市人，196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1960—1965年 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 1965—1968年 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 1968—1978年 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技术员、政治干事、队政治处负责人 1978—1979年 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党委常委、副队长 1979—1981年 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工程师 1981—1982年 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1982—1983年 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党组成员 1983—1985年 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85—1986年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986—1987年 中央办公厅主任 1987—1992年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1992—1993年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1993—1997年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7—199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8—2002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2002—2003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2003—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 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温家宝早期为专业官僚，从事地质勘探，并进入地质矿产部。转职中央办公厅后，便一直在中央层面工作，从未在地方省市任职。几乎完全不具备“地方实力派”的优点。而具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前总理李鹏，亦由电力部门进入中央上到决策层。同之前的“地方实力派”赵紫阳的“入朝”经历完全不同。而未来的总理人选李克强，则由团中央下到河南、辽宁任职后再上到中央决策层，又恢复到注重基层经验的传统路径。 目前中央官僚派多集中在国家部委的一些较专业性部门。如外交部长杨洁篪、教育部长袁贵仁、国家安全部长耿惠昌、监察部长马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长尹蔚民、国土资源部长徐绍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长姜伟新、交通运输部长李盛霖、铁道部长盛光祖、文化部长蔡武、卫生部长陈竺、人行行长周小川、审计署长刘家义。（见下表） 未来发展：中央官僚派应该不是中共官场升迁的最佳途径，而往往是一些特殊专长部门的需要。李鹏、温家宝能够以此身份位居总理，进入决策层，相当程度在于当时的元老参政及权力分配的结果，不会形成常态。由于基层工作经验是中共衡量官员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中央官僚派恰恰在这方面欠缺，所以这类官员会更多的以“技术官僚”面目担任相关部委主管或可以进入政治局。 秘书派： 主要指由秘书出身的官员。 名称由来：此派别称谓主要因温家宝任总理而产生。在中国政坛，秘书从政并非新鲜话题。但能官拜总理实属罕见。尤其是温家宝作为非正式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不仅仕途未断，且再得重用，引起外界对“秘书”实力的关注。 国务院部委主管秘书派占逾半：而在中国现今部委及省市官员中，有秘书出身者不在少数，“秘书帮”之名油然而生。据查，目前国务院27个部委主管中，有秘书经历者19人。是秘书派的重镇。这也使人们对温家宝的用人口味产生联想。 地方省市大员中，有秘书经历者24人，占总数62人的三分之一稍强。但在中共中央机构中，秘书出身者最少。 秘书派难以成“帮”：秘书派虽然数量不少，但应该难以成“帮”。一来，他们的政治口味及倾向通常受以往主导的官员影响，在政坛派系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分属不同阵营；二来，这些秘书任职时并非在同行同业，所在级别参差，完全成散沙形式存在；三者，秘书往往利益追求现实，强于审时度势，之间少有共同利益；四，此类官员升迁后不愿强调或炫耀其秘书出身，主观上也不想因结帮而使外界有太多联想。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七：清华帮、北大帮 清华帮、北大帮从字面解释，应该是指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官员与北京大学毕业的官员组成的不同群体。但这两个大学的名称在这里只是象征意义的代名词。真正的含义是指这两所大学所代表的理工科学历官员与文科学历官员。清华帮，其实是理工科官员的代名词；而北大帮则是文科官员的代名词。 意义及特点：如果单纯地以两所大学毕业的官员分类，可能会颠覆以上所有派别分类。其实，提出这一学科派系的分类，更多的意义在于体现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在治国理念上造成的分别。 理工科思维模式，通常强调思维的逻辑严密性，典型的由原因推理结果，逻辑思维性强。严谨，深入、线性应该是这类思维的特点。有人认为，理工科思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理科的思维，即事物运动的规律是怎样的，根据大量的事实来产生一个假说，一个定律，一个理论，然后试图用进一步的试验来支持它。一部分是工科思维，即应当怎样做，操作的办法是什么？而理工科不关心道德，只关心解决方案。理工科对于对手的批判也是从是否可操作角度展开的，而不是更多从道德及精神角度展开的。从这一点讲理工科思维是更宽容的。反映在性格上，具有理工思维的人比较严肃，要求严格，相对死板。现实性强于理想性。但易受思维定势的束缚，做事循规蹈矩，不善创新，灵活度低。 而文科思维模式，最多特点是形象思维发达，横向联想丰富。对一事务，不仅注重其现时的本身，也注重其历史沿革、同相邻或相类事务的关联；不仅看其现实本质，也关注其产生、存在的影响、意义。形象思维模式多数都习惯于以事实说话，通常不太看重其因果关系是否联系紧密。据此性格的人，务虚强于务实，重精神多于重物质，激动易于冷静。文科思维的人相比于理工科思维的人在性格上更具有“霸气”和灵活性。 通俗地说，理工科注重实干，思维窄，表达能力通常比文科差。文科思维比较开阔，活跃，浪漫，较理工科的人更擅长表达自己。但失于严谨，不够扎实。 目前两大院校在政坛的差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中，曾就读清华大学的占多数，其中有有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就读北京大学的只有李克强。 中国校友网2007年1月公布的“高校杰出政治校友榜”中，清华大学以拥有41名“杰出政治校友”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拥有34名“杰出政治校友”紧随其后。 据清华大学统计，近10年来，清华至少已培养出300名以上省部级官员。一跃压倒传统的“干部摇篮”人民大学。 而目前，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重要高官有：李源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北大经济管理硕士学位）、薄熙来（政治局委员重庆市长 北大历史系毕业）、蔡 武(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北大国政系毕业)、袁纯清（山西书记 北大法律系毕业）、赵乐际（陕西书记 北大哲学系毕业）、胡春华（内蒙书记 北大中文系毕业）、郭庚茂（河南省长 北大国政系政治毕业）、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 北大化学系毕业）。 文科与理工科官员在政坛比例：如果超出清华、北大的侠义概念，从文科、理工科区分，政治局常委中，胡锦涛（水利工程系）、吴邦国（无线电电子学系）、温家宝（地质构造专业）、贾庆林（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李长春（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贺国强（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周永康（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7人皆为理工科。 李克强（经济学专业）属文科。有些特殊的是习近平。虽为清华大学就读，但是毕业于清华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所以应该也属于文科生。这样，比例是7:2。但未来的总书记和总理都是文科，却分别属于清华同北大。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十八大风云变幻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 政治局中，除常委外，文科有：王刚（吉林大学哲学系）、王乐泉（党校研究生）、王岐山（西北大学历史系）、回良玉（党校经济类）、刘云山（党校文科）、刘延东（吉林大学政治系）、李源潮（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张高丽（厦门大学经济系）、张德江（金日成大学经济系）、薄熙来（北京大学历史系）。理工科为：王兆国（哈工大工科）、刘淇（北京钢院工科）、汪洋（工学硕士）、俞正声（哈军工工科）。其余两位军方人士，徐才厚（哈军工工科）、郭伯雄（解放军军事学院）。比例为10:6。如果加上上述常委的比例，文科与理工科为12:13。基本持平。 在27个国家部委主管中，文科毕业官员19人（其中2人又获得工科学位）；理工科毕业官员8人。62个地方省市大员中，文科毕业官员47人；理工科毕业官员15人。如果相加，在总数89人中，文科共66人，理工科23人。 “理工头脑，文科身子”：如果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国家部委及地方大员这三部分联系起来看，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及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顶层是理工科官员绝对超过文科官员；而下来的政治局一层，则两类学科基本持平；到部委、省市一层则明显文科占优。形象的比喻，就是“理工头脑，文科身子”。 这是一种刻意安排，还是一种巧合？不可否认，里面有巧合成分。近年，中国官员热衷学历大跃进，在这种“补课”的操作中，往往选择获取文科的学历相对容易，不像理工科必须按部就班的一路读上来。所以这也造成相当部分官员文科学历“灌水”多的情况。另外，文革之后，中国政坛开始出现提拔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之风，而清华刚好是理工科类学校，于是大量清华等理工科学校毕业生步入政坛。这也是中共高层多理工科出身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巧合中有没有理性的成分？比如，中共顶层的理工科占绝对多数，是否也由于这些人性格相对低调、沉稳、较死板，而符合中共对把握政治航程者的标准？早年胡耀邦当政时，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一直被诟病为“心血来潮”、“个人激动所为”，使中央高层很被动。这也可能对中共高层留下深刻印象。 不同学科官员的未来发展：依据官员的不同学科、不同思维模式来任用官员，中共在可见的将来应该还难以如此“科学”。但这种客观的差异存在却是不可不察的。随着人才科学的发展运用，中共组织部门在推荐和选拔官员时，这一点会否受到关注，值得留意。但不同学科、不同思维模式的官员在自己的工作特别是管制方式上的不同，则会影响自身的仕途。特别是自身的思维模式是否适合当前高层的需要、“好恶”，是官员们需要未雨绸缪的。而且，这种以学科思维模式来选择人才的方式，可能更有益于为自己挑选智囊。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八：职业官员 职业官员是指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十分流行的“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村官是指到农村（含社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助理或其它村官职务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应届或往届大学毕业生。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这些人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为官，不经过社会，而直接踏上仕途。所以称“职业官员”。 发展及现状：据相关报道，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生“村官”开始在中国出现。 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这是自发探索阶段，大学生“村官”人数较少，但形式多样，逐步打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的正式渠道，为后来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2005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大学生“村官”进入全面试验阶段。2006年2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17个省市区启动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计划。 2008年3月，中央组织部会同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座谈会，部署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一个全面的发展时期。自2008年3月全面启动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以来，共有130万多名高校毕业生自愿报名应聘，各地共选聘15.9万名大学生“村官”，加上2008年以前部分省区市自行选聘的，目前共有20万名大学生“村官”上位。 据统计，目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干部班子的占24.1%，其中担任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负责人的占12.3%。2010年4月29日，中央组织部下发通知，由5年内选聘10万大学生村官增长为5年内选聘20万大学生村官。 未来发展：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继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到乡镇担任乡镇长助理后，中共采取的又一项重大决策。这些大学生“村官”，将参加基层选举，这对加强选举措施，提供选举素质会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也是中共在为党政干部队伍在实践中储备后续力量，培养造就有基层工作经验、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高素质领导干部人才的所谓“育苗工程”。同时这一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面向基层就业创业而开辟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共媒体语） 应该说，对这一中共政坛未来的群体，应该寄于期望。如果大学生“村官”能成为中共官员队伍的一条清新的“源头活水”，将有助于整个官员队伍的来源多样化，也可以从基础上相对正规化的培养官员。 结论： 以上两部分九类官员中，太子党、团派、江派，为时代产物，随着中国政治的清明，不会在中国政坛长期存在。地方实力派、精英派、中央官僚派、同职业官员，则应该成为今后中共政坛官员组成的重要途径。而清华帮与北大帮，则是观察中共用人科学的尺度之一。但秘书派，如果今后获得较大发展，而且真正达到“成帮结伙”，亦将标志中国政坛走向腐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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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zg/zg090818_004_1.shtml 中国学者陆学艺：中产阶级已占 中国人口两成多 （2009-08-18） ● 于泽远 北京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变大，1999年中产阶级大致占全国人口的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每年增加1%。 新华网昨天引述陆学艺说，中产阶级的扩大首先是私营企业主在扩大，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是中产；其次知识分子扩大了，白领扩大了。 中等收入不等于中产阶级 陆学艺认为，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中等收入者等于中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所谓中产，要根据一个人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多少来划分。前些年出租车（德士）司机挣钱比知识分子还多，但是，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源和社会地位，所以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出租车司机则不是，因此不能以收入的多少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中产阶级。 中共曾长期使用“阶级斗争”概念，阶级一词也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改革开放后，官方抛弃了中共前领袖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但至今仍避免使用“中产阶级”概念，以免和中共自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对立。 1925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结构分为地主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1949年中共建国后，先是没收了资本家的财产，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然后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1956年后，中共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名义上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实还有位于社会上层的官员阶层，而在宪法上被赋予“领导”地位的农民，只能一辈子在农村劳动，事实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分化成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官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10个阶层。 有关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官员）所占比例额从2.1%变成2.3%；私营企业主阶层从1%上升到1.3%；经理人员也从1.6%增加到2.6%；专业技术人员从4.6%增加到6.3%；办事人员从7.2%变成了7.0%；个体工商户从7.1%变成了9.5%；农村劳动力从42.9%到40.3%。 陆学艺说，中国农业户籍人口还有70%，实际上在农村的人口只有50%，而一个现代化国家最多留20%的农业人口。 中国要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去掉户口这个“紧箍咒”，让农民进城来，这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他指出，中国以前的社会是封闭的、孤立的，后来开放了，流动了、分化了，逐渐向多元化、开放型的现代社会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以前的社会流动体制是“先赋型”的，现在是“后致型”的，“就是你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逐渐趋于高级化，大学生越来越多、科研单位越来越多、白领越来越多、机械劳动力越来越多、手工劳动力越来越少，工人本身也在趋于高级化。虽然农民工还戴着农民的帽子，但他们盼着户籍制度改革，等着户口一转就变成城里人。 “由于整个社会趋于高级化，下层的人都有向上走的可能性，所以国家充满了活力，让人觉得有盼头。”陆学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