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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Message   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Posted on Wednesday, September 26, 2012 - 01:42 pm:    http://view.news.qq.com/zt2012/zrbj/index.htm 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回顾 70年代初期，中方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用尽心思。为争取田中访华进行会谈，中方与日本政界人士沟通阐明中方立场时就尽量压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对于当时双方立场差距过大的钓鱼岛主权问题、《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则采取了搁置态度；同时为了争取日方的支持，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与田中政府 进行邦交谈判中，中方又作出了诸多让步。 邦交谈判前奏，中方压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等问题 1970年代，中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地位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交恶，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选择与美国进行接触，中美关系从此解冻；一方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两方面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采取“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陆续邀请 日本政界人士访华，探索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 1972年4月，日本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访华。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中方尽量压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到“必要的最小限度”，即集中于“台湾问 题”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台和约”（“日台和约”规定了战后日本与台湾的“外 交”关系，并同时断绝了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官方关系，由此而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障碍，编者注）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对于双方立场距离过大而无法妥协以达成共识的钓鱼岛主权争议、《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搁置态度。 中方为争取田中访华作放弃赔偿等诸多让步，周恩来对日承诺：不会让田中首相为难的 中日之间政党外交紧锣密鼓地进行，日本政治家频频访华，毛泽东根据这样的形势作出判断：“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派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转告孙平化：争取面见田中，当面转达周恩来的“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的口头信息。孙平化领命于7 月22日面会大平外相，向日本政府转达了周恩来对首相和外相的访华邀请和“决不让田中首相为难”的承诺。（《回顾与思考: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40年 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林晓光，《领导者》2012第六期） 中日政党在频繁交流中交换双方意见，也取得一些的共识，为了田中首相访华提供基础，而中方为了争取田中访华作出诸多让步。1972年7月25日晚，中日友 协会长廖承志会见了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竹入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日本国内面临很大困难为由对中方施加压力，要求中方接受“认可日美安保条约、不废弃 日台条约、维持日台交流”三项条件，声称如果中方不接受这三项条件，不仅中日邦交正常化难以实现，连主张推进这一政策的田中内阁恐怕也难以为继，如果田中首相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统一国内意见，就不得不考虑内阁总辞职、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是年7月27～29 日，周恩来连续三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竹入。在7月27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对竹入几点要求而作出的回答：“（田中首相）到了北京不发表联合声明就失去了访华的意义，为了让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能安心地来到中国，（联合声明）（1）可以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2）1969年佐藤和尼克松发表的联合公报 也不涉及；（3）日方声明尊重复交三原则。” 周恩来还询问了竹入，田中新政府是否真的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主张的复交三原则。竹入回答说是的。周恩来再追问：“你 的意思是说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竹入回答说，从客观上说，是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由于竹入说明田中首相“理解”“中日复交三原则”就是“尊重”之意，但 有一个问题，主要是第三条说“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是个难题。竹入认为：只要日中恢复国交，日美安保同盟针对中国的效力将不复存在；一旦日中发表联合声明并建立邦交，“日台和约”即自然失效。周恩来听后表示同意，随后表示中日联合声明将不直接触及“日台和约”。 此外周恩来介绍了“毛主席说要放弃赔偿要求”：“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竹人听后称“万分感谢”。周恩来回说：“这是当然的。我们决不出难题。为了早日恢复邦交。还是早一点 来好。”（《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公明党竹人义胜委员长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会谈的要点》） 但国人期待赔偿“人手一台电视”，政府下发文件要国人“从大局出发”接待好田中一行 1972年中下旬，周恩来制定了就赔偿问题向国民作说明的提纲，这一提纲被作为指示在各地传阅。从9月上旬开始到10月，各地根据周恩来的的指示以及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进行宣传。不过当时大部分国人还不清楚关于战争赔偿的问题，而知道相关规定的一部分人则期待着“可以要求赔偿”、“人手可 以得到一台电视”。 1972年8月底，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起草《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并向群众做口头宣传和解释，要求大城市在9月20日前、其他16个城市在10月以前做到家喻户晓。这个宣传提纲强调说，“一些干部群众见到太阳旗就满腔愤慨……但是，日本人民也 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过去的侵华罪行不能由日本人民负担……要从大局出发，理解邀请田中访华的意义，认真准备，做好接待田中一行的工作。” （《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罗平汉，时事出版社，2000年 正式谈判日方提出要求删除“中国放弃请求权”的“权”字，触怒周恩来，但中方最终接受 中日正式谈判时，在第一次外长会谈上，高岛益郎外务省条约局长按照准备好的“日中联合声明的对中说明要项”进行说明，其中有一条，“坦率地评价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对我国要求赔偿的（以下2字脱落，编者注）”，但是因为“日台条约”已经放弃了赔偿请求，所以要求删除“中国放弃请求权”的“权”字。（《中日关 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63） 高岛的这一说明触怒了周恩来，周在随后的谈判中批驳了高岛关于放弃战争赔偿的说法，他说：“高岛在上午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你们条约局长说蒋介石已在‘日台和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和震惊！遭 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中国大陆，蒋介石是逃到台湾、在《旧金山和约》之后签订‘日台条约’的，那时他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放弃赔偿要求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因负担赔偿而受苦，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经不要 了。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绝对不能接受！我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也不能忍受。” 随后，田中首相当场表示：“拜听了放弃赔偿的发言，充分理解了周总理的话，中方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超越恩仇的立场令人感动，日方坦率地评价中方立场，并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日方确有国会、自民党内部的问题，日方困难源于和中国政治体制不同，日本不是社会主义，会出现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意见，但相信能够克服。”实际上，尽管田中首相在访华之前就已经从多个渠道得知中方准备放弃对日索赔，但内心仍然有所疑虑，准备跟中方“当面确认”放弃索 赔的承诺，甚至做好了“如果中方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心理准备。直到听周恩来当面表示中方准备放弃对日索赔才放下心来，表现出愿意妥协、推进谈判的积极态度。因为中共中央早在1960年代就讨论了对日索赔问题，并决定放弃索赔要求。所以周恩来总理交给竹入的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三项方案，其中之一就是 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回顾与思考: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40年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林晓光，《领导者》2012第六期） 但是最终中日联合声明中并没有写上“权”字：“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于当年中方为何接受了日方这一建议，仍有待新的资料解密。 中方要求日方明确表述侵华战争的侵略责任，日方只是表示“深刻的反省” 在正式谈判时，中方要求日方首先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明确日本发动和进行侵华战争的侵略责任。但日方回避了侵略责任的明确表述，只是表示对于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进行深刻的反省。为说服中方，大平外相特意就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这里的“责任”一词并不包含具体的、特别的意味，而是应该理解 为对于伴随加害事实的责任进行充分反省的意思，也就是造成了损害，感到了责任，进行深刻反省的意思。中国外长姬鹏飞对大平的解释表示同意，因为在中方看来，重要的是日方有无为侵略战争道歉的意识和姿态，至于道歉使用什么样的词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主要靠日方自身的反省和觉悟，不是施加外部压力就能解决 的问题；尤其是不能因为对文字和语词的表述进行过多讨论，而偏离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方向。双方经过协商所达成的联合声明文本是这样表述的：日方痛感过去日本国通过战争给中国国民重大损害的责任，并进行深刻的反省。尽管这一表述没有明确的“侵略”字样，也没有提到日方应该给予中方赔偿的责任或义务，但 毕竟是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在与各国发表、签署的共同声明或双边协定等国际法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承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并表示要进行深刻的反省。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并没有把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书面承诺转化为如何在政策措施上切实履行这一责任，如何在社会上、思想上进行深刻反省的制度性、自律性的法制化规定。 （《回顾与思考: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40年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林晓光，《领导者》2012第六期） 日方坚持“日台和约”，中方不承认但为“照顾日方困难”联合声明中可不提 在谈判过程中，“日台合约”成为谈判中的焦点。日方态度很明确，强调“日台和约”是经过日本政府批准、国会审议通过的，具有“合法性”、“有效性”，不能刚性地首先宣布废除，但可以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后果之一而自然终止，以避免日本国内“亲台势力”的激烈反对。 对于日方的提案，周恩来一再着力提出了中方的最后底线：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第一位的目标，必须全力以赴实现之，和约放到下一步考虑；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是必要先决条件，不能含糊：“我们同意大平外相关于中日建交，日蒋断交，‘日台和约’自然失效的意见。中日要建交，日本就要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和蒋介石‘断 交’，‘日台条约’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为法律依据，（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承认这些，蒋介石就是‘正 统’，我们却成为‘非法’的了。我们可以在日方承认和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方的困难，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和 约’，但不能要求我们承认‘日台和约’的存在与合法；更不能说什么蒋介石已在‘日台和约’中放弃了索赔的权利。我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 顾日方的困难，日方也应该考虑我们的立场。” 日方不希望损害日美同盟，周恩来：尊重你们与美国的关系，中日邦交不会让美国为难 日美安保条约问题，是日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日本担心中国坚持以往反对日美同盟的政策立场。日方虽希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不能有损日美同盟。因此日本建议在联合声明里写入“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影响各自同友好国家的关系”，言下之意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不能影响日本同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关系。 对此，周恩来表示：“大平外相谈到日本同第三国关系问题，我们可以不去接触它。中日关系的改善决不是排它的，我们尊重你们与美国的关系，中日恢复邦交不会让美国为难。中方今天不想触及日美安保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日美关系由日美双方处理，中国不干涉内政。因为这是你们的事。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是 有意见，但在联合声明中可以不提这个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将不涉及日美关系，如何处理日美关系是日本的问题。田中首相说台湾海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样，日美安全条约中关于台湾的那一部分就不起作用了。反过来，如果蒋介石捣乱，美国要负责任。因为美蒋条约还存在。美国对蒋介石有约束，不许他出来。美蒋条约 既防我们打它，反过来也不让蒋介石出来。因为台湾海峡的事态还会变化，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作用和效果也将会变化。所以中日两国不必急于就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台湾问题作出规定，可以随国际环境的变化随时进行协商、调整政策立场。至于日方提出防止苏联介入台湾问题，这是中美日三国的共同 观点，中国解放台湾，当然不能让苏联插手。你们也不赞成让苏联插手。你们觉得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了。美国也不让苏联插手台湾。这就是我们三国的共同点。”此 后，周恩来谈判时多次重申中日关系不影响美日联盟。 周恩来对日美联盟态度本就矛盾，担心美军从日本撤军后使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毋庸讳言，此时周恩来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态度，与其与基辛格即尼克松之间的会谈有关。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中方集中防范苏联入侵，虽然中方坚持日美同盟具有威胁性的固有看法，但对其现实功能和实际作用的看法已经有所变化。 尽管中方希望与日建交，但对于日本也不是全无警惕之心，中美谈判中，周恩来对基辛格就强调了警惕日本的必要性。因为如果美军从亚洲撤走，那么已经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必将依靠军事力量回到台湾地区、朝鲜半岛，所以要求美国确保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周还说：“……从美军撤出台湾以及该地区之前，日本的武装 力量就有可能进来，有可能进去台湾。为什么？是因为日本与台湾之间缔结了和平条约，并且强调现在还坚持这一条约。”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美军压制日本这匹“悍 马”，同时又强烈了批评了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指出天皇制“是支撑军国主义的体系的基础”，他希望日本中立，把希望寄托在要求和平的“日本人民”身上。 （《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56） 对此，基辛格反复强调，美军的存在会成为会成为抑制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阀门，《日美安保条约》就是为此而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瓶盖论”。在中美会谈后，基辛格给总统的报告中写下了如下一番话： “我们一致认为日本的扩张主义是危险的，但是在如何加以防范的问题上意见却不统一……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很强的成见，有着矛盾的感情。”（《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56） 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文件的全面公开证明周恩来完全接受了美方的“瓶盖论”，但至少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美方撤出日本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他担心日本军国军主义因此而复活。 10年后田中首相谈当年建交目的：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远东的和平就能实现 田中首相为何最终决意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看看他在10年后接受采访时候就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所谈的感想，或许能从中窥探一二。他说： “如不解决中日关系，就不可能有日本的稳定。第三，日本的安全保障……对日本来说,不仅依靠日美安保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如中日美三国形成等边三角形关系的话，远东的和平就能实现。日本与中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比在亚洲建立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能成为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中日关 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69） 中方与日建交的考虑，毛泽东：团结美日在内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扩张 那么中方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急于与日建交呢？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说：在尼克松访华短短一年间，随着中美在反霸权问题上意见趋于之一，以及中日关系正常化逐步实现，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国实际上已经把日本视为反霸（即反苏）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 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的联合抗苏）”，很显然，中日建交是中美关系解冻的结果，同时毛泽东策划着由这些国家组成的联合抗苏国际统一战线。而且在1974年1月5日会见大平正芳外相时，提出了“团结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这样的构想。（《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日]毛里和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77） 本专题参考林晓光《回顾与思考: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40年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领导者》2012第六期，未注明资料均出自此文 结语 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主要动机还是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另一方还是力图利落地一刀斩断日本与台湾的关系，谋求日本确认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战略确实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但是也使得在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对日本作出了诸多让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领导意志过重，民意被排除在外，诸多实质性问题 被搁置或被以“政治方式”解决，而这也给日后中日关系留下后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就是其中一例。 ───────────────────────────────────────────────────────────────────── http://view.news.qq.com/zt2012/gzzy/index.htm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始末 钓鱼岛纠纷开始于50年代，但当时纠纷的核心是台湾当局与琉球地方政府；1971年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大陆与日本 才逐渐超越台湾与琉球，成为钓鱼岛纠纷的主体双方。而70年代恰又正值大陆外交政策大转折，试图联合美、日对抗苏联以获取国家安全的外交保障。钓鱼岛问题 上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就产生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为确保中日关系正常化，周恩来1972年提出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 “搁置争议”政策的最早出处，就目前所披露的资料而言，应该是1972年7月28日周恩来同日本公明党领袖竹入义胜之间的一次 会谈。据日本霞山会出版的《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记载，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和恢复邦交这个大问 题相比，它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嘛。” 稍后的1972年9月27日，周恩来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话时，再一次重申了中方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的讨论的态度。据曾担任外交部顾问，深度参与中日邦交恢复工作的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回忆： “关于这个（钓鱼岛）问题，是在（中日）第三次首脑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谈起的，双方只是表个态就不谈了。当时田中首相说：我还想说一句话，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 态度如何？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首相说：既 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周总理说：对！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作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总理也说：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转移后来谈。田中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中日复交谈判回顾》，载《日本学 刊》1998年第1期） 日本霞山会出版的《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辑录的周恩来谈话资料，与张香山的回忆大致相同，周恩来说：“我们不要在这里为它 （钓鱼岛）争论了。毕竟，在地图上，它们是你几乎找不到的几个小点。它们之成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周围发现石油而已。”日本方面似乎也不愿意因为纠缠 于钓鱼问题而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外相大平正芳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作为外相在中国逗留了一周，领土问题没有被提出。中日双方都没提出领土问题。我认为这 是正确的。” 关系正常化之后，中方继续谋求“中日同盟反苏”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事实：它实际上分了两步走，1972年两国公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延至 1978年，又签订了一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什么有了一份《声明》还不够，还要有个《条约》？为什么《声明》和《条约》不能合二为一？为什么二者签订的时间相差六年之久？这些都是亟需档案解密才能回答的问题。 不过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也大致可以得出一种可靠的解释。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曾提出：“我跟一个外国 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来访者时又说：“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 结。”毛泽东的“一条线”策略，实际上是想构筑一条联合反苏的同盟，以此抵御苏联的对华威胁。而日本，则是这一构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换句话说，《联合声明》起到的是确立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作用；而《友好条约》的作用，则是确立一种“中日对苏同盟”。 但日方无意共同反苏，更有日本政客以钓鱼岛问题相逼迫，邓小平于是再提“搁置论” 《友好条约》迟迟不能签订，恰恰在于日本认为其中的“反霸条款”有以“中日同盟”的姿态直接针对苏联的嫌疑。如滩尾弘吉就曾公开声言：“条约中写进 反霸条款与迄今为止政府的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主张相悖”；“日本卷入中苏对立将导致亚洲的不稳定和紧张”。日本政府基于同样的理解，在谈判中坚持认 为不应该把日中和约变成“对苏防卫条约”。而中方则竭力解释“反霸条款”没有针对苏联的意思，坚持要将其全部写入条约；日方转而要求在条约中明确解释反霸 条款“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中方则表示表示“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坚决拒绝日方的建议。 在这一漫长的谈判期间，钓鱼岛问题也成为了日本政府用来逼迫中国让步的筹码，滩尾弘吉就曾坚持要求把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作为签订《友好 条约》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在中国方面，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条线”构想的实施实际上已经停顿，中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已获得较大的腾挪空间。 1978年重开谈判后，因为中方基本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在把反霸条款列入条约的同时，明确写明“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迅速签订。 如日本国内呼声所愿，日方谈判代表1978年8月10日在北京确实提到了钓鱼岛问题。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则重复了周恩来1972年的搁置论：“我们 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的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不要牵扯进去——搁置它 20 年、30 年嘛！” 稍后的10月25日，访日的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回答了日本记者提出的“尖阁列岛”归属问题。 邓小平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 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 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据日本霞山会出版《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 当时的媒体普遍认为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相当明智 与今天许多人批评“搁置争议”耽误了钓鱼岛问题的解决不同，70年代的港台媒体，普遍认为“搁置争议”策略是相当明智的选择——这当然是因为当年的 媒体身在其境，了解当日的事件背景的缘故。譬如，香港《明报》1978年5月23日曾以《邓小平谈钓鱼岛》为题发表社论，其对“搁置争议”论的评价相当中 肯。文章说： “邓小平于十九日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二十五位编辑和发行人的访问时，谈到了许多当前的中国及世界大事一。…….最引起海外华人关注的，相信是下面这 几句话，他说，日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两国已同意押后，在商讨和约时不讨论这一问题。中国认为，这问题将来很容易解决。 “我们十分欢迎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表示了如此明确的态度，邓小平的声明，……认为日本的主张站不住脚，那自然便是 说，中国对于钓鱼岛享有主权的说法站得住脚；两国暂时不讨论该群岛的主权问题，那也很好，国际间的领土争议是长期性的事，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最短期间急谋解决，何况该群岛上并无人居，尽可在适当时机，以和平方式谋取合理解决。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邓小平既有这样明确的表示，那 就令人满意了。中国政府决不会放弃本国的领土。 “他说这问题将来很容易解决。那是甚么意思？邓小平没有详加分析，也没有暗示为甚么很容易解决。在一般情况下，国际间的领土争执极不容易解决，除了兵戎相见，在战争上一决胜败之外，单靠谈判实在很难取得协议，而中日之间，虽然绝无为钓鱼岛打上一仗之意。猜想起来，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中极可能会想，比之中苏大战的胜败，钓鱼岛实在微不足道。” 但日方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与中方就“搁置争议”达成过任何共识 虽然邓小平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但日方并不认 为这等同于“搁置争议”。1975年10月22日，日本民社党议员佐佐木良作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曾就“搁置争议”问题质询日本外相宫泽喜一。　 佐佐木：平泽（的）论文说，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已达成默契，即关于尖阁群岛(指我钓鱼岛等岛屿)问题，在条约中不谈及，而把它搁置起来。请问外交当局，情况是否如此？ 宫泽：关于平泽论文所作的结论，我们不能同意，这是自不待言的。关于刚才你指出的尖阁群岛问题，平泽论文的认识，与我们不同。从我们来看，那是错误的认识。下述事实是不存在的，即：以(把尖阁群岛)搁置起来的形式进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佐佐木：在日中间进行的谈判中没有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是这样吗？ 宫泽：尖阁群岛从明治二十八年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现在仍置于我国有效的施政权下，因此，谈判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 换言之，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并不认可中方的“搁置争议”；只承认在谈判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日本外务省官员1978年10月25日的公开讲 话态度则更明确：“（邓小平对钓鱼岛的意见）的确讲得非常清楚。不过，只有搁置起来这句话是多余的”，日本《产经新闻》认为：这表明外务省人士“担心今后围绕这一讲话将在国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事实上，这一影响已然产生，日本政府及民众在今天已经无法再像70年代那样，无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 了。 日本媒体经常给日本政府扣上“迎合搁置论”的帽子 70年代的中国，既需要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又无力改变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除“搁置争议”外，其实别无更 好的办法。但对日本政府来说，“搁置争议论”则是一个绝不能触碰的雷区；尽管历届日本政府都不承认就“搁置争议论”与中方达成过任何共识，但每次钓鱼岛危 机，日本政府的克制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被国内媒体扣上“迎合搁置论”的帽子。 如1996年钓鱼岛冲突，起因于日本民间政治组织上岛擅设灯塔，日本政府最后采取的平息冲突的措施是在法律层面不批准这些灯塔。日本《产经新闻》因此刊文指责政府： “政府在24日的日中外长会谈中表明了这样的方针：实际上不批准东京都内的政治组织在尖阁群岛(钓鱼岛)设置的灯塔。其背景在于(日本政府)有这样一种考虑：不要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可以说，这表明了这样一种现实：对日本来说，只有采取搁置问题这一对策。不可否认，这是对华‘认输’的外交。关于灯塔，中国方面指出：‘中国一直采取非常克制的态度。不过，很多中国人对建筑非法设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并要求日本方面通过撤消灯塔来收拾事态。日 本方面也基于如下立场指出，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外务省人士语)。这种立场是，‘作为法治国家来说，政府不能拆除私有土地上的灯塔’(政府人士 语)。于是决定了不批准灯塔的方针。不过，这次又在不承认日本实际上控制着(尖阁群岛)的情况下，搁置尖阁群岛的主权问题。作为结果来说，是追认了1978年曾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所提出的‘搁置’主张。 中国方面再三通过海洋考察船等侵犯领海，此外，还根据‘把历史认识问题也联系在一起的长期战略’(执政党议员语)加强了确保权益的姿态。而日本方面却没有 具体对策，这是实际情况。似乎可以说，如果仅仅是搁置(主权)问题，那么，从结果来看，就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日中外长会谈——担心事态进一步发 展，因而搁置尖阁群岛的主权问题》，1996年9月25日） “共同开发”论最早由日方提出，邓小平顺势拿来为钓鱼岛问题破局 据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一秘肖建国所撰写的《东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历程回顾》一文介绍，“共同开发”的理念，其实源于东海争议海域的油气开发。从70年 代开始，日本先后与韩国、台湾多次协商洽谈搁置有争议领土和大陆架，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方案。但因涉及损害中国利益，屡遭中方反对和阻止。为了应对中方的抗议，日本于1978年8月提出了中日共同开发的主张。当时的日本外相园田在参众两院外务委员会上表示了中日联合开发包括钓鱼岛周围在内的大陆架的想 法，他说：“由日中合作搞为好，如果(对方)正式提出商谈，将以向前看的姿态进行处理。” 其时，正值史上著名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日本寄希望于在在油气资源储量丰富的东海开辟新的油源，1979年5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铃木说：日本准备在渤海湾同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如中国还愿意在其他地区合作，我们也可以。邓小平敏锐地回答道：可在不涉及钓鱼岛领土主权的情况下， 双方搞共同开发。稍后，1979年6月17日，李先念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又说：“日本有人提出在此地区(指钓鱼岛)共同开发怎么样?我们认为可 以，不涉及主权问题。”同月，中方又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本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念，第一次正式结合到了一 起。 日媒解读邓小平“共同开发”论的目的，认为是为了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推动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共同开发”？1979年7月24日《朝日新闻》的一篇名为《在领有权问题上与中国有分歧，政府内部对共同开发尖阁群岛产生警惕论》的报道有最切中实际的解读： “关于日中两国议论纷纷的‘共同开发’尖阁群岛附近海底油田的设想，政府内部很重视日中两一国各自持有不同的想法，对于早日实现这一设想，出现了警惕论和慎重论。外务省已训令驻北京大使馆注意中国方面的意图。 “关于共同开发尖阁群岛附近海底油田的设想，日本在七月十日的内阁会议上，已由园田外相同意森山运输相提出的方案的形式表面化。但是，正如园田外相在内阁会议后所表明的那样，‘中国方面也非正式地试探过，中国政府的几位最高干部，从五月到六月已向访华的日本政界、经济界要人就‘共同开发’的设想进行 了工作。’ “在政府内部，所以对中国方面的提案涉及领有权的意图投以警惕的目光，第一，这些中国政府首脑的发言中，明确地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即指定‘尖阁群岛 附近’的地区，同‘领有权是不同的’问题”。邓小平副总理曾说过，‘尖阁问题放它二十年三十年，留待下一代去解决’。同过去这种慢慢来的姿态相比，居然摆 出了在‘尖阁群岛附近’的特定地区急于进行共同开发的姿态，使人感到中国的姿态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二，中国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发言，是在五月末冲绳开发厅对尖阁群岛的开发利用进行调查以及中国方面对此提出抗议之后紧接着开始的。政府内部有这样的推测：‘在领有权问题上，中国鉴于日本具有积累的有效统治，于是改变战术，拿出共同开发石油的办法造成事实上‘共有’的状态。’此外，‘渤海湾方式’，是中国在开发领海内的海底油田时，由日本在资金和技术方面予以合作并以生产的石油供给日本的方式，把这种方式适用于尖阁群岛的附近，无宁说使人感到中国方面的主张是，在承认中国对这些岛屿的潜在主权的情况下来共同开发。 “第三，从中国开发石油的现状看，急于在尖阁群岛附近着手的必要性很小。中国估计存在着蕴藏量互大的陆地油田，应最优先地开发这些油田。只是这些油田离中苏国境太近，因此想同时开发海底油田。日本专家认为，渤海湾的日中共同开发，英国系统的国际石油资本在黄海的勘探，以及美国系统的国际石油资本在南 中国海珠江口的勘探，都刚刚开始，目前没有余力进行其他(开探)。 “据认为，大平首相、园田外相等政府上层人士的基本判断是，在东中国海也给中国以较多的权利的情况下，及早地进行‘共同开发’，是上策。 “正是因为这样，政府内部才提出了离间性的警惕沦。他们认为，尖阁群岛附近的‘共同开发’，将成为日中友好的政治上的象征，因此在尖阁群岛的领有权问题上很有可能出现迫使口本让步的事态。” 日本政府因此坚决不同意在钓鱼岛附近“共同开发” 正因为意识到了“共同开发”钓鱼岛海域，会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独家实际控制，进而改变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被动与主动关系，日本拒绝了中方的提 议。据1979年8月1日新华社东京电：日本外务省认为搁置领有权而进行联合开发，不仅会招致国内反对，而且会给苏联“可否搁置领土问题而进行缔结睦邻友 好条约谈判”以借口，认为搁置领有权而进行联合开发，在外交政策上是拙劣的——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为了打破外交孤立的局面，当时恰恰也在谋求与日本实现关 系正常化，为此甚至不惜将与日本存在主权争议、而由苏方实际占领的北方四岛拿出来，提议与日本进行“共同开发”；而日本则一度寄希望于抓住苏联外交上的困 境，逼迫苏联放弃北方四岛，而未接受其“共同开发”提议。日本之所以拿苏联为挡箭牌拒绝中国，恰恰也正是击中了中国当时反苏现实无可扭转的软肋。 1979年8月，日本驻华大使吉田健又提出：不要提尖阁列岛共同开发，应在该岛以西“有希望的储油区”进行共同开发，或在日方划出的中间线两侧，各 划出同等面积的区域进行共同开东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9月7日，园田外相在内阁会议上说：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认为是有争议的地 区，谈不上把尖阁列岛的领有权搁置起来。日本严防中国以任何形式对钓鱼岛进行实际渗透的态度显而易见。而1980年之后，在不谈钓鱼岛附近共同开发问题的 前提下，日本政府还曾多次表示愿意联合开发东海其他海域大陆架油气资源。 结语 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只要能够抛弃不切实际的喊打喊杀，以冷静和理性来思考问题，其实不难对政府采取的措施做出客观的评价。邓小平时代针对钓鱼岛所提 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策略，虽然不能说很成功，但毕竟都有深思熟虑在其中，对收回钓鱼岛，是明显有帮助，而绝对无损害的。当然，此一时，彼一时，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今天是否还适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　 http://view.news.qq.com/zt2012/twdyd/index.htm 一、两蒋时代：民间保钓如火如荼，官方行动畏首畏尾 早在60年代，台湾民众就开始参与保卫钓鱼岛主权，70年代初台湾留美学生和在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中情绪高涨，但由于两蒋在外交问题上有求于美日，并且害怕保钓运动被大陆操控，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畏首畏尾，在对待“保钓”运动时也由开始的默许转变为限制。 1、1970年之前，民众反应很小，台湾“认定钓鱼台问题之交涉对象为美国，而非日本” 1969年之前的钓鱼台是一个无人岛，大陆、台湾及日本民众都没有给予其多少关注。1968年勘测发现钓鱼岛周围海域可能蕴藏了十分客观的油气资源后，日本政府开始迅速对钓鱼岛进行单方面实际控制。对于这一系列侵占行为，因宣传限制，当时的台湾民众并没有多少强烈感受，而国民党 政府则不断向美国申明钓鱼岛主权。 虽然日本政府此一时期不断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但台湾除公开声明“不同意日本对钓鱼岛列岛的主张。”之外，并未将日本视作钓鱼岛问题的外交交涉对象，而是“认定钓鱼台问题之交涉对象为美国”。 据时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的钱复回忆：“行政院曾在1969年7月17日的院会中，发表《我对沿海大陆礁层资源之探勘及开发，得行使主权上权利》声明。……日本方面经由外交途径向我表示关切，同时我政府亦认定钓鱼台问题之交涉对象为美国，而非日本，因此对日方之关切表明我国不能同意，声明我 政府在该海域有探勘开采之权。……1970年9月15日上午，沈剑虹次长召美国大使馆安士德（OscarArmstrong）代办来部，详细说明我国在历 史、地理、条约上均有权对钓鱼台做主权主张的理由，并将‘口头声明’递交，要求美国政府不能将该列屿交予日本。……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 科长修斯密（ThomasShoesmith）来华访问，上午曾来北美司和我就双方有关问题谈了八十分钟。我告诉他，我国对钓鱼台拥有主权是极为明确的，我朝野各界对此一问题有很强烈的表示，希望美国政府重视，处理本案时切勿偏袒日本。我也指出该列屿现由美军管理，我因基于区域安全及重视中美邦交的考虑， 过去对美军管理未表示异议，但绝非默认，他日美国在该项管理结束时，应将该列屿交还我国。” （《钱复回忆录》（卷一：外交风云动），转自2005年3月1日出版的《参考消息》） 2、1970年台湾记者登陆钓鱼岛竖旗刻字，蒋介石叹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 1970年9月2日，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姚琢奇搭乘“海宪号”海洋探测船登陆钓鱼岛，树立“青天白日旗”并在岩石上刻字。据其本人回忆当时的场景是：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因为这件事的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太大的麻烦。比如，在人选方 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 员……1970年9月2日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岛上宣示了主权，然后又用红油漆在一块较平坦的岩壁上写下了‘蒋总统万岁’ 和‘中华民国万岁’，又在对面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我们9月3日返回基隆，4号文章见报。据说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总统府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余纪忠当初之所以嘱咐我们写下‘蒋总统万岁’这5个字，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日本方面看到 这个新闻后也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并把青天白日旗取了下来，洗好叠好，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详细] 3、1971年台湾留美学生掀起大规模“保钓运动”，因讲究策略造成很大影响 1971年，美国拟将钓鱼岛非法“转交”日本的做法严重刺激了台湾留美学生，迅速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1月29日、30日，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 生、旅美学人和华侨等在联合国总部、日本驻纽约、芝加哥等地领事馆和日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日两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因其游行和抗议很讲究策略——如编写《钓鱼台战歌》、重填《满江红》“甲午耻，犹未雪，家国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再如游行不带任何旗帜，青天白 日旗和五星红旗都不带，以防内讧；以及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收集大量著名学者签名、在报纸上给蒋介石写公开信；等等——因此在美日两国及大陆和台湾都引 起了强烈的轰动。 4、保钓运动传回台湾，国民党想管但已经管不住了 在海外“保钓运动”影响下，台湾岛内的青年学生也开始行动。一时间，“你把钓鱼台列屿卖了多少钱”、“不要购买日本货或美国货”等标语贴满了台湾各大学校的校园。据当时参加抗议活动的王晓波回忆： “保钓运动大约是在1971年4月份左右才在台大开始闹起来的。一开始是以侨生为主，他们胆子比较大，后来台湾学生也跟着闹起来了。那时候台大校园里贴满了标语，还有人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句话做成几米长的条幅从宿舍楼顶上挂下来，一进台大 校门就能看见。一开始台大校方想管，但学生情绪太激动，管不住，只好允许学生们在台大体育馆举行了一次保卫钓鱼台大会。那天会场塞得人山人海，有人当场提议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但在当时的台湾，成立组织是很忌讳的事情，现场争议很大，于是我跑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说：‘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即时成 立，赞成的请鼓掌！（笑）’台下一片掌声，于是就成立了。不久后美国宣布要在1971年6月17日和日本正式签约，把琉球和钓鱼台送还日本，于是台大学生决定在那天举行示威游行。游行前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制作标语，一个教官跑来跟我们说，明天谁敢上街就逮捕谁。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都很紧张，这 时有个来自韩国的侨生站起来说：‘是我主张要上街的，你来逮捕我吧。’之后学生们一个一个都站了起来。”[详细] 5、林孝信：“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 国民党当局对“保钓运动”顾虑重重，当时正值台湾将会被联合国驱逐之际，美国也有与大陆重建外交关系的迹象，这就决定了台湾当局对钓鱼岛问题“抵抗乏力”，不愿因其主权问题与美、日之间生出嫌隙。 1971年6月11日，台湾“外交部”遵照蒋介石旨意发表声明称：钓鱼岛“附属台湾省，构成中华民国之一部分……中华民国政有国人根据其保卫国土神圣义务在任何情形下决不放弃尺寸领土之主权。”并在1971年12月2日台湾行政院下令将钧鱼岛列屿划归台湾省宜兰县管辖。之后除了不断声明主权之外，再 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李恒《钓鱼岛问题研究》）而对保钓学生则一概避而不见，还多加限制。据当时在美国参加游行的林孝信讲：“游行没有达到目的……我们 很快意识到……应该去自己的国家寻求帮助，就又去了台湾驻美使馆，以为会听到一些鼓励的话。当时台湾驻美大使名叫周书凯，他已经被任命为新的台湾外交部长，我们听说他为了把海外留学生的意见带回国，所以一直留在美国没走。结果我们游行到大使馆门口，一遍一遍地喊：‘周书凯出来！周书凯出来！’但他却始终 没有出来见学生。这是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详细] 6、蒋经国：游行可以去，但“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 从一开始，台湾当局对“保钓运动”就不是很欢迎，因为“保钓运动”游行和组织“保钓会”都与当时蒋介石的威权体制相悖，但面对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台当局还是容忍了。 台湾岛内的保钓者一般都认为：当时负责处理此问题的蒋经国态度还是比较开明的。据王晓波回忆说：“当时蒋经国派张德浦来台大处理这个事情，他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说游行可以去，但要遵循3个原则：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于是第二天校方专门包车把我们送到美国大使馆，我们从那里 走到日本大使馆，再坐包车返回学校。……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 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详细] 7、保钓运动政治分化，毛泽东的头像出现在游行队伍里 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并且随着国民党当局在保钓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保钓学生逐渐分化成左右两派。据当时参加美国“保钓运动”的林孝信回忆：“4月 10日的大游行之后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今后应该如何保钓。此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7月9号下午6点钟的黄金时间，美国所有电视台和广播全部插播新闻，尼克松宣布即将访华。我们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在那边，而且好像蛮强大的，就连美国总统都要去拜访，说不定中国政府会保钓，于是便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 中国的风潮。那时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虽然文革本身很可能有问题，但起码从对外宣传来看，文革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保钓人士有很强的号召力，于是很多人变成了左派。”[详细] 随后几个月，各地保钓会开始关注两岸前途问题。据林盛中回忆说：“1971年8月在我的母校布朗大学举办‘美东国是讨论会’，讨论有关台湾的议题、 有关中国大陆的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议题。会议分10个组进行讨论，其中有3个组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向大会提议到联合国总部游行示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的唯一代表。……1971年9月21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示威游行。……游行开始，五星 红旗前导，接着是10个人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站在最左边，挂的是‘！’（惊叹号），接着是10个人高举毛主席的像，再接着是士气高昂的队伍。这场示威游行轰动了世界，当时的美国三大电视CBS，NBC和ABC都重点播出，《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等世界各地的报纸的头版都报道并刊出游行 的照片。……1971年9月21日，由李我焱、陈恒次、陈治利、王春生（女）和王正方组成的第一个‘保钓代表团’……到中国大陆访问，大家心中既兴奋又充满了神秘感。周恩来很重视‘保钓运动’，很重视这一批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台湾同胞代表，特地安排接见，谈得很深入，从晚上10点谈到次日凌晨4点。‘保钓 代表团’5个人还没回到美国，台湾的《中央日报》就报导他们到大陆访问的消息，骂他们是文化特务，是‘毛虫’（毛泽东的跟屁虫），并说国民党当局已吊销他们的护照，这无疑替他们免费宣传。”（《林盛中对保钓运动的回顾》） 自此保钓运动转变成“统一中国”与“反共爱国”两种政治力量在美国华人之间角力，双方的斗争有时相当惨烈，流血事件不时传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8、保钓还引发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 左右问题之外，还有“台独”势力来掺和，据刘源俊回忆：“还有一个台独派，从道理上讲也应该保钓，但他们却没有参与，我觉得这件事正好说明台独的本质不是爱台湾，而是美日的傀儡。” 在台湾岛内，保钓还引发了统独之争，据王晓波回忆：“保钓方面，台大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始有统一的声音和想法出来。另一派则认为不能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台湾自己应该先实行民主，于是台独的声音就出现了。1972年 12月4日，台大学生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请两派学者上台发言，结果统派声音压倒一切。会议结束后台独团体写文章攻击统派，开始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详细] 9、当局开始严格限制保钓运动，“到了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 随着“保钓运动”的复杂化，国民党当局开始限制对学生游行和组织团体进行严格限制，破坏“保钓”。据林孝信回忆：“海外的保钓运动正式左转之后，国 民党一看情势不好，便转了方向，开始用怀柔的办法，希望有影响的人物站出来替他们讲话。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出来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被我拒绝，于是国民党就将我列入黑名单，吊销了我的护照。”[详细] 不仅如此，台湾当局还开始直接破坏海外的“保钓运动”，据王正方回忆说：“美国各校园的保钓组织早就深有感受，特别在台湾当局派出的官员安抚失败之后，国民党职业学生就大肆活动起来：打小报告、传递黑函、在保钓积极分子的汽车油箱放糖、半夜打恐吓电话。有些登记要参加保钓游行的同学，半夜被FBI搜 家抓走，指控他收藏大麻。这类恐吓确实吓走一部分同学，但也造成更多同学反感。”（《鲜为人知的历史：70年代台港留学生激愤保钓》） 王晓波回忆台湾岛内的情况是：“到了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当时我已经是台大的讲师，和同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永祥、陈鼓应一起被抓，理由是亲共，这就是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我只被关了一天就被释放了，但我也因此被台大解聘。我觉得第一波保钓运动到这里就算正式结束了。”[详细] 10、保钓运动失败，此后直到80年代末期，台湾基本没有大的保钓行为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加上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台湾“保钓运动”归于失败。197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了“归还冲绳协定”，日美正式“移交”琉球和钓鱼岛。这表明“保钓运动”最终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对此，台湾民众感到极其失望，也感到非常愤怒。 据林孝信回忆：“大家最先游行到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但美国人的回答还是老一套，说钓鱼台是琉球的一部分，按照协议将还给日本。有些女学生听到这个回答都哭了，我们受到的教育让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主持正义的国家，没想到美国背叛了我们的信任。”[详细] 而在日本使馆前，日本外交官的话更让当年的保钓者感受到了什么叫耻辱，据王正方回忆：“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被推举赴日本大使馆递抗议书。出面接受抗议书的是一位年轻的日本低阶外交官，态度尚称和善。以英语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一律以‘不予置评’来回答。最后我有点毛躁起来，说：‘你除了不予置评， 就没有别的说法了吗？’那位日本官员幽了我一默：‘据我所知，你们的政府不也是对此事说不予置评吗？’”（《鲜为人知的历史：70年代台港留学生激愤保 钓》） 此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因此，台湾方面除了例行的抗议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保钓”行为。据刘源俊回忆：“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 会投票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第一波保钓运动就算基本结束了。……回到台湾，发现台湾人心惶惶，大家似乎都还没有从失去联合国席位的事实中缓过神来。“那几年台湾人心里想的都是怎样保住台湾，哪有心思保卫钓鱼台啊？只有少数左派人士还在保钓，可没过几年他们 就亲眼目睹了粉碎四人帮事件，然后就是大陆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这些变化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更没心思保钓了。”（《保钓运动的传承》） 二、李登辉时代：民间保钓情绪高涨，官方渐趋冷淡 在1980年代末期李登辉接班直到2000年民进党之争，十年间台湾岛内又掀起了多次“保钓”高潮，与70年代不同的是，官方态度先是很强硬，随着李登辉完全掌控台湾政局，便开始限制“保钓”。 1、1990年李登辉决定用“外交”而非“军事”方法解决钓鱼岛问题，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1990年10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准备承认1988年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建立的灯塔为正式航线标志。10月20日，高雄市长吴敦义想 “选钓鱼岛作为台湾区运动会圣火传递的地点，当圣火队传送圣火到钓鱼岛，遭到日本海空武装力量驱逐返台”。李登辉召集郝柏村等人开会协商对策，决定事件要以“外交”而非“军事”的方法解决。 国民党的这一态度让台湾舆论哗然，台湾民众强烈指责台军方及“外交部”处事无能和软弱，民进党主席黄信介说：“郝柏村再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却无法保护，吴敦义只顾个人出风头，被人‘赶出’钓鱼岛，均应辞职。” 在各方压力下，吴教义在23日向“行政院’提出辞职报告，终因国民党高层保护才勉强过关。同时，国民党成立 “钓鱼台专案处理小组”，负责研究对策。最后还是确定以“外交途径”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方针，派军舰保护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台湾渔民，但阻止各界组织大船队再赴钓鱼岛收回主权的要求。“专案处理小组’宜布：“目前事件已进入外交交涉阶段，政府在政策上不开放非渔民以外的民众前往钓鱼台地区活动，若有人私自前 往，就是违法行为。”由于当局基本上采取了抑制民间“保钓”的态度，“保钓”再次无疾而终。（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316页） 2、台军曾拟定强行登岛的秘密计划，但被李登辉强行终止 1990年钓鱼岛问题紧张期间，台军参谋总部为了宣誓主权，曾制定了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计划：派特种兵空降抢占钓鱼岛。据介绍，当时的情况是：“中 国两岸三地的民间团体多次在钓鱼岛周边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驱离，以及李登辉打算废弃相当重要的、位于苏澳外海的台军R17海空联训靶区，间接向日本让出相 关海空控制权等动作，令岛内舆论沸腾起来。台军遂制定‘汉疆计划’，打算派军队强行登上钓鱼岛。拆除其上日本设立的灯塔等建筑，强势宣示钓鱼岛主权。” 2006年由台湾“陆军空降特战司令部”退役的刘庆和士官长说：“听我们营长说，我们根本就没打算占领钓鱼岛，而是清除岛上的日方建筑物而已。整个计划是‘行政院长’指示的，接到命令的人都有牺牲准备，甚至遗书都写好……我管理全营弹药，所以我也被长官拉着到处跑，把批号最新的弹药全翻出来，最好还是美制弹药，因为干部都抱怨联勤兵工厂生产的弹药打个两三百发就会卡弹。”这位士官长还说出一段外界都不曾听说的事：“听长官说，钓鱼岛距基隆102海 里，台湾的潜艇已经在附近监视，连中共的军舰也出动为我们壮胆，所以我相信这次台军如果打起来，一定不会打得很窝囊。” 曾任台湾海军总部参谋长的兰宁利中将则回忆说：“台军确实曾经秘密拟定作战计划，预备到钓鱼岛上拆除日本建筑物，并且将青天白日旗插上钓鱼岛。…… 演习视同作战，阳字号的一位少校武器长金戈甚至写好遗书交给我看，现在回想当时还是很激动。可就在准备出发前却突然接到指令，要留在基隆港内待命，好几天都没有新的指令，后来才听说，因为李登辉坚持不准。”11月5日上午，李登辉打电话给“行政院长”郝柏村，以极为强硬地语气说：“钓鱼岛是筹码！不是战 场！”台“国防部”极机密进行的“汉疆计划”随即终止。（雷炎《军事保钓掀风云绝密的台军“汉疆计划”》） 3、1996年，台湾民众再次登岛宣示主权 1996年7月，日本政府单方宣布其领海范围包括钓鱼岛海域，并再次出动军舰驱逐进入钓鱼岛海域的台湾渔船。同时，具有黑道背景的“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 列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意图永久占领钓鱼岛。台湾“外交部”于7月24日发表了《关于日本人在钓鱼岛上修建灯塔事件的声明》，向日方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台湾民众的“保钓”热情再次高涨，保钓船队就在当年登上了钓鱼岛： “先头部队很快就遇到了日本军舰，据估计大概有80艘左右，双方在海上展开了一场围追堵截的大战。‘我后来听说日本横须贺海军总部停止了国家演习，把所有的军舰都从本岛调来保护钓鱼台。’金介寿说：‘那天的钓鱼台海域相当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场。’资料显示，那天台湾海巡署的军舰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待命，但没有一艘敢于上前护航。……‘自立6号’在4艘普通渔船的掩护下顺利突围，成功靠岸，金介寿和另一名香港保钓人士陈裕南跳上钓鱼岛，爬到了6米高 的地方。可惜他们爬上的是钓鱼岛前面的一块礁岩，和本岛之间隔着一条2-3米宽的海沟，没法前进。此时日本军舰因为体积太大，不敢靠的太近，只能放下几艘小艇前来阻挡，被船员们用长矛挡住。眼看没法继续前行，金介寿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青天白日旗，插到了岩石上。陈裕南则先是按计划插上一面写有‘中国领土钓 鱼台’字样的黄色旗帜，又从怀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也插到了岛上。这大概是海峡两岸的旗帜第一次在同一块场地上同时飘扬。”（《保钓运动的传承》）此后一 直到陈水扁上台，虽然仍有多次登岛行动，但都没成功。此后台湾当局的立场逐渐变得暧昧起来，试图息事宁人，一再要求民众冷静、谨慎和理性地处理钓鱼岛问题。 三、2000年后：陈水扁态度模糊，马英九“仍很谨慎”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开始采用多种手段对“保钓”进行严格限制，保钓行为也日渐“禁绝”。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虽然开始恢复“保钓”，立场也日渐强硬，但对民间保钓则仍非常谨慎。 1、陈水扁时代：“他们不敢公开禁止保钓，只能用这些手段阻止我们出海。” 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从明确变得模糊起来。2004年7月6日，台湾新任驻日代表许世楷在东京记者会上竟然声称“钓鱼岛距离台湾与日本冲绳都很近，不能简单论断主权归属。”（李恒《钓鱼岛问题研究》） 而卸任的李登辉则显得肆无忌惮，2002年9月16日他接受日本《冲绳时报》专访时宣称：虽然大陆和台湾都宣称拥有钓鱼台列岛主权，但“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10月20日，李登辉再次鼓吹“台湾对钓鱼台只有渔业权，没有领土权”。 陈水扁对“保钓”更是如临大敌。2003年10月7日，黄锡麟随同200多名来自港澳台的保钓人士，一起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这成为陈水扁时期保钓行动的绝唱。那次保钓回来后，黄等人还被当局罚了3万元新台币。此后的几年间，黄锡麟更是连一次出海“保钓”的机会都没 有。据黄锡麟回忆：他“一直在努力登岛，几乎每年都要出海一次，为此他甚至专门去考了一个渔民证，因为台湾有个规定，普通渔船可以随便出海捕鱼，但只有考过渔民证的人才可以上这种船。一般人要想出海，只能坐海钓船，这属于娱乐渔船，按照规定最远只能驶到距离台湾本岛24海里的地方，钓鱼岛自然也就去不成 了。……这规定以前一直有，但从来没认真执行过，直到陈水扁时代台湾海巡署才终于严格起来。他们不敢公开禁止保钓，只能用这些手段阻止我们出海。其实我申请了渔民证也没用，他们总会想出各种办法刁难我们的，比如不给我们配油，或者在保钓船申请执照延期的时候故意拖延时间。”（《保钓运动的传承》） 2、马英九时代：“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说不准保钓，而是用其他办法设置障碍” 马英九作为老牌的“保钓”先锋，2008年其主政台湾让保钓人士再次看到了希望。在钓鱼岛问题上，马英九立场鲜明，“一寸都不能让”。2008年6 月10日，就在马英九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台湾“联合号”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巡逻船撞沉，船长何鸿义和两名船员被日本当局扣留。台日关系再度紧张，马英九甚至召回驻日本代表。 在此情况下，黄锡麟等人再次出海保钓，也没有遭遇任何阻拦。一路上还有台湾“海巡署”的军舰保护：“以前我们出发时，海巡署的人把我们团团围住阻扰出港，这次则是百姓把我们团团围住热烈壮行。当局也都很帮我们，不会阻止我们。现在协会申请下来了，我们出海的行为也具有合法性了，不怕遇到任何阻拦。” 黄锡麟对回忆说，“马英九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我们民间一些大的保钓会议，只要有空他都会来参加。有一年，我们做了保钓邮票，选了009号送给他，他亲手 给我们题字：祝保钓成功。甚至当时，他还说要弄一个保钓博物馆。”（《台湾保钓组织力争每年登一次钓鱼岛》） 但马英九的这些举措并没有真正满足民间的“保钓要求”，黄锡麟说：“说实话，我心里很明白，08年那次保钓其实就是日本人让我们爽一下而已啦。马英九选举前曾经公开说，为了收回钓鱼台不惜一战！可他当上总统后就没了下文。他是表面上保钓，私底下跑掉！”2009年黄锡麟本来还打算再去一次，结果被马英九派来的特使劝了回去：“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说不准保钓，而是用其他办法设置障碍，比如威胁渔民，不要租船给保钓人士等等。” 游明川也回忆说：“海巡署不让我们靠近钓鱼台，第一次违规罚款3万，第二次15万，第三次吊销执照。他们还出钱给我们的船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名以上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实际上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据说台湾政府准备花800亿造新军舰，可造了也不是为了打日本人的，而是 为了挡台湾渔民的！” 结语 台湾民间的“保钓”努力无疑值得尊敬。台湾当局的处理，则从未真正满足过民间的“保钓”要求。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其背后，有着更复杂的时代背景。 ───────────────────────────────────────────────────────────────────── http://view.news.qq.com/zt2012/drsp/index.htm 美国从中作梗，导致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最终失败 　 国民政府的对日索赔，从一开始就受制于美国。最终，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选择了牺牲中国利益。偏居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不得不与日本签订协议放弃一切政府索赔要求。 同盟国对日索赔基本原则：拆迁工业设备来做实物赔偿 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曾明确日本的战争赔偿原则：“日本为支持其平时经济及交付公正之实物赔偿，得维持必要工业，但 不得维持能使日本再武装之工业。为完成此一目的，日本得取得原料，但不得加以控制。最后，日本亦得参加世界贸易。”换言之，即：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 转所必需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全部用来赔偿。 盟国的这一赔偿原则包括两个层面：1、要求日本以实物的形式而非货币的形式赔偿；2、 要求毁坏一切可能导致日本重 新武装起来的工业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一战后，协约国一方面难以索取到战败国的货币赔偿；另一方面，战败国为了支付赔偿，不得不全力整顿工业，提高工业生成能力，而为了使战败国尽快恢复经济以具备赔偿能力，协约国又不得不为其提供巨额的贷款，其结果，不仅加强了战败国的经济实 力，而且使其再度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德国一战后的复兴就是如此。所以，二战结束后，盟国改变了索赔方式，要求以实物形式赔偿，尽最大可能拆迁掉战败国的工业设备，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系的工业设备，如此，不但可以使受害国立即得到赔偿，而且可以限制战败国的战争复活能力。 国民政府要求获得日本赔偿总额的半数以上 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损失最大的国家，早在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的开罗会议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就提出了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问题。虽然战争尚未结束，但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故国民政府未雨绸缪，国民政府于1944年2月5日，即成立了“行政院抗战 损失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因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损失，以备日后向其要求赔偿。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45年11月 通过了《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该《办法》提出的索赔要求具体如下： (1)日本赔偿应以实物为主、赔款为辅。(2)中国受日本蹂躏最久，受害区域最广，公私财产损失最大，人口伤亡最多，故对日本索取赔偿应有优先权。 (3)凡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公私财产悉数归属中国政府，以作赔偿的一部分，日侨此项私产损失，由日本政府负担之。(4)在日本境内宜充赔偿的各种实物，应交 与中国政府作赔偿的一个部分。(5)日本应将每年所生产的一部分原料及产品，在规定的年限内分期定量交中国政府，以作赔偿一部分。(6)关于伪钞及日本在 中国境内发行的军用票等金融方面的损失，日本政府应在若干年内向中国政府分期偿还。(7)苏联在东北发行的货币、中国在越南受降的一切费用，中国在军事占 领日本期间的费用，均应由日本偿还或负担。(8)日本应将其可变卖的有价证券及国外资产(包括外汇)的大部分移交中国政府。(9)若不由各国自行提出个别 赔偿要求时，应争取中国有日本赔偿总额中占半数以上。 日本政府竭力渲染经济困难，且将困难归咎于台湾、朝鲜等殖民地的丧失 作为战败赔偿者，1945年12月3日，日本政府向盟国递交了一份赔偿意见书，题为《关于日本赔偿的初步研究》。在意见书中，日本政府竭力渲染其经济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意见书认为，日本目前面临五大经济困境：1、自给自足食品供应的困难；2、国内自然资源的贫 乏；3、海上运输收入的丧失；4、原料加工品出口的不足；5、就业困难。日本政府还认为，要维持1930年的生活水平，日本不得不出口价值32亿日元(按 1941年物价)的商品；就业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让制造业工厂吸纳过剩的农村人口。鉴于此，在允许的范围内，日本应尽可能保留多类工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在总结困难原因时，并没有反省其侵略战争，反而将原因归结为资源丰富的朝鲜、台湾、库页岛的丧失。 美国完全控制整个对日索赔进程，麦克阿瑟有“决定权” 日本投降以后，盟军占领日本，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代表盟国在占领期间管制日本。事实上，占领军以美军为绝对主力，盟军总部各级负责人员也均为美驻日盟军总司国派遣人员，故管制日本之权，操之于麦克阿瑟一人之手。 故而，在对日索赔问题上，美国就成了绝对的主导者。盟国具体负责推动对日索赔工作的是两大机构：远东委员会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前者是制定战后对日索赔及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中、美、英、苏、法、荷、菲、加、澳、新西兰、印度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后者则是盟国驻日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部，是对日索赔的 具体执行机构。也就是说，远东委员会通过的一切索赔决策，最后都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向盟总传达指令，才能获得执行。事实上，麦克阿瑟对一切索赔事务都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如：在盟总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纽西兰代表以各国代表提出问题，赔偿组常谓其为经济科学组职权范围，不能答复。建议每次开会时，请经济科学组派员参加。主席答复：关于何厂提供赔偿，最后决定权并不在经济科学组，而在麦帅，故该组人员亦难答复”；再如：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上，“菲代表提横须贺海军工厂内有高频熔炉，由占领军交日本民间工厂作生铁铸件，似可另觅民营工厂铸制，将该件提出拆迁。英提佐世保海军船厂全为民营公司利用，似应提充赔偿。主席答复：兵工厂设备留用问题按美国先期拆迁临时指令，麦帅有权决定。”由此可见美国政府乃至麦克阿瑟个人在整个对日索赔进 程中的强大控制力，也可见其他国家的人微言轻。 鲍莱的调研报告：日本生产能力仍然很强，应尽量拆赔　 虽然日本在递交给盟国的赔偿意见书里放肆哭穷，但盟国对其经济状况其实有过专门的调查。早在1945年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即曾派遣鲍莱（Edwin Pauleg）为赔偿专使，率领一个工作团前往日本实地考察其经济状况，以便确定日本国内的工业设备哪些可以用作赔偿。 鲍莱到日本后，从两个出发点展开其调查工作——(1)赔偿应有利于减少日本的作战潜力；(2)估计赔偿的多少应根据日本的偿付能力，而不是根据各同盟国战 争损失的情况——并于12月初向总统提交了他的第一份报告，对日本如何赔偿提出了具体意见。报告要点包括：1、向日本索赔的目的是使日军国主义不能复活， 并使日本经济安定；2、日本战时工业虽受到一定损失，但因它一直注重发展军备和战争给养能力，目前它的生产能力仍很强，超过了日本国民和平生活需要甚 多；3、拆迁日本多余工业设备，这是解除日本经济武装的必要措施，对日本人民无害而有利，对受赔国发展工业有利，可遏止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4、应先行制 定临时方案，以便尽早拆迁；5、所有的日本财阀工业设备应尽快先拆迁。稍后，1946年4月，鲍莱工作团队给出了他们的最终调查报告，除上述要点之外，另 有补充：(1)赔偿拆迁应迅速执行，日本国外资产可留在原地并在赔偿物资内计算，以前使用某国原料的供赔工厂，其机器部件立即拆迁运往该国；赔拆后的日本工业能力以适应国内需要为限。(2)不主张以劳力、现存工业生产品、现存货物及股票与债券这四种形式作为赔偿。综而言之，鲍莱主张对日本应实施严厉的拆赔计划。 远东委员会内大国对日索赔争议不休，中国成了受害者 远东委员会具有制定对日政策的权 力，也是制定对日索赔政策的最高机构。但因苏联的坚决要求，其表决方式有些特殊。即：不需要全体同意，只需包括中、苏、美、英四大国在内的大多数代表同意即可；反之，只要上述四大国任何一国使用否决权，该项政策就不能通过。苏联这样做的目的，是有鉴于自己在委员会内处于少 数地位，故需要拥有一票否决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美、英等国也愿意利用这一表决形式，来保证只有本国认可的政策才能获得通过。 如此设置表决方式的结果，是对日索赔决议在无限期的讨论中最终流产。苏、美、英之间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战利品”是否算入赔偿数额内的问题。其针对的，是 苏联从中国东北搬走的日军遗留下的价值高达8.5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和其他物资。按照英、美的意见，这些“战利品”应该计入苏联获得的赔偿份额内，而苏联则 坚决反对。双方磋商再三，始终无法达成妥协；如此拖延的最终受害者，自然只能是中国这类国家——苏联已经把机器设备运回了国；美国则实际占领了日本。 其次，日本战后应该保留怎样一个 经济水平，也是一个巨大的争议。美国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多次提高标准，遭中国和菲律宾等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提高标准的原因是为了减轻自己占领日本的成本；而对中国、菲律宾等受害深重的国家而言，提高日本经济水平的保留标准，就意味着可以拆迁用来赔偿的工业设施的大幅骤减，这 显然是因战争而经济陷入困境的中、菲等国所不愿意接受的。而美国政府为了达到其提高日本经济水平的保留标准的目的，置本国官方调查得出的“鲍莱报告”于不 顾（鲍莱主张保留把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保持在1926—1930年的水平上），又多次派遣其他调查团进入日本“实地调查”，先是炮制出“斯特赖克报告”， 主张大幅度缩小拆赔范围，削减赔偿数字，要求将日本工业生产能力提高到1932一1936年的水平；后又弄出一个“德雷珀计划”，得出一个与“鲍莱报告” 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不影响日本有用的和平生产的条件下，能够拆除的生产能力是不太大的”，建议将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维持在1937年以后的水平。 再次，在赔偿份额的分配上也分歧严重。中国仍然是这一分歧的受害者，如英国只同意中国获14%的比例，而它自己要求获得比例竟为25%。 因为美国的阻扰，中国仅获得2200多万美元的赔偿 因为上述种种分歧均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美国于1946年3月制定了一个临时赔偿方案，把日本用于战争的工业设备先 行拆迁充赔一部分，等最终方案决定后再行结算。但远东委员会规定，这一方案必须等各同盟国对日本赔偿分配比例商定后方能付诸实施。分配比例恰恰是一个长期以来无法达成妥协的问题，这实际上等于把问题又搁置了起来。 有鉴于此，美国政府于决定采取单独行动，于1947年4月给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了一项有关拆迁赔偿的暂行指令，授权盟军最高统帅部将远东委员会在临时赔偿 方案中所规定的超出保留和剩余设备中的30％先行予以拆赔，这部分物资分配给受日本侵略占领时受害最深的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国当时所属的缅甸、马宋亚、香港和北婆罗洲。至此，即日本投降一年又八个月之后，对日索赔才真正付诸实施。 但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政策已开始转向。转变的根源，是美苏冲突的加剧。一方面，美国急于解决对日索赔问题，以求集中精力应付苏联；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局势在1947年已发生逆转，国民党政权在战场上已经处于绝对劣势，尤其是到1948年，其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出于对共产党掌握中国政权的担心，美国 需要寻找新的亚洲战略伙伴，而日本正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从1948年开始，即便是缩水的临时赔偿方案，美国政府也已经不愿意执行了，至1949年5月， 美国政府终于向盟总下达了停止执行先期拆迁计划的指令。 此番临时拆迁补偿，一开始虽然是由美方发起，但美方又迅速变成了拆迁补偿的阻扰者，而屡遭中、菲等国抗议。在美方的接力干扰下，中国政府在在1949年以 前向日本索赔的物资总价值，也就是拆迁装运回国的物资设备，仅为2200多万美元，与中国抗战所蒙受的损失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 无大陆和台湾代表在场，美国主持和会宣布盟国放弃对日本的一切赔偿要求 1958年美国陆军部次长德雷珀率团对日考察，名义上是重新研究对日索赔问题，其实质则是以战争赔偿为砝码，与日本政府做政治交易。德雷珀保证支持美国政府拟议中的4.8亿至5.8亿美元的对日贷款，双方约定，日本对把它重建为“应付远东共产主义扩张之防壁一事给予通盘合作”，美国则“对接受投资之日本自 应加以保护”。其背景，正是愈来愈剧烈的美苏冷战冲突——这一年的12月，原底特律银行总经理道奇被美国政府派往日本担任盟总公使衔顾问，道奇动身前，曾 特别交待：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日本经济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 1949年5月，美国政府通知远东委员会，以日本战后经济困难，已不能维持合理水平为由，中止了整个对日索赔。美国在声明中强调：1、日本现有一切工业设 备全部必须予以保留，以恢复日本经济。即使主要军需工业，亦应全部保留，或移作民用，或作废铁利用。2、此后美国将向远东委员会建议取消或修改关于日本赔 偿及保留工业水平的一切现行决策，以使美国在占领时期内不再拆迁赔偿设备的宗旨相一致。 稍后，鲜战争爆发，日本作为美国后勤基地的作用更为突出，美国政府终结对日索赔，与日本签订和约，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外交政治联盟的心态也就更加迫切。于是就有了1951年年9月召开的旧金山对日和会。大陆与台湾均被排斥在和会之外，美、英两国给出的解释是：“日本将来对中国的态度，必须由日本自己根据和 约定的行使主权和独立的地位来决定”——换言之，美、英两国钻了一个逻辑漏洞：哪个政权有资格代表中国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应该由日本政府自己决定；但旧金山和会结束之前，日本尚处于被托管状态，还不具备独立主权，不能独立行使外交，所以无法指定由谁来参加和会，所以，大陆与台湾就都被“合理”排斥在和会 之外了。　 1951年9月1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与会的51个国家中，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字，其余的48个国家的代表和日本计49国在和约上签了 字。和约第14条至第16条对日本向同盟国如何赔偿作了明文规定：“(甲)兹承认，日本应对其战争中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乙)除本约另有规定者外，各盟国兹放弃其一切赔偿要求，盟国及其国民欢由日本及其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行动而产生的其他要求，以及盟国对于占领的直接事费用的要求。”也就是说：1、日本应该对曾受日军占领并遭受损 害的同盟国提供技术性或劳务性的服务，以帮助其修复损害；2、日本及其人民在同盟国境内的财产权益，由该同盟国处置；3、除上述两项外，同盟国放弃对日本 的一切赔偿要求（为了诱使受害国签字，美国事先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答应给菲律宾美援作为补偿）。 台湾当局被迫与日本签订放弃索赔要求的协议 1949年 5月13日，即美国宣布停止临时拆迁补偿的次日，国民政府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吴半农在东京向通迅社记者发表谈话，对美方行为表示抗议：(1)美国政府 充其量只能取消先期拆迁指令，而不能整个取消远东委员会决定的临时赔偿方案，赔偿系日本之义务，盟国有权要求其履行，这一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应属远东委员会，而不属美国。(2)日本赔偿主要目的之一为依据波茨坦宣言及盟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解除日本之作战潜力，免其再对邻邦作武力之侵犯。先期拆迁只占临时赔偿方案30》6，执行至今，所有民营军需工厂及飞机制造厂全未触及，遑论其他，而此等军需工业则与日本平时需要全不相干。事实上，因原料缺乏等故日本对 其现有和平工业设备，亦无法全部运用。(3)此次美国政府行动是否明智，因影响太大，须留待将来历史家评论。 但国民政府的抗议是软弱无力的。稍后，国民党政权全部撤到了台湾，美国也暂停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援助，而对新生的中共政权持 观望态度。至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结束对中共政权的观望，转而选择日本作为自己在亚洲的战略伙伴。1950年10月20日，杜勒斯和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 会晤，杜勒斯提到放弃对日索赔问题，顾维钧认为，“日本多年的侵略和占领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遭受极大的损失，要中国完全放弃赔偿是困难的。”顾提出，可以采 取宽大的政策，但完全放弃这一权利是很困难的。虽然不想为了赔偿而加重日本的经济负担，但中国政府和人民理应得到适当的补偿。 在美方的压力下，台湾当局的软化是必然的。1950年11月4日，根据台湾当局决议由“外交部”整理的备忘录里，有如此无奈的 表述：“我国目前国际地位至为低落，于此时与日媾和，我方发言力量自极微弱……美方既已痛下决心，我方反对无益，即以索价还价之方式略事延宕，亦将招致美 方重大反感与误会，……(二)关于赔偿问题，我于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沉痛写道：“事情有时令人难以理解，像赔款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台北政府竟会突然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中国人民受害14年，不但受伤亡之苦，而且受财产损失与生活艰辛之苦。我认为台北至少应当在完全屈从于美国压力之前，把赔款问题加以慎重考虑。美国想急于摆脱占领日本的财政重担，因而慷慨地放弃全部赔款要求，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政府在要求日本赔款问题上，是可以坚持较长时间的。” 旧金山和约没有台湾方面的签字，但美国许诺将尽力促成日本在签署旧金山和约后不久就与台湾签订双边协定。但在与日本签订双边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台湾当局底牌尽失，完全陷入了一种任人羞辱的窘境。如： 谈判一开始，台湾当局援引旧金山和约中有关规定，表示与其他盟相国同，除保留服务补偿与放弃国外资产两项外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可是，日方首席团员木村却坚持要求删除台方这一条，其理由是：“非因我方忽略赔偿之责任，乃因此条适用问题，几全部与贵国大陆有关，目前欲加规定，尚非其 时。吉田首相在其致杜勒斯先生函中，曾表示中、日现所商议之和约，似难即时实施于大陆，故我方认为：有关赔偿问题，不宜列入中日相约之内。” 再如：在讨论关于赔偿及实施范围问题时，日方竟然只承认对方有处分在华日产之权，且认为中国的赔偿要求已获满足，不得另行向日 方索取服务补偿。对此，台湾当局的谈判代表叶公超表示：“(一)我方如放弃服务补偿之要求，则将来返回大陆后，将无以对全国国民，此点实具有重大之政治性；(二)签署旧金山和约之盟国，均享有此项待遇，我方如予以放弃，恐影响其他盟国(例如菲律宾)对我之关系。”对于台湾方面的陈述，日方丝毫不予不理 睬，反而狡辩道：“我方始终认为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为数甚巨，当值数百亿元，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贵方对服务补偿之要求，适足引起日本人民对贵国之不愉快情绪，此点深望贵方考虑。”日方谈判代表当日之肆无忌惮，由 此可见一斑。 最终，这份由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的和约正文当中没有一个赔偿的字眼，台湾当局曾坚持写入正文的索赔专条约200余字，在日方的咄咄相逼下被完全删除。 大陆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取放弃索赔的态度 因史料有限，大陆方面对日索赔的政策变迁尚难以做全面的评述。但其基本立场是清晰的，即自50年代以来，一直取放弃索赔的态度。 1949年：严厉谴责美国单方面终止对日索赔进程 1949年美国单方面终止对日索赔进程时，6月20日，中共下属新华社曾发表文章《北平观察家严斥美国所谓停止日本赔偿声明》。文章指出：无论波茨坦宣言与远东委员会的决议，都曾明明白白地规定了日本应该实行正当的公允的赔偿，这些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决议，难道是美 国用武断的停止拆迁声明就可以掩盖和推翻的吗？文章还谴责了美国为扶植日本，对原计划近1000所的拆赔工厂只拆赔了一小部分，一再决定保存日本的这些军 工生产设备，现在又决定停止赔偿，是违反波茨坦宣言、重新武装日本的行为。文章最后申明：“对于美国这一专横的非法决定，中国人民决不会承认其有任何效 力。中国人民将坚持波茨坦协定不可动摇的原则，要求摧毁日本军事工业，实行公允的赔偿。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人民的以及日本人民的利益。”同日，新华社还以时事评论的形式发表文章，严正声明道：“中国人民有充分权利对美国四年来历次违背国际协定所实行的释放战犯、停止赔偿、保存财阀等 片面决定，宣布为非法。” 斯大林指示刘少奇：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在谈到对日政策时，斯大林认为：现在美国正在争取日本，如果它达到目的，今后中国的困 难将更大；但如果你们能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则资本主义从此将在远东寿终正寝。日本人民是好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不应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 障碍。可是日本还有一批上层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它进步势力打击日本的反动分子。中苏两国对此的态度高度一致，争取日本人民成了中共建政之后对日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导方针——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12周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中日两国人民 团结起来，反对美国长期占领日本”的口号。 基于这一对日政策，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但战争的责任不应该由日本人民来承担，日本人民也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灾难，要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对待，要向中国人民多作说服解释工作。1952—1958年，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将滞留在 中国的日本军人家属和侨民共35000人，分2l批送回日本，并负担了日本归侨抵达日本港口和上岸前的一切费用，周恩来说：“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 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记仇”；“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1957年周恩来说：“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 很自然地，对日索赔问题成了“与美国争夺日本”的重要砝码。大陆方面何时明确提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呢？据《中共党史资料·第七十四辑》刊载的《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形成与演变(40年代后期—50年代中期)》一文介绍： “1955年11月，周恩来接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主席藤田藤太郎为正副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时指出：‘提出战争赔偿的要 求是中国人民的权利。不能设想中日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中日邦交没有恢复，不提出要求；不能设想在亚洲所遭受战争灾害的菲律宾都提出了赔偿问题时，而中国人民不要求。’但日方如果提供赔偿，则无论如何这一负担最终将落到日本人民身上。中国人民曾长期遭受外来干涉，向列强支付过巨额的赔偿，对战争赔款的重负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深知巨额战争赔款对于日本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不愿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在50年代就决定，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长远利益出发，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周恩来解释说：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不会仅仅依靠外力(日本赔款)进行经济建设；中国人民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法国等国家之间因巨额战争赔款而产生的矛盾日益激化， 最后孕育出纳粹这一怪胎和德国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历史教训；把上一代人所犯罪恶的后果，让无辜的后代年轻人长期承担，是不合适的；索取战争赔款，不一定能真正惩罚军国主义势力，反而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如果放弃索赔，却能够教育广大日本人民；总之，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放弃索赔更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 利益。” “1957年10月，日本日中友协第一任会长松本治一郎访华时，为日本侵略中国当面向周恩来表示歉意，周恩来当时就明确地表示：‘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从而首次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政策原则。” 1972年周恩来说：“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 笔者没有查到60年代大陆官方关于对日索赔的史料，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期，“争取日本”的工作也陷于停顿，高层未曾就此问题表态，也是有可能 的。70年代，中苏交恶，尤其是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而选择与美国建交制约苏联，中日关系也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方也明确宣布放弃一切政府层面的对日索赔。这一决策是如何出炉的，迄今尚无充分史料说明。收入《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当中的《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公明党竹人义胜委员长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会谈的要点》中稍 有提及： 竹人：……以下的事情想要确认一下。田中首相访华发表联合声明时，(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两点有加以明确的必要吗？ 周：这一点请让我再想一想。向毛主席报告，在党内进行讨论。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 竹人：万分感谢。 周：这是当然的。我们决不出难题。为了早日恢复邦交。还是早一点来好。 结语 1、国内有些出版物将台湾当局放弃对日索赔解释成蒋介石对日本“以德报怨”政策的一部分，这是很荒谬的，蒋氏的 “以德报怨”政策止于1945年日军投降及稍后一些时候，蒋氏不欲刺激已经投降但数量甚多的侵华日军，故出台“以德报怨”政策，希望换取日军的和平撤离。 到1950年代退居台湾，“以德报怨”政策早已终止。不过，国内的一些文章的评价：“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 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这种批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2、国内的某些出版物习惯性地如此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日索赔：“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 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 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这三条理由，显然没有任何一条触及事件的核心：中苏冲突——中日邦交的正常化，重挫了苏 联在远东进攻型战略的锋芒，同时提升了中国和日本的安全保障。 ───────────────────────────────────────────────────────────────────── http://view.news.qq.com/zt2012/gmddhzc/index.htm　 国民党也有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因为种种原因，大陆方面，在80年代之前，极少提到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上的作为；国民党去台后，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更多的是在强调正面战场。但国民党自全面抗战伊始，即高度重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蒋介石要求“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打游击战 国民党军政高层很早就注意到了敌后游击战对整个抗战胜利的重要性。1937年11月7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如此表述他对敌后游击战和整个抗日持久战之间关系的看法： “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 而在早一些时候，1937年8月2日，蒋氏已经指示参谋本部，要求“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 会”；9月15日，蒋氏又指示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的贺耀祖要注意组织宁青与绥远部队“游击阻敌”。更早一些时候，1937年3月，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国二十 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已有规定：“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用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敌其后方。” 1937年冬的武汉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抗日的基本战略：“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 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据白崇禧晚年回忆，该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稍后，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氏提出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 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在《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也将敌后游击战提高到非常关键的程度，该方针要求全国抗日力量“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 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次年， 国民党军队即变更了战斗系列，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正式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重心。 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一度建立起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国民政府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有近三十个师；主要活动在华北的豫北、冀南、冀中，山西的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敌后游击战在抗战整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 升，国民政府又先后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在这些正规军之外，国民党在敌后战场还控制着大量的“非正规军经中央或战区委派者”、“地方武力组成 者”等杂牌武装。 有鉴于国民党军队自抗战伊始，一直坚持在正面战场，缺乏敌后游击战经验，从1939年初起，国民党政府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书籍，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还在南岳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 依赖上述种种措施，国民党于抗战 中前期在敌后战场建立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 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 等等。 国民党的主要敌后抗日队伍，据不 完全统计，包括：冀南的第一八一师；太行山南部地区的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和孙殿英部；在 冀南晋西地区活动的张荫梧统领的河北民军；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将原行政区划分成了七个游击区，除第一游击区是八路军的活动区外，其余六区全是国民党军的活动区；在鲁西南活动的孙桐萱部，在鲁南活动的庞炳勋第四十军；山东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组织的抗日武装；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 的鲁冀边游击司令部；鲁中地区有青岛市长沈鸿烈统领的东北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江苏有韩德勤的第八十九军，缪征流的第五十七军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总指挥的苏皖游击队和陈泰运的税警团……有学者统计，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 国民党敌后抗战功勋卓著 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抗战，取得了相当重大的战果，譬如：在第一战区，张荫梧所统率的河北民军，在1938年春，曾深 入冀中，在安国、博野一带游击，击败了日军一个联队，而被白崇禧赞为奇迹；冀西游击司令孙殿英，则屡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深入磁县附近机场，毁坏日机多架；山西太原失陷后，卫立煌部退入晋东南山地，建立起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该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了日军的重兵围攻扫荡，直到1942年5 月，才在日军10万兵力的压迫下丧失根据地；与中条山根据地唇齿相依的太行山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在日军5万多兵力，30余架飞机的猛烈攻 势下被迫放弃。 再如：在第二战区，阎锡山将整个山西重新划分为了七个游击区。徐州会战之际，第二战区为配合正面抗战，全线出击牵制日 军。徐州会战结束后，陈诚在《台儿庄歼敌战》的总结电中说：“战略上成功之原因，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在东北四省不算)计共有五十五万人。而参加 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 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陈诚此处所说的山西境内的“二十万之 游击队”，指的主要就是第二战区在阎锡山指挥下的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在1938年春，共产党的游击队数量还相当之少。国民党战史书也说，由于“全面游 击与反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达四个师团之兵力，并使平汉路方面之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 再如：在第三战区，武汉会战时，该战区编组特种部队，向皖南长江沿岸游击，袭击日军运输船只及军舰。日军占领武汉后，第 三战区为截断日军长江运输线，1940年4月，第32集团军第147师组成若干游击支队、潜往皖南敌之重要据点，并在长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袭击敌舰及 运输船只，还奇袭马当要塞，全歼矶田守备队一部，焚毁敌人司令部与弹药库后安全撤出。此次袭击，迫使日军增派一师团以上兵力守备长江交通线，其牵制效果相当明显。 再如：在第九战区，据白崇禧日后回顾：“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 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坚决程度，亦可从这些阵亡的高级军事干部名单中看出，他们是：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 国民党广阔的敌后根据地何以中途夭折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国民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 了，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相反，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在这八年时间里，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原因一：国民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介石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国民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 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时期，一度达到100余万，其先后开辟的游击区与抗日根据地，又大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这些地区可攻可守，且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害，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如 第二战区在晋南会战后“牵制着日军约7个师团之兵力于晋绥地区”；卫立煌部在中条山根据地长期“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 略进攻，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这种牵制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短期作用，则如前文提到的，徐州会战期间，为防止日军增援，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再如三次长沙会 战期间，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游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又如枣宜会战期间，大别山游击部队“自5月中旬在广水、信阳一带京汉铁路进行游击活动”，并渡过汉水在日军第13师团警备地区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战”，“截断平汉路，威胁及破坏敌人后方，使敌补给联络发 生极大困难”…… 如此种种，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国民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如以10万兵力扫荡中条山根据地；以五万兵力扫荡太行山根据地……而日军以万余兵 力反复扫荡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则更是极为常见之事（如鲁南游击区）——正如学者杨奎松所说：“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 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招致的 扫荡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这一现象，不单单发生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原因二：国军其实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 国军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的失败，也有战术方面的原因。国军在敌后战场，因为过于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变游击战为兵 团战；当日军扫荡根据地时，往往如正面战场一般寸土必争。其结果，往往是损失惨重。如卫立煌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高沟深垒，大造防御工事，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三面围攻中条山时，根据地内的7个主力军被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 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的后果，是防御工事被日军攻破，根据地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中条山根据地也彻底丢掉了。于学忠在鲁南战区，庞炳勋在太行山根据地，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相比而言，共产党部队在敌后的策略要灵活得多。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来避开日军的锋芒，而极少 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而不是保存地盘，换言之，即严格贯彻所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 疲我打，敌退我追”。日军对这一策略显然毫无办法，因为日军的扫荡很显然是暂时性的，无法持久，日军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因为尽可能减少了部队损失，每当日军撤退之后，共产党的游击部队总有足够的力量卷土重来。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曾对国 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过这样一种评价：“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可谓中肯之语。 原因三：与中共部队摩擦不断，内耗严重 国、共冲突，也是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坚持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奎松说：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 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 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 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则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 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国共间的这种摩擦，几乎遍及长江以北的所有敌后根据地。在河北与山东，八路军取得了完胜，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力量彻底从二省退出；但在苏皖地区，则遭 遇到了不小的挫折，双方摩擦不断，最后终于出现皖南事变——事变前夕，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发出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 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开始选择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如此，一方竭力谋求扩张，一方竭力阻碍扩张，激烈冲突自然在所难免。 结语 无论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正规战，还是其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本是无待后人“重新发现”的史实。早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就明确承认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战场上的贡献。毛泽东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 　 ───────────────────────────────────────────────────────────────────── http://view.news.qq.com/zt2012/zsbj/index.htm 中共建政前，中苏间已存在三种边界线三笔领土账 中苏之间的边界领土问题由来已久。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中俄边界冲突就没有停止过。1840年之后，中国的国势急 转直下，中俄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沙（苏）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愈发加剧。到1949年中共建政，中苏（俄）之间已存在三种“边界线”，三笔亟需算清的 “领土账”。 三种“边界线” 所谓三种“边界线”，指的是： 　 1、条约线。从尼布楚条约开始，到1946年1月5日国民政 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俄）之间已经形成一条依靠诸多不平等条约构筑起来的边界线。虽然自民国以来，历届政府都从未正式承认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但也从未正式宣布过不承认这些条约；条约线实际上获得了默认，也成为中共建政之后基本认可的中苏边界线。 2、苏图线。顾名思义，即苏联方面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所标的边界线。苏图线在许多地方偏离条约线，把边界线画在中国境内，有些地方偏离的幅度还相当大，事实上违约划走了中国的领土。如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边界线几乎全部画到中国 岸边，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划归了苏方。自民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一向不承认苏图线。 3、实际控制线。苏方的实际控制线在许多地段不仅大大越过了条约线，而且还越过了苏图线，等同于强占了中国领土。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没有越过条约线，只在某些地区越过了苏图线而已。 三笔“领土账” 因为上述三种“边界线”，中苏（俄）之间出现了三笔“领土账”。第一笔，是沙俄以时代以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形式占据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这一大批不平等条约，民国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政府为谋求与中国建交，而改变了对华政策，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苏俄政府所愿意废除的，仅仅是涉及领事裁判权、租界、最惠国待遇等内容的条约或条款，而对涉及两国 边界问题的条约或条款，则坚决不肯让步。北洋政府曾在1926年的中苏界务谈判中要求苏俄按照其对华宣言归还沙俄时代用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领土，但苏方 拒绝承认所有中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谈判无果而终；这笔“领土账”就此遗留了下来。 第二笔，是三种“边界线”并存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总面积为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主要包括：中苏西部边界上的19块争议地区，面积达3.4万平方公里，最大的帕米尔地区面积为2.8万平方公里；东部边界有争议岛屿600余个，此外还有大量河滩地，最大者为黑瞎子岛，此外在陆地边界上苏联也多有侵入中国一侧的情形。 第三笔，是两处面积达1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中俄历史上签订的条约明确规定这些地区属于中国，但沙（苏）俄却通过武力强行占有拒不归还。 其一是唐努乌梁海地区，面积约17.1万平方公里。沙俄先是在这里扶植了一个以自己为“宗主国”的所谓“保护国”，1921年又扶植其成立所谓的“图瓦人 民共和国”，1944年，“图瓦人民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州”，被正式并入苏联，1961年又成为了“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国 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图瓦的国家主权；其二是面积约4500多平方公里的江东四十二屯。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划给了沙俄，但条 约保留了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在原地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1900年沙俄军队强行占领该地后始终没有归还。 1949年前，中国政府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度是回避 北洋政府1926年的谈判努力失败之后，中国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因为要应付日本的入侵，南京方面虽然在一些具体边界纠纷上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交涉，但对整个中苏边界不平等条约问题，则始终采取回避态度，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5年的《中苏 友好同盟条约》，都对中苏边界问题不置一词。其目的，前者在于希望维持苏联在中日战争中对中国的支持，后者则是希望在国共纠纷中尽量不刺激苏联将其彻底推向中共。 在中共方面，1945年之际，同样希望取得苏联的支持，故而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书面报告中赞扬道：“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这实际上等于从政治层面上肯定了中苏之间已不再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但中共领导层也并非 对中俄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毫无感觉，当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已成定局，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造访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时，毛泽东就曾试探性地提出了外蒙古回归 中国的可能性，结果遭到了斯大林的严词拒绝，毛泽东只得表示以后不再提此问题。同年6-8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在7月4日向斯大林提交的书面 报告中提及蒙古问题，报告指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此时，中共已经公开表明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了。 五十年代：新政权对中苏边界问题采取回避策略　 整个五十年代，无论是中方，还是苏方，都无意将两国的边界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且由于中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以及中苏友好的宣传基调，中苏边界问题被解释成一个暂时存在，而未来必然会消失的问题；国内民众对中苏领土纠纷的历史与现状，更是完全陌生。 新政权选择了认可和继承中俄（苏）旧的边界条约 1949年末，为与苏联缔结新约、确立同盟关系，毛泽东出访苏联。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火车站时，毛泽东曾发表公开演说，再次明确提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此表态，虽然不是专门针 对中苏边界问题，但其实已经为中苏边界问题如何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 稍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统一方针： 1、暂时维持现状，对旧政府同外国签订的各种边界条约或协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2、积极做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准备。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中共中央又指示： “我国和外国的边界，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应该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 ——而“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是：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于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继承或不继承，但是对于划定 两国边界的条约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同对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至于边界的历史资料如何利用，中共中央也有指示：一般的历史资料只能做参考，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这三个朝代的有些边界谈判的资料，可以作为法理根据；要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割断历史，但要看到历史的发展，要根据今天的情况和国家的政策来看待历史。这些指示虽然是针对中缅边界问题的，但对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的处理，同样有指导意义。 虽然在1950年代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宣布承认中苏（俄）之间的不平等边界条约，但依照上述指示，沙俄时代依靠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已经不在预期的边界谈判内容之内了。这种对旧条约的继承，同样也体现在对待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外蒙古的独立 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协议达成的结果，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政府对国民政府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议，在经过审查之后，可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也可以废除或修改、重订；在外蒙古独立这个问题上，新政府选择了承认，在当年的10月16日，即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唯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曾问赫鲁晓夫：“听说你们有意让蒙古回归中国，我们是欢迎的，那就请你们给蒙古同志谈谈。”但立刻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否认：“没有，没有此事。我们没有和蒙古谈过。”此后，整个50年代，中方再未提过外蒙古回归问题。 对存在争议的领土采取回避、宽容的策略 如前所述，中苏边界上实际上是存在大量的争议地区的，而且这些争议地区基本上都是苏联违背条约侵占所致。但在整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 从未向苏联表示过中苏之间存在领土争端，也从未对中苏边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过异议。当然，这种不表示，不提出，并不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了解这些争议地区的存在，只不过在当时，维持中苏同盟的稳固，是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关系到新政权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新政权需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对抗美 国；更需要借助苏联的援助完成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所以，整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在处理具体的边界冲突问题时，一直采取回避、宽容的策略。如1950年代初，苏联应 中方请求，将全套标有边界线的现代大比例尺地形图交给中国政府，这套苏联地图就是“苏图线”的由来，地图上许多地方的苏中边界线，都偏离条约线画到了中国境内。但中方当时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意见，而中国国内出版的地图集，则继续按照中俄历史边界条约来划定边界线，很明显，当局采取的是回避策 略；直到1950年代末期，中国才通过低级别渠道向苏方表示：苏图线与条约线存在严重冲突，按苏图线，苏方侵占了诸多中国领土。但同时中方又向苏方表示 “宽容”：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可以按照苏联地图上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标明边界线。 再如，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大量属于中国的岛屿被苏联边防军占领，中国居民前往捕鱼打柴经常遭遇阻扰。1954年瑷珲县曾向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提意见，请求外交部与苏方联系，将现由苏方管理、原属中方的大小百余岛屿归还中国。1955年3月，黑龙江省外事处曾向外交部正式反映这些情况。对此，外交部指示说：可暂不处理，向居民进行教育。 中苏双方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中苏边界问题给解释“没了” 中方回避、宽容的同时，苏联方面也乐于呼应这样一种回避策略，正如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参赞在1957年11月向中国外交部通报的那样，苏联的立场是： “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在当时可能会被敌对集团利用，作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的证据。”苏 联方面同样 不愿意与中方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其结果，就是造就了一条奇特的边境线：既没有具体的边界线，中方在绝大部分的边境上也基本不设防。如黑龙江省边境各县，除城区驻有二三十名公安部队，配合当地公安局维持社会秩序外，整个国境线没有任何边防力量。而按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的话说，在中苏 边界线上，长期以来一直只有为数不超过200的边防警卫人员。 这样一种状况，当然也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友谊有关，正所谓中苏友好，兄弟情深。另一种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正如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所说：“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边界纠纷，对共产党人来说边界是一个历史范畴，到共产主义社会，边界问题将会完全取消，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联政府当然从来没有按照赫鲁晓夫所说的这样去做，但赫氏的这番说辞，其实恰恰是当年意识形态干扰中苏边界问题的写照。中方边境省区当年的宣传资料里，也有类似的内容，譬如有些资料向民众灌输这样的理念：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 <p.苏联方面，似乎也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1954年黑龙江饶河县政府与苏联边防军交涉其占据中方岛屿问题时，得到的回复就是：“目前帝国主义很疯狂，为防止坏分子暗藏，须提高警惕，我们不是要小岛子，如果你们有边防军并保证无敌人，可完全交还你们。”按照这样的意识形态逻辑，中苏之间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实质的边界问题。 结果导致青年人对苏俄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 如此宣传的结果，是边境地区的居民的边界意识非常淡漠。更有甚者，某些特殊边境地区的居名甚至淡漠了国家意识。如伊犁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因为与苏 联境内相应的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和文化关系，加之中国政府在边界宣传上“淡化国境线”，更多地强调中苏联合反帝，以至于：直到1960年代初期，在全伊 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 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孜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当地政府不得不专门开展爱祖国和做中国人光荣的思想教育。 中苏边界问题，包括沙俄的侵略史，对内地民众而言也成了一件陌生的事情。1949年出生的史学工作者刘惠恕有这样一段回忆：“约1967年上半年， 作者在读邓之诚编的《中华二千年史》时，突然读到了《中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的内容，从中得知沙俄曾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l00万平方公里土地。出自少年时代的爱国激情，我把发现告诉当时上海市南模中学的几个学生，激起了大家的共愤。由一位叫过永鲁的高中毕业生执笔写了一篇《苏修必须还我山河——彻底砸烂瑷珲条约》的论文(约1.2万字)，交我携带扒货车赴北京，请示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能否公开揭露此事， 接待人员回答是：‘要请示，隔两天来听回音。’两天后我接到的回音是：‘此事可以写一写。’但当我回到上海时，却得知有人向公安局反映：‘有人试图挑起国际争端。’公安局工作人员为此曾找过永鲁等人谈话，了解情况。结果此事不了了之，揭露沙俄侵华史的写作活动也未能再搞下去。”——18岁的青年，发现《中 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犹如发现新大陆一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想要把它告诉所有人，此中不难看出内地民众对这段历史的陌生，而当局对该信息的种种控制，同样可以看出这段历史在当日并不被允许成为民众的常识。 苏联方面，似乎也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1954年黑龙江饶河县政府与苏联边防军交涉其占据中方岛屿问题时，得到的回复就是：“目前帝国主义很疯狂，为防止坏分子暗藏，须提高警惕，我们不是要小岛子，如果你们有边防军并保证无敌人，可完全交还你们。”按照这样的意识形态逻辑，中苏之间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实质的边界问题。 六十年代：为政治目的翻历史旧账，而不解决实际问题 1964年的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本来有机会达成一个在现行国际法下对中方最为有利的边界条约。但因为最高领袖执着于利用领土问题来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最终谈判流产，中苏双方均得不偿失，冷战格局也因之改变。 1962年之前，周恩来要求只谈有争议地区，不算“历史旧账” 中国政府着手准备中苏边界问题，开始于1958年。这年四月，外交部向各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提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要求各地有关部门配合中央的行动。7月份，国务院边界委员会成立，下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小组。社会主义工作组负责解决中蒙、中苏、中越、中朝边界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组负责解决中缅、中印、中阿和中克边界问题。 其中关于中苏边界的工作计划要点包括：1、中苏边界是由清朝政府和沙皇俄国间划定的，东段主要以河流为界，西段大部分建有界碑；2、除帕米尔一段系 未定界外，其他均属已定界；3、但由于河流改道等原因，有些地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双方对黑龙江内的二百多个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看法，新疆段内也有 两处存在问题，这些情况均需进一步搞清。 但这一工作计划只在短暂的一段时期内被付诸实施。随着中苏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中苏边界问题也不可避免了成了这一斗争的一部分。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批评了中国解决中印边境冲突的方式方法（苏联其实很担心中共将这一方式方法照搬到中苏边界问题上），周恩来则激烈反驳道： “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自民国以来被长期搁置的中苏边界问题，终于被摆上了台面开始谈判。不过在1962年之前，中方仍将边界谈 判限定在上述工作计划之内，即只谈有争议地区，不谈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土地。正如周恩来在1960年10月所说：“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 中苏关系破裂，中方翻旧帐，要求苏联承认旧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1962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成为“修正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毛泽东俨然已成为“世界共运领袖”，其对苏方针也大幅度调整，一改之前的妥协与缓和，而选择了主动进攻。一些中苏边界省份的中国地方领导机构开始指令中国渔民在有争议的岛屿上捕鱼，并让他们告 诫苏联边防军人：这些岛屿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 1963年3月初，《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公开声明，中苏之间还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社论完全改变了毛泽东在1945年和1949年“联是第一个废除 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的论断。随后，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提出要解决中苏（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称“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苏联方面答应与中方进行边界谈判，但拒不承认中苏（俄）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坚持认为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只存在小部分边界线未确定的问题。 1964年2月，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在北京饭店启动。中方的谈判进程直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指导，从谈判方针到具体做法，都要请示周恩来，重要问题须请示毛泽东。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是：肯定沙皇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以分清历史是非；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条约割去的领土不要求收回，但条约 规定属于中国而被沙俄和苏联占去和划去的领土原则上要无条件归还中国，个别地方归还有困难，可通过平等协商进行适当调整。 按照中方的理解，苏联政府应该乐于接受这样一种方案：苏联失名得实，承认历史上的边界条约确属不平等条约，但中方并不要求其归还这些条约割去的土 地。中方坚持要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按李丹慧教授的理解，“为的是安抚中国国内可能会出现的民族情绪。只要苏方承认中俄界约的不平等性，接下来一切都好谈”，不过笔者有不同的理解：此时的中国政府，正在国际国内掀起一场将“苏修”与“美帝”相提并论的宣传运动，中方坚持要苏联政府承认中俄界约的不平 等性，恐怕正是为了这场宣传运动服务，一旦苏联承认了这一点，中方就等于拿到了致命武器，就可以在宣传上大做文章打倒“苏修”。 苏联坚决不承认与中国存在任何不平等边界条　 但在苏联政府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那些边界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赫鲁晓夫主导下的莫斯科正积极与西方世界接触，其法律观念 远比中国进步，故而相当清楚：如果苏联承认了那些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那么无论中方在此次谈判中对那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持何种态度，苏联最后都有 可能失去这些领土，因为中方将握有“不平等条约”这样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后可以据此要求苏联吐出这些领土。 在2月26日和3月5日的两次谈判全体会议上，中方代表所提出的谈判条件都是：沙俄侵占了中国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不要求收回；中苏之间仅存在一条边界线，即条约线，但苏方应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这一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彻底解决中苏边界东、西段的所有问题，而非仅确定某个单独地段的边界走向；会谈结果应签署一个新的条约。 3月16日和27日，第三、四次谈判全体会议上，中方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态度越加激愤。中方代表情绪激愤：“不要求你们归还面积为154万平 方公里的领土，这已经是非常的宽宏大量了。除了这些领土之外，我们再也不会容许你们侵占一寸中国的土地了。……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是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 不过，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更多的是来自高层，也就是毛泽东的旨意。中方的谈判代表团本身，似乎更热衷于解决中俄边界上的具体问题，故而在第三 次谈判全体会议上，中方代表团就提出了彼此互换地图，以找出两国争议地区的建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这一建议得以落实，双方地图对比的结果，显示出了 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在找出了具体边界问题之后，莫斯科做出了“准确界定边界全线并在目前生效的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边界条约”的指示。 毛泽东的突然讲话让已经取得的边界谈判成果付之东流 中苏两国代表团在随后的谈判中取得了相当多的进展。根据互换的地图，双方讨论了东段边界线的走向，并就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即同意以黑龙江、乌 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额 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对满洲里附近的陆地边界线，以及黑龙江、吉林两省同苏联的全部陆地边界线，基本达成协议，稍有调整。双方同意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总之，整个东段边界除个别岛屿归属未定外，基本上都已达成协议。苏方并已起 草好了除黑瞎子岛之外的整个东段边界线的协议，准备签署。西部边界则只是把问题摆了出来，尚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的讨论。 但这些成果最后并没有能够形成条约。当谈判桌上一片乐观情绪的时候，毛泽东于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时，突然发表讲话，称：“苏联占的 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 兵力。” 毛泽东从历史角度对苏联的这批评，直接扭转了谈判的走向。在7月30日召开的第七次谈判全体大会上，中方再度从商谈转入控诉，“150万平方公里领 土”和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再次成为会谈的唯一主题。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因此陷入僵局，8月22日，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回国。 毛泽东解释：并不是真要苏联归还150万平方公里土地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谈判即将取得成果之际突然发表讲话打断谈判进程？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 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但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的这番讲话是无法接受的。在9月15日会见日本议员代表时，他直接拿出了原子弹威胁中国：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 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如果谁把战争 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 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 击。 中苏边境关系也因为这次谈判的流产而迅速恶化，苏联以中国有收复国土的意向为由，加紧向远东地区增兵。随后即有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双方反目成仇。中 方为了抗衡苏联的武力威胁，转而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冷战局势也因此发生巨大改变。而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从1969年10月一直谈到1978年6月， 除了缓和中苏边境紧张局势之外，毫无成果，也正是缘于彼时已经是中、美、苏三国博弈的局面，从谈判期间，在中国代表团于双方会晤后的每次讨论中，周恩来最先询 问的不是谈判的情况，而是美国方面有何反应这一现象中，即不难看出双方谈判的目的并不在具体的边界问题上，边界谈判早已沦为三角政治的工具。 （编辑注：本文资料，全部取自李丹慧教授的研究成果） 结语 因为史料及学界研究所限，专题无法介绍中苏第三次边界谈判、中俄（苏）第四次边界谈判的具体情形，但后两次谈判是 在脱离了意识形态束缚之后举行的，则毋庸置疑。故而这两次谈判最终也取得了非常实际的成果。其谈判的基本思路，比如：以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按通航河流主航道为中心线、非通航河流以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划界的原则，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等等，其实早在1964年第一次谈判当中，就已经得到了苏 联方面的认可。但当时没能据此达成边界协议，反而导致中苏边境关系紧张20余年，耗费无数人力财力，最后一个圈又转回去了…… 一场毫无意义的循环。 ─────────────────────────────────────────────────────────────────────   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Posted on Friday, September 21, 2012 - 11:15 a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88 钓鱼岛背后的政治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2012年09月21日 在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之后，中国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强硬的“组合拳”反制，既承受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希望借此摆脱长久以来的被动地位。 中国的目标并非抢回岛屿，而是从法理上抵制日本“国有化”政策，宣示主权，并派出舰只打破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试图形成“中日共管模式”，即中日双方都在该地区巡航，以防止对方登岛和开发，从而维持有主权争议的事实。 这将侵蚀日本四十多年的实际控制，假如日本不接受这种结果而动用自卫队驱逐中国船只，那将可以被解释为单方面挑起军事冲突，显然，做出这个决定要承担无法预测的严重后果，拥有局部海战优势的日本没有把握赢得全面战争。 中国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吓阻日本做出让步。但日本不应认为这只是虚张声势的表演，而试探中国人的意志，因为中国没有为自己准备退路。甚至，日本也不应用《美日安保条约》为自己壮胆，因为中国做出反应前已经考虑并接受了这个因素。 野田认为“国有化”政策是出于稳定中日关系的大局而做出的决策。这种试图释放善意的解释很有市场，但日益动荡的日本政坛难以赢得外界信任。按照日本 的计划，“国有化”后要逐步推进“活用化”、“有人化”、“驻军化”，这种步步为营的“切香肠”手段，势必引起中国警惕，从一开始就反击。 在“石原购岛”过程中，日本国民的踊跃、媒体的热情、国会立法和谴责中国，表明日本举国上下多数人都认为钓鱼岛主权没有争议。野田是在7月7日全面 侵华纪念日这一天宣布“国有化”计划，并在9•18纪念日前夕具体实施，即中国领导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当面告诫野田“不要做出错误决定”一天之后。这一系 列行为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某种战略藐视，刺激了中国受辱的历史记忆。 这种战略藐视源于一种侥幸心理：首先，日本认为中国为了珍惜崛起的机遇，将会被迫选择软弱的立场，降低冲突风险，即中国不会为钓鱼岛付出战略性代价；其次，认为“十八大”之前高层忙于权力安排而无暇对日本的行为做出有力反应；其三，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机会，挟美自重。 人们通常认为日本的民主制度与战后改造，可以杜绝政治右翼化。事实上，不管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民意支持率都很低，双方政见也没有区别，完全同质化 后失去制度约束。经济不振、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崛起等因素为日本右翼提供土壤。日本右翼也试图借助领土纠纷而扩军、强军。韩国总统李明博曾公开呼吁警 惕日本极右翼势力抬头。 中国政府警告说，日本在钓鱼岛的做法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中国做出这个判断，是试图孤立日本，因 为中、韩、俄与日本的岛屿争端都与战后安排有关，而且这样更容易向西方世界解释钓鱼岛主权纠纷的历史真相，并提示美国需要承担责任。 二 从外部观察，中国强硬捍卫南海与钓鱼岛主权，被视为一种强权扩张，是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表现，这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但是，这种角度显然不能论证中国行为的合理性，即为了一些荒芜小岛而不惜打断国家崛起进程。 这其中的矛盾在于，从外部看，中国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具有改变世界权力结构与重塑地区秩序的能力，是潜在的强权威胁；但从内部看，中国民众的普遍心理，却是截然相反的弱国心态，即认为中国政府对外软弱。 因为中国近代史上被西方国家入侵与割地的羞辱，以及1949年后与美苏长期对抗时生成的不安全感，包括大使馆被炸、日本右翼挑衅等事件，让中国人始 终沉浸在弱者角色，对主权的敏感与关心领土的热情，不仅仅是由政治宣传制造，而是“天朝大国”被羞辱的记忆挥之不去，历史上中国对邻国“以德报怨”的怀柔 政策强化了这种感情。 因此，单纯将中国在捍卫主权上的表现视为共产党主导的强权扩张，是不公正的，因为历史渊源比中共更深的台湾政权，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对钓鱼岛与南海 的领土主张。这就涉及到了历史继承的正当性问题：大陆政权如果丢失国土，尤其是向曾侵略中国的日本出让一寸土地，那意味着政权失去合法性。 包括西方在内的外部世界，经常忽视中国的这种内部压力，并过度从民族主义角度解读中国的行为，因为作为强者的西方对历史已经不敏感了。事实上，中国 除了在主权问题上具有历史的敏感性外，也继承了儒家的天下主义思想，相比日本自始至终的相对民族封闭，中国则像美国一样具有开放性。华裔的美国驻华大使骆 家辉应该更能理解这种开放性，他应向美国社会解释，以避免美国将中国的强硬单纯地视为扩张和与美对抗。 中国几乎失控的抗日游行表明，中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民意压力，而且，如果大陆政权因丢失领土而失败，动荡的秩序会制造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和专制的国家，这对全世界都不利。 衰退中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敏感，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源头。但是，这一没有明确战略目标的政策调整，又因为奥巴马本人的犹豫与含糊而被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导。目前看来，希拉里的做法是尽可能地为中国制造麻烦。 因此，中国最后不大愿意与希拉里对话，更多与五角大楼打交道，中国试图以更坦率、透明的方式向五角大楼表明，中国没有任何挑战美国地位的企图，而是在捍卫国家利益。军方的交往能够缓解紧张气氛，防止出现误判和冲突。 奥巴马政府的两大外交政策都面临战略性失败的可能：一是支持革命的中东政策导致反美伊斯兰政治势力崛起，二是“重返亚洲”加剧地区动荡和秩序混乱，中日因钓鱼岛争端走到战争边缘，与美国“重返亚洲”不无关系。 中国对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并不排斥，但疑虑其真正目的是攻击而非防御；而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也非对现实的判断，而是对中国能力的认知与意图的猜测。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源于美国疑虑，并加深了中国的怀疑，让双方脆弱的互信受到破坏并恶化。 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实行“门罗主义”，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降低是小布什政府忽略的结果，而非遭到中国主动排斥。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非敌非友，亦敌亦友”，不要“G2”，也不要冷战。 中国的传统哲学不鼓励追求霸权与做出头鸟，封闭的疆域强化了领土上的保守性与思想上的天下主义，而历史上，日本作为岛国的生存危机感曾多次催生扩张 主义。美国如误判中国意图而刺激中国走上与美对抗的道路，最终将会对美国不利，美国应该检讨和调整其对华政策，不致因短期的破坏而走上长期对立的歧路。 （注：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评论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tokyocn.com/article-172548-1.html 热帖：与钓鱼岛相比 海参崴才是毫无争议的中国固有领土 2012-9-19 　　海参崴，原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后来被俄罗斯侵占。有网友披露，二战结束，中华民国政府曾和当时的苏联政府签订协议，明确海参崴将于50年后归还中 国，也就是说，最迟到1996年，海参崴就要重回中国的怀抱。但令人遗憾的是，海参崴直到今天还在俄罗斯手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不久之前，俄 罗斯甚至为了彰显主权，刻意选择在海参崴召开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X）。博客中国上作者顾志坚的文章说，普京总统此次邀请亚太各国领袖欢聚一 堂，无疑也有借此来宣示俄罗斯拥有对海参崴等地领土主权的意涵。 　　此外，就在该会召开之前，听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明确表态，将不参加此次在海参崴召开的APEX会议。为此，有网友呼吁说，中国领导人也应该拒绝出席 此次会议，以表明中国人民拒不承认那是俄国领土的态度，同时，也可避免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承认俄国非法占领的既成事实”的错误信息！但令人失望的是，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却是一如既往地欢欣赴会，引发网民的愤怒和不满。对此，有网友点评说，韩国总统李明博日前登上被日本称为竹岛的“独岛”，宣示主权；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也登上了被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千岛群岛”，筹备开发事宜；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毅然前往被割让的前中国领土海参崴，发表“重要讲话”，都是 国家领导人，差别咋就这么大呢？！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就可以吧自己的历史遗忘的干干净净。 　　对此，有分析人士感慨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海参崴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还是在括弧里的；但对于我们的先辈来说，海参崴就像香港一样，是我们飘 泊在外的游子，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一百多年以前，由于这里盛产海参，而“崴”则是洼地的意思，所以中国人称它为海参崴。作者彻悟的文章回顾说，我的祖 上曾经世世代代在海参崴打渔为生，忽然有一天，来了哥萨克骑兵，用刺刀把人们赶往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再用机枪扫射，并烧毁了村庄。幸好祖上生性机灵，带着 几个村民跑了出来，尽管一路上 被哥萨克骚扰、追杀，最终还是逃到了今天的黑龙江境内。 　　而如今的中国政府，好像完全忘记了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与那个曾经多次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的北极熊勾肩搭背，共同与世界文明为敌。这可是600平方 公里肥沃富饶的土地啊，就这么白白送人了吗？与之相比，面积仅为4.3平方公里的钓鱼岛，还不到它的百分之一，又能算个啥呢？更何况，本来自己就从来没有 统治过钓鱼岛，也没有中国人在上面定居，就因为在明朝的某个时候其曾向天朝进过贡，就硬说它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按照这个曾经进贡的逻辑，干嘛不说越南和 朝鲜也都是中国自己的领土呢？！再说了，早年的新中国政府也曾白纸黑字地承认了那是人家的“尖阁列岛”，难道忘性就那么大吗？！ 　　彻悟的文章又说，毫无疑问的是，日本确实曾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它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被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夺去无数的生命。何况，人 家也曾提出过向你天朝赔款，但你却偏要耍大方，一分不要！反而还感谢日本的侵略，最终促成了你的上台！如此置国人的历史创伤和感情于不顾，居然还好意思说 自己什么“伟大、光荣、正确”！不仅如此，为了所谓的“同志加兄弟”，一句话就能把大片的土地送给别人，这是什么行为？！现在又扬言什么“为了钓鱼岛要生 死相拼”，突然变得爱起国来，这又如何能够取信于民呢？！ 　　也有评论反问道，爱国需要勇气吗？真正的爱国需要勇气，要将国家的真实历史和现状说出来，并最终走上一条被人类历史发展所证明的正确道路，当然是需要 勇气的。但虚假的爱国则不需要勇气，只需要廉价又无风险的表演就行了。搜狐博客上作者王思想的文章说，如何进行这样的爱国表演，我提供一个最简单的原则供 爱国贼们使用，只有7个字，那就是：反美反日不反俄。圣上有旨：允许反美反日，不许反俄！钦此。其实，许多爱国贼们已经在很熟练地运用这个7字方针了，比 如说，他们一直在鼓躁钓鱼岛，却绝口不提海参崴。 　　爱国贼呀，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们了，你们为什么只要钓鱼岛不要海参崴呢？是因为斯大林曾经是干爹吗？可现在于爹都死去那么多年了呀。或者是因为南京大屠 杀，所以才仇恨日本的，那么，海参崴的江东64屯和海兰泡大屠杀呢？爱国贼们一般都没有念过什么书，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大屠杀的惨烈程度。或许，是因为虱 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土地割让多了也不在乎吧！要知道，俄罗斯抢走了中国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怪只怪日本人抢走的中国土地太少，所以，一个仅仅 4平方公里的小岛也要发生争执，只相当于俄罗斯抢走领土的40万分之一。 　　王思想的文章最后感慨说，综上所述，我看到钓鱼岛在闹腾，也看到海参崴在哭泣，更看到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一边偷着乐，因为这个俄文地名的中文意思是“征服东方”，俄国人或许正在公然嘲笑着东方的一群蠢猪呢！ 　　此外，彻悟的文章引述的资料说，海参崴位于乌苏里江以东，自古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56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 管”，海参崴也就被“共管”了。但到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时，“共管”也被取消了，海参崴成了沙俄的领土，还被改了一个对中国极具侮辱性的名字 ---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统治东方）。满清王朝出卖海参崴，激起了国人的愤怒，尤其是居住在海参崴的中国同胞不但痛恨沙俄，从此也开始痛恨满清王朝，但 从此他们只能做沙俄的臣民！不过，有资料显示 ，蒋介石曾积极要求收复海参崴，请看“国民党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 由于中国并未加雅尔塔会议，该会议达成的关于蒙古、库页岛前途维持不变，及维持当时的未独立状态的决定，也未经中国的同意。但美国会后立刻把结果秘密通知 中国，重庆ZF立刻发表声明：拒绝承认雅尔塔会议结果，拒绝苏联出兵东三省，因为苏军出兵东三省将影响中国收回蒙古、海叁威、库页岛。而此时的日军已经秘 密和重庆ZF谈判，向中国投降，但此时的中共却把秘密情报迅速报告苏联，协助苏联侵略中国东北。此时的毛泽东更是在延安发表声明，欢迎雅尔塔会议结果，欢 迎苏联解放东北，支持战后蒙古独立。 　　2. 宋子文、蒋经国和斯大林的谈判经过：斯大林说：我就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让蒙古人独立？宋子文说：蒙古成为中国领土是因为蒙古人入侵中原造成的，而不是 汉人入侵蒙古造成的，这跟殖民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斯大林又说：那就让蒙古人民公民表决吧......，蒋经国则回应说：如果蒙古要公民表决， 苏联境内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也要公民表决。宋子文同时提出收回大连、海叁威、库页岛等地的主权。 　　斯大林立刻威胁，如果中国坚决收回领土，苏联将协助中共推翻中国ZF。蒋经国马上回答，如果苏联借助中共，中国将加入西方同盟，并允许美国军队进入中 苏边境。 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中苏加盟条约，”苏联终于同意中国收回大连、旅顺，和满洲铁路(1946年)，并达成协议，50年以后中国收回海叁威，条约还规定，中 国不仅将于1950年恢复对蒙古驻军，中国还可以在蒙古境内实行有条件的公民表决蒙古自治(蒙古的自治，相当于现在香港的自治)。最终，宋子文由于没能收 回库页岛而拒绝签字，由外长王世杰签字……。 　　不过，2001年7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代表中国正式透过官方文件，确 认放弃与俄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至此，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神圣国土（相当于10个台湾岛面积），主权正式变更为俄罗斯所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tokyocn.com/article-172583-1.html 钓岛争端加剧日债务危机 波及中日经贸 日经济恢复或延迟 2012-9-20 来自: 证券时报 　日本右翼势力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已经严重波及日本对外贸易，并进一步影响到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的担忧。17日，伦敦和纽约市场均出现了抛售日元的风潮，日元对美元及欧元汇率双双跌至阶段低点，这一形势可能会加速日本债务危机的爆发。 　　目前，日本长期的经济衰退和潜伏着的慢性金融危机，已经到了可能随时急性爆发的危险境地。事实上，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衰退已经过去了20多 年，而福岛大地震导致的核事故使得累积的金融危机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随着政府财政支撑能力急剧衰减，抑制债务危机爆发的能力也到了极限。目前，从债 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国债依存度等指标看，日本都是发达国家中形势最严峻的国家。日本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 1999年超过意大利，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此后持续恶化，恶化程度在发达国家中均为第一。 　　日本财务省和日本银行的统计表明，截至2011年底，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日本国家债务总额共计919万亿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 GDP的两倍。以人口计算，平均每个日本人负担721.6万日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预计，如果加上地方政府负债，到2011财年日本国家负债总 额将达到997万亿日元，债务总水平可能会达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27.5%。 　　日本在依赖发债的赤字财政中越陷越深，在过去20多年里，日本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长。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但税收缺口却越来越大。在 2011财政年度（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预算案中，日本政府确定财政预算为92.4万亿日元，成为迄今为止日本最高的国家预算。预计新年度财 政税收约为40.9万亿日元，比2010财年增加约3.5万亿日元收入，但与此同时，新发国债规模达44.3万亿日元，继2010年之后债务融资再次超过 税收水平。日本长期靠“新债补旧债”，不仅让债务越滚越大，也让国债总额和国债依存度屡创新高。 　　日本作为全球第一大债权国，拥有大约3.2万亿美元的对外债权，外汇储备也高居全球第二，政府债务90%以上由国内债权人持有，因此市场一直并不特别 担心日本的债务问题。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主权债务泡沫正在开始破灭。根据IMF的数据，从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至2010年，全球经 济体财政赤字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平均上升了15个百分点，全球公共债务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几乎等于此前5年年均债务增加量的3倍，负债水平普遍比危机 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进而使各国政府债券占比上升至35%左右。2010年美、欧、英、日四大经济体总债务余额达到84万亿美元，约为其 GDP的2.4倍，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3.8%，这使得发达国家越来越形成对债务融资的高 度依赖。根据IMF数据计算，日本、美国、法国2011-2012年政府融资需求与GDP比率的平均值分别为54%、27%和20%。与此同时，欧美银行 业也有大规模的债务集中到期，均处于融资需求高峰期，2012年全球银行业将有约7万亿美元债务到期。政府必须与私人机构在市场上竞争资金，各国主权债务 的可持续性形势严峻。 　　从日本国内经济前景看，日本正在成为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人口老龄化、产业老龄化、企业老龄化”，这是日本迟迟走不出增长型衰退的真正原因。上 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减轻日元升值的冲击，日本的国内资金纷纷转向海外投资，带动了一批在日本已经丧失了比较优势的日本企业将其主要生产和经营基地向外 转移，致使国内投资相对萎缩，产业空心化趋势严重。2011年“3.11大地震”后，日本大幅调整能源战略，日本的能源进口在去年飞速增长，并致使日本越 来越接近需要向国外借贷的程度，这很可能大大改变日本国债结构，增大外部头寸风险。 　　更重要的是，中日钓鱼岛局势急剧恶化进一步打击了日本在华产业，导致电子产品、日系车销量大跌，有的日企甚至已经暂时停产，随着时间的持续，日本经济将可能遭受更严重的倒退。 　　另一方面，日本的所作所为也是在挑战自身的债务安全。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各国持有日本国债的比例创下几十年来的新高，对外风险头寸正开始逐步显现。 2009年以来中国对日本国债的持有额急速增长，2010年超越美英成为日本最大债权人，截至2011年底，中国持有额达到创纪录的18万亿日元，较上年 增长71%。日本在公然挑衅中国国家主权利益，如果作为日本最大债权人的中国大幅抛售日本国债，那势必引起整个日本国债市场的恐慌，进一步加剧日本市场的 波动，导致日本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一旦日本国债被降级则加速收益率上升，资本损失的担忧很可能将促使债权人快速“去日债化”，进而引爆日本债务危机。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一个临界值，日本如果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那么在日本贸易形势急剧恶化、日元大幅贬值之时，这个临界点将会提前到来，到时可能后悔都来不及了。（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 　　波及中日经贸关系 日本经济恢复或延迟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谢宏宇）：随着中日钓鱼岛危机不断升级，中日经济关系也受到影响。日本央行行长19日表示，日本国内经济恢复的时间可能将比预期 “推迟半年”。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由日方一手导演的收购钓鱼岛闹剧虽然导致两国出现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在经济等其他层面的较量将会日趋激烈。 　　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对于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钓鱼岛问题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已经严重影 响了两国间包括经贸往来在内的各方面合作。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19日表示，日本国内经济恢复的时期将比此前预期的2012年度上半年“推迟半年左右”， 他还对日中关系有可能出现的长期恶化表示了担忧。日本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18日也表示，两国民间人士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关系被一举推翻并出现恶化，什是遗 憾。他对日本政府将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导致日中关系急剧恶化表示强烈不满。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日方拒不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拒绝放弃其错误立场，中日两国的友好大局受到严重破坏和挑战。两国关系一旦交恶，必将首先在经济领域进行较量，中方可能会从三个方面出手制约日本。 　　第一，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进行制裁。长期以来，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和便宜的劳动力吸引了很多日本企业争相来华投资设厂，据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12 年6月末，日本对华投资839.7亿美元，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以制造业为主，约占70%左右，其次是化学纤维业，饣品等。日本在华企业属于中国法人，他们 雇佣中方人员，在中国采购物资，在中国纳税，除了将经营利润汇往国外，这些日企和一般的中国企业没有什幺两样。此外，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劳务工资出现大幅度 上涨，加上很多地方都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日本企业出现了将其中国工厂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的势头。但是，由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加上员工素质相对东南 亚等国来悦较高，很多日本企业还是保留了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等关键部门。而研发部门留在中国，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实力的提升是大有好处的。所以，对日 本在华投资企业进行制裁明显弊大于利。 　　第二，限制中日进出口贸易。据日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华货物出口737.2亿美元，占货物出口总额的18%。日本进口中国货物913.4 亿美元，占总进口的20.5%。相比之下悦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更大。另外，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低附加值产品，这在供应链上产生的利润很低，而日本对 华出口的一般是产业链上游产品，利润较高。这意味着在承担出口损失的能力上，中国远超日本。分析人士认为，中日进出口贸易曾在2003年帮助日本避免又一 场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自2003年以来向日本的经济增长贡献了35%－80%的推动力。如果在中日进出口贸易上入手，对日本采取制裁， 日本损失将十分惨重。 　　第三，打日本债务牌。日本庞大的政府债务显著增加，截至去年末，日本主权债务突破1000万亿日元，是GDP的2.2倍。根据日本财务省和央行数据， 截至2011年底，中国持有日本长短期国债18万亿日元，同比增长71%。2010年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债权国。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日本国债处境危险，能 挽救日本经济的似乎只有中国，中国可利用这一点，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对日制裁。}   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Posted on Tuesday, September 18, 2012 - 01:48 pm:    凤凰大放送 寸岛狂澜-钓鱼岛风云录 http://v.ifeng.com/documentary/bvideo/201207/e96e9315-c3a8-4d2d-977b-5e4c88185d1e.shtml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20?page=2 钓鱼岛危机折射东亚变局 破解难题之法在于以德为师， 如果欧洲国家也坚持“历史边疆论”，今日的欧洲还将打成一锅粥。 钓鱼岛危机已经让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大为降低，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还将停 留在美元货币圈之内。 如果中国这一战略得以推行，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将难以推行下去。 2012年09月19日 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81周年之际，中国各地反 日游行不断上演，而中国渔民千帆竞发至钓鱼岛，双方政务船只游弋于钓鱼岛周边海域。由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外交危机不断升级，双方的危机管控也进入了关键时 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反日情绪激荡的时刻需要更加冷静的反思，莫让战术性对抗掩盖了战略大棋局。 自9月15日，中国多地爆发比较极端的反日游行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为反日情绪降温的趋势。尤其是在9月18日，“理性爱国”成为不少民众的 共识，而官方出动了大量警力规制游行活动，防止此前出现的打砸抢烧事件重演。自9月11日，日本野田政府与栗原家族签订“购岛”协议以来，中日关系在建交 40周年之际降至冰点，中日关系离着“不惑”越来越远。 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说，历史事件是尘埃。在微博的时代，任何重大事件都是在被消费，新闻泡沫化并不能掩盖历史发展的“静水深流”。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甚至打砸抢都不会改变中国，乃至东亚的战略格局，有智慧的民族会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比如二战之后的德国与法国。 回顾半年来，钓鱼岛一步步成为中日关系的“地雷”，几个无人居住的小岛成为战略棋局中的关键棋子，这种场景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东亚合作、美国的战略调整都受制于钓鱼岛这颗棋子。 5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日韩首脑峰会上，三国领导人原则上通过了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的计划，东亚地区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上日程。这次的钓鱼岛危机，则导致中日多种渠道的交流被中止或者暂停，重新修复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中日两国分居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两国的经济总量堪比美国，遗憾的是，两国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持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是本国货币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却无足轻重。日元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基本失败，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刚刚起步，“清迈协议”只是东亚货币合作的雏形。1971年，布雷 顿森林体系崩溃，吊诡的是，东亚国家纷纷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在东亚复活了。换句话说，全球经济最具有活力的东亚成为美 元货币圈。 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尤其是FTA与货币合作都是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步骤，也是东亚迈向自立的基础所在。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独大的种种弊 端，中日韩的FTA谈判、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互相持有对方国债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货币合作之难在于，货币是一种信用，只有彼此相互信任才能真正展开货币 合作。因此，货币合作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议题，更是政治互信的表现。钓鱼岛危机已经让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大为降低，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还将停 留在美元货币圈之内。 对日本的反感与厌恶似乎成为众多中国人的“潜意识”，各种抗日题材的影视剧成为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素材。但无论是否喜欢日本，中国都无法选择自己的邻 居，而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邻居。国际关系的历史中一种存在着一种地缘政治的信条，虽然信息时代已经让地理决定论不再那么有说服力，但是，地缘依然是构成了 国际交往的棋局，各国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 欧洲一体化有赖于法德轴心，其在东亚的映像，就是中国和日 本。相比于德国，日本在对待侵略问题上一直暧昧，没有向东亚邻国作出明确的道歉，对曾经的罪责也缺少彻底的反省。正因为如此，日本很难成为东亚合作的领 袖，因为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时至今日，日本依然严重依附于美国，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付出的代价。上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迅速崛起，而德国经过二三十年 的努力，成功地和邻国组建起了一个欧元区，而日本则踯躅不前。日本之所以不道歉，有很多原因，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日本更像欧洲的英国，而不是德国。英国一 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投机者与搅局者，而不是建设者。 2010年中国成为东亚第一大经济体，无论在地缘还是经济实力上，中国与德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换言之，中国需要向德国学习。今天，德国已经成为欧 盟的领袖，回首六十多年前，德国更像是欧洲的弃儿。为了融入欧洲，德国做出了不可胜数的妥协，强大起来的德国也没有向自己的邻居彰显自己的野心，德国与波 兰的边界已经变动，但是德国人并没有要求收回“失地”。如果欧洲国家也坚持“历史边疆论”，今日的欧洲还将打成一锅粥。 要成为地区大国，就需要提供公共品，而最重要的公共品就是信誉和安全感，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能够率先建成，与中国的的妥协与自我节制密不可分。在历史 上，德国一直面临着地缘政治上的困局，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大陆联盟体系”，但是依然没有破解这一安全难题，直到今天德国融入欧洲之后， 这一难题才被解决。中国是个海陆兼备的国家，西北一线的大陆新月地带与东南沿海的新月地带相互映衬，都承载了沉重的地缘压力。破解难题之法在于以德为师， 建立一个亚太的合作与安全网络，中国将成为这一网络的核心所在。 如果中国这一战略得以推行，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将难以推行下去。悲哀的是，钓鱼岛危机为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提供了契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国防部长 帕内塔先后充当中日之间的调停人，无论成败与否，美国都站在了更有利的地位。美国最新式的战斗机、运输机以及导弹预警雷达部署在日本。日美安保条约是否适 用于钓鱼岛，成为三方角力的焦点，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在看着美国人的嘴唇，是说YES还是NO。 美 国在玩一个很复杂的游戏，中日之间保持适度的紧张，防止两国最终步入货币联盟的殿堂，是美国的根本目标。但是，两国交恶，甚至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就不得不 选边站，因为日美之间有军事同盟条约。无论希拉里还是帕内塔都有意降低中日对峙的调门，防止危机失控，遗憾的是，二人都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小小的钓鱼岛 也会逼迫美国人反思，战略再平衡并非如想象那么简单，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多边关系之中，敌友难分，界限不明。 钓鱼岛危机客观上已经化解了美国对东亚合作的担忧，中日韩的FTA会延迟，而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动力却在增强，东亚地区 依然持续着以美国为核心的轮毂结构。对于美国而言，保持现状可能是最优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中日两国会不会给帕内塔面子。“别了，帕内塔”，可能是中美日 三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注：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2/09/120918_hu_us_diaoyu_policy.shtml, 美国“再平衡”战略下的钓鱼岛 胡令远 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更新时间 2012年9月18日, 保钓的中国和台湾民众 “再平衡”背景下的钓鱼岛客观上促进大陆与台湾的认同感。 帕内塔访问驻日美军 被搁置的钓鱼岛问题如今成为中日关系“雷区”。美国敦促中日妥善解决。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两国之所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与美国的世界战略考量密切相关。 尼克松的所谓“越顶外交”对中日关系的强烈冲击，成为中日恢复邦交的“催化剂”。由此，美国实现了在远东以中美日构成的“犄角之势”来“平衡”苏联一极的有利态势。 4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重返东亚”，实施所谓“再平衡”战略。在美国的棋盘上，中国这次成为“被平衡”的对象，与40年前的角色恰成相反。 平衡与再平衡 钓鱼岛问题在40年前被搁置，如今成为中日关系的“雷区”和“火药桶”，在某种意义上说与美国的“平衡”、“再平衡”战略密切相关。 一方面，中日之间由于搁置钓鱼岛争议从而实现邦交正常化，40年间虽也常有龃龉，但总体来看取得了巨大 成就。经贸关系从最初的10亿美元到去年的3429亿美元，扩大了340多倍。双方人员交流从最初的1万余人，2011年高达528万人次。双方互结友好 省市的也多达250对。 这样的一种双边关系，不仅两国人民受益匪浅，进而也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起到了关键性促进和推动作用。对这一过程中、主要是冷战时期美国的“平衡”作用，不仅日本，中国大体上也给予积极和正面评价，即便有台湾问题的存在。 美国的失分 然而，这次所谓的“再平衡”所带来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以下数端： 第一，中日间就东海问题本来已经形成使其成为和平之海、友好之海、合作之海的共识。但由于美国并不愿看 到这样的结果，它的再平衡战略肢解了上述中日间的原则共识，原本东海问题趋于解决的方向发生逆转。从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再变为今天的严峻局面。 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闹剧”为什么在美国开锣上演，应该是最好的注脚。 第二，东亚、东南亚本来已经形成区域间良好的经济互动关系，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大力提倡和推进“东亚共同 体”建设，拟通过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进而促进集体安全，最终希冀以欧盟的形式，和平解决诸如钓鱼岛一类领土争端。但这引起美国的不满，伴随着其重返亚太的 再平衡战略，另起炉灶，搞起所谓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搅乱了原本政治平稳、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东亚秩序。 第三，在道德和信义方面，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使中国人看到美通过南海、东海问题挑拨离间，意在的渔翁之利。中国觉得这次美国的手法低劣，美国所鼓吹的价值观与其实际行动之间落差巨大，美国对中国的“软权力”将大打折扣。 此外，“再平衡”背景下的这次“钓鱼岛危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民族认同感的加深和政治谈判的步伐。美日对此虽有所意料，但显然对其严重性估计不足。 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北美经济回复、增长乏力，东亚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钓鱼岛危机给东亚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发展带来冲击和不确定性。这样的情形，美国所谓重返东亚、“再平衡”战略不能辞其咎。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18/cc18wuzheng/ 历史话题 日本政府向中国道歉了吗？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吴铮 2012年09月18日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1周年。北京日本驻华大使馆外，中国武警、公安层层设防，周边日系商店、餐馆纷纷停业——这里将成为中国民众表达反日情绪的舞台。中日关系又到了一个低谷。这一次，是因为钓鱼岛。 中国近代曾丧失大量领土，其中逾150万平方公里被俄罗斯侵占。1949年以后，中国为领土争端曾和印度、苏联、越南发生武装冲突，今天中国与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间也存在未决的领土纠纷。 但是同日本的领土之争，最能刺痛中国人的神经，激起各种充满敌意的言行。说到底，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历史，仍然是很多中国人心中解不开的结。 “九·一八事变”过去81年了，中日恢复邦交也已几近四十载。日本政府战后多次就发动战争的历史表示反省。日本政府在反省之余，究竟有没有为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用有或者没有来回答。 40年前，也是9月，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应周恩来之邀访问北京。他在宴会致辞时用日语“迷惑”一词表示对过去战争的反省。日语“迷惑”中文可以 译为“添了麻烦”，周恩来对此提出了批评。田中事后解释“迷惑”在日语中也可以用于“百感交集地道歉”。毛泽东在会见田中后，意味深长地送给他一部《楚辞 集注》（《楚辞》有“中瞀乱兮迷惑”的用法）。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搁置了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若干争议，最终与田中就中日恢复正常邦交达成妥协。 1972年9月底，周恩来与田中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使用的说法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 省。” 田中的“迷惑”一词最终没有出现在声明中，日本也未在“反省”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中国表示“道歉”。 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获得两国立法机构批准），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对历史问题没有新的表述。 199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50周年（日本称“终战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日本)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 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 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村山作为日本政府首脑对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明白地使用了“由衷的歉意”表示道歉，受到了中国的欢迎。但“村山谈话”并不是一个让中国百分之百满意的道歉。第一，使用了亚洲国家这一统称，没有明确提到中国；第二，首相在正式讲话中道歉，但没有形成书面的外交文件。 1998年10月，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10月8日与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签署“日韩共同宣言”。宣言中，小渊坦承“日本在过去殖民统治时期，造成韩国人民重大损害和苦难，为此表示悔意并由衷道歉。”这正是中国期望得到的书面的不含糊的道歉。 同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期间中日于1998年11月26日发表“中日联合宣言” 。宣言这样表述，“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即‘村山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 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客观地说，日本这一表述比1972年“联合声明”有了发展：一是承认了中日间战争的性质为日本侵略中国；二是书面确认遵守向亚洲国家口头道歉的“村山谈话”；三是叙述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措辞有所加强。 不过，有日本给韩国的道歉在先，中国对“联合宣言”难言满意。江泽民是次在日本各地访问期间，对历史问题颇多微词，气氛一度紧张。对中日双方而言， 这次的访问的效果都令人失望——双方领导人未在“联合宣言”上签字也未举行相应的庆祝仪式。此后，中日关系日益表现出“政冷经热”的特征。 2000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日。他10月14日回答东京广播公司(TBS)访问时的一番话，颇能反映中国对日本在道歉问题上的感受——“在日 本的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 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一年后，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回应。2001年10月8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在参观京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际，他说：“今天 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览。” 小泉这一讲话，沿用了“村山谈话”中“由衷的歉意”的说法，并且明确地把中国作为道歉的对象。但小泉的道歉并未取得好的效果，究其原因，一是讲话未 能形成两国间的书面文件，二是小泉任内6次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伤害。小泉之后的历届日本内 阁，在对中国道歉问题上，迄今没有超越前任的突破性表述。 战后的日本，剥夺了天皇和军部的实权，摒弃了军国主义体制，确立了“和平宪法”，不过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并未得到追究，供奉阵亡军人的靖国神社亦得 以保留。与德国战后对纳粹时代彻底的割裂和明白无疑的否定相比，日本对历史的反省表现出矛盾的两面：一方面从制度上铲除了军国主义（右翼的“噪音”也无法 改变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在正视历史上犯下的战争暴行，对受害国反省道歉时表现得迟疑暧昧。平心而论，中国人正视自己20世纪的历史，也是沉重和艰难的体 验。 在中国人眼中，日本政府向中国道歉了吗？日本道歉的方式是否令人接受呢？甚至这个道歉还有多重要？相信读者心中已经有自己的答案。当北京的街头又响起“打倒小日本！”的口号时，我们至少知道，中国人心中的结并未打开，中日关系还将在历史的阴影里前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523 2012年09月13日 美国应与日本构建特殊关系 美国欧亚集团总裁 伊恩•布雷默 , 研究主管戴维•戈登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自二战以来，英美“特殊关系”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这种关系仍然是必要的，但已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当全球安全问题还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欧洲还是大国政治的核心时，英国是美国不可缺少的盟友。如今，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推动作用不亚于后者对前者的推动作用。全球力量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美国虽然启动了“重返亚洲”战略，但面对新的世界秩序，美国也需要一段新的特殊关系。日本应成为美国新的不可缺少的盟友。 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商业和地缘政治方面对美国构成了2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上周出访北京时发现，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摩擦趋于上升。中美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然而，在中国政府展示力量的时候，确保华盛顿将继续在亚洲发挥稳定局势的作用，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各个邻国的利益。在亚洲经济与安全架构同步发展时，美国必须通过商业和军事两种手段在该地区获取更大利益。简言之，美国的亚洲战略需要经济治理方法(economic statecraft)。而日本，这个亚洲最富裕、国民教育程度最高、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在经济治理方面比美国乃至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明。 事实上，日本战后的发展轨迹是商业外交不断取得成功的轨迹。日本私人企业在发达市场和发展中市场都早已站稳脚跟。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想想全能的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日本政府与私人行业三者之间联系紧密，这为日本外交促进商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保证。日本中央政府的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在整合国际商业和国内经济方面做得很好，全世界所有同类组织无出其右。日本在23年中换了14位首相，不过，现任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最近致力于改变该国的“无为政治”，他的努力让人有理由对日本感到乐观。 比起日本，其他所有国家都差得很远。如今现代(Hyundai)正在取代丰田，三星(Samsung)正在赶超索尼(Sony)，许多人说韩国会取代日本的位置。但韩国政府不可能成为美国政府在亚洲不可缺少的盟友。韩国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另外，尽管韩国在商业方面十分成功，但该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远不及日本。 另外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选择——印度，则更不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洲不可缺少的盟友。印度治理混乱，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对美资机构仍存有怀疑态度，导致美国的外交官员甚至难以与该国政府维持有限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应如何构建这段新的特殊关系？关键的一步是推动日本加入强大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TPP是一个正在谈判中的贸易协定，将把南北美洲、大洋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联合到一起。TPP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在商业方面的核心。而有了日本的加入，TPP更有可能为世人带来一个可靠、稳定的亚洲，尽管中国正寻求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经济规则。 TPP可能为更广泛的双边倡议打下基础。如今，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对民主资本主义的未来构成挑战。美日特殊关系应成为一种新型全球联盟的基础，这种联盟形同经济治理领域的北约组织(Nato)，将有助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各种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比如网络安全问题、发展问题、国际金融问题。 这一切都不容易实现，特别是就日本而言。英美特殊关系已无数次证明，真正的特殊关系需要关系双方作出努力和牺牲。但美日联盟在日本从未像如今这样受到民众欢迎。而考虑到日本与中国仅一海相隔，中日之间经济联系密切，美日战略特殊关系对日本政府的重要性不亚于其对美国政府的重要性。10年前，美国要求过多，日本能够满足的太少；如今，有了中国的崛起作推动，发展美日特殊关系成为美日双方共同的需要。确立这种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本文作者分别是美国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和研究主管。 译者/何黎   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Posted on Sunday, September 16, 2012 - 05:33 pm:    photos by Roland Hui click picture to magnify   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Posted on Sunday, September 16, 2012 - 11:42 am:    坚持“保钓”40余载　北美侨界万人参与再掀热潮 Click picture to magnify photos by Lumd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f.worldjournal.com/view/full_sf/20169138/article-%E8%8F%AF%E4%BA%BA%E5%9C%98%E7%B5%90%E4%BF%9D%E9%87%A3-%E9%87%91%E5%B1%B1%E8%90%AC%E7%9C%BE%E7%A4%BA%E5%A8%81?instance=hotsf} 華人團結保釣 金山萬眾示威 記者劉庠舊金山報導 September 16, 2012 和全美國其他十座城市同步，由多個灣區華人團體聯合組成的保釣大聯盟，15日在舊金山華埠發起保釣集會及大遊行。200多個社團登記參加。主辦單位估計有上萬人參與花園角廣場集會。警局表示遊行申請的預計人數為3000人，實際約5000人。 花 園角在1996年曾是2萬多人保釣示威的所在地。擔任15日遊行發言人的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常務副會長丁元表示，民眾參與還算踴躍，因為這次保釣行動 在全美11個城市同時展開，人潮比較分散，不若往年全美多個城市的華人聚集在舊金山時人數多。這次一些灣區保釣領袖已前往華府參加當地的示威活動。 15日活動包括約90分鐘的集會演說、愛國歌曲演唱和近兩小時的遊行。遊行由美國華商總會和舊金山灣區中國統一促進會領軍，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和金山灣區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緊隨其後，接著是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海宴同鄉會、北加州華人體育文化協會等。 許多南灣華人搭乘巴士北上舊金山參加遊行。人群中隨處可見各種社團的布條。在主持人蔡文耀和李競芬呼籲下，現場未舉起任何國旗，藉以表達中港澳台各地華人團結一致，對抗日本軍國主義。 保 釣人士現場演說以美國華商總會會長黃榮輝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會長賀英明開始，除了傳統僑界和學界代表以外，還有年輕一代留學生。北京大學北加州校友會會 長許師明表示，北大學生在愛國運動中從不缺席，15日也專程組團參與保釣遊行。他強調全球各地華人應拋開自己的政治立場，團結一致，才能對抗日本侵占中國 領土的行為。 柏克萊加大退休教授王靈智演說時說，日本之所以能霸占釣魚台，是受到美帝國主義縱容。計畫在11月6日美國大選前收集50萬簽名的保釣大聯盟也在現場募集簽名，完成後將致函總統歐巴馬及國會議員，呼籲美國不要干預釣魚台主權爭議，並堅決反對美國將釣魚島改名為尖閣群島。 多位發言者呼籲全面抵制日貨。日前在世界日報頭版刊登全版廣告、呼籲台海兩岸領導人以強硬態度處理釣魚台問題的中研院院士項武忠，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出兵占領釣魚島，才能真正解決這場紛爭。現場也有許多民眾將項武忠的廣告製成標語牌，參加遊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news.sina.com.cn/o/2012-09-15/153625180949.shtml 坚持“保钓”40余载　北美侨界万人参与再掀热潮 2012年09月15日15:36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旧金山9月14日电 题：坚持“保钓”逾40载 北美侨界再掀热潮 　　记者 刘丹 　　已经14日深夜了，美国北加州“保钓”联盟的主要召集人还在紧张忙碌着。他们为明天在旧金山中国城举行的万人“保钓”示威抗议游行落实最后的工作。 　　这个名为“勿忘九·一八，保卫钓鱼岛”的活动将在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费城、华盛顿DC、芝加哥，南部的休斯顿和达拉斯，西海岸的西雅图、波特 兰、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以及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等10多个主要大城市同步举行，强烈表达北美华人华侨坚持“保钓”40余年，对祖籍国领土寸土不让的心 声。 　　示威抗议游行也将北美侨界8月底以来开展的“坚决保卫钓鱼岛，中华儿女一起来”系列活动掀向高潮。“保钓”联盟称，仅在旧金山湾区，就有300 多个社团的逾万人参与。他们有传统侨社，大专院校校友会、同乡会及各类专业团体。既有40多年前的留学生老“保钓”人士，也有土生华侨子弟和新移民。 　　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林青等负责组织从南湾各城市去旧金山的大巴。她告诉中新社记者，“能租借的13辆大巴全都用上还不够，许多人都要去。我一天接100多个电话，从清早7点到深夜11点没停过。” 　　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执行长李兢芬是明天活动主持人之一。连日操劳，嗓子说不出话，14日夜里仍在做标语、口号和歌曲的录音。《中国人》、《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10余首爱国抗日歌曲将在活动中不间断播放。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常务副会长丁元负责与媒体联络。自从12日在针对美国政界和国会议员发行的《国会山庄报》上刊登整版英文声明，呼吁美国 政策决定者正视钓鱼岛历史，不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以后，“一小时内我的手机显示了50多个邮件，全是询问广告内容和示威游行详情。”丁元告诉记者， “《圣荷西水星报》告诉我，有两名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 　　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发起人池洪湖、美国华商总会会长黄荣辉等传统侨社主要负责人也在为明天场地布置、安全措施和保卫做最后部署。他们制作 了5000面小标语，上面印有1996年9月22日在钓鱼岛海域牺牲的香港“保钓”勇士陈毓祥的照片和中英文“坚决保卫钓鱼岛，中华儿女一起来”。 　　池洪湖40多年前初抵纽约，参加了台湾和香港留学生发起的“保钓”活动。“我每晚熬浆糊，负责第二天贴标语和海报。”他告诉中新社记者，从那时开始，北美华人各种形式的“保钓”运动风起云涌，始终不断，发起人和参与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70年代主要是东岸的台湾留学生，90年代旧金山湾区的广东籍移民和土生华侨子弟也成为策划者和参与者，现在则是两岸三地新老移民不分党派和地域全都参加。” 　　90年代，旧金山是中国大陆之外最大的“保钓”运动发起地。池洪湖回忆道，1996年9月22日，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上午举行中国国庆45 周年升旗典礼，下午就举行示威游行纪念第一位牺牲的“保钓”勇士陈毓祥。“当时花园角人山人海，旗帜飘扬，口号震天响，前方队伍走了一大圈回来，还有许多 队伍没出发。” 　　明天的示威抗议游行将为在日本侵华战争死去的3500万同胞默哀，演讲和爱国抗日歌曲演唱，大游行，最后以《游击队之歌》大合唱结束。 　　活动中还将签署致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和参众两院领袖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正视钓鱼岛历史，不参与中日事务，要求国务院改正将“钓鱼岛列岛”称为“尖阁群岛”的错误做法。 　　70年代在台湾念书时响应北美留学生“保钓”运动，现在是南湾库柏蒂诺市议员的张昭富对记者说，“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明天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表示我们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完)   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Posted on Saturday, February 11, 2012 - 02:49 pm:      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Posted on Tuesday, January 17, 2012 - 02:44 am:      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Posted on Thursday, July 02, 2009 - 04:03 pm:    http://history.cultural-china.com/en/61History517.html Chu Ci (Songs of Chu楚辭) "Chu Ci" is a verse-style work created by Qu Yuan, a great poe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a. 300 BC) in ancient China. It depicts the landscapes, characters, historical events, as well as myths and legends of the Chu Kingdom (present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terary style and dialect phonology of the area, thus being endowed with intensive flavor of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Han Dynasty, works of Qu Yuan, Song Yu and other poets were compiled by Liu Xiang to constitute a collection named Elegies of Chu, which is, following The Book of Songs, a collected poetic works having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ense local features, Elegies of Chu was evolved from ballads of the Kingdom of Chu through processing and refining. Chu was in possession of unique local music (known as South Wind and South Tones in ancient China),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had a long-standing history, during which Chu people entertained gods by singing and dancing,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preservation of large quantities of myths, rapid development of poetic music and the intensive religious flavor imbued in the Chu ballads. All these factors jointly contributed to the existence of tones and rhymes exclusively possessed by the state of Chu in Elegies of Chu, and to its possession of profound romanticism and intensive witch culture. Qu Yuan is a poet with the highest accomplishments and greatest influential force in "Chuci". Due to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Lament (lisao), some literati even use the Lament to refer to Elegies of Chu. In the meantime, the Lament has exerted immeasurable impact on the literary circle and literary creat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Permeated with intense romantic flavor, Elegies of Chu is still quoted in the Chinese textbook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ttp://wuwei2007.blog.com.cn/archives/2008/2705637.shtml 楚文化有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尽管其某些方面还是模糊甚至空白的。本节所要传送给读者的还不是楚文化的全息图像,而只是由诸多已知要素构成的轮廓。 　　 　　一、天文、历象、算数 　　楚人有"世叙天地"(《国语·楚语下》)的传统,在天文、历象、算数等领域中从来就不是落后的。 　　(一)二十八宿与四象体系的创立 　　二十八宿是恒星区划体系,中国有,印度、伊朗、埃及等国也都有。中外学者公认中国和印度的二十八宿体系形成较早,而且是同源的。至于中国和印度孰先孰后,则尚难论定。中国二十八宿体系创立的年代,根据天文现象可以推到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根据文献记载则只能算到公元前四世纪。《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都说,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是甘公和石公。《史记·天官书》将甘公、石公与唐昧并举,而唐昧是公元前四世纪的楚人,则甘公、石公也应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甘公名德,《史记·天官书》和《后汉书·天文志》说他是齐人,《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天官书》张守节《正义》引萧梁阮孝绪《七录》说他是楚人,《史记·天官书》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他是鲁人。或许,甘公到过齐、楚、鲁诸国。石公名申夫,魏人,史无异辞。考古发现表明,甘公是齐人或鲁人的可能性小,是楚人的可能性大。 　　1978年发掘的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一件漆箱, 绘有二十八宿星图。此墓乃楚系曾墓,公元前433年下葬,可见二十八宿体系最迟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创立了。按:二十八宿星名在文献中始见于《吕氏春秋· 有始览》,后来《汉书·天文志》分别记录了甘氏二十八宿星名和石氏二十八宿星名,后者与《有始览》所记无一不合,前者与《有始览》所记不无出入。漆箱的二十八宿星名与石氏星名出入较少,与甘氏星名出入较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甘氏用罚、狼、弧等偏南的星宿取代了觜、井、鬼等偏北的星宿。屈原在《九歌·东君》中写道:"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显然,狼和弧是楚人惯用的星名。由此可知,北方以及姬姓曾国的二十八宿星名属于石氏体系,楚国的二十八宿星名属于甘氏体系。甘公如果不是楚裔人,至少也是楚籍人,甘公的天文学可以代表战国中期楚国的天文学。 　　漆箱二十八宿星图的两侧,分别画着青龙和白虎,青龙在东,白虎在西。按:古人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动物形象来表示,是为"四象",或称"四宫"、"四陆"。《楚辞·九辩》乃宋玉所作,其中写到了"朱雀"《楚辞·远游》传为屈原所作,其中写到了"玄武"。根据已有的资料,周代只有楚国四象俱全。四象与二十八宿相配的起源也很早,也不晚于公元前五世纪。 　　(二)对北斗与四季关系的认识 　　漆箱上面的二十八宿绕成一圈,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斗"字代表北斗。古人重视观测北斗,不仅因为可以根据北斗的方向来推知隐没在地平线下的各宿的位置,而且因为可以根据黄昏时分斗柄的指向来判别季节。《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鹖冠子其人是战国中期或战国晚期的楚国隐士,《鹖冠子》其书是道家学派的著作。 　　(三)对行星及其卫星的观测 　　对五大行星的运行特点,甘公和石公都有比较确切的认识。《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无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荧惑即火星,太白即金星, 它们顺行与逆行的交替比较明显。水星、土星、木星也有逆行现象,但水星不易观测,而土星、木星的逆行现象不大明显。甘公和石公早在战国中期就发现了火星、金星的逆行现象,这是难能可贵的。 　　汉代郑玄注《周礼》时,引述过甘公所著的《岁星经》,此书已失传,但尚能从唐代《开元占经》所辑甘公对行星的观测结果中知其大概。《岁星经》大概是讲如何利用岁星占卜农事的,其基本思想为《淮南子·天文训》所继承。古人以为木星的运行与农事有联系,这可能是因为木星的恒星周期11.86年与太阳的活动周期11.11年相近。今人常从日地关系来研究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古人则把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归结为木(星)地关系。 　　甘公对木星的观测异常细致,以至他首先发现了木星的第三号卫星(简称"木卫三")。《开元占经》卷二十三记:"《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席泽宗认为:那颗小赤星就是木卫三,因是橙色的四等星, 当其与木星的角距大于5角分时,肉眼可见。席泽宗经推算后指出:甘公发现木卫三的年代,应在公元前400年至前360年之间,而以公元前364年夏天的可能性为最大,那时木星正在宝瓶座运行,而女宿一、虚宿二、危宿一都在宝瓶座内,恰如《开元占经》所云,"岁星……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先前,国际天文学界认为,木星的四颗较大的卫星是伽利略和麦依耳在1610年用望远镜发现的。甘公比他们早将近两千年就发现了木卫三,确实令人钦佩。席泽宗:《科学史上的一个错案应予纠正-我国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甘德已发现木星的三号卫星，比伽利略和麦依耳的发现早出近两千年》，《光明日报》1981年4月7日。 　　(四)对彗星的观测 　　对彗星,甘公也有观测记录。《开元占经》卷八十五记:"《甘氏》曰:扫星见东北,名曰天棓。"称彗星为"天棓",当因其状似棓(连枷)。子弹库楚帛书有"天棓将作伤"句,对彗星的称呼与《甘氏》相合。想来,称彗星为"天棓"是楚俗。《甘氏》星名从楚俗,正是甘公为楚人的又一证据。 　　1973 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气象杂占》帛书,其中占文不避汉高祖刘邦名讳,象征战国时代十四个诸侯国的云气以"楚云"为首位,种种迹象表明此书乃战国楚人所著。其中画着二十九幅彗星图,形状各异。彗尾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弯有直彗头有画成圆圈的,有画成圆点的,还有大圆圈中心有一个小圆圈或小圆点的。它们表明,楚国的天文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彗星的不同形状和彗头的不同类型。这是世界上最早描绘出彗星不同形态的彗星图,其珍贵可想而知。 　　(五)别具一格的楚历 　　官方的历法与民间的历法不同,周人首开其例,楚人则寓变通于模仿之中。官方的历法容易为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所左右,有理想主义色彩。民间的历法却完全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出发,由功利主义主宰。 　　春秋早期以前,楚国官方用周历。参考曾宪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王胜利:《楚文化志》第十四章《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周历以冬至所在之月(夏历十一月)为年首,就月建而言是子正。楚国官方用周历,表明自己对周朝有从属关系。冬至在一年中是中午太阳地平高度最低和圭表测得日影最长的一天,因而也是白昼最短和黑夜最长的一天。以冬至所在之月为年首意味着天文观测的某种进步,但对农业生产不如寅正的夏历实用。因而,楚国民间所用的是行之已久的夏历。 　　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官方不再用周历,而以立冬所在之月(夏历十月)为年首,就月建而言是亥正了。这与秦历有同有异:所同的是年首,彼此都定在夏历十月所异的是月序,楚历以夏历十月为正月,秦历则不改夏历月序。楚国的这次历法改革,可能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故意显示与周历的区别,用《史记·楚世家》所记熊通的话来说,就是"我自尊耳"。 　　楚人有以大事纪年的习惯,如"秦客公孙紻闻王于栽郢之岁"和"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等等。所记的大事发生于某年,则以此事为年别所记的本事发生在次年。 　　楚历有几个别致的月名,散见于金铭和竹书,曾经令人不知所云为何。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简,其中《日书》甲种《岁》篇有四枚竹简是如下一份秦楚月名对照表: 　　 　　此表将楚国八个特殊的月名一一标出，令人恍然大 悟。至于七、八、九、十诸月无别名，则尚不知其所以然。 　　官方只管用亥正的楚历,民间只管用寅正的夏历,二者并行不悖。 　　楚辞的作者接近民众,惯用夏历。试以屈原的作品为例:《九章·怀沙》云:"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九章·抽思》云:"望孟夏之短夜兮,……"《九歌》云:"春兰兮秋菊,……"所描写的物象和天象,都与夏历相合。 　　楚国民间的月名也本于夏历,一如《尔雅·释天》所记,十二个月名是:陬,如,寎,余,皋,且,相,壮,玄,阳,辜,涂。子弹库楚帛书记月忌,所用的就是上列十二个月名。屈原在《离骚》中写到的"孟陬",应即孟春正月。 　　至于记日,则无论官方和民间都用干支。 　　(六)成书年代不详的《算数书》 　　1983年末至1984年初发掘的江陵县张家山247号墓,出土了竹简《算数书》。由同出的竹简《历谱》可知,此墓是西汉早期吕后在位时下葬的。在此之前,已知年代最早的中国数学专著是《九章算术》。《九章算术》的成书年代不早于西汉中期,《算数书》是比《九章算术》更早的数学专著。由两书的标题和内容可知,《九章算术》脱胎于《算数书》。参考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墓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李学勤:《中国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江陵张家山汉简一瞥》，《文物天地》1985年第1期。 　　张家山247号墓的墓主姓名不详,但据所出竹简可知,曾经仕于秦或者项羽的楚,后来"降为汉",大约在惠帝元年"病免"。他应该是当地的楚人,若非返里后去世,则必去世后归葬。他所保存的《算数书》的成书年代,不可能在战国末至西汉初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假如说它由楚国的楚人纂集成书,倒是很可能的。 　　楚国的数学确实相当发达,楚制的砝码也是一个证据。楚墓出土砝码特多,成套的砝码都有科学的数列。例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长沙市郊出土的"钧益"砝码共有十枚,其数列为1、2、3×2 、3×2 、3×2 、3×2 、3×2 、3×2 、3×2 、3×2 ,在最小重量为楚制一铢至最大重量为楚制两斤的范围内,若需称出以铢为单位的任何一个单位重量,则十枚砝码缺一不可。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第四章第二节，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联想到《算数书》,它出现在楚国是可以理解的。 　　从长沙的楚墓中,曾有战国时代的算筹出土,都是长约十二厘米的细竹棒。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从江陵的张家山247号墓中,也有西汉早期的成捆的算筹出土,形状与长沙的算筹相似。用算筹来表示1至9各数有如下两种方式: src="sh.dll?Request?request=fldmmibhcmoncblenjjecnfdpiedhoaklhbfcfcfnghmonlp,1,0,0,0,0,0,0,555,1,0,0,0"& gt;个位用纵式,十位用横式,百位又用纵式,千位又用横式,如此纵横相错,遇零则用空位表示。在楚国的金币上,也有这样的数字符号。吴兴汉:《楚金币研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迄今已见的算筹实物,没有比楚国的算筹更早的了。 　　不妨顺便指出,年代相近的马王堆3号墓和张家山247号墓,都有医学专著出土。其中有楚国留传下来的,如马王堆3号墓所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应是由楚人辑集的。李学勤:《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活页文史丛刊》第121号。两墓所出的有关医药、导引等方技术数的简帛文献,可能还有一些是楚人的作品,然而目前尚难论定。 　　二、冶金、织帛、髹漆 　　考古发现,有些是属于突破性的,所提供的古代文化信息不止是量的增添,而且主要是质的飞跃。楚文化考古在冶金、织帛、髹漆等领域的发现,就都有突破性。 　　(一)铜矿的采炼 参考夏鼐、殷玮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铜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铜绿山工作队:《湖北铜绿山东周铜矿遗址发掘》，《考古》1981年第1期。 　　楚国的铜矿主要在鄂东南和赣西北,那里有商周时期首屈一指的红铜生产基地。战国中期以后,皖东南的铜矿也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了。其他地方,如湖南麻阳县的九曲湾,也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铜矿。 　　1973年发现的湖北大冶县铜绿山的古铜矿遗址,作为罕见的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在全世界已知年代较早的古铜矿中,它是保存最好的在全世界已知保存较好的古铜矿中,它是年代最早的。 　　找矿不是很难的事,因为地表常有醒目的"铜草花"(学名为"海州香薷"),偶尔还有矿脉的露头。此外,古人也用小型的探井去找矿。采矿却是对人类智力的重大挑战,铜绿山的古矿井是人类胜利的丰碑。 　　铜绿山古铜矿的开采上限,已知为西周早期或中期。《黄石文博简讯》第18期，1985年7月。某些迹象表明,可能早到商代晚期乃至中期。标本ZK559是Ⅺ号矿体6号炉的木炭,经碳-14测定为距今3205±400年。在铜绿山附近的商代遗址中,有炼铜的遗迹。铜矿山东南一百公里左右的江西瑞昌市铜岭古铜矿,已知开采上限为商代中期。 　　春秋时代的铜绿山矿,已经有了良好的竖井和横巷。竖井有深有浅,最深的将近五十米。竖井的支架是由木制的方形框架组接而成的,每个方形框架由四根各长六十至七十厘米的木料用榫卯法制成,间距约四十厘米的上下两个框架由四根小圆木用绳索捆接。横巷的分布大致与矿脉的走向相合,因而曲曲弯弯,上上下下。横巷也有木构的支架,状如横放的竖井支架,两旁的立柱是两端带榫头的圆木,上接带榫孔的顶梁,下接带榫孔的地栿,间距约一米的前后两个框架之间通常用三至五根木棍横衬作背板,顶梁上面排列着整齐而紧密的木棍作顶板。巷高约一米,巷宽约八十厘米。坡度较大的横巷也可称作"斜巷",其支护方式有两种:一是框架与顶板垂直铺设,一是框架沿地心方向铺设。战国时代的铜绿山矿,井架有了明显的改进。竖井的木构框架采用了密集法搭口式,内径放大到八十厘米以上。横巷的框架变得又高又宽,足以承受更大的压力了。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和清埋这些井巷的时候,未曾发现井巷崩塌的事故迹象,不禁为之叹服。楚国发达的青铜文化不是以人命为儿戏的暴政的胜利,而是人类价值的体现。 　　采掘的工具,春秋时代以青铜斧形凿为主,还有木铲、竹筐、竹篓、木桶、木瓢和船形木斗等。其中,船形木斗令人注目,应是用来装矿土,放在水中淘洗,进行重力选矿的工具。战国时代的斧形凿以铁制的居多,也有仍为铜制的。还出现了锄板单薄的铁锄,可能是用来扒集矿石或废石的。在Ⅰ号矿体的24线中,发现了一根长二点五二米的辘轳轴木,当初应是横放在井口的支架立柱上,用来提升矿石或积水的。 　　铜绿山古铜矿的炼炉,多数是在ⅩⅡ号矿体发现的,据热释光测定以及据地层和出土器物推定,都是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铜绿山工作队,1981年在10号古炼炉发掘现场附近建了两座仿古实验炉, 分别在两种不同的天气条件下做了两次仿古炼铜实验。实验证明:春秋时代铜绿山矿炼铜竖炉的冶炼工艺,是铜的氧化矿的还原熔炼。只要有足够的风压和风量,就能正常冶炼。只要炼炉的熔化带中有足够的温度,矿石不论品位高低,不论块矿或粉矿,都可以炼出红铜来。使用当时的竖炉,可以连续投料,连续排渣,间断放铜,持续冶炼,不是只用一次就非破炉取铜不可的。一座炼炉,一天之内,如果投入物料三千公斤,矿石平均含铜量为12%,在正常情况下,可炼出红铜约三百公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铜绿山工作队:《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再次发掘-东周炼铜炉的发掘和炼铜模拟实验》，《考古》1982年第1期；卢本珊、华觉明:《铜绿山春秋炼铜竖炉的复原研究》，《文物》1981年第8期；周保权:《试论铜绿山古铜矿的生产水平》，《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铜绿山古矿区的许多地方覆盖着古代的炉渣,厚度往往在一米以上。经化验,平均含铜量为 0.7%,含铁量在50%上下,可见是炼铜的炉渣。当地的炉渣总重约40万吨,这意味着古代炼出的红铜达10万吨左右。其中虽有不少是战国以后的,还有一些是西周的,但属于春秋时代的部分仍相当可观。楚国有如此大量的红铜,其经济实力之雄厚就不难想见了。 　　《左传·僖公十八年》记楚成王送红铜给郑文公,与郑文公约定"无以铸兵",郑文公用来铸了三件钟。《史记·楚世家》记楚庄王观兵于周郊,问九鼎的小大轻重,扬言:"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那时,铜的多少与国的强弱大致成正比。楚国产铜之多甲于天下,无怪乎楚庄王会志骄气盛了。假如当真把楚国的戈喙都折下来,铸九鼎是不成问题的。 　　(二)铜器的铸造 　　红铜,要按适当的配比加上锡、铅之类,才能熔炼成为坚硬的青铜。据《尚书·禹贡》所记,九州之中,贡金三品的只有荆州和扬州。金三品即金、银、铜,而以铜为大宗。贡锡的除荆、扬两州外,还有豫州。铅不如锡重要,但产铅之地也以南方为主。大致可以说,铜和锡的产地在"江南"。这"江南"是李斯《谏逐客书》所云"江南金锡"(《史记·李斯列传》)的"江南",实指淮河迤南地区。所谓"金锡",实为铜锡。 　　说到楚国的铜器铸造水平,只要知道熔模铸造工艺,就可知其大概了。 　　熔模铸造工艺别称"精密铸造工艺",俗称"失蜡法"。所谓失蜡法,简而言之,是在准备铸造某个铜器之前,先做出这个铜器的蜡模,在蜡模上淋浇泥浆并涂抹耐火材料,硬化之后成为铸型,再把蜡烤化,让蜡从铸型中流出,才浇铸成器。失蜡法大概不是楚国始创的,但使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程度的是楚国。已知最早用失蜡法铸造的一件楚器是共王的,原物已流落海外。河南淅川县下寺2号墓出土的一件铜禁,器体有多层透雕云纹,器周有二十四只镂空的攀附兽和兽形足,是熔模铸造工艺的杰作,其制作年代为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或更早些。湖北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铜尊配铜盘一套,尊在盘中,如花蕊之凸出于花瓣之间,尊唇和盘口宽沿外折,布满精细的镂空蟠螭纹和蟠虺纹,玲珑剔透,是熔模铸造工艺的神品,其制作年代不晚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 　　古代任何其他国家,无论东方的或西方的,即使也知道失蜡法,但铸造的器物远不如楚国的失蜡法铸件复杂而精巧。 　　还有复合剑,也是楚国青铜铸造工艺高度发达的实证。复合剑别称"双色剑"或"插心剑",已见的实物都出自战国楚墓,无疑是楚器。复合剑分两次浇铸:先浇铸剑脊和剑格、剑柄、剑首,后浇铸剑刃。剑脊含锡量少,韧性好,求其坚剑刃含锡量多,硬度高,求其利。在长沙的战国楚墓中,还出土过复合戈。用复合工艺铸造的剑和戈,性能比用常规工艺铸造的剑和戈优越。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第一章第三节，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 　　(三)铸铁的柔化 　　楚国的炼铁业,与北方相比,也像炼铜业那样,是由落后转为领先的。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人工冶炼铁制品是一把铜柄铁剑,1990年出土于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2001号墓,制成于西周晚期。但它形单影只,而且原料是块炼铁。中国铁器时代的明媚春光,首先降临在长江中游的楚国腹地。楚国铁器的原料既有块炼铁, 也有韧性铸铁。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楚国铁器生产的上限应在春秋晚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知年代属于春秋晚期的铁器,除个别国属尚有疑问者外,全数出自楚地。比这些铁器更早的人工冶炼铁制品,就只有那件铜柄铁剑了。 　　铜绿山古铜矿出土的三件六角形锄和四件Ⅰ式斧是用白心韧性铸铁做的,长沙市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一件凹口锄是用黑心韧性铸铁做的,这些器物的年代都是战国。韧性铸铁是经过柔化处理的铸铁,韧性和强度都比未经柔化处理的铸铁高得多,可以用来制作各种农器、匠器和兵器。西方直到十八世纪才有了姗姗来迟的韧性铸铁,白心韧性铸铁始见于欧洲,黑心韧性铸铁始见于美国。 　　楚国之所以能领先进入铜铁并用时代,是因为它有处在领先地位的炼铜技术。纯铁的熔点是1537°C,如铁中含碳量约4.3%,则熔点降至约1146°C,虽仍比纯铜的熔点1083°C高,但春秋战国时代铜绿山炼铜竖炉的冶炼温度最高可达到约1200°C,而铜绿山一带又有铜矿,又有铁矿,把炉温再提高些,就可能炼出铸铁了。按:炉温为1000°C左右时炼出的是块炼铁,含碳量甚高,需反复锤击以降低含碳量,所以叫作"锻铁"。炉温在1200°C以上时炼出的是铸铁,别称"生铁"或"白口铁",含碳量为1.7%或略多,性刚而脆。至于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则全凭楚国冶炼匠师的智慧和经验。 　　鉴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已有成熟的铁器,决非一蹴可就,楚国铁器生产的上限或许在春秋中期甚至更早。 　　《荀子·议兵》说到顷襄王以前的楚国,有"宛钜铁釶,惨如蜂虿"之语。宛在今河南南阳市,钜是雄戟。这戟大概是用块炼渗碳钢锻造的,特别尖利,所以荀子说它像蜂刺。战国时代确实有用块炼渗碳钢做戟的,燕下都44号丛葬墓出土的十二件戟即如此,年代属于战国晚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秦昭王对范雎说:"吾闻楚之铁剑利……"在战国七雄中,只有楚国的铁器得到朋友和敌人一致的赞赏。 　　(四)金币和银币 　　东周列国,楚国出产的黄金最多。《战国策·楚策三》记张仪问楚怀王:"王无求于晋国乎?"楚怀王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楚怀王的话,表明他深信天下莫富于楚。 　　东周列国,唯独楚国有金币。楚国的金币有版形和饼形两种:金版出土较多,有钤印"郢爰"或"陈爰"、"?爰"、"卢金"、"鄟"、"匋"、"?"等字样,通称"郢爰"金饼出土较少,无印文。小而扁的金饼,可加钤印为金版大而鼓的金饼,可改铸为金版也有把金饼切割成"马蹄金"的,但不多。每方钤印的郢爰重量不等,轻则十克左右,重则二十五克左右。整块金版约重二百五十克,恰好等于楚制一斤。荆门市包山2号墓出土的楚简有关于"黄金籴种"的记载,可见楚国的金币不止是贮藏用的,而且是流通用的。当然,还只是称量货币。 　　楚国的金币,纯度为82%至98%不等,大半在90%以上。都是用自然的沙金,熔铸成金版或金饼的。《韩非子·内储说》讲到楚国禁止私人淘沙采金,违者置以重刑。显然,楚国的黄金生产是官方垄断的。 　　楚国也有银币,但已见的实物只有1974年出土于河南扶沟县的十八件。都是布形币,空首和实首的都有,可分为短、中、长三型,每件重一百三十余克至二百余克不等。这些银币是否真正的通货,尚难判定。 　　(五)丝绸和刺绣 　　先秦的丝绸和刺绣在地下不易保存,迄今已出土的还很少,通常只是碎片乃至印痕之类的残迹。值得注意的是,凡尚存衣物之形的,扫数出自战国楚墓。 　　1982年发掘的江陵县马山1号楚墓,出土丝绸和刺绣的衣物竟达三十五件。握1对以1件计，装在4只竹笥里面的丝绸碎片452片也以1件计，详见《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前所未见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之际。其中有的丝织品,如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64×66根,超过了马王堆西汉早期墓所出绢的经纬密度。这些衣物上面的刺绣纹样共有十八幅,无一非精品。有些刺绣纹样,如凤斗龙虎纹样、凤衔龙尾纹样、"三头凤"纹样等等, 即使作为当代的作品,其构图、造型、设色也在佼佼者之列,而其古韵和奇趣则虽当代作品之佼佼者也无法追摹。须知,马山1号墓只是一座小型墓,墓主只是一名下等贵族女子。楚国丝绸和刺绣的最高水平,无疑在马山1号墓所出衣物的水平之上。 　　也许有人会说,楚墓之所以有上述完整而精美的丝绸和刺绣出土,是因为棺椁周围有封闭性能优良的白膏泥或青膏泥,并不表明楚国的丝绸和刺绣一定比其他国家的好。孤立地看来,这个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对此,最有说服力的鉴定是远方的发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前苏联乌拉干河流域巴泽雷克相当于战国时代的游牧部落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带有刺绣的丝绸,其图案与江陵楚墓和长沙楚墓所出的同类实物形神毕肖,伴出的器物有楚式"四山镜"。M．П．格里亚兹诺夫等:《阿尔泰巴泽雷克的五座古冢》，译文见《考古》1960年第7期；C．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译文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可以认定,这些带有刺绣的丝绸是从楚国运去的。假如北方各国的丝绸和刺绣不比楚国的差,商贩应该径自在北方各国采购,无需舍近求远而跑到南方楚国去的。 　　(六)漆　器 　　迄今已见的完好的先秦漆器,最早的就是楚漆器,最多的也是楚漆器,最精的还是楚漆器。先秦的夹纻胎器、积竹胎器和蔿器,夹纻胎，即以麻布为胎骨。积竹胎，即以丝线捆束若干细竹片为胎骨。釦器，是边缘镶金属的漆器。已知的实物都是楚漆器。 　　楚漆器类别至繁,用途至广。家具有床、几、案、俎、禁等,容器有笥、箱、盒、奁、匣、豆、樽、壶、钫、耳杯(羽觞)、杯、卮等,卧具有枕、席等,妆具有梳、筓、簪等,饰物有木鱼、木球、木璧等,玩物有座屏、木卧鹿、木异兽、博具等,乐器有瑟、琴、笙(竽)、排箫、鼓、鼓架、鼓槌、钟架、钟杖、磬架等,兵器有甲、盾、弓、弩、剑鞘、剑匣、矢箙、箭杆、柲等,葬具有棺、笭床、俑、飞廉像("虎座立凤")、土伯像("镇墓兽")等,杂器有匕、勺、绕线棒、手杖、扇、虎子等。此外,建筑上和舟车上有髹漆的构件,有些陶器和铜器也是髹漆的。 　　黑底红彩是楚漆器的基本色彩组合,此外尚有黄、白、紫、褐、绿、蓝、金、银等诸色彩漆。 　　楚国西部有连片成林的漆树生长,是春秋战国时代产漆最多的地方。参考曹金柱:《中国古代的漆树地理分布》，《陕西生漆》1979年第3期；后德俊:《漆源之乡话楚漆》，《春秋》1985年第5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温润,生漆成膜时不易干裂,而且能有较好的光泽和硬度。天时和地利都为楚国的漆器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三、筑陂、筑城、筑室 　　土木工程是东方的长技,楚国土木工程为东周列国之最。《庄子·徐无鬼》讲过这么一个故事:"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这个姓石的木工,可以说是神乎其技了。尽管这个故事大概是虚构的,但它托诸郢匠,应是由于郢匠确实以手艺高超著称于世之故。郢匠,就是郢都的匠师。成语有"郢匠运斤",就是出于这个典故。 　　期思陂足以说明楚人善筑陂,纪南城足以说明楚人善筑城,章华宫足以说明楚人善筑室。只要举出上列三项来,就可以知道楚国土木工程的大概了。 　　(一)期思陂 　　淮河以南多水乡,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农田水利乃祸福攸关之事。《周礼·地官》"稻人"条云:"以潴畜(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有"潴"有"防",就成为水库了,南方称之为"陂"。《方言》卷六云:"陈楚荆扬曰陂。"至今地名称"陂"者,仍多在汉淮之间。陂的本义是斜坡、泽畔、塘边、如《诗·陈风·泽陂》所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陂的借代性转义是塘堰(偃潴)和堤坝(泽障),今称即水库。 　　楚人向淮夷和扬越学会了筑陂,而且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楚庄王时处士孙叔敖所筑的期思陂,在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先前的陂只是积雨水或者引沟水,期思陂却是一项截河引流工程。期思陂筑成后,楚庄王擢孙叔敖为令尹。《淮南子·人间训》曰:"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 　　期思,原为蒋国的都城,在楚国灭蒋国后成为楚国的县邑,故址在今河南淮滨县南,曾是楚国在淮河中游的重镇。雩娄,汉属庐江郡。《汉书·地理志上》"雩娄"条原注云:"决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决。"按:决水今名史河,灌水今名灌河,俱北流,相会后今名史灌河,又北入淮。水名"决"、"灌",应为纪念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灌水在今河南固始县西部,过古期思县境,"期思之水"应即灌水。期思陂应在灌水中游或上游,乃截灌水而使之东向分流,以济决水之不足。决水在今固始县东部,雩娄即在决水流域。《水经》"决水"条记:"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北过其县东。"显然,"雩娄之野"是在决水与灌水之间。 　　现在看来,这个期思陂只是小型水利工程。然而,在战国时代,它至少可以算是中型水利工程在春秋时代,它无疑是空前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工程的大小,而在于它是中国亘古以来第一个流域性的农田水利工程。 　　孙叔敖在江汉平原上也主持兴建过水利工程,但其详不得而知。 　　楚庄王破格任命精通水利工程的处士为首相(令尹),可见他对水利何等重视。 　　(二)纪南城 　　最迟在春秋中期,楚人对筑城就已相当娴熟了。孙叔敖兄蔿艾猎任令尹时,曾经主持筑沂城。《左传·宣公十一年》记:"令尹蔿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具糇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三十天就筑起城来,即使只是小城,速度也快得出奇。"不愆于素"者,不出所料也。规划如此精细,操作如此准确,更令人称奇。 　　楚人所筑的城,最大而且最好的是郢都。郢都,先后有几个。其中,位于江陵而后世称之为"纪南城"的郢都是主要的一个。本节参考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高介华:《楚都南郢》，见《南国名都江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战国七雄的首都遗址,迄今尚称完整的,只有这个郢都了。 　　纪南城在今江陵城北五公里,城区和城郊大体平坦,虽有少量土丘而起伏不大。夯筑的城垣至今仍凸现在地面上,只有二十八处豁口。一般残高四至八米,底宽三十至四十米,上宽十至二十米。若以高为底宽的三分之一计,当初实高可能达十三点三米左右。城垣外周相距约二十米绕以护城河,一般宽约三十米,某些地段宽达八十至一百米。护城河在与城门相对之处向垣外多拐出约二十米,即与城垣相距约四十米。城内有河道,流贯北、东、南三面,外与护城河相通,护城河则与附近的湖泊相通。全城为东西向略长的不规则横平长方形,东北、西北、西南三隅呈切角形,东南一隅则有外突的凸城。城垣周长一万五千五百零六米,城区面积约十六平方公里,都超过了《周礼·考工记》所记周王城的规模,在东周列国中是最先突破王城尺度的一个国都。 　　郢都居民的生活用水以井水为主,城内有些地段水井密集。如在中部偏北长约一千米、宽约六十米的地段内,发现了水井二百五十六座。当初城内实有的水井总数,应以万计。已发现既有地面排水沟道,也有地下排水管道,可经由天然河道排出污水。 　　城门,已发现七座,南垣和北垣有陆门和水门各一座,西垣有陆门两座,东垣有陆门一座。此外,可推定东垣另有水门一座。东垣南门、南垣东门、北垣西门都是单门道的陆门,宽约十米,可容五轨。西垣南北两门都是三门道的陆门,其中:北门经发掘,中门道宽七点八米,可容四轨北门道和南门道各宽约三点九米,可各容两轨。北垣东门和南垣西门是水门,其中:南垣西门经发掘,也是三门道的,每个门道宽三点五至三点七米,舲船可畅通无阻。根据现有的资料,一门三道的水门独见于纪南城,一门三道的陆门也可能是楚人首创的。 　　(三)章华宫 　　同样是土木结构的房屋,北方多用土,南方多用木。用土的极端是穴居式的窑洞,用木的极端是巢居式的干栏。 　　古代以干栏为居室的,主要是越人和巴人。楚人受越人、巴人熏陶,傍山临水之处也有干栏。《楚辞·招魂》写到:"层台累榭,临高山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这台榭和堂槛,就是由干栏演化而来的楚式宫殿建筑。楚式宫殿建筑讲求宫殿与园林的谐和,人工与天工的融通。台榭之与高山,堂槛之与曲池,莫不如此。因而,可称之为楚式宫殿园林建筑,它是后世江南园林的嚆矢。 　　公元前541年,楚灵王即位伊始,便下令营造章华宫。章华宫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游宫,其主体工程是章华台。公元前535年章华台竣工了,楚灵王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在章华台上宴请应邀来访的鲁昭公,由美少年赞礼,由美髯公相礼,极奢华之能事。《国语·楚语上》记陪同楚灵王登章华台的大夫伍举说,此台"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 　　章华宫的遗址在湖北潜江市龙湾区的沱口乡,东西长近两公里,南北宽逾一公里。其东部的"放鹰台"是一条岗地,长约五百米,有四个夯工台基,从东偏南到西偏北,分别编为1、2、3、4号。1987年试掘放鹰台1号遗址的东部,揭露四百平方米,种种迹象表明它就是章华台遗址。 　　据《水经注》"沔水"所记,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按楚制每丈约二点三零米计,台高约二十三米,基广为三十四至三十五米。此台有焚烧的遗迹,想来是毁于秦人一炬。虽已严重扰乱,仍可看出原来至少有三层。东墙成排的方柱,每根长宽都将近一米,足以承受不低于三层的重量。此外,底层半在地下,似为《左传·成公十二年》所记楚宫特有的用以安置乐队的"地室"。由台底到台顶,高达十丈是可能的。东墙长约三十米,加上两侧廊檐下面的台基,与文献所记的基广十五丈正好吻合。 　　此台所用的砖是扁平、正方的红色火烧砖,年代如此之早的火烧砖在商周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此台所用的某些筒瓦带有类如榫和卯的钩和孔,可以勾连成串,规格如此之高的瓦在楚地见所未见,在全国已发现的也还不多,非宫殿不能用。从遗址中出土铜环一件,已残,宜为门环。台基中部的柱洞,有方的,有圆的,也有半方半圆的,还有六边形的,可见台内结构比较复杂。台基东侧有蚌壳铺筑的路面,残长近十米,残宽约一点一零米,这在商周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 　　遗址的年代,据出土的陶器残片推断,上限为春秋中期,下限为战国中期。 　　《括地志辑校》卷四云:"章华台在荆州安兴县东八十里。"按:唐安兴县治在今江陵城东三十里,章华台遗址应在今江陵城东一百一十里左右。唐里略小于今里,唐一百一十里相当于今五十公里。放鹰台西距今江陵城恰为约五十公里,与《括地志》所记章华台所在相合。 　　综上所述,放鹰台1号遗址应即章华台遗址。 　　台的特点是峻高,便于纵目远眺榭的特点是空灵,便于游目四顾。放鹰台1号遗址虽已狼藉不堪,但仍能使今人从种种遗迹中揣摹出当年"层台累榭"的风貌。 　　早在未有章华台之时,鲁昭公之父鲁襄公就访问过楚国,对楚宫不胜迷恋之至。回鲁国后,他下令仿造一座楚宫,刚落成就住进去,住进去就不出来,直到死在楚宫之中。鲁国号为奉行周礼的典范,而其君竟仿造楚宫,由此可知楚宫之魅力为何如! 　　章华台始于荣华而终于零落,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惆怅。宋人陆游《哀郢》有句云:"欲吊章华无处问,废城霜露湿荆榛。" 　　土木结构的建筑难免速朽,楚国的陂、城、宫早已从地上消失,埋在地下的也只是断井颓垣了。这正像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的:"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黄正东、唐少杰译:《文化和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 　　四、道　术 　　牵动着楚人心思的,除了物质的嗜欲,还有精神的追求。从实之又实的,到玄之又玄的,他们都不辞上下而求索。 　　"道",这个至高无上的概念,使无数先哲为之倾倒。但它殊难名状,岂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任何两位先哲对它的理解都不是一模一样的。也许,不如此也就不成其为道了。 　　茫茫尘寰,没有比楚人更孜孜以求于道的了。道家成为楚国学术的主流,实为良有以也。 　　(一)"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兴师侵随,迫随求和。议和时,楚武王把精兵隐蔽起来,把弱兵展示出来,意在诱随入彀。议和毕,随侯果然以为彼可战而胜之,准备出击,幸得大夫季梁劝阻。《左传·桓公六年》记季梁对随侯说:"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 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被季梁说服,谨修其政,才度过了一场危机。 　　季梁比孔子早大约两个世纪,季梁学说是儒家学派的远脉。在中国思想史上,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史上,季梁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大师。 　　《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假如其书不伪,那么,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渊源就在《尚书》之中了。《尚书》民本思想是季梁学说的逻辑起点,季梁学说是《尚书》民本思想的逻辑跃进。从民为邦本到民为神主,从民忠于君到君忠于民,跃进的步幅大到了急转直前的程度。无奈《五子之歌》和《泰誓》都出自《伪古文尚书》,上引两句是否为《尚书》固有,不易判定,既然如此,就只好存疑了。 　　北方与季梁学说类似的理论主张,是宋司马子鱼所讲的:"民,神之主也。"语见《左传·僖公十九年》,事在公元前641年,比季梁晚六十五年,而且不如季梁所讲的鲜明而透彻。终春秋之世,北方占主流地位的理论主张比季梁学说落后得多。例如,晋乐官师旷说:"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语见《左传·襄公十四年》,事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一百四十七年,而且落后到与季梁学说适得其反的地步。季梁的理论是"民-神-君",师旷的理论是"君-神-民",二者恰好相反。师旷,又是音乐家,又是思想家,相传创作过《阳春》、《白雪》两首名曲,发表过一些应验的预言,颇有令名。但与季梁相比,师旷的政治理论确实倒退了。 　　"忠于民而信于神",这是季梁所认识的"道"。这个认识是适时的,又是超前的。说它适时,是因为切中时弊,切合时用说它超前,是因为在将近四个世纪以后才有孟子超过了它。《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下》云:"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季梁是随国的,但季梁学说也可以说是楚国的,这有三个原因:其一,季梁身在楚地,季梁学说泽被楚国其二,当楚武王之孙楚成王在位时,随国沦为楚国的附庸,从此,随文化就逐渐纳入楚文化系统中去了其三,继承季梁学说的主要不是随国,而是楚国。楚成王前期的令尹子文说:"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国语·楚语下》)这个"庇民"思想,应是从季梁的"利民"、"成民"思想脱胎而来的。此后楚国的明君贤臣,大致都能以"恤民"、"宽民"、"抚民"为要务。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这是说道表现在忠于民而信于神上,道本身是什么则不可知,其实,也不须知。 　　(二)"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 　　道家形成于春秋晚期,它的渊源却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汉书·艺文志》记"道三十七家",最早的四家是《伊尹》、《太公》、《辛甲》和《鬻子》。其中, 《鬻子》相传为鬻熊所作,后人断为伪书。之所以伪,是因为错把传说当信史了,并非纯属杜撰。不妨说,伪中自有真在。《鬻子》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战国之交,它的基本内容却能代表春秋时代楚人的政治哲学。本节参考涂又光:《鬻熊》，见《楚文化志》第十五章第一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鬻子》云:"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鬻子》叶德辉校辑本卷一。《鬻子》所讲的道,正像季梁所讲的道一样,是"黄帝之道"、"颛顼之道",《鬻子》叶德辉校辑本卷一。是"治国之道"、"兴国之道"。《新书·修政语下》引鬻子所云。一言以蔽之,即王道,非形上学之道。 　　《鬻子》所重视的,除了道,还有和。"上下相亲,谓之和。"《鬻子》叶德辉校辑本卷一。 　　《鬻子》认为:"和与道,帝王之器。"《鬻子》叶德辉校辑本卷一。 　　对于刚与柔、强与弱的关系,《鬻子》的认识颇有辩证意味:"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列子·黄帝》引鬻子所云。 　　《鬻子》的道,既是为周人设计的治国兴国之道,也是为楚人设计的治国兴国之道。 　　《鬻子》的出现表明,在道家学派正式形成以前,楚国已经有道家思想流行了。 　　(三)"道法自然" 　　春秋晚期是思想界的早春二月,北方和南方都这样。大致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同时,老子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子名丘,字仲尼,鲁籍宋裔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号老聃,楚籍陈裔人。儒家是北方学术的主流,道家是南方学术的主流。 　　说老子即李耳,这还不是全无疑点的定论。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被称为"老子"的学者不止一个,至少有两个,可能有三个。其中,谁是道家学派的始创者,尚难论定。然而,他们都是楚人则无可置疑。学术界所关注的,一是周守藏室之史李耳,二是周太史儋。此外,有老莱子其人,是学术界所冷落的。其实,最早的老子可能正是这个老莱子。 　　老莱子乡贯不明,相传晚年隐居蒙山,其地在今湖北荆门市。归隐前,曾在楚国的北境居住,因而孔子有缘向他请益。司马迁说,老莱子"与孔子同时",曾"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乃"孔子之所严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此,战国中期的道家尚有近真的传闻,他们以为老子是南方人。《庄子·庚桑楚》记庚桑子对南荣趎说:"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从其言,带着干粮上路,"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这个老子,既然在南方,那就一定是老莱子了。《庄子·外物》记孔子见老莱子,说是事出偶然。《战国策·楚策四》记:"或谓黄齐曰:……公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太平御览》卷九一五引《庄子》佚文,记老子赞孔子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以凤喻圣贤,这是南方的楚俗。反之,孔子赞老子,则喻之为真龙,事见《礼记·礼运》。以龙喻圣贤,这是北方的夏俗。 　　儒家和道家,大致说来,前者盛于黄河下游,后者盛于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庄子》所记有道家思想的人物,除子虚、乌有之辈外,几乎全是楚人。 　　楚国本来盛行巫学而兼用杂学,巫学是楚人的传统学术,杂学是楚人所能蒐集和研习的外来学术--即《书》、《志》、《记》等等。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形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科学即天文、历象、算数、地理、医药等等,有原始艺术即诗歌、乐舞、美术,有神话、传说、信史,有原始哲学的萌芽,当然也有巫术、巫技、巫法。就宇宙观来说,道学实导源于巫学。巫学朝理性化、形上化的方向发展,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就成为道学了。 　　《庄子·天下》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这个"太一"是从楚人崇奉的星神太一转化过来的,被道家抽象而成为宇宙的本体了。 　　从社会内容来看,《老子》一书较多地反映了楚国县民的处境和愿望。县民原非楚人,在其故国沦亡并改为楚国的属县以后才隶于楚籍,老子也是这样的县民。他们深怀黍离之悲,对祸福的倚伏有深切的体验,对鬼神的信仰则比较容易破灭。他们希望楚国的统治少触动他们原有的社会秩序,少打乱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老子》第六十章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为民和小国执言,但也为君和大国着想,在刚与柔、雄与雌、上与下、动与静、有为与无为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自然是贵柔、守雌、处下、主静和尚无为的。究其实,这是"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 　　今人或以为老子是出世的,这是莫大的误解。《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试想,连治国、用兵、取天下都讲的人,怎么会出世呢?"无事"即"无为",对此,涂又光有中肯的分析:"《老子》惜墨如金,不能只扣字面。即如无为,岂是无为?真是无为,何又著《老子》?""《老子》讲的无为,意义是为与无为对立统一而以无为为主,缩略为无为。为与无为对立而统一,乃客观规律,此孔老之所同所不同者,孔以为为主,老以无为为主。孔子以为为主,也讲无为(如《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老子以无为为主,也讲为(如《老子》第六十四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代表北方之学的孔学,代表南方之学的老学,是当时中国民族精神结构的两极。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为与无为不仅并存,而且都只有与对方统一,才能获得自身的真实性和真理性若与对方脱离,则自身亦必陷于虚伪和荒谬。所以南北融合,乃双方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涂又光:《老聃》，见《楚文化志》第十五章第二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道是生成万物的本体。《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道本身是什么,虽可以用比喻来形容, 却不能用概念来说明。《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不是自然科学的自然,而是听其自然的自然。 　　在《老子》中,充斥着辩证法的命题和原理。例如,第十一章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六十三章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第二十八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第四十一章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四十五章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诸如此类,都是道他人之所不能道,都有永恒的生命力。 　　《老子》的理论出于"玄览",即出于由静观、默照而得之领悟。除了类比推理和对比推理之外,不假论证。这是古代中国南方典型的思维方式,大而言之,也是古代世界东方典型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不是道家独有的,儒家也有,只是道家在形上学领域内游刃自如,儒家对形上学则未能登其堂而窥其奥。这样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负的思维方式,没有严密的逻辑性,然而不乏精深的洞察力。 　　《老子》其书,在原作者之后,有续作者和改作者,成为今传定本的年代可能不早于《孟子》。无论如何,它是道家的奠基之作。 　　(四)"道通为一" 　　老子以后,有庄子为道家宗师。庄子(约前369-约前286年),名周,生于宋国蒙邑,早年迁居楚国。谓之宋人固可,谓之楚人亦可。 　　早年,庄子做过蒙邑漆园的小吏。此后无意仕进,这是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别有所求,而且他对自己生存在其中的社会已经绝望了,仕进乃为不可为之事,救不可救之世,纯属徒劳。庄子认为儒家的理论只能使已经败坏的世道和人心更加败坏,因而痛加诋斥。同时,庄子企求全己之天性,顺己之自然,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相传楚威王曾经派使者持厚币,往迎庄子,庄子辞不奉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秋水》所记似较近实,其文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记有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大致可确认为庄周所作,但仅七篇外篇和杂篇大概出于庄门后学之手,计有二十六篇。 　　《庄子》于《老子》有继承也有发展,它也是道家的奠基之作。后人并称"老庄",是恰如其分的。 　　《庄子》大量采用巫学的素材,显得荒诞不经,但其理其文都妙造化境,与《老子》相比可谓互见短长。 　　老子所追求的是成为"道法自然"的圣人,庄子所追求的是成为"道通为一"的神人。 　　《庄子·齐物论》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答案就在同篇之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 　　齐物的要义,一是分合,二是转化。分与合,或称毁于成。《庄子·齐物论》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转化,即此可为彼,而彼可为此。《庄子·齐物论》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齐物论"其实不是庄子发现的,而是巫学惯用的。巫学的原始思维,以为万物不仅有形体,而且有灵性,它们的灵性可以互通,它们的形体可以相变,西称为 transformation或metamorphosis。这个与逻辑思维迥异的原始思维是受互通相变律支配的,经由庄子而改造成为齐物论了。 　　《庄子·大宗师》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子犁去探望弥留之际的子来,靠在门边对子来说:"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来是极为通脱的,答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莫邪,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子来以为,与其挑挑拣拣地要求再去做人,不如听造化之自然,虽化为鼠肝、虫臂也无何不可。如此大彻大悟,正是互通相变律改造成为齐物论之后的奇效。 　　《庄子》所谓"神人",亦称"真人"、"至人"、"圣人"。如《庄子·逍遥游》所云,他们是能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虽不过神游而已,但也是非"齐物"不能达到的境界。 　　老子还有意用世,庄子则无意用世,因此,《庄子》不讲"君人南面之术"。《庄子》对社会的痼疾和时弊的揭露,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可是,此外就只求自己的超脱了。 　　道通为一,这是从道来看万物,殊相融化在共相之中,一切都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地相对的。《庄子》揭示了万物的局限性--包括人的思想和语言的局限性在内,从而启发着后人的创造性的思维。 　　貌似集奇谈怪论之大成的庄子哲学,实为中国古代最有革命性的哲学。在哲学上,创造性与革命性无异。 　　大致与庄子同时或者比庄子稍晚,楚国有一个号为"鹖冠子"的隐士,学术不像老子、庄子那样体大而思精,但也是早期道家的重要学者。有《鹖冠子》一书,今传,不详述。 　　 　　五、辞　章 　　先秦的辞章有两大类,一是散文,二是诗歌。在楚国,散文的泰斗是庄周,诗歌的泰斗是屈原。 　　(一)庄　文 　　散文成为一门艺术,实自《庄子》始。 　　《庄子》三十三篇,不全是庄周的作品。然而,细玩各篇,至少可以说:"情与貌,略相似。"因此,在讨论其艺术风格之时,无需计较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区别。 　　庄文是独步先秦的奇文,不止如此,它也是独步古今的奇文。奇在想象、境界、韵味,奇在章法、句式、文采,总之,无所不奇。 　　《庄子》特爱用神话,而且特爱用寓言。这些神话和寓言未必有出处,大半是庄周捕风捉影编造出来的,然而无不曲尽其妙。例如: 　　《逍遥游》开篇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此文讲小大之辨,其想象出人意料,境界壮人心魄,韵味耐人寻思。 　　《秋水》开篇云:"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 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下文写到:大海在天地之间也只像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之上"大知观于远近""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不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等等。一直写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种又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哲学论文,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只有庄周写得好,而且只有庄周写得出。惠子即惠施,博学多才。他是主张"合同异"的名家,与主张"离坚白"的另外一个名家公孙龙成为两个极端,无传世之作,主要的命题和论点见于《庄子·天下》。庄周与惠施交厚, 又都奉行相对主义,彼此常以调谑的方式在诘难中探讨一些微妙的学术问题。濠上之辩,庄周利用"安"的两种词义摆脱了窘境,使主张"合同异"的惠施无可奈何。 　　庄周的文章波谲云诡,貌似无序,实则有序。庄周以无序否定了低级层次的有序,进而获得了高级层次的有序。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庄周云:"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庄周云:"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二)屈　赋 　　战国时代的诗坛,北方无限凄清,南方的楚国却有楚辞一枝独秀。 　　"楚辞"是汉人追加的专称,先秦的楚人则称之为"赋"。 　　还在屈原尚未开始创作的时候,楚国就有类似楚辞的民歌存在了。如《越人歌》,与楚辞无异。相传《越人歌》是一个越人船工为鄂君子晰唱的,当时经越译楚说和文人整理,后来被刘向把记音和译意兼收并蓄在《说苑·善说》中,才有幸流传下来。其词云:"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此歌散发出南国的水乡清韵和山村幽趣,声情摇曳,令人心醉。屈原所作的《九歌·湘夫人》有句云:"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指出:"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所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越人歌》比屈原的作品早出,类似的歌在楚国民间必定广为流行。接近民众、喜爱民歌的屈原为《越人歌》或类似的歌所吸引,从而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其比兴之法, 这是情理之常。然而,屈原是不满足于模仿的,他有自己的创造。 　　屈原(约前340-约前277年),名平,后人多称其字。屈氏在楚国曾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春秋时代世膺莫敖(统帅)之选,战国时代才衰微不可复振。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记:屈原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壮岁入仕,"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为佞臣所嫉。上官大夫诬屈原贪怀王之功以为己有,怀王由此而疏远了屈原,乃至免其左徒之职。公元前312年丹阳之战,楚为秦所破,屈原受命使齐以修好结援。回郢都后,屈原一再进谏,始则劝怀王杀张仪,继而诫怀王毋入秦,怀王俱不从。顷襄王即位后,屈原曾为三闾大夫,可是不久又因受谗而见疏了。郢都沦陷以后,屈原流徙于江南,约经年余,抱石投汩罗江而死。 　　屈原的作品,据汉代刘向、班固、王逸所录,都是二十五篇。二十五篇之内的《远游》、《卜居》、《渔父》三篇,近人多疑为非屈原所作。二十五篇之外的《招魂》和《大招》两篇,近人或云乃屈原所作。大致无争议的屈原作品是:《离骚》,《九歌》(十一篇), 《九章》(九篇),《天问》。 　　《离骚》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读者易生"此曲只应天上有"之感。对它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任何赞誉之辞都不算过分。近人常用"浪漫主义"来概括《离骚》和屈原其他作品的创作意向和创作手法,然而,正是这些作品使浪漫主义陷入了无所施其技的窘境。浪漫主义始见于两百多年前的西方,拿它来衡量两千多年前的东方难免比拟不伦。西方的浪漫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试问,屈原的作品反叛了什么古典主义?屈原的作品总在说神道鬼,升空巡天,西方的浪漫主义是这样的吗?以西律中,以貌律神,一如隔靴搔痒。其实,屈原的作品源于骚学。在楚文化进入鼎盛期以后,楚国传统的巫学开始分流,其理性化者转轨为道学,其感性化者转轨为骚学。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文艺研究》1992年第3期。上节所介绍的是道学,本节将介绍的是骚学。所谓骚学,就是以《离骚》为表率的楚辞的美学。 　　就以上节讲过的"太一"为例:在巫师看来,太一只是太微座的一颗星在道家看来,太一便是万物之本在骚人看来,太一却是一个全天至尊之神,是为"东皇",或称"上皇",献祭之时,如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所描写的,"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美不胜言! 　　道家已换骨,与巫师再也合不拢了骚人未换骨,与巫师有着剪不断的情缘。 　　从秉赋和素养来看,屈原实在是一个大巫。《离骚》足以证明,屈原熟知神话,深钦神巫,善作神游。屈原与一般楚国大巫不同的是,他把郢中巫学和稷下道学糅合起来了。屈原有郢中巫学的根底,这是只要看他的作品就可以明白的。至于屈原是稷下道学的信徒,此说倡自涂又光,涂又光:《论屈原的精气说》，见《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需作简要的说明。稷下道学有精气说,见于《管子》的《内业》、《心术》等篇。《管子·内业》说,心中精气饱满,"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灾"。能如此,就成为庄子所讲的至人了。《庄子·田子方》云:"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离骚》有句云:"耿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风余上征"。王逸《楚辞章句》为之注曰:"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与化游。"按,"真人"即"至人"或"神人"。《离骚》有句云:"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这是屈原神与化游,可见他已精合真人了。《九歌·湘君》所谓"扬灵",源于互通相变律而合乎精气说。 　　《离骚》和《九歌》、《九章》是抒情诗歌无可逾越的高峰,后人虽欲效之而终莫能及。缘由不在于后人没有屈原那样的才情,而在于后人没有屈原那样的郢中巫学根底和稷下道学根底,虽欲效之,只能是效颦、学步,因而终不能及。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屈原作《离骚》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心雕龙·辨骚》评《离骚》和其他楚辞作品云:"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司马迁之所论重在思想,刘勰之所论重在艺术,合而观之,就表里兼得了。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景差之所作,相传有《大招》,但在王逸为之作注时就有疑义,一说乃屈原之所作。唐勒之所作,虽有出土汉简一篇,但残泐过甚,已难窥全貌了。景差和唐勒的成就,显然都比不上宋玉。宋玉乃顷襄王时人,其传世之作,大致公认的有《九辩》,真伪难辨的有《楚辞章句》所收的《招魂》和《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计六篇。六篇都是大手笔,作者似非宋玉莫属。 　　宋玉景仰屈原,哀其志而慕其文。与屈原的作品相比,宋玉的作品格调稍嫌卑弱,巫学和道学的成分较为稀薄,但自有其清新、细腻之妙。 　　前贤对宋玉的品节和辞赋都有很高的评价,以为与屈原差可比肩。李白《感遇》四首之四云:"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知,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有句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有句云:"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六、艺　事 　　作为古代的一个民族,楚人称得上是多才多艺的。从纯造型的雕像,到纯抽象的声乐,他们都无愧于庄王"飞将冲天"、"鸣将惊人"的豪言。 　　(一)绘与雕 　　绘画并非小道,雕刻并非小技,二者皆大有可观者焉。 　　迄今已见的两幅完整的先秦帛画和一幅完整的先秦漆画,都是楚国画师的作品。在中国绘画史上,它们构成了有开宗作用和奠基意义的一章。 　　帛画之一,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的一座楚墓。以画边完整者为准,长三十一厘米,宽二十二点五厘米。下部正中偏右画一贵族女子,仪态雍容,侧立,高髻细腰,广袖宽裾,合掌作祈祷状。上部正中画一凤,左侧画一龙,作争逐状。 　　帛画之二,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以绢地为准,长三十七点五厘米,宽二十八厘米。正中画一贵族男子,气宇轩昂,侧立,危冠束发,博袍佩剑,持缰御一龙。龙奋首卷尾,如"乙"字形舟状。人上方有华盖一重。龙后腹下有足状物,龙前腹下有游鱼一尾,龙尾上有立鹤一只方昂首作长唳状。 　　陈家大山墓无兵器随葬,墓主应为女子。子弹库墓有尸骨一具,墓主为中年男子。由此推想,帛画的人像应即墓主。两座墓都是战国中期的,都有一棺一椁,墓主都是下等贵族。绘画以白描为主,个别部位也有平涂的。表现手法有早期绘画追求各别形象完整,所画各物互不相掩,以及对比例不甚讲究等特点。但是线条洗炼而流畅,细部常有传神之笔,可见画师颇具功力。至于构思诡谲,立意神奇,则是楚国美术的传统作风。 　　漆画已见多幅,几乎都是残缺的,唯独1987 年荆门市包山2号墓出土的一幅是完整的。此画在一件漆奁的盖缘上,周长八十七点四厘米,幅高五点二厘米。画着人二十六个,车四乘,马十匹,雁九只,犬两只,猪一头,柳五株。疑为迎宾图,但也可能是游春图。其传神写照的功力比两幅帛画有过之,而年代与两幅帛画相近。 　　在竹、木、革、石之类器物上,常有彩漆和彩粉的图案。在丝绸上,常有刺绣的纹样。 　　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为《天问》所作的注:"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奇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这样的壁画一定是千奇百怪的,可惜至今尚未发现。某些楚墓有彩绘的棺椁,可以视为具体而微的壁画。 　　楚国的雕刻作品主要是木雕,其次为铜雕,此外有玉雕和骨雕。已出土的木雕精品数以百计,其中,飞廉像、土伯像、姑且称之为"辟邪"的怪兽像和座屏、鼓架都巧夺天工。 　　变形与抽象,分解与组合,都是楚国美术作品惯用的创作方法。 　　变形,是在创作中改变自然对象的外部特征抽象,是在创作中减约自然对象的外部特征。变形未必抽象,抽象势必变形。试举例以明之,三头凤是变形的代表作,无身凤是抽象的代表作。 　　三头凤是刺绣纹样,遗物出自江陵县马山1号楚墓。一个正头长在颈上,双目突出,以致整个头部像两个并列的圆球,顶上有斜翘的双耳,颌下有斜撇的双羽,尖喙居中。两个侧头分别长在两支大翅膀上,喙弯如钩。在两支大翅膀的下方,还各吊接着一支小翅膀。凤肚滚圆,凤腿微曲。虽然怪模怪样,可是威严而神秘,蕴蓄着强劲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无身凤在楚漆器上是常用而多变的图案,每个图案只有三两笔或者四五笔。所谓无身,就是仅有一目一喙或者一羽一爪,这些目、喙、羽、爪甚至可以化为旋曲的几何纹样。它减约了躯干,但增添了婉娈翔舞的动态和神出鬼没的情状。 　　成语"得意忘形"的本义,可以说是对美术的变形和抽象的中肯解释。 　　现代西方的许多美术流派莫不崇尚变形和抽象,乃至追求纯粹而简单的形式构成,但与楚国的美术作品相比,狂怪有余而生动不足。楚国的变形和抽象的绘画,其构图多流转与回旋之态,其线条兼凝重与轻盈之美,动感特强,力度特足,生意特浓。在艺术领域里,前人达到的高峰通常是后人不能再次登临的。 　　分解,是把一个整体的若干部件拆散开来组合,是把取自不同整体的若干部件装配起来。就意象构成方式来说,分解与组合比变形与抽象更胜一筹。试以竹腿兽和花翎凤为例。 　　竹腿兽即姑且称之为"辟邪"的那件怪兽像,也出自马山1号楚墓。它是一件根雕作品,头、身、尾无疑是兽,四条腿却雕成了竹竿,三条腿斜着撑在地上,一条腿拐着伸向前方,动势毕现。花翎凤见于刺绣和髹漆的纹样,冠翎、翼翎、尾翎都是花朵和茎叶。翼翎、尾翎比较简单,冠翎则比较复杂,如凤斗龙虎纹样中的凤冠,是在一条细长、弯曲、柔韧的茎上缀着三朵硕大的花。 　　古代用分解与组合的手法创造的美术作品,主要是半人半兽的神像,西方和东方都不少。如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人身牛首的炎帝,等等,都有一个极限,即部件都取自动物。楚国的美术作品突破了这个极限,而使动物与植物合为一体了。缘由在于楚国不仅有巫学的互通相变律,而且有道学的齐物论和骚学的扬灵说。如竹腿兽和花翎凤,不妨说就是具象的齐物论。用《庄子·知北游》的话来说,其素材是"神奇复化为臭腐",其意象是"臭腐复化为神奇"。 　　《庄子·大宗师》说:"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这不止是道家的见解,也是楚国流行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贯注在美术创作中,就是宇宙意识。 　　试举一个浅显的实例--战国时代的楚式"四山镜":"山"字,竖是竖,横是横,端端正正,完全是静态的。但一经楚国的铸镜匠师处理,它就变成流动而且旋转的了。"山字镜"上的"山"字,少则三个,多则六个,通常是四个,环列在圆形的镜背上。"四山镜"的"山"字,一横是正的,与钮周的方框平行三竖却是斜的,或一律左旋,或一律右旋,动感很强。也有些是各横的中点正对着方框的角,动感更强。这样,圆中有方,静中见动,可谓匠心独运。圆,使人想到天"圆" 方,使人想到地"方"。天与地之间有山,山与山之间有花叶,虽在情理之中,却出意料之外。只手可握的一面镜子,却是广大无垠、旋转不息的宇宙的缩影。 　　从故楚郢都江陵一带的楚墓中,发现了许多乍见之下令人不可名状的木雕像。它们有两大类:一类姑且称之为"虎座立凤",而实为飞廉像一类姑且称之为"镇墓兽",而实为土伯像。飞廉是凤的别种,楚人视之为风神。人的精魂要登天,须有风神相助,方得高飞远走。飞廉像非常古怪,是一只大凤站在一头小虎的背上。凤身除了两支张开的翅膀,还有两支有升腾之势的鹿角。把木雕的飞廉像置于墓中,意在引导死者精魂到天界去。土伯是幽都(冥府)的主宰,凡不能升天而只能入地的死者就得归土伯管。土伯像比飞廉像更加古怪,而且形象有年代早晚之别。早期的土伯像只是一个竖放的半球代表头面,上插两支鹿角中期的土伯像是龙颈、虎头,上插两支鹿角,双头的有四支鹿角晚期的土伯像见于河南信阳市长台关楚墓,是所谓"双角器",两支鹿角插在一块方木上。无论早晚,土伯像必有厚实的方座代表大地,中期某些土伯像的方座还划分为九块以代表九州。至于土伯不见躯干甚至不见头颈,则是因为他藏身在地下。把木雕的土伯像置于墓中,可以护佑死者在幽都中不受虐待。 　　飞廉像,昂首向长天,支配着一个夐远、苍茫的空间土伯像,俯首向大地,管领着一个深邃、幽昧的空间。天上和地下的两个空间,都是楚人关注、谛视、凝想的永恒对象,但都像《庄子·逍遥游》所讲的,"其远而无所至极耶"。 　　在荆门市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一件铜戚上,铸着一个浮雕的天神,人形,然而鳞身、鸟足,一足踏着太阳,一足踏着月亮,俨然是全天的主宰。故楚美术作品的宇宙意识和空间效应,没有超过这个神像的了。 　　(二)乐与舞 　　楚国从宫廷到里社,从"君子"到"小人",对乐舞的爱好往往如醉如痴。 　　楚辞《招魂》和《大招》,都描写了宫廷的乐舞。《招魂》云:"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铿钟摇簴揳梓瑟些。"《大招》云:"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魂乎归来!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诗赋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四上竞气,极声变只。魂乎归来!听歌譔只。"《涉江》、《采菱》、《扬荷》(《扬阿》),必有水乡情调,无疑是楚曲。一说《驾辩》为瑟曲,《劳商》即《离骚》,二者也都是楚曲,但尚乏确证。《激楚》在楚宫乐舞中的地位,似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霓裳羽衣》相仿。"宫廷震惊",是因为乐声大作呢,还是像《文选》记宋玉《对楚王问》所讲的,"其曲弥高","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招魂》又云:"《激楚》之结,独秀先些。"按:"结"即"髻"。可见,演出《激楚》的女乐,发式特别时髦。在楚王中,特爱乐舞的是灵王。《新论·言体》云:"昔楚灵王……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 　　宋玉《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疑为郢都的楚歌,《巴人》应是传入郢都的巴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或许夸大了些,但楚俗必喜歌,否则宋玉是不会以歌设譬的。庄周厌恶流行歌曲,发为愤激之言,主张"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 (《庄子·胠箧》)。但他对古典音乐还留有余地,描写庖丁奏刀解牛,说是"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按: 《桑林》乃汤之乐,《经首》乃尧之乐,庄子对它们还是赞赏的。 　　先秦最善鼓琴的伯牙和最善辨曲的钟子期都是楚人,《吕氏春秋·本味》云:"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这个知音的佳话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韵事,它正是楚人流传下来的。 　　楚国的乐器,若为宫廷乐队,则诸色俱全,除了必不可缺的编钟、编磬、鼓、瑟、竽(笙)之外,还有琴、参差(排箫)、篪、镈、钲(丁宁)、铙、铎、铃、相等若为民间乐队,则通常仅有鼓、瑟、竽。 　　钟发声洪亮,磬收韵清越,所谓"金声玉振",即钟磬相配之妙。 　　已知最大最好的编钟和编磬,都出自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即曾侯乙编钟和曾侯乙编磬。 　　曾侯乙编钟共六十五件,除去楚王酓章镈一件不算,实际可用于演奏的钟有六十四件。仅就其甬钟四十五件来说,总音域跨五个八度音程,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各只少一个八度音程。在中心音域部分约三个八度音程的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备。曾侯乙编钟是举世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其旋宫能力达六宫以上,可以演奏采用和声、复调、转调手法的乐曲。参考黄翔鹏:《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文物》1979年第7期；王湘:《曾侯乙墓编钟音律的探讨》，《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谭维四、冯光生:《关于曾侯乙墓编钟钮钟音乐性能的浅见》，《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 　　曾侯乙编磬共三十二件,但不幸被盗洞塌落的土石击中,多已破碎,至今仍完好的仅得九件了。 　　曾侯乙的编钟和编磬都有铭文,钟铭二千八百余字,磬铭六百余字,连同钟架和磬匣上面的文字,共得四千余字,是先秦最完善、最准确的乐理文献。 　　鼓有四种:一是重型的建鼓,二是中型的悬鼓(虎座凤架悬鼓),三是轻型的手鼓,四是微型的鹿鼓。 　　瑟是楚墓出土最多的一种乐器,弦数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不等,以二十五弦最为常见。竽或称笙,簧数十、十二、十四、十八不等。 　　参差即排箫,众所周知是竹制的,然而淅川县下寺1号墓出土的一件却是石制的。这件石排箫有十三个音管,最长者十五厘米,最短者三厘米,管壁厚仅一毫米。除第七管口部已残外,其余十二个管都还可以吹奏。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九歌·湘君》有句云:"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假如说,楚人的乐声还凝结在出土的乐器上,缭绕在文献的字里行间,至今恍若在耳,那么,楚人的舞态却已在长曳千载的流光中消失,殊难描摹了。据《九歌》所记,舞姿"偃蹇"、"连蜷",似乎富于曲线律动之美。长沙市黄土岭的一座战国楚墓,1941年出土了一件有彩绘人物的漆奁,画着十一个舞女:一人指挥, 两人起舞,三人小憩,五人旁观,莫不丰容盛鬋,长袖细腰,然而舞姿无明显特色。非舞之过也,乃画之过也。 　　楚国的乐舞有不少是所谓"巫音",亦即巫乐巫舞。灵王引进宫廷中去的,就是巫音。《九歌》所描写的,纯属巫音。《九歌·礼魂》云:"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对于楚文化的成就,倘若细大不捐,那就还可以指出好些来,例如:相传秦代蒙恬始造毛笔,但从战国楚墓中已有毛笔多支出土,足证旧说不确考古史上最早的一双竹筷--先秦箸食文化的唯一物证,也是楚人的遗物考古史上最早的一架木床,最早的一条套裤,最早的一双五指分开的手套,等等,又是楚人的遗物双管连发弩,可以连续扣发十次,每次可以射出两支短箭,也出自楚墓。诸如此类,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