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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August 06, 2013 - 11:28 am:   

http://roll.sohu.com/20130806/n383506705.shtml


验瓜师日“弹”万瓜磨破手指 申城仅有10位验瓜师(图)


watermelon
在西瓜上市的高峰期,朱林杰一天要检验上万只西瓜 晚报王浩然现场图片

日期:2013-08-06 08:32:00 作者: 来源:东方网


在西瓜上市的高峰期,朱林杰一天要检验上万只西瓜 晚报王浩然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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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瓜上市的高峰期,朱林杰一天要检验上万只西瓜 晚报王浩然现场图片

  东方网8月6日消息:据《新闻晚报》报道,“这个瓜水分太多,糖度不够。 ”“这个瓜熟过头了,黑籽旁边肯定起沙了。 ”在南汇8424西瓜基地,验瓜师朱林杰穿行在满地的西瓜中,手指轻弹两下,就挑出不达标的西瓜。在西瓜上市的高峰期,朱林杰一天要检验上万只西瓜,早已练出一双“火眼金睛”。而在上海,持证上岗的“上海市西瓜品质鉴定师”仅有 10位。

  “一看二摸三听”是诀窍

  上百只外表差不多的西瓜放在眼前,哪些是成熟度刚刚好的,哪些是皮太薄容易裂或熟过头的西瓜?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看得头晕,但这是朱林杰的看家本领。验瓜师仅凭眼观、耳闻、触感,就判断口感、糖分、成熟度,甚至精确到瓜皮的厚度,瓜籽是白籽多还是黑籽多,边缘糖度和中心糖度是多少。

  昨天上午,记者一走入南汇8424西瓜基地,就看到朱林杰弯腰在西瓜堆中穿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弯曲,轻轻弹击每一只西瓜,只需要清脆的两声“嘭嘭”,就能判断这只西瓜的品质。如果声音有异则拿出来再掂一掂、敲一敲。 “这个西瓜有点儿熟过头了,里面肯定有裂缝,西瓜籽旁边也起沙了。 ”听到朱林杰这么说,工作人员将这只次瓜切开一看,果然和他说的一模一样。

  诀窍是什么?朱林杰告诉记者,主要是“一看二摸三听”。一看,一个好瓜纹路要清晰,且皮色不能太淡,太淡就是日照不够,还不够熟。二摸,西瓜“屁股”如果凹进去,就说明果肉有空心部分,西瓜“头”如果凸出来,说明紧皮,水分多,但糖度就会不够。三听,用手指关节在西瓜上轻弹两下,好瓜声音清脆,但太过清脆就是熟过头了,如果声音闷闷的,就是不甜的紧皮瓜。

  日弹万瓜手指皮也磨破

  作为一名验瓜师,朱林杰负责的是正宗南汇8424的收购检验。现在是南汇8424第二茬上市期,数量已经逐渐减少。然而每天从早上西瓜采摘下来开始,朱林杰仍然至少要鉴别两千只瓜,而在5、6月的高峰期,数量则要达到一万只。

  为了让西瓜尽快到市民餐桌上,两千只瓜的检验时间要控制在一个半至两小时内。记者在现场看到,所有的西瓜都堆在空地上,尽管上方有凉棚遮挡日光,但依旧暑气难挡。朱林杰弯腰验瓜,工人们在忙着剪藤、装箱,不一会儿人人都是汗流浃背。

  不过,别看要检验的西瓜多,朱林杰可不敢马虎,因为每箱从他手中挑选而出的西瓜,都会贴上质检员的标签,要是被消费者发现是次瓜,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现在准确率可以达到七八成,但偶尔也有失误的时候。 ”朱林杰笑着表示,当市民投诉时,他就得上门去道歉,还得赔瓜钱。这几年下来,他鉴瓜的失误率也在日渐下降。合作社本来还有一个售后服务部门,现在因为几乎没有投诉,所以这个部门也撤掉了。

  投诉少了,手上的老茧多了。验瓜这么多年,朱林杰右手食指和中指上的老茧越来越厚,“每个瓜都要弹一弹,时间一长,手指的皮肤出茧子了,有时候弹到一半,发现皮磨破了。 ”

  沪上优秀验瓜师凤毛麟角

  “决不放过一个孬瓜,也不冤枉一只好瓜”。 2009年,朱林杰获得了“上海市西瓜品质鉴定师资格证”,在这张资格证的背后,就有这样一句颇具趣味的话。事实上,目前本市只有10位持证上岗的验瓜师,在西瓜上市高峰时“供不应求”。

  在2009年上海市 “十大西瓜品质鉴定师”评选的擂台上,时年27岁的朱林杰“一战成名”。比赛时,评委们拿出五个瓜,让参赛者分别对瓜的重量、皮厚、糖度、黑籽白籽比例和瓜的综合评价进行打分,最终朱林杰以误差最小获得那届的第一名。

  “要保证南汇8424西瓜的品质,一定要有验瓜师来把关。”上海瓜果行业协会秘书长朱龙舟说,“西瓜鉴定”已在种植户中推广好多年,并希望通过田头经验不断培养验瓜师队伍,然而好的验瓜师目前仍凤毛麟角。

  “2009年第一次办比赛时,报名的人非常多,但达标者很少,即使是前十名之间差距也很大。 ”此后一直没再举办比赛,使得沪上的持证验瓜师止步于10人。朱龙舟坦言,验瓜是门真功夫,要专心摸索两三年才能入门,但由于工种具有季节性,不少合作社不愿意花力气培养。 “验瓜师的比赛停了3年,明年或许再办一届。 ”

  今年31岁的朱林杰说,他目前还没有收徒,但他非常想把这门手艺传给更多的人。

  作者: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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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riday, May 03, 2013 - 05:33 pm:   

to Ding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oc/2013/05/130503_fooc_scissor.shtml

记者来鸿:张小泉剪不断的百年情愁

BBC记者沙磊,上海
更新时间 2013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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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江山成锦绣”是著名剧作家田汉为张小泉剪刀创作的赞美诗

每个老字号都有一部创业史,每部创业史都见证着中国的变迁。BBC记者沙磊最近走访了“张小泉”,听历史、看现状,展望这把剪刀能否也在国际舞台剪出一片锦绣江山?


商家企业,成功之路,想必都曾经有起有伏。


但是,杭州的张小泉公司历史更加悠久、动荡更加激烈。

历代王朝且盛且衰。经历过战争、革命,中国经济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再返回资本主义。

时光流转,“张小泉”却一直在悄悄地打造不起眼的家用器具—剪刀。

明朝末期,一位名叫张思家的手艺人下功夫把剪刀作得既锋利、耐用、又漂亮。中国“煮妇”手中突然有了强大的新式武器,对当时的鸡鸭来说,无疑是个噩耗。

几十年后,张小泉子承父业,搬到杭州。1663年,以张小泉命名的剪刀作坊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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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成红说,要坚持良钢精作的古训

缺点什么?

张小泉剪刀公司的现任总经理丁成红告诉我,现在,他们仍然致力保持历史传承。

丁成红说,“我们的创始人有句古训,良钢精作。”他说,现在我们用的钢与其它许多厂家不同。

便宜的钢材每吨只要7,000-8000人民币,我们用的钢材每吨价格在11,000-12,000元。

现在,还有几位手艺人能用传统方式纯手工打造剪刀。但是,在现代化的厂房参观时,我不由暗想,这里好像缺了点儿什么?

如同飞机库一样宽大的厂房内,巨大的金属锻压机叮当作响,身穿连身工作服的工人看上去好像是刚从共产党的招贴画上走下来。眼前,几乎看不到任何历史遗产的迹象。

这就是中国著名的批量生产。现在,张小泉公司总计有员工1500人,每年生产大约700万把剪刀、300万把刀。剪刀平均售价每把3-5美元。

在世界上任何其它一个地方,你可能都会想,有张小泉这样显赫出身的品牌,市场定位是不是更趋向高端?甚至,创出一个高档次的国际声誉。

张小泉公司年销售额大约4000万美元,其中出口额还不到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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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倩:被曲别针淹没的剪刀继承人

“自愿充公”

要找到答案,我们可能仍然需要回顾同样代表着中国变迁的张小泉剪刀的历史。

在二楼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内,我找到了办公室经理张倩。看上去,她没有太多的牢骚。有份好工作,有单位分的一套小公寓。但是,看看她的姓。张倩,也有可能拥有更多。

她是张小泉的第13代直系传人。1958年,第11代传人、张倩的祖父是这家生意红火的剪刀厂的资本家。他突然发现,在历史长河中站错了“队”。

共产党政府要搞公司合营,私营企业以及所有资产,包括老宅子,都要“自愿”交给国家。

张倩说,“你必须自愿。当时我还没出生呢,所以,我也不能说自己有什么遗憾。”她还说,如果历史不同,“我今天的生活肯定也不同。”

一位剪刀继承人被曲别针所淹没。中国政治的动荡改变了无数人生,这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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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泉”考虑从德国进口先进设备

定定神

此后几十年,“张小泉”一直受国家控制。

1990年代,张小泉工厂的工人已经增加到2500人,机器连轴转,每年出产的剪刀、刀具总数达到2千万。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低档产品。

要是历史没有再一次大转弯的话,这种局面可能也就持续下去了。

19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大规模重组,许多国营企业又被民营化了。2000年,国家脱手75%的股份,“张小泉”成了有限公司。

如同许多中国企业一样,突然置身于全新的经济现实,需要眨眨眼、定定神,找到立足点。

1000名工人下岗。他们说,这是通过自然减员逐步实现的;产量大幅度减少。

张小泉公司一位姓江的品牌经理告诉我,“中国私营企业和职业总裁的历史还很短。我们的主要计划是要从生产厂商转型为品牌运营商。过去,我们相信有酒不怕巷子深,仅仅关注生产。”

今年早些时候,“张小泉”第一次将产品带到了世界领先的法兰克福交易会。当然了,现在,他也“触电”,利用互联网销售,并且在研发新产品。

放眼全球
但是,开创出口市场,还有另外一大障碍。

丁成红告诉我,中国剪刀和西方剪刀不一样。“在欧洲和美国,剪刀主要用来剪纸,因此,刀刃更长,把手更短。但在中国,剪刀被用来剪纸、食品、布、甚至用来修鞋。”

“张小泉”正在与德国洽谈引进先进仪器设备,帮助生产尺寸和形状更适合用外国市场的产品。

创建350年,张小泉依然面临挑战,比如,商标侵权的马拉松官司、假冒伪劣产品等。

但是,也许现在,张小泉也正好有机会发挥历史传承之优势、把自己从仅在中国家喻户晓打造成世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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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unday, April 28, 2013 - 12:36 pm:   

量化宽松 其实说白了就是大量的印钞。大量印钞的结果 无非就是美元贬值

美元贬值之后
对外贸易将会受到影响
还有 美元贬值,人民币变相的升值。大宗商品将抬高价格。
另外就是美国国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第一持有大国,量化宽松之后,美元贬值国债也跟着贬值了……

美国大量印刷美圆,美圆泛滥,热钱大举进入新兴国家(包括我国),会导致物价高升。变相贬值,我国出口业影响很不好。

“货币战争”,到底是什么?就是“以邻为壑”

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面临内部经济困境,为刺激出口、增加就业,竞相采取措施,人为压低本国货币对外币的汇率。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取这种货币和汇率政策,势必加剧各国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将破坏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与“战争”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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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March 19, 2013 - 08:31 pm: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37051-gb2312.html


你的隐私安全吗:Cookie到底是什么?(图)

2013/3/19 创事记

  杨永林(新浪微博前端技术专家) 

  这两天由于315的原因,Cookie这东西突然特别火,据说很多网友都忙着删掉自己浏览器中的Cookie。一开始我还觉得挺无聊的,央视不懂乱说 什么啊。直到前两天,家里一个亲戚跟我说:“原来我们上网干什么你们都知道啊,还看我们的邮件,这不一点隐私都没有了嘛。太可怕了。”

  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误导得太严重了,做为一个多年从事互联网Web开发工作的工程师,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Cookie,看看你的Cookie安全吗?

  1、Cookie是什么?

  央视这一点解释的还算可以,它是一个数据包,每次访问网站的时候浏览器都会将该网站的Cookie发回给网站服务器,同时网站也可以随意更改你机器上 对应的Cookie。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视频中没有提到:Cookie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一个网站一个,所以视频中把它比喻成网络身份证的说法是不准确 的。它不是你在网络中的唯一标识,只是你在某个网站的唯一标识。

  2、Cookie中都有什么东西?

  这个取决于网站自身,视频中说网站会存储一些重要的用户信息(什么用户名、密码、浏览记录、IP地址什么的)到Cookie里。事实上:

  普通网站都不会存重要的信息,它们仅仅存一个你的登陆状态,也就是你拿用户名密码换取的令牌,还有就是网站针对你的判定(比如你在这个网站上的唯一标 识是什么,你访问的是我们的哪台服务器,你使用的是我们的哪个版本的产品),这些信息你都不需要关心,它和你的隐私一点关系都没有。

  文艺一点的网站会将这些信息进行加密,目的是防止别人伪造这些信息欺骗网站。

  央视描述的网站(在Cookie里存用户名、密码的,也许是央视网)的做法在互联网上是极其极其少见的,可能只有外行或者刚学网络开发的学生会这么做,这种网站是极其不安全的,你的信息很容易就泄漏了,所以还是少去访问。

  3、Cookie会被人窃取吗?

  视频中已经说了,Cookie只能被放置它的网站读取。这一点是浏览器保证的,这也是浏览器的一个重要的安全机制。如果你觉得你的浏览器不能保证这一 点,那就换个靠谱的,比如IE9啊,Chrome啊,Firefox啊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么说Cookie是安全的了?也不一定,Cookie在传输过程 中和网站方都有可能被窃取。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我们可以把用户访问网站的过程比做你给网站写一封信,信的内容可以比做你提交给网站的一些信息(比如你的性别啊,年龄啊),Cookie可以比做信封 中的寄信人,标识你是谁。那么在整个寄信过程中,邮电局是完全有机会窃取你的信封的,而网站也可以将你的信封卖给别人。但是!!!这两方其实已经拥有了你 这封信的内容了,你觉得他们有

  事实上,Cookie的盗用一般在你使用了不安全的网络(比如公共场所的WiFi),或者网站出现安全漏洞的情况下才会放生,前者发生的概率就比较低,而后者对网站造成的影响远比Cookie被盗这点小事大很多,在互联网公司是严重的故障,一经发现很快就会堵上的。

  4、那他们说的什么掌握几亿Cookie啊,又网站布码啊什么的,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这又是怎么回事?

  通过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了,Cookie被窃取是一个比较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达到几亿这个级别。视频中宣称的各种华丽的数据其实是销售人员在忽悠广告主,将一个很简单的实用技术术语说得很牛逼的样子。真相是这样的:

  我们上文提到“每次访问网站的时候浏览器都会将该网站的Cookie发会给网站服务器”。那么如果我网站里有一张图片,浏览器访问这张图片的时候会发 哪个Cookie呢?答案是提供图片服务网站的Cookie。比如某网站S的页面上有一张来自某营销网站B的图片,那么它们的关系如下:

  
你的隐私安全吗:Cookie到底是什么?(图)


  你在访问网站S的时候,你同时也以B用户的身份访问了B网站。你说“我没在B网站注册啊,怎么会是B网站用户”。嘿嘿,不用你注册,因为也不需要你知 道,他是自动分配一个帐户给你的,如果像S这类的网站多了,B网站想在不同网站之间都能定位到你,怎么办?把分配给你的帐户存在B的Cookie里就行了 啊。这就是它们所谓的几亿的Cookie。至于布码,其实就是访问那张图片的代码,甚至可能就是你在页面中看到的广告图。你可能注意到B网站在拿到 Cookie的同时,还获取到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是否涉及到隐私就看网站S的节操了。一般大网站只会把一些简单的页面信息给B,比如看了什么视频啊,新 闻啊等等。其目的也是让广告主投放的广告更精准。至于还有说得到用户名密码什么的,我只能说,兄弟你被钓鱼了,网站是不可能贩卖自已用户的密码的,这么做 没有意义,估计你是访问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站,骗你填了什么用户名密码,然后被信息卖掉了,这和Cookie毛关系都没有。

  5、网站这么做算侵犯隐私吗?

  这个不好说,比如你觉得你关注什么新闻,买了什么玩具,看了什么视频(爱情动作片略过)可能不算隐私。但你可能不希望别人知道你买过什么药,看过介绍治疗某些病的网页,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算做隐私的。这是访问跟踪技术最有争议的一点。

  6、我有洁癖,就不想被跟踪,那怎么办?

  浏览器都有一个禁止第三方Cookie的功能,你只要打开他就可以不被跟踪了,但是!!!有可能一些网站的功能就无法使用了。所以请慎重。

  7、那么我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不泄漏呢?

  这个话题太大了,我说一点原则吧:

  不要在你不清楚来源的网页上填写任何个人信息,比如视频里说的知道你的年龄、性别、收入等等,其实就是你在不同网站填写的信息被他们获取后整合得到的,因为市面上还飘着一些没节操的公司贩卖的个人信息,他们只要以对比数据就可以跟你对上号。

  敏感信息任何网站都不要填写,大网站虽然不会主动贩卖你的信息,但系统可能会存在漏洞,泄漏出去一些个人信息,例子挺多的,我就不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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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unday, August 19, 2012 - 04:28 pm:   

石达开 广西白龙洞

挺身登峻岭 举目照遥空
毁佛崇天帝 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 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 文光射日虹。

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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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August 14, 2012 - 08:39 am: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8032901855

軍師旅團營連排各多少人?

方面軍

軍團








方面軍

首先要澄清一個概念,美國及世界上大部份國家都沒有方面軍(Front)這個指揮層級,方面軍是俄羅斯的特有產物,它是集團軍(Army Group)以上的一級,亦是俄軍最高的指揮層級。方面軍的司令一般是一位元帥(Field Marshal),它的規模一般有過百萬人,而且還包括有巨量的戰車、火炮及飛機等。不過以小弟所知,俄國在二次大戰大戰後就沒有啟動過方面軍這個指揮層 級。

軍團(Army)

其他國家的最高指揮層級各有不同,像美國及中國這些大國,最大的階級就是集團軍,它相當於俄國的方面軍,人數也同樣可以過百萬。其他 較小的國家最大的階級可能是比集團軍低一級的軍團(Army),甚至是再低一級的軍(Corp)。然而有一點要留意,在軍或以上的階級都是戰略性指揮層 級,它們是根據任務需要而臨時編配不定數量的部隊,在這些階級之下不一定有三個低一級的部隊。事實上,這種"三三 制"的編組方式已非常過時,大部份國家都已不採用。例如波斯灣戰爭中所有美軍都隸屬第三軍團,在它之下有第七軍和第十八空降軍。而第七 軍轄下則有四至五個師,作為聯軍打擊的主力。美國的集團軍司令是一位上將(General),而這基本上是集團軍司令的最低軍階。軍團司令一般是一位上 將,但有時是中將(Lieutenant General)。軍司令一般是一位少將(Major General)或中將。不過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就沒有啟動過集團軍這一階級,令軍團及軍司令也可能由高階將領出任。上述的第七軍司就是一位上將。而中國的 集團軍就很奇怪,因為它基本上是軍的規模,轄下有數個師(division),而且它的司令也只是一位少將,但在集團軍一級以上就沒有更高的指揮層級,小 弟不明白中國在戰時是如何進行最高階層的指揮。

師(division)

在軍之下有師,現在師這一級在不少國家都是最高的常設階級,即是說它一般有穩定的下屬部隊 及駐地,而師長一般是一個少將。不過現在很多國家都將師這一級逐漸變成非常設的層級以適應現今低強度及需要靈活調配的戰爭。師很多時都是由若干的團 (regiment)所組成,而不是旅(Brigade),不過美軍師以下有傳統的三個旅。師的規模在不同國家及不同種類的部隊中有很大不同,但一般都有 大約二、三萬人。然而還有一些例外,海灣戰爭中的英軍第一裝甲師就包括了所有的英軍地面部隊,人數超過4萬人。

旅(Brigade)

師以下是旅,一般來說旅是 一個獨立單位,而且也是一個非常設的單位,可以由團或營(battalion or squadron)所組成,它的指揮官一般是一位上校(Colonel),而美軍的旅指揮官可以是一位准將(Brigadier General,順帶一提," Brigadier General"的直接翻譯就是"旅將軍"),其規模大約有數千人(少於一萬人)、超過一百架戰 車和火炮,但一個旅極少獨立配有一個固定的航空部隊,以旅以上的單位大部份都有自己的航空部隊。

團 (regiment)

團很多時是一個家最大的常設單位,它可以是旅及師的基本組成部份,也可以獨立成軍作戰,著名的獨立團有美軍的第一、二、三裝甲騎兵團及納粹德軍的大德意志步兵團(後來升格成師)。團長一般是一位上校,而規模比旅小一些(也有數千人,不過少於5000人)。

營(squadron)

團以下由營組成,從營這級開始,部隊通常都由單一兵種組成,即是步兵營、戰車營及炮兵營等。營長可以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但更多時是一位少校(Major),營的規模一般都小於1500人。

連(Company)

營以下是連(Company),連長是一位上尉(Captain,在海軍Captain是上校)。連的規模在不同兵種中有很大不同,步兵連有一百多人,戰車連有十多架戰車,炮兵連有同樣十多門火炮,防空連有數架發射車及一套控制這幾架發射車的搜索雷達及射控系統。

排(Platoon)

連 以下是排(Platoon),排長是一位中尉(Lieutenant)或少尉(Second Lieutenant),而排的規模大致有數十人。戰車排一般有三至四架戰車,炮兵排同樣有三至四門炮。值得注意的是少尉一般是最低階的軍官,官校生畢業 後一般都被授與此一階級,另外排一般是軍隊中最低的正式指揮層級。

班(Squad)

排以下是班(Squad)、小隊、分隊,這些單位的指揮官是一位士官(Sergeant是上士, Corporal是下士),士官不是軍官(Officer),只是較有經驗的士兵。而一個班大約幾個人至十多人,它們絕對不是常設部隊,只是有需要時才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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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eastday.com/w/20090105/u1a4088420.html
英保守党未来领袖将迎娶中国新娘[图]

2009年1月5日 10:42
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旺旺 选稿:王逾婷

杰瑞米·亨特和西安姑娘露西亚

  东方网1月5日消息:42岁的英国影子文化大臣杰瑞米·亨特是一名事业有成的“钻石王老五”,并有望成为未来的保守党领袖。一年前,他与一名旅居英国的31岁西安女子露西亚(英文名)相识并坠入爱河。去年圣诞夜,杰瑞米向露西亚求婚,并于新年前夕飞到西安向露西亚的父亲提亲。令他高兴的是,这桩“跨国婚事”顺利地获得了老丈人的首肯。今年7月,他将再次回到西安和露西亚举行一个盛大的中国传统婚礼,正式成为“中国女婿”。

  与中国学生一见钟情

  据报道,杰瑞米·亨特于2005年当选英国议会保守党议员,从此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就迅速上升。进入议会仅两年后,他就被提拔为影子内阁文化大臣,被视为保守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此外,杰瑞米·亨特还是一名事业有成的“钻石王老五”,人们普遍认为,风头正劲的杰瑞米极可能成为下一任保守党领袖。

  杰瑞米即将迎娶的新娘露西亚目前正在英国学习和工作。一年前,当露西亚参加杰瑞米创办的英国成人教育课程“Hotcourses”学习时,与杰瑞米偶然相识。据悉,“Hotcourses”这一课程是专门为英国的海外学生开办的,是英国最大的成人教育机构之一。露西亚和杰瑞米一见钟情,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恋爱。

  圣诞夜向女友求婚

  有趣的是,去年10月,两人的爱情经历了一场“小风波”。当时一家英国报纸发表文章称,杰瑞米多才多艺、英俊潇洒,可说是“完美的丈夫人选”,只可惜他找了一个“不起眼的中国女友”。

  当看到这篇报道之后,露西亚立即给杰瑞米打了个电话,要求他解释为何自己被打上“不起眼”的标签。杰瑞米向露西亚保证称,她对他而言就意味着整个世界,并表示将用行动来证明一切。

  据透露,12月24日圣诞夜,杰瑞米邀请露西亚到他和父母同住的萨里郡歇尔村乡下别墅共度佳节,并正式向露西亚求婚。杰瑞米称:“当我向露西亚求婚之后,她当即就说‘我愿意’,然后我们高兴地开始大唱圣诞颂歌。我们直到那天深夜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他们也全都惊喜万分。”

  远赴西安拜见老丈人

  不过,按照中国传统,杰瑞米还必须征求露西亚父亲的同意,才能与露西亚结婚。于是,新年前夕,杰瑞米和露西亚专程飞到半个地球之外的西安,拜见他未来的老丈人。在去年12月31日晚露西亚一家人举办的新年派对上,杰瑞米忐忑不安地向露西亚的父亲提出了想要与露西亚结婚的打算。

  令他高兴的是,这桩“跨国婚事”顺利地获得了老丈人的首肯。杰瑞米称:“我不得不让露西亚在一旁翻译,因为老丈人不会说英语。好在他最后终于点头同意,这实在太美妙了。接着,我们一起喝了许多米酒来庆贺。”

  7月举办中式婚礼

  杰瑞米和露西亚将于本周返回英国,但两人已决定今年7月再次回到西安,举行一个盛大的中国传统婚礼。

  据悉,杰瑞米出生于军人世家,是英国皇家海军上将尼古拉斯·亨特的儿子,而他的祖父也是一名陆军准将。杰瑞米从小就入读英国名校查特豪斯学院,并是一名尖子生。读完中学后,他又进入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深造,最终以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实习管理顾问,并曾在日本教英语。之后他返回英国创办“Hotcourses”培训课程。目前“Hotcourses”拥有230名员工,是英国最大的成人教育机构之一。此外,杰瑞米还热爱舞蹈,尤其喜欢跳性感热辣的巴西兰巴达舞。媒体戏称:“杰瑞米无疑是个事业成功、而且充满生活情趣的‘钻石王老五’,很显然这将是一段成功婚姻的必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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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unday, May 27, 2012 - 01:02 am:   

http://blog.qq.com/qzone/622006317/1337967905.htm

实拍:世界最早的家族图书馆

发表于 2012年05月26日

中国的文化人不能不知道天一阁。

这处明代嘉靖年间的藏书楼,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位于宁波市区的天一阁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85年),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1982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范钦既是读书人,又是收藏家。宦游各地时,就开始悉心收集各类典籍,尤重地方志、科举录、政书,诗文集等明朝当代典籍。辞官归里后,又收得甬上故家之万卷楼、静思斋等藏书,存书达到了7万多卷。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宁波曾有多家藏书楼毁于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诏修四库全书,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藏书638种,为乾隆所重。《四库全书》修成,乾隆特命杭州织造寅著察看天一阁,勘明丈尺,绘图呈览。后为庋藏《四库全书》而建的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汇、文宗、文澜七阁,均仿天一阁形制。由此,天一阁名满天下。

  天一阁藏书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最多时,收藏的明代地方志达435种,至今尚存271种,是当今全国各大藏书单位收藏明代方志最多的一家。这些地方志记录了当时的天文地理、农政水利、矿产资源、政制贡赋、民情风俗等,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文/图 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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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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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23至1925年的秦氏支祠。祠堂以照壁、台门、戏台为中轴线,五间二弄,前后三宸,两侧有殿、看台,金碧辉煌。祠堂融合了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拷作等民间工艺,是宁波民居建筑艺术集大成之作。【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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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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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的创始者——范钦。【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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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的创始者——范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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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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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的经典——“东明草堂”,是范钦最早的藏书处。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故题——“东明草堂”,又称“一吾庐”。【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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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的经典——“东明草堂”。【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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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卷。【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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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同治十二年金陵书局刻本——南史八十卷。【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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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本《兰亭序》。【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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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御笔。【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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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尊崇经学,各省、郡、县学中均建有尊经阁,用以珍藏经籍。此阁原在宁波府学内,系光绪年间重建的重檐歇山顶建筑。1935年宁波地方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时移建于此。【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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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亭子很特别吧?【摄影/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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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unday, April 22, 2012 - 11:12 pm:   

http://www.szeia.com/data/2012-4-23/201242393604.htm

第三次工业革命

(本文章上网时间:2012-4-23 9:36)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末的英国,纺织工业实现了机械化,以前需要几百名纺织工人在小屋里手工做的活儿由一台纺织机就代替了,工厂由此诞生。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亨利·福特推出生产流水线,人类进入大规模生产时代。头两次工业革命让人们变得更富裕更都市化。现在我们正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走向数字化,智能软件、新奇材料、更灵巧的机器人、诸如3D打印这样的新工艺以及一整套的基于网络的服务。数字化时代的生产将改变商品制造的模式,也将改变职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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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news.yahoo.com/%E7%B6%93%E6%BF%9F%E5%AD%B8%E4%BA%BA-%E4%BA%BA%E9%A1%9E%E9%80%B2%E5%85%A5%E7%AC%AC%E4%B8%89%E6%AC%A1%E5%B7%A5%E6%A5%AD%E9%9D%A9%E5%91%BD-213000745.html

《經濟學人》:人類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

http://baike.baidu.com/view/710853.htm
第三次科技革命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2-04/23/content_43812585.htm
海外工厂回流发达国家 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了?

2012-04-23 09:32 南方都市报


  18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两次工业革命在使人们变得更加富裕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悄然开始。这次以数字化生产为代表的革命不仅会极大改进现今的生产方式,改变商业及其他领域,更会为发达国家带来重新崛起的机遇。

  当制造业走向数字化,世界正在加速迈向第三次剧变。拥有了新材料、新工艺、新机器人、新的网络协同制造服务,生产会更加经济、高效、灵活、精简。人类进步的车轮正驶离大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生产,低端生产人员需求下降。而这种转变可以将曾经流失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带回发达国家。

  欧模展一窥未来制造业端倪

  制造业数字化的步伐加快,使得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一直引领着全球制造业,但是现在中国的产出已逼近美国。21世纪的头十年里,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外包和离岸生产的兴起、复杂供应链的发展让制造商将车间选择了在中国、印度等低工资国家落脚。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西方的政策制定者正计划着开展“再工业化”,以创造就业机会、避免更多的生产技术流失到国外。因为制造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制造企业的回归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欧洲模具展是世界最重要的的大展之一。在去年11月的欧洲模具展上,出现了一种新机器:3D打印机。制造零件再也不用敲敲打打,3D打印机通过加盖涂层制造产品,即“添加生产”。记者亲眼见证了一个美国3D制造商用3D打印机造出了一个锤子———金属锤头和干净的木头手柄,与传统的锤子一模一样。

  未来的制造业就是这样,以智能软件作为工厂的运行者。油乎乎的锤子和脏兮兮的工作服已经不见踪影。这绝不是天方夜谭,3D打印技术已经用于生产助听器和军用飞机的精密零件。同时,供应链的构成将因此发生巨变,找不到零件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众多非凡的科技成果将日趋融合,包括智能软件,新材料,更加灵巧的机器人,新工艺流程,尤其是三维打印技术和整个基于网页的各种服务。过去的工厂以快速大量制造相同产品为理念。看看福特在汽车外壳涂漆上一句经典语句便知道了,“只要是黑色的,深黑浅黑随你挑。”但是,随着生产少量多批次产品(即接受消费者定制)的成本日益下降,未来的工厂将会把精力放在处理大规模的消费者定制品的订单上面。届时的工厂可能就不是福特的流水线模式,而更像是一个个织布房舍了。

  制造业的数字化会使工厂的技术培训更加简单。学员不用再围着机器打转,计算机可以在虚拟环境里模拟生产系统和产品。在英国,华威大学用一个高分辨率的巨型屏幕作为虚拟现实的3D实验室,模拟产品开发。

  如今一辆汽车在投产之前很可能早就做成了3D“数字样车”———可以在一个模拟器里试驾,分拆到虚拟工厂里研究如何生产。而且此类软件可以用于公司的其他部门,甚至是负责销售的广告部门。硅谷欧特克软件公司的经理G rant Rochelle表示,从数字样车上采集图片非常精良,在新车出厂前就可以用于推销册或电视广告里。
 海外工厂为何搬回富裕国家?

  当年,纺纱机淘汰掉手工织布机,福特的流水线工人抢了马蹄铁匠的饭碗,如今,历史稍改面目后重新上演,数字化革命正在撼动传媒和零售业。当看到未来的工厂,很多人会心中打颤。欧洲募集展上,来自世界各地、干净铮亮的高度自动化机床接踵而至。如今,展会上清一色是由穿着全套工作服的新一代技师操作的无油性机械。技师无论男女,只用坐在电脑前操作。智能软件和虚拟现实将会逐渐替代人力操作。

  十几年之后,很多汽车生产商的生产率是现在的两倍。大多数工作岗位也从工厂车间转移到附近的办公室,里面坐满了设计师、工程师、IT专家、后勤专家、销售员工和其他专业人士。未来的制造业岗位将会要求员工掌握更多的技术,很多枯燥的,重复性的工作将一去不复返,不需要铆钉产品,不需要铆钉工。

  此次工业革命不仅会影响到器件的制造流程,而且会影响到制造地点的选取。以往工厂习惯于将厂址选在劳动力廉价的国家,以此控制劳动力成本。但是劳动力成本因素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一部499美元的iPad仅仅包括33美元的制造成本,并且最后在中国的组装成本仅仅只有8美元。

  越来越多的海外工厂正逐渐搬回到富裕国家,这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而是因为时下许多公司为了将工厂建在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以使其对需求的变化变得更加敏感。并且现在很多产品变得太过复杂,最好还是让设计师和制造工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批量生产可以显著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在未来,规模生产对 3D打印机这类新技术来说影响不大。3D打印机的软件可以设计出任何东西,而且可以无间断运行。装配生产机器的成本跟产量无关;就像2D打印机无论打印多少页不同的文件,每一页的打印成本是相同的,我们只用关心墨盒是不是空了,打印纸够不够。

  生产率正飞速提高

  由于自动铣床实现了自动监测和多方向切割,工厂的生产效率正在飞速提高。日产汽车在英国桑德兰建立的工厂始于1986年,其产量现已达到欧洲第一。1999年,工厂有4594名员工,年产量为271157辆。而去年工厂员工为5462人,产量却达到480485辆。

  雇佣的生产工人数量下降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也相应下降。这促使制造商将很多工厂搬回了发达国家。“以前那种人满为患的大工厂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劳斯莱斯的工程技术总监C olinSm ith说。

  “如果制造业依然重要,那么我们需要保证足够的培训和教育。”劳斯莱斯制造总监 Sm ith先生认为,未来工厂车间里仅存的工作对工人技术的要求会更高。公司的员工都在他的考虑之中,因为很多公司由于经济不景气削减了技术培训的开支。为了找到最好的工人,劳斯莱斯开辟了新的学徒学院,将每年能培训的员工数量翻倍,达到400人。

  大学与小工厂的集群效应

  工业集群是最成功的企业孵化器,其中最著名、最受追捧的范例就是硅谷。促使企业集群的原因有很多:获取技术更加方便,对专业服务的需求,投资者的风险投资更加有目的性等等。通常集群地区附近会有大学城或实验室,因此新想法的诞生后可快速将其投产。在新生产技术的促进下,这种转换变得更加紧密。

  “以前只有具备足够的生产能力我们才能探索相应的创新技术,但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技术。”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经济的生产”研究带头人Suzanne Berger说道。在硅谷,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

  波士顿的生物技术集群产区由一些大大小小的制药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大部分是被当地医院和大学组织的研究吸引过来的。

  举例来说,在一些波士顿的实验室,制药方式已经有了新的飞跃。由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士诺华制药公司合资的试用生产线开拓了制药行业的连续性生产———原料从机器一头塞进去,药片就从另一边掉出来。该项目负责人StephenSofen 说,实验成果非常令人满意———制药涉及的离散操作从22个减少到13个,操作时间(包括运送原料的时间在内)从300小时锐减到40小时,而且制造出的每一粒药都受到监测,以确保它符合要求,免除了每批材料都需测试的繁冗任务。

  连续性生产正在彻底改变制药行业。“你的目标可以是成长为区域性的‘小植物’,而非能支持全球市场的‘参天大树’。”Stephen Sofen说。

  这样的小工厂可以更迅速地响应当地需求。这条实验生产线能直接装进一个集装箱里,因此可以被运到任何地方。生产线24小时能生产10米长的药片,也很有可能被用来生产为特定患者量身定制的药物。

  2020年三成制造业或回归美国

  过去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制造业无甚特别,服务业具有同样的生产力和创新力。但是根据最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显示,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收入高于服务业从业者。

  而且,与其他公司相比,制造业公司对创新的渴望更加强烈。制造业只贡献了11%美国的G D P,但是美国国内的研发经费的68%都来源于制造业。上述报告称,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工作薪水更高,这正是创新的巨大动力,从而有助于减少贸易赤字,并为日益成长的“绿色经济”创造机会。

  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运输、计算机、金属制品、机械等产品中10%-30%在2020年时可实现回归美国本土生产,这将为美国每年带来20亿-55亿美元的收入。这为美国大力支持制造业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尽管中国在追赶美国,但美国完成与中国同样的产出使用的工人数量只是中国的1 0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校 长S u sa nH ockfield如是说。

  重振制造业被发达国家提上议程,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渐渐模糊———制造业的工作性质正在改变。

  但是,制造业究竟能提供多少工作,尤其白领类型的工作?由于技术进步,制造车间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车间内常常显得冷清,而办公室里反而挤满了设计师、IT专家、会计师、物流专家、营销人员、客户关系经理,甚至还有厨师和清洁工。

  “我们必须在美国推广最新的制造工艺,尽管车间雇佣工人减少,新技术将催生一个巨大的供应链,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丰厚的经济利益。”Susan H ockfield说。

  很多公司对“再工业化”持乐观态度。通用电气公司全球研究中心高新技术部总管M ichael Idelchik说,“我们正站在新一轮制造业革命的潮头”,他认为,人们对制造业的工作有些短视,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想可以来自世界各地,制造业是个非常大的就业领域。




http://www.hudong.com/wiki/%E7%AC%AC%E4%B8%89%E6%AC%A1%E5%B7%A5%E4%B8%9A%E9%9D%A9%E5%91%BD

第三次工业革命

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 - 介绍

第三次工业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事件。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工作者对第三次科技革命史的研究日益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概述,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第三次科技革命。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缘何发端于美国

关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缘何发端于美国这一问题,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彭献成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之所以首先在美国兴起,绝非偶然现象,而有其客观必然性。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战后初期美国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众多优秀的科技人才、蓬勃向上的民族创新精神、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市场容量等方面的优势,为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二是战后以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直接促成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1〕

刘仲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发于美国原因在于美国具备如下条件:技术条件——在思维技术方面,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形成;实验技术以军民结合、理工结合为特色;生产方面以电力技术和航空技术领先。物质条件——美国有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国内市场广大,有利于规模生产。制度条件——美国是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国家。文化条件——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二次大战前后涌入一批优秀欧洲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建立了各种学会组织,科研体制多元化。〔2〕

彭树智认为,从战争形式的历史交往角度看,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端于美国并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和充分展开的条件下进行的,争夺科技人才的结果便同第三次科技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在二战中,利用战争的交往形式,争夺到最多的科技人才,带动本国人才的培养,因而受益最丰。〔3〕

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起讫时间和特点

1.起讫时间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起讫时间问题上,学者们大体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战后初期,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70年代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4〕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40至60年代,70年代以后的科技革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或称“新科技革命”),两者不可混为一谈。〔5〕

2.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

对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胡才珍认为,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相比,第三次科技革命呈现出许多鲜明特点:一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技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精密;二是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三是这次科技革命的内容极为丰富,而且联系密切,形成了一个群体形式;四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趋势大为增强;五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技术能力,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巨大而深刻的影响。〔6〕

张象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具有技术群体化、科技社会化和发展进程高速化这三大突出特点。〔7〕

卞春元认为,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第三次技术革命具有如下特征:即技术科学化、技术群体化、技术智能化、高技术化和技术产业化。〔8〕

刘大椿、马书春认为,现代科技革命具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科学进步与技术开发紧密地结合;二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在生产中得以产业化,从而对生产力进行改造,使生产力发生根本变革。〔9〕

于德惠、赵一明认为,“军带民”,即军事技术率先突破,而后带动民用技术,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特征。〔10〕

三、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问题。

于德惠、赵一明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许多学科基础和技术雏形虽然孕育于战前的和平时期,但如果没有战争和军事需求的推动,它决不会急匆匆地降临人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这次科技革命。〔11〕陈本红也持此观点,认为二战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12〕

钟伦荣从科技与二战的双向逻辑关系出发,指出科技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观动因之一,是决定战争演变的制衡力量;而二战使许多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形态,成为战争的工具,同时又催生了一系列最具深远意义并揭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科学技术,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助产婆。〔13〕

彭树智用“历史交往”这一历史哲学概念来说明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突出的意义之一在于它促进了始于4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个革命之所以发展势头持续不懈、发展速度有增无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交往无疑起着关键的作用。〔14〕

四、澄清几个概念

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这几个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学者们论述较多,且存在较大的分歧。

张象认为,科学技术革命包括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它们在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逐渐联系在一起,依次而出现,又在交错中进行。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理论基础,人类在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飞跃被称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是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关于制造和操作的系统知识的社会性和根本性的变革;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是指国民经济的实际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致使经济、社会等方面出现了崭新的面貌。〔15〕

孙衔、刘迅等人认为,科学革命一般是指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它常以科学理论突破的形式表现出来;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的重大变革,它往往以科学革命作为基础,又常常作为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先导;工业革命仅指人类在工业化社会中生产领域里所产生的飞跃;产业革命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而在整个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引起的重大变革。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所反映的是工业社会中生产领域内的进步,而后者反映的则是任何社会中主导产业形式的变化。〔16〕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不可混为一谈。科学革命通常是指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飞跃和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技术革命是指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的重大变革,而产业革命不仅具有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内容,而且具有经济和社会的性质和内容。所以,科学和技术的革命只是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时才会促进产业革命发生,并非任何技术革命都能导致产业革命。〔17〕

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学者们从多方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由于论述角度不同,因而结论各异,现将其归纳如下:

1.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它引起生产力各要素的变革,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二是使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加强了产业结构非物质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的趋势,而且引起了各国经济布局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此外,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其丰富的内容使管理发展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实现了现代化。〔18〕

2.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带来了物的现代化,引起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也造就了一代新人与之相适应,使人的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19〕

3.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及各种“人—机控制系统”的形成,使生产的自动化、办公的自动化和家庭生活的自动化(即所谓的“三A”革命)有了实现的可能。预示着人类社会将从机械化、电气化的时代进入到另一个更高级的自动化时代;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已从被束缚于地球表面的“地球居民”时代进入一个远为辽阔的陆海空立体新时期;基因重组技术、结构化学和分子工程学的进展使人类获得了主动创造新生物和新生命的创造力,标志着人类正在由“必然王国”一步步走向“自由王国”。〔20〕

4.对资本主义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过渡。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就使得原有的私人垄断不能适应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需求,因而迫切要求国家垄断的充分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

5.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提高了世界生产力水平,加速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货币金融关系的变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推动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井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和经济战略的变化。〔22〕

6.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变化;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斗争中具有强大的动力。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扩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23〕

7.对全球问题的影响:科技革命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领域,提高了人类向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从而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进到一个前人所无法想象的新高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的恶性发展使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问题。〔24〕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功勋卓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使西方一批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走完了工业社会的最后历程



http://tw.news.yahoo.com/%E7%B6%93%E6%BF%9F%E5%AD%B8%E4%BA%BA-%E4%BA%BA%E9%A1%9E%E9%80%B2%E5%85%A5%E7%AC%AC%E4%B8%89%E6%AC%A1%E5%B7%A5%E6%A5%AD%E9%9D%A9%E5%91%BD-213000745.html

{《經濟學人》:人類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

中國時報【尹德瀚╱綜合報導】

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人類現在已經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十八世紀末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機器取代手工,廿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強調大量生產,而近年來興起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是「製造數位化」,為傳統製造業的面貌和生產方式帶來巨大改變。

聰明軟體、新奇材料、更靈活的機器、新製程(特別是三D印製)、以及網路提供的各種軟體服務,這些新科技的匯聚使工廠得以逐漸揮別大量生產,進入客製化,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少量但多樣化的產品,滿足不同顧客的不同需求。

以往工廠從設計到開模生產,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如今有了三D印製機,只要在電腦上設計,就可三D印製出物件,包括戰機精密零件、助聽器及各種模型,這種製程的應用具有無限可能,並可大幅降低製造的門檻。

新材料和新科技的不斷出現,是促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另一關鍵,例如碳纖取代了鋼鐵和鋁,創造出更輕、更堅固且更耐用的產品;至於奈米和基因改造等科技突破,更使製造業得以開拓新的領域。

然而所有革命都要付出代價,第三波工業革命也不例外,就像之前兩波工業革命都曾淘汰若干行業和勞工,未來製造業勢必再出現一場優勝劣敗的大洗牌,工廠需要的勞工將越來越少,但需要更高的技能。

當工廠需要的勞工減少,工資占生產成本的比重也會降低,從而改變目前到工資低的海外國家設廠的模式,跨國企業可能把工廠搬回國內,以便設計人員能夠和生產線更密切合作,同時更能貼近客戶並迅速回應其需求。

《經濟學人》指出,未來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界線將越來越模糊,許多廠商銷售的不只是產品,更是良好的售後服務,面對此一趨勢,政府只需做到兩點:一是為培育優秀勞力提供優良的教育環境,二是為所有創業者的公平競爭制訂清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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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onday, November 14, 2011 - 06:16 pm:   

大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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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科學院的答覆》。其中有段話寫道:“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不僅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否則,就不談學術研究。”

大师--陈寅恪 1/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Q7ZUFVsKK4

大师--陈寅恪 2/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aLsWm5Xdm4&feature=related

大师--陈寅恪 3/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a4EAvO2pqA

大师--陈寅恪 4/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eTXYZY_Wos&feature=related

大师--陈寅恪 5/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heBId31klc

大师--陈寅恪 6/6
http://www.youtube.com/watch?NR=1&v=6xrLioqo_Wk



http://books.sina.com/bg/funny/talent/excerpt/sz/rw/2011-05-30/1011287099.html

自由之精神:不折不扣的一代大師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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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生平

  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着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着棉褲,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陳寅恪。

  陳寅恪(1890-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1890年7月2日生於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為“戊戌變法”時期力主新政的湖南巡撫。父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光緒進士,官吏部主事,清末著名詩人,為同光體主要作家,有《散原精舍詩》等着作行世,與譚嗣同、陳寶廉、吳保初並稱“四大公子”。他是“新江西詩派”的首領,亦為“戊戌變法”時的維新派人士。陳寅恪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享有“蓋世奇才”、“教授中的教授”、“太老師”等贊譽,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大師。

  一、海外留學

  1902年春,13歲的陳寅恪隨兄陳隆恪東渡日本。兩年後返回南京,與兄陳隆恪一起考取留日官費生,是年冬,復同去日本。一年後,陳寅恪因病回國,1907年,插班考入上海復旦公學,1909年畢業。同年秋赴歐,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先後游學挪威、瑞士諸國,其間曾入蘇黎世大學就讀。1912年秋,陳寅恪自瑞士返國,次年春,再赴歐讀於法國巴黎大學,旋往倫敦,其間短期回國,再次赴法。1913年秋,江西省教育司電召陳寅恪回南昌閲留德學生考卷,連閲三年,留居五載後,赴美入哈佛大學研習梵文、巴利文兩年。1921年,陳寅恪離開哈佛,再次赴德,入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東方古文字,凡四年。1925年,回國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在這24年時間裡,其中負笈海外的時間大約有18年,在留學生中可謂經驗豐富。但長時間的在外學習固然是一件好事,卻必須以堅強的經濟實力作為基礎和後盾。當初,青年學子陳寅恪是如何完成留學經費的籌措,奠定以後學術事業基礎的呢?我們不妨來翻翻他的“留學經濟賬”。陳寅恪的留學生涯並不平坦,其海外留學經歷大致經歷了4個階段:求學東嬴、輾轉歐洲、赴美學習、居德苦讀。求學東嬴以1904年歸國為期分為兩個階段,前者是自費留學,後者為官費留學。經費來源截然不同。自費留學所需一切費用都由其家庭提供,顯示出陳氏家長對下一代教育的重視,也與其官宦世家、家資頗豐有關。二次留日經費來源則非自己籌集,乃是之前他與兄長一同參與並考取了留日官費生的資格,由政府資助赴日留學。此時的陳寅恪基本上還是一個少年,主要學習日本語言文字和基本文化知識。從目前的資料來看,似乎沒有對陳寅恪此時的經濟狀況有過多分析,估計其生活相對較穩定。陳寅恪的輾轉歐洲之行,始於1909年。此段留學完全是由陳寅恪自籌留學經費。是年,他遠游德國求學,經費來源為親友資助,然而親友資助,經費終究有限,且無一定保障性。故 1912年春,陳寅恪因為經費不夠,不得不從瑞士歸國籌措留學經費。到1913年春,陳寅恪又赴法國巴黎大學留學,顯然他籌措到了部分留學經費。那麼這筆錢是從哪裏來的呢?就目前資料似頗難查考。吳定宇的《學人魂:陳寅恪傳》中宣稱:“陳寅恪本應在蘇黎世大學繼續學習下去,無奈家中自寶箴老人去世後,雖有陳三立苦苦支撐着,經濟上尚不至於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但因陳三立不善理財,已遠不如昔年光景了。眼看囊中羞澀,這次留學所帶的費用即將罄盡,家中又一時接濟不上來,陳寅恪不得不在1912年春天從瑞士回國。”又說:“不久,陳寅恪籌足了留學所需要的川資、學費和生活費等費用後,又再度前往歐洲,並於 1913年春考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學習。”但總之這筆錢是陳寅恪自己籌集的,當屬於自費留學的範疇。應該說由於此段留學完全是由陳寅恪個人和家庭籌集經費,所以經濟上的困難和緊張顯而易見。1914年秋,陳寅恪應江西省教育司(相當於後來的教育廳)副司長符九銘電邀,離巴黎回江西南昌,為留德學生閱卷。當時對方曾允諾為陳寅恪補江西省留學官費。之後因為歐洲戰場已經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所以陳寅恪無法再赴歐留學,直到1918年。 1919年初,陳寅恪抵達美國,開始入哈佛大學學習梵文、希臘文等,師從著名美國梵學家蘭曼,直到1921年秋,這一階段在美國2年半的留學生活。經費來源為官費,湘督譚延闓在卸任前委派林伯渠、熊知白和陳寅恪3人為赴美“財政教育研究考察員”,提供經費,時間為2-3年,每人月給費用140元,另有赴美旅費400元,經費來源由湘省留美學費余額項下開支;同時預匯15000元給駐美公使代為保管,以備日後按月撥給3人領用。陳寅恪留學美國的主要經費為此。在當時的背景下,這樣的費用並不算寬裕,即所謂“接濟他在美國讀書的官費本來就不多”,陳寅恪卻經常緊縮開支,去波士頓城裡買書。由於他中西學問基礎紮實,且常去舊書店,懂得舊書交易行情,所以往往花錢不多,卻能買到有價值的好書。1921年9月,陳寅恪離美赴德,入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學,大約4年。這一階段陳寅恪的留學經費即由當初允諾補他為江西省官費留學生的江西省教育廳支付,但時停時寄,沒有保障,所以此期留德生活頗苦。陳寅恪後來對他的女兒這樣談起這一階段的艱苦留學生活:“父親在德留學期間,官費停寄,經濟來源斷絶,父親仍堅持學習。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麵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由於德國人不喜歡吃豬內臟,所以特別便宜,陳寅恪為了省錢,在飯館吃飯每次總叫最便宜的腰花。而有一次他和俞大維請趙元任、楊步偉夫婦看歌劇,“他們兩人送到劇園門口就要走,我問你們不看嗎?大維笑笑,寅恪說我們兩個人只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乾麵包。”從陳寅恪4個階段18年的留學經歷來看,其經費籌集大致是自費、官費相結合,從現存資料看,沒有接受過外國機構或基金會的資助或奬學金,基本上是立足於自費為主,同時也積極爭取官費的機會。自費的來源主要是家庭資助、親友資助、自己工作的酬金(此部分向來極少,陳寅恪只有在北京蔡鍔處任秘書、湖南譚延闓處任交涉科長的工作經歷,即便酬勞甚高,所能積存也甚為有限)。粗略統計,陳寅恪共接受過3次官費的留學資助,第一次是以留學生的身份考取政府的赴日官費留學,第二次是江西省教育司的允補為江西省留學官費,是以他為該省留德生評卷為條件的,第三次是湘督譚延闓在下台之前,給予赴美“財政教育研究考察員”的名義,資助赴美留學,想來是對其擔任“交涉科長”,為譚氏有所效力的報償。

  二、研究院導師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清華的教師職稱中有一個特殊的稱號:導師。它的含義大概有下列幾條:第一,他們的主要職責不是“教”,而是“導”;第二,他們的教學對象主要是學生(包括研究生),但又不限於學生,助教、教員、專任講師以至於教授,都可以從他們的教學和研究中獲得教益;第三,他們的物質待遇一般都高於普通教授。

  1925年,清華髮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着作等身的梁啓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與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相比,陳寅恪既沒有顯赫的聲望,又沒有鎮服人心的學位。陳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導師,一說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推薦,他因為了解陳寅恪的博學而推崇備至。吳宓說此人可了不得,精通近20個國家的語言,在語言學、史學、佛學等多領域都有極高的造詣。還有一說是梁啓超提名的,據說梁啓超為了推薦陳寅恪,還曾與清華校長有過一番舌戰:曹雲祥:“他是哪一國博士? ”梁啓超:“他不是學士,更不是博士,他沒有文憑。”曹又問:“他有沒有着作?”梁啓超:“也沒有什麼着作。”曹搖了搖頭,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着作,這事就難了。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麼能連這些都沒有呢?”梁啓超一聽這話,很不高興地問:“沒有學銜,沒有着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啊?那我寫的書多麼?” 曹很恭敬地說:“可謂着作等身。”梁啓超憤然:“可我這些書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梁啓超還說:“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就被外國的大學請去了。”清華的校長最終怎麼做出決定的,無從考證。但事實是,遠在德國游學的陳寅恪接到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剛剛年滿36歲。梁啓超的力薦或許是有些私心的,因為陳寅恪的祖父是曾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他一向支持梁啓超的主張,後受戊戌變法失敗的牽連被朝廷革職。陳寅恪既然滿腹經綸,為什麼沒有學歷呢?這個問題他的侄子陳封雄問過,陳寅恪是這麼回答的:“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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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裡。和清華園裡那些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不同,陳寅恪通常都穿着長袍,帶着可以遮蓋住耳朵的皮帽,肘下夾着一個布包,裏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會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個書店來送書的老闆。起初,由於校方還有些猶豫,就對入選導師陳寅恪試着先聘用一段時間,結果不久,校方就為找不到更大的教室而犯愁。每次陳寅恪講課,聽課的教授遠比學生多,課堂常常爆滿,除了本校學生,還有很多校外學生被吸引來旁聽,教室一換再換總是滿足不了要求。所以,在學生心目中,陳寅恪是個很有趣的人物。1934年清華大學出版的《清華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記》中記述道:“清華園內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陳寅恪先生了,你們中誰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課表上 ‘唐詩校釋’或‘佛經翻譯文學’等科目的鐘點,然後站在三院教室前的過道上等一等。”陳寅恪講課極有特點。他通常是閉目而思,端坐而講,雖是平鋪直敘,不加渲染,但聽來並不感到枯燥,而且所論皆關宏旨,絶無游詞。每逢講到需要引證的時候,他就打開帶來的參考書,把資料抄在黑板上,寫滿一黑板後,便擦掉再寫。每當下課鈴響,大家都有時光流逝太快之感。由於他講授的都是他多年的心得和卓見,所以同一門課即使聽上好幾次,仍有新鮮感。陳寅恪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總是風雨無阻,每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著名教授,如有機會亦必來聽講。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可謂大學問家,在清華稱得上名教授,他從1928年進校起,做過秘書長、文學院院長和“代理校長,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時,總看見馮友蘭十分恭敬地跟着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出來,邊走邊聽陳寅恪講話,直到教室門口,才對陳先生深鞠一躬,然後離開。這使清華的師生既感佩馮先生的謙遜有禮,亦深感陳先生的崇高偉大。

  三、“教授的教授”

  陳寅恪少時即博聞強記,後留學日、德、法、美諸國,通曉蒙、藏、滿、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英、法、德等十多種語言,尤精於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後從事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學術上開拓了研究的新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是我國20世紀的學術巨子,享有國際盛譽。

  20世紀30年代,時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陳寅恪,開設的主要普通課程有: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金剛經之研究、高僧傳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識十二論校讀等。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講述西洋各國對於東方學之研究,凡西人關於中國國學之重要著述皆為之介紹及給予評說。演講此課時,陳寅恪講到某國學者及其著述,便使用那個國家之語言講述。梵文—金剛經之研究,以教讀梵文金剛經為主,並以漢文及藏文譯本作比較之研究。陳門弟子姜亮夫回憶清華研究院時說:“寅恪先生講《金剛經》,他用十幾種語言,用比較法來講,來看中國翻譯的《金剛經》中的話對不對,譬如‘金剛經’這個名稱,到底應該怎樣講法,那種語言是怎麼說的,這種語言是怎麼講的,另一種又是怎樣,一說就說了近十種。最後他說我們這個翻譯某些地方是正確的,某些地方還有出入,某些地方簡直是錯誤的。高僧傳之研究,以近年中亞考古學、東方語言學所得之材料及研究之結論與中國舊籍互相印證,藉供治中國中古文化史者之參考,是為研究院學生和大學部學生開的共同課。還為北京大學講授過佛經翻譯文學、蒙古源流研究等課。他講課,旁征博引,中西融會,嚴謹縝密。但學生由於外語所限,聽課頗為吃力,有時甚至聽不懂。藍文征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亡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扎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了解。”陳寅恪在教學中經常對學生說:“做論文要有新材料,或新見解,如果材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論文大可不做,做了也沒有什麼益處。”研究歷史,“最重要的就是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又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果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不能說定的,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1926年入學的清華大學第二級歷史系學生羅香林回憶說:“這句話含有很重要的意義,有位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同學,昔年和我討論陳師的名言,他說這句話給他印象很深刻,影響很大。”

  陳寅恪的學問到底有多深?兩個事例可以證明:一是據北大教授季羡林說,陳寅恪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64本,單是涉及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梵文、俄文等22類之多;二是抗戰爆發,因為參考書被焚毀於戰火,陳寅恪就在几乎沒有任何參考書籍的情況下,撰述了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而且《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引用的典籍就達到上千種。這兩個事例一則說明他治學之勤奮,二則說明他鑽研之深廣,的確達到了縱橫古今、貫通中外、車載斗量的程度。鄭天挺稱陳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著名學者季羡林教授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序》中明確指出:“……寅恪先生為一代史學大師。這一點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絶非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私言。怎樣才能算是一代大師呢?據我個人的看法,一代大師必須能上承前代之餘緒,下開一世之先風,踵事增華,獨辟蹊徑。”季先生所言陳寅恪乃“一代史學大師”,亦即“一代宗師”之意。季先生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一書中寫道:“陳先生是學術巨人,在他的範圍之內,無法超越。”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開始有人對此不信,後來發現陳寅恪確實縱橫古今。陳寅恪1926年至1937年間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授課時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譽,這是因為諸多名教授都是“慕名而來,滿載而歸”。周一良教授曾到清華偷聽過陳寅恪講魏晉南北朝史的課,他回憶道:“第一堂課講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國,以及有關各種問題,旁征博引,論證緊湊,環環相扣。我聞所未聞,猶如眼前放一異彩,深深為這所吸引。”當時清華大學部的教授及學生不來聽講的,是因為他們聽不懂,凡是能聽懂的青年教師則是一定要來聽講的。令師生們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余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産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陳寅恪很快就贏得了“教授的教授”的美譽。他隨後出版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奠基之作,及大量水平極高的史學論文,為他贏得了更高的聲譽。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陳寅恪到校後,清華園裡不論學生還是教授,凡遇到文史方面的疑難問題,都願意向他請教,而他也一定會給質疑的人一個滿意的答覆,人稱“活字典”、“活辭書”。陳哲三在《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着作》一文中轉述藍孟博的話寫道:“民國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東洋文庫吃飯,飯後大家閑談……白鳥 (庫吉)說:‘藍君你認不認得陳教授?’我答:‘是不是陳援庵先生?’他說:‘不是,是陳寅恪先生。’我說:‘那是恩師。’白鳥一聽馬上隔桌趨前伸過手來。白鳥在日本史學界,被捧得如太陽,如何對陳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說了,他研究中亞問題,遇到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覆信說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覆信說應請教中國的陳寅恪教授,當時錢稻孫度春假來日,正住隔房,他說可以代為求教陳教授,錢的春假未完,陳教授的覆信已到,而問題也解決了。他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至於陳寅恪釋讀突厥碑文一事,藍孟博曾說過:“俄人在外蒙發掘到三個突厥碑文,學者紛紛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陳先生之翻譯解釋,各國學者毫無異辭,同聲嘆服。唐德宗與吐蕃之唐蕃會盟碑,許多學者,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無法解決,陳先生之翻譯也使國際學者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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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金岳霖回憶,曾經有學生問陳寅恪一些資料,陳寅恪的回答是:你去圖書館,在某個書櫃的第幾本書的第幾頁去找,腳注上詳細地列舉了你需要的資料,學生瞠目結舌。上世紀40年代中期起,陳寅恪就幾近失明,只能略辨光影。但從1953年末開始,只用半年,他就完成了6萬多字的《論再生緣》。具體的過程是:陳寅恪開具書目,由助手去把書借來讀給他聽,陳寅恪邊聽邊思考,然後將想法口述給助手記錄下來。以同樣的方式,煌煌80多萬字的《柳如是別傳》也在1965年完成。

  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傅斯年也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胡適則在1937年2月22 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就連水平極高,自視更高的劉文典後來也承認,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 “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說:“中國只有兩個人懂《莊子》,一個是莊周,一個是劉文典”。可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對陳寅恪心服口服:“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 400 塊錢是個什麼概念? 當時毛澤東任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月薪8塊錢,逢人就說:“收入極高。”也就在那個時候,陳寅恪是“中國最博學的人”的說法廣泛流傳開來。究其源頭,早在1919年,吳宓在哈佛剛剛認識陳寅恪時,就宣稱:“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四、獨立人格、自由精神

  陳寅恪是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為奉行一生的準則,並身體力行。1902年陳寅恪就留學日本,1925年他36歲歸國就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在國外游學斷斷續續近二十年,他先後留學日、德、法、瑞、美等國,掌握了十幾門外語,在歸國之際,他已經是個學貫中西、在許多領域有着常人無法企及的造詣的著名學者了。但有趣的是,他在這漫長的二十年裡,卻連一個起碼的學士學位都沒有拿到,更不用說一般留洋學者足以炫耀世人的博士桂冠了。陳寅恪恰如天馬行空,忽來忽往,他讀書不在取得文憑或學位,因為在他眼裏那僅是一張廢紙而已,其目的在於廣采博收,獲取學問上的真知灼見,因而未取得任何文憑或學銜。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名聞遐邇的權威學者,這一點,恰恰體現了陳寅恪不同於流俗凡響之處。應該說,陳寅恪的留學經歷是相當豐富多彩的。他先是兩度赴日短期求學,後來因病回國休養,並考入復旦公學。1909年從復旦畢業後,赴德國考入柏林大學,1911年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後來又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可以說,他所在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因費用不濟,中斷學業回國。1918年再度出國,本來想去德國,但因歐戰尚未完全結束,遂先赴美國,進入哈佛大學。1921年再赴德國,入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東方古文字。在這整個留學過程中,陳寅恪的留學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就是要尋找、要獲得真才實學,以期將來發揚我國的學術文化。因此,在他的留學生涯中,他給自己確定的原則是,哪裏有真正的知識可學,他就去哪裏,學到他所要學的知識就走,決不貪戀學位和虛名。恰如有紀念文章所說,“先生讀書不在取得文憑或學位,知某大學有可以學習者,則往學焉,學成則又他往。故未嘗得一張文憑。” 為求真知而不為虛名實利,為學術獻身而不為學位努力,這是陳寅恪留學時抱定的宗旨。對於留學生中那些僅僅是為了得學位、謀職位,以留洋給自己鍍金的人,陳寅恪是極為不屑的。他說:從前讀書人學八股,是為了功名富貴;如今留學生又一窩蜂地學工程技術,雖所學不同,然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意則一”。鄙夷之情,溢於言表。

  1918年,陳寅恪赴美國哈佛大學留學,主攻冷僻的梵文和巴利文。由於學業突出,他很快名噪哈佛校園,與吳宓、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陳寅恪在哈佛學了兩年半,認為該掌握的都已掌握了,就馬上動身去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學習東方古文學。老師和同學都極力勸阻,要他再耐着性子等半年,等拿到學位再去。陳寅恪說,留學是為了學知識,既然已完成了任務,再待下去就是浪費時間,浪費時間就是浪費生命,豈可為了學位而浪費生命?

  陳寅恪在清華研究院當教授的時候,校長曹雲祥對梁啓超有“不正確的看法”,並不久將要採取某種行動。陳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會上,陳寅恪表示他站在梁啓超一邊,反對曹雲祥,並當面要曹雲祥辭職。陳寅恪在為王國維所寫的紀念碑文中斬釘截鐵地宣告:“士之讀書治學,蓋將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固守信仰、真理,寧折不彎,有時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但固守者的人格魅力,風骨情操,常常會穿越時空隧道,透過歷史的重重迷霧,發出令後人炫目的光芒。

  陳寅恪才高而氣傲,他曾寫道:“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負氣二字,影響了他的一生。陳寅恪一度生活拮据,胡適想贈他一筆錢,但陳寅恪拒不接受,他決意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胡適的美元。於是胡適就派自己的汽車到陳家裝了一車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陳寅恪收了 2000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小,然而同書比起來,卻微不足道——其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的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日軍佔領香港時,恰好陳寅恪在港。就有日本學者給軍部寫信:“不可為難陳寅恪,務必照顧陳家。”當時的物資極為匱乏,日本司令部便派人給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陳寅恪堅決不吃日軍麵粉,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景:日本憲兵一邊往屋裏搬麵粉,陳寅恪和夫人唐篔則一邊往外拖。陳寅恪拒絶同敵人修訂歷史教科書。不久,日本人有意請他到淪陷區的上海或廣州任教,又以40萬日幣強付陳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陳寅恪哪肯為侵略者服務,堅決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誘,最後在友人的資助下輾轉逃出香港,在民族大義上堅持了獨立精神。

  抗日戰爭勝利後,躊躇滿志、自比唐太宗李世民的蔣介石托人以重金請陳寅恪寫《李世民傳》,暗中為他歌功頌德。陳寅恪堅決拒絶,毫不隱瞞地說“我寫文章,違背我本意的我決不寫。”1948年12月,國民黨在敗退前開始了“搶救學人”的活動,陳寅恪的去留問題,始終讓各方密切關注。當時,盡管北平已被解放軍重兵包圍,南京教育部的一架專機還是冒險飛臨,有資格坐上這架飛機的,只有北大校長胡適和陳寅恪。到南京後,蔣介石親自登門勸陳寅恪一起去台灣,但他堅辭不就。1949年6月,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時內閣”,學人出身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長。作為國民黨“搶救學人計劃”的力倡者,杭立武深深懂得陳寅恪的聲望和價值,一直注視着陳的動向。他曾多次派人向陳寅恪表達請他去台灣的意思,被陳拒絶。後又退求其次,力勸陳先到香港看看局勢再說,也被拒絶。最後,杭立武拉着“戰時內閣”的財政部長親自上學校勸說,並開出只要陳寅恪去香港,馬上給陳10萬港幣,並送一套新洋房的優厚條件,陳寅恪不為所動。同時,作為與陳寅恪多年同事、交情甚厚,已經到達台灣並出任了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更是多次致電陳寅恪,請他赴台,據說還承諾只要陳一答應赴台,傅馬上派專機來接。故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台灣,陳寅恪堅決不去”的說法,連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在有關會議上也有此一說。然而,自始至終,陳寅恪始終堅持不出國、不去台灣,而且對此從未有過任何猶豫與迴旋,態度堅決到了執拗倔強的地步。離開大陸後,蔣還曾多次派專機到南京接陳,皆失望而歸。沒能把“國寶”搶救出來,蔣介石一直引為憾事。

  陳寅恪一向推崇學術獨立,嘗語後學:“古今中外,哪裏有做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作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學問。因為做學問與政治不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1953年,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准備請陳寅恪出山當所長。當時科學院計劃,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長是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是陳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是范文瀾。郭沫若和范文瀾都是欣然赴任,但陳寅恪婉言謝絶。有關方面甚至安排陳寅恪的學生、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汪篯,手持郭沫若和李四光的兩封親筆信,以“使者”身份南下廣州,勸說陳寅恪北上。開始他們談得很好,但不久就談崩了。陳寅恪感到這個昔日門生,已經摒棄了自己恪守的治學為人之道,他拍着桌子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學生!”並且馬上讓汪做記錄,自己口述了《對科學院的答覆》。其中有段話寫道:“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不僅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否則,就不談學術研究。”當時,年歲已高、雙目失明、數十年備受漂泊之苦的陳寅恪,早已把南國當成了自己最後的歸宿,更何況,他的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永遠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然而這些在當時足以驚世駭俗的條件,誰敢答應?當年8月,他在給中國科學院的正式答覆中明確表示:“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於是,陳寅恪對所長一職毫不客氣地回絶了。後來,老朋友吳宓由重慶赴廣州,以67歲高齡千里迢迢來看望71歲的老友陳寅恪,見面當晚,陳寅恪對回絶所長一事舊事重提時,仍然掩飾不住內心的激憤。吳宓在他的日記中,連用九個“不”字,記下了這位老友的慷慨陳詞:“寅恪兄說明寧居中山大學較康樂便適,政府於是特別緻尊禮,毫不系於蘇聯學者之請問也!此後政府雖再三敦請,寅恪兄決計不離中山大學而入京:以義命自持,堅卧不動,不見來訪之賓客,尤堅決不見任何外國人士,不談政治,不評時事政策,不臧否人物……決不從時俗為轉移。”陳寅恪與吳宓多年至交,這次見面,除了老友重逢的喜悅外,還有促膝高談,必然對胸中鬱結一吐為快。我們從陳寅恪這種如同井噴似的情緒流瀉中,不難看出他對於北京方面一再邀請他去北京任職一事拒絶得多麼徹底,尤其是 “決不從時俗為轉移”一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體現了他巋然不動、固守本真的倔脾氣。事實上,早在1911年,陳寅恪就通讀了《資本論》的原文。他接觸馬克思主義比很多知識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自己主張“不要先存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他說:“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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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舊史學權威”,陳寅恪與時代格格不入,遭到冷遇,但因他學術影響深遠,先後仍有許多名流政要南下廣州時想見他。這批人中,先後有郭沫若、陳毅、胡喬木、章士釗、竺可楨等。但是,絶大部分來訪者都需先征得陳寅恪同意方能登樓,而且不管來頭多大,他不想見的堅決不見,毫無商量的余地,他甚至賦詩:“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況,“狂妄”之情,溢於言表。1961年,當蜚聲海內外、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專程赴中山大學探望了陳寅恪之後,這位蟄居嶺南埋頭學問的史學大師,又一次引起了外界的注意。當年6月,《光明日報》記者向中山大學提出要專訪陳寅恪,希望他談談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陳以“天熱不適”為由婉拒。但他拿出了寫於七年之前的五首七絶,說“如果認為需要,可在報上刊登”。這幾首詩中既有“淪落多時忽值錢,霓裳新譜聖湖邊”這酸楚之情,亦有“豐干饒舌笑從君,不似遵朱頌聖文”的自嘲之句,相對於當時那種全民歌頌的氛圍,陳寅恪的詩句是多麼的不合時宜,陳寅恪的行為又是多麼的“幼稚”而倔強。這種迥異時流、近乎哀歌的詩歌,誰又敢刊登?陳寅恪的倔,倔得近乎“狂妄”。陳寅恪先後拒絶過數位北國要人過訪的請求,其中就有當時炙手可熱的“大秀才”康生。作為理論家的康生喜歡收集古玩文物珍本書籍。1962年春暖花開的時節,康生南下廣州,悄然來到中山大學,剛抵校就向校領導提出要見陳寅恪,校長辦公室與陳宅電話聯繫,被告知陳寅恪病了,不便接待。辦公室人員試圖說服陳家的人動員陳寅恪接待一下,終於沒有成功。心胸狹窄的康生強壓住不快的心情,改見了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容庚,但他還是把記恨留給了陳寅恪。陳寅恪是真的病了還是以此為藉口不願見康生?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後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准備出版陳著《論再生緣》時,康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並且這個意見終於使該書在陳寅恪有生之年沒能出版。陳寅恪因為自己的倔脾氣,留下了終生遺憾。陳寅恪的倔,源於他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導,源於他“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的堅定信念,源於他壁立千仞的傲岸人格。一個甘願獻身於思想自由的人,他的倔既非恃才之倔,更非矯情之倔,而是愛憎分明、追求真理的倔,是與中國曆代優秀知識分子在思想和價值取向上一脈相承的倔。以陳寅恪為代表的許多老一輩學人骨頭是很硬的。陳寅恪終其一生都沒有在為人為學的原則上妥協。無論是私人生活、與人交往,還是民族大義的去留取捨之間,始終能保持獨立人格;而其研究學問,更本着“獨立、自由”之義,達到學問的最高境界。

  到了晚年,陳寅恪的學問,已經不被主流學術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沉浸在他所構築的純粹的學術世界中。他依然堅持用文言文寫作,還固執地堅持用繁體字豎排出版自己的着作。他強調文責自負,書裡的每一個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許別人改動一個標點。陳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論文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個詞,被他嚴詞拒絶,為此,這本書竟沒能出版。

  五、與吳宓的友情

  吳宓可以說與陳寅恪相交最早、相知最深,他們的友誼讓人感動和讚歎。在《吳宓文集》中有記載: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寅恪,兩人一見如故,經常相偕散步於查理士河畔。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閲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衆之同於吾言。陳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即以詩一道,歷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1925年,他擔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請陳寅恪為“導師”。此後兩人共事於清華,朝夕往還,吟詩唱和。吳宓因離婚問題,外界很不諒解,唯有陳寅恪尊重他個人的決定;人人都欣羡吳宓擔任《學衡》、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擁有自己的地盤。陳寅恪卻希望他屏除雜務,專心讀書着作。吳宓也視陳為終身師友。抗戰爆發後,清華園內“恆聞炮聲”,教職員工多疏散入城,陳寅恪和吳宓仍然留在清華。後來,清華大學校址臨時南遷,他們又相繼離開北平南下。再次聚首在雲南蒙自,由於住的地方相隔不遠,陳寅恪與吳宓經常在湖邊散步,共論時局,憂嘆國事。雖然那個季節的蒙自風景如畫,但是在賞玩之間,思念的還是難歸的故土。

  1939年春天,陳寅恪受到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英國牛津大學教授之聘,准備於是年夏天離開聯大赴英講學。陳寅恪接受聘請,主要是因為曉瑩屢病需要照顧,想通過攜家赴英講學,使家人得以共聚於一地。陳寅恪為此向梅貽琦校長寫信,向清華請假一年,很快得到批准。舊曆端陽,吳宓在昆明海棠春餐館為陳寅恪餞行,並贈詩《己卯端陽餞別陳寅恪兄赴英講學》。3月14日,陳寅恪臨行在即,吳宓不勝依依,又賦詩《陳寅恪兄赴牛津講學行有日矣》惜別。因為歐戰,陳寅恪沒有能夠赴英,在港滯留到9月,重返昆明授課。國難、離恨、家愁,陳寅恪的失望與苦惱可以想見。回到昆明不久,陳寅恪寫給吳宓的詩《己卯秋發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充分表達了自己當時的複雜心緒。吳宓為安慰老朋友,時往陪伴,並幫助料理一些瑣事。1940年陳寅恪仍在西南聯大任職,授《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課。春天他曾經生病,吳宓前往探望並幫助料理。陳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詩稿,吳宓都有收藏,這些都成為現在理解研究陳寅恪的重要材料。陳寅恪和吳宓經常“同散步翠湖”,嘆國事,談校事家事。陳寅恪經常惦念唐篔,因為當時唐篔卧病在床,為此,陳寅恪心神不安,吳宓總是盡量安慰。吳宓有煩心的事情,陳寅恪也及時勸說開導。那些年,日本侵略軍的飛機,不時飛襲昆明上空投彈騷擾。聯大師生員工和城內居民,不得不遠赴郊外躲避。吳宓有這樣的詩句形容當時的情景:“遠看投彈霧煙飛”,“同遭橫禍幾人歸”,“入夜盲鷄棲密架,凌晨隊蟻湧空城。”陳寅恪與吳宓雖然不住在一處,但是有時候也一起“跑警報”。1940年暑假,陳寅恪再次去香港等候赴英時機。因為時局關係,赴英意願再次落空。於是在香港大學講授。陳寅恪當時箋注了韋莊的《秦婦吟》,吳宓認真研究過老友為《秦婦吟》所作的箋注,認為獨具新解,並寫詩一首以表達對老友的思念之情。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陳寅恪離開港大,在香港閑居,生活十分艱難,但是仍然發憤讀書研究。吳宓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執教,非常擔心陳寅恪情況,直到陳寅恪脫險歸來,才放下心來,並互贈慶祝平安歸來的詩。1943年2月,吳宓以半個月的時間重讀了陳寅恪父親陳三立的《散原精舍集》四冊,寫就《詩話》五頁。

  1944年吳宓也來到燕京大學執教,與陳寅恪共事共學。他們非常高興在燕京大學重逢,只是談到國事戰局又難免憂慮苦悶。別後四年見面,陳寅恪顯得蒼老許多,吳宓心裏不免有些難過。使他更為擔心的是陳寅恪的視力,右眼早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勞累過度,當時的醫療水平又非常有限,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嚴重,從吳宓日記中的片言只字,可見出一二:“晚無電燈,早寢”;“無電燈,燃小菜油燈”;“窗破,風入,寒甚”;“晚預警,途入馳奔”;“旋聞緊急警報,宓與諸生立柏樹蔭中,望黯淡之新月,遠聞投彈爆炸之聲……”吳宓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1944年12月,陳寅恪的左眼看不到東西,入院治療,吳宓得知後,几乎每天前往探視,有時候一天就去兩次。這在吳宓的日記中都有詳盡的記載,可見兩者感情的深厚。吳宓擔心陳寅恪情緒焦躁影響病體的恢復,便招呼燕京同學們仔細伴護,自己也經常去看望和寬慰,每次前往總是久陪坐談。手術沒有成功,對每個人的打擊都很大。在親朋好友的鼓勵中,最終陳寅恪以堅強的毅力面對現實,情緒穩定下來,吳宓對此感到高興。陳寅恪出院回家,吳宓經常前去坐談,談中外近今政治外交,併爲陳寅恪讀報、錄詩。這段時間,陳寅恪作詩較多,吳宓都一一作了整理和抄存。一次吳宓回西安省親,不顧旅途勞頓,硬是搜購帶回二箱枸杞子、黃芪以給陳寅恪治病。

  1945年秋,英國牛津大學約請陳寅恪去倫敦治療眼睛。大家對這個機會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陳寅恪的眼睛可以醫好,留在牛津講學。吳宓得知消息後更是高興,想盡辦法為他安排機位,辦理出國手續。最後自己累倒了,因為身體和旅費的原因陳寅恪的夫人唐篔不能陪同前往,吳宓便懇請西南聯大正要前往講學的邵循正教授在路上陪伴陳寅恪。即使這樣,吳宓還是一直擔心陳寅恪一個瞎眼人到了倫敦該怎麼辦,他無時無刻不在牽掛着陳寅恪的病情,甚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為老友可以順利醫好眼睛恢復視力而默默地祈禱……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國,陳寅恪的眼睛雖然經過了兩次手術,但是沒有治好。萬里求醫,未能復明,陳寅恪的心情沉重憂鬱。這一心情在陳寅恪回國後寄給吳宓的一些作品中,深有體現。後來,清華在北平復校,陳寅恪回到清華,吳宓留在武漢大學任教。但是,他們依然通過書信或者報刊、親友、學生的書信中來了解對方的情況。這份沉甸甸的友誼,貫穿於兩位學者的一生,平淡但不凡,持久且濃烈,無論身處什麼環境,他們都彼此掛念着對方,並且在學術的道路上,互相鼓勵,互相切磋,留下了一筆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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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幽默

  陳寅恪給人的印象往往是狷介和孤傲。其實,他也有風趣和幽默的一面。1925年,陳寅恪進入剛剛創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為四導師之一。當時的清華,人才濟濟。陳寅恪在院中是最年輕的導師。他講課,不是機械的照本宣科,而是旁通文史哲等人文學科,並且莊諧雜陳。據說,他講唐史,就不從大的歷史事件開始,而是從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入手,由此引出唐代的風俗觀和道德觀。還有一次,他忽然對在座的同學說:“我有個對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意指你們既然是梁、王的學生,也就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溥儀的同學。同學們聽罷,如坐春風、喜不自禁。因為當時國學院的導師梁啓超是康有為的弟子,南海是康有為的籍貫,而另一導師王國維曾做過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後,國民黨統一全國。國民政府派羅家倫去做清華的校長。羅到任後,首先去拜訪陳寅恪,並順便送給陳寅恪一本由他主編的《科學與玄學》。這本書收錄了張君勱、丁文江等人關於“科學和玄學”論爭的文章。陳寅恪翻了翻,一時興起,送了羅家倫一副對聯:“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橫批是“儒將風流”。陳寅恪的這副對聯不但將“家倫”二字嵌入聯中,而且語帶雙關,把羅家倫以一介書生而官拜少將,並娶了個漂亮太太的事也點了出來。羅家倫聽後,不禁哈哈大笑。更甚者,陳寅恪在出考試題的時候,也不妨幽它一默。1932年夏,清華大學中文系招收新生。陳寅恪應系主任劉文典之邀出考題。他出的題目非常簡單。考題除了一篇命題作文,便是只要求考生對個對子,對子的上聯僅有三個字:“孫行者”。陳寅恪覺得,用這個簡單的方法可以考查學生是否領悟了中國傳統語文的真正特色。陳寅恪擬定的標準答案是“王引之”、“祖沖之”。一個名叫周祖謨的考生,給“孫行者”對出的下聯是“胡適之”,用的是當時最時髦的人物胡適的名字,頗為貼切。陳先生看了這副對聯後就說:“這個考生一定要錄取。”據說,這個考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謨。

  吳宓在出國之前曾結過婚,但在回國後又喜歡上了一代才女的毛彥文,併爲此而跟結髮妻子離婚。但即使在離婚後,吳宓的前妻仍然替他撫養孩子。為了追求毛彥文,吳宓曾寫下過“吳宓苦戀毛彥文,三洲人士共知聞”的詩句,引起一時轟動。但後來毛彥文拒絶了他,嫁給了比自己大30歲的熊希齡。陳寅恪對好友的如此處境也戲撰了一聯:“今雨不來舊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上聯化用了杜甫《秋述》一文中的句子:“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下文則直接引自李商隱的《馬嵬》詩。其中今雨代指毛彥文,舊雨代指吳之髮妻。並在兩聯中嵌入了吳宓的字(吳宓字雨生)。全聯幽默詼諧,但又對好友有所勸諫。

  抗戰期間,陳寅恪在西南聯大任教。當時,日本的飛機時時來空襲,老師和學生天天要跑進防空洞。就是在這樣危險的環境下,陳寅恪也不失幽默本色,他有聯雲:“見機而作,入土為安。”這兩句話都是現成的成語,結果被陳寅恪借來妙用。所謂“機”是指飛機,“土”則指防空洞。意思是看見飛機就趕快跑,藏到防空洞裡才會安全。原本完全沒有關係的兩個成語,在他的巧妙剪裁下,顯得妙趣橫生。陳寅恪的“幽默”還往往見諸他的詩文當中。他的父親是民國著名詩人陳三立,因為家學的緣故,陳寅恪也喜歡寫詩。在他的詩中,也屢見詼諧之筆, 如1930年,他曾作《閲報戲作二絶》,其一雲:“弦箭文章苦未休,權門奔走喘吳牛。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其二曰:“石頭記中劉姥姥,水滸傳裡王婆婆。他日為君作佳傳,未知真與誰同科。”陳寅恪有感於當時文人奔走於權貴之門,而喪失了自己的人格,故戲作二絶句以為諷刺。建國後,陳寅恪任教於嶺南大學。當時嶺南大學的校長是陳序經。陳序經在上世紀30年代時以鼓吹“全盤西化”而著稱,曾一度與胡適齊名。據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記載,陳寅恪也屢次幽他的同姓校長一默。據傳某次,二陳同乘一輛車進城,恰巧走到一地需要倒車才能通過,陳寅恪就打趣陳序經道:“陳校長,快捷如小車有時也要倒倒車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盤西化’怕也要倒倒車了。”陳序經聞言後付之一笑。另外,陳寅恪留學西方近二十年,早已養成了吃牛奶麵包的習慣,而陳序經吃飯仍習慣用筷子,所以在某次同席吃飯時,陳寅恪仍不忘打趣自己的校長,他說:“陳校長,你的‘全盤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盤西化’才是真的。”同席的人聽完後不禁捧腹大笑。從陳寅恪的“幽默” 中,能看出其對待人生的態度。北大教授周一良先生就曾說過,從先生對聯中,能看出先生的詩人氣質。

  七、寂寞銷 魂人

  1949年,毛澤東訪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史達林居然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蹤,原來史達林在他的着作《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着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答應回國後查找,後來查知陳寅恪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便囑咐廣東當局要好好照顧。周恩來對陳寅恪也一直照顧有加,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專門派人看望他。陳寅恪的腿跌傷以後,周總理還曾親自過問醫院的治療方案。而對陳寅恪晚年關照最多的還是陶鑄。由於長期用高度近視的左眼工作,陳寅恪從1944年起,眼睛就徹底看不清外界了。以前陳寅恪上課時有個特點:講到深處,他會長吸一口氣,並陶醉般地緊閉雙眼良久。但眼瞎之後,再也沒有人看見他閉着眼睛講課。他永遠睜大眼睛,一如所見到的他晚年照片——目光如炬。由於眼睛根本無法看到,每次只好讓助手黃萱找資料,而他則清楚地記得他要的書擺在書架的第幾格第幾排第幾本。由於行動不便,學校便讓學生到他家聽課,他住的中山大學宿舍的走廊便成了教室,牆上掛一塊小黑板,他坐在黑板前講授,學生坐在對面的椅子聽講,成為當時中山大學的“一怪”。由於陳寅恪殘存的視力只能微弱地辨別白色,陶鑄便派人在陳宅的院子裡修了一條白色甬道,使他在散步時不致跌倒,此事在廣東學界傳為美談,這條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學裡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全國隨即開展了對所謂“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批判,緊接着又展開了反對胡適派資産階級唯心論的鬥爭,陳寅恪在中山大學也受到較大衝擊。雖然在廣東省委主要領導陶鑄等人的特別關照下,陳寅恪的正常生活未受到大的影響,也順利過了“反右”關,但他的教學、學術研究卻受到較大影響,他的心情也時常鬱悶。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搞臭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1958年6月,中山大學公開開展對陳寅恪的批判,1958年10月,廣東的理論刊物《理論與實踐》登出萬言長文《批判陳寅恪先生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史學方法》,中山大學歷史系的青年教師和學生在衆多的大字報中竟指責和嘲笑陳寅恪是“僞科學”、“假權威”。陳寅恪被深深激怒,向中大提出從此不再開課,不再帶研究生。在這般政治運動一波連着一波、一浪趕着一浪的情形下,陳寅恪要按照“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研究、撰寫、發表、出版史學的鴻篇巨著,已經是不可能了。但他又不能違背自己的準則,他只有選擇沉默,近20年的沉默!雖然其間他也寫了長篇宏論《論再生緣》和85萬字的《柳如是別傳》等文稿,但卻不可能寫出已成竹在胸、中國學界寄於極大厚望的中國通史或中國文化史等扛鼎巨著,這使他內心感到極大的痛楚。

  1961年8月30日,陳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學的同學吳宓。吳宓走進寓所時,已經過了午夜,而陳寅恪仍端坐等待。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描述他闊別12年的摯友:“寅恪兄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面容如昔,發白甚少,唯前禿頂,眉目成八字形……”陳寅恪把自己未出版的着作《論再生緣》的油印本,作為禮物送給吳宓,還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寫《柳如是別傳》的大綱。陳寅恪很感慨,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際,竟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他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但《柳如是別傳》的出版並不順利,1962年胡喬木拜訪陳寅恪(30年代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談到國家近年經濟形勢時,陳寅恪發問:“為何出現那麼多的失誤?”胡喬木笑答: “這就好比在一個客廳裡將沙發、台椅不斷地搬來搬去,目的是想找一個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産生搬來搬去的失誤。”當陳寅恪問及他的着作《柳如是別傳》為何遲遲不能出版時,陳曰:“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陳寅恪曾說,他越來越成為一個“寂寞銷魂人”。然而,不幸的來臨是如此迅速,威力如此之大,就連他這樣的博聞之士,也無法預料。他在1961年贈吳宓的詩中也不無自嘲地寫道:“著書唯剩頌紅妝”,他在1964年《贈蔣秉南序》中說得更直截了當:“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但陳寅恪並沒有停止思索、停止探求,《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仍然是陳寅恪在克服雙眼失明、又跛一足的困難下,憑着極大的毅力,在助手的幫助下完成的極有價值的論著,浸透了陳寅恪晚年的全部心血。而陳寅恪之所以要寫這兩部着作,正是因為撰寫《再生緣》的清代才女陳瑞生和《再生緣》中描寫的孟麗君,及《柳如是別傳》的傳主柳如是,都是敢於蔑視封建社會的皇權綱常,敢於衝破封建社會倫理道德束縛的勇敢女性,這幾位勇敢女性的所作所為,符合陳寅恪奉行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張,在陳寅恪的心中産生了共鳴。“異代相知淚滿巾”,在詠《再生緣》的詩作中,陳寅恪並不隱瞞自己的情感,他在這幾位勇敢女性的身上既委婉曲折、又痛快淋漓地表達了自己內心的幽憤。所以,陳寅恪在給吳宓的詩中既有“著書唯剩頌紅妝”的調侃,又有“老來事業未荒唐”的自信。

  1964年,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雲:“凡曆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南,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前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范,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又說:“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純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淚之序文,是陳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個文化殉道者的獨白,同時也是一位雖九死而不悔的學術老人留給這個世界的一個隱語。

  1966年7月,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聲浪中,中山大學的“革命者”聞風而動,開始造起反來。陳寅恪也由原來的大字型大小 “走資派”、“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産,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助手黃萱被趕走,當年被陶鑄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也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於樹木叢生的校園一隅,望之令人恐怖驚悚。接下來,大字報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陳寅恪夫人唐篔曾發出“人還沒死,已先開弔(意在出殯前接待親友來弔唁)了”的哀怨。接着,造反派們又進行抄家與劫掠財物的大規模行動。陳寅恪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夫人唐篔先祖遺留的一點紀念性首飾及陳寅恪歷盡千難萬險,歷盡十幾年戰火僥倖保存下來的二十余封祖父往來手札亦被劫走。經過幾次“戰鬥洗禮”,陳家財物盡失。為達到終極目的,致陳氏於死地,造反派們心生奇計,先是把幾隻大字型大小高音喇叭弔至陳宅窗前屋後,讓其聽取革命群衆對其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不辨牛馬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不止,驚悚不安,惶惶不可終日。造反派們見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與強度,將高音喇叭乾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飆突至,風雷激蕩。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臟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 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凄然。身處困厄絶望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但面對幾次被登門的“革命者”亂拳打倒,心臟病日趨嚴重几乎癱瘓的唐篔,陳寅恪認為愛妻可能將先於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唐篔之悲苦,嘆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輓歌《輓曉瑩》: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時30 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凄風苦雨中溘然長逝,時年80歲。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夫人唐篔也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關於陳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後一段時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創傷而死去,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

  2001年,黃永玉偶然得知,陳寅恪夫婦的骨灰尚未入土為安,家人為此甚感焦慮。年近八旬的黃老先生當即想方設法與陳寅恪的女兒取得了聯繫,自告奮勇地表示要為此事出力、出錢。當黃永玉得知陳寅恪的後人有意將陳寅恪夫婦的骨灰落葬廬山,但因廬山是著名風景名勝區,對殯葬有着極為嚴格的管理,落實還有一些困阻時,黃永玉當即去找老鄉、老朋友、曾任江西省委書記多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毛致用,並陪同毛致用專程前來南昌、廬山,與江西省政府、廬山管理局協商此事,終使此事塵埃落定。黃永玉還參與了陳寅恪夫婦墓碑的整體設計,書寫了20多張“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條幅,從中精選出一張刻於墓塋的石塊上。黃老先生在陳寅恪夫婦骨灰落葬廬山的整個過程中,完全是出於道義和自願,他說能夠參與此事,他感到極為自豪和榮光。2003年6月16日,陳寅恪的骨灰落葬在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內,左側扁形石上刻着當代著名畫家黃永玉題寫的陳寅恪一生奉行的準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1929年陳寅恪為王國維所作的墓誌銘,在70多年後被後人鄭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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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
   班雅明(1892-1940)

一、生平

  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但1940时当班雅明的好友,剧作家布莱希特得悉班雅明为了不致落入纳綷党的秘密警察手中而自杀身亡,他慨叹纳綷党终于制造了德国文化界的第一位受害者.班雅明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纳綷党上台后班雅明有感难以在德国立足遂于 1934离开德国流亡海外.离开前他在德国是一位颇具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定期在德国两份甚具影响力的报刋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在1929-1933年间他更被柏林和法兰克福的电台邀请主持电台的儿童节目,他有点像香港的才子,才女,在报刋杂志写文章之余又在电台,电视主持节目.一如香港的才子,才女没有被人当做思想家,班雅明生前也没有被当做思想家,即使另一位犹太裔思想家Hannah Arendt 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把班雅明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后,英美的学术界也只当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literary critic).迟到八,九十年代当班雅明的著作被全面翻译成英文后,英美的学术界才得见这位别具一格的二十世纪思想家的全貌.   

班雅明原本计划在德国的高等学府任职讲师,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班雅明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得再写一篇后博士论文(habitation thesis).他选择了一个冷门的题目,十七世纪的德国戏剧.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写成论文便交到法兰克福大学审批,谁知他的论文导师完全不明白他写什么,大学方面亦婉转地劝他自行撤回论文,他在高等学府任教的计划便告落空.

幸好班雅明的才华早已得到奥地利剧作家Hugo von Hoffmansthal的赏识并出版班雅明的博士论文"The Idea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班雅明亦因而在德国的文化渐受重视,班雅明的一辑语录式散文(aphorisms)亦相继出版.另一方面,在写论文期间,他接受委约把普鲁斯特的<>译成德文,他更为这计划写了一文作为序言,连那篇被拒于大学门外的论文亦在1928正式出版.当不成大学讲师的班雅明在德国的文化界却十分活跃,若果不是纳綷党上台而被逼放逐流亡海外,班雅明在德国文化界必定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如何班雅明在失意于德国的高等学府之余,在德国的文化界成功占了一席位.然而班雅明的少许成就是有待价的,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书函里,班雅明说自己在德国文化界建立的地位只不过是小规模的胜利,这些胜利却令他遭逢大规模的挫折.

  班雅明的苦恼

  班雅明所说的大规模挫折有两方面,由于不同的原因,他数个大型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无法实现.但最令班雅明苦恼的却是他要借助文学评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用香港的术语来说,班雅明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但他是一位思想家.当他还是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时,他已写了几篇极有深度,极具创见的论文.这些论文在班雅明有生之年都不曾出版,只限在他的几位好友间传阅.班雅明的苦恼是为了替报刊撰文,为了完成委约,他无法集中精神思考,亦无法像年轻时那样专心写一些只限在三数好友间传阅的论文.不过思想家不会停止思考,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班雅明渐渐形成一种在思想家中难得一见的独特风格.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次他接受委约写一篇评论一位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尼古拉 利斯科夫的文章,相比杜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或果哥里等俄国文学巨匠,利斯科夫显然是一位次要的作家,但在班雅明笔下,利斯科夫的地位却不容忽视.班雅明并没有刻意或生硬地提高利斯科夫的地位,他只是为他缝制了一袭非常合身和令人眼前一亮的衣裳.他以说故事的人的形象来看待利斯科夫,并引述黑贝尔 (Hebel)等人的著作详细阐释说故事的技巧.在整个说故事的传统的衬托底下,利斯科夫的作品顿时令人刮目相看.最令人惊叹的是班雅明在这篇名义上是评论某位作家的文章中居然可以顺道说出一些他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这篇题目名为<>的文章中他指出说故事是一种记忆的艺术,说故事的艺术正在消失因为容许记忆健康成长的社会空间渐渐萎缩.借着说故事的艺术和其消失,班雅明说出他对记忆和传统,传统和历史,历史和小说等重大课题的精辟见解.这篇文章亦让人们明白班雅明的苦恼,他被逼在顺带一提的情况下说出他自己关心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德国的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海德格等都各自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家都得到德国高等学府的荫庇专心建立他们的思想体系.班雅明却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接受委约撰写文章赚取稿费是他的主要收入,他虽然是思想家但却好像小学生,要人家出题目给他写文章.班雅明感到苦恼之余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即使在绝然不同的情况下他仍致力贯彻他自己的思想脉络.像他那篇其实正好延续他年轻时写的一篇文章的见解.文章名为,文章表达他的一套语言论,而这套见解亦是他对翻译问题的基本立场.连他那篇被拒的论文也是他的语言论的延续,在他的一封书函里,他对友人说他的论文的导言其实是的续篇;也难为了负责批改论文的导师,他们既然以班雅明的导师自居,那里会有耐性慢慢揣摩班雅明的整套语言论!

  二、漫游者

  班雅明在研究诗人波特莱尔(Charles PierreBaudelaire)的作品时,发展出漫游者(flaneur)这个概念,他认为漫游者虽然身处于都市文明与拥挤人群,却又能以抽离者的姿态旁观世事;而漫游者就是在其漫游的过程之中不断地体认,思考与验证。

  班雅明以漫游者作为他著作里的中心人物,这个观念左右者他的思维节奏,也清楚的表现在他行走的姿态上。麦克斯.雷希纳(Max Rychner)把这个姿态形容为:“走走停停,亦行亦止,怪不可言。20”

  对此,班雅明也曾说过漫游者乐于让乌龟为自己定迈步的速度21,这或多或少说明了都市化及商业化的世界已经容不下漫游者温吞的步阀。而班雅明本人就像一个从十九世纪乘着时光机到二十世纪的贵族一般,在那个时代,上层社会家庭不必工作就有钱可拿,生活就像个无所事事的人一般悠闲。

  事实上,班雅明一直想要享受着如漫游者的生活,他想尽各种方法让父亲支薪给他,躲避工作赚钱的烦恼。另一方面,生活在犹太中产家庭的他在被德国盖世太保骚扰前就像是贵族般的不知世事。在《柏林纪事》中他曾写出自己曾恳求一位妓女带他出去逛街,把视野带出他的社会层级。对于此举他表示:“在妓女的引导下,整条街道的所有秘密都在你面前展现开来。22”当时的班雅明像是个扮演着“贵族漫游者”的角色,将心灵触角透过妓女延伸到一个从未探索的领域。

  班雅明一九二七年在巴黎开始撰写他的“拱廊街计划”,这个计划由原先的一篇文章发展成一个具有史诗规模的大项目,也同时串连起他后半生颠沛流离的命运。这段期间,他往返于巴黎和德国之间,在二十世纪探研究一个十九世纪出现的商店街,后来因为收集资料越来越多,进而扩大成探索一世纪的巴黎都城工作。

  同时间他开始尝试吸毒,让心灵摆荡于吸毒后的恍惚世界与困顿的生活之中,想藉此忘记现实中的经济困扰,逃离一直盘踞于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成长与自立压力。

  一九三四年,班雅明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这段期间他在完成《柏林童年》一书后写了第一份遗嘱,并且被迫开始流亡。之后他重新开始写作拱廊街计划,不同的是班雅明已从一个犹太中产阶级转变为难民的身份,也体验到无法再回到德国这个不认同犹太人的“家乡”,他带着已有死亡准备的心态游荡于生命中最后几个落脚的地方,埋首于一个原先浸淫其中,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虽然想将自己藏身于十九世纪巴黎都城的计划仍在书堆及笔下进行着,但班雅明此时似乎了解到已经无法以土星性格及带着乌龟漫步的特性生活在这个充满变量的世界里,最后以自戕的方式结束一生与环境充满矛盾的漫游者身份。

  三、废墟

  班雅明对历史提出“废墟”的概念,他认为历史描述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28。  班雅明认为“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但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时间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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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谁将期待?

“完美”世界,谁将期待?

文/郑渝川

(《这完美的一天》,(美)艾拉·莱文 著,吴建国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

一个没有争斗、没有贫富差异的社会,一个把所有社会成员从出生到死亡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社会,一个人人都和睦相处、恪尽职守、供需分配的社会,一个由计算机数据库和程序自动配置的社会,是否会让你感到期待?小说《这完美的一天》展现了这样一个“完美”社会——全世界已经没有国家和地区的分别,实现了疆域上的大一统,原先的各大洲成为了全球联邦的各个分区,地球成为了一个大家庭,所有社会成员定期分批各自在各大区迁徙居住。

反叛者的逆袭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只有一种语言,经遗传基因改良,“家庭成员”只剩下一种肤色、一种身高,按规定过着一样的起居、饮食生活,连衣着甚至寿命(62岁)也一模一样。所有人都有一个由九位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代码(名字)。管理整个世界的是一台中央计算机,叫做“统一电脑”,经运算确定每个社会成员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步骤、每项安排,还为每个人配置了对应的心理诊疗师,每月定期注射一定的免疫疫苗、避孕药物、镇静剂等药物。

《这完美的一天》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艾拉·莱文20世纪70年代之初的力作。小说塑造的主人公名叫奇普(chip),他有一只绿色的眼睛,与其他人棕褐色的眼睛不同;他每月注射疫苗前总是思想活跃,浮现出一些躁动不安、离经叛道的想法(注射疫苗后,他的这些想法又会马上烟消云散)。小说开篇,奇普就在外公的引领下,看到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顶礼膜拜的“统一电脑”之外发挥控制作用的更秘密的地方,洞悉了“统一电脑”控制体系的虚伪性。长大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奇普,遇到了同样有离经叛道想法的几个同类人,他们意识到疫苗的副作用,有意表现病态以减少获得注射量,因而在夜间时间聚在一起享受烟草、组对性爱、欣赏国家时代人类留下的文物。奇普加入了这个小组,并成功骗过了自己的心理诊疗师,逐渐掌握了已经失传的法语,阅读了许多年以前的法文文学名著,发现了“统一电脑”控制体系制作的全球地图有意隐匿了几个大型海岛的所在。奇普由此发现,人完全可以活到六十二岁以上,也无需注射那么多疫苗。

奇普想出了用透明胶带绑上药棉垫在胳膊上注射的方法,让注射的药物都到了药棉而不是他的身体里。经周密计划,他逃到了不受“统一电脑”控制的马霍卡岛。马霍卡岛是由奇普这样的许多异端分子占据的海岛,在这里有国家时代人类传延下来的生活方式、文化,也有相关的社会病征。奇普认识到,马霍卡岛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源于统一电脑控制全球资源并主导人类生活方式的挤占性效应,决心组队潜伏到“统一电脑”控制区去将系统摧毁,让世界恢复正常。

奇普通过种种努力,炸毁了制冷设备,终止了“统一电脑”的运行。在行动前,他了解到“统一电脑”控制世界的秘密——近百名程序编制员,有的已两百、一百多岁,还有的很年轻,组成了“最高政务委员会”和其所属的十四个分委会,躲在地表深处的复合式宫殿里,过着灯红酒绿、荒淫无度的生活。他们并不受六十二岁必然死亡的限制,甚至根本不接受疫苗注射,通过定期摘取健康人的活体器官移植到自己体内来保持“长生不老”。马霍卡岛等岛屿、奇普千辛万苦发现的地图和国家时代人类文学作品等物件,都是这批程序编制员为了壮大队伍、吸收最优秀后继成员而故意安排的。

可怕预言会变为现实吗?

艾拉·莱文通过《这完美的一天》,对此后几十年科技与社会的变迁进化,给出了自己的预测。应该说,他的判断有许多成为了现实,比如,联网计算机、病理科学和药物学、遗传基因科学等的发展和应用;以及技术进步、全球一体化浪潮下,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些让人深感不安的变化趋势。举例来说,遗传基因科学这些年来正朝着艾拉· 莱文预言的方向发展,生物医学企业巨头纷纷资助相关应用课题,从器官移植到基因复制,正一个个从科学假想转化为昂贵的可操作手术。这也意味着,《这完美的 一天》书中所描述的程序编制员摘取活体器官、借基因技术操控其他人群等情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即以权力和金钱为标准将全人类划分为两类人,一 类可凭借先进技术“长生不老”,而另一类因为无权无钱,不可避免走向“自愿”出让器官和基因的悲剧结局。

以 《娱乐至死》而闻名的尼尔·波斯曼在其另一部作品《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曾发出质疑,“电脑对普通人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 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纵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 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而今,谷歌、亚马逊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悄悄收集用户隐私信息,进而形成对消费 者偏好的掌控;而3Q大战中两家企业的互相指控,则让另一个事实大白于天下:企业都自我赋予了可以拿来锁定(强制卸载别的软件)用户电脑的权力,可以以所谓合法扫描和备份的名义,全方位监控用户。

互 联网企业的这些所为都在其所谓自律的名义下进行,事实证明,只要利益驱动达到一定强度,企业主和技术人员将毫不客气的粗暴侵犯海量用户的隐私安全。更危险 的是,企业掌握的这些信息并由此达成的监控,很容易遭到黑客入侵利用,也还很可能被公权力部门用来强化对公民的管控,极大压缩公民自由的存在空间。

小说的结尾被设计为“统一电脑”被奇普停止,但我们能就此推导得出,奇普所在的那个世界,会因此普遍复苏人性,回到秩序混乱、问题多多但却多姿多彩的国家时代状态吗?还是会因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人们继续配合程序编制员,重新搭建起新的“统一电脑”及其控制体系?艾拉·莱文没有对此给予说明,但按照正常的逻辑和事实推论,我们显然很难得出乐观的结论。

完美世界摧毁人性

《这 完美的一天》是一部十分卓越的惊险悬疑小说,抓住了科技文明摧毁人性这一当代知识分子最有忧惧的话题,进行了大胆创造想象,字里行间涌动着无奈、悲凉的情 绪,也由此发出深切的盼望和警示。小说情节惊心动魄,节奏明快,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也正因为此被评论家们誉为堪与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奥威尔《1984》并驾齐驱的“反面乌托邦文学”经典作品。

但有别于乔治·奥威尔的《1984》, 艾拉•莱文的这本书所描绘的“完美世界”,很少出现虐待、暴力压迫等景象。之于它的子民来说,“统一电脑”体系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慈父。“统一电脑”麾 下没有军队,也不设置监狱,对于“发病”的子民也给予看似十分人道的治疗,整个社会乃至每个家庭都处于在一片安宁祥和的状态之中。整套体系的运转几乎都依 赖于子民们的自愿合作、对“统一电脑”体系的自愿遵从,不仅按“统一电脑”指令办事、报告自己的各种情况,成为了绝大多数子民的自愿选择,而且人们将向 “统一电脑”告密也视为一种美德。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看到了,按照所谓的完美模式塑造的世界,必将成为一个祛除人性的可怕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统一电脑”及其控制下的管理体系,可能是满足多数人厌倦争斗、控制生存发展风险愿望而设计出的社会和科技形态,但却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性,走到了人性的反面。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当代社会的许多病征被“统一电脑”控制下的管理体系所消除,譬如战争、社会争斗、分配不公(贫富差异)、疾病、消费主义、失业等等,但却构造出一种从内到外全面趋同的人——完全按照计划生活,没有个性,也自然谈不上个性需求,如同社会体系中同质化的螺丝钉发挥着机械功能——我们愿意这样生活,做这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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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October 11, 2011 - 02:30 pm:   

http://www.epochtimes.com/b5/9/10/16/n2690362.htm
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



這樣的人是君子嗎?這樣的人真是君子啊!」
我聽到過這種話,也見到過這樣賢德的人。



【註釋】
(1)托六尺之孤:言受前君之命輔佐幼主。孤:死去父親的小孩叫孤,六尺指15歲以下,古人以七尺指成年。托孤,受君主臨終前的囑托輔佐幼君。

(2)寄百里之命:寄,寄托、委託。「百里」,指大國。百里之命,指掌握國家政權和命運。

(3)大節,言國家存亡,個人生死之重要關頭。

(4)與,同「歟」,疑問語助詞。

【語譯】

曾子說:「可以把輔佐幼主的重任托付給他,可以把國家的大事托付給他,面臨國家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也改變不了其志節。這樣的人是君子嗎?這樣的人真是君子啊!」

【研析】
此章孔子談到君子該有的德性,君子要具備道德、知識、才幹等,他可以在國家臨危之際受命輔佐幼君,也可以是托付國家大事的最佳人選,因為君子如「松柏後凋於歲寒」,即使面對生死關頭也決不動搖,決不屈服,這是真正具有君子品格的人才能做到的啊。

【延伸思考】

1、什麼樣的人能勝任國家「股肱之臣」的重任?請舉例說明。

2、曾子在此章以「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來定義君子,你贊成嗎?


【相關資料】

「忠義雙全」的諸葛亮

諸葛亮人稱孔明,是三國時代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身高八尺、氣宇軒昂、隱居於隆中,人稱「臥龍」,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年青書生。在《三國演義》裡,他呼風喚雨,深諳奇門遁甲,以致劉備三顧茅廬,方才請出這位奇士高人,也是三國故事一連串高潮迭起的開端。

火燒博望坡、舌戰群儒、草船借箭、三氣周瑜、巧借東風、七擒孟獲、空城計、木牛流馬、嚇退司馬懿等精彩的故事說明了孔明是個足智多謀的智者,而他卻心甘情願的在白帝城答應了劉備托孤終生之責,至死不渝!

有感於劉備的知遇之恩,孔明二十七歲就開始為劉備策劃定計-《隆中對》,為蜀漢盡一份心,並於輔佐劉禪時上呈前後《出師表》北伐曹魏,而蜀漢在諸葛亮劬心勞力,衣不解帶的治理下,展現出無比的蓬勃朝氣。

然而,也許是命定,在長期的體力透支下,孔明身體一日不如一日,而伐魏大業的希望卻一天比一天渺茫,在這心力交瘁的情形下,孔明病逝於秋風蕭瑟的五丈原上,享年五十四歲。

二十七歲即輔佐蜀漢的孔明,自始自終忠心耿耿的盡著一個為人臣子所應盡的義務。三分天下的壯志雄心猶存,興復漢室的余願卻未了,吾人為之唏噓落淚之餘,卻也深深領悟孔明一生著實是為人類文化演繹了一出名為「忠義」之大戲!

孔明死後受封為武鄉侯,儘管大江東去,浪淘盡,英雄人物的雄心壯志雖然以走入歷史的洪流,然而他的忠義氣節將一代復一代,伴隨著滾滾江水,永遠為後人所傳唱。




http://mclee.foolme.net/2007/02/blog-post_19.html
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


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秦始皇焚書坑儒背後的真相

2007/02/19

除夕夜晚,依照良好的傳統,和家人在客廳看了一會兒電視。家人不經意的切到國家地理頻道,當時剛好在播放一個賀歲節目「秦始皇的秘密」。看了幾分鐘,剛好看到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段,發現國家地理頻道在這邊的解讀和世俗一般大眾毫無兩樣。都粗略的認定是秦始皇因為儒生批評時政,一怒之下決定焚燒諸子百家之說、坑殺議論時政的儒生,成為歷史大案「焚書坑儒」一事。

國家地理頻道雖然膚淺的讓人失望,不過文化的血脈是自己的,人家弄不懂我們的文化不打緊,自己搞不清楚可不行。看完節目以後,決定一定要找時間來寫一下焚書坑儒的細節真相。不過,在開始說明焚書坑儒的事情以前,得先交代一下秦代六國諸子百家學說的背景。

首先,秦國是沒有文化的。從秦襄公與東方各國有往來開始,到秦繆公與晉聯姻,才開始與東方文化接觸頻繁。秦國歷史上重用的能臣多半來自東方,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和蹇叔而稱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而國勢日上。至如范雎、荀卿、呂不韋、韓非、尉繚、李斯等人,更不在話下。但是從這些名單上可以看出,這些大都是功名之士。或者在本國遭遇失意,或者對固土文化心懷不滿,所以才遠道東向另謀發展。

這些人到秦國,希望的是功成名就,而秦國對他們的期望,也只是希望他們的學識能帶來國家富強的捷徑,對東方文化本身則並不傾慕。換言之,秦國對於東方文化並沒有成功融合而為一體,而是單純當做外來的工具而已。到最後,商鞅被車裂、范雎被退絀、張儀被放逐、呂不韋遠放四川死於途中。從秦國對待東方客卿的態度,也可以稍窺當時秦庭對東土文化的態度。

當時諸子百家的思想,可以分成齊魯以及三晉之學。三晉思想較近功利之道,而齊魯之學則偏重文化精神與社會思想。秦國一來地理位置與三晉接壤,二來國情喜好也較為貼近,因此採納的大都是三晉之士與其所學。當時百家爭鳴,各種學說紛起,互相之間難免有衝突之處。但是戰國時代各安其庭,仍可謂相安無事。等到秦始皇一統天下,所有學子匯聚一堂,彼此間衝突就演變的更加激烈。

有了這個背景知識,就可以來看「焚書坑儒」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了。照著時間來,先說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始皇帝設宴咸陽宮。有個博士周青臣,敬酒的時候說了一堆馬屁話,大讚郡縣制的好處。博士生齊人湻于越這時候跑出來噹人,說:


「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於是秦始皇命令群臣議論,然後當時的丞相李斯上了奏章。他說:}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 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 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秦始皇的回應,史書上記載的很簡單。制曰:「可。」

這就是焚書的由來。解讀一下李斯華美的文章,大體上有幾個要點:

這些愚儒真是笨蛋。今天不照三代之法,是因為「時相異也」。現在天下大一統了,這些小白還活在以前的世界裡面,真是冥頑不靈無可救藥。
他奶奶的這些念了幾本書的人自以為了不起,「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還是以前的時代好,以前人民只要致力農桑就好,純樸無比。至於學術就讓作官的來搞,政教合一,政令也方便推行。
老闆你如果同意我說的話,那麼我也替你擬定好待辦事項了。

至於焚書的具體事項,可以列舉如下:

詩書百家語,不是秦博士官職掌的全燒。
史書,除了秦紀以外全燒。
偶語詩書者棄市。
以古非今者族。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從這裡可以看出,其實秦始皇對於焚書,並不是很熱衷的。反而是李斯的反應較為強烈,湻于越是在辯論郡縣制的缺失,但是李斯卻一舉擴大為學術鬥爭,認為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於是希望將所有以古非今的說法徹底撲滅。這也是學術衝突已久之下產生的引爆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焚書並不是重點。偶語詩書者,罪只棄市而已。甚至令下三十日還不燒,也只會黥為城旦。這道奏章真正要嚴懲的,是以古非今的人 (也就是湻于越那批人啦),是會被滅族的。而且燒的書籍裡面,最重要的是六國史書。或者有譏諷秦國的內容,而且也貼近政治現實。至於詩書,通常是以古非今者拿來議論時政的憑藉。百家語應該是連帶被波及的。百家語原本不是借古非諷今的重點,百家後起之說本來稱道先王的就少。在這裡被流彈掃到,或許也是學術衝突的結果之一吧。

講完了焚書,接下來輪到坑儒一事了。坑儒比較搞笑一點。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晚期都在追求長生不老,話說在始皇三十五年 (也就是焚書後一年),有兩個人,一個姓侯,一個姓盧。兩個人在替秦始皇求長生不老藥。兩個人求不到就算了,還私底下說壞話罵秦始皇:

「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 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 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

背後說人壞話就算了,更重要的是說完就落跑,秦始皇抓都抓不到。於是秦始皇大發脾氣,

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 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 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摘要秦始皇抓狂的這段話,有兩個坑殺的要點:

誹謗我
訞言以亂黔首

「誹謗我」的用不著解釋了,訞言以亂黔首指的還是去年老套的師古議今風氣。或許是覺得去年的藥下的不夠猛,所以才有兩個白目出來亂搞惹自己不爽,才要更下一帖猛一點的藥,「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講的是諸生,沒有說是儒生。從事情始末看來,或許方士居多。當然難免有儒生在其中,因為從扶蘇後來的諫言可以看出: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當時除了方士以外,也有其他儒生遭受波及。或許不是被坑殺而是去發謫徙邊的。不過這多半就是因為以古非今或是偶語詩書獲罪了。

大體說來,焚書的重點不在焚書,而在當時學術思想互相激盪衝突,所產生的結果。所要禁絕的,不是書而是以古非今的風氣。坑儒,重點也不在儒生或是坑殺,就算坑殺也只限於咸陽的四百多人而已。重點在使天下人都不敢訞言誹謗。

以前有句話說,「沒知識也要有常識,沒常識就要多看電視。」現在看來,多看電視未必是管用的,平常還是應該多看點書。尤其自己文化相關的東西,如果還要看電視被呼攏,那實在是不太有面子的事情呢。

Reference:
史記‧秦始皇本紀
錢穆‧秦漢史
聞斯行諸 :: 焚書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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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古代妙聯趣談}

文/明珠

三國時的諸葛亮以智慧、忠義、公平(詳見《貞觀政要‧公平》)等美德被後世所傳頌。成都的諸葛忠武侯廟有集句一聯云:

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

大家可以看出這一副門聯對仗並不見得工穩,但卻被歷代文人認為寫得好。因為它是集《論語》中的句子寫成的,而且又很切合諸葛亮的事蹟。上聯整句出自《論語‧泰伯》:「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這段話是曾子說的,大意是:「可以把年幼的君主託付給他,可以把國家的政權託付給他,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而不動搖屈服。這樣的人是君子嗎?是君子啊!」在中國古代,六尺指15歲以下,而七尺指成年。死去父親的小孩叫孤;託孤,指受君主臨終前的囑託輔佐幼君。「百里」本來是指古時諸侯封地的範圍,後用以稱諸侯國。據《孟子‧萬章下》記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

下聯整句出自《論語‧季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這段話是孔子說的,大意是:「看到善的行為,就擔心自己達不到;看到不善的行為,就好像把手伸到開水中一樣趕快避開。我見到過這樣的人,也聽到過這樣的話。以隱居避世來保全自己的志向,依照義來貫徹自己的主張。我聽到過這種話,卻沒有見到過這樣的人。」下聯只是將孔子說的「未見其人」改成了「吾見其人」,言外之意是說,連孔子都沒有見過的賢德之士,我卻看到了(諸葛亮)。用聖人說的話來稱讚諸葛亮,而又剛好符合諸葛亮的實際情況和作為;非飽學之士無法集此聯句,怪不得此對聯被歷代文人所推崇。

四川成都城外有丞相祠堂,那裏楹聯林立,有幾副楹聯頗值一讀。其中一聯云:「望重南陽,想當年羽扇綸巾,忠貞扶季漢;澤周西蜀,愛此地浣花濯錦,香火擁靈祠。」上聯中的「南陽」是指當年諸葛亮的隱居躬耕之地。「季漢」指蜀漢,也就是漢的末代。下聯的「澤周」意思是「恩澤遍及」;「濯錦」指成都一帶所產的織錦,以華美著稱。此聯娓娓道來,典麗而不俗。

又有一聯云:「伊呂允堪儔,若定指揮,豈僅三分興霸業;魏吳偏並峙,永懷匡復,猶余兩表見臣心。」上聯「伊呂」本是商朝的輔佐重臣伊尹、西周的輔佐重臣呂尚(姜子牙)兩位的合稱。後亦泛指國家的輔弼重臣。「伊呂允堪儔」的意思是「果真能夠與伊呂相儔比」。下聯「兩表」指諸葛亮寫的前後《出師表》。此聯深切孔明之事蹟,不僅稱讚了他的功績,又為諸葛亮匡復之志未竟而深表惋惜。

元末明初羅貫中寫的《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可謂是家喻戶曉,因此在清朝有的地方還建了華佗廟。據清朝的楹聯大師梁章鉅《楹聯叢話》中記載:客有述華佗廟(未述地點)聯云:「未劈曹顱千古恨;曾醫關臂一軍驚。」又云:「岐黃以外無仁術;漢晉之間有異書。」

第一副聯講的典故出自《三國演義》:華佗要為曹操開顱作手術,及為關羽刮骨療傷。看來此聯的作者還挺恨曹操的,所以才為曹操的頭沒被劈開而感到遺憾;其實筆者認為,幸好是華佗沒為曹操開顱作手術,不然曹操還可多活幾年。中國古代的醫術比現在的西醫高明多了,開顱作手術對華佗來說也只是小菜一碟而已。現代的中醫不行了,是因為古代中醫精華的東西沒有流傳下來。

第二副聯中的「岐黃」一詞取其本意,指上古時期的岐伯和黃帝,相傳他們是醫家之祖。「仁術」在古漢語中也指醫術,比如:明朝的張浩著有《仁術便覽》、清朝的王士雄著有《仁術志》,都是醫書。上聯的大意是:岐伯和黃帝以外,要數華佗的醫術最高了。下聯的「異書」是指華佗的《青囊經》一書,可惜沒有流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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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09日

从林徽因到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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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教授 孙贤和


一.

林徽因是文学,建筑,美术三栖的才女,她的爱情故事同样脍炙人口。林徽因的侄女林樱也是蜚声中外的才女,刚刚从奥巴马手中接过美国国家艺术奖的她,擅长以建筑的艺术形式表达人们的精神感情。 林桓说:“林家的女子都聪明绝顶,做任何事都心想事成。”作为林徽因的弟弟,林樱的父亲,林桓说这话自然有其根据而底气十足。

但林桓的这句话放到林冰的身上,却只对了一半。林冰是我知道的最有“林家味”的女孩。比照年轻时的照片,林冰与堂妹林樱有几分相似,但却又漂亮许多。 她是那种淡淡的像仙女一样的美,几分经典,几分清香,端庄中透露出高贵,清纯里混杂着骄傲,让人见后久久难忘。小时候的她冰雪聪明、秀丽可人,是林家众人宠爱的对象。

记得小时候她到我家来,常常会搞得我手足无措。不是因为大人们都喜欢她,而是因为我真心想讨好她。但是效果往往总是适得其反。

文革后期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变了一个人。漂亮如初,但大大的眼睛里却饱含忧虑,微微抿起的嘴角则露出了坚毅。

大人们仍爱她而视如己出,但她身上已经没有半点娇气,她想的都是如何照顾他人。相形之下,我倒更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不知生活的重担,虽然彼时我早已是搬运工人,甚至已经与死神有几次擦肩而过的经历了。

二.

文革后考大学,出国;继而读博士,做教授,与儿时的生活渐行渐远。林冰做为独生女,却要照顾在文革中受到惊吓而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她因而一次次错过了上学的机会。母亲去世后,受到沉重打击的父亲又很快卧床不起,直到2003年去世。

今年与林冰再次相见,她说当年为了照顾父亲,很早就从单位退休了。父亲去世后,她到一个学校工作了几年。学校搬迁后就没有再工作。唯一的儿子在新疆工作,今后的打算就是要搬到新疆与儿子同住。

她的话让我听得一阵阵心酸。晚年而搬到新疆去住,这算是林家女子的心想事成吗?林冰是林樱的堂姐,其父是林徽因称之为小弟的林垣。从血缘上讲,她与林樱同为林徽因的侄女,林家女子的心想事成,她应当是有份的。不同的是她生在了中国,长在了那个动荡的年代,又错过了改革开放后的高考。人世沧桑,郑州林暄伯伯的三个孩子文革后都出国了。伯伯去世后,现今她成了林长民(林徽因之父)留在中国的唯一林姓骨肉。

三.

林徽因的爱是刻骨铭心的。彩虹驻处,留下了一代才子佳人的浪漫童话。林冰的父母林垣夫妇的爱,也是刻骨铭心的。然而雷鸣之后,留下的却是残垣断壁,凄凄惨惨,让人叹息。

林垣的太太林洛和林徽因一样,也来自福建的名门望族,是福建长乐林家的千金。林洛的爷爷、太爷爷都是清朝的翰林、学政,其太爷爷林天龄更做过吏部侍郎,国子监祭酒(总监),是同治皇帝的师傅。林洛的母亲来自人才辈出的浙江瑞安黄家,是几可与林徽因齐名的才女黄宗英的姑姑。

林家与黄家是世交,林洛的爷爷与外公又是同期进士。林洛的父母,林久都与林黄季才是指腹为婚的。虽是指腹为婚,但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情投意合,相亲相爱。 他们几经战火,几经分离,没有纳妾,没有绯闻。林夫人季才1957年61岁时去世。夫人去世多年,久都也没有再娶,直至1969年去世。二人育有二子五女,个个优秀。他们的婚姻是美满而幸福的。

中国旧时的社会关系是以家族为纽带的。那时的爱情、婚姻是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传统的爱情,是亲情的延伸;传统的婚姻,是家族的延续。以亲情为基础的爱情,比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往往要牢靠得多。从那时的爱情观点来看,林徽因当年选择了世交梁思成,而没选择飞来才子徐志摩,是自然而然的当然之选。

在林徽因16岁踏上英伦三岛时,她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中国大家闺秀了。她的爱情可能萌发于海外,但根却是深深地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她的美是古典的美;她的爱情,虽伴随着西式的浪漫,却是传统的中国式的爱情;她的才体现在对中国古建筑艺术的保护与发展上。林徽因是“中西合璧”“洋为中用”的中国传统式才女,她能受到中国各阶层人们的喜爱是有其道理的。

四.

林洛据说是长乐林家女孩子里念书最好的一个。解放前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解放后又毕业于中国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曾给周总理做过翻译。为了爱人,她放弃了在外贸部优越的工作和北京舒适的生活环境,陪伴夫婿来到了武汉。又是为了爱人,她没有选择去武汉大学外语系教书,却与林垣同赴了武汉重工,宁可屈居车间会计。

文革中林垣与另一“牛鬼蛇神”同关一室。一个晚上,那人趁人不备,自杀身亡。消息传来,却误称为林垣自杀了。受此一惊,林洛精神失常,从此落下病根。反反复复,直到去世。

五.

林洛的爱,是那种一直浸到了心底,以至神经末梢的爱。爱一失,神自断,神智重伤而无法复原。其爱之深,应胜过金岳霖的终身不娶,胜过徐志摩诗中爱的呼唤。令人扼腕的是,在那疯狂的年代,爱一个人越深,会伤得越重。爱仍在,神已失。人生悲剧,何至如此!

人是爱情的载体。爱人的人,需要生活,生活需要适当的社会环境。林徽因是幸福的,她爱在豆蔻年华,追求在可以追求的岁月,贡献在可以贡献的年代,没见证那诋毁知识,摧残人才的“破旧立新”。

林垣则不同。我印象中的他,沉默寡言,绝少开口。即使他一言不发,也已因为其父、其姐、其家庭,而带上了原罪。一开口,就是毒草;话都不敢说,还怎敢留下言情的只言片语?怎敢记下心中的风花雪月?虽无诗书留证,但他对妻子用情很深,在她病后十几年里尽心尽力、无怨无悔的照顾。妻子去世后,他自己的身心也彻底崩溃。平凡的一生,已将他的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人无知识无以成才。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积累。知识需要传承。传承同样需要良好的环境。林徽因是幸运的。她成长于其父事业的巅峰时期,先英国而后美国,接受了当时世上最好的教育。良玉生辉,铸就了中国一代才女。

林樱也是幸运的。她成长于俄亥俄大学的校园中,就读于世界名校耶鲁大学,聪慧、勤奋,加上良好的教育环境,使她21岁就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设计了越战纪念碑这一传世佳作。

与林樱同辈的林冰有林徽因之美,有林樱之慧,却少了环境和际遇这一要素。文革改变了她的一生。当林樱在俄亥俄的花园别墅中,静静地阅读,轻轻地遐想的时候,不到十岁的林冰,面对的是关在牛棚里的父亲,和神智失常的母亲。

林家的亲戚远在北京,均自身难保,且鞭长莫及。那艰难的岁月,林冰弱小的肩膀是如何将重负扛过来的?我们无从知晓,她也从不说起。

当林樱在耶鲁大学象城堡一样的学院里忘情地吸取知识,然后一举成名的时候,文革后的林冰正带着她的母亲,遍访名医,希望能够恢复母亲的健康。

林洛1994年,68岁时去世;林垣2003年81岁而终。他们都以多病之躯,而得以高寿。这中间,林冰为父母倾注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恐怕永远没人能说清。

林冰是坦然的。她做了她能做的一切,问心无愧。遗憾而惭愧的是我们,是共和国的历史。祖国浪费了多少人才?多少青年失去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失去了成才的机会?悠悠人生,蓦然回首,林冰、林樱这一对堂姐妹那不同的的人生轨迹,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六.

林徽因的爱情是华丽的、宫廷式的爱情。她的故事很动人。林垣的爱情是平民的,大众式的爱情。他的故事因文革而凄惨,而感人。林垣三岁丧父。他虽在家族的帮助下完成了学业,也找到了真爱,却被外放武汉,为以后种种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也许当年林洛应该坚守北京而不去武汉。也许林洛应去武大不去武重。也许林冰应当放弃照顾母亲去考大学。也许林冰应当放弃照顾父亲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太多的也许,太多的惋惜,在太多的时候爱战胜了理智。在太多的时候,“爱着”的人都是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也许,这就是平凡的爱的感人之处;也许,这就是中华传统美德之所在。

亲情,友情,邻里之情;熟人热情的问候,路人发自内心的微笑,那就是浓浓的乡情寄托之所在。路边闲聊的老人,院中戏耍的儿童,不管是开口之乎者也的学者,还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贩夫走卒,心中都有一样的做人道理,都有一样的道德准则。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认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归属,在这里你可以开心的大笑,而得共鸣;在这里你知道在困难的时候,你会得到帮助;在你伸出援手之时你会感到些许的欣慰。这就是游子心中家乡的感觉,这就是游子心中祖国的感觉。心中有家乡的人、心中有文化底蕴做依托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多一份坦然,多一份淡定,就会有情有义,心胸开阔。

林冰、林洛苦苦的亲情与爱情引起了我对家乡的共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鸣。

七.

往事如烟,花开花落。三十年前毫无知识的我们,以七七年为契机,考入大学,如今多已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著名的专家,学者。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实行科教兴国的国策,招才引智,以各种方式助人成才。

失去的年华,已不可复得。但是今后,生活还要那么苦吗?望望林冰那面积不大,但却整洁、雅致的家,我真希望她在晚年能有时间为自己做些什么。“你一定要去新疆吗?”我问她。“是的。儿子在新疆找到了央企的工作,我要去帮他带孩子。”她平静地说。她丈夫岳盛有些舍不得武汉的家,但更舍不得她,也要与她同去。

八.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新疆是个好地方,但武汉毕竟是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连林冰都留不住的城市,怎么会产生才女?连才女都产生不了的地方,又怎么能产生大师?我对武汉不禁有些愤愤然了。

阳光下的城市,一座座现代化的大楼,环立于美丽的东湖之边,令人目眩。雨后才体验到,什么叫水淹三镇,以舟代步。名闻四海的华创会,年年举办,广招八方来客,大张旗鼓。却不见日积月累的点点细节以留住自己文化的底蕴。

文化底蕴的缺失,呈现出来就是浮躁,不安;就是物欲横流,和没有道德底线的不择手段。在文革的冲击之下早已支离破碎的文化传统,没有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慢慢恢复,反而在高楼大厦中渐渐消失,在纸醉金迷中走向边远。

古时的中国以家族,士绅,科举来平衡皇室贵族的绝对占有。现代的西方以法律,宗教,教育来抑制对金钱物欲的无限贪婪。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平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在以什么来平衡那日益膨胀的大小官员的权利?是在以什么来抑制那弱肉强食,毫无道德底线德的巧取豪夺?又在以什么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等?

欧洲贵族的荣耀,建立在战时的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美国富人的受尊敬,建立在创业时的取之有道,建立在事业有成后的回馈社会。今日中国社会先富起来者,资源占有者的荣耀、尊敬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是靠炫富么?是靠可以横行法律之上么?是靠一掷千金抱得美人归么?此种行为,得不到尊重,只能激起愤怒!

林樱接受了全盘西化的教育,但她对中华文化又有多少认同?林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但她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又如何生存?走入西方主流社会一定要成为外黄内白的香蕉吗?成为世界强国一定要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吗?失去了自我又如何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半生海外但不曾放弃中华传统的我,再次感到那中华文化的强烈震撼。

旧的一代,新的一代,海外的一代,留学的一代,在我眼前交错而行。落叶归根,但那文化的根又在哪里?我百感交集。几千年的文化苦旅,几十年的文革伤痕,尽在胸中激荡。盛世之下,其爱仍苦,其忧也远,其虑也深。

九.

才女,际遇,爱情;这里究竟有多少是天生,多少是后生?有多少是人生的努力,多少是命运的摆布?又有多少是机会改变了命运,多少是选择误导了人生?爱:可以惊天动地、海枯石烂;没有环境,留下的却只有肉体的凋零。女人:可以天生丽质,聪慧过人。但是没有环境,无以雕琢、终难成器。然而环境又为何物?环境是可以改变的么?环境是可以打造的么?环境是可以选择的么?环境在变,人也在变。你可能跳上事业的快车,你也可能跳下生活的陷阱。那瞬息万变的后边,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似有却无。

成功怎样?失败又怎样?君不见那脍炙人口的爱情,处处露出阵痛。那才女成长的路上,可能荆棘丛生。才女尚且如此,世上那些喝三呼四,招摇过市的所谓的成功人士,岂不都是些只知追求眼下蝇头小利的芸芸众生?今日追升官,明日求发财;匆匆人生,少了一份真情,少了一份淡定。

社会的富强,社会的和谐,需要社会给每个人都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公平的发展机会。不管他是否出身卑微,来自社会的底层;不管他是否已历尽挫折,遍体鳞伤。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祖上传下来的古训。有资源者,请帮助他人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无资源者,请守住你那一片真情,一片淡定。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让有智者终能成才,让中华大地才女辈出, 让中华传统根插沃土。




那是我的憧憬,却是触手可及的憧憬,只要人人都努一把力。

十.

林冰还要为爱再次作出牺牲吗?她这一走,今生今世,她与林樱还会有交集吗?我问自己。望望西湖边的林徽因纪念碑,望望眼前已不再年轻的林冰,我手足无措,无以回答。

林樱有才,却从父辈就已移民美国,早早嫁与犹太人为妻了。林冰有情,守在祖国,却在一步步走向大漠深处。我站在机场海关的大厅里,不知自己身为何人,人在何处;不知应当排在访问者的窗口,还是站在本国居民的队里。困惑迷茫,不知根在何处,落向何方。

林徽因的故事已成为历史,林冰的故事仍在延续。冥冥中我似乎听到那远方大漠中传来的声音:

“不要想念妹,妹只是一个传说”。

这真实的要去新疆了,去克拉玛依那神马去过的地方。

(本文于2011年8月在芝加哥完成。孙贤和博士是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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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及其逻辑性

(201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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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芬兰问题、美国问题与中国问题

(2011-05-18)

● 薛涌

  旅居纽约的芬兰专栏作家安笯·帕坦嫩(Anu Partane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她在芬兰的许多朋友纷纷求助,希望移居美国,为此要到她小小的公寓中借住。理由是:芬兰变天了!

  一个小小公寓,即使是借住,也容纳不下几个人。这位作家叙述的,显然不是芬兰移民潮,而是她一些志同道合的自由派人士对芬兰当下政治变化的幻灭——幻灭到要到美国来生活。

  要知道,美国的自由派,到了欧洲经常发现自己 其实很保守。欧洲的保守派,到了美国发现自己其实属于自由派阵营。因为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属于极右,欧洲属于极左。极右中的左派其实并不那么左,极左中的右派也并不那么右。如果像芬兰这种极左之国的左派也宁愿到美国这样一个极右的国度来生活,可想而知她们对自己的国家是多么失望了。

真芬党可能威胁欧盟和欧元生存

  何以至此?那是因为芬兰政治的戏剧性的变化。在不久前举行的大选中,真芬党(The True Finns真正芬兰人党)异军突起,获得了39个议席,成为仅次于国家联盟(44议席)和社会民主党(42议席)的第三大党。这个党1995年才成立,以一个议席开张,2003年选举夺三席,2005年又夺两席,不过五席而已,在政治上难掀大浪。但是,这次不仅成为第三大党,而且议席数和前两大党相差无几。芬兰的政治格局由此大变。

  真芬党被称为芬兰的“茶党”,属于民粹派的政治力量。其核心纲领是限制移民,强调芬兰的民族认同,相当排外,并且对欧盟保持戒心。根据芬兰的政治制度,国家的重大政策必须经议会批准。而欧盟的重大决定,又必须经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所以真芬党的动作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国的事情,而可能有全欧的影响。最近为了对付葡萄牙国债危机,欧盟推出了780亿欧元的计划救助。而真芬党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救助。如果真芬党致使国会否决这一计划,芬兰就不能参与。欧盟的计划,也会因这一票否决而瓦解。所以,真芬党可能颠覆这一计划,甚至可能威胁到欧盟乃至欧元的生存。

  幸运的是,芬兰的头两大党达成协议支持欧盟计划,这一危机暂时化解。但是,真芬党的威胁挥之不去。这次真芬党拒绝支持,并为此退出联合政府,是要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在欧洲式的民主中,最大反对党说上台就上台,天随时可以变。如果真芬党上台,拒绝和欧盟合作,那么芬兰乃至欧洲将会是一番什么情形呢?说真芬党突然创造了“芬兰问题”,一点也不夸张。

民主社会利益和共识如何形成

  这里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欧洲政治,而涉及到民主社会的利益和共识的形成问题。要知道,民主社会的大政方针是选民投票决定,最后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这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出政治和谐。比如,51% 的人赞同的事情49%的人殊死反对,民主就遇到危机,甚至大家可以兵戎相见。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例。哪怕10%的人一直反对大多数人的政策,也会引发不小的危机。这就需要妥协,创造共识。民主绝非多数人说了算那么简单。
  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和美国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各在两个极端。但是,这两个极端,其实都遵循着某种共同的逻辑。专栏作家安笯这次感慨说,她和她的芬兰朋友,一向激烈地批评美国,说美国人是如此吝啬,不肯分享财富,不肯拿出钱来救助自己的邻居,乃至这个世界最富的国家还没有全民医保。但是,如今芬兰人面临着是否要救助葡萄牙的问题,许多芬兰人不是同样吝啬起来了吗?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社会福利是否优厚,主要并非什么左右派意识形态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不同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人之间是否愿意互相信任、 互相分享财富、互相救助的问题。同文同种容易使社会慷慨。多元化则让大家死守自己的钱袋。比如,阿拉斯加是绝对共和党的州,政治保守不下于南方。但其社会福利比大多数自由派的 州都慷慨。秘密在于该州几乎都是白人。大家愿意多拿出点钱来共享。

  北欧的福利国家,一直在种族上比较单一,规模也较小。大家自然对邻居慷慨。美国的规模是欧盟的两倍,而且宗族文化多元。马萨诸塞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区别,和北欧与葡萄牙的区别可以相提并论。在许多芬兰人看来,我们克勤克俭挣出的财富,怎么能随便拿去为习惯于大手大脚花钱的葡萄牙或希腊买单?左翼的自由派到这时也不会那么大方。这也解释了真芬党的崛起。

  看看真芬党就知道。真芬党主张维护芬兰的民族认同,反移民,但同时支持福利国家,许多支持者是从左派选民那里争取过来的。这和美国誓死反对扩大联邦政府、反对慷慨的社会福利的“茶党”大异其趣。简单地说,真芬党希望在维持种族和文化单一纯净的基础上,继续让全社会分享财富。而全球化使芬兰这样僻静单纯的社会也多元化起来,欧盟的成立更逼着芬兰人为“另类”种族或人群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真芬党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主义的崛起。这种“芬兰问题”,也不限于芬兰,而遍及欧洲的许多国家。

  这就提出了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的问题:在民主社会中,种族文化单一、相对封闭的国家,特别是人口少的小国,比较容易塑造政治共识,大家比较信任政府、普遍接受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种族文化多元的开放社会,特别人口众多的大国,塑造政治共识困难,公民间建立互信互助关系不太容易,进而大家各守自己的钱包,不希望被政府拿走。人口众多的日本,维持高福利的一大原因,还在于是“单一民族”社会,大家互信互助比较容易。

  可惜,在西方社会,大家对种族问题过于敏感,对这个问题难以坦诚地讨论,实际上也阻碍了问题的解决。就欧洲而言,要避免“芬兰问题”,就要塑造“欧洲人”的认同。目前许多欧洲人已经把自己首先作为“欧洲人”,其次才是“法国人”、“德国人”。这样的进程持续下去,会有助于缔造政治共识。美国的问题,则在于增进种族互信,真正进入“后种族时代”。不过,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内部的多元文化整合还远未完成之际,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多元化,提高了文化整合的难度。

  由此想到了中国。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加大社会投资,建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福利制度的挑战。这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追求这样的政策目标,中国有着巨大的文化优势。中国的人口90%以上是汉族,许多少数民族也高度汉化。几千年的文明,塑造了文化上相当均质的人口。在这种同文同种中建立互信互助的关系相对容易。中国所缺少的,是公民民主参与的过程和制度保障。这使得人们不相信政府能够有效地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所以,怎样把社会保障问题从单纯的政府决策领域让渡到公共决策领域,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也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稳定的关键。

  作者是美国波士顿萨福克(Suffolk)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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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及其逻辑性

(2011-05-16)


  长期以来,有个共识:

  美国经济好,世界经济好,美国经济变差,世界经济变差。所谓美国打喷嚏,世界其他国家感冒。

  原因:美国是一个消费主导的国家,是世界其他国家主要的出口市场。同时,美国也是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产品主要的孕育地,每次美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的出现为前导的。就是所谓的科技革命导致经济的发展。

  其言不虚。

  这里,主要谈中国经济发展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逻辑性。

  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关系,是从没有多少关系或关系不大,逐步发展到有不少关系,关系紧密,到现在密不可分的。

  按照前面的说法,在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危机时,中国应该也出现经济危机。但是,很遗憾,中国没有出现经济危机。

  现在,美国仍没有从危机中走出,大家却在担心中国经济过热,在争论中国经济到底是要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问题。

  我们假设:

  1. 美国经济转好,那么,世界经济转好,中国经济是要转好还是转坏?按照前面的逻辑和普通的正常推理,中国经济应该从美国经济的好转中受益,从而加速发展。如果美国经济转坏,那么,中国经济要转坏,但又与目前的事实不符。

  2. 美国经济转好,世界经济转好,但是,只有中国经济变坏。逻辑在哪里?原因在哪里?

  3. 中国经济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内部发展的驱动力加上外部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使中国经济走在一种特殊的轨道,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以某种特定的逻辑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支持,但在这种支持趋软时,中国自身的发展需求完全可以取代外部不足的部分。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要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4. 中国经济本身存有很大问题。这是一直在叫喊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经济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以前,问题比现在大,麻烦比现在多,基础比现在差,能力比现在弱,内外环境比现在恶劣,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现在,问题不见得比以前大,麻烦不见得比以前多,能力比以前强,内外环境比以前好,中国经济是要变好还是变坏?

  一直有人叫唤中国经济要崩溃,我承认有这个可能。但我百思不得其解:找不到这个逻辑性。

  美国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在发展。

  美国经济变好,按理中国经济应该更好。

  可是有人总是说中国经济在未来的某个某个时间要崩溃,言之凿凿。

  我看未必。

  作者:龙梦麟,现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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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hursday, April 21, 2011 - 03: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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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健 张伯鑫 超级大垫场痛骂发改委 歪唱太平歌词 1

香港蘋果字幕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n94tAjX_X0&feature=related
未經剪接之原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37we-3IN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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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飞再说新中国外交:周恩来的大度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re8LRL4dVY&feature=related

袁腾飞再说新中国外交:喊口号即爱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ZjKV_QheI0&NR=1

袁腾飞再说新中国外交:魏蜀吴演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DHTWQAFdko&NR=1

袁腾飞再说新中国外交:"无辜"的日本人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salSawvHsU&NR=1

袁腾飞再说新中国外交:中美的死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tjJFbrDS1w&NR=1

大膽共產黨 竄改抗日歷史?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ZqA3Vx8gpM&NR=1&feature=fv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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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aturday, April 16, 2011 - 08:23 a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243

英语会衰落吗?

2010年12月29日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迈克尔•斯卡平克



e.jpg无论美国和英国面对怎样的不确定性,它们使用的语言仍主宰着这个世界。

任何一位科学家都得用英语发表其研究成果,否则就不可能扬名立万。当德国人与巴西人、或法国人与安哥拉人做生意时,他们或许还得使用英语。

高盛(Goldman Sachs)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7年前超过美国。然而,中国人压根就没坚持让世界掌握自己的语言,而是埋头苦学英语,每年新增约2000万会说英语的中国人。美国传媒集团沃尔特•迪斯尼公司(Walt Disney)在中国开设了专门针对儿童学习英语的连锁学校。

然而,与历史上的那些帝国一样,所有世界通用语最终都会没落。还没有哪种语言达到过英语这样的全球流行度,但某些语言也曾广泛用。欧洲的精英阶层曾用拉丁文来写作。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在其著作《最后的通用语言》(The Last Lingua Franca)中写道:公元100年时,希腊的演说家从西班牙游历到兴都库什地区(Hindu Kush),发现沿途各地使用的都是希腊语。

在这本旁征博引、引人入胜的著作中,奥斯特勒追根溯源了各种语言的兴衰,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谁会终结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英语的崛起,源于大英帝国的臣民在全球各地开疆拓土。而后,美国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国际一流的大学以及在科技与大众娱乐方面独领风骚的地位,进一步扩大了英语的影响力。

随着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主宰地位逐渐丧失,作为全球语言的英语能否躲过这一“劫”呢?我觉得,在我的读者在世之日,英语仍将是全球通用语言,原因就是学习语言既耗时又费力。如果真有另一种语言来承继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衣钵,成千上万的学子又得开始学习这门语言——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孩子眼下正在学习英语。

但奥斯特勒辩称,有些通用语言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就没落了。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德语从世界主要科技用语的神坛上跌落下来。直到 1910年,自然科学著作更多地是用德语、而非英语出版。到了20世纪中叶,德国的地位一落千丈。原因不仅是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也是因为,纳粹一上台,就开除了德国三分之一的教授——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其中许多人移居海外——主要移居到了美国、英国以及当时英国的托管地巴勒斯坦——这使英语成为了首要的科技用语。

这些属于特殊情况。拉丁语被各国广泛使用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大约2000年。19世纪时,中东欧地区仍有一些国家在民政管理方面使用拉丁语。

英语也会与拉丁语一样经久不衰吗?奥斯特勒指出,英语的流行根基并不牢固。据估计,在全球11亿用英语的人之中,大约71%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尽管英语广泛使用,但新增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却不多。学习通用语纯粹是出于实用目的。一旦需求发生变化,要学习的语言也会随之改变。随着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日趋密切,它们最终是否会诘问:为何相互间(印度与南非除外)使用的语言,并不是彼此的母语?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了这么多的资源,为何供应商不用普通话与其进行谈判呢?老话说得好:买东西的时候用自己的语言,卖东西的时候则用顾客的语言。

奥斯特勒接下来写道,虽然汉语在中非贸易中可能会用得越来越多,但在一个国家未晋身“帝国”之际,其语言成为全球通用语的情况尚未有所闻。相反,他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英语将成为最后的世界通用语。

通信革命是促成拉丁文衰落的根本原因。随着印刷术的兴起,刚建立起自信心的资产阶级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奥斯特勒表示,机器可能会给英语造成同样的影响。每人都说自己的母语,然后由电脑把它译成其它语言。

由于长期以来把电脑翻译视为一种最为稳靠的当代笑料,我本人对它持怀疑态度。诸位不妨读一下专门收集搞笑英语的onengrish.com网站上刊登的一则中国某超市中英文告示上使用的英语:“In case of dense smoke, use wet towel to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bend over to evacuate”。至少我们还能明白它想表达什么意思。奥斯特勒辩称,机器翻译正在改进,不过在对付细微语义差别和形象语言时的确还很吃力。

我们是否真能想象一下,将来的世界会是这番情景:大家都对着电脑讲话,而翻译出来的东西让对方一头雾水?这样说出来的话在翻译中也会有些“损耗”,但通过交换意见,双方能够消除误解。语言是人类交际的要素,交谈则是商业谈判的根本。我们无法预知明年会发生什么,但我猜想,应该不会出现太多表明英语日渐没落的证据。

译者/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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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will not stop talking unto nation in English

By Michael Skapinker

Whatever uncertainties the US and Britain face, their language still rules the world.

No scientist can flourish without publishing in English. When Germans trade with Brazilians, or Frenchmen with Angolans, they probably do so in English.

Goldman Sachs has predicted that China’s economy could overtake America’s by 2027. Yet, far from insisting that the world master their language, the Chinese are busily learning English, adding an estimated 20m speakers a year. Walt Disney, the US media group, has opened a chain of English-language schools for children in China.

Like empires, however, all lingua francas eventually fade. None has had English’s worldwide currency, but some have been very widespread. Europe’s elite once wrote in Latin. In 100AD, a Greek speaker could travel from Spain to the Hindu Kush, finding people who spoke his language all along the way, Nicholas Ostler writes in The Last Lingua Franca.

In this erudite, stimulating book, Ostler traces languages’ rise and fall and asks: what could end English’s rule? Its ascent began with the British empire’s planting of English speak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US extended the language’s reach with its economic and military might, its world-ranking universities and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echnology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

Can worldwide English survive an eclipse of US economic and military dominance? I suspect English will be the world’s lingua franca for as long as anyone reading these words is still alive, if only because learning a language is so difficult and time-consuming. If English is to have a successor as the world’s language, millions of schoolchildren need to start learning it – and, as we have seen, they are learning English.

Mr Ostler argues, however, that there are cases of lingua francas disappearing within a few decades.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is the collapse of German as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tific language. By 1910, more work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was published in German than in English. By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Germany’s position had collapsed. It was not just defeat in two world wars. When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they dismissed one- third of Germany’s professors – most of them Jewish. The emigration of many – primarily to the US, the UK and the then-British mandate of Palestine – ensured the primacy of English as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Those wer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Latin as a cross-border language lasted far longer: two millennia. It was still being used for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part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

Will English survive as long? Mr Ostler points out that its popularity is skin deep. Of the estimated 1.1bn who speak it, 71 per cent have it as their second language. For all its popularity, English is not acquiring many new native speakers. The decision to learn a lingua franca is pragmatic. If the need changes, so does the language. With the emerging economies increasingly trading with each other, will they eventually ask why they are talking in a language that – with the partial exceptions of India and South Africa – does not belong to them? With China buying so much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why are their suppliers not negotiating with them in Mandarin? As the old saw has it, you buy in your own language but you sell in your customer’s.

Mr Ostler writes that while Mandarin could be used more in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ere is no record of a language becoming a lingua franca without first being that of an empire. Instead, he offers a more radical proposition: English will be the last lingua franca.

What precipitated Latin’s decline was a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With printing’s rise, newly confident bourgeoisies began to write in their own languages. Mr Ostler says machines may do the same to English. Everyone will speak their own language and their computers will translate it into others’.

I am sceptical, having long regarded computer translation as one of the most reliable forms of contemporary comedy. Take the English section of this bilingual notice at a Chinese supermarket, featured onengrish.com, purveyor of entertaining English: “In case of dense smoke, use wet towel to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bend over to evacuate.” At least we know what they meant. Ostler argues that machine translation is improving, although it does struggle with nuance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Can we really imagine a world in which people speak into their computers and their opposite numbers puzzle at what comes out the other side? The spoken word also loses something in translation, but, through give and take, we can resolve misunderstandings. Speech is the essence of human interaction and conversation is at the root of business negotiation. We do not know what the next year will bring, but I suspect it will not include much evidence of English’s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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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490

英语气数已尽?

2010年11月12日

作者: 亨利•希金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最后的通用语言:巴别塔重现前的英语》(The Last Lingua Franca: English Until the Return of Babel):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著,Allen Lane出版,建议零售价:20英镑,313页。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老是沾沾自喜于它一枝独秀的地位,认为英语无法替代——如今它在商业界、科技界以及娱乐界独领风骚。然而,在《最后的通用语言:巴别塔重现前的英语》一书中,作者尼古拉斯•奥斯特勒对盎格鲁中心主义思想(Anglo-centrism)以及常见的目光短浅的狂热爱国主义情绪进行了大胆纠正。

作为濒危语言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主席的奥斯特勒(他是位英国人)在书中开篇就语出惊人:“当英语语言开始衰落时,将会是波澜不惊”。这里的关键字是“当”;奥斯特提出的不是什么没有把握的假设,而是大胆的论断。他的观点是,任何世界通用语从本质上说都应该是方便使用的语言,并且要不了多少时间,国际性的英语将不再方便使用,“会从神坛上跌落,没有任何仪式,也激不起多少哀怨”。

奥斯特勒向读者讲述了世界其它主要语言跌宕起伏的命运。事实说明每种语言的“唯我独尊”到最后均是不堪一击。拿波斯语来说,它差不多花了1000年才确立通用语的地位,但在短短的16年里就沦为了寻常语言。奥斯特勒说,如果我们臆想英语至高无上的地位会永远持续下去,就是犯了“失忆症”与“典型的想象力缺乏症”。

众所周知,如今英语就好比是“通往国际高管俱乐部(Executive Club)的入场券”。但是,怀疑论者指出:英语会让人联想起过去大英帝国大肆扩张的历史以及现在美国人在政治上到处指手画脚的爱好,这无疑会成为其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污点。

忧天者则断言,英语的大肆传播必将导致其最终的衰落:英语会朝各个方向发展演变,最终各种新变体相互之间会变得难以沟通理解。

奥斯特勒则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图景:在新的世界语言格局中,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巴西在经济上逐渐变得举足轻重,它们会发现即使不借助英语,同样能巩固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国际性的语言将不复存在,英语会重新成为寻常语言,只有英语发源国家与地区才会继续使用它,届时那些国家与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将不再举足轻重。

通常说来,持英语地位不稳论观点的人认为其它某种语言——西班牙语和汉语的可能性最大——最终将取而代之。但奥斯特勒的观点是:到2050年前后,世界将不再需要全球性的通用语言。从很大程度来说,这要归功于科技发展,比方说随着机器翻译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语言之间可以实现互通。

在阐述上述论点时,奥斯特勒展示出的博学多才令人敬佩。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几乎贯穿于全书始终。

正如奥斯特勒在2005年出版的鸿篇巨著《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Empires of the Word)中所展示的:他在多种文化与语言间游刃有余,总是让人拍案叫绝,无比信服。全书文笔简洁流畅,引人入胜,但也时不时出现一些专业性过强的篇章,成堆晦涩的概念与望而生畏的冗词赘句让读者不知所云。

这成了反对者反唇相讥的理由:看得出来,在他那些无忧无虑、只会说英语的同胞面前,通晓多种语言的奥斯特勒很是失意。我们应该坦然接受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最后的通用语》一书的基本观点就是文明的发展必将呈现多种语言齐头并进的态势。母语是英语的国民应该走出孤芳自赏式的固步自封。

奥斯特勒的论点说服力强、令人警醒。然而,他也给了我们某种有益的启迪:尽管如今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与同质化,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从地球消失,但很多独具特色的方言仍然顽强地存续着,而且借由这些方言,千姿百态的丰富传统、历史以及民族性格的细微差异均得以传承。

亨利•希金斯是《文字的秘密:揭密英语发迹史》(The Secret Life of Words: How English became English)一书的作者,该书由John Murray出版社出版。

译者/常和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490/en

The death of English

Henry Hitchings

The Last Lingua Franca: English Until the Return of Babel, by Nicholas Ostler, Allen Lane RRP £20, 313 pages

Peopl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English are apt to be complacent about its pre-eminence. English is seen as indomitable – ruling the worlds of business, science and entertainment. Yet in The Last Lingua Franca, Nicholas Ostler serves up a bold corrective to Anglo-centrism and its familiar flag-waving myopia.

Ostler, a Briton who chairs the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opens with the provocative statement that “the decline of English, when it begins, will not seem of great moment”. The key word here is “when”; Ostler is advancing not some tentative hypothesis, but a grand polemic. He maintains that any lingua franca is by its very nature a language of convenience, and that pretty soon international English will cease to be convenient and “will be dropped, without ceremony, and with little emotion”.

Ostl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fluctuating fortunes of other major world languages. In each case their majesty has proved fragile. For instance, the might of Persian, established over a period of almost a thousand years, was shaken to its foundations in just 16. If we imagine that the supremacy of English will endure forever, says Ostler, we are guilty of both “memory failure” and a “signal lack of imagination”.

Today, we’re told, English “offers an entry card to the world’s Executive Club”. But sceptics suggest that its prospects are tainted by its association with Britain’s exploitative past and America’s recent taste for political interventionism.

Worriers allege that the diffusion of English must lead to its break-up: it will develop in many directions, its various new forms in the end becoming mutually unintelligible.

Ostler contends that the future promise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a new linguistic world order, in which China, India, Russia and Brazil, increasingly dominant economically, will discover that they can secure their positions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without recourse to English. The international form of the language will evaporate, and English will revert to being spoken only in its native heartlands. Those heartlands will be less important politically and commercially.

Usually, anyone who argues that English’s position is insecure proposes that some other language – most likely Spanish or Mandarin Chinese – will supersede it. Yet Ostler takes the view that by around 2050 no global lingua franca will be needed. To a large extent, this will be thanks to technology, for example as improved machine translation will make more languages mutually accessible.

In articulating these arguments, Ostler demonstrates a formidable degree of erudition. There is scarcely a page of this book that does not contain some remark-able gobbet of information.

The way Ostler shuttl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ongues, as in his brilliant macro-history Empires of the Word (2005), is frequently jaw-dropping and never less than convincing. Yet while he writes with engaging crispness, at times the text becomes forbiddingly technical, and one can lose oneself in a thicket of thorny names and bristling verbiage.

This serves as a kind of rebuke: the polyglot Ostler is palpably frustrated by his blithely monoglot compatriots. We ought to be more comfortable among other languages. The fundamental contention of The Last Lingua Franca is that civilisation is growing more multilingual.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need jolting out of their self-satisfaction.

Ostler’s arguments are cogent and alarming. Yet he leaves us with a salutary thought: while the world can today seem flat and homogenous, and while a language dies out every fortnight, many distinct tongues persist, and in them survives a rich miscellany of traditions, histories and nuances of human character.

Henry Hitchings is author of ‘The Secret Life of Words: How English became

English’ (John Mu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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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录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从哪里来?

(2011-02-11)
● 张录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构成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等构成的“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随着国力日盛,王者欲归来的中国越来越发现,与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硬实力相比,其软实力已经成为阻碍帝国复兴的短板。如何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已经成为朝野关注的重大课题。有关打造软实力的国家和地方规划林林总总,从中央到地方大手笔的文化产业项目层出不穷,专家和草根意见和建议更是满天飞。但是,无论从发展思路,还是具体措施层面,这些规划或项目都缺乏触及本质的深度和力度。大投入和大跃进式的“文化GDP运动”可以缔造一时的繁荣,却无法带动中国软实力的实质性飞跃。

中国文化进步机制或已枯竭

  1962年美国学者卡尔逊(Rachel Carson)一部《寂静的春天》,引发了一场遍及全球、旷日持久的环境革命,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也就是说,在一个言论和思想自由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先知先觉就可以引领一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进步!

  但是在中国,在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惊叹,当下的中国几乎已经到了全民觉醒的程度,但是众所周知的错误却仍然在不断地被重复、被强化。也就是说,在一个言论和思想被控制的社会里,即使是全民觉醒也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的先知先觉就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在另一个社会中,即使是全民觉醒都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两种社会在文明进步速度上的差距,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这也是一个曾经雄霸世界上千年的中华帝国,为什么很快就被众多的后来者赶超,并被远远抛在脑后的重要原因。

  中国一直就有“智慧在民间的说法”。作为自古以来的人口大国,根本上就不缺乏智慧,缺乏的是选择“智慧”来引导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选优机制。现在看来,这种机制在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文化进步的动力,或许已经理所当然地枯竭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她却在)不断重复着过去的错误。一个缺乏进步机制的民族,一个不思长进的民族,在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自说自话形不成文化影响力

  言论和思想自由一直就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遥不可及的幻想。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环境正在发生逆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中国正在大步往回走,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近年来,中国政府以整治互联网的名义,不仅关闭了大量的黄赌毒网站,也关闭大量有价值的知识、意见网站,为数众多的意见和思想领袖失去了最后发声的渠道。中国政府终于从“不参与、不争论”耍赖似的被动应付,转向不计后果的主动出击(关闭网站、控制信息源等)。在中国,言论霸权已经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不仅屏蔽国外媒体和信息,而且通过控制国内信息传播,达到了让舆论“对立面”闭嘴的效果,“一边倒”和“自说自话”的文化与社会环境终于大功告成,文化发展陷入难解的困境。中国互联网和中国社会表面上已经变得越来越纯净,越来越符合官方立场,进而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言论一致”和“思想统一”的盛况。

  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中国境内“经济强大,全球敬仰”的自说自话甚嚣尘上;投资数百亿之后,中央媒体的宣传力也大为加强。如果因此就认为中国软实力可以稳步提升了,实在过于盲目乐观。殊不知一国的软实力一定要具有内部生发性,如果一厢情愿地坚持舆论宣传中充斥的逻辑谬误,那么,为富不仁的傲慢和胡搅蛮缠的宣传只能让人们心生厌恶,无助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同国家都有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形式等等,也都是典型的自说自话。没有人要求中国照搬西方的模式,更没有人肤浅到只追求民主形式,而不注重民主实质的地步。但是,至少在中国,作为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却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这绝对不符合现代民主的本质要求。如果非说这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甚至是创造性的“立体民主”,那可就真成了黑白颠倒了。

  说中国不给世界制造麻烦,外国人因此也没有理由对中国指手画脚,是一种关起门来打自家老婆孩子,街坊邻居无权干涉的逻辑,如果一旦成为决策者的行为逻辑,中国的未来将更加黯淡无光。

  政府对民间言论自由的限制,其后果必然是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一个没有思想自由创新的文化,只能靠浮躁和低级趣味的“自说自话”来营造虚假繁荣。这才是中国长期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创造不出与经济繁荣相匹配的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只是个美丽的泡沫

  时下,不断有盲目乐观的人鼓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人甚至鼓吹中华文明将成为世界文明的主宰。其实据我观察,中国大陆之文化进步受制于“民主”制度难以确立(在大陆,只要触及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实质问题,就跨入了禁区),以至于民智被封锁、思想被禁锢;而台湾文化进步虽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但却受制于两岸议题(台湾社会一触及两岸议题,就难以理性)。在中华文明复兴与繁荣方面,大陆和台湾都有难以逾越的“坎”。没有这两大主体的文化繁荣,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泡沫。

  中华文明是否能够成为未来世界文明的主流?这个问题其实是毫无悬念的。一个尚处于对抗人类“普适价值”阶段的文化,哪里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文明的主流。一个大国的崛起如果没有文化进步的支撑,只能是昙花一现。中国如果不在言论和思想自由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纸上谈兵、水中望月。我深感中国文化进步之无望,并且此局面也绝非一己之力所能逆转。

软实力来自良性竞争的文化与政治环境

  言论与思想自由本身就是一种优选机制,它可以形成有效的竞争性的文化发展环境。也只有在竞争性环境中,各种信息和言论中所包含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够像大浪淘沙一样被淘出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及文化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才是持续打造经济、社会、科技及文化国际竞争力的最关键的要素。

  但是说到底,一个社会中竞争性的文化环境,还需要竞争性的政治体制来保证。回眸台湾开放党禁、推进民主化进程之前,岛内主流媒体和学术主流忙于论证一党独裁和威权统治的现实合理性、民主虽好暂不适合台湾、党禁不宜开、民权不可放、新闻要管制等等的各色言论,这些当时的所谓主流舆论注定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谈。而今天,许多大陆学人精英依然在做同样的无用努力。当然其中的症结与台湾民主化之前没有区别,只有确立竞争性的政治体制,才有可能把缺乏担当的大陆知识分子,从唯唯诺诺的思想奴役中解救出来,成为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力量。

  这是一篇我早就想写,但一直没有写的文章。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话题过于沉重,甚至有可能摧毁翘首期盼中华民族复兴者的终极幻想,更无助于理想知识分子走出精神困境。今天提笔写这篇文章,只是因为,在我看来,当下的形势已经更不如前,中国文化进步的希望更加渺茫。以前抱有的暂时困难,终将云开雾散的幻想,已经基本破灭。写出来虽然痛苦,但至少也要能引起疗救的注意。

  作者是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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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dayszaman.com/news-228412-drifting-towards-the-rapids.html


Drifting towards the rap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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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December 2010, Wednesday / CHRIS PATTEN, TODAY’S ZAMAN


LONDON -- We are told that we live in anxious times, with lots to worry about and no more comforting certainty. But just how comfortable were all those past certainties, anyway?


I grew up in a world in which peace and stability were assured by the threat of global nuclear annihilation. My first term at university coincided wit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Communist East glowered over the Berlin Wall at the democratic and capitalist West. The two sides fought proxy wars in Africa and Asia. Tens of thousands died to hold democracy’s frontline in Vietnam, where foreigners now rush to invest their money. Hundreds of millions were shut out of global prosperity in China and India by the madness of Mao Zedong and the misguided socialism of the Congress Party.

Were those really better times? And what are the big problems today that should cause us to lose sleep?

Well, first and foremost, today’s problems are the result of past success. There are four times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than there were a hundred years ago, producing 40 times as much output and spewing 17 times as much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tmosphere. That is the existential issue confronting the world, to which our response remains hopelessly inadequate.

Second,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unusual position of having a global leader -- the United States -- that is also the world’s biggest debtor. If America had not in the past borrowed so much, the world would not have grown so fast. The US was more the world’s emporium than its imperium. But just think how different everything would look if America had a trade surplus and a more manageable level of domestic borrowing than the $14 trillion run-up in debt by credit card holders before 2007.

Third, as has always happened in the past, the world is trying with some difficulty to adjust to the arrival of a new and very big kid on the block. China has been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y for millennia, and until the mid-19th century it was the largest economy, too -- mainly because it had so many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That will soon be the case again, even though in terms of per capita wealth China ranks roughly 100th in the world, trailing Albania.

But China has re-emerged a big hitter, along with India -- whose population will soon be bigger and younger than China’s -- and Brazil. How do we cope with this growth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lout? While China may have started to throw a bit of its weight around -- for example, in its own neighborhood in pursuit of maritime reach and undersea oil -- the main threat that it poses is that the country falls apart, not that it continues to thrive.

Fourth, while all this has been happening, the institutions set up after World War II to create global rules and to preside over their implementation have lost much of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way and legitimac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no longer reflect the world’s power balance, and, even as the scale of problems common to all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share sovereignty to tackle them has diminishe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we badly need strong and wise leadership. Absent America, it is difficult to see where this is likely to come from. An intelligent president in Washington is hobbled by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makes it all but impossible to build a consensus for reform at home or decisive action abroad. Many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political opponents regard the notion of American leadership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 commitment to engagement and multilateralism as a form of un-American treachery.

For their part, America’s post-war partners in Europe, while still representing more than one-fifth of the world’s output, are obsessed with their own inadequate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save the currency that many of them share. It is not much good looking to the European Union for self-confident and concerted political initiativ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what of the emerging powers? China has taken huge advantage of the global marketplace created above all by the US. But it now challenges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America’s successful policy of a democratic and prosperous peace was based, and it has no alternative model to put in its place. Attempting to retain advantages for your exporters and to buy up commodities regardless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ce is a tactic for China, not a strategy for the world.

Nor is there any plan on offer from other emerging powers, though in time India may show growing alarm about China’s muscle flexing, and Brazil may question whether it has really been wise to cosset Venezuela and Cuba.

So who will contain Iran’s nuclear ambitions? Who will broker a Middle East peace? Who will prevent a global drift into currency wars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Who will ensure that the Canc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this December does not meet the same fate as last year’s Copenhagen summit? Who will add strength and moral authority to the task of rebuilding the failed and failing states that incubate so many of our problems, from terrorism to illicit drugs?

Yesterday was not as good as we remember it. But today lacks leadership, and tomorrow could be far more dangerous as a result. Meanwhile, we drift downstream seemingly oblivious to the looming peril of the rapids ahead.
*Chris Patten,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 and a former EU commissioner for external affairs, is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 Project Syndicat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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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1206.shtml

世界正漂向激流

[彭定康] (2010-12-06)

  我们被告知我们生活在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年代,需要操心的问题很多,让人感到安心的稳定性已不复存在。然而,过去的稳定性到底让我们感到多放心呢?

  我在一个由全球核毁灭威胁所带来的和平、稳定的世界里长大。我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恰逢古巴导弹危机。共产主义东德怒视柏林墙另一边的民主、资本主义西方。这两大阵营在非洲和亚洲发动了代理人战争。成千上万的人为捍卫民主在越南丧命,而它现在已成为外国人蜂拥而入的投资对象。毛泽东的疯狂和国大党误入歧途的社会主义,造成中国和印度数以亿计的人无法从全球繁荣受益。

  这些难道真的是昔日的美好时光?现在,让我们辗转反侧的大问题是什么?

人口、气候与债务问题

  首先,今天的问题是过往成功的结果。今天的世界人口是100年前的4倍,产值是过去的40倍,而排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则是过去的17倍。这就是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所采取的对策却远远不足。

  其次,我们身在一个不寻常的处境,我们的全球领袖美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如果美国过去没有借那么多债,世界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美国更像是世界的大商场,而不是世界的领导者。如果2007年前美国有贸易顺差和比14万亿较为容易处理的国内信用卡持卡人负债,那今天的情况将大为不同。

  第三,就像以往一样,世界正努力适应一个新和巨大的国家的崛起。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在19世纪中叶前也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主要原因是它有不计其数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情况很快又会和当时一样,即使按人均财富计算,中国目前在全世界只排名约第100位,还落在阿尔巴尼亚之后。

  重新崛起的大国也并非只是中国,另外还有印度和巴西——印度的总人口将很快比中国多和年轻。 面对这些不断成长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我们又有何对策?中国可能开始有点耀武扬威——比方说追求对周边海域和海底石油的控制。国家变得四分五裂而不是继续繁荣,是它所能带来的最大威胁。

  第四,在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同时,二战后成立来制定全球规则及确保它们的实施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政治、经济影响力及合法性。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再也不能反映世界的势力平衡,而即使各国面对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它们合力解决问题的意愿却越来越弱。

世界切需坚强明智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坚强和明智的领导。除了美国,很难想象谁还能扮演这一角色。美国现任总统虽然具备了智慧,却受到政治体系的束缚,让对国内改革或国外的决定性行动达成共识变成不可能的任务。奥巴马的很多政敌把美国对国际机构的领导,和对积极参与多边主义的承诺,视为一种非美国的背叛行为。

  美国二战后在欧洲的伙伴虽然仍占世界总产值的五分之一,但却被努力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和挽救共同货币的问题困扰。期待欧盟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自信和一致的政治行动恐怕并不实际。

  而新崛起的大国呢?中国从主要由美国一手制造的全球市场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它现在对造就美国民主、繁荣及和平的成功政策提出挑战,却又拿不出能够取而代之的模式。力求保住出口企业的优势和不顾政治和经济代价大量和快速购买资源是中国,而不是世界各国的战略。

  其他新兴国家同样没有任何计划,虽然印度迟早会对中国展现实力的行为越来越警惕,而巴西则可能最终置疑是否真有必要照顾委内瑞拉和古巴。

  那么谁能遏制伊朗的核抱负?谁能调停中东和平?谁能阻止全球陷入货币战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漩涡?谁能确保这个月坎昆的气候变化会议不会和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遭遇同样的命运?谁能为酝酿从恐怖主义到非法贩毒等多种问题的失败和走向失败国家的重建任务出力并树立道德典范?

  昨天并不像我们回忆中那般美好。但如果今天缺乏领导,明天的危险性将会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我们正顺流飘浮,似乎对前方激流的危险视若无睹。

作者Chris Patten是英国最后一任香港总督,曾任欧盟外交委员会专员,现为牛津大学名誉校长。

英文原题:Drifting Towards the Rapid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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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hursday, August 19, 2010 - 04: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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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业的缺点

【岭南悟索】

杨永欣 (2010-08-19)

  上周到著名的安徽黄山游玩,之后顺道前往附近的浙江千岛湖观光。

  千岛湖是1959年为建造新安江水电站而筑坝蓄水形成的人工湖,面积573平方公里,湖中拥有形态各异的大小岛屿1078座,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从黄山市区出发,必须先乘坐约一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千岛湖岸边的安徽深度码头。从深度码头上旅游观光船,还得乘坐约三小时半,才能到达千岛湖的主要景区。

  千岛湖景色秀丽,而在梅峰岛上的山峰上远望千岛湖的全景,更是让人难忘的一幕。

  可惜,千岛湖的旅游硬件却没有其景色出色。从深度码头到千岛湖主要景区的旅游观光船全程没有空调,在39摄氏度的夏天高温下,要游客坐在有如烤箱的船舱里相当“没人性”,而到了中午时分,很多男性游客干脆脱掉了上衣,大伙儿的脾气也变差,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起口角冲突。

  据了解,从深度码头始发的旅游观光船,普通船舱都没有空调,除非你包下观光船二楼的空调包厢,但包厢一般较大,对于散团游客没有经济效益。

  到了千岛湖主要景区,发现从浙江始发的旅游观光船普通船舱都有空调。向导游了解后得知,浙江旅游局有个规定,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时,观光船就必须开空调,不过,这个规定只限浙江始发的观光船。此外,即便气温不在35摄氏度以上,到了夏天,浙江的旅游观光船一般也会“自发”开空调。

  导游解释说,安徽是比较穷的省,所以旅游观光船没空调“很正常”;若得开空调,船票就必须涨价,而很多游客不愿支付。

  导游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从安徽始发的旅游观光船没有空调的问题,我认为最终还是得归结于旅游业的过度激烈竞争。在深度码头岸边有很多艘“个体户” 旅游观光船,为了争客,它们纷纷削价,而削价到了极限,就得在各方面削减成本,包括关掉空调。相信浙江的情况过去也一样,只不过浙江旅游局采取了人性化的管制措施,解决了旅游业竞争过度激烈所引发的问题,也不致于让众多到千岛湖旅游的外国游客觉得中国旅游业的素质太低。

  安徽旅游管理局或许也应该采取同样的管制措施,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在船舱里呆三个小时半的确非常难受。此外,从黄山前往千岛湖的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多,让他们体验这种“高温船”,只会让他们对中国留下负面印象。

  即便开了空调,船票的价格也不会上涨太多,顶多每张多一两元(人民币,约0.2至0.4新元)。很多中国游客其实贪小便宜,总以为越便宜越好,但问题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买便宜的东西必定得付出代价,以安徽的旅游观光船为例,被牺牲的是舒适度和美好的度假心情。

  谈及贪小便宜,也可回顾近期香港女导游李巧珍谩骂大陆游客的事件。“阿珍”因为所带的大陆团团员在香港购物店的消费不足,结果对他们破口大骂。骂人的情况被其中一名团员拍摄下来放上网,引发热议。

  尽管对“阿珍”的行为和专业操守无法苟同,但前往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若旅游配套价格超低,甚至是“零团费”的,就应该预料当中必定有陷阱,更得有购物的准备,毕竟旅行社和导游都得赚钱生存。

  之所以出现超低价,甚至“零团费”的旅游团,是因为大多中国游客仍存在着越便宜越好的心理,而在竞争激烈的旅游业里,旅行社只好配合,相互削价,然后靠进购物店、参观额外景点来—变相—赚钱。

  无论是安徽的无空调旅游观光船,还是前往香港的超低价和“零团费”旅游团,根据经济理论上都属市场不完美(market imperfection)现象。要解决这种现象,有关当局的干预是必要的,浙江旅游局35摄氏度以上就必须开空调的规定是个好例子。有关当局也可考虑推出一些禁止旅行社进行价格竞争的措施,这样一来,旅行社之间就会通过服务或其他领域竞争,这才是健康的。

  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富裕,出外旅游的人也会增加,而在这群人的旅游心态未成熟之前,当局的干预是必要的。将来中国游客的旅游心态成熟时,他们会自觉最便宜的旅游项目未必最好,届时,即便没有干预政策,单靠削价竞争的旅行社也会混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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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hursday, July 08, 2010 - 12:07 am:   

http://chinese.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7/08/20100708000018.html


一台iPhone4苹果挣360美元,中国呢?

拆解iPhone4看成本组合

朝鲜日报驻纽约特派记者 朴宗世 (2010.07.08 12:32 /更正 2010.07.08 14:14)


苹果公司的新款智能手机iPhone4在手机市场上独占鳌头。虽说产品由苹果公司设计,但核心元件产自韩国等国,组装则由劳动成本较低的中国完成,因此不仅仅是美国的产品。《纽约时报》7月6日依据硅谷市场调查机构iSuppli的资料,对iPhone4的供应链进行了解剖,结果至少在元件方面,韩国企业大获全胜。

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的材料成本是187.51美元。其中,约有80美元的材料是韩国三星电子和LG电子的产品。也就是说,三星电子和LG电子两家企业在iPhone4材料成本中所占比重为43%.苹果公司总裁史蒂夫-乔布斯高度称赞的iPhone4视网膜显示屏,这由LG电子供货,价格为28.5美元。三星电子是iPhone4产品元件供应方面获益最多的企业。三星电子为iPhone4提供27美元的闪存芯片、10.75美元的应用软件处理器(苹果公司设计)、13.8美元的DRAM等。三星电子推出智能手机Galaxy S与iPhone4展开激烈的正面交锋,但从不公开批评iPhone产品,就是因为这种利害关系。

再加上三星SDI提供的5.8美元的电池、三星电气提供的多层陶瓷电容(MLCC)、中小企业Amotech提供的手机内部防静电器件(贴片压敏电阻器)、Interflex公司提供的软性电路板等,韩国产元件的比重约占iPhone4手机材料成本的一半。

《纽约时报》还介绍说,德国通过芯片制造商英飞凌(Infineon)科技公司和Dialog提供了16.08美元的收发器,美国通过博通 (Broadcom)、英特尔、德克萨斯州仪器公司提供了14.63美元的无线整合芯片、触屏控制器等,日本通过AKM提供了0.7美元的电子指南针等。

而将这些元件进行组装的富士康等中国组装企业,则只得到每台6.54美元的酬劳。该数值仅仅是iPhone4材料成本的3.5%.iSuppli公司分析师艾萨克-王表示:“公司内部认为富士康的劳动密集型模式将无法持续。”

在向韩国、德国等支付零件货款,向中国支付组装费用以后,苹果公司在每台iPhone4上足足获利360美元。也就是说,iPhone4的销售利润约为 60%.中国的劳动成本提高后,在中国生产产品的韩国企业因成本压力而失去利润,但对于创造巨大利润、拥有强大的定价实力的苹果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业内人士认为,iPhone4在产品价格曲线中,明显呈现了“微笑曲线”,即,发挥品牌和营销实力的前端和后端创造了更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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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lx100520c.shtml


热烈祝贺北大清华沦为亚洲二流

(2010-05-20)

  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近日公布了 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这份在业内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榜单引来中国网民的热议。人们惊讶地发现,代表中国高等教育最高水平的两所高校——北大和清华分列第12和第16。位列“榜眼”和“探花”之席的是中国香港的两所大学,而日本以57所大学的绝对数量,称霸于前200强。一时间,国内许多媒体惊呼:与中国香港、日本等地高校相比,北大、清华沦为亚洲二流!(5月18日人民网) http://learning.sohu.com/20100518/n27218 5144.shtml

  高校排名一直是国内很多高校热衷的一项游戏,高校为了在排名榜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甚至连“排名赞助费”都用上了。五花八门的高校排名时不时地把国内一些高校推到世界15、17的位置,一些高校也痴人说梦般地夸口几年后建成世界一流高校。今日北大、清华的亚洲二流现实让人如梦方醒,我们离世界一流差的太远太远了!

  大学是从事研究工作、培育人才的地方。一流的大学更是能够汇集国际知名学者、能够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能够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地方。蔡元培先生曾用简短的三条基本原则阐述过什么是现代大学: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就要做现代大学。反观国内的高校,由学术圣地变成了教育行政系统的分支部门。教授不再钻研学术,而是热衷做官,几十人争抢一个处长的位子。他们争抢官位不是要给教授创造出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环境,而是为了钱财。因为即使在北大的法学院,一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工作人员的绩效工资都有可能比教授的还要高。大学更无法自治,从授课内容到教师的聘用,一切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决定。一街之隔的香港为什么能有两所学校位列“榜眼”和“探花 ”之席呢?知名评论员何亮亮前不久撰文说,中国的各级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官场化,已经成为创新与培养优秀人才的障碍。而香港的学校基本不会受到行政的干预。少了行政的干预,思想和学术的自由自然就没有了约束。

  教育是一项长远的投入,一流的大学不是五年、十年就能建成的。可目前社会政治的大环境渴求的政绩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大学也变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不能靠质量获得认可,只有在数量上滥竽充数。清华虽有论文的数量在高校中名列前茅,可在论文援引量上甚至进不了亚洲前100名。一个钱学森之问就能让国内所有高校汗颜。如此可见,北大清华这次排名亚洲12和16也有泡沫繁荣的功劳,没有那些垃圾论文的支撑,它们不知还要沦落到多少。

  大国的崛起需要教育做基础,教育是否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志就是有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不是吹出来的,不是垃圾论文堆起来的。这次北大、清华的亚洲二流应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让我们真正认清了自己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只有认清了差距,找准了位置,才能朝一流大学的方向迈出脚步。

  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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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hursday, March 04, 2010 - 11:0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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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Wednesday, February 24, 2010 - 11:29 am:   

京范儿
  拼音:fan er
  常用拼写:faner
  北京话"范儿"就是"劲头""派头"的意思,就是指在外貌、行为、或是在某种风格中特别不错的意思,有点相近于“气质”、“有情调”的意思,来源: 北京方言。
  “范儿”,就是派头儿、做派的意思。
  “范儿”来自天赋,后天勤奋。
  “范儿”的定义表述起来很抽象,决定于每个人的直觉和感官,是同个人真实有关,外表和内心同时都挂上一点综合之后的真实表现。不加粉饰的突出自我个性,甚至夸张得强化这个性。他(她)天生自然生成的优点加后天一丝清醒的刻意,凸现了个人特质,有着表里一致的完整感和自信力。



http://www.zaobao.com/photoweb/pages1/man100224.shtml

“最有范儿”乞丐犀利哥受到网友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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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24)

被网友誉为“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的乞丐犀利哥。

  “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碴子,神乎奇迹的头发,还有那杂乱的头发,都深深的迷住了我。”近日一个很火的乞丐网贴突然在网络上走红,帖内叙述的是一个被网友誉为“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的乞丐。因为他放荡不羁、不伦不类的感觉以及那原始版的“混搭”潮流,给人们潮流视觉眼前一亮,被网友开始追捧,并加以“人肉搜索”。

网友惊呼:这个乞丐“很有范”

  昨日,记者在天涯论坛看到到了一个名为《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帅到刺瞎你的狗眼!求亲们人肉详细资料》的帖子,因为贴中乞丐放荡不羁、不伦不类的感觉以及那原始版的“混搭”潮流,给人们潮流视觉眼前一亮,被网友开始追捧,并加以“人肉搜索”。还有网友恶搞评论:欧美粗线条搭配中有着日泛儿的细腻,绝对日本混搭风格,绝对不输藤原浩之流。发型是日本最流行的牛郎发型。外着中古店淘来的二手衣服搭配LV最新款的纸袋。绝对谙熟混搭之道,从视觉色彩搭配上讲,腰带绝对是画龙点睛之笔。然而这根腰带绝非那些上班族小白领所得承受得起的,全球限量发行的GUCCIxclot混色系腰带,只有那些敢于为潮流献身的人才能懂得。不禁有网友说:“这个乞丐太有范了”。

是“如此矛盾的存在”还是炒作?

  由于贴中乞丐的举止太过惊世骇俗,有些人甚至质疑是否是真的乞丐。网友街头湿人在帖子中自称这是很真实的一张照片,因为没有PS痕迹,街头的背景又说明了这就是一次偶然的抓拍,那苍老黝黑的手,证明了犀利哥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乞丐,不是模特或者演员。(来源:互联网)

(编辑:罗婉菁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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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February 02, 2010 - 08:48 a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0913153.html


温家宝:国务院参事室要独立思考敢讲真话

2010年02月02日15:22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2月2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2009年11月11日,是国务院参事室成立 6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纪念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表示,要提倡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精神,把政府参事室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政府咨询机构。

  以下为温家宝讲话全文:

  今年11月11日,是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今天,我们请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以及各地参事室主任到中南海来,开个座谈会,请大家围绕政府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很有意义。

  政府参事制度的建立,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作出的政治决策,是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于政权建设的伟大创举。60年来,广大政府参事以对国家和人民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深入调查研究,谋善举、献良策,为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参事们呕心沥血、卓有成效的工作,党和政府是满意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历届政府参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在座的各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全国政府参事室机关工作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

  11月2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这标志着政府参事工作迈入了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今年1月16日,也是在这里,我曾就重视和发挥政府参事、文史馆馆员的作用提了三条要求。令人高兴的是,今年以来,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的工作更加活跃,建言献策的质量明显提高。《政府参事工作条例》的公布,为政府参事工作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相信,随着条例的实施,政府参事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咨询机构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目前,在我国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有很多,政府参事室确有自己的鲜明特点。政府参事室不仅具有调查研究、建言献策的决策咨询职责,而且具有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民主监督职能。我们希望把政府参事室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政府咨询机构。我想围绕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第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研究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进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得益于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得益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如果没有30多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不可能有农村的大包干和尔后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那么我们还可能走不出短缺经济时代,甚至仍要经受温饱问题的煎熬。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果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如果不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那么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会寸步难行。毫无疑问,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冷静思考我国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冷静思考我们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冷静思考我们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在一个快速发展、剧烈变动的社会里,尤其需要潜心研究、冷静思考的人。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人时常思考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远问题、战略问题。参事、馆员们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身份超脱,我希望大家深入思考人类的未来、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今天座谈会上,几位参事、馆员的发言,就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从理念和对策上提出了真知灼见,对我们很有启发。我曾经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这两条,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我希望参事室对涉及中国科学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有深度的调查研究。

    第二,要倡导求真务实、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作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不可缺少,而作用于感官的直接体验真实、生动、鲜活,尤为可贵。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在媒体资讯和信息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亲自动手、解剖麻雀,对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调查研究存在的弊端:一是作风浮躁,了解的情况不够真实、不够全面;二是缺乏思考,调查中开动脑筋不够。这两者,说到底有个社会责任心问题,是否对人民真正负责的问题。近几年来,我看过一些参事、馆员的建议,资料翔实,观点鲜明,有可操作性,看得出是在用心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想强调的是,参事、馆员搞调查研究是有优势的,要创造条件,把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要把调查得来的材料同对国情认识和国际观察结合起来,同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结合起来,做到反映的情况是原汁原味的,提出的观点是高瞻远瞩的。有了高水平的调查研究,才能高水平地咨询国是。我希望国务院参事室在转变调查研究作风方面作出表率。

    第三,要提倡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精神。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陈寅恪先生说过,学术研究的精髓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反对人云亦云、照抄照转。参事室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在建言献策方面,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鼓励说真话、讲实情,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当前,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包容和宽松的环境,使人们能够独立思考,敢讲真话。有些真话,虽然领导不爱听,但确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真理。领导者应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去除思维定势,包容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春秋时代,齐威王为听真话,曾颁布命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结果齐国大治。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尚能如此,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做得更好。现在,我们实行政务公开,政府有关工作和行政法规经常上网公开征求意见,其目的就是要直接听取广大群众的批评和建议,集中民智,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好。我曾经在多种场合讲过,要敢于独立思考,敢讲真话,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我希望,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在政府参事室能够成为一种风气。

    第四,要具有全球视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今天,我们研究和解决国内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只就国内论国内,而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我们学习和吸纳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已经没有争论了;而在社会领域如何解放思想、博采众长,仍然是一个有待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和舆论监督问题等,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遇到过,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他们已经成功的东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和否定;他们曾经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能重复;他们曾经付出的“学费”,我们不能再交。只有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政府参事们参政议政、咨询国是,应该有这样开放的胸怀和视野。国务院参事室已开始同外国政府咨询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这件事要办下去,办出成效。

  当前我们国家的发展势头,总的来说是很好的。尽管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去克服和应对。今天我讲上面这篇话,就是表明党和政府对参事、馆员有一份很高的信任和期待。希望大家不负重托,恪尽职守,群策群力,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原载2010年第1 期《学习与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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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hursday, January 21, 2010 - 06:24 pm: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us100121c.shtml


女人是老虎?谷歌是猛兽?

(2010-01-21)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待: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因为这样的老虎“会吃人”。小和尚回山后,老和尚问:在山下遇见老虎,你避开了吗?小和尚说:师父,我怎么觉得只有那“老虎”最可爱?

  这个故事真够耐人寻味。小和尚既已下过山,遇见过“老虎”,并且还自然而然感到了只有那“老虎”最可爱,那么,老和尚从今往后再恐吓说 “女人是老虎”,不管你是出于何种目的(方便自己掌控还是真心爱护?),恐怕小和尚即便嘴里不嘀咕,心里也已不会再买账。此后的类似恐吓,对“见过世面” 的小和尚来说,已经太迟了。

  把这个故事比照于我们的社会生活,那便是,一个社会一旦开放之后,要再企图让充分“见过世面”、“尝过甜头”的人们重新回复封闭愚昧状态,恐怕已经太迟了,再不会有人愿意买账了——

  在如今互联网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再拿所谓的“网络黑社会”来吓人,已经太迟了。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开放让人如此的惊喜与欢呼。虽然总有一些人不断抨击互联网的危害,虽然总有人为了方便自己掌控互联网而不断编制各种借口,但互联网的普及,已经让绝大多数网民感受到,互联网信息自由流通、尽量开放所带来的利,远远大于弊。生活、工作、生产经营方面就不用说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民意表达与诉求渠道严重阻塞的地方,互联网所起的重大作用更让人感奋。从孙志刚案,到陕西假虎照、央视假羚羊照,到重庆“钉子户”、云南“躲猫猫”、湖北邓玉娇、上海“钓鱼执法”等等,事实充分证明了网络对于开放信息、开启民智,揭露丑恶、弘扬正义,推进国家文明进步等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互联网的自由与开放不是“老虎”,它即使被某些人称为“老虎”,并无限留恋 “没有互联网的日子多好”,但在广大的普通网民看来,它也是“可爱”的“老虎”。对于尝到互联网好处的广大普通网民来说,不管你如何用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掌控之企图,不管你如何断章取义借用什么电视节目来捏造出一个“网络黑社会”,不管你采取什么漂亮借口整肃、封锁,推行什么“绿霸”,人们还是能一眼就看穿你的卑劣目的。

  如今再不择手段企图压服谷歌、打击力图“不作恶”的谷歌,也已经太迟了。谷歌强大而独特的搜索功能,让中国网民们充分领略到了从未有过的信息自由开放带来的便利和快乐——虽然她的功能也已经受到某些野蛮的阉割。你对谷歌一下手,马上就会有人出来揭穿你的卑劣伎俩。不管是利用谷歌的联想词搜索功能,发动卑鄙的“wu毛”暗中大量输入“色情词组”以构陷,还是将自己的实习生冒充采访对象以“控诉”“心神不宁”,或是再让国内一些三流五流 “作家”号称自己版权被“侵犯”以向谷歌找碴,都被网民们的火眼金睛一一识破。某些学者气势汹汹的责问“谷歌到底想干什么”“谷歌,你想吓唬谁”,也并没有多少网民真正认同。有头脑的网民们早已把谷歌看作是可爱的“老虎”,谷歌总部门前的“非法鲜花”以及“非法鲜花”一词的迅速走红所展示的支持,就是明明白白的民意。

  如今再将“西方那一套” 吓唬说是洪水猛兽、“祸乱根源”,也已经太迟了。“西方那一套”固然不十全十美,但三十年的开放已让人们越来越看清“那一套”更多的可爱之处。起码的, “那一套”能让民众自由表达、公平博弈,“那一套”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那一套”尊重文明规则、遵守文明底线。而且,就是我们那些口口声声“坚决反对”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士,也毫不犹豫地尽量把自己的财产和家人往西方转移,享受“那一套”的保护。何况,纵观当今世界,凡是发达文明的国家,全都是搞的“西方那一套”,而搞“XX”“这一套”的,没有一个国家称得上文明先进。

  如今动不动就给人家戴上“敌对势力”“企图颠覆”的帽子,也已经太迟了。太多的历史与现实教训,加上三十年开放带给我们的眼光与胸怀的拓展,让我们对某些人用以吓唬人的“敌对势力”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右派”、“走资派”、“卖国贼”、“反革命”等等“敌对势力”,有的还被残酷无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但历史最终证明,正是他们才是最具理性最有理想最有担当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思想先驱、行动先驱。当年文革结束后,正是邓胡赵万那一批老革命家对“文革”那一套荒唐理论与做法的勇于“颠覆”,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局面。历史证明这一“颠覆”,顺应了历史潮流,正为国家民族进步所必须。上世纪严词批判的外部“垂死没落的资本主义”等“敌对势力”,最终却我们知道,正是他们在引领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绝大多数如今更成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正是偏居台湾一隅的“敌对势力”,如今走进了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民主宪政新时代……

  时下某些人所指称的“敌对势力”真是“老虎”吗?如真是,那为何不把他们的名字、面容、声音、“罪恶主张”直接公之于世,以让人民群众更清楚地彻底看穿他们的“狰狞面目”、“罪恶用心”?难道广大民众都没有分辨能力,所以只能“委托”某少数人“代表”并为大家“把关”?

  ……

  下过山看见过女人的小和尚,觉得女人即便是“老虎”仍很可爱,而且还悄悄闯进心里来,这体现的是真实的基本人性。对此,老和尚唯一能做的正确选择是,坦然向小和尚解释,“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女人生的,人类的繁衍生息离不开女人。小和尚要坚守清规戒律,靠的只能是自己对佛家事业的真正理解与坚定信念。如果小和尚动了凡心,如果老和尚的理论没能留得住小和尚的心,那就大度地放他走人还俗。靠欺骗以“留人”,从根本上说,是非人道的,也是违背佛家“不打诳语”的原则的。

  同理,对于经历过开放,开拓了眼界与心胸的广大网民,我们唯一能做的正确选择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扩大开放。柏林墙倒塌后20年来的历史发展,让人们越来越看清,“柏林墙”其实也是一道试金石。竖立28年的柏林墙,用粗暴野蛮的手段,封锁外部信息,封闭人民眼光,钳制人民思想,隔绝国民的对外联系,以维护围墙之内专制黑暗严酷的统治,并制造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任何需要柏林墙隔离以保护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理论,什么制度,什么组织,都是罪恶的,都应该被历史彻底唾弃。任何推倒柏林墙的努力,不管它是呼吁,是诅咒,是行动,都可敬可佩。任何对柏林墙倒塌竭力阻止,过后又遗恨不尽、惺惺相惜,极力赞颂柏林墙之效用者,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绊脚石,都是人民公敌!同理,需不需要对自己的人民建立信息的“柏林墙”以“保护”,也是一切理论、一切组织、一切制度、一切文化是否真正先进的试金石!

  老和尚如果刻意要对小和尚用“女人是老虎”欺骗、吓唬,成熟、觉醒的小和尚会不会私自“翻墙”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经历过开放带来的自由、便利、快乐的广大网民,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翻墙”!

  极力阻止开放脚步的人士可能拖延国家与民族进步的速度,但历史将再次证明,没有人能从根本上阻止前进的脚步,并且,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也很可能必须为自己的愚蠢顽固付出必要的代价。

  最后衷心希望,我们的国家能排除那些愚蠢顽固的阻力,在邓胡赵万等前辈开创的改革开放基础上更进一步。开放带来进步,赢得主动,封闭带来落后,永远被动。这是中外历史特别是近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的基本道理!

  温州 林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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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December 08, 2009 - 10:04 am: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 1401+112009120800413,00.html


國際專欄-你是左派還是右派

2009-12-08
中國時報

 從今年十月一日起,南韓首爾的地鐵站開始實施行人靠右側通行的措施,首爾市政府交通單位認為,「現在機場出入口和人行道都是按照右側通行設計,如果行人能靠右側通行,則步行速度將加快一.二至一.七倍。」

 首爾計畫將一六三個地鐵站中設置的一一○九座自動扶梯的行進方向,從左側改為右側。配合這項新政策,包括前往地鐵剪票口、指示換乘方向的導向標識,都必須跟著調整,左側通行習慣已有一甲子的首爾,即將展開「向右看」的全民運動。

 不過,南韓原本不是左側通行,根據一九○五年十二月大韓帝國警務廳發布的命令,當時的行人、車馬通行原則其實都是右側通行,直到一九一○年日本帝國併吞朝鮮半島之後,才全面被迫更改為左側通行。

 二戰後獨立的南韓,車輛早已改回靠右行駛,但行人靠左側步行的習慣卻保留至今,以南韓強悍的民族性,很難想像為何沒拋棄這個殖民統治的遺產。可以解釋「車改人不改」的現象,或許是生活作息根深蒂固使然,儘管日本自己也在二戰敗後,因美國佔領軍的要求而改採右側步行。

 據說,當年美軍是要求日本採用右側車行,但日本以改造車輛及相關公共設施花費過高為由婉拒此議,雙方最後妥協達成步行方式由左變右的結論,至於說服彼此的理由是「安全」。因為車輛既然是靠左側行駛,那麼路人由右側步行之後,等於車和人是面對面通行,如此一來,人車之間即可因面對面而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其實,初抵東京的外國人,可能會感受到日本似乎是一個習慣以左邊為優先的國家,譬如,開車靠左邊、搭電扶梯站左側、坐巴士車門在左方。尤其是當你要過馬路時,得先換個腦袋思考,注意右邊有無來車,而不是我們習慣觀看的左邊方向。

 全世界的交通規則及車行制度,大抵上可以區分為左、右兩派,靠左而行的就是以英國為首的大英國協成員(如印度、澳洲、紐西蘭、南非)及日本、泰國等君主立憲國家。靠右而行的則有美國、中國、巴西、俄羅斯及歐洲的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家。藉由殖民統治之便,將自身制度往殖民地移植,東西雙方自古皆然,但比較令人好奇的是,左、右兩派充滿歷史考究的緣起。

 日本、英國盛行「左派」,與武士、騎士的佩劍習慣有關,這是因為他們將武士刀、長劍佩戴左側,以利右手揮舞作戰,而且為了避免刀鞘相撞、發生衝突,靠左邊而行,也成了保護自己的必要。但是法國大革命時,受壓迫的農民將靠左行視為權貴,遂改以靠右行區隔敵我,拿破崙征服歐洲後在佔領地大為推廣,讓法國成為人車通行的「右派」之始。

 話說回來,在日本也有左、右派之分,就像關東和關西的腔調南轅北轍一樣,東京與大阪兩個城市搭電扶梯的習慣,也是涇渭分明。在東京必須靠左側站,來到大阪正好相反,與台北相同得靠右而立。對許多初來乍到的旅客而言,簡直是一國兩制;後來再仔細咀嚼,發覺東京與大阪的差異,不只有巨人與阪神,還有穿著、性格、飲食文化及城市風貌。

 東京地鐵和紐約地鐵並稱為全世界最忙碌的兩大地鐵網,新宿車站每日乘客流量人數超過百萬,要在宛如迷宮般的地鐵中穿梭,掌握方向感是一大學問。我在東京當一個過客時,對於複雜如蜘蛛網絡的地鐵,常有不知東西南北的疑惑,甚至即使在每日上下班必經的人形町,都還曾有過迷蹤記,唯一不會忘記的便是「搭地鐵要靠左」這件事。

 首爾地鐵裡的通行決定自左變右,不僅讓我想起韓國的殖民史,也連帶促使我思考有過被殖民經驗的台灣。由於強迫靠左通行是日本的殖民政策,使得日據時代的台灣,在人車通行上也無可倖免地淪為「左派」,現在台灣鐵路之所以靠左側鐵軌行駛,即是沿襲當時的鐵路設計。

 擺脫殖民統治後的台灣,人民生活跟著美援走,交通行進的方向也向右看齊,但價廉物美的日本車,卻是多數國人的最愛,豐田、日產、本田滿街跑,就連高鐵都是日本新幹線的孿生兄弟。有些朋友經常在爭論,台灣究竟有沒有左派、右派的問題,我自己倒是覺得,依台灣的歷史、文化發展經驗,都快要成為「左右共治」之地了,所謂左派、右派,有那麼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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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11051401+112009120800411,00.html,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120800411,00.html

擺盪於政治與歷史之間

* 2009-12-08
* 中國時報
* 【尤怡文】

歷史,從來就不只是事實的還原,而是對已發生事實的一種詮釋觀點,而這觀點的取捨,往往映射了當下的政治意圖,於是隨著時間、相對權力的推移,詮釋觀點也將出現位移。

 日昨,於中研究院近史所有一場精彩的歷史電影座談會─《建國大業》。在近代史學者們的導聆下,不但完整地補充了歷史背景,更讀出了這部政治宣傳大片所隱含的歷史寓意。

 無疑地,這是部政治宣傳味十足的電影,從劇情的安排到選角,無一不是政治考量,然正因其製作過程的高度政治性,讓我們得以從這部歷史劇中嗅聞出政治風向。歷史,從來就不只是事實的還原,而是對已發生事實的一種詮釋觀點,而這觀點的取捨,往往映射了當下的政治意圖,於是隨著時間、相對權力的推移,詮釋觀點也將出現位移。是以,這部電影更大的意義不在於它偏離了哪些史實,而在於它的詮釋觀點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

 在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從歷史舞台中央憑空蒸發,如江青;有些人則在獲得平反後重現舞台,如林彪;有些人則被加重了戲分,如張瀾;還有些人則從暴虐的獨裁者形象,轉化成猶如李後主般的失敗者身影,淒情蒼涼─蔣介石是也。這當中,尤其是蔣介石及國民黨形象的轉變,更值得隔岸的我們追問,如此的轉變自何而來,又將從何而去?僅僅是對往昔史觀的一種平衡,或是寓意著當下兩岸政治的變化?

 日前,由於立法委員蔣孝嚴對此片的觀點給予肯定,引起不少批判聲浪,並進而引發是否該禁止該片在台灣上映,及刪除民國百年籌備預算的爭議。面對建國與亡國的情感衝突,我們當然可以輕易地以拒看、拒聽、拒絕評論,作為消極反應。然而,當我們將眼睛矇上後,果真就可以看不到、聽不到,自外於其影響?

 近年,隨著經濟崛起,對岸不僅強化其軍事外交等硬實力,更大手筆地透過影劇形塑強大的民族意識與國家主義,並積極於海外上映,形成一種具有高度滲透性的軟權力。因此,若我們只是消極的將眼睛閉上,以忽視做為回應,則其結果將是成全了單一政治史觀的壟斷,更甚者,或許有一天我們會赫然發現,在國際視聽裡,台灣歷史的主體性已然在歷史劇情中被移除。

 是以,我們需要的不應該是抵制,而是建立自己的觀點。台灣,在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兩次政黨神話的幻滅後,民國百年,恰恰是一個極佳的時機,重新檢視過往服膺於單一政治意識的歷史。且不同於對岸由官方定調、統一口徑的史觀,我們更應該展現的是民主社會下的多元史觀,由民國百年基金會支持各種不同觀點對同一段歷史進行詮釋。

 正如錢穆所言「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複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裏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唯有透過不同觀點的反覆辯證,才能幫助我們釐清過去,定位當下,終而知曉,民國百年之後,我們將何去何從。(作者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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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aturday, November 28, 2009 - 08: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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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面試怪問:令狐沖為何要對岳不群好?

2009-11-28
新聞速報
【中廣新聞/葉柏毅】

有些人認為現在年輕人找工作態度不好,可是年輕人也有怨言,認為工作單位出些怪題目來為難他們;中新社報導說,許多大陸的職場新鮮人發現,他們在面試時,面試官問的一些問題,經常讓他們無言。

有人說,他們遇到長官問他,如何教他奶奶使用「Word」,這名年輕人說,他奶奶活了大半輩子,也沒用過「Word」,所以會不會用「Word」,對他奶奶其實沒差,而且更關鍵的是,他奶奶早就過世了,他說他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年輕人遇到的面試問題則是:在「笑傲江湖」裡,令狐沖為什麼要對岳不群那麼好,這個年輕人只好說,他在學校用功讀書,不看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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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节选

2009年09月08日

作者简介: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其波兰姓氏也作Brzeziński,1928年3月28日生于波兰华沙),著名的波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1981),目前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本书是他1997年的作品,但对美国建构的国际体系和之前的国际霸权体系做了精当的地缘历史政治分析。

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美国如何走向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

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到达菲律宾。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家们已在忙着创立主宰两大洋的学说,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英国“统治着海洋”的观念提出挑战。美国声称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护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些时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后来又为美国所称的“天定命运论”证明是合理的。美国的这一要求甚至还被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进一步加强。巴拿马运河有助于海军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的控制。

美国经济的迅速工业化为美国地缘政治抱负的膨胀提供了基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发明家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梦想时,不受旧时的传统特权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总之,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把美国军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欧洲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个在那以前一直相对孤立的大国迅速地把它的数十万军队运往大西洋的那一边。这次跨越大洋的军事远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这次世界大战还促使美国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运用美国的原则来寻求欧洲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伍德罗·威尔逊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表明,美国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而且美国的理想主义又由于美国的力量而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15年,美国在解决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一次冲突中曾经起过主要的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形象。)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力量的融合,使人们感觉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决定性地占上风——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深深地受到一个正在倔起的非欧洲大国美国卷入的影响。从此以后,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然而,美国对世界的这次短暂领导,并未导致美国对世界事务继续不断的介入。美国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满足的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状态。虽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正在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美国这个大国——那时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在两大洋作战的舰队,并明显地超过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美国人更喜欢当全球政治的旁观者。

与那种倾向一致的是,美国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国看作是个大陆岛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美国的战略集中在保护它的海岸,因而在范围上只限于本国,很少考虑国际或全球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演员仍然是各欧洲大国和正越来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欧洲时代的最后终结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是第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在三大洲同时进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欧洲和亚洲已经变成同一个战场。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胜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为在远东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霸主。)然而,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前苏联决定的。这两个国家继承了欧洲未完成的对全球霸主地位的寻求。

那以后的五十年是由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斗争支配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争夺,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最心爱的理论的实现: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后夺取了胜利,就再也没有别人挡道。

对立的双方都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使每方在加强其必胜的信心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获得全球霸权的欧洲帝国没有一个曾经成功地在欧洲本身范围之内运用过决定性优势。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全球地缘政治的范围加上双方都宣称它们的互相竞争的教条是普遍适用的,就使双方之间的争夺变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个也具有全球性含义的因素使这一争夺真正成为独一无二的。核武器的出现,意昧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在地缘政治方面,冲突大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本身的周边地区。中苏集团主宰着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但是没有控制它的周边地区。美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最西部和最东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保卫这些大陆桥头堡(集中体现在西部“战线”的柏林封锁和东部 “战线”的朝鲜战争中)因而成了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那个时期的第一次战略考验。

在冷战的最后阶段,第三条防御“战线”即南部战线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出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国从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美国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动使苏军陷入困境;在波斯湾建立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作为威慑力量,以阻遏苏联政治或军事力量任何进一步的南下。美国承诺保卫波斯湾地区,把这一地区视为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为有效地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美国领导的联盟保持了它的团结,而中苏集团却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联盟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正统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追随美国的主要图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于美国方面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苏联却逐渐停滞,在经济增长和军事技术上都无力与美进行有效的竞争。经济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识形态上的沮丧。

事实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间引起的恐惧,长期地模糊了这两个争夺者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美国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术上先进得多,军事上更富有适应性和革新精神,在社会方面也更有创造性和吸引力。意识形态的桎梏削弱了前苏联的创造潜力,使它的制度越来越僵化、经济越来越浪费、技术上更无竞争力。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

争夺的最后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领导的联盟,一般说来,认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许多特性是积极的。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周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都在几乎是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的一切这一背景下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美国被广泛地看作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对中欧人来说,俄国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欧人同他们认为是他们哲学和文化故乡的西欧及其基督教宗教传统分离。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这是受中欧人往往不公正地认为文化上比他们低的一个民族的统治。

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虽然中国人对莫斯科声称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质疑,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他们就对莫斯科意识形态上的领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开始公开表示出他们对北方邻邦野蛮人的传统鄙视。

最后,在前苏联内部,占人口50%的非俄罗斯人最后也拒绝了莫斯科的统治。非俄罗斯人政治上的逐渐觉醒意昧着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而统治者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并不比他们高的民族。在中亚,民族的抱负可能弱一些。但在这里,这些民族却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渐上升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鼓舞,这种伊斯兰认同感又因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强。

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前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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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那些帝国的力量建筑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对当前美国圈子之内的某些国家来说,那种过时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不适宜。像过去一样,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程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

以往的帝国也有这些特征。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是通过不断地向北接着又向西和向东南扩张领土,以及通过维护涵盖地中海全部海岸线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来的。在地理范围方面,罗马帝国在公元2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罗马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它的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罗马帝国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的。它以战略的眼光设计的陆路和海军航道体系,是以首都为起点的。一旦出现对安全的重大威胁时,用这个体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结驻扎在仆从国和附属省的罗马军团。

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人数不下30万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装力量。罗马在战术和军备上的优势以及帝国中心拥有指挥军队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更能置人于死地。(人们会惊奇地注意到,比罗马帝国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级大国美国,1996年也在海外驻扎了29.6万名职业军人来保护它统治的领地的外部的地区。)可是,罗马帝国的力量还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现实。 CivisRomanusSum——“我是个罗马公民”——是人们对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地位后来甚至授予那些非罗马出生的人,并且成为文化上的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这个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战的帝国,持续了大约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邻近迦太基的挑战和在东部边缘地带受到帕提亚帝国的挑战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蛮的和缺乏严密组织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偶尔对罗马帝国发起攻击,而在文化方面显然比罗马帝国低下。只要罗马帝国能够保持内部的活力和团结,外部世界就无力与之竞争。

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同时,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这一体制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需作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邻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可是,由于当时全球各大国之间盛行的孤立意识,罗马的地区力量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即无邻近的甚至也无远方的对手。因此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的优越的政治组织和文化优越性使它成为后来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国体系的先驱。

即使如此,罗马帝国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两者互不知晓。公元前221年罗马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秦统一了当时存在的七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帝国。七国的统一促使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王国内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蛮民族的进犯。此后的汉朝帝国在公元前140年已经开始出现,它的领土范围更大,组织也更完善。到了公元开始的时候,在汉朝统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万。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时也证明,通过集权的严厉的官僚体制进行中央统治是非常有效的。汉朝帝国的统治扩大到今天的朝鲜、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国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可是,汉朝帝国也像罗马帝国那样,受到内部弊病的折磨,并且于公元220年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而加速了它的最后崩溃。中国以后的历史是统一和扩张继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复循环。中国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国体系。这种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汉朝一分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发生了逆转,结果一个很像帝国体系的朝代重新出现。但是,中国最孤行专断的帝国时期是在清时代,具体地说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纪,中国又一次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帝国。它有一个帝国中心,周围是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样,中国的统治从今天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起一直越过南西伯利亚到贝加尔湖,深入到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向南到印度洋,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又覆盖了老挝和越南的北部。

像罗马帝国那样,这个帝国也是个复杂的金融、经济、教育和安全组织。它用所有这些手段对大片领土和在这片领土上生活的三亿多人民进行统治。它特别强调集中的政治权威。这一集中的权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驿使服务的支持。整个帝国被分成四个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区,同时还划定了驿使可以分别于一周、两周、三周和四周内到达的地区的界线。经过专门职业训练和通过竞争挑选出来的集中的官僚体系成为保证统一的主要手段。

还是像罗马帝国那样,这种统一被一种强烈感觉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合法化和支撑。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甚至在18世纪晚期中国日益衰落的阶段,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答复中也浸透着那种特殊的优越感。乔治三世的使者曾试图以贡献一些英国工业产品作为友好的礼物来引诱中国与之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宣布的答复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国国王注意朕的训令:天朝统治四海内的一切……并不看重稀有贵重的物品……朕也丝毫不需要贵国的产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进贡使者平安地回国。你国王应该完全按照朕的愿望行事,强化你的忠诚和发誓永远服从。

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这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国人意志的崩溃。外部大国对中国内部的虚弱的利用——英国在 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个世纪以后还有日本——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整个20世纪都激发着中国人,而且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以后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受辱感变得更加强烈。

与罗马帝国十分相像,中华帝国在今天会被定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对人数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为了寻找与当今定义的全球性大国更加近似的情况,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帝国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蒙古帝国是通过它与一些组织完善的主要对手的激烈斗争而出现的。在被打败的对手中有波兰和匈牙利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俄国和俄罗斯的几个公国、巴格达的哈里发辖地等,后来甚至还打败了宋朝,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打败了他们的地区性对手之后对领土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控制。这块领土被后来的地缘政治学者称为全球的中心地带,或者称为世界力量的中枢。他们的欧亚大陆帝国从中国海海岸开始,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中欧。就中央集权控制邻近领土的范围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苏集团的全盛时期才能够在欧亚大陆上最后与蒙古帝国相比。

罗马、清帝国和蒙古帝国是后来渴望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那些国家的地区性先驱。拿罗马和清帝国的情况来说,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们的帝国结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同时被普遍承认的帝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蒙古帝国更直接地依靠军事征服,接着又以使自己适应当地条件(甚至接受同化),来维持政治统治。

蒙古帝国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古人的统治是通过巧妙和残酷地使用占优势的军事战术而实现的,这种战术把部队快速运动的非凡能力与部队的及时集结结合起来。蒙古人的统治却没有随之而建立有组织的经济或金融体系,蒙古人的权威也不是来自任何自信的文化优越感。蒙古统治者的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缺乏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文化的甚或种族的优越感,就使帝国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观的信心。

事实上,蒙古统治者证明他们很容易受到被他们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进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变成了儒教的热情宣扬者,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在当波斯的苏丹时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孙子则变成了一个带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亚的统治者。

正是由于那个因素——即由于缺乏有统治力的政治文化统治者被统治者同化——和没有解决建立了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继承问题,蒙古帝国最后灭亡了。蒙古帝国的国土变得太大,一个单一的中心统治不了。但是曾经试图采取的解决办法——将帝国分成几个自给自足的部分 ——却反而在当地促进了更快的同化和加速了帝国的瓦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从1206年至1405年维持了两个世纪之后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从那之后,欧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争夺全球权力的主要斗争的焦点。诚然,在大约三个世纪的过程中,当欧洲实力到达世界各大洲并在那里显示自己时,欧亚大陆小小的西北周边地区国家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使用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真正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帝国霸主的人口并不很多,特别是同被有效地征服了的人口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到20世纪开始时,除了西半球(这里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也曾受到西欧的统治,而且主要居住着西欧移民及其后代)之外,只有中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不在西欧的控制之下。

不过,西欧的控制并不等于西欧取得了全球性权力。根本的现实情况是,欧洲的文明在全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欧洲大陆的力量却是互相分割的。欧洲在海外实施的帝国主义与蒙古人或者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征服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陆地不同,它是通过不断地跨越大洋的探险考察和海上贸易的扩大而实现的。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不断斗争,不仅是为了得到海外领地,而且也是为了获取在欧洲本身的霸权。从地缘政治上讲,随后产生的事实是,欧洲在全球的霸权并不发端于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欧洲获得的霸权。

广义地说,在17世纪中叶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欧洲大国。到15世纪末期,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帝国,抱有全球野心。宗教起了统一思想的学说的作用,而且成了帝国传教士热情的一个源泉。诚然,把世界正式划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范围在托德西利亚条约(1494)和萨拉戈萨条约(1529)中规定下来,是经教皇在西班牙和其海上对手葡萄牙之间进行仲裁才实现的。尽管如此,面对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挑战,西班牙从来未能在西欧本身或者在大洋彼岸取得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渐让给了法国。在1815年以前,法国是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虽然它不断地受到其欧洲对手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法国成功了,它可能也会取得全球的主导大国的地位。可是,法国被一个欧洲的联盟打败了,于是又重新建立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

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对全球进行着海上统治,因为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英国在海外明显地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英帝国像早期世界霸权的欧洲追求者一样,也不能单独控制欧洲。相反,它依靠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均势外交,最后还依靠一项英法协议去阻止俄国或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

英国的海外帝国地位最初是通过探险考察、贸易和征服三者相结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国很像它的罗马和中国先驱者或者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手,也从认为英国文化优越这一看法中获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种优越感不仅是帝国统治阶级的主观的骄傲自大,而且也是许多非英国国民共有的一种看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说:“我是一所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那时英国是生产世界上每一件最好的东西的地方。我还没有摆脱英国和英国历史及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仅仅是几千名英国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就统治着大约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非英国籍的差不多四亿人口。

总之,罗马主要是通过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清帝国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上的帝国,并且通过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其统治。蒙古帝国把进行征服的先进军事战术与实行同化的偏好结合起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为他们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他们的统治同样也因占优势的军事组织和文化上的过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一个稳定的欧洲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欧洲的自我毁灭必然标志着英国首要地位的结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美国的仆从国和附庸国分布在整个欧亚大陆,其中一些还渴望与华盛顿建立更加正式的联系。

美国经济的活力为美国在全球起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它一家的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及随后范围更广的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最后不得不从战后初期高得不成比例的水平上往下掉。不过,后来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特别是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把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些例外的年份除外,这个比例是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

更重要的是,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在技术上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的军事部队,唯一的一支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信息技术上,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丧失,这特别是由于在经济上具有决定作用的领域,美国在生产率方面保持甚至还在扩大着它对西欧和日本对手的优势。

毫无疑问,俄国和中国是痛恨美国这种霸权的大国。在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访问北京的过程中,它们共同作过这样的表示。此外,它们拥有能够威胁美国根本利益的核武库。但是严峻的事实是,目前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它们能够发动一场自杀性的战争,但是它们两者哪一个都无力打赢核战争。它们缺乏远距离投送武装部队以强加它们政治意志的能力,而且它们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它们不拥有,也不可能很快获得在全世界发挥持久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总之,美国在全球力量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的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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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全球体系

虽然美国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国同一些早先的帝国体系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却更加重要。不同之处超出了领土范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美国国内经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

早先的帝国是由贵族的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实质上是集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政权统治。帝国的多数人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在较近的年代里受到帝国主义的感情和象征的感染。寻求国家的光荣、“白人的负担”、“实现文明的使”,更不用说寻求个人获利的机会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动员对帝国冒险的支持和保持本质上是等级森严的帝国力量金宇塔。

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国外使用美国力量的态度则一直十分矛盾。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于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的震惊作用。在封锁柏林和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赞同美国卷人冷战最初也是比较勉强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并未在公众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众倾向于对美国在海外的责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般公众更喜欢与别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国一家垄断。

由于这些国内因素,美国的全球体系强调有选择地扩大成员的技术(像对被打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对俄国做的那样),这种强调的程度大大超过早先的帝国体系对此的强调。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机制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

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鼓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很多外国民主派政治家也越来越仿效美国的风格。不仅约翰·肯尼迪在国外有热切的仿效者,而且年代较近(又较少受到颂扬)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成了仔细研究和政治上模仿的对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国政治家(例如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请注意这个“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或者“鲍勃”·多尔的仿称)都认为模仿比尔·克林顿亲切的言谈举止习惯、平民主义者的平易作风和公共关系的技巧,是完全合适的。

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最近,前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把文职官员置于大大高于军人的地位的做法(特别是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也是深受美国的平民与军人关系体制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当西方福利国家和德国强调的企业家和工会“共同决策”开始失去其经济势头时,更多的西欧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欧洲不想进一步落后的话,就必须仿效美国更有竞争力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经济文化。甚至在日本,经济行为中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正被承认是经济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伴随物。

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个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据说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作出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像美国的国内制度一样,这种霸权要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机构和程序的复杂结构。创造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并使力量和影响的不对称模糊不清。因此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大西洋联盟在机构上体现为北约。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和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使美国甚至在欧洲内部事务中也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参与者。美国与日本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把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同美国捆在一起,使日本仍然实质上是(至少目前是这样)美国的一个保护国。美国还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类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边组织,使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西半球总的来说是不受外部影响的,这就使美国能够在现存的西半球多边组织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湾的特别安全安排,特别是在1991年对伊拉克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之后,已使那个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保护地。甚至前苏联地区也已充斥着美国主持的各种诸如和平伙伴关系之类的同北约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宇塔。相反,美国处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也许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中民主程序所处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赞美,就体现在外国自己被拉进美国国内政治讨价还价的程度上。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它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院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

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地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使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基本的特点包括:

△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强调一致作出决定的程序,即使这些程序是由美国主导的;△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一个初始的全球性立宪和司法结构(从世界法院到审判波黑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

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其实质已由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作了很好的概括: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2]

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继续不受挑战吗?注:[1]唐纳德· 普查拉:《未来国际关系史》,载《伦理学和国际事务》第8期(1994年)183页。[2]摘自他的论文《建立开明的秩序:战后西方和解的起源与持续》,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9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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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欧亚大棋局

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永恒的,但这能维持多久和将导致何种局面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福祉,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世界和平都至关重要。第一个和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的突然出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它以同样快的速度丧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管是因为美国自动退出世界事务,还是因为一个成功的对手的突然掘起,都会严重破坏世界稳定。实际上这会迅速导致全球性的混乱。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绍尔·亨廷顿所作的大胆断言是正确的:

比起一个美国在决定全球事务方面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影响的世界来,一个美国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为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1]

因此,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虽然地缘战略——对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管理 ——可被比作棋局,但在这个略呈椭圆形的棋盘上一争高下的不是两个,而是数个实力不等的棋手。最重要的棋手在这个棋盘的西部、东部、中部和南部。棋盘的最西端和最东端都有人口稠密的地区,其相当拥挤的空间分属几个强国。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狭窄的西部边缘。在远东大陆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独立,并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这个大国的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人口密度低,目前在政治上不稳定,组织上四分五裂。过去在这一地带的是一个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强大对手,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是它一度追求的目标。在广阔的欧亚中部高原以南有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棋赛”提供了舞台。美国可能成为赢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但是,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如果东部两个主要棋手实现某种联合,美国地位也同样会受损。最后,如果美国的西部伙伴把美国从其西部周边地带立足点逐出,美国自然而然将被迫终止其在欧亚大陆棋局的角逐,尽管这可能也意昧着欧亚大陆西端最终会被重新倔起的、占据中间地带的那个棋手所控制。

美国的世界霸权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但是受国内外条件制约,其深度有限。美国的霸权意味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与过去的帝国不同的是,它不意味着进行直接的控制。由于欧亚大陆范围大、情况复杂,又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影响的深度及其控制欧亚形势发展的程度受到限制。欧亚超大陆面积太广、人口太多、文化差异太大,历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国家也太多,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这种情况使美国需要有更高超的地缘战略手段,并需要在欧亚大棋局中更审慎地、更有选择性地和更深思熟虑地部署美国的力量。

另一个事实是,美国的国内制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也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特别是进行军事恫吓的能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取得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这种努力所要求的经济上的自律(国防开支)和人的牺牲(甚至是职业军人的伤亡),同民主的本性格格不入。民主制度是不利于进行帝国动员的。

另外,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一件特别可喜的事。同美国赢得冷战有关的政治“成功论”受到普遍的冷遇,还被一些有自由派倾向的评论家当作讥讽的目标。如果有的话,那么有两种看法还算得上有较大政治影响,它们颇不相同,但都有关赢得同前苏联斗争的历史性胜利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种看法是: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国际参与,不管这会给美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什么后果。另一种看法是:现在是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了,美国甚至应为此交出部分主权。这两派意见都有自己的忠实信徒。

美国领导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包含着全球形势特点本身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直接使用实力往往受到更大限制。核武器大幅度降低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或威胁手段的效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使为政治目的使用经济讹诈不再那么有效。因此,要在欧亚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缘战略力量,现在主要的做法是随机应变、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关系、有选择地吸收新成员加入联盟,并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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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之后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根据有些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 10-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首要地位会保持多久,以及美国将以多大的力量来塑造一个将来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的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框架。实际上,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美国建设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历史机遇可能被证明是相对短暂的。真正的平民主义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野心。

的确,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3]

而且,随着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除非面临真正大规模和被广泛认为是直接的外来威胁,在美国国内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将远为更加困难。这样的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这种共识不仅植根于公众普遍深信并认为正受到威胁的民主价值观中,而且源于同作为敌对性极权主义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亲近感。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的外来挑战,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根本信仰或广泛存在的文化-种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这种政策还需要长期的有时是代价高昂的帝国性介入,那么,美国社会就更难就对外政策达成一致。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也许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虑这对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美国甚至应该为此放弃它的某些主权。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拥有各自拥护者的忠实支持。

更广泛地讲,美国文化上的变化也可能与其在国外持续行使真正的帝国性力量不相协调。这种力量的运作要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理念上的承诺和爱一国主义的满足。然而,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定位在大众娱乐上,极大地受控于个人享乐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主题。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美国更难以为长期保持有时代价很高的海外领导地位而激发必要的政治共识。大众信息传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选择地使用武力的行为,哪怕只带来低水平的伤亡,都会引起强烈反感。

另外,美国和西欧都一直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和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本书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国体系的衰落在这方面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的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说一种历史忧虑感,甚至一种悲观主义在西方社会较有影响的阶层中正变得更加明显的话,这并非言过其实。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在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以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十九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4]

对冷战结束后果的普遍失望使人们更加缺乏信心。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建立在共识与和谐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东西”反而突然变成了未来。虽然种族与民族冲突可能不再有导致大战的危险,但确实威胁着全球许多地区的和平。所以战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成为过去的事情。由于富国因受较高的技术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约束而会避免自我毁灭,战争可能已成为只有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占全人类三分之二的穷人,大概还不会按富人对他们的约束来行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行动至今还引人注目地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自律能维持多久本来就是无法预见的。然而由于不仅各个国家,而且各种有组织的集团越来越容易获得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细菌武器,它们使用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首要的大国确实面对着一个并不很宽的历史性机会之窗。目前相对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暂的。这种前景使美国迫切地需要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参与必须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加强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上,并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复历史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乐观主义要求表现出有能力同时对付内部的社会挑战和外部的地缘政治挑战。

然而,西方乐观主义的重新激发和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不仅仅有赖于美国和欧洲。日本和印度证明,人权观念和民主化试验的重要性也适用于亚洲的条件——不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继续成功,在保持人们对未来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满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对付这些挑战既是美国的负担,也是它独特的责任。考虑到美国民主的现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将要求公众理解美国的实力在造就一个不断扩大和稳定的地缘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将成功地遏阻一个新的大国挑战的出现。这两个目标——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与美国全球参与的更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这个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持久的全球地缘政治合作的框架。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为美国确定一个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要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可以举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尝试为例。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在倡导 “专断的多边主义”的同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当代力量的基本现实。后来,取而代之的重点是主张美国应该集中注意在全球“扩展民主”。但在这同时又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对美国来说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稳定,甚至是推进某种权宜性大国关系,比如与中国的关系,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国并非都是民主的。‘作为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政策,一些焦点更集中的主张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例如强调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要抑制武器的扩散等主张。其他一些主张——美国应集中重视保护环境,或者更狭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区战争方面——也都往往忽视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现实。结果上述主张都没有充分考虑实现起码的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需要,而这种稳定正是既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因特网而如虎添冀,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以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注:[1]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 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2]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锡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3]《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对美国公众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态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与前面所述并无不同的是,该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调查人是史蒂芬·卡尔)也显示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支持北约东扩(62%支持,其中27%强烈支持;只有29%反对,其中 14%强烈反对)。[4]汉斯·科思《二十世纪》(纽约:1949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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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从哪里漂来?}

(2009-09-16)

  .郑维(联合早报网主编)

  结束了枯燥的会议,我一个人在细雨中漫步到香港天星小轮码头。

  港岛正挂着三号风球,澎湃的浪花飞溅。码头上热吻中的型男型女大声讲小声笑,在台风的呼啸中旁若无人。

  我信步走到一个咖啡座,叫杯热红茶,打开同样鲜热的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在台风的尖啸声中,沉入“失败者”所陈述的历史。

  龙应台的开卷说:“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龙应台用她一贯细腻而澎湃的文字,记述了在中国内战即将分出胜负的年代,无数中国人的颠沛流离和“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的生离死别。

  她书写的,是从大陆败退的中国人,“带着不同伤痛,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而敏感的她,意识到的是“六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问问对方,你痛在什么地方?”

  我完全赞成龙应台说的,“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那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已经被胜利一方的大量描述掩盖。而失败的一方,也总无言以对地沉默不语。一整代人被撕裂的创痛,经过了政治对立的坚实掩盖,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忘却的一段。

  历史大潮,细化为家庭伤口时,那久久缠绕无法忘却而无处敢言的痛苦,我曾经在母亲眼中读到过。因为,她的父亲,也在1949年,抛下一切登上最后一班撤退的运兵船。

  之后,母亲在海峡这头,外公在那头,中间隔着深重的铁幕。

  直到蒋经国开放台湾老兵返乡,我才陪着母亲在香港的机场,见到了传说中的老兵。

  龙应台的感受,我隔了一代。对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我,就如同面前泡了第二遍的红茶,苦涩的滋味虽然淡去,可刺痛心灵的先辈们的颠沛流离的故事,也令我在掩卷时落泪,让茶餐厅的服务生吓坏,以为我要跳海。

  中国现代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拐点。目前市面上对于这些拐点的研究和写作,依旧是一面倒地是官方的观点和说辞。

  像《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样,从失败者的这一面,描写政治理念的分裂,而造成的民族内战对中国人带来痛苦的整体论述,并不多见。而经过那一段历史的先辈,也随着年月而逝去,留给我们这些后辈的,要么是胜利者狼奶式的论述,要么是失败者那边虚无的喧嚣,更多的,是一大片沉默。

  我的思路忽然回到了离开香港办公室之前,和一位报界资深前辈的一段小小交流。

  知道他今年即将申请退休,我几乎没有多想地就问:“前辈是否打算写书?”

  他笑答:“就是为了专心写书才申请退休的。”

  虽然听到前辈证实退休心中怅然,但是我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对他要把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特别是在历史的大拐点里的经历、观察、分析汇集成书的期待。

  因为作为一个70后,我的祖父辈,经历过从民国政府成立,到中国抗日和国共内战的历史波澜;我的父辈,经历过文革以及之后的历史风暴。

  而我这辈,即使在最靠近的九十年代的历史拐点发生的时候,也还是太懵懂,既没有清醒的痛苦,也没有清晰的快乐。

  龙应台的书里说:“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 ,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这正是我看着外公冰冷枯瘦的身躯,僵硬地躺在荣总病床上的感觉。

  而在这么多年来,陪伴他的,是那一床底的各式各样的酒瓶。

  那时我悚然而惊,恍惚中急忙去回想自己所知道的老一辈的故事,却发现,不幸被龙应台说中,“等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长辈究竟是什么来历的时候,他们却早已经作古。

  每念及此,手中拿着龙应台的“失败者”书写的历史,心存感激。

  若是没有这些潜心把历史汇聚成文字的人,我们这一辈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孩子,将永远无法从祖父辈和父辈所经过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养分。他们走过的弯路,成就了我们的方向。

  回到新加坡,有《海峡时报》的同事赠来一本“胜利者的百纳被”,叙述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背后故事的大作,《白衣人》。

  和龙应台的书一样,这本书经过三位资深写作人的长期研究和采访及整理和撰写,由李光耀资政写序。

  《白衣人》不单访问了在位和退休的行动党领袖,在海外的当年左派人士、反对派人士等等也都进入镜头,给最终在政权斗争中获胜的行动党做了一条“百衲被”。

  书里居然用一名背叛李光耀的马共党员陈新嵘作开头。当时陈新嵘被马共安插在李光耀身边,并成为他的亲信,还一度当上总理公署政务次长,后来身份曝光后逃到印尼再辗转到马泰边境的和平村。

  一本写历史的书要精彩,诚实、诚恳、全面、平衡,缺一不可。

  而要传承给子孙一个有思辨空间的历史论述,历史的胜利者必须有宽阔的心胸、失败者也需要抛开之前的恩仇,给子孙做出一个事实的陈述。

  因为,人,就如海里漂浮的椰子。遇到历史的台风卷起大浪,在各种的血雨腥风里被抛来荡去,丝毫无法自主,可能腐烂了也找不到归宿。

  但,无论你处在历史的那一边,生活总会过下去,正如漂上沙滩的椰子,总会痛苦地和沙砾搏斗,把自己的根深深扎下。

  在海滩上的游人,却不会去关心过问,满身伤痕的老椰树从哪里来,经过什么。

  但新生的小椰子,在眺望无垠的海洋时,也总有一天会在他临睡前好奇地问:“爸爸,给我讲你小时候的故事,我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会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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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723期

【冰点特稿】:一位博导经历的两种“自治”

本报记者 蒋昕捷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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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东指点着他现在居住的社区

身为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导师,周伟东一辈子都在摆弄数学模型,却又对社区治理相当着迷。

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甚至,作为“老外”,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而眼下,他正越来越痛心于身为业主在国内的种种“遭遇”:

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0元,物业公司却不打算听听业主们的想法;

开发商想改变规划,准备铲平街心花园,同时在所有业主的脚下新建一个地下停车场,却不担心此举会不会挖断整栋楼的地基;

“不能再忍”的业主们试图成立业主委员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却遭受着来自各方力量的百般阻挠,迟迟不能建立。随着利益的分化和时间的推移,业委会筹备小组内部也出现矛盾,最终“作鸟兽散”……

目睹了这些混乱的社区现状,周伟东不由想起自己10多年前在日本担任类似业委会主任的经历。今年8月底,这位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这些陈年旧事一股脑儿地写了出来,贴到“天涯社区”。没想到,很快成了热帖。

有人跟帖感叹:“早在10多年前,日本的社区就已经如此和谐,值得国人反思,学习和改变。”

有人不解:“中国人很勤劳,隐忍,能吃苦,为什么在现代社区的幸福感反倒不如过去的乡村或四合院?是制度不健全还是我们的文化有缺陷?”

在周伟东看来,自己回忆的其实都是些平凡的小事。问题是,这些小事背后的价值观和行事准则却是国人很难遵守的。

“看似平常的社区治理,最初可能只是维护业主的权益,进而可以上升到民主议题的讨论。”周伟东是如此看重社区的公民自治,因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的提法,“小小的业主委员会将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先声”。

“日本是鰯文化,没有头儿照样能转起来”

周伟东于1989年前往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

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

不过这位26岁之后才走出国门的研究生还是延续了固有的行事习惯——对工作和学习之外的“俗事”漠不关心。

“我虽然在小区住了多年,却很少参加自治会的活动。”周伟东笑着说,他只是有时候暗自好奇,为什么小区能搞得那么干净整齐和有条理。“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素质吧。”他这么对自己解释。

1998年4月,自治会举行换届大会,周伟东和以往一样没有出席。第二天,他在实验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周先生您好,我是松代三丁目自治会原会长。”对方很有礼貌地说。

“有什么事吗?”周伟东有些尴尬,以为对方是来责备自己无故缺席的。

“昨天您不在,我们举行了抽签仪式,您当选了会长……”

周伟东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要我命嘛?”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倒没说出来。小儿子刚出生还不满周岁,正是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以“外国人当不好”为由推掉这个差使。但最终他还是应允了,因为他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会无理拒绝公益活动。

好在,同时当选这一届自治会会计的蒲地先生是周伟东的好朋友,两人不但专业上有来往,而且两家的孩子也经常一起玩。因此,周伟东首先找到他,并说了自己的担忧。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蒲地先生像卡通片里的一休哥那样劝自己的中国朋友,“您不必担心当不好会长,因为日本是‘鰯文化’。”

鰯是一种鱼。在中国叫“鳁”,在西方国家叫“沙丁鱼”。

整天研究海洋环流的周伟东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最抱团的鱼群,上亿条鱼动起来就像是一个球体,却没有一条“领头鱼”。据说,在海洋里,沙丁鱼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当它们游到狭窄地带时,会自觉排成整齐的队伍,且遵守规矩:年长者在下层,年幼者在上层。

蒲地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即使没有头儿,社区也照样能运转起来。

很多年以后,周伟东回想起当时这段对话,深有感触。在他留学日本的10年中,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日本人极不关心政治,每逢选举,投票率都很低,即使在政府首脑频频换届的时候,公众也漠不关心,好像不需要政府首脑似的。尤其是在2000年4月,当时日本在任的首相小渊惠三突然中风,6周后去世,日本民众也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常的情绪。

“你们难道不担心领导班子不稳定吗?”周伟东也曾这么问过一位日本朋友。

“日本是鰯文化。”对方也是这样回答的,“没有头儿,其他的鱼照样能转起来。”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过,在中国人周伟东的固有意识里,总觉得会长大小是个“头儿”。他担心,自己作为领导讲话时,口音浓重,会被人笑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搞清楚“会长到底要干嘛,又能干嘛”。

后来他听从蒲地先生的建议,找前会长联系,拿到了厚厚一摞记事本。这才发现这些从一届届会长手中传下来的东西完全是一套“会长操作宝典”。

有关会长的责、权、利都以记录某一件具体事务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写在记事本里。譬如添加割草机的来龙去脉,可以追溯到六七届之前的历史;譬如对于小区居民新搬来的和迁走的情况,每年都要“人口普查”;还有每年收到来自七八十户居民的自治费,每户每年1000多日元(当时接近100元人民币),是这个自治会唯一的收入。所有账目不但清楚,而且都留有存根发票。并且,每一笔支出都在记事本上写明了原委。

甚至具体到几月份该开什么会,该讨论哪些议题,只要按记事本做就行。

终于找到了自己定位的周会长,由此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小区一共9栋楼,每栋楼选出两名委员。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缺席。此后一年中,共开了14次会,次次是全体到会,也没有一个人迟到。比如有个委员,患有肺癌,一直到住院前也坚持到场。等住院后,他的妻子早就联系好接替的人选。

在这个完全自治的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委员们会主动分担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没有推托,也没有拖延。

比如割草机坏了,这本应该由会长去处理,当周伟东询问起“割草机在哪儿修”的时候,底下有一个委员主动说:“周先生,我去修。”同时特别强调修理铺正好在自己下班的路上,比较顺路。

“他担心这种自告奋勇会让我误解成‘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不适合干会长’。”在日本待得长了,周伟东也能体会到日本人出于尊重对方的良苦用心。

会计也是自治会中一个重要而烦琐的职务。虽然蒲地先生是那种爱开玩笑的日本人,但一到对账的时候,就立刻“切换”到那种“傻认真”的状态,每笔账都核对两遍,叫人不得不特别地认真起来。

作为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每家每户都会被分配到清理垃圾场等工作。那个七八平方米大的垃圾场,共分为3格,各家倒垃圾时早就分类装袋。“但有时难免有野猫抓破垃圾袋,流出些汤汤水水”,于是社区内各家轮值,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清扫。

“你问干净到啥程度?”周伟东的妻子吴晓利笑道,每次扫完以后,社区的孩子们会蜂拥走进三面围墙的垃圾场,扶着矮墙玩独轮车。

会长这个“头儿”当得实在轻松

做了几个月的会长之后,周伟东愈发觉得在日本这种居民自治方式下,会长这个“头儿”实在轻松。

首先,在完全自治的社区里,会长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和决策权,很多时候只是会议的召集人。通常开会的时候由会长提出动议,然后由委员们进行投票。如果会长愿意也可以加入投票,但这个票和委员的票是等效的,根本没有所谓“一把手”拍板的权力。

此外,会长需要监督会费的使用情况。很多时候只要按照惯例处理即可,如果出现新的预算,则必须召开会议通过全体会员的表决。

不过,从记事本的记录来看,身为会长,每年都必须提一条新的动议。按这位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新官上任必须烧三把火”。不同的是,按照惯例,“不烧火不行,烧两把也不行”。看明白之后,周会长就一直在琢磨:“作为外国人,能提出什么样的好动议呢?”

有一位委员建议他,可以把社区内过于繁茂的樱花树修剪一下,以防台风来袭时,伤及房子和行人。

这算是周伟东当会长期间最大的政绩了。有些樱花树确实长得过高,过于靠近房子,但对于这片置身在树林中的社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工程。

但没想到,等到告示一出,整个社区都出动了。100多个劳力,花半天时间就修剪完了。修剪后清扫满地的树枝,那是妇女们的工作。老太太们也不闲着,忙前忙后,端茶送水。

经过这次集体劳动,周伟东才意识到,为什么他们的社区没有物业公司,却照样干净整齐。

周伟东还意识到,原来,以往每月一次的小区大扫除和每年两次的小区聚会,自己家总是缺席的。过去几年中,自己家应该包干的草地都是别人主动帮着割的,甚至“都没有人含蓄地提醒过”。

有人说:“这样好啊,割草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去了。”

“可是入乡随俗啊,别忘了这里是鰯文化。”周伟东说,“文化就是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并以此为荣。”

他举例说,比方社区集体割草那天,家里来了客人。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有客人就不去了,邻居也能理解。在日本却倒过来,客人一旦发现外头有人割草,会自己起身,找个理由说:“我该走了。”

在周伟东看来,这种自觉和认真细致的公民文化还杜绝了腐败的可能。

比如,鉴于会长的记事本记载得如此细致,想要私吞会员的会费,就必须做假账,这难度非常大。

第一,很难逃过会计的眼睛,蒲地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一核对账目时那种认真的眼神,对任何一个要做假账的会长都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第二,商店,哪怕私营商店,要他们开假发票也难。

第三,一旦败露,哪怕是一点小利,这个人就没有脸面在大集体文化的日本群体中待下去了。

周伟东就认识一个日本籍台湾人,因为在学校课程安排中占了点小便宜,结果被大家知道。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法在这所大学评教授了。

“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一年的会长任期很快就结束了。2000年,学业有成的周伟东回到了国内,在广州市的东南郊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开始在新的社区生活。这里跟日本的“松代三丁目”社区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妻子吴晓利的印象中,刚入住的时候,“除了蚊子什么都没有”。由于治安不好,家家都装了防盗网,“远远看去就像一间间班房”。

更让人担忧的是,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牢笼,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邻居不越雷池一步。“中国当下社区的状态,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吴晓利说。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她不知道同一楼层的邻居姓什么。整个社区只认识一个朋友,还是因为孩子在一起上学才认识的。

“如果说日本社区奉行的是鰯文化,那么中国社区又是哪种鱼呢?”有人这么问海洋研究所的周老师。

“很难说是哪种鱼。”周伟东沉吟道,“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必须有个高大的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吓,各自飞。”

这些都是周伟东的切身体会。

起初他和别的业主一样,也觉得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在最初的几年中,这里的物业公司服务尚可,卫生和安保也算到位。尽管周伟东觉得部分服务定价有些高,比如换个灯泡要20元,但他也觉得还能接受,最多自己装就是了。

到了2007年夏天,麻烦来了。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后来老业主们又发现,原先按照规划,三期的房子最高18层,结果开发商不知为何获得了新的审批,要建到23层,而且相比原先的楼距,挪近了许多。这势必影响到采光和通风。更可怕的是,开发商打算铲平街心花园所有的喷泉和植被,挖一个大坑,建一个覆盖全社区的地下停车场。

老业主们不干了,他们开始维权。随着有传言说,“部分维权的业主被打”,这个500多户人的社区业主分成了两派。“主战派”打算通过拆工地围墙的办法阻止开发商施工;“主和派”则开始着手筹备业主委员会,试图通过合法的手段维护业主权益。

因为有在日本当自治会会长的经历,周伟东被一些筹备组成员拉去做了“顾问”。

不过,当这位试图移植日本社区经验的博导刚说了几个例子,几位领头的业主就打断他,都说:“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周伟东不信,他跟着筹备组的成员去敲业主的门;他塞传单请人开会;他坐在楼下守着,等待回家的业主签字。可是在很多业主脸上看到的都是“不耐烦”的表情,“好像不是为大家维权,倒像是来逼债的”。

此时,这位曾经的自治会会长不由得想:“在日本做件公益的事可真轻松啊。”

最终,主和派因为没有拿到足够的票数而没能建起业主委员会。倒是主战派取得了战果,两次拆掉了开发商建起的工地围墙。

这使得周伟东不得不感叹:“难道在中国维权只能通过极端的手段?”

很快,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不再开会,“顾问”周伟东也随之退出。“我也管不了。”他苦笑着说,“说到底,我也是那只林中鸟啊。”

最后,一位退休的老太太成了筹备组的“看守内阁”。“一位只是小学毕业的老太太。”博导周伟东强调说。

不光是文化差异

温秋华住在周伟东的楼上,他是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的11名成员之一,时常和周伟东聚在一起比较中日社区间的差异。“我觉得周老师强调的文化差异的确存在,但却不是业主委员会夭折的唯一原因。”他说。

作为筹备组成员,他掌握了一些周伟东并不清楚的信息:

一、有公益心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早在2004年,社区里3位热心的老人就试图建立业主委员会,这个由老教师、老工人、老导游组成的团队首先找到街道办事处提出筹建申请,结果街道答复,需要50%以上的业主拿出房产证原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老人们的尝试就此作罢。

二、随着8名年轻业主的加入,2007年,筹备小组成员增加到11人。他们再次找到街道办事处,得到同样的答复。有律师到房管局咨询得知,不知是街道办事处理解错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并不需要达到那样的苛刻条件,只要提供复印件即可。由此,筹备组很快完成了相关要求。

三、如果不是街道办事处只给业主两天的投票时间,业委会成员完全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数,因为当时只差30多票。

四、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是由开发商提供的。

温秋华有时候也问周伟东:“您别老说文化和国民性,我就想知道日本的基层政府和自治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据悉,事实上早期日本小区自治会的作用主要是为住户争取各种权利。那时,自治会需要做的多是与政府谈判之类的工作。例如为居民解决子女入托、入学等问题。但是,随着政府行政职能的细化和行政服务质量的提高,政府已经能够在自治会“争吵”之前尽量解决新入住居民的各种问题。这样,自治会的职能也开始退回到原有的“自治”领域,开始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如防卫、保洁、亲和、陈情等。在这里,自治会主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服务功能,一种在政府的行政服务之外的独立服务体系。这就形成了一种政府与自治会同时从不同的角度为居民服务的格局,而居民成了受益最大的主体。

无论是周伟东还是温秋华,他们在这一轮的尝试中都无奈地发现,不要说跟自治会相比,就连成立业委会都很困难。

广州因为毗邻香港而成为中国内地最早萌生业委会的城市,但有数据称,直到今天,广州城数千个楼盘中,能成立业委会的也不超过10%。

“我承认中国人的文化有点散。”温秋华说,“正因为如此,业主维权和成立业委会才更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推动不是?”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

周伟东所在社区发生在2007年夏天的维权故事,如今早已尘埃落定,却不失为当下中国社区环境的缩影。最终开发商做出了部分让步。一是地下停车场面积缩小到3期楼盘范围以内,二是物业费只涨到每平米一块钱。

只是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武力拆墙的成果,还是业主们试图成立业委会的震慑作用。

在周伟东看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趁着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机成立业委会,“如今再想搞就更难了”。

据了解,尽管后来新建的地下停车场缩小了面积,但是一期二期的部分住宅楼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陷。直到今天,你仍能看见某些单元门口装饰用的水泥柱歪歪斜斜。

“那时候真是人心惶惶啊。”周伟东说。有人甚至打算赶紧卖掉房子搬走,但同时又不愿意求助新闻媒体,“因为怕风声传出去,问题没解决,房子卖不掉了”。

“还是那个只想着自己的老毛病。”实际上,周伟东在网上贴出那些十多年前旧事的目的,也是想引发国人的思考,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兼顾到他人以及大家共同的利益。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周伟东说。在筹备业委会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并没有真的为公益尽最大的力量,因为对自己来说,每平方米1.2 元的物业费并没有像给下岗的邻居那样造成难以负担的沉重。另外,知识分子的“清高”,又让他在某些事情上懒得管。包括对那位老太太的态度,“我常说她小学毕业,好像她学问不高,但我自己却没有她那种非凡的勇气。”

如今,每次见到那位有着公益思想的老太太,周伟东不由得会想起在日本他居住的社区边,常看到水田里的萤火虫。“一只萤火虫并不起眼,但一群萤火虫却有漫天的绮丽光彩。”

这位曾经的日本小区自治会会长有时也会趴在自己广州家里的阳台上,想象着,“要是萤火虫再多一点,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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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城市街头标语 李江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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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松代三丁目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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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东在松代三丁目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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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代三丁目社区的主妇们在一起做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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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unday, August 16, 2009 - 09:27 am: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08/computer090816.shtml

Windows 7的生命周期不会超越Vista

(中国)计算机世界日报 (2009-08-16)

  如果说Vista系统的短命是因为比较差的用户体验,那么Windows 7的短命是因为它的未曾正式上市就已经是一款过时的产品了。也许会有人反驳说Windows 7相比Vista有了很大的改进,用户体验提升了许多。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任何一款产品都是应需求而生的,并不是用来与前一代产品作对比的。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已超出想象,而Windows 7这一款操作系统平台,却依然停留在本地化的时代。人们没有发现Windows7这种落伍的表现是因为有IE浏览器的存在,它承载了太多Windows本身就应该具备的功能。正是IE、MSN、Outlook等等这些捆绑软件弥补着Windows操作系统网络性能的种种不足。对微软略有关注的人便会知道,Windows捆绑IE浏览器在业界的争议一直不断,试想如果一个普通用户安装了一款没有IE的Windows 操作系统,就意味着访问互联网的入口消失了,大部分人会不知所措。

  一款网络化的操作系统,它可以依赖插件,但不能依赖软件。理想化的操作系统是当我们通过用户名登陆系统之后,可以直接看到即时通讯的好友,而不是再用不同的帐号启动MSN等IM软件;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的网络相册,而不是通过浏览器再输入网址;可以随时随地用任何一台电脑访问我们的资源,而不是随身携带存储器……等等这些Windows7本身都没能实现。

  微软曾解释说这些是他们云计算正在解决的内容,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云计算可以理解为众多网络服务的集合,是需要按照人们的需求逐步实现的,云计算不可能会有“生日”也不会有云计算“元年”。所以当人们对操作系统网络化的需求出现时,却在技术上没能实现,就是一种落伍的表现。人们对网络化的需求很强烈,云计算离我们很近,而从Windows7的功能上看,它完全没有准备好云计算的到来,只能理解为微软将更大的赌注压在的下一代操作系统上。因此,Windows 7也许只能是昙花一现,即使微软未能来的及完成新的操作系统平台,其它有实力的厂商也会当仁不让。

  “软件+服务”是目前很多厂商努力的方向,微软也将其视为重要理念。微软想要Windows操作系统更贴近互联网,凭借其“软件”开发实力,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服务”却不敢恭维,由其是网络服务,微软的两个服务网络是MSN与LIVE网站,微软的Live Mesh的测试版就架设在Live.com上,使用过MSN的用户都可以体验到MSN非常不稳定,掉线频繁,Live.com上的Space、相册等产品也都访问奇慢。微软一直在强调的“云端计算”,是一种“云+端”的服务模式,微软强调“端”的重要性,是因为软件是微软的强项,可以在“端”上给用户非常好的体验,但是说微软在“云”的方面有些不尽人意,也可以说微软在“云”的建设上任重而道远,这是阻碍网络操作系统成形的关键。

  作为一个软件公司,微软没有强大的云服务网络,让操作系统的发展没能够跟上用户的需求。但是当Google蠢蠢欲动的时候,微软应该会通过收购这种高效的手段,来加强自己云服务的不足,加快推出网络操作系统的步伐,进而无论Windows 7如何优秀,也不能阻碍网络时代的到来,就算是生不逢时吧。

  作者:刘志坡 来源:IT专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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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Wednesday, August 05, 2009 - 05:46 am:   



http://www.infzm.com/content/8584


莫忘中国现代医学第一人

作者: 林冠珍 2007-03-07


  一百年前,一位海外学子满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祖国,为中国医学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中国公共卫生学家、医史学家。然而,我们却把他忘却得太久太久了。他叫伍连德,一个对当代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名字。3月10日是他的生日,大概也不会有几个人想起。
伍连德(1879-1960),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亚槟榔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1907年应直隶总督袁世凯之邀,从马来亚回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帮办(副校长)。之后,他在中国工作整整30年。梁启超回顾晚清到民国50年历史,发出这样的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即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东北人民应当记得他、感谢他。如果没有伍连德,东北也许早已“万户萧疏鬼唱歌”。1910年冬,东北瘟疫流行,每日死亡人数以百计,引起民众和政府的极度恐慌。伍连德临危受清廷之命任北满防疫处总医官。在当时人们毫无防疫常识,也没有像样的医学实验室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得出了这次瘟疫是由肺鼠疫杆菌传染的科学结论。曾在欧洲流行的腺鼠疫杆菌只能在老鼠、跳蚤与人之间传播,而这种肺鼠疫杆菌不同,它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由于伍连德判断准确,采取的各项防疫措施得力,一场死亡人数达6万之多、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在小军医伍连德的指挥下,终于在4个月内扑灭了。防疫的惨烈,不亚于一场战争。
191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景况!人们还固守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伍连德要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解剖尸体;面对堆积如山的疫尸,天寒地冻无法深埋,他要上奏皇帝颁旨恩准,才能实施火葬;因为他是无名小辈,他的防疫措施常受到“权威”人士的蛮横干预;日俄殖民者百般阻扰,企图借机夺我东北主权……然而,一个小个子的南方人,却顶住了种种压力,擎起了北中国的一片天空!
由于伍连德扑灭鼠疫的功绩卓越,1911年,他被世界鼠疫研究大会推戴为“鼠疫斗士”。除了在防疫方面的功绩之外,他对中国现代医学建设也功勋卓著。他先后兴办了东北防疫医院、研究所、北京中央医院(即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20多个医疗卫生机构;曾任中央防疫处处长,对控制国内鼠疫、霍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50年他将北京的房产捐给了中华医学会;他还是《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办者;他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第一任校长,“赤诚爱国,自强创业”这凝聚了伍连德精神的8个字,今天乃被哈尔滨医科大学奉为校训。他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处,并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从殖民者手里收回了中国的海港检疫主权。著有《论肺鼠疫》、《霍乱概述》、《中国医史》等医学专著。
最可贵的是,他一心用在了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上,淡泊名利,三辞国家最高卫生行政官员:第一次是1911年,肃亲王拟任命为民政部卫生司司长。第二次是1913年,袁世凯有意任命为卫生署署长。第三次是1928年,南京政府的军医署署长的任命已下达,他坚请辞职。他是清廷的卫生官员,而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却天真地请求让他组织建一支红十字医疗队,到前线去,一视同仁地疗救交战双方的将士。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人格?
  1937年,当他还想为祖国医学建设做更大贡献的时候,日寇开始大举侵华战争,他被迫返回马来亚,在怡保小镇上悬壶济世,终其一生。当地居民只知道他是一位和善的医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辉煌。
福建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国士无双伍连德》传记,作者京虎子是一位以宣传伍连德的事迹为自己历史使命的旅美医学博士。他以满腔的热忱、广博的医学和史学知识,向我们叙述了一代医学家伍连德的传奇故事。让我们记住伍连德这样真正的爱国者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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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tv.com/international/special/C11042/20031008/101250.shtml


公生明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08日 15:48

  从宋朝开始所有州县大小衙门内都在大堂之前正中位置立着一块石碑,南向刻有“公生明”三个字,意思是“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方能明察秋毫”。北向刻着“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这叫戒石铭。这话是很有分量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说你的俸禄就是民脂民膏,这已经说明了你与百姓的基本关系。“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说欺负小民容易,但天理不容,这又宣布了恶行的结果。所谓抬头三尺,即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是一把悬在贪官污吏头上的剑:你不得欺压百姓,上天睁眼看着你呢。

  北宋初年,又精选其中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为戒石铭,由黄庭坚手书颁布到各郡县,又命国内大小衙门刻石立于大堂前甬路间,新官上任都要率众官员拜碑,并大声颂读这16个字,以示公心,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因戒石碑立于大堂前面,官员们出行须从旁边行走,多有不便,到了清代就改成了公生明牌坊。既方便,也很壮观。保存较好的是河北省保定被称为“清代第一衙”的直隶总督署,大堂前的公生明坊,牌坊前面书“公生明” 三个大字,背面写着十六字戒语。这是如今在中国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座总督署的“公生明”牌坊。这座黑色的四柱三顶的“公生明”牌坊正对总督大堂,官员们每每处理完公务,抬头便可历历在目,犹如当头棒喝,告戒官员不要徇私枉法,否则天理不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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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3+112009070600309,00.html


得獎公式 日文壇有一套

* 2009-07-06
* 中國時報
* 【林欣誼/台北報導】

 為了發掘新人,日本幾乎每個雜誌都設有新人獎,百獎爭鳴的情況下,芥川得獎作品不再具有「不朽名作」的崇高光環,但日本文壇也推演出一套有趣的得獎公式。

 「主要獎項排列有序,通常是先獲得某個雜誌的新人獎,然後再摘取芥川獎或者三島獎。有些獎,如吉川英治文學獎是給老作家。最高獎項是文化勳章,再高就是諾貝爾文學獎」,李長聲分析。

 芥川獎曾出過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遠藤周作、村上龍、宮本輝、吉田修一等名家。但村上春樹從未獲獎,「村上春樹一九八五年就得過頒給老作家的谷崎潤一郎獎,而芥川獎是獎勵新進作家,就不好再給村上了。」但李長聲說,「這也可能是藉口,因為此前村上的作品已經兩度落選。」

 此外,兩大獎的純文學與大眾文學之分也很模糊,如社會派推理小說大將松本清張早年曾入圍直木獎,最後是獲得芥川獎;女作家山田詠美三度入圍芥川獎,竟是摘下直木獎。其中更不乏自詡是純文學作家,卻被頒給直木獎的尷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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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hursday, July 02, 2009 - 02:34 am:   

http://www.zaobao.com/yl/tx090702_002.shtml


当Twitter敲响大门时

(2009-07-02)

● 查雯

  Twitter,这样一个成立不满3年的交友网站,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获得了影响一国政局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即便是该网站的创始人也不例外。

  对于很多个人用户来说,Twitter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八卦”心理,通过Twitter,他们可以随时获知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而对于国家以及国际政治来说,Twitter则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Twitter的崛起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角逐国际话语权的新战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无论是无意识的忽视还是有意的回避,都可能将在未来给自己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美国价值观何以独领风骚

  如今,当谈论起“软实力”这个概念时,我们总会感慨于美国价值观的渗透能力以及美国对国际话语权的牢牢把握。但如果看一看历史上的美国是如何做的,今天美国所享有的文化软实力也就显得顺利成章了。在构建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对新潮流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方面。

  举个例子来说,杰克逊·波洛克是20世纪美国抽象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被视为二战后新美国绘画的象征。但事实上,当时就连杜鲁门总统都不能欣赏这种艺术,认为这和欧洲大师的作品相比是“粗俗”的艺术。但中情局却认为波洛克的作品很好地表现出了美国人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个性的尊重,这一点恰恰是共产主义国家阵营不能容忍的。于是,中情局不惜资助博物馆、策划媒体好评,由于波洛克的画作过于庞大,美国甚至动用了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运载它们去亚洲巡回。

  历史一次次证明,美国正是在这种创造世界潮流、拥抱世界潮流和利用世界潮流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文化霸主的身份以及价值观输出者的地位。

  今天,当Twitter的大潮袭来时,聪明的美国政治家早就看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面对这种潮流,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却不能忽视它。奥巴马、麦凯恩、戈尔、施瓦辛格都成了Twitter的使用者。麦凯恩每天使用Twitter发布的消息都在3-4条;而奥巴马则通过Twitter呼吁美国老百姓质询自己的州议员,敦促议员们支持新清洁能源法案的通过,如今奥巴马已经在Twitter上拥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160万名“followers (追随者)”,他们每天都会了解到奥巴马的最新动态,聆听他的声音,体会他的执政理念……我们看到,美国又一次站在了潮流的浪尖上。

注定要给世界政治带来冲击


  尽管因为充斥着虚假消息而饱受批评,尽管因涉嫌“干涉他国内政”而遭到谴责,但这一切质疑都在Twitter的强大渗透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昔日,即便有东西两个阵营的尖锐对立,前苏联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家朱可夫元帅也没能抵挡住可口可乐的诱惑,今天,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也应该清楚,TWITTER这股互联网浪潮注定要给世界政治带来冲击。如果没能主导它的产生,至少不能错过对它的利用。

  从这一点上看,如何通过Twitter使自己的声音传得更远,使自己的理念更具有竞争力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想着如何将Twitter挡在门外。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所有的Twitter消息都被限制在140个字符之内,如何用这样的篇幅将自己的观点、理论阐述得清清楚楚并且具有号召力,将对现有的政治话语体系产生强烈的冲击。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撰文说,最重要和最深刻的政治信息事实上经常可以被压缩在140个字符之内,即便是《共产主义宣言》也不例外——“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了锁链”。拉赫曼指出“事实上,它们(这些政治哲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们可以被归结为一句话”。

  可以想见,Twitter不仅是互联网技术的新潮流,它还可能会引发整个政治话语体系的新变化。正统的政治语言当然十分必要,但简洁的、活泼的、甚至是网络化的政治语言将应运而生,在未来,是否能适应这种政治语言的新变化,将成为对一国政府和每一个政治家的考验。而是否能以开放的心态拥抱这股新潮流、并积极调整自身,将可能对一国是否能占有国际话语权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Twitter敲响大门时,每个政治家都应该这样问自己:“我准备好了吗?”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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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坝”与国家“父爱主义”

(2009-07-02)

● 邓聿文

7月1日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要求在电脑销售中预装“绿坝”过滤软件的起始日子。从最近的消息来看,虽然工信部强调此软件是自愿安装且可以卸载,但依然打消不了人们对政府可能控制网络言论的疑虑。(编按:中国官方已宣布推迟执行有关措施。)

  简单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可知工信部的此一决策显得有些草率。最早披露此事的是《华尔街日报》。6月8日,该报的一篇报道声称中国拟在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安装阻止电脑访问某些网站的软件是在“收紧互联网控制”。该报道出来后,工信部《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同一天也在“绿坝”软件的官方网站——绿航网上公布。按照“通知”的说法,安装“绿坝”的目的在于“屏蔽和过滤互联网上诸如色情、淫秽、暴力的信息”,以防止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之害。但此一说法遭到舆论的广泛质疑。

  在没有更多证据显示工信部还暗含其他目的之前,姑且相信工信部的确是为给未成年人过滤有害信息。应该说,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在中国几亿网民中,主体是中小学生。鉴于他们的鉴别力不高,以及作为这一年龄阶段所特有的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和模仿能力,假如他们把网络行为中形成的暴力、色情等不良道德意识内化为现实行为,破坏的就不只是网络秩序,同时还会对现实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进行解构和颠覆,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因而,对未成年人有害的色情、暴力以及其他不良信息等,有必要通过技术手段过滤掉。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技术过滤须坚守自愿原则

  但问题在于,技术过滤必须坚守自愿的原则,而不像现在一样,强制预装指定的软件。政府可以向社会和家长发出建议和倡导,或者推荐技术过滤等软件产品和方案,但须把是否安装过滤软件的决策权力交给家长。因为对什么是危害儿童成长的不良信息,家长比政府更清楚。政府在运用公权力的时候,必须区分公域和私域,对网吧、学校、图书馆等公域场所,为保护少年儿童不受不良信息的侵害,政府可以强制这些机构预装过滤软件;但对家庭等私域场所,政府是不能代替成年公民来辨别何为有害或无害的信息。即便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让家长自主发挥作用,也远比政府更为实际和有效。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超越了单一的传递和获取信息的功能,其本身的交互性以及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被广大网民寄予为实现信息透明、言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渠道。特别在当下,网络正显示它巨大的对公权力的监督力量。这种情况下,政府强制预装指定软件的做法只会令公众反感,因为公众担心政府过滤不良信息的说辞只是一种借口,真实目的是强化互联网的控制,限制人们自由使用网络,获取信息。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如有点滴的迹象,都会引起社会的忧虑和民意的巨大反弹。

  从工信部被动回应社会的质疑来看,我猜测其在作出这项决策时,是没有考虑到公众对此会有激烈反应的。它可能认为,既然是政府出钱免费为广大用户预装不良信息的过滤软件,似乎就没有必要还对社会履行告之义务,或者就此事举行听证。要不是媒体将此事披露出来,人们或许在7月1日以后还不太清楚自己新买的电脑里已经预先安装了这样一款过滤软件。

  工信部在此一事件上的行为和表现,可以用国家“父爱主义”来说明。“父爱主义”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提出的一个概念,专门用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存在“软预算约束”的问题。科尔内指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不仅是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问题,也是国家与企业间关系的问题。国家对企业的保护和企业对国家的依赖是造成软预算约束的重要原因。他把两者间形成的温情脉脉的关系称为“父爱主义”,国家视企业为自己的子女,不能放任不管。 

须抛弃父爱主义决策方式

  从上来看,“父爱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善意”和“强制”。正因为国家的行为是“善意”的,所以无须征求治下子民的意见而“强制”推出。用一句通俗的话说,“管你,是为你好”。

  “父爱主义”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于中国却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父母官”这一称谓就是一种典型表现。何况中国刚刚经历了整整一个父爱主义大行其道的计划时代。在那个时代,不仅大到国家的长远发展,政府都规划好了,就是小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政府也替你准备了。每个人无需思考,只要按照政府说的去做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改革后,虽然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发展了起来,但此种由传统和计划时代养成的父爱主义思维却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不少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总觉得自己应该比一般的市井小民站得高看得远,或者比老百姓自身更清楚需要什么,仿佛他们不为民做主,老百姓就无法行动一样,因此,也不管民众是否同意,恨不得将老百姓的一切都管理好、安置好。

  在中国的环境下,家长对于未成年子女是有着绝对权威和权力的。父爱主义与此一样,也是建基于权力之上。一个社会的父爱主义越深越广,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越大,因此,父爱主义的政府,是时时蕴含着扩权冲动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民主和权益意识也在跟着生成和提高,特别对经历了30年被人做主的中国人来说,哪怕政府的确是好心为其服务,也不想自己一再被政府强制替代。无视社会发生的这种心理变化,是一些政府“善举”每每遭到公众巨大抱怨的根源所在。

  总之,对互联网不良信息的监控是必要的,但这种监管势必以不损害公民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为前提。而要从根本上避免政府“善意”被公众拒领情况的一再发生,必须限制政府权力,抛弃其父爱主义的决策方式。

作者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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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unday, June 21, 2009 - 09:29 am:   

【禅韵茶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此句出自《五灯会元》第十七卷,在唐朝禅师青原惟信说的一段话里面: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书生的点评]
 
禅师的话阐释了修禅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这是一种从不了解自然,到对自然的困惑,再到完全了解自然的过程。

如今我们每个人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其实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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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onday, June 15, 2009 - 05:51 pm: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090000/newsid_8097300/8097395.stm

香港法制给台湾司法改革带来灵感?

2009年06月12日

香港观察
林贡钦

最近,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司法正义和司法改革等原因,坚决控告检察官侯宽仁制作笔录不实涉嫌伪造文书,引发了台湾朝野的激辩

反对者认为,马英九特别费案被判无罪,并在大选中获胜,已经彰显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是非判断。如今,马英九以总统之尊,仍坚持起诉侯宽仁,不仅格局小,而且不是司法改革的方向。

支持者认为,马英九自当选以来,撤销了过去所有的诽谤官司,唯独追究侯宽仁制作笔录不实,这不是私人恩怨。马英九从自己的个案开始,迈出台湾法制进步的关键一步。

我支持马英九的这一法律行动,理由有三:

其一,司法人员可以有法律观点的不同,但不可以有法律人格的瑕疵。

检察官侯宽仁制作笔录不实,是法律人格的严重瑕疵。而这种法律人格的严重瑕疵,被台湾媒体披露为是台湾司法界的"普遍现象"。

马英九控告侯宽仁,不论是出于"公义"还是"私德",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客观上都能起到惩前毖后、杀鸡儆猴的警示作用,除非最终败诉。

其二,台湾法制的进步,从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判例开始。

英美法系中的经典判例对司法改革和法制进步起到巨大的作用,甚至不亚于一部成文法。通过经典判例,以小示大,以点带面,可以推动台湾司法改革的进程。

其三,司法改革带来的社会正义,高于政治利益。

如果仅从政治考虑和道德判断,马英九不起诉侯宽仁,获得的民众满意度和支持率远高于起诉侯宽仁。但是,民意高低则是暂时的。马英九选择了追求司法正义,无疑是正确的,这将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的法制进步。

香港与台湾的法制比较

常年行走于港台两地的人士大都能感到法制水平,香港高于台湾。

香港的法制是英国人留下的好东西,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相比之下,台湾的法制亟待加强和提高。

民主程度,台湾优于香港。台湾的各级政务官由全民直选产生;香港的民主只是小圈子里玩的选举把戏,要过若干年后才有直选。

就台湾本身的民主与法制的比较来看,台湾的法制比起台湾的民主,落后一大截。主要表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实体正义远落后于程序正义。在政治、宗派、蓝绿等因素的掩护下,贪腐、黑金盛行,法制不彰,除弊维艰。

问题的关键在于,台湾的法律人尚未摆脱政治、宗派、蓝绿等因素的干扰,导致法律人格存在着严重瑕疵。近年,台湾司法人员中暴露出来的贪赃枉法,公器私用,畏惧权势等种种弊端和恶习,令人不齿。

是次马英九坚持起诉侯宽仁,以此祭旗,但愿能迈出台湾法制进步的关键一步,最终迈向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司法公正,政治清明。

香港法制的借鉴

华人由于长期受"三纲五常"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法制观念较为淡薄。香港在英国150多年的殖民统治下,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港人逐渐树立起较为牢靠的法制观念。

在香港,法制教育不亚于神学教育,为了维护法制的神圣地位,法官被当做神来崇拜。神不会犯错,法官亦然。检察官代表社会的公义和良心,是维护法制的利器和支柱。对法庭的裁判,香港多数市民持正面肯定态度,很少会质疑司法人员的政治立场和审判不公,尊重和服从法庭的最终判决。

香港是个媒体十分发达的地方,对公务人员的舆论监督十分严厉。法官、检察官洁身自好,极少出现在娱乐、社交、政治等场所。港人清醒的认识到,一旦法官和检察官拜倒在权力、金钱、美色、亲情之下,这个社会的法制大厦就名存实亡了。

当然,法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也可能伤及无辜。因此,香港的法制改革也亟待与时俱进,最终迈向法治加德治的社会。

提升台湾法制水平的有利时机

民主,这一文明社会的重要政治制度,如果没有文明社会的另一重要政治制度 -- 法制的相辅相成,平衡共进,民主可能变成暴民政治,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奴役,或民主可能变成刁民政治,少数人无视多数人意志的胡作非为。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在了亚洲的前列;也由于文化的因素,台湾的法制建设远落在民主政治之后。目前,台湾实现了政党的二次轮替,法制水平有了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机会。各政党执政的优劣,都要放在法制的天平上被检验。关键是台湾的朝野政党能否达成共识,以反贪腐为契机,加快法制建设的步伐。这是一个痛苦的磨合、锤炼过程,否则,台湾的法制水平难以提升。

注: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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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hursday, June 11, 2009 - 01:11 am: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tw090610b.shtml

遥望李敖

(2009-06-10)


  日前,“李敖语妙天下”电视公布了李敖新写的一首诗:

  誓扫老K不顾身,
  古稀功名土与尘。
  花甲海隅甲甲甲,
  换得无吏夜捉人。

  看了真是令人感慨。诗中“老K”指国民党,“花甲”指李敖来台湾已经60年,这诗可说是李敖一生的写照和定位。

  当年李敖反国民党,英勇盖世,锲而不舍,坐了2次牢,可谓奋不顾身。如今,七十四岁了,回首功名,好象尘土一般。来台湾一住60年,在那个海岛上,写文章、争自由、捍卫人格,都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甲甲甲”,最后,“换得无吏夜捉人”。没有了“盖世太保”、没有了“秘密警察”、没有了“锦衣卫”,李敖也不会再有黑夜突被抓捕的恐惧。其实不止于李敖,是台湾已无“白色恐怖”。

  “无吏夜捉人”,区区五个字,分量却极重。这是靠多少生灵涂炭、靠多少狱底冤魂、靠多少人间血泪,才换来的。如今,河清海晏,斗转星移,蒋家王朝跨掉了,可是李敖也老了,——是老态毕露的老、是讲话罗嗦的老、是无复当年的老、是美人迟暮的老。多么惊心动魄,又多么令人惋叹!

  我经常想象,在阳明山的一幢楼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在窗台上看日出、又看日落,看晨雾、又看黄昏。“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李敖代谢了人世,又等着入古。他同我们,虽然同在今朝,却恍如隔世。

  隔世,不是因为他在台湾,我们在大陆;隔世,不是因为海水宽阔,逝水东流;隔世,不是因为他已苍老,我们年轻;隔世,是因为,他走过从前、留下胜迹,又等待我辈登临。一路上,举头望去,我只看到遥远和苍茫。

  60年的光阴,洗练了他的才华,也洗尽了他的青春与“铅华”,但却没有洗清了人们的双眼。胜迹是那么美好,却又是那么简单,只是“无吏夜捉人”而已。可是这一简单,不但要付出了他一生的心血与奋斗,在他凝神的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死魂灵。

  不是俄国文学家笔下的“死魂灵”,那是中国的生灵。

  他们是真的中国。

  胡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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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unday, June 07, 2009 - 02:20 am: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pqy/20090607003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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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钱袋与国家的命运


历史学者 洪振快

观察世界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英、法两国的命运颇不相同。比如从政治角度来看,英国走的是较为平稳的发展道路,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和挫折,1689年实现了“光荣革命”,政治上领先世界各国;而法国走的却是暴力革命的道路,社会激烈动荡,1789年才开始“大革命”,杀戮不断,流血不止,政治反复,命途坎坷。从经济上看,英国于18世纪下半期开始工业革命,19世纪上半期工业革命完成,国力臻于极盛;而当时的法国,经济还在泥淖里挣扎,相对来说非常落后。

同处西欧,人种、地理、文化都很接近,英、法两国的历史命运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历史现象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原因虽然复杂,但英、法两国历史命运的歧异主要是议会有没有控制住征税权,即有没有拽牢国王的钱袋,则是非常明显的。

英国在1215年签署《自由大宪章》,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对国王的征税权进行限制。为此英国议会发展起来,此后400多年间王权与议会反复较量,此消彼长。《大宪章》签署之后的200年间,历代国王曾44次确认《大宪章》,王权高张时便废除,削弱时又被迫确认,反复较量之中,议会始终没有完全失去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比如对羊毛出口征收高关税是英国国王收入的一个可观来源,15世纪后期国王、羊毛出口商和代表养羊出售羊毛业者的议会就征税权展开了斗争,结果是大家相互妥协,国王获得了税收,议会赢得了规定征税水平的权力,商人得到对贸易的垄断权。最后,垄断消失,羊毛税在政府税收中的重要性降低,而议会的税收批准权则保留下来。到了17世纪40年代,英王查理一世自认王权神圣,不经议会批准擅自征税,结果被送上断头台。之后经过短暂的波折,“光荣革命”成功,王权被彻底击败,征税权完全由议会掌握。

法国在14世纪初也发展出了与英国议会相似的“三级会议”。但是,与英国议会始终没有完全失去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不同,法国的“三级会议”后来实际上名存实亡,失去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其起因,是战争的需要。1337—1453年英法两国“百年战争”期间,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法国国王要求“三级会议”允许其征收特别税(交易税、盐税等)。“三级会议”希望尽快取得对英战争的胜利,结束法国的社会动荡,所以同意了法国国王的要求。1439年,“三级会议”决定,国王可以不经“三级会议”的批准而征收新税。但是随着紧急形势的过去,征税权却随着法国国王权力的扩张而被延续下来,脱离了“三级会议”的控制。在其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三级会议”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最后爆发了大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夺回这项权力。

从英、法两国的历史可以看出,法国的暴力革命与英国相对和平的革命的不同,根源在于议会是否失去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权。英、法两国历史命运的歧异,政治、经济方面发展的差异,根源其实都在这里。

法国的税收制度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国王征税权力不受限制,容易无限制地加重税收,另外,法国贵族、教士等社会上层又是可以免税的,结果负担都落到了社会下层身上,这加剧了社会不公,强化了阶级矛盾,为暴力革命埋下伏笔;二、为了获取更多的税收,必须拥有庞大的官僚队伍,官僚队伍在为国王获得税收的同时,也消化掉税收的很大一部分,并且成为法国政治结构中的顽固力量,阻碍了社会变革;三、为了保障税收,王权向行会转让某项经济活动的垄断权(因为需要行会以交纳稳定的税金作为回报),行会则试图利用垄断保护地方市场免受外部竞争,其结果是垄断加强,而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受到了抑制,导致贸易受阻、生产性经济活动下降。这样,国王和官吏的钱袋满了,而经济发展却受到了阻滞。综合言之,法国国王不受限制的征税权力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是其国运衰颓的最重要的原因。

英国的情况与法国不同,英国国王没有随意征税的权力,社会上既没有享受免税权的特权阶层,也没有庞大而保守的官僚队伍,而国王为了增加收入,需要通过鼓励对外贸易、增加经济活动总量来获取,或者通过出售某些特许状来获得钱财,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导致垄断降低,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增加,私人产权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

同样是征税,英法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受到议会的约束,英国国王通过放弃垄断权来获得税收;而不受“三级会议”约束的法国国王,则通过加强垄断权来获取税收。两者对经济自由发展的后果是不同的:英国保护了私人产权,增加了经济的自由度,使经济发展潜力慢慢释放出来;而法国正相反,破坏了私有产权,使国民经济的垄断性逐渐加强,从而使经济自由度降低,经济发展潜力被束缚。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同样是西欧国家,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法国。

英、法两国历史命运的歧异,其历史教训是明显的:国家的命运,与限制国王权力、保护人民权益正相关———对国王权力的限制越彻底、对个人权益的保护越有力,私人产权的发展就越充分,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越大,国家强盛就越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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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aturday, June 06, 2009 - 09: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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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题杨万里诗赠雷震手迹(1961)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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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onday, June 01, 2009 - 06:40 pm:   

http://v.ifeng.com/society/200905/76854415-f68e-4b57-b537-c6e2412354c0.shtml#ef6 be3cb-8a82-464c-89b3-d0facbe0c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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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riday, May 29, 2009 - 09:07 am:   

http://www.stnn.cc/china/200905/t20090529_1036370.html

卢武铉自杀启示:中国官场需要“知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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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岛环球网消息: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震惊世界,也让同属东方文化圈的中国人感慨不已:尽管卢武铉以反腐、反裙带斗士形象上台,却因腐败、裙带嫌疑身名俱灭,令人唏嘘。但他最终以死谢罪,这种重廉耻、敢承担的勇气,颇让很多人感到惋惜和钦敬。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国人对卢武铉的死心存惋惜,对他的做法表示钦佩,很大程度上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贪腐、裙带,并非韩国官场的独门“土特产”。在中国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同样存在不少类似的丑恶现象和问题官员。与卢武铉“知耻近乎勇”、敢于用血性和生命承担责任不同的是,一些“国产贪官”在真相未曾败露时百般掩饰,甚至道貌岸然地大谈反腐倡廉;在蛛丝马迹开始露头之际百般抵赖,甚至反咬一口,对举报者进行打击报复;在东窗事发后或逃亡国外,去那些“贪官乐园”举家安享富贵,或假意“担责”,然后在风头过去后悄然复出,照样做官。

  同是贪腐、裙带问题,韩国有敢于担责到底的卢武铉,中国却多这类不知耻、假知耻的贪官,这就难怪国人会羡慕、敬重一个国外已故的问题官员了。

  正如许多韩国政论家指出的,官场中的“知耻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本土的积淀本应更深。然而,在中国当代许多贪官面前,传统也好、格言也罢,都成为一捅就破的窗户纸。所谓“知耻文化”,要么干脆被扔在一边,要么成为掩饰其继续贪腐的遮羞布。

  卢武铉并非一开始就这样“知耻”:他曾经矢口否认家人的问题,也曾对记者的追问大动肝火,他的“粉丝团”甚至围攻过“揭短”的媒体,但韩国司法、行政部门不为所动,继续追查,并终于掌握了其家人、亲信贪腐的部分确凿证据,同时舆论监督、公众压力,始终发挥着理应发挥的作用。

  反观国内,一些贪官明明劣迹斑斑,屡被揭发,却扔可“排除万难”,安稳当官。一些贪官明明东窗事发,已被“问责”,却在事后安然无恙,异地做官。而对他们的监督、举报却步履维艰。贪腐太容易、反贪腐太艰难,势必让“知耻文化”难以发扬光大,因为“不知耻”的风险和“无耻”的收益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生命是宝贵的,笔者并不提倡效仿卢武铉的轻生;贪腐是可耻的,笔者也不会认为国外的贪官,就真的比国内的更可爱。笔者所希望的,是在国内官场同样具有“知耻文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民众的呼吁,更需要体制上、法治上的监督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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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onday, May 18, 2009 - 10:44 am: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us090513.shtml
  而中国总是有人崇拜皇帝,所以至今皇帝的身影还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挥之不去。

美国:上帝的宠儿

(2009-05-13)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它走的路很顺,所以性格上总是让人感觉很张扬,很多人爱,很多人恨,却很少人能够漠视。

  从上小学开始,老师就经常教育我:“作为胸怀天下的国家小主人,要有理想有抱负,世界上最大的邪恶国家美国的小朋友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从那时候开始,美国便开始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里,一旦听说世界某个角落发生战争,晚上做梦都能经常出现美国像怪兽一样横冲直闯。而在玩儿童军事游戏时,大喊“神兵天将助我打倒美帝国主义,解放全世界”成了正义一方的口号,后来才知道,美国不怕玉皇大帝,他们只敬仰上帝。

  怀着“敌人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梦想,我度过了中学时代。可是,直到大学毕业,虽然官方媒体天天在我们耳边喊“美国衰弱了,中国强大了”,美国的影响力依然无处不在。于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我对美国进行了了解。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作为一名曾经很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也是一声长叹:美国的运气好的出奇,总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找到了“符合美国国情的具有美国特色的道路”。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精神鸦片”,所谓鸦片,就是吸着产生幻觉上的舒服,可是人身体和精神会越来越空虚堕落,中国百年的屈辱就是从鸦片开始的。可是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就是一群信仰宗教的人建立的。早在美国建国之前的17世纪,为了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清教徒们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建立殖民地,他们以“上帝选民”的身份开始了实现其宗教理想的实验。宗教始终与美国历史的进程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对美国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影响。美国的钞票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国歌有“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美国总统就职,圣经在手。国会参众两院的会议都是以国会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始,军队里有牧师、神甫提供宗教服务。美国的大学医院、监狱及其他许多公共与民间机构中也都宗教职业人员提供宗教服务。可以说,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和宗教和上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说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

  美国人似乎对上帝的热爱超过了任何事物,《独立宣言》特别强调了上帝的存在和力量:“上帝创造了平等的人类,上帝赋予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美国的宪法则更是基督文明的产物。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国家也是得到上帝特别祝福的国家,美国人也是上帝特别祝福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美国从建国开始到现在,给人的感觉总是像一个爱折腾的叛逆青年,只看上帝脸色,不管也不怕别人说什么,做起事情来我行我素。然而,这个特别热爱上帝的国家显然也得到了上帝的特别偏爱,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总能找到正确定前进方向,从而避免了国家和民族下陷入历史泥潭里无法自拔。也正是因为很少走弯路,才成就了美国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力。

  1781年独立战争胜利。华盛顿战功赫赫,声望日隆,是美国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美国也正涌动着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这股思潮和中国传统的“谁打江山谁就可以坐江山”的理念一致。手握重兵、打赢了独立战争、拥有巨大威望的华盛顿自然是首选的人物。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华盛顿坚定拒绝了对他的王袍加身。他的态度对美国消除君主制的威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所以说,上帝对美国确实有偏爱,上帝这个时候没有给美国人送来一个开国皇帝,只是送来一位任期有限的开国总统,从而保证了美国迈出坚实而正确的第一步。

  林肯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通过颁布《解放奴隶宣言》,让400万奴隶获得自由;他遇刺身亡后,美国正式废除了奴隶制。林肯成功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为推动美国社会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幸运的是,这位称不上有帝王霸气的总统还有着正直、仁慈和坚强的个性,他的“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这一名言让许多所谓的领袖相形见绌。而他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保持了林肯生前对待南方各叛乱州一贯的温和态度,以极大的妥协姿态容纳了南方的继续自治。由于约翰逊总统的宽容,南方得以自由地重建,南北双方得以日渐修好因战争产生的仇恨和裂痕,南方诸州对联邦的认同感也逐日得到恢复和增强。在这场美国内战中,正是由于胜利者一方对失败一方同胞的宽容,才使得美国的统一没有沉重的历史负债,得民心者得天下,显然,美国人不仅深谙此道,还用得极为娴熟。而按照美国人的理解,这位林肯也应该是上帝送来的礼物。

  罗斯福是美国历任总统中任期最长的总统,三次连任成功,是美国唯一一位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罗斯福在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和美国人都幸运地避开了走上法西斯的独木桥。他引导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并且赢得二战胜利。罗斯福很激进,结束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领导美国与欧洲展开竞争。美国人是幸运的,当整个国家都在为罗斯福这位伟人着迷而迈向个人崇拜的危险之路时,上帝给美国人的却是一位身患残疾的罗斯福,并且他的早逝使得他更为高大和完美。否则,如果让罗斯福当救世主到晚年,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就会增加。估计罗斯福的墓志铭如果写的是“七分功,三分过”,那对美国来说可不会是一个福音。

  正是基于美国的种种幸运的因素,因此,我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宠儿,它敬仰上帝,上帝也特别关爱美国。

  而中国总是有人崇拜皇帝,所以至今皇帝的身影还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挥之不去。
  
北京 陈笠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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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riday, May 15, 2009 - 10: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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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十字路口


「中亞」這一名詞,狹義是指前蘇聯的五個中亞共和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及塔吉克。廣義的中亞則包括伊朗東北部、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北部和新疆西部。

中亞的核心地帶是阿姆河及錫爾河之間的河中地區,今天屬烏茲別克的領土。這個地區自古以來便是東西交通和商旅必經之地,因此被歷史學者稱為「文明的十字路口」。這個稱號其實也反映了在漫長的歷史中,中亞周邊的王朝及其強大的軍隊曾川流不息地進入或經過中亞,或征略,或兼併;其較主要者如下:

(一) 約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印歐語裔的雅利安人從南俄大草原經中亞遷入伊期高原及印度,部份留居中亞。

(二) 公元前六世紀,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中亞,成立栗特、花刺子模、大夏等行省。

(三) 公元前三二九年,亞歷山大攻克中亞,並娶粟特公主為妻。中亞其後為希臘人建立的塞琉古王朝統治。

(四) 公元前一世紀,月支人在河西走廊為匈奴所敗,西遷中亞,其後滅希臘殖民國大夏,建立貴霜王朝,並把中亞納入版圖。

(五) 公元二世紀,波斯薩珊王朝統治中亞。

(六) 公元四世紀,匈奴 口厭噠部征服中亞。

(七) 公元六世紀,突厥人為唐王朝所敗而西遷,進入中亞;中亞開始突厥化。

(八) 公元七至八世紀,唐王朝對中亞實行覊縻州府制,並設立眾多都護府。

(九) 公元八世紀,阿拉伯人征服中亞;中亞開始伊斯蘭化。

(十) 公元九世紀,波斯薩曼王朝統治中亞。

(十一) 公元一二一九年,成吉斯汗的蒙古鐵騎征服中亞;中亞其後成為察合台汗國一部份。

(十二) 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紀,帝俄吞併中亞。

(62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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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營商的粟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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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於公元前五世紀寫成了「歷史」一書。書中記載:早在公元前一千年紀的上半葉,粟特人已生活在中亞的阿姆河中游、澤拉夫善河流域及卡什卡河流域。這個地區土地肥沃;農業、手工業及商業都較中亞其他地區發達。粟特人逐漸在這個環境下發展成為一個善於營商的民族,不獨在粟特地區做生意,還大規模地移民到中亞其他地區及中國經商。通過粟特商人的經商活動,許多波斯及羅馬的貴重商品及中亞特產被帶到中國去,對唐代的社會產生了不少的影響。他們又把中國的產品,特別是絲綢,沿着絲綢之路分段運送至羅馬、波斯等地銷售,獲利甚豐。因此「新唐書˙西域傳」亦記載粟特人「善商貿,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

粟特商人輸入中國的物品包括了食品(例如葡萄酒),香藥(例如沉香),動物(例如馬、獅子、豹、犬、波斯貓),寶石(例如瑪瑙、水晶),金銀器,玻璃器,織物(例如地氈)。

相傳粟特人很重視培養他們的下一代也成為營商能手。因此,從襁褓時期開始,父母就會把一塊糖放在嬰孩的舌下,讓他日後變得「嘴甜舌滑」。同時又把一個錢幣置於他手中,讓他學會緊握錢財,日後更善於理財。

唐時僑居中國的粟特人甚多,有些還當上了唐王朝的高官。中國史籍稱粟特人為「昭武九姓」,即康、安、石、米、曹、何、史、火尋及戍地等九個中亞城邦國家;其中以康國(今撒馬爾罕)、安國(今布哈拉)為大。中國歷史上的「安史之亂」,就是由在唐王朝當高官的粟特人安祿山、史思明發起的。

(61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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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葡萄酒及汗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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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的東部地區,介乎帕米爾高原及天山之間的錫爾河上游沖積平原,稱為費爾干納盆地;人口約有八百多萬,是烏茲別克最重要的農業區。漢代稱這個地區為大宛,以盛產良馬、葡萄及苜蓿而見著。

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後,從大宛帶回葡萄及苜蓿的種子。「史記˙大宛列傳」云:大宛左右以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前蘇聯考古學家在撒馬爾罕及塔什干亦曾發現公元七至八世紀的葡萄酒作坊遺址。在撒馬爾罕及布哈拉等地發現的大量粟特壁畫中,也有不少飲宴場面。 這些均反映了烏茲別克及中亞一帶,自古以來就是葡萄酒的產地。

葡萄種植業後來從中亞傳至新疆;一方面是因為氣候土壤條件較接近;另一方面亦與粟特人的大量東遷有關。粟特移民潮在公元五至六世紀時達到高峰。七世紀時,有康國人康艷典在新疆鄯善築葡萄城。釀酒技術於是傳入新疆,至唐太宗時傳入中國內地。「唐會要」曾提及唐太宗親自造酒,頒賜群臣。王之渙的「涼州詞」亦有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除葡萄酒外,大宛同時亦以產良馬見稱。據云:大宛馬的前肩膊與項背皮下有一種寄生蟲,寄生處皮膚隆起。馬奔跑時,血管漲大;寄生處創口張開,血就流出來。因此,大宛馬亦稱汗血馬。

中國歷代文獻中不乏中亞貢馬的記載。唐時的昭武九姓之地(今日的烏茲別克),更是產良馬之邦。「唐會要」曾云:康國馬,是大宛馬種……武德(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中,康國獻四千匹。唐時,昭武九姓貢馬不下十五次。這些馬身材高大、腳程快而富耐力;其原型可見諸近代出土的唐代馬俑及唐三彩馬。

(64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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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帖木兒與撒馬爾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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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於十三世紀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四大汗國,其後逐漸被當地的伊斯蘭社會同化,語言亦日漸突厥化。約一世紀後,一位突厥化及伊斯蘭化了的蒙古將領帖木兒(公元一三三六年至一四○五年)憑軍功逐漸嶄露頭角,掌攬了軍權,隨後征服了幾乎整個中亞及西亞地區,建立了帖木兒帝國,定都撒馬爾罕。

帖木兒在西方文獻中往往以嗜殺的暴君形象出現。相傳由他發動的戰爭導致了多達一千七百萬人的死亡。

帖木兒其實也有文明的一面。儘管他是個目不識丁的大老粗,但他卻十分尊敬有學問的人。他主導了中古波斯文學最輝煌的時代,並大力護持波斯畫家和書法家。他促成了察合台突厥文字的發展。此外,他又提供了大量的資金,興建了無數堂皇華麗的清真寺和伊斯蘭經學院。他把撒馬爾罕建設成一個美奐美倫、極具伊斯蘭建築風格的中亞城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於二○○一年把這些古建築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今天,游人來到撒馬爾罕,最曯目的城市地標當然是列基斯坦廣場和它周邊的三座高大的伊斯蘭經學院。英國前派駐印度的總督喀遜曾稱讚列基斯坦廣場為世界上最高貴的廣場。可這組地標性建築卻不是帖木兒本人親自創建的。廣場西邊的兀魯伯經學院建於一四一七至一四二○年間。兩個世紀之後,東邊的希爾多爾經學院才建成。中間的提拉卡利經學院則建於一六四六至一六六○年間。離廣場東北角約七百米的比比哈姆清真寺則是帖木兒為紀念其髮妻而建的。

一四○五年二月,帖木兒為了圓他那重建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的夢,正準備率領二十萬人的軍隊遠征中國,途中卻病逝於訛答剌城(今哈薩克境內)。

(63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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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烏茲別克族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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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中亞人種主要為伊蘭人及操東伊朗語的印歐語裔族群中的印度 --- 伊朗支。中亞地區既然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又迎來了不同的族群,包括六世紀時入侵的突厥人、七世紀入侵的阿拉伯人、和十三世紀入侵的蒙古人。突厥人在橫跨歐亞大陸的突厥汗國(包括中亞)境內推行突厥語化。阿拉伯人的入侵導致了整個地區的伊斯蘭化,蒙古人的後裔則成了今日中亞哈薩克及烏茲別克兩國的主要族群之源。

烏茲別克族佔了今日烏茲別克共和國人口的八成。哈薩克族則佔了哈薩克共和國人口的六成。烏茲別克經濟以農業為主;哈薩克則仍然維持草原游牧文明的特色。儘管如此,兩國主體民族的族源原來其實是十分接近的。

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創立時,成吉思汗的長子朮赤的封地是額爾齊斯河以西的地區(即今日的哈薩克和西西伯利亞­)和花剌子模。朮赤之子昔班則得到了從烏拉爾一直延伸到額爾齊斯河上游的廣闊領土作為他的封地。十四世紀初,昔班的後裔烏茲別克汗接受了伊斯蘭教。一四二八年,其後裔阿不勒海爾汗成功地聯合了整個地區的遊牧部落,正式成立了烏茲別克汗國,並開始南侵帖木兒帝國,佔領了錫爾河流域及花剌子模。其後,汗國中有兩位亦是出自朮赤後裔的王子(克利和札你別)率領着相當多的部族,從汗國中分裂了出來,並採用了哈薩克人這個稱號。一四六八年,哈薩克人與烏茲別克人進行了一場大戰,殺死了阿不勒海爾汗和他的兒子。一五○○年,烏茲別克人在阿不勒海爾的孫子昔班尼的領導下東山再起,佔領了河中地區、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在帖木兒帝國廢墟上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烏茲別克汗國。

(64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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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亞游牧人的伊斯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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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綠洲地區,是定居的農業社會和城邦國家。中亞遼闊的草原和荒漠,則是游牧人的世界。

相對於綠洲居民來說,草原上的游牧人生活於較隔絕和較孤獨的環境中。自古以來,他們就處於無邊無際、神秘莫測的蒼穹下,對草原荒漠上的種種自然現象(包括雷、電、風暴)產生了恐懼與敬畏之情。信仰天地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薩滿教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衍生的。長期以來,游牧人借助薩滿巫師的超自然力量來尋求精神上的慰藉。

公元八世紀以後,藏傳佛教的喇嘛與伊斯蘭教蘇菲派的托鉢僧開始進入中亞草原地區傳教。他們入鄉隨俗,部份人採用了薩滿教的形式和傳說,逐漸贏得了游牧人的敬畏和信任。到了十九世紀,中亞大部份游牧民族都已成了穆斯林教徒。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對伊斯蘭教在感情上的投合,而不一定是對其經教神學的投合。游牧人在接待游方的托鉢僧和接受他們那些具有神秘主義超自然力量的教理時,表現出來的敬畏之情,意味着游牧人已將這些新來的托鉢僧與他們原來祖傳的薩滿巫師等同起來了。換言之,一個托鉢僧為游牧人所能提供的,正正是薩滿巫師以前能給予的精神慰藉。但傳統習俗在許多游牧人身上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特別是居住在遠離綠洲地區的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中間就更其如此。有些游牧者因此無視「古蘭經」的戒律,喝馬乳酒(一種用發酵馬奶做成的酒精飲料),有時還喝血,吃腐肉及自然死亡的牲畜。對男女之間的關係亦不如有些伊斯蘭國家來得嚴謹;這往往反映於他們那些熱情奔放的民歌及民族舞蹈之中,在中國的新疆牧區亦如此。
(62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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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亦武亦文的中亞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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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四世紀末,突厥化了的蒙古軍閥帖木兒經過多年的征伐後,建立了橫跨西亞與中亞的大帝國,定都撒馬爾汗。儘管在某些歐洲人的眼中,他是個野蠻的韃靼征服者,可他和他的帝國卻對文化藝術頗有建樹。帖木兒掌權後,對帝國治下的波斯文學藝術逐漸產生了興趣,並成為文學及藝術的重要贊助者及保護者。繼承王位的兒子沙哈魯亦花了大量的財力物力,用於贊助藝術家及作家。至十五世紀末,帝國的統治者胡賽因 – 拜卡剌的宮廷中亦聚集了大批的音樂家、詩人、畫家和學者。他們受到了極為優厚的禮遇。中古波斯文學黃金時代的最後一位偉大的詩人內扎米,就生活在這位國君的保護下。波斯風格的袖珍畫及書法,亦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並逐漸傳入印度。

十六世紀初,蒙古裔的烏茲別克人佔領了錫爾河及阿姆河之間的河中地區,建立了昔班王朝。王朝的開創者昔班尼既是一個軍事上的卓越領導者,又是一位具有文化素養和多才多藝的君主。他用察合台突厥文寫下了不少優秀的詩歌。他身邊經常有一大批的詩人,學者和伊斯蘭神學家。在遠征途中,他經常隨身帶着一個流動圖書館,供閱讀之用。

昔班王朝的另一位國君兀拜都剌汗(一四七六至一五三九年),除了以征略見稱外,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大詩人。他對學者和詩人的贊助亦不遺餘力。昔班王朝鼎盛時期的統治者阿不都剌汗二世(一五八三至一五九八年),以慷慨資助建築師和畫家見稱,亦是學者的保護人。

昔班王朝的多位國君都對文學及藝術表現了真摯的熱愛。他們還在布哈拉和撒馬爾罕興建了大量輝煌的寺院和伊斯蘭神學院,用上了精美的繪彩瓷磚裝飾,至今仍有不少保存下來。
(64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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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浩罕汗國與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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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初,成吉思汗長子朮赤的後人昔班尼從草原南下,佔領河中地區,在帖木兒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烏茲別克汗國的昔班王朝。汗國其後逐漸分裂。十八世紀初,烏茲別克九十二個部族之一的明格部在費爾干納建立了浩罕汗國,至一八七六年為沙俄所滅。

費爾干納盆地位於錫爾河上游的天山西部的崇山峻嶺之中,地形仿如一隻巨大的橢圓形花籃,素有中亞花園之稱。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曾謂其地「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馬」。

浩罕汗國建國之初,與清廷頗為友好,並曾為清之藩屬國。大批浩罕人進入新疆定居,並與當地維吾爾族通婚。隨着浩罕汗國在中亞的崛起,它與清廷的關係亦有所變化,開始入侵新疆。一八二○至一八二八年間,浩罕曾伙同維吾爾裔地方首領和卓張格爾多次入侵喀什。一八三○年,浩罕又聯同維吾爾裔和卓玉素普入侵南疆葉爾羗及阿克蘇等地。一八四七至五七年間,在南疆的大批浩罕人伙同當地和卓發動了多次的反清叛亂。一八六五至七○年間,浩罕派將領阿古柏率兵侵佔整個南疆,包括喀什、葉爾羗、和田、阿克蘇、英吉沙爾、庫車,哈喇沙爾等地,建立「七城汗國」。一八七五年五月,清廷派左宗棠領軍進入新疆,歷時兩年始收復國土。

一八七六年二月,沙俄軍隊入侵費爾干納,浩罕國覆亡,淪為俄殖民地。中國新疆西部與浩罕接境之大片國土亦陷於沙俄之手。

中國西北邊陲地區及其民族關係之複雜性及敏感性,於此可見一班。
(58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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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鹹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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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唸地理,知道鹹海是世界第四大湖。當時鹹海面積約為六萬六千九百平方公里,南北長約四百公里,東西寬約二百八十公里,十分廣袤。

鹹海位於哈薩克與烏茲別克兩國之間。它的水主要來自發源於天山山脈的錫爾河及帕米爾高原的阿姆河。上世紀五十年代,這兩條河每年注入鹹海的水量平均為五十五立方公里。當時鹹海的漁業甚有規模,並有兩個大漁港。

六十年代開始,按前蘇聯計劃經濟的指引,中亞地區大力發展棉業,為全國供應棉花。為了灌溉棉田,於是修築了許多渠道引水。單是黑沙漠一條渠道就每年引走十四立方公里的河水。到了八十年代,注入鹹海的水量已下降至原來五十年代的十份之一不到。到了一九九三年,鹹海的水位已下降逾十六公尺,蓄水量減少了四份之三,面積則縮小了一半。一九八七年開始,鹹海正式分裂成南大北小的兩個湖。

鹹海水位的下降,導致了水中鹽份的升高。至一九八五年時,最後的二十種原生種魚類絕了跡。當地六萬漁民亦只好另尋生計去了。鹹海面積的萎縮也導致了周邊土地的荒漠化和鹽礆化,間接影響了棉花的生產。鹹海周圍的氣候變得更乾燥。沙塵暴頻繁,導致了當地居民的呼吸道疾病。棉田大量施用農藥和化肥,並隨着地下水及渠道進入阿姆河及錫爾河中。飲用水源的污染引致了各種的疾病,包括肝炎、痢疾、傷寒、畸形兒及肺結核等。

當局鑒於鹹海生態環境的惡化,於一九八八年起停止了再修築引水渠道。前蘇聯瓦解後,中亞各國開始對水權問題爭論不休,對減少灌溉引水量亦難取得共識,因為這樣對當地的農業經濟影響甚大,問題實在不易解決
(62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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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收之桑榆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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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讀民族史,也可以給人走出困境的啟示,讓人體會「失之東隅、得之桑榆」之理。試舉幾個例子以說明之。

公元前約二千多年前,原來游牧於南俄大草原的印歐語裔民族,因災荒而遷離草原;一部份向東南遷入伊朗高原及印度,日後分別衍變成古波斯及印度雅利安民族;更大的一部份西遷入歐洲,成為今日歐洲各主要民族的源頭。

秦漢之間,游牧於河西走廊的月支人(亦為印歐語裔東遷民族)為匈奴所敗,於是西遷,越過葱嶺(即今帕米爾高原),南下佔領大夏(今中亞地區),建立了顯赫一時的貴霜王國。

東漢初年,北匈奴為竇憲所敗,於是西遷。至四世紀時入侵歐洲,直迫羅馬帝國。匈奴首領亞提拉令歐洲人聞風喪膽,稱之為上帝之鞭。

七世紀時,突厥為唐所敗,於是西遷,最後建立了橫跨西亞及中亞的大帝國。唐軍又曾東征,擊潰高句麗、扶餘及靺鞨聯軍。靺鞨西遷,經北亞細亞翻過烏拉山進入歐洲,至八世紀時在多瑙河畔建立馬扎兒國,即今匈牙利。

十六世紀初,蒙古裔的烏茲別克部族南侵,進中錫爾河及亞姆河之間的河中地區及費爾干納,滅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後裔巴布爾率殘部南遷,進入印度,成立了統治印度逾三百年的莫卧兒王朝。印度著名的地標泰姬陵,亦為該王朝所建。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一個族群陷入困境,仍然可以奮發圖強、東山再起、再創輝煌,甚至成就更大的偉業。人又何獨不然?
(54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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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亞伊斯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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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伊斯蘭藝術,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 建築藝術(清真寺建築、陵墓建築、經學院及經文圖書館建築等)。

(二) 圖案裝飾和工藝美術(包括建築物的瓷磚和琉璃鑲嵌、地毯、織品、細密畫等)。其中綠色和藍色在宗教建築的瓷磚圖案裝飾中較常見到。穆斯林認為綠色是生命的顏色,而藍色則是天界的顏色,均屬和平安祥之色。突厥人曾自稱為「藍突厥」,而伊斯蘭教教旗及教徽均是以綠色為基調的。

(三) 文學藝術(包括抒情的、哲理的、敍事的大型詩歌作品和語言類作品)。

(四) 歌舞藝術(中亞歌舞藝術在伊斯蘭藝術中獨樹一幟,格外鮮活,光彩奪目)。

伊斯蘭藝術最重要的一條原則,就是對具象或偶像的迴避和排斥。公元六三○年,穆罕默德收復麥加後,親自搗毀和清徐克爾白神廟的偶像,改神廟為清真寺。自此以後,伊斯蘭教對具象造型藝術有了一定的禁忌。這也限制了伊斯蘭繪畫藝術對生命形象創造的描繪。儘管如此,在一些伊斯蘭國家中,特別是在波斯等有着悠久繪畫傳統的民族藝術中,還是留下了不少技巧高超、藝術精湛的人物、動物等造型藝術。在手抄本書籍插圖中的細密畫和器物、織品上的裝飾圖案,表現尤為特出。十六世紀後,細密畫藝術在印度莫卧兒帝國大放異彩,名冠伊斯蘭世界。

帖木兒王朝時代的編年史中曾提到撒馬爾罕、赫拉特及伊斯法罕的王宮內的大型裝飾畫,包括了國王及其眷屬的畫像,與及宮庭盛宴、征戰及狩獵的場面。後來,隨着伊斯蘭教義的進一步貫徹於非宗教藝術中,這些主題壁畫也就隨之消失了。
(60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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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古波斯與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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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河發源於帕米爾高原後向西流,成為今日的阿富汗與塔吉克兩國之間的邊界河。它其後流入土庫曼的東北部,再轉北流經烏茲別克的西北部,注入鹹海。在烏茲別克境內的阿姆河下游三角洲地區,古稱花剌子模,是中亞古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古代的花剌子模人屬伊朗人種,操東伊朗語。俄國的中亞史學家巴爾托里德等人在考古發掘的基礎上,認為波斯的拜火教亦源於花剌子模。公元前六世紀,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成立時,中亞的花剌子模、布哈拉及撒馬爾干等均為波斯帝國的東部行省或屬土。古波斯的坎兒井、地下水渠及農業灌溉系統,亦曾為俄國考古學家在中亞地區大量發現。原藉花剌子模的中古天文學家比魯尼也曾稱花剌子模是「波斯大樹上的一根樹枝」。

中古時代的中亞,曾是伊斯蘭世界的學術文化中心。當時中亞的科學水平在伊斯蘭世界中亦屬相對地高。因此中古波斯詩人魯米在他的詩作中曾稱讚布哈拉是「知識的寶藏」。中古波斯的詩仙、浪漫的詩人哈菲茲曾在他的一首詩中讚美一位設拉子的美女,並謂願意把撒馬爾罕及布哈拉兩個珍寶級的城市換取美人面頰上一顆印度式的黑痣。當時還是帖木兒統治的年代。相傳帖木兒汗得悉哈菲茲的詩句後大為震怒,於是召來哈菲茲,質問他為何夠膽拿撒馬爾罕及布哈拉兩城來換取情人面頰上的黑痣。哈菲茲答道:是的,大王,正是由於我的一貫慷慨疏財,所以才落得今天的一貧如洗;如今只好央求你的賞賜和周濟了。帖木兒頗欣賞他的急智,因此事後還真的給了他一份不輕的賞賜呢。
(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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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真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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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六三○年,穆罕默德收復麥加,搗毀克爾白神廟的偶像,改為清真寺。「古蘭經」稱該寺為「世人創設的最古的清真寺,確是麥加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響導」。公元十五世紀,奧圖曼突厥人攻入君士坦丁堡後,將巨大的穹窿頂式建築索菲亞教堂改為清真寺,確立了中央穹頂和四方形基座的一種清真寺建築形式,並以藍色瓷磚鑲嵌,將其當作圖案製飾的主色。公元十六世紀,波斯薩法維王朝興建了大批氣勢磅礡、裝飾華麗的清真寺,其圓形拱頂之美與及裝飾之豪華,令人嘆為觀止。與此同時,印度莫卧兒帝國以印度傳統建築藝術與波斯建築藝術相結合,進一步發展伊斯蘭建築藝術。其陵墓建築藝術十分高超,多用尖頂拱門、法塔、圓頂穹窿等建築特色。建材多取諸當地之紅砂岩及大理石,使得建築外觀色彩明亮,典雅華貴。沙迦汗時期在阿格拉城外建造的泰姬陵,是莫卧兒藝術的巔峰之作。由此奠定了清真寺和伊斯蘭陵墓建築的基本藝術形式。

中亞的清真寺建築也有沿用舊有的佛教、摩尼教建築,經過改造後使用。新建的清真寺和陵墓,則完全按照阿拉伯及中亞伊斯蘭建築風格和藝術形式興建。

典型的清真寺建築,是由主體大殿(禮拜堂)、邦克樓(即喚經樓,亦稱宣禮樓)、凹壁、講壇、門樓庭院和阿訇生活區組成的建築群。給人印像最深的是高大的門檻和塔柱。塔頂建穹窿式圓亭,亭上立一新月。大殿開闊,其方位面向西方的麥加。殿內有凹壁(即聖龕),左側設講台,供阿訇登壇講經之用。整個清真寺常以花瓷磚及琉璃磚鑲飾,顯得富麗堂皇,光彩奪目。
(61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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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伊斯蘭裝飾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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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建築的裝飾藝術舉世馳名。清真寺、經學院與及「聖人」、「偉人」陵墓等一般均用上精美的瓷磚裝飾,令人印象深刻。

中亞伊斯蘭裝飾,以幾何圖形、植物紋樣和文字書法為基本主題;注重重複、整齊和規則的排列、對稱、均衡、交錯、循環、連續、節奏及複雜繁縟的表現形式。

幾何圖案以方形、菱形、圓形及三⻆形等為基本紋樣。由此交叉、組合、變異、繁衍出各種類形的幾何紋飾。如以三⻆形為基礎可構成五⻆星形、六⻆星形、十二⻆星形。方形可構成八⻆形及十六⻆形。以正方形、十字形、萬字形等多種幾何圖形為基礎,加以組合、套叠、排列、交叉,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可以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幾何紋和扭曲狀編結紋。這是伊斯蘭裝飾藝術的一大特色。

其次是植物紋樣。阿拉伯紋飾以枣椰樹葉紋、聖樹紋、葡萄紋等為常見紋樣,象徵生生不息。中亞裝飾中的植物紋樣,又添了當地的石榴、無花果、波斯菊、玫瑰、月季、桃花、杏花、棉花、麥穗、西瓜、甜瓜等。整個圖案佈局精巧,富於變化,使每種花卉果木都充滿生命的韻律及美感。

伊斯蘭的書法藝術主要為各種字體的阿拉伯書法,以曲綫變化為特徵,流動飄逸,在建築物、工藝品和日常生活中被廣泛使用。特別是清真寺、陵墓建築和民居中,都可以看到書法裝飾紋樣。由於是取自「古蘭經」中的語錄,或是對安拉和先知穆罕默德的頌詞,因此書法紋飾就受到格外的重視。
(55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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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亞詩人納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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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沃依(一四四一至一五○一年),出生於帖木兒帝國治下的赫拉特一個貴族之家,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天資聰慧,相傳他五歲時已學習波斯文;七歲就能背誦中古波詩人菲爾多西、內扎米、薩迪、哈菲茲等人的作品;十五歲就能用波斯文和察合台突厥文寫作。他是中亞地區最早運用察合台突厥文進行創作的詩人,因此今天被尊為烏茲別克文學之父。

納沃依少年時代與帖木兒帝國的王子同窗。王子登基後,納沃依被任命為大臣。當官十八年後被誣陷並流放異鄉;其後歸隱於家,潛心寫作,辛勒耕耘,寫了大量的詩歌,並有哲學著作「心之所愛」、語言學著作「兩種語言的訴訟」、與及有關中古波斯詩人賈米的「回憶錄」等傳世。

納沃依的詩歌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抒情詩,以波斯傳統抒情詩體寫成。代表作有詩集「思想的寶庫」,包括「童年的異事」、「青年的珍品」、「中年的異事」和「老年的訓言」四部曲,共有二千五百首之多。這些詩作除了抒情外,亦有思想內涵,抑惡揚善,批評時弊。另一類是敘事詩,以用察合台突厥文寫成的敘事長詩「五詩集」最為著名。全詩共五萬三千行,分五個部份。第一部份「正直者的不安」有明顯的訓誡勸善作用。第二部份「蕾莉和馬杰農」是穆斯林世界的梁祝故事。第三部份「法爾哈德和西琳」記敘了中國新疆庫車地區的一位王子的愛情故事。第四部份「七星圖」鞭撻了一位昏庸的五世紀波斯國王。第五部份則歌頌了亞歷山大的美德。中亞文學受中古波斯的影響,於此可見一班。

(59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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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烏茲別克傳統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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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烏茲別克人和南疆的維吾爾人,在語言文字、宗教、生活習俗和文化藝術方面均有相近之處。烏茲別克語及維吾爾語均屬維吾爾 --- 察台合突厥語族,十分接近。

烏茲別克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音樂主要由歌曲、樂曲、說唱音樂及歌舞音樂組成。民歌有三種形式,有篇幅較長、內容龐雜的「叙誦性民歌」,有篇幅較短、節奏輕快活潑,以表現男女愛情為主的「歌舞性民歌」,還有表現生活習俗如「搖籃曲」、「對嫁歌」之類的「習俗性民歌」。烏茲別克人使用的樂器與維吾爾樂器大同小異,如都塔爾、彈拔爾、熱瓦甫、艾捷克、巴拉曼、手鼓等,只是在形制上有些變化。用樂器伴奏、說唱民間故事、敘事長詩,在烏茲別克民間頗盛行,代表作為「再甫汗」。介於說唱和歌舞之間的「埃提西希」,是烏茲別克民間常見一種表現形式,往往有二至六人在樂器伴奏下邊演邊唱,內容多為表現男女之間的愛情。維吾爾的「十二木卡姆」,也是烏茲別克音樂中不可缺少的內容。

烏茲別克舞蹈形式多樣,多姿多彩。舞蹈以輕快優美、旋轉如風、「抖手」、「轉手」、「彈指」、「晃手」以及繫鈴作響為其鮮明特色。舞姿律動保留着粟特時代的遺風。舞蹈形式有單人舞、雙人舞,也有被稱為「來派爾」、「烏帕爾」的集體舞蹈;最著名的是「手鼓舞」。在傳統舞蹈「木那加提」中,手腕和肩部繫鈴,舞蹈時左旋右轉,鈴鐺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極具藝術魅力,並由此衍生出各種「鈴鐺舞」。
(57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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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March 24, 2009 - 02: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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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局势与新疆无必然关联

(2009-03-24)


● 葛壮(上海)

  《联合早报》3月20日发表薛理泰题为《阿富汗战事结束后的新疆》的文章(简称薛文),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作者提出的阿富汗战事与中国大西北政治稳定的联动关系,确实值得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不过,薛文前后几番提到的“阿富汗战事平息之日,可能即新疆烽火连天之时” 的推断,却让人感到未免有点危言耸听。以笔者之见,目前阿富汗战事的结束,未必就是新疆面临兵燹之厄的开始,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理由有二:

  一是从历史上来看,九一一之前的阿富汗,基本上都掌控在塔利班政权手中,其首领奥马尔甚至与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沆瀣一气,公开为推动“疆独”的东突势力张目撑腰,还专门训练从事分裂的武装人员。但即便如此,也丝毫未能撼动新疆的稳定局面。

8 0  二是且不论北约部队如何在阿富汗收场,阿富汗的局势如何发展本身,就是很大的未知数。其国内的普什图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固有矛盾及利益冲突,包括逊尼派的阿富汗与邻国伊朗什叶派政权的教派宿怨,还有巴基斯坦政权对阿富汗的影响,都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届时阿富汗自顾尚且不暇,遑论腾出手来对偌大的强邻中国张牙舞爪?

新疆不必然会受外部影响

  换言之,有“外军坟墓”之实力的阿富汗(如薛7所称“该国武装力量能够在境内战胜甚至歼灭任何强国的军队”),并不定然就是“外国的梦魇”。

  至于薛文提到塔利班政权是新疆境内三股势力的天然盟友,确实也有所依据,但文中进一步引发的论述却有几处未能让笔者苟同。首先是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在中国政府长期严阵以待、从未掉以轻心的情况下,并没有达到公开肆虐于新疆各地的程度。而薛文中所谓“必然为之鼓舞……变得十分骄横,……以百倍的疯狂,十倍的出击频率,挑战中国核心的安全利E7”之说,似有夸大之嫌。
  其次,如“届时伊朗多半已经拥有了核武器,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势力以此为护符,作为新疆境内三股势力的后盾,为之撑腰,从而成为北京的心腹之患”之语,也不够慎重。因为,文章没有考虑到伊斯兰世界的教派分野事实,伊朗和阿富汗的塔利班之间其实非常敌对,仅仅套用“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的名义,将二者在这种制造反华分裂的事情上方凿圆枘地硬扯在一起,不免有点牵强。

  最后,更让人E以接受的是薛文在文章结尾提出的观点,即“一旦大西北战事兵连祸结,或许会把在中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牵连进来,这就增加了更大的变数。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回族人口仅次于壮族,而且也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凝聚力特别强。回顾一部中国近代史,假若政治风波牵涉到回族,都不免动摇半壁江山,不能善了”。

  这种说法,反映出作者虽系东亚问题专家,但可能是“术业有专攻”之故,并未见得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及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有详尽的了解。

回族爱国贡献巨大

  第一,根据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的全国人口统计,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回族人口次于壮族和满族,列居第三位。

  第二,如对回族历史有正确完整的了解,特别对讲汉语、长期受中华文明熏染的回族文化心理有所认识的话,是不会得出上述错误论断的。穆圣关于“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之教导,始终被穆斯林视为必须恪守的天职。事实上,每每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节点上C回族的爱国心理都表现得特别明显。以1900年的“庚子之役”而论,面对八国联军的进犯,驻守京城正阳门的甘军马福禄及其亲属子侄五人战死,其弟马福祥(马鸿逵之父)和其他回族将领如马海晏父子则保皇室出京,中途马海晏病死,其子马麒(马步芳之父)继任。甘军的忠勇甚至引来“秋后算账”的洋人仇恨,非要追加其罪不可。

  再以新疆而论,民国前期,杨增新治理新疆十七年(1911-1928年)堪称稳定,其人利用回族来对付维族的统治手法固然出自历史上“以夷E5夷”的羁縻之术,该手段也难免为后人所诟病,但其中透射出的信息不正说明回族在新疆扮演的是对中华大家庭的向心力作用吗?

  历史事实也表明,1934年10月剿灭新疆第一个冠名“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正是由回族士兵为主的马仲英军队(时由马虎山统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中从平民到军人的爱国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不绝于书。所以,薛文关于回族的说法实在欠妥,好似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只依照信仰来划线站队,却罔顾了历史真实的1展。

作者为上海市宗教学会秘书长、上海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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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he.gov.cn/main/news_2.asp?id=21823

新疆伊斯兰教史大事年表

2008-12-18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l世纪 袄教传人新疆。

公元前1世纪 佛教传人新疆。

公元4—5世纪 道教传人新疆。

公元6世纪 摩尼教、景教传人新疆。

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 伊斯兰教传人喀什地区,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

公元960年 穆萨·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王朝国教。

约公元961年 喀喇汗王朝与于阗王国的宗教战争爆发。

1006年 喀喇汗王朝灭亡于阗王国,伊斯兰教传人和阗。

11世纪初 喀喇汗王朝发动征服高昌回鹘的“圣战”。

12一13世纪 西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为伊斯兰教向高昌回鹘境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1346年 贾拉里丁和卓在阿克苏劝说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

1353年 秃黑鲁帖木儿汗在阿力麻里宣布接受伊斯兰教,并强迫16万蒙古人集体人教。

1354年 阿力麻里、库车发生佛教教徒和景教教徒反对强制改信伊斯兰教的暴E5;

1392年 黑的儿火者汗发动征服吐鲁番的“圣战”,使该地区成为伊斯兰教地区。

16世纪初 伊斯兰教成为哈密地区的主要宗教。

1533—1560年 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从中亚来到叶尔羌并成为拉失德汗的宗教导师,该和卓家族取代额西丁和卓家族在新疆兴起。
纳合西班底教团首领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从中亚来新疆传教。
1580年 伊斯哈克和卓从中亚来新疆传教。

16世纪20~70年代 白山派和黑山派形成并开始争夺教权的斗争。

1670—1680B 4 阿帕克和卓在中亚、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并进藏请求达赖喇嘛支持,后引准噶尔兵灭亡叶尔羌汗国,建立白山派和卓傀儡政权。

1694年 黑山派群众发动暴动,杀死阿帕克和卓,建立黑山派和卓傀儡政权。

1757—1759年 大小和卓叛乱,清军平定叛乱,统一新疆。

19世纪20—50年代 和卓后裔继续叛乱,均被清朝平定,和卓势力退出历史舞台。

1864年 各地发生反清农民起义,起义领导权后被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篡夺,在各地建立封建割据政权。

1865年 浩罕军9 8阿古柏利用白山派和卓布素鲁克入侵新疆,占领南疆大部分地区,采取措施扶持伊斯兰教。

1912年 杨增新执掌新疆政权,对宗教采取利用与限制政策。

1918年 杨增新下令禁止聘请土耳其人来新疆教授经文,以防止泛伊斯兰主义传播。

1933年11月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934年2月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覆灭。




http://www.tahe.gov.cn/main/news_2.asp?id=21787

世居新疆的十三个民族

维吾尔族:

在新疆,维吾尔族人口总数居第一位(802万人,1997年12月),比汉族多142万人, 汉族在新疆也是“少数民族”。

因此,许多内地人常常把新疆人与维吾尔族划等号。不错,由于新疆各民族多年的和睦相处,由于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的广泛兼容性,因此可以说新疆各民族已经融合为新疆人,下面介绍的有些是新疆人的共性。


俄罗斯族:


18世纪末期,一些俄罗斯族人从俄国进入塔城经商定居。

19世纪末至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又有一部分俄罗斯人迁居塔城县、额敏县、乌苏县境。当时他们被称作“归化族”,他们聚居的村落被称为“归化村”。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开始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力,正式改称为俄罗斯族。50年代中期,大部分俄罗斯族人返回苏联。留下来的现在主要散居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和乌鲁木齐。


塔吉克族:

你想了解塔吉克族的风情习俗吗?请到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县一游。那里不但居住着被称为“云彩上的人家”的高原塔吉克人,而且可以饱览“世界屋脊”的雄奇,领略“群山之组”的壮丽,体验古老的“丝绸之路”是如何在这纵隔世界东西的的千峰万壑间夺路前进的种种奇情异趣。

蒙古族:

蒙古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塔城地区的蒙古族操卫拉特方言,使用托忒蒙古文,亦推广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使用的胡都木蒙古文。

乌孜别克族:

17世纪前后,今辖区内有乌孜别克族从事经商务农,逐渐定居下来。1949年有人口1313人,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人于五六十年代回苏联。1990年,塔城地区有乌孜别克族2160人,主要居住在塔城市和额敏县。

乌孜别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衣食起居等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基本相同。


回族:

公元7世纪以来,有少数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久居中国,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分别被称为:“蕃客”和“土生蕃客”。到元代则被泛称他们为“回回蕃客”。

13世纪初,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入中国,被称为:“回回人”,后来他们也如此自称。


满族:

满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曾有文字,现在普遍使用汉语文。

满族男女喜爱骑射,很善于冬季游猎,饮食中时有野味食品。

满族服装在清朝时均为八旗式样,妇女着旗袍,喜用绸缎袖边、领边及衣襟等处,多饰以各种花边。


汉族:

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90以上,信仰佛教和道教,也有一部分人信仰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和天主教,甚至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在新疆就有一部分汉族不吃猪肉,或因婚姻原因改信伊斯兰教。

北疆汉族多,南疆汉族少。其他方面则与内地汉族相同,无太大差异,只是在饮食方面则偏重于咸味。


柯尔克孜族:

清代初期,塔城境内已有柯尔克孜族游牧,多聚居于额敏河流域;今多分布于塔城市几个牧场。1990年,全地区有柯尔克孜族人口1916人,其中塔城市有1523人。

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的“乌孙”。

“哈萨克”这一族称最早见于15世纪中叶,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操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

据民间传说,“哈萨克”,意为“战士”,或“白色天鹅”。

历史上,哈萨克族主要聚居在新疆北部,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四周由天山、阿尔泰山和塔尔巴哈台山等山脉环绕,中间是准噶尔盆地和伊犁盆地。

伊犁河、特克斯河、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和乌伦古河等纵横交错,高原湖泊点缀其间。冬季寒冷,夏季凉爽,温差分明。盆地周围的群山,是良好的夏牧场,河流两岸和山谷丘陵,是适宜的冬牧场。

绝大多数哈萨克人世代在这里从事游牧,少数人也兼事农耕。


达斡尔族:

“达斡尔”是达斡尔族自称,由于音译不同,曾有过“达胡尔”、“达呼尔”、“达古尔”等不同的写法。“达斡尔”之名最早见于元末明初。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传说以及达斡尔族的语言、地理分布、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研究,达斡尔族与辽代的契丹族有渊源关系。

可靠的历史记载始于16世纪初。新疆塔城地区的达斡尔族,是清乾隆年间在塔城戌边的达斡尔族将士的后代。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就有达斡尔族官兵换防进驻塔城。同治初年,伊犁爆发农民反清起义,部分驻防伊犁的达斡尔族官兵突围后绕道俄国,抵达塔城。

光绪九年(1883),塔城达斡尔族被改编为两营。光绪十五年(1889),参加重建塔尔巴哈台绥靖新城的达斡尔族人有300多户。光绪十七年(1891),达斡尔族编为六旗驻守塔城。民国初年裁军,1917年,达斡尔族迁居今塔城市阿西尔一带屯耕。

新中国成立后,塔城县设“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1990年,全地区有达斡尔族4474人,聚居在塔城市的有4324人。


锡伯族:

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满语支。锡伯族懂汉语的较多,兼通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

塔塔尔族:

塔塔尔族史称“达旦”、“鞑靼”、“达怛”等。其先民与古代我国北方突厥汗国统治下的鞑靼部落有着渊源关系。蒙古兴起后,鞑靼部为蒙古所灭。

15世纪中叶,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建立的金帐汗国衰落,其境内的鞑靼人脱离其独立,自建喀山汗国,位于伏尔加河、卡马河一带,自称为蒙古人的后代塔塔尔人。

“塔塔尔”经过长期与突厥化的蒙古人、保加尔人、奇卜察克人等相处,融合发展成为一个民族。

19世纪以后,从俄国迁来部分塔塔尔族,多从事商业和教育事业。遂成中国少数民族之一。

1949年,新疆有塔塔尔族2032人,50年代和60年代,大部分迁往苏联。1990年,全地区有530人,现有人口4127人,主要分布在伊宁、塔城、乌鲁木齐。其余散居在布尔津、奇台和南疆的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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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汗王朝


--作者:萧让

2004-11-2


二、木萨汗发动圣战

索图克·布格拉汗为喀喇汗王朝完成了引进伊斯兰教的使命去世后,公元955年,他的长子巴依塔什继位。巴依塔什也像父汗一样,取教名为木萨·本·阿不都·克里木,上封号为阿尔斯兰汗。

木萨·阿尔斯兰汗在喀什噶尔登位后,除了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外,也同样不遗余力地承继父业,尽心竭力地在王朝境内传播伊斯兰教。

公元960年,正是中原宋王朝正式B A立的同一年,中亚呼罗珊(在今阿富汗以北、阿姆河以南)有一个名叫阿不勒哈桑·穆罕默德.卡里玛提的伊斯兰教著名传教士,慕木萨.阿尔斯兰汗之名,来到了喀喇汗王朝首府喀什噶尔。木萨尊卡里玛提为师,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和平布道方式在王朝境内传教。结果,在这一年之内,一下有了20万帐近100万人的突厥语部族依了伊斯兰教,其中的绝大部分当然都是居住在中亚部分的游牧部族,王都喀什噶尔及其塔里木盆地西缘地带王朝辖境内,信奉伊斯兰教大约还要有一个过程。尽管如此,这仍然表明木萨·阿尔=E 6兰汗不靠武力推行的王朝伊斯兰化进程,取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进展。

有了这样雄厚的实力,伊斯兰教就被正式宣布定为喀喇汗王朝的国教。为此,据说在喀什噶尔城内,曾一次宰杀2万只羊大举庆贺。按照众多穆斯林史料记载,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就是从公元960年开始,为国际伊斯兰教界所正式承认。从此,喀拉汗王朝就成为我国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化的地方性政权。

伊斯兰教以喀拉汗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为后盾方兴未艾,而历经近千年的佛教势力也不甘心将自己的基业就此拱手8让。在喀什噶尔一带,两种宗教势力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合的矛盾。特别是位于喀什噶尔东南地带的于阗佛教政权,对喀喇汗王朝所形成的威胁日益耿耿于怀,宗教信仰的不同,终于成了两个地方王朝之间发动战争的直接起因。
对偶像崇拜的排斥,使喀喇汗王朝对本境和邻近地区的佛教势力不断采取军事进攻。喀喇汗王朝时期《突厥语大辞典中收录的一首战歌,就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


我们像急流奔驰,
我们出观在城中;
我们毁坏佛寺,
我们在佛像头上撤尿。


这种作法,很难使各地的佛9势力心平气和而不采取报复。

从公元963年开始,也就是木萨·阿尔斯兰汗正式宣布喀喇汗王朝信奉伊斯兰教之后的第三年,于阗佛教政权就开始发动了针对喀喇汗王朝的军事进攻,双方相持不下。

969年7月间,于阗又发大兵进攻喀喇汗王朝,曾一度攻占喀什噶尔。喀喇汗王朝虽未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想必也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971年(宋太祖开宝四年),于阗国
王尉迟徐拉(即李圣天)曾派遣一名叫吉祥的于阗僧侣,将两年前从喀什噶尔掳获的一头舞象辗转运送内地,当贡品献给了宋太祖。这事在《宋史》里有专门E8载。

大约在970年前后,喀喇汗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木萨·阿尔期兰汗在喀什噶尔去世。是在对于阗的战争中丧生,抑或因遭受了重大打击部愤而亡,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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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让
--发布时间:2004-11-2 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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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场悲歌动地哀

从索图克.布格拉汗执政开始,就已揭开了在天山南部 延续数世纪之久的宗教战争的序幕,为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 中最终取代佛教开了先声。木萨.阿尔斯兰汗也为乃父的遗 愿而耗尽了最后的精力。

但是,这一切还仅仅是始。悲剧还在继续。

如果说,对位于喀喇汗王朝西部的世仇萨曼王朝必须毫 不犹豫地加以征服的话;那么?北方的高昌——龟兹回鹘政权与南方的于闻(今和田)佛教势力的猛烈反攻,就更迫使 喀喇汗王朝不得不予以坚决的回击。木萨。阿尔斯兰汗之子阿里·阿尔斯兰汗就是在这种三面受敌、四处起火的危局中 登上喀喇汗王朝的政治舞台的。

公元917年前后在喀什噶尔继位的这位新汗,全称为奥 布里,哈桑.阿里.本·木萨.阿尔斯兰汗。

阿里.阿尔斯兰汗即位的当年,于阗的佛教大军就直逼 喀什噶尔E5下。锐气正盛的阿里在一场成功的防卫战之后,把于阗军压回喀什噶尔南70余公里的英吉沙一线。在这里于阗军组织反攻获胜,但不甘示弱的阿里再出劲旅,一举将于阗军主力驱赶到今叶城县南部山地,双方血战7天7夜谁也 无法取胜,只好各自罢兵而归。此后,这两大政权之间的宗 教战争消沉了好些年。

不久,迅速恢复了元气的喀喇汗王朝抓紧有利时机,乘 于阗佛教政权不来找麻烦的空隙,把打击的矛头又转向盘距在中亚布哈技的萨曼王朝。公元991年,阿里·阿尔斯兰汗 亲率东路军自喀什噶尔出征,而其8 2兄、王朝副汗哈龙.布格拉汗(为木萨·阿尔斯兰汗弟苏来曼之子)则率北路军由八拉沙衷出发,像两把铁锹一样夹住了布哈拉城,给了萨曼王朝以致命的打击,为数年之后彻底消灭这个宿敌敲响了丧钟。

但是,正当阿里.阿尔斯兰汗在中亚打算更有作为之 际,钻了空档的于阗佛军于公元998年再度兵临喀什噶尔。他们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不仅以自己强大的军队为后盾,同 时策反了喀什噶尔一带潜伏的佛教势力里应外合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又一次占领了喀喇汗王朝的王都。阿里· 阿尔斯兰汗在中亚撒马=E 5罕闻报后,立即火速率军东救。喀什噶尔城下一战,于阗军与暴动的喀什噶尔佛教徒被迫撤 退,困守喀什噶尔城之南的艾斯克萨城堡拼死抵抗,经过长达5个月的攻守战,阿里·阿尔斯兰汗最后获胜,于阗佛军 与喀什噶尔佛教首领一起突围杀回于阗。


公元998年,于阗佛教政权发动了对喀喇汗王朝的最后 一次、也是攻势最凶猛的一次进攻。当阿里·阿尔斯兰汗得知于阗军第三次兴兵而来,为了复仇,他愤然挥师南下,再 次与敌军对垒于英吉沙--这是喀喇汗伊斯兰政权与于阗佛教政权的分界线。在这里,喀喇王朝的铁骑与越战越精的 佛教大军开始接阵。第一回合,阿里的四叔侯赛因战死沙场。第二战,阿里的二叔艾山又重伤毙命。战场上,血流漂 杵,阴风凄厉。悲愤万状的阿里·阿尔斯兰汗在一。个惨淡的黎明向敌军发动了第三次猛攻。他亲率主力拼命搏击,在狭 窄的阵地上左冲右突,要寻找敌军统帅决一死战。在最后的恶战中,喀喇汗王朝的这位最高统帅与自己的姐姐艾丽努尔 公主同时战死疆场。伊斯兰士兵全军覆没。接着,于阗佛军与东山再起的喀什噶尔暴动的佛教徒们,在鼓钹钟磬声中, 再一次把战E8者的大旗插在了喀什噶尔城头。喀喇汗王朝已 处于危急存亡的严峻关头。

公元998年的英吉沙大战,几乎使喀喇汗王朝毁于一 旦。在这危难之际,历史把中兴王朝的利剑交到了玉素甫· 卡德尔汗的手中。
玉素甫。卡德尔汗是奥布里·哈桑·阿里·本木萨· 阿尔斯兰汗的堂侄,即在公元991年配合阿里·阿尔斯兰汗共同夹击萨曼王朝,而后于993年返回喀什噶尔途中病死的 王朝副汗哈龙的长子。公元996年,当阿里·阿尔斯兰汗率军东救喀什噶尔后,玉素甫·卡德尔汗便以战功卓著的王族 贵胄身份接手了中亚事务,留守=E 5撒马尔罕一带。他与阿里·阿尔斯兰汗之子阿赫麦德·阿里联手,在稳定中亚局势 和开拓王朝西疆的大业中做出了可观的努力。

公元998年伊斯兰教古尔邦节的那一天,由玉索甫·卡 德尔汗与阿赫麦德·阿里所率领的王朝西部大军彻底击溃了萨曼王朝残部,俘虏了该国的末代君主,在布哈拉仇敌昔日的 王宫中举行了盛大庆典。但是,就在这喜庆欢呼声中,却传来了王朝大汗阿里的死讯和王都失守的消息。乐极生悲并未 给玉索甫.卡德尔汗带来惊慌失措,中亚的辉煌胜利正让他踌躇满志;王朝东部的失利,正E6天将降大任进而大展雄图 的良机、他深信王朝气数未尽、中兴有日。

公元999年,玉素甫,卡德尔汗从驻地撒马尔罕派出使 节,向中亚伊斯兰世界求援。由麦达音(即布哈拉)的4位著名伊玛木(伊斯兰教首领)率领的穆斯林志愿军,以及从 巴格达、伽色尼(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南)、花刺子模(在中亚乌孜别克斯坦)等地招募的士兵纷纷加入了进军喀什噶尔 征讨异教徒的行列。这支号称14万的伊斯兰十字军。翻越帕米尔高原浩浩荡荡地杀逼喀什噶尔城下,其锋锐不可当。于阗佛军与喀什噶尔佛教首领诺古特热希特被迫放弃0什噶尔城一齐向南撤退。玉素甫·卡德尔汗旌麾南指穷追不舍。 于阗佛军虽早已在今叶城库木热瓦特一带布垒设防,但士气正盛的伊斯大军还是在极短时间内把战线推进到于阗城 下。于阗王朝首领拒绝改变信仰。更不愿俯首就降,只得忍痛弃地,退到昆仑山区去打游击。

玉索甫·卡德尔汗乘胜追击,却忘记了“穷寇勿追”的 原则,竟然驱兵撵上了自己不熟悉的莽莽昆仑,结果在对方神出鬼没的数次出击后,接连损失了来自巴格达的将军加拉 里丁与花刺子模的将军卡西姆,但他们依然冒险前进。公元 1000年11 11日,战线转移到今策勒县南部山地的波斯坦 乡。为了激励穆斯林们的士气.喀喇汗大军在虎视耽耽的敌军就在附近的情况下,离开战马解下武器。进行了一次大规 模礼拜。于阗佛军当然毫不犹豫如猛虎扑食般冲下山来,打得喀喇汗军一败涂地。这一场鏖战,来自麦达音的4位伊玛 木全部丧生,至今在波斯坦乡还能看到有名的“四伊玛木麻扎”。玉素甫·卡德尔汗于是败北而归。这一年多的“圣 战”,使喀什噶尔到于阗的千里大道两旁,留下了一座又一座被后人称为“舍依德(圣战殉难之墓)”的麻扎, 到今天8 D历历在目。

公元10n4年,玉素甫·卡德尔汗把当时喀喇汗王朝大汗 阿赫麦德。阿里·托干汗(即阿里·阿尔斯兰汗长子)从喀什噶尔驱逐出去,自己在喀什噶尔登上了王朝大汗之位。
公元1006年,经过相当的休整恢复,雄心勃勃的玉素 甫·卡德尔汗再发大兵进击于闻佛教政权。在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后,于阗王战败身亡。随着于闻地区的被征服,整个塔 里木盆地西南缘的佛教势力开始宣告消亡。尽管直到14世纪初叶,伊斯兰教还未能跨越库车以东北,但伊斯兰教席卷天 山南北的大势,已形成于玉素甫。卡德尔汗在喀什尔执政 的年代。

凭借赫赫武功和强大的政治影响,玉素甫。卡德尔汗在 喀什噶尔站稳了脚跟。当喀喇汗王朝的宿敌萨曼王朝于公元 999年灭亡后,与喀喇汗王朝并肩作战而日益强大的伽色尼 王朝开始成了喀喇汗王朝在中亚的劲敌。公元1007年,在中,亚阿姆河以南的巴尔赫一带,伽色尼王朝调动500头战象进 攻喀喇汗军,喀喇汗军队因为没有同战象作战的经验,结果 惨败。

玉素甫.卡德尔汗虽已为大汗,但前任阿里·阿尔斯兰 汗的几个儿子却自以为是王朝嫡派而大为不满。被玉素甫 卡德尔汗赶到八拉沙衮的阿E8麦德。阿里·托干汗与驻中亚 乌孜干城的伊利克纳赛尔(阿里次子)都对此耿耿于怀。

1017年春,横行于华北的辽国契丹军队,穿过伊犁河 谷,打到距八拉沙衮约有8天路程的地方。阿赫麦德。阿里·托干汗进击获胜,便激起了承父遗志恢复王朝正统之 心,树起了反戈大旗,迫使玉索甫·卡德尔汗从喀什噶尔绕道撒马尔罕向八拉沙衮进军。3个多月的征战,以玉素甫。卡 德尔汗失败而告终。如果不是托干汗在凯旋途中猝死,喀喇 汗王朝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也就在同一年,伊利克纳赛尔也死了,他的三弟曼苏B 0·阿里接手管理王朝西部疆域。这对玉素甫·卡德尔汗无疑又是个严重威胁,他迅速派去了自己的胞弟阿里特勤去中 亚牵制曼苏尔。没料想阿里特勤又是个野心勃勃的角色,短短几年便占领了河中地带(即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广大农业区),这里富饶的物产与著名的中亚大城布哈拉与撒乌尔罕都在阿里特勤手中,加上实力雄厚的军队,使阿里特勤敢于揭杆而起,公开向王兄玉素甫·卡德尔汗宣战。

公元1025年,玉素甫。卡德尔汗借助伽色尼王朝的力量,从喀什噶尔发大兵央击阿里特勤。阿里特勤放弃撒马4罕城,逃入锡尔河以北的木尤恩沙漠。对阿里特勤,伽色尼王朝 只求削弱他而免除对自身的危害,并不打算消灭他而少一个牵制玉素甫·卡德尔汗的力量,所以阿里特勤才得以侥幸逃 脱。但玉素甫.卡德尔汗还是成功地收复了河中地区。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玉素甫·卡德尔汗继续南征北讨,总算完成了喀 喇汗王朝的一统大业,使喀喇汗王朝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强盛。

1032年,雄才大略的玉素甫.卡德尔汗去世,死后安葬 在王都喀什噶尔。正如登上顶峰就意味着即将下坡一样,玉素 甫卡德尔汗的去世宣告喀喇7王朝即将从分裂走向衰落。

玉索甫.卡德尔汗死后,其子苏来曼.本。玉素甫.阿 尔斯兰汗继位。不甘隐居的阿里特勤从沙漠中钻出来在中亚东山再起,不承认喀什噶尔的大汗苏来曼;不过只有两年,阿里特勤就寿终正寝了。1034年,伊利克纳赛尔的儿子贝利特勤迅速接手了喀喇汗王朝的西部疆域,于1041年起,贝利特勤自称布格拉汗,宣布奉行完全独立的政策,像阿里特勤一样绝不承认喀什噶尔的苏来曼.阿尔斯兰汗为自己的宗主。此后,在玉素甫,卡德尔汗手中曾经强大统一的喀喇汗王朝,开始形成了分8以喀什噶尔与撤马尔罕为中心的东部 喀喇汗王朝与西部喀喇汗王朝。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喀喇汗王朝长期与中原保持 着密切联系。公元933年夏,在喀什噶尔的索图克·布格拉汗向居于华北的辽朝派出过第一个友好使团,公元940年辽 朝派使团回访成功;至1068年间,仅据我国正史所记,喀喇汗朝就向辽朝遗使16次。1009年,自玉素甫.卡德尔汗开 始,向宋王朝派出了第一个友好使团,至1088年间,喀喇汗朝共向宋朝派出使团达50余次,有时一年间数次。其中1063年 (宋嘉佑八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大汗托格鲁尔·喀拉扦8 E 马赫穆德(玉素甫.卡德尔汗的第三子)从喀什噶尔遣使入 宋,宋朝正式册封托格鲁尔为“特进归忠保顺銗麟黑韩王” (“銗麟”即“金翅鸟”,“托格鲁尔”意为“鹫”,其意 暗合,“黑韩王”即“黑汗王”,为“喀喇汗”的汉语直译)。1081年(宋神宗元丰四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大汗桃 花石·布格拉。喀拉汗.哈桑·本。苏来曼,在给宋神宗赵顼的信中,自称“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而称对方为 “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因为喀喇汗王朝的先祖回鹘可汗们,在唐朝时几代都曾娶唐朝公主,8 0 以回鹘统治者以后对中原统治者都称为“阿舅”。民族间的情谊与政治上的联系真是历久而不衰!在维护中华民族统一 的过程中,喀喇汗王朝的功绩同样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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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什么时候信仰伊斯兰教的



伊斯兰教传人新疆大约在1O世纪初,即我国唐末至五代时期,比中原地区晚了两个多世纪,这与先期传人的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先传人新疆再继续东传中原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是阿拉伯的军事征服活动在中亚先后受到唐朝和突厥人的阻遏,使主要依靠武力传播的伊斯兰教没能继续东传。后来,阿拉伯在中亚的统治崩溃,由中亚地方封建主建立的伊斯兰政权萨曼王朝向喀喇汗王朝的武力传教活动又E5屡受阻,再次延缓了伊斯兰教向新疆传播的进程。

萨曼王朝和喀喇汗王朝是公元9世纪中后期在新疆西部至中亚一带建立的两个;毗邻的地方政权。初期,这两个政权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但是不久就随着萨曼王朝对喀喇汗王朝的“圣战”而逐渐恶化。公元893年,萨曼王朝攻占喀喇汗王朝的副都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怛,音达da),俘获了副可汗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的妻子和1.5万名士兵,并将其中的1万人杀死,把这里的基督教教堂改建成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逃往喀什噶尔,并把这座城市定为喀喇汗王朝的副都。

怛逻斯之,战的失败,使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更加仇视伊斯兰教。但是,他后来为了利用萨曼王朝的内部矛盾,收留了因内讧失败而寻求避难的萨曼王朝王子纳斯尔·本·曼苏尔(民间传说中为艾布·纳斯尔·萨曼尼),并委任他为阿图什的行政长官。纳斯尔在阿图什期间,施展“牛皮巧计”,在阿图什修建了新疆历史上的第一座清真寺。他利用同奥古尔恰克的友好关系和后者对他的信任,请求奥古尔恰克能给他一块牛皮大小的地方,让他建一座清真寺,使他能够在里面礼真主。在得到奥古尔恰克的同意后,他回到阿图什立即宰杀了一头牛,把牛皮割成细条并连接起来,然后用它围了很大一块地,在上面建了一座大清真寺直到公元14世纪前后,这座大清真寺在新疆还十分著名。纳斯尔还成功地劝说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萨图克·布格拉汗是大汗巴泽尔·阿尔斯兰汗的次子。相传他幼年丧父后,与其母随叔父奥古尔恰克生活。后者曾许诺将来把权力交给他,但萨图克长大后并没有得到权力,因此十分不满。纳斯尔的到来为他提供了夺取权力的时机。萨9 B克自从认识纳斯尔后,便经常去阿图什,在这里他见到不断从中亚来的穆斯林商人,并从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对伊斯兰教开始有所了解。后来在同纳斯尔的交往中,萨图克学到了有关伊斯兰教的许多知识,对伊斯兰教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决定接受伊斯兰教,并取了一个“阿不都·克里木”的教名。由于喀喇汗王朝禁止居民接受伊斯兰教,萨图克保守了入教的秘密。萨图克接受伊斯兰教的目的并不只是出于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也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而主要是为了利用伊斯兰教夺取权力。所以他入教即令其侍从人教,并开始积极而秘密地在王室成员特别是青年中发展信徒。据伊斯兰史料说,经过多年秘密活动,到萨图克25岁时,在他周围已“集合了三百可失哈耳(喀什噶尔)的骑兵。他还得到费尔干纳的入侵者的支持,于是他们总计达一千人。他们最早攻占阿忒八失;之后他们的人数变成三千骑兵。于是围攻可失哈耳,并以伊斯兰征服了那里,挫败了专制集团”。萨图克终于利用伊斯兰教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推翻了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的统治,夺取了政权,称号“布格拉汗”(公驼汗),成为喀喇汗王朝C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可汗。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标志着伊斯兰教已传人新疆。

萨图克·布格拉汗执政后,立即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王朝的合法宗教,并号召人们放弃旧的宗教,改信伊斯兰教。喀喇汗王朝当时流行的主要宗教是佛教,信仰祆教、摩尼教、景教和萨满教者也很多。为了使人们尽快皈依伊斯兰教,萨图克·布格拉汗在采取强制手段的同时,也展开了宣传攻势。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被说成是受到“神的启示”,是“真主的安排”,并宣传说突厥人的祖先就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当时萨图克·布格拉汗推行伊斯兰教的最大障碍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大汗。为了排除阻力,萨图克·布格拉汗第一次打出了伊斯兰“圣战”的旗号,于公元942年发动了对大汗的战争,打败了大汗,攻占了喀喇汗王朝的首都八拉沙衮。但是,萨图克·布格拉汗终其一生也没有能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喀喇汗王朝全境。公元95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去世,被埋葬在他开始入教的阿图什,其墓至今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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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汗王朝


早在公元654年,阿拉伯伊斯兰“圣战”大军就开始了对中亚的入侵。在半个多世纪内,已相继征服了我国唐朝所辖的中亚诸国及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城镇。

据10世纪波斯史学家塔巴里的《世界史纲》与洪均的《元史译文补证》披露(当代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也认同),公元709年,阿拉伯帝国驻伊拉克总督哈查智.依宾.玉素甫曾授命其亲信穆罕默德.依宾·卡西木与库泰拔·依宾。穆斯林二人:伊斯兰教东征的最后目的地将是8国;二人中谁先征服大唐帝国,谁就是未来的中国总督。

在这个强烈诱惑的鼓舞下,卡西木立即挥师东南先取印度;而不久前才升任阿拉伯驻呼罗珊总督的库泰拔(亦译作屈底波),则因在中亚的累累战功而踌躇满志,决意直接东向用兵,要与唐安西大都护的主力部队决一高下。公元715年,唐安西都护吕休璟率1万大军进军中亚,在拔贺那(今乌孜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城下给阿拉伯大军以迎头痛击,取得巨大胜利。可惜由于玄宗对大食(即阿拉伯)入侵中亚问题上采取了退让态度,致使这次战果未能进一步扩大。

=E 5在当年,库泰拔的一文劲旅还是跨越了葱岭,乘虚攻占了疏勒都督府(今喀什噶尔),在今日新疆的土地上第一次树起了伊斯兰教的大旗。在声威素著的唐帝国面前,库泰拔将军还是保持了头脑的清醒。他先派出以霍贝拉为首的特使团,带着骏马珍宝从疏勒出发去长安,打算以进贡为名探听虚实。但却未及作出反应却祸起萧墙:阿拉伯的哈里发苏来曼新登位。拥重兵在外的库泰拔不服而举兵谋反,结果失败被杀。不久。又在崛起于西域的吐蕃大军的攻击下,阿拉伯军队被迫西撤。伊斯教光顾疏勒犹如靖蜒点水浮光掠影,这一次算是不得要领。

又据唐史与《伽师于阗乡土志》所记,公元751年,阿拉伯大军卷土重来,唐安西都护高仙芝率大军3万在坦逻斯城下与之大战,唐军大败,死伤被俘2 万多人。西域唐军元气大伤。因“安史之乱”随即爆发,唐朝无暇西顾,于是阿拉伯军队在大将结比沙达克率领下,于公元769年第二次进占疏勒,但不久他又在对于阗的“圣战”中阵亡。最后又被不自觉充当唐朝西照卫十的吐蕃军队将其残部驱赶西撤。

在这一时期,促使阿拉伯帝国及其贵族们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动因,还不是出于传播伊斯兰教的需要,而是为了掠夺财富扩张统治势力。因此阿拉伯人在控制中亚近一个多世纪之后,也才勉强使伊斯兰教在中亚得到初朱传播。这对仅受到短暂冲击的疏勒而言,伊斯兰教所能施加的影响也就更小得多,况且当地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佛教势力也决不可能一触即溃。但是应该看到,作为伊斯兰教东传之先声,对当地传统的宗教和居民精神心理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伊斯兰教不再F一种不可知的陌生事物,这就为两个多世纪后伊斯兰教正式传入喀什噶尔,打下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

公元893年喀喇汗王朝布格拉汗奥古勒恰克迁都喀什噶尔后,经10年体养生息,重新在葱岭之东崛起。公元904年,奥古勒恰克从喀什噶尔发兵,向仇敌萨曼王朝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复仇战,获得了成功。

这次战役,正值萨曼王朝刚在中亚消灭萨法尔王朝之后;胜利之后的惨败,使萨曼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萨曼王伊斯玛依勒的兄弟纳赛尔.本.曼苏尔因与兄长敌对,万般无奈之下居然逃到喀什噶尔,投向敌国喀嘲汗王朝。

为了争取一切力量寻求政治上的合作,纳赛尔受到了奥古勒恰克的热情接待。纳赛尔给奥古勒恰克带来了大批本国珍宝和阿拉伯的布匹、糖果,当然也带来了自身信仰已久的伊斯兰教。奥古勒恰克对前者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对后者却因祖宗的法规而不得不持保留态度。不过为了留住这位流亡王子以共同打击萨曼王朝,考虑再三,奥古勒恰克还是答应:把喀什噶尔以北40公里的阿图什作为纳赛尔的栖身之地,同时还在阿图什修了—‘座清真寺供纳赛尔及其侍从们使用,以示对他信的尊重。这事大约发生在公元905年左右。

喀喇汗王朝的民族构成并不单一,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呈多样化形态:有漠北草原时代回鹊人旧有的萨满教和摩尼教,也存在西迁后几十年间陆续吸收的佛教和袄教(即拜火教);迁都喀什噶尔后,当地也有传统佛教与袄教并存。因此,喀喇汗王朝在臣民的宗教问题上本没有许多严格限制;但由于与中亚伊斯兰教主要势力的萨曼王朝关系交恶,才促使喀喇汗王朝统治集团对伊斯兰教采取了敌对排斥的态度。

于是,奥古勒恰克为流亡王子纳赛尔做了必要安A E之后。便下令严禁本国臣民接近这一小股穆斯林及其所信仰的伊斯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伊斯兰教的死对头奥古勒恰克,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让伊斯兰教闯入了喀什噶尔本土,使古代新疆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清真寺和第一批迁居这里的中亚穆斯林。

但是.真正自觉地正式向新疆引进伊斯兰教的第一个先行者,却另有其人。

公元93年的坦逻斯战役失利之后,原王朝阿尔斯兰汗巴兹尔不久也在八拉沙衷去世;奥古勒恰克迁都喀什噶尔后,为了填补后宫的空虚,便续娶了自己的嫂子—— 兹尔妻;巴兹尔年幼的儿子索图克也随母亲迁居到喀什噶尔。面对王朝大汗法定继承人的索图克,奥古勒恰克也曾信誓旦旦,允诺待侄儿成人后就把大汗之位让给他。但是可以想到,奥古勒恰克是绝对不希望这种允诺变为事实的。

有一天,一文中亚的穆斯林商队来到喀什噶尔后,前往阿图什的清真寺作礼拜。年轻的索图克带着自己的39名侍卫正在阿图什…带游猎。当他看见祈祷的时刻一到,那些商队的穆斯林们便置身后满地的珍宝货物于不顾,无比虔诚专注地面西而跪做“乃玛孜”时,就强烈B 0意识到,这种忘我的信仰精神和严格的宗教纪律,很可能会在自己未来的大业中化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军事力量,可用此击败对手横行天下。于是,他不顾叔父的三令五申,一有机会就跑去阿图什找萨曼王子纳赛尔,学得了不少伊斯兰教知识。在纳赛尔的诱导下索图克毅然决然的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暗中在侍卫和青年中发展穆斯林。在这一阶段,他不仅用心地攻读《古兰经》,而且自取教名为阿不都.克里木,为回鹘(维吾尔)族人名的阿拉伯化开了先声。

奥古勒洽克终于是察觉了这一切。这种背叛行为当然只会导致叔侄之间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更趋公开化。公元915年的一个深夜,索图克带领自己的穆斯林亲军,在喀什噶尔的皇宫内进行了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杀死了不信伊斯兰教的王朝大汗奥古勒恰克,一举夺回了喀喇汗王朝大汗之位。据伊斯兰史料记载,这一年索图克才16岁。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索图克.布格拉汗。

作为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王朝最高统治者,登台伊始的首要任务,就是想使伊斯兰教在本国境内得到传播,而他的地位和权力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力保证。

但是,他将不可避免地碰到东迁喀什噶尔后本民族与当地固有佛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这种势力都会不同程度地阻遏伊斯兰教在王朝境内的传播速度。另一方面,还有巩固统治、开疆拓土与抵御外敌的繁重任务压在王朝统治者的肩上。屯驻于故都八拉沙衮的王朝汗室贵族们就宁愿保持旧有的传统和信仰,拒绝与索图克·布格拉汗合作,当索图克以武力相威协时,八拉沙衮方面曾向我国中原地区的政权求援。尽管索图克.布格拉汗于公元942年还是8 8功地夺回了八拉沙衮,奠定了王朝的统一大业,从而也使喀什噶尔在中亚腹地以惊人的速度繁荣昌盛起来;但终极一生,索图克·布格拉汗也未能使伊斯兰教在王朝境内得到广泛的传播。他在位的40年间,对王朝境内回鹘民族与其他部族中不信伊斯兰教者四处征讨,公元955年在喀什噶尔去世。为了纪念自己成为伊斯兰教忠实信徒的那个地方,也为了让他的后人记信自己为传播伊斯兰教而奋战的一生,他死后被安葬在阿图什。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那里看到“苏丹索图克麻扎(陵墓)”。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信0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首领的陵墓,至今还被新疆穆斯林们视为宗教“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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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传入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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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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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jpopss.gov.cn/bjpssweb/n9123c57.aspx

元朝皇帝忽必烈在全国实行宗教信仰多样化的政策。其中特别重视佛教的发展,元朝中央在南方采纳扶持汉传佛教兴盛的策略,在北方采取护持藏传佛教进一步传播发展的方针。当时西域佛教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其一是在蒙古封建主的扶持下,西藏之藏传佛教传播西域;其二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察哈台汗后裔秃黑鲁·铁木尔的护持下,伊斯兰教的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西域早期佛教进入衰微。

新疆佛教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院才吾加甫副研究员独立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佛教研究》,于2000年立项,2003年7月结项。现将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新疆古称“西域”,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纵观西域两千年历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佛教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影响很大。在新疆约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同样占了两千多年。佛教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商贸往来、社会稳定和各民族间互相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项成果共分八章。

一、总 论

  解说了当代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民族成分;说明汉朝统一西域前后,在不同时期的古代西域土著民族和早期居民情况;叙说西域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之具体情况和佛教公元前6—5世纪在印度产生后,公元前1世纪末由克什米尔传入西域于阗的基本过程。

二、汉朝时期的新疆佛教

  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西域辽阔大地的大王朝。汉朝统一西域以后,西域诸地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等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该章除了主要论说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基本教义等状况之外,还根据浩如烟海的史籍详细论述了西汉末公元前80年左右印度佛教经由克什米尔,越过葱岭,传入西域于阗地区,东汉时代佛教沿西域古道“丝绸之路”分南北两路传播于西域诸地,甚至传播于我国中原内地的基本情况。与此同时根据有关史料有顺序地说明了汉代西域佛教高僧及其佛经翻译的整个历程。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佛教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内地和北方尤其西域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及民族大融合时期。公元220年至58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36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一个个王朝就像走马灯似的一掠而过,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一般认为,在这三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流中,西域大地成了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特别是游牧文化的荟萃之地。这个时期,西域地区除佛教之外在各地还流行着婆罗门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当时这些宗教在西域诸地与佛教相比势力甚弱。但这些宗教不同程度地为占西域统治地位的佛教之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丰富了其浓厚色彩。这一时期,西域塔里木盆地南北路诸国的佛教传播与两汉时代不同,整个西域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即铸造佛像、建寺、立塔、凿窟、举行浴佛和实行施食等社会事业特别盛兴。在佛教礼仪方面,比两汉时更为鼎盛发展。西域各地大小乘佛教并存流行。中原内地和西域诸地前后涌现出许多德才兼备的高僧大德,他们在中原内地和西域诸地翻译了上千部大小乘佛教经文。总之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正值我国文化史上佛教的传入、发展、渐至鼎盛时期。佛教原本自境外传入,从传入的那一天起,佛教高僧就与翻译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时期大量的佛经翻译活动导致了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活动的高潮。西域译经高僧的足迹和他们的翻译成果遍及中华大地,影响了我国人民几千年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

四、隋唐时期的新疆佛教

  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统一王朝,但同时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它结束了长期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为唐朝大规模经营西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隋代佛教,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年)到恭帝义宁二年(618年),我国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的佛教,随着隋王朝的统一,西域出现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局面,同时西域各地佛教进入盛兴阶段。虽然隋朝只存在30余年,却在我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转折点,并为唐朝佛教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由于唐王朝对西域实行积极开拓的政策,原来一度分散的西域很快趋于统一,并加强了与中原的联系。唐王朝经过多年征讨,使西域诸国纷纷归服。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至哀帝祐四年(907年)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唐代佛教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代,西域各地佛教发展仍保持繁荣、信徒众多、寺院广布和规模宏大的局面。据史料载,唐朝统一西域诸地之后,其农业经济与西域传统的农业地区即所谓的“城郭之国”的农业经济正相吻合,而唐朝高度发展的经济更有力促进了西域经济的繁荣。这进一步为西域佛教的兴盛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繁荣的佛教,在统一西域之后,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回流,对接近中原地区的西域东部的佛教给予了巨大影响。大量汉僧长期居于西域,建立庙宇,开凿石窟,讲经说法。在高昌、龟兹、焉耆等地的千佛洞中,大量唐代开凿的洞窟及具有浓郁唐风的壁画均说明唐朝时代促进了本地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此外,在唐朝时期,还是西域和中原的佛教高僧及佛经翻译活动渡过各种风风雨雨,恢复昔日辉煌的阶段,西域与中原各地佛寺林立,僧徒甚多,名僧大德倍出,译经数万,佛教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

五、宋、元、明时期的新疆佛教

  宋王朝立国319年,相传18帝,除徽宗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排佛之外,都采取扶助佛教的政策。宋朝时期,与中原相反,西域佛教基本上走向衰落阶段。西域宗教信仰多元化,佛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并存,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势力并肩对峙。伊斯兰教遍及阿图什、英吉沙尔、叶城、莎车、和阗、喀什、巴楚、阿克苏一带。龟兹、焉耆、高昌、伊吾、鄯善、吉木赛尔仍然是佛教居地。

  元朝是蒙古贵族联合回、汉等民族上层阶级共同建立的封建主政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大政权。由于蒙古铁骑能征善战,我国的版图空前扩大,领域横跨欧亚大陆,使元代的佛教具有民族多样性的色彩。元朝皇帝忽必烈在全国实行宗教信仰多样化的政策。其中特别重视佛教的发展,元朝中央在南方采纳扶持汉传佛教兴盛的策略,在北方采取护持藏传佛教进一步传播发展的方针。当时西域佛教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其一是在蒙古封建主的扶持下,西藏之藏传佛教传播西域;其二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察哈台汗后裔秃黑鲁·铁木尔的护持下,伊斯兰教的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西域早期佛教进入衰微。在整个元代,西域和中原内地涌现出很多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他们的译经众多,口译笔译兼备,内容广泛。

  1368年元朝衰亡退回蒙古高原以后,在明朝时期,瓦剌蒙古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上。明代瓦剌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元代称之为斡亦剌,清代称之为厄鲁特或卫拉特,西方学者往往把它叫做卡尔梅克。其后裔,至今尚生活在我国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明朝期间的瓦剌是在西域继元朝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民族之一。瓦剌蒙古控制西域期间,西域早期佛教在伊吾、吉木赛尔传布之外,藏传佛教在天山北麓得到进一步发展。

六、清代前后的新疆藏传佛教

  明末清初,瓦剌蒙古以卫拉特蒙古之名称崛起于我国西北。明代末年,瓦剌蒙古形成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清代史籍中统称之为四额鲁特、四厄鲁特或四卫拉特。卫拉特蒙古最早于元朝时期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元亡之后,明朝期间与藏传佛教也有接触。但随着其地域的变迁和社会历史的演变,自十七世纪初年,即1614年至1616年之间,卫拉特蒙古正式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陆续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使格鲁派势力日益大增。当时西藏地方势力和其它教派反对格鲁派也日益加剧。格鲁派的发展屡遭挫折。于是,格鲁派领导集团向西域卫拉特蒙古求援。这样蒙藏封建主从1612年开始围绕藏传佛教教派在青藏高原彼此之间进行斗争,最后于1637—1642年为止,在6年间,以护持格鲁派之西域卫拉特蒙古固始汗同扶持噶玛噶举派的喀尔喀蒙古却图台吉,西康之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与西藏的藏巴汗丹迥旺布等进行的艰苦的浴血奋战而告终。

七、准噶尔汗国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

  明末清初,也就是说17世纪上旬,围绕藏传佛教教派之争,蒙藏封建主在青藏高原互相进行的暂时冲突以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胜利而结束。藏传佛教在西域卫拉特蒙古得到进一步发展。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一个多世纪的准噶尔汗国时期,西域卫拉特蒙古诸地之藏传佛教之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八、土尔扈特蒙古藏传佛教

  土尔扈特蒙古是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其祖先克列特(史籍中又称客列亦惕)是一个古老的部落。据西蒙古史研究,13世纪初,土尔扈特蒙古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14—15世纪土尔扈特蒙古与藏传佛教也有一定的接触。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土尔扈特蒙古在其首领赛音特尼斯墨尔根特穆纳的引导下正式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1630年土尔扈特蒙古完成跨洲大迁徙,到达其目的地伏尔加河草原以及1771年又回归故土西域伊犁为止的 140多年间,土尔扈特蒙古经历七代汗王的努力,前后数十次从西藏迎请许多藏传佛教名僧大德来伏尔加河地区,弘扬佛法、翻译佛经、建立寺庙。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喇嘛僧人数大增,寺庙规模宏大,名师高僧辈出。这些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为加强伏尔加河草原与遥远的东方兄弟民族间的往来关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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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吐鲁番被并人伊斯兰势力范围后。新疆的佛教势力只剩下哈密最后一块地盘。1399年,黑的儿火者汗又发动了对哈密的“圣战”。当时,哈密还置于明朝的控制之下。驻守哈密,的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明军给来犯的伊斯兰军队以沉重打击。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黑的儿火者汗以及额什丁和卓家族的阿布纳赛尔丁和卓均被明军打死。对哈密的这次“圣战”也就此以失败告终。 
 
  继黑的儿火者汗之后的穆罕默德汗,是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中一个极端狂热的可汗和伊斯兰教的积极推行者。据穆斯林史书《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记载,穆罕默德汗执政后即规定: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接受伊斯兰教,必须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按时礼拜,并要按照穆斯林的习惯戴上“缠头巾”,违者严加惩处。惩罚措施极其严厉,其中包括用马掌铁钉人犯者的头颅骨。在此残忍手段的强制推行下,察合台蒙古人都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些蒙古人成为穆斯林后,在同当地维吾尔穆斯林的长期交往和互通婚姻中,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乃至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逐渐维吾尔化,最后都融合到维吾尔族中去了。 

 
  在黑的儿火者汗进攻哈密失败后,吐鲁番的伊斯兰统治者又多次发动了对哈密的“圣战”,与驻守哈密的明军反复争夺哈密。伊斯兰教虽然没有以武力攻占哈密,但是佛教势力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削弱。在明朝军队退出哈密后,佛教势力更是急剧衰落。到16世纪初,佛教势力已基本退出了哈密。以哈密佛教势力的退出为标志,伊斯兰教在经过大约六个世纪的传播后,终于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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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传入新疆

  伊斯兰教传人新疆大约在1O世纪初,即我国唐末至五代时期,比中原地区晚了两个多世纪,这与先期传人的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先传人新疆再继续东传中原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是阿拉伯的军事征服活动在中亚先后受到唐朝和突厥人的阻遏,使主要依靠武力传播的伊斯兰教没能继续东传。后来,阿拉伯在中亚的统治崩溃,由中亚地方封建主建立的伊斯兰政权萨曼王朝向喀喇汗王朝的武力传教活动又屡屡受阻,再次延缓了伊斯兰教向新疆传播的进程。 
 
  萨曼王朝和喀喇汗王朝是公元9世纪中后期在新疆西部至中亚一带建立的两个;毗邻的地方政权。初期,这两个政权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但是不久就随着萨曼王朝对喀喇汗王朝的“圣战”而逐渐恶化。公元893年,萨曼王朝攻占喀喇汗王朝的副都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怛,音达da),俘获了副可汗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的妻子和1.5万名士兵,并将其中的1万人杀死,把这里的基督教教堂改建成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逃往喀什噶尔,并把这座城市定为喀喇汗王朝的副都。
  
  怛逻斯之,战的失败,使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更加仇视伊斯兰教。但是,他后来为了利用萨曼王朝的内部矛盾,收留了因内讧失败而寻求避难的萨曼王朝王子纳斯尔·本·曼苏尔(民间传说中为艾布·纳斯尔·萨曼尼),并委任他为阿图什的行政长官。纳斯尔在阿图什期间,施展“牛皮巧计”,在阿图什修建了新疆历史上的第一座清真寺。他利用同奥古尔恰克的友好关系和后者对他的信任,请求奥古尔恰克能给他一块牛皮大小的地方,让他建一座清真寺,使他能够在里面礼拜真主。在得到奥古尔恰克的同意后,他回到阿图什立即宰杀了一头牛,把牛皮割成细条并连接起来,然后用它围了很大一块地,在上面建了一座大清真寺直到公元14世纪前后,这座大清真寺在新疆还十分著名。纳斯尔还成功地劝说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萨图克·布格拉汗是大汗巴泽尔·阿尔斯兰汗的次子。相传他幼年丧父后,与其母随叔父奥古尔恰克生活。后者曾许诺将来把权力交给他,但萨图克长大后并没有得到权力,因此十分不满。纳斯尔的到来为他提供了夺取权力的时机。萨图克自从认识纳斯尔后,便经常去阿图什,在这里他见到不断从中亚来的穆斯林商人,并从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对伊斯兰教开始有所了解。后来在同纳斯尔的交往中,萨图克学到了有关伊斯兰教的许多知识,对伊斯兰教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决定接受伊斯兰教,并取了一个“阿不都·克里木”的教名。由于喀喇汗王朝禁止居民接受伊斯兰教,萨图克保守了入教的秘密。萨图克接受伊斯兰教的目的并不只是出于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也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而主要是为了利用伊斯兰教夺取权力。所以他入教后即令其侍从人教,并开始积极而秘密地在王室成员特别是青年中发展信徒。据伊斯兰史料说,经过多年秘密活动,到萨图克25岁时,在他周围已“集合了三百可失哈耳(喀什噶尔)的骑兵。他还得到费尔干纳的入侵者的支持,于是他们总计达一千人。他们最早攻占阿忒八失;之后他们的人数变成三千骑兵。于是围攻可失哈耳,并以伊斯兰征服了那里,挫败了专制集团”。萨图克终于利用伊斯兰教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推翻了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的统治,夺取了政权,称号“布格拉汗”(公驼汗),成为喀喇汗王朝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可汗。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标志着伊斯兰教已传人新疆。  

  萨图克·布格拉汗执政后,立即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王朝的合法宗教,并号召人们放弃旧的宗教,改信伊斯兰教。喀喇汗王朝当时流行的主要宗教是佛教,信仰祆教、摩尼教、景教和萨满教者也很多。为了使人们尽快皈依伊斯兰教,萨图克·布格拉汗在采取强制手段的同时,也展开了宣传攻势。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被说成是受到“神的启示”,是“真主的安排”,并宣传说突厥人的祖先就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当时萨图克·布格拉汗推行伊斯兰教的最大障碍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大汗。为了排除阻力,萨图克·布格拉汗第一次打出了伊斯兰“圣战”的旗号,于公元942年发动了对大汗的战争,打败了大汗,攻占了喀喇汗王朝的首都八拉沙衮。但是,萨图克·布格拉汗终其一生也没有能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喀喇汗王朝全境。公元95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去世,被埋葬在他开始入教的阿图什,其墓至今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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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Wednesday, January 21, 2009 - 05: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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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知识阶层的流变堪忧

(2009-01-21)

可怕的是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知识界的倾颓,因为其重建非一夕之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然而面临当今环境的中国知识阶层恐怕迟早有一天也会接受如今各行各业之中存在的一种普遍事实——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到了那时,作为时代文化的承传者,他们也如此承传我们的文化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无所救药了!

 2008年中全国有496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查处。腐败分子如此之多着实让人忧心,然而更让人忧心的是作为一个时代代表的知识精英们的流变。

  知识精英们的情况怎样呢?先看一看他们的生产地和集散地的学校吧!

  每年一到中小学评定职称的时刻,意欲晋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就开始躁动起来。据说上级有“政策”,卡定的指标就百分之五左右(其他行业都是全开放的,合条件即可晋级),典型的僧多粥少,更让人心焦的是“政策”拿捏在领导手中,于是晋级与否这里头就大有学问。

  哪些人能晋级?当然是那些通过“努力”而占尽先机的人:张三是校级领导,“老板”中的一员,当然可以坐地分赃;李四是中层骨干,贵族圈子里的人,亦可分得一杯羹;王五是校长红人,无疑是照顾对象;赵六在上级主管部门有关系,可以一级一级招呼打下来;刘七岳丈的门生身居人事局要位,晋级指标层层“戴帽”,一直到人;陈八的家世显赫,与各级领导层冠盖相望,“换手搔背”,尽可如愿;陶九之妻财源滚滚,使几个小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当然可过关斩将,一路绿灯……

  这不是天方夜谭。不信?湘北某市直中学就上演着这样的故事。该校有教职工近三百人,每年达到进高级基本要求的人有上百个,每年晋升高级的人数有两三个到八九个不等(为何有如此之差额,平民百姓不得而知),有台面上进的,有台面下进的,有台下转台面进的……已晋升高级的教职工中凭以上所列七种途径晋升的人都有实例,甚至有些人晋级时根本就不在岗位(例如2004年两位下海在广东打工的教师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晋级),更有人十年前还是下岗工人一位,打通关节进入学校序列后根本上不了讲台,并且从来都没站过讲台亦忝列了高级,德能勤绩相比颇劣者晋级的更是大有人在。所谓的“政策”之随意性可想而知。其它兄弟学校如何?大致情况无不亦然。

  不服?那与你比试一下:你这些方面有真东西真功夫,过得了硬,很好;不过,我这些方面有假东西假功夫,有人罩着,也行!人无完人,你在某个方面有不足,那就成了硬伤;我有人挺着,样样都“不错”,你的“硬伤”便是我的亮点。怎么样?心不服也得让你口服,!

  想告?国家政策告诉你,如今反腐是抓大放小,这点小事没人管。走着瞧吧!你得罪了我事小,得罪了领导,那是自寻死路:“小脚鞋”多的是,甚至来个“末位淘汰”,让你下岗也未尝不可,到时你吃不了得兜着走。

  怎么样?你只能瞪眼!

  于是灵活的人开始转向,“为五斗米折腰”;木讷的人接受洗脑,默认污浊现状;“死硬分子”只能自我孤立,成了高唱“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另类。

  就这样,在当今差额晋级政策的导引之下,教育界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大官捞大利,小官享小利,没官快钻营,使钱可通吃……真是蛇有蛇路,鳖有鳖路。为此而埋单的当然是芸芸众生。

  教育界的现实就是如此,知识分子扎堆的其它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就是我所说的知识阶层的流变——在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差额晋级政策之下,精英们或者被折损着脊梁,或者被毁弃着人生。

  但这个腐败共生圈中越来越大,很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进来。但明眼人看得出,其实除了极少数既得利益者之外,多数人是被绑架的。

  这份唯独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施行的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差额晋级政策的初衷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不能妄加揣测。然而它通过各级官员一解释、腐败分子一运作,在知识精英中造成的客观存在——“二桃杀三士”是让人痛心的。

  国家大了,出几个贪官没什么了不起,即使政界崩盘也并不可怕,因为政治是很快就可以重建的;可怕的是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知识界的倾颓,因为其重建非一夕之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然而面临当今环境的中国知识阶层恐怕迟早有一天也会接受如今各行各业之中存在的一种普遍事实——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到了那时,作为时代文化的承传者,他们也如此承传我们的文化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无所救药了!

  湖南 白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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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801210091+98012107+0+200304+0,00.html

林懷民:釐清價值 很多東西不要錢

2009-01-21【何榮幸、李維菁、高有智、汪宜儒/專訪】

我懷念那種純粹,那種相信著什麼的誠懇,我想起七○年代青春的火焰,特別的感動。

七○年代甚至更早一點,「當時台灣什麼都沒有,卻從來沒少過志氣」。

政客亂吐口水、影歌星為了打歌賣電影捏造緋聞、大家搶著穿名牌,這些東西加起來,讓台灣變成一個奇怪世界,「好像對於物質的追求才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大家永遠汲汲營營於權力、財富與政治的追求,到一個混亂的局勢。

八○年代後出生的孩子,從小生活都是物質所累積而成的,從CDPlayer換到iPod,從手機、遊戲機到名牌球鞋,不斷的換。「我真有點擔心他們,要注意到這一代的感受,他們一定要找到生命的意義才行。」

我們是否需要那麼多?我們究竟需要多少?「到底生命與生活本質的東西是什麼?」

「賺大錢的時候時間很昂貴,窮的時候時間也不要錢」。



冷鋒籠罩八里雲門舞集排練場,林懷民播放剛買的CD與來訪的我們一起聆聽。「年代真的不好嗎?年代何時真的好過」?「台灣從未真正安穩過,永遠是在波動中找到平衡。」


林懷民認為,面對不景氣,更應思考生活的本質與意義、釐清價值,希望藉此機會「讓台灣走進一個靜定、素樸、有生命力的年代!」


讓林懷民激動落淚的這張CD,是重新整理出版的《敬!李雙澤:唱自己的歌》,其中最讓他動容的,是卅年前胡德夫、楊祖珺演唱的李雙澤作品《美麗島》。「我懷念那種純粹,那種相信著什麼的誠懇,兩個年輕人唱著他們真正相信的東西,我想起七○年代青春的火焰,特別的感動。」


交了學費 認清楚金錢遊戲


林懷民強調,他不是懷舊眷戀,而是想到七○年代甚至更早一點,「當時台灣什麼都沒有,卻從來沒少過志氣」。但台灣人自八○年代晚期以後,好像就從來沒相信過任何事。外在的事情都不能信,人也變得尖酸刻薄。每個人不能善待他人,也迴避了自己。


「現在的年代真的不好嗎?我問你,年代什麼時候真的好過?」林懷民如此提問。對他而言,政客亂吐口水、影歌星為了打歌賣電影捏造緋聞、大家搶著穿名牌,這些東西加起來,讓台灣變成一個奇怪世界,「好像對於物質的追求才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大家永遠汲汲營營於權力、財富與政治的追求,到一個混亂的局勢。」


「那些事都該成為過去了。」林懷民說,金融海嘯讓大家看清楚,這是個金錢遊戲玩出來的世界,「台灣社會M型這麼厲害,這次不能再逃避了」,大家已經交了「學費」,當下要做的是「走出來!眼睛清楚了,就看得到路。」


思考意義 生命本質是什麼


林懷民表示,他這一代人還有承受不景氣的能力,但八○年代後出生的孩子,從小生活都是物質所累積而成的,從CDPlayer換到iPod,從手機、遊戲機到名牌球鞋,不斷的換。「我真有點擔心他們,要注意到這一代的感受,他們一定要找到生命的意義才行。」

社會底層老百姓的困苦,更讓他高度憂心。「基層人民的痛苦不再是媒體催淚的把戲,已經是真實!」「我不覺得三千六會幫助到任何事情!拿消費券的人,有一大半是可以不需要的,但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所需要的卻不只三千六。」他說:「消費券花完後呢?這才是我在意的。」


林懷民強調,這一波不景氣剛好讓大家好好想一想:我們是否需要那麼多?我們究竟需要多少?「到底生命與生活本質的東西是什麼?」「往下走,可否讓台灣走進一個靜定、素樸、有生命力的年代!」


不景氣也是一個釐清價值的時代,「雖然窮,但很多東西不要錢。」林懷民說,去圖書館借書不要錢;走進大自然不要錢;停下來聽聽風吹、看看陽光移動,不要錢;還有,「賺大錢的時候時間很昂貴,窮的時候時間也不要錢」。


沉澱一下 在危機中找出路


他認為,過去不管是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台灣以火速向前發展,「過去廿年台灣人活得就像是永遠來不及似地,永遠在趕deadline,因為趕,沒用時間去經營,做出來的東西永遠殘破不牢靠。」


林懷民說,現在時局不好,除了節能減碳,還要讓自己安靜沉澱下來。就個人的準備而言,「我永遠不擔心沒機會,但永遠擔心機會來時沒有準備好」;就個人的付出而言,「稍有能力的人都要懂得如何幫助別人」,才能多幫助社會底層老百姓的生活。


整體檢視此波不景氣的嚴峻衝擊,林懷民的結論是:「不要自己嚇自己」。他強調,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台灣社會雖然根基不穩,但台灣人的韌性、機動性強,「台灣人在危機中可以表現得特別好」,因此大家應該對自己有自信。


「台灣從未真正安穩過,永遠是在波動中找到平衡。」這是林懷民對於此波不景氣所下的註腳,在變動年代中傳達一個藝術文化工作者對於這片土地的期待與信心。

開心早起 從容讓生命加分

林懷民告訴我們他最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他終於實踐了長年以來想要進行的生活小革命:早起。


這一個月來,他終於做到每天七點半起床。早起的日子,讓他覺得「對自己充滿期待,早起讓生命加分。」


幾十年都想要早起,但是工作忙碌行程不定使得早起困難。他說,出國演出的話,媒體訪問與行程都排滿滿。在國內排練,常常就是在八里排練場忙到天黑,每天九點半吃晚餐。回家後,打開電腦收信繼續處理公文,有時候則看看書。等到心情真正沉澱下來,自己覺得可以睡了,已是很深的夜。


他上個月剛好有一個假期,不用出國,不用排練,得到充分的休息,彷彿一年來累積的疲倦都得到紓解。也因為如此,作息逐漸正常,不知不覺就成為七點半的早起族了。「多出了一段早上的時間,是很棒的。」林懷民說:「早起讓我看到很多東西。」


「其實我是那種對於生活小節很低能的人。早起讓我終於有機會看看我家前面的淡水河,甚至終於有機會看看我家中有什麼。平時太過匆忙,我連家裡有什麼都不太清楚。早起多出來的這段時間,我看看自己,看看週遭,這就是最根本的東西。」


他說,每個人其實都跟他一樣,工作的問題不能解決,又不可能將自己從人生調包,「只能先面對自己,接受自己的一切恐懼與慾望,這就是我說的靜定力量。」


林懷民說,這年頭環境如此,他其實也可以訴苦,只是訴苦變得沒有意義。雲門舞集撐到今天,其實他每天都在兩種不同的思維中來來回回。想著最壞的狀況,也有力量往理想的方向繼續前進,這樣來回,走到了今天。


他說,這一年來,雲門的海外邀約單位其實也會試探出國演出可否少來幾個人,這樣可以省點房錢。也有人拐彎問能否降價演出。聽在耳中總是掙扎,環境壞,但真降價了就回不了頭,若不降價也可能失去機會。但不管怎樣,也就一步步走。「局勢再不好,再亂,我是編舞家,我還要編我下一隻舞。」

「我是那種極悲觀的人,但我的腳,要走樂觀的方向。」林懷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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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Friday, January 09, 2009 - 08:14 am: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901/0106_2665_955214.shtml

英雄相惜:林彪对自己与粟裕的评价和比较

2009年01月06日

林彪是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之人,并且沉默寡言, 但是对两个人例外:老部下陶铸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和粟裕谈军事时滔滔不绝。

发表在《军林之友》上的一篇文章提到,粟裕的军事才华和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作出的特殊贡献,深为中共中央器重,也为C的战略区指挥员赞赏。有人称赞粟裕战役指挥以智取胜,以奇制敌,是打“神仙仗”,有人赞赏他战争指挥上的胆略和气魄。豫东之战胜利后,一位战略区的指挥员说:“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

此战略区指挥员就是林彪。林彪不仅羡慕粟裕的作战,称之为“神仙仗”,除了发电祝贺外还要刘亚楼收集粟裕指挥的战役资料进行研究学习。 林彪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研究了好几天。 当刘亚楼有事进去报告时,林彪感慨说:“粟裕尽打神仙仗。” 见刘亚楼没听懂又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林彪自比天马,从不夸赞其他人,惟独对粟裕是个例外,而且把粟裕的用兵比做神仙【1 《澜海回声——百名将军访谈录》】

当淮海战役战役结束后,林彪对于粟裕的敬佩之情更是日渐愈深, 更加深入的研究粟裕的指挥艺术。 刘亚楼对此很是不解。


刘亚楼说:“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

林彪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B B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

一般情况下,有了七层把握才打,只有五六层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层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 【2 《虎啸血野— 东野战军征战录》】

后来,在1958年,粟裕落难, 林彪没有说粟裕的一句坏话。反而在事后安慰粟裕。邓大人曾经代表中央同粟裕谈话,限制了粟下部队的权力。就在1960年的2月10日,林彪找粟裕谈话,指出军科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军科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1962年6月22日粟裕写信给叶剑英,对敌情的估计及我军战备方面的问题提出看法,并请叶帅认为可以参考的话予以转报军委。而此类的问题则是当年粟裕落难的一个原因之8 0。

那是粟裕任总参谋长后为应付突然事变,提出抽出6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作为战略机动力量,用于战争最需要的地方。没有遭到任何的指责,而是在林彪的主持下,中央军委从战备需要出发,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3 粟裕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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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hursday, January 08, 2009 - 04:22 pm:   

http://wiki.xiaoyaozi.com/zh/%E7%B9%94%E7%94%B0%E4%BF%A1%E9%95%B7.htm

oda nobunaga1.jpg


日语原文 織田信長
假名 おだ のぶなが
罗马字 Oda Nobunaga

织田信长(1534年5月12日-1582年6月2日)是活跃于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战国大名,日本战国“三天下人”第一位。出生于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胜幡城(一说那古野城)。他成功控制近畿地方为主的日本政治文化核心地带,使织田氏成为日本战国时代中晚期最强大的大名,大致一统混乱近百年的日本战国时代,但后来遭到部将明智光秀的背叛,魂断本能寺,织田氏也因而一蹶不振。法名总见院殿赠大相国一品泰巖尊仪,生前官至正二位右大臣,大正天皇时追赠为正一位太政大臣。


时代 战国时代 - 安土桃山时代
出生 天文3年5月12日(1534年6月23日)
死亡 天正10年6月2日(1582年6月21日)
改名 吉法师、信长
别名 三郎(通称)、第六天魔王、うつけ、赤鬼(仇名)
戒名 总见院殿赠大相国一品泰巌尊仪
墓所 本能寺、大德寺总见院、妙心寺玉凤院、阿弥陀寺、他
官位 上总介、尾张守、从五位下弹正少忠、正四位下弹正大弼
从三位参议、权大纳言、右近卫大将、正三位、内大臣
从二位、右大臣、正二位、赠从一位太政大臣、正一位
主君 织田信友→斯波义银→足利义昭
氏族 织田氏(自称藤原氏・平氏、本姓忌部氏?)
父母 父:织田信秀、母:土田御前(有多种说法)
兄弟 信广、信长、信胜、信包、信治、信时、信兴、秀孝
秀成、信照、长益、长利
阿犬(佐治信方妻→细川昭元妻)
阿市(浅井长政继室→柴田胜家室)
妻 正室:斋藤道三之女:浓姬
侧室:生驹家宗之女:吉乃、锅
子 信正(庶长子)信忠、北畠信雄、神户信孝、织田胜长
、织田信秀、织田信高、织田信吉、织田信贞、织田信好、
织田长次


oda nobunaga2.jpg
织田家家纹

1534年出生。父亲死后、历经与同母所生之弟的织田信行的家督之争,胜利后成为织田家的主君。于击破周边敌对势力的今川家与斋藤家之后,立足利义昭为将军并完成上洛(到京都)。

之后义昭与信长为敌,并下令给武田家、朝仓家、比睿山延历寺、石山本愿寺等,组成了反信长包围网。信长突破包围网后,迈向天下布武之路,推行如乐市乐座、土地调查等革新政策。后因家臣明智光秀的谋反(本能寺之变)而自杀。

思想

信长否定既存的权威与势力(朝廷、佛教等),选用人材不在意其家世出身,透过活用新兵器如火绳枪将战国时代导向终结之路。

织田信长最早被称为“第六天魔王”是在元龟三年(1572年), 当时武田信玄正要上京,信玄写了封信给信长,并署名“天台座主沙门信玄”,而信长的回信就署名“第六天魔王信长”,大概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彼此挑衅的味道很重。

对织田信长等人而言,死后可以成佛;但只有现在看的到的才是真实的,他并不认同死后悟道解脱的想法,这大概就是他当时以“第六天魔王”自称的原因吧,而他本身亦存在为人所惧之处。

生涯

少年期

信长于1534年6月23日出生于尾张国胜幡城(一说那古野城),幼名为吉法师。是尾张守护代旗下三奉行之一的织田信秀的嫡长子(排行第二,有一庶兄织田信广),母为信秀正室土田御前,同母弟有织田信行(信胜)、织田信包和织田秀孝。因为母亲是正室,才成为嫡子的信长,2岁就成为那古野城的城主。然而少年时代常有荒诞不羁的行为,被周围很多人嘲为“尾张的大傻瓜”。信长对自天文十二年1543年从日本种子岛所传入的洋铳(铁炮传入)相当感兴趣,并且成立大规模的火枪部队,也因此而改变了日本战国时代的风貌。信长不拘泥于身分地位,和一般人民一样与市里的年轻人一起玩耍的故事广为人知。信长还是少主的时期,父亲信秀在表面上臣服于清洲织田家,然而信长只带了几个人就到清洲织田家支配下的清洲城放火等行动,令信秀相当吃惊。从年少时期即可见其大胆。美浓田原的户田康光背叛今川家投奔织田家时,户田将松平竹千代(即日后的德川家康)送往织田家作为人质,尽管当时年少的信长和成为人质的松平竹千代差了六岁,但是一起度过了少年时光。这段往事后来成为两人缔结了稳固的同盟关系(清洲同盟)的一个助力。

天文十五年1546年,信长十三岁,在古渡城行元服礼之后正式改称织田三郎信长上总介。1548年,负责教育、照顾信长的织田氏家老平手政秀提出与信秀宿敌的美浓国战国大名斋藤道三长女归蝶(又名浓姬)政治联姻的策略。1549年(一说是1553年)信长在正德寺与岳父斋藤道三会面,当时的信长以阵容庞大的骑兵队,整齐划一的长枪队,以及大规模的洋枪队成功地震慑了道三。道三这才察觉到被称为“傻瓜”的信长的真正才识。

天文廿年1551年,织田信秀在尾张尚未统一又有强敌今川义元的内忧外患下,在末森城因流行病猝死。身为嫡长子的织田信长因而继承家督。在信秀的葬礼上,信长一反传统,对父亲的祭坛投掷抹香而引来争议(关于此事件有一说是为后人的创作,认为信秀猝死与新近迎娶的岩室夫人之间的纵欲有关,投香的动作是基于对父亲未能保重的失望举动。)。1553年,负责教育、照顾信长的平手政秀为了劝谏信长的奇行而切腹自尽。信长也为此感到悲叹、找来泽彦和尚建立了政秀寺来悼念政秀的亡灵(但关于政秀的切腹,有一说是政秀并非为了死谏信长而是因为其子五郎右卫门与信长政敌柴田胜家以及织田信行连络)。

继任家督到统一尾张

1551年织田信秀死后,从很久以前就对信长行为不满的织田家重臣林秀贞、林美作守、柴田胜家等人,打算废掉放浪不拘的信长而改立以聪明著名的信长亲弟弟・信行为织田家主君。为了对抗他们,信长拉拢森可成、佐佐成政、河尻秀隆等人加入己方阵营,开始了骨肉相争。

1556年4月,信长的岳父斋藤道三在和其嫡男(有一说是收养的义子)斋藤义龙的内斗中落败死去(甚至浓姬的母亲与两个弟弟也遇难)。信长虽然派出了援军,但并没有及时赶上救援。信长顿时失去岳父的支持,信胜派(即拥护织田信行者)认为这是攻击的好机会,同年8月24日举兵和信长对抗,但以落败告终(稻生之战)。随后,信长虽包围了守末盛城不出的信行,在经由亲生母土田御前的斡旋后,赦免了信行、胜家等人。

1557年信行再度企图谋反。在稻生之战后,和信长有所联系的柴田胜家密告此事。信长知道谋反一事后,将装病的信行骗出清洲城,并派自己最信赖的河尻秀隆暗杀之。

当时,尾张国守护大名斯波氏的权势开始没落,因此尾张下4郡的守护代织田大和守家・主君织田信友掌握了实权。信长的父亲・信秀虽是信友旗下三奉行的其中之一,却凭借其智勇来拓展对尾张中西部的支配权。信秀死后,信长继任。信友则支持信行继任家督之位而与信长敌对,并拟定信长谋杀计划。只是,早已被信友视为傀儡政权的尾张守护・斯波义统却把谋杀计划事先密告给信长知情。对此感到暴怒的信友,趁义统嫡男・斯波义银带兵前往河川打猎时(川猎或川狩)的时候,杀害了义统。

因此、义银与其弟・毛利秀赖、津川义冬等斯波一族则逃往信长之处寻求保护,信长将信友列为杀害义统的谋反者,并命令叔父织田信光(守山城主)杀害信友。于是尾张下4郡的守护代・清洲织田家灭亡,织田家庶家的信长成为织田家的首领。

接着信长与同族犬山城主织田信清等,击败清洲织田家的宿敌・织田一门宗家的上4郡守护代织田信安(浮野之战),并放逐之。而被立为新守护的斯波义银,却和斯波一族的石桥氏、同为足立一门的吉良氏密谋讨伐信长,察觉到此事的信长,则将义银放逐至斯波氏宗家・足利将军家所在的京都。

于是,信长在1559年确立了对整个尾张国的支配权。

桶狭间之战到清洲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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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公像(清洲公园)

信长完成尾张统一的翌年(永禄三年1560年)5月,身为足利将军家庶流的骏河战国大名・今川义元,当时国力如日中天,人称“东海道第一弓”。今川义元率领2万5000大军(以“北条五代记”的说法),并对外号称有4万大军上洛觐见将军。由于上京之路必经尾张,信长不愿臣服,决定兴兵对抗,但总兵力只有5000人。今川军以三河松平元康(日后的德川家康)率领的三河兵为先锋,攻陷一个又一个织田军堡垒(鹫津砦与丸根砦)。

面临织田家危机的信长则龟缩在清州城内饮酒作乐保持低调借以麻痹义元的判断,原本舞起幸若舞‘敦盛’的信长在接获负责谍报梁田政纲报告义元进入桶狭间之后,立即身着武具出阵,先到热田神宫参拜。之后在善照寺砦以约4000人兵力(一说为3000人)出击,强袭今川军的阵地,导致当时被称为最接近天下的今川义元战死。1560年6月12日的战事,后来称为桶狭间之战。

桶狭间之战后,今川家势力日渐衰退。因此,原先受今川氏支配的三河国的松平元康(后德川家康)也就逐渐成为独立的战国大名。当时信长为了美浓攻略正准备与斋藤氏开战,元康也为了警戒甲斐的武田信玄与骏河的今川氏真(义元的嫡男)等必要,与信长利害关系一致。于是双方在1562年,缔结了清洲同盟(又称织德同盟)以巩固背后。

美浓攻略

信长于桶狭间之战后,开始针对杀害与织田家同盟的斋藤道三而成为美浓领主的斋藤义龙。义龙为一勇将,即便是织田军也难以击败。1561年义龙突然死去,由嫡男斋藤龙兴继任家督,斋藤家的家臣们内部开始分裂,信长得以在对斋藤战上取得优势。1564年信长将妹妹阿市嫁给北近江的浅井长政缔结同盟,以强化对斋藤氏的牵制。

1565年信长和伊势的北畠具教开战。具教奋战后仍居劣势,于是接受信长开出的条件而投降。该条件是“信长次男・茶筅丸(信雄)作为具教嫡男・北畠具房的养子”。此后,伊势国为织田所支配,信长打破对北畠亲子人身安全的承诺,派兵前去捉拿北畠具房,具房于数年后死去。北畠具教则为信长・信雄联军所击败。

信长对伊势的神户具盛亦采同样的政策。神户氏接受三七(信孝)成为神户家养子后,具盛被软禁。

1566年进攻墨俣受阻,命令木下藤吉郎(日后的羽柴秀吉)建立墨俣城(即一夜城),并以该城为据点。(但墨俣城的实态众说纷纭,亦有怀疑该城于实际上是否存在的论点)。随着西美浓三人众(稻叶良通、氏家直元、安藤守就)、其相关者(竹中重治等)、其他如蜂须贺正胜、前野长康、金森长近等人加入信长阵营,终于在1567年于伊势长岛击败斋藤龙兴,将美浓国纳入版图。成为统治尾张・美浓两国的大名时,信长时年33岁。

传言中“取得美浓者可取得天下”。信长取得美浓后,采用中国周朝立于岐山后,打倒殷朝统一天下的故事,将美浓国旧主土岐氏・斋藤氏的据点井之口改名为岐阜。

此时开始使用“天下布武”印,并正式以统一天下为目标。

上洛

信长“永乐通宝”的旗帜

1565年以京都为中心掌控畿内的权力者管领・细川氏的执事为三好氏的有力武将・三好长逸、三好政康、岩成友通等三好三人众与松永久秀。意图使室町幕府权力复活的第13代将军・足利义辉与三好氏的对立日趋严重,终遭暗杀。接着三好氏拥立义辉的表弟足利义荣为第14代将军以作为其傀儡。

久秀等人进一步欲暗杀义辉之弟・足利义昭,义昭在细川藤孝、和田惟政等幕僚的支援下逃出了京都投奔越前国的朝仓义景。义昭在看不到义景有讨伐三好氏的动静后失去了耐心。于1568年7月开始接近美浓的信长,信长承诺为义昭讨伐三好氏的同时,将养女・雪姬嫁给信玄的四男・武田胜赖借此与美浓国相邻的甲斐战国大名・武田信玄缔结同盟。但雪姬于产下武田信胜后逝世,为此信长让嫡男信忠与信玄六女・松姬缔结婚姻以保持友好关系,此作法也应用至周围各势力以巩固本国内外。

接着9月,信长以天下布武的大义名分,拥立足利义昭为第15代将军并开始上洛。对抗信长上洛的南近江战国大名六角义贤・六角义治父子,在织田军的猛攻下,观音寺城遭攻陷并逃亡伊贺,至此六角氏灭亡。此后六角氏则展开反抗信长的游击战。见到信长前往京都的上洛行动,执中央政治牛耳的三好义继、松永久秀等人了解到信长的实力而臣服,其他隶属于三好三人众的势力多数逃亡至阿波。剩下如池田胜正、筱原长房等人也投降信长。至此,从三好长庆以来,执中央政治牛耳的三好・松永政权面临信长电击般迅速的上洛仅半个月就垮台,拥立足立义昭为第15代将军的信长所建立的织田政权诞生。此时,义昭劝信长担任副将军之位,信长看透了将军家的盘算并谢绝之。

1569年1月,趁信长率领织田军主力返回美浓的空隙时,三好三人众与斋藤龙兴等美浓浪人众共谋袭击足利义昭御所所在的六条本国寺(六条合战)。信长在大雪中堪称神速的行军,仅用2天援军就抵达京都(当时从岐阜到京都需历时3天),而在信长抵达前,由于浅井长政援军与明智光秀的奋战击退了三好・斋藤军。

1月10日,呼应三好军的入江春景于高槻城遭信长进攻。春景投降后,信长不再原谅其背叛而处刑之。同一天,信长在堺市拿出2万贯的矢钱(军用金),要求商人们服从织田家。此动作让堺会合众原先仰赖三好三人众抵抗信长,在三好三人众为织田军击退后,臣服于信长。

此时,开始对伊势的侵攻,1568年神户具盛投降,信长将三男织田信孝送往神户氏为其养子。翌年(1569年),伊势国司的北畠具教亦投降,将次男织田信雄送往北畠氏为其养子。如此一来,信长成功地扩大于畿内的势力。

第一次信长包围网

1569年,信长为限制足利义昭的将军权力,订立了称为“殿中御掟”9条的掟书(公布法或公定法)之后又追加了7条昭告天下,并让义昭承认这项命令。但因此事使得义昭与信长的对立已然成形。

1570年4月,信长为了讨伐数度无视上洛命令的越前大名朝仓义景,打破了与浅井长政的同盟,并与盟友的德川家康军一起向越前开始进军。织田・德川军逐步攻击朝仓氏各个城池,进逼到金崎时,北近江盟友、浅井长政于背后突击织田・德川连合军。导致信长陷入突如其来的危机,在负责断后的殿军木下秀吉(由木下藤吉郎改名之,即日后的羽柴秀吉、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的奋战之下(此即金崎之战),终于得以逃回京都。信长返回京都时,据言身边只剩下约10人。

将军・足利义昭趁此机会与信长的对立白热化,发布了打倒信长的命令到各国,包括朝仓义景、浅井长政、武田信玄、毛利辉元、三好三人众,甚至比睿山延历寺・石山本愿寺等寺庙势力都被找来,组成了“信长包围网”。

为对抗包围网,信长开始讨伐浅井长政。1570年6月,在近江姊川河原联合德川家康军与浅井、朝仓联军对战(姊川之战)。会战中织田军一度因浅井方先锋・矶野员昌突破了自军15段备的13段而陷入苦战,幸有赖德川军击破朝仓军后对浅井进行逆袭,终于击溃浅井・朝仓连合军。1570年5月6日,曾有铁炮名人杉谷善住坊试图暗杀信长未遂。1573年,杉谷被捕后遭处刑。

1570年8月,信长出兵讨伐于摄津举兵的三好三人众,因石山本愿寺的援军等原因而苦战。信长本队在摄津与三好三人众对阵时,浅井长政・朝仓义景・延历寺等连合军3万进攻近江坂本,抵抗连合军攻势的近江织田军败于人数上的劣势,信长重臣中名将森可成与信长之弟织田信治因此战死。为此信长于9月23日凌晨神速从摄津本队返回近江,慌乱的浅井长政、朝仓义景等人布阵于比睿山抵抗信长。信长则在近江国志贺与浅井、朝仓联军对峙(志贺之阵)。然而此时受命于本愿寺法主・显如的伊势长岛一向一揆众举起叛旗,信长之弟织田信兴、重臣坂井政尚因此丧命,信长也陷入进退不得的窘境。为打开窘境,信长奏请正亲町天皇颁布敕令。12月13日,因天皇敕令而成功与浅井、朝仓军和解。此时据大久保忠教所记载的“三河物语”中,提到信长对义景的说法是“天下是朝仓大人所有,我将不再妄想”。

1571年9月,信长在发出数次的避难劝告后,放火烧掉仍持续抵抗的比睿山延历寺。据传此行动是为了对延历寺协助浅井、朝仓军的报复。由于延历寺是当时日本最为重要之佛教寺庙之一,保存有众多珍贵的佛学典籍,信长因此而得到了“第六天魔王”的称号。

1572年7月,信长嫡男・奇妙丸(日后的织田信忠)初次出阵。此时织田军和浅井、朝仓联军之间有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战斗。但战况开始往信长有利的方向展开、8月朝仓军的武将・前波吉继、富田长繁、户田与次等人投降信长。

10月,甲斐的武田信玄呼应足利义昭的出兵邀请,终于开始起军上洛。武田军总兵力3万,大军开始侵攻织田领地的东美浓与德川领地的远江、三河。织田、德川军开始了抵抗。

但在武田军武将・秋山信友进攻东美浓的岩村城时,城主的远山景任(直廉)病死。景任遗孀岩村殿(信长的叔母)将信长五男・坊丸(日后的织田胜长)收为养子,并以女城主的身分抵抗来军,但秋山信友对岩村殿使出结婚战术。实际上岩村殿的女儿・雪姫和武田胜赖结婚生下武田信胜,岩村殿跟武田氏也可说有姻亲关系。因此关系,岩村殿和秋山信友结婚并开城・投降、把坊丸做为人质送往甲斐、东美浓大半落入武田的支配。

而德川领地的德川军于一言坂之战为武田军大败、接着连远江、三河诸城都一一陷落,陷入了战况不利的状况。信长为挽救战况,送出佐久间信盛、平手汎秀等3千援军给家康、但在12月远江三方原之战中织田・德川军为武田军大败,平手汎秀等人战死、信长陷入困境。

到了1573年,武田军从远江开始进攻三河、2月开始攻击三河的野田城,将军・足利义昭在三好义继・松永久秀等人协助下举兵呼应信玄的上洛行动。东西面受敌的信长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4月5日经由正亲町天皇所出的敕令得以和义昭和解。接着4月12日,信长最大的强敌武田信玄病死(也有一说是武田信玄被德川军于野田城狙杀而死,不过通说为信玄病死),武田军因此返回甲斐。

包围网崩坏

由于信玄死去,信长得以趁势重整军备。接着7月,举起叛旗后守在二条城、槙岛城的足利义昭遭信长击败,被放逐出京都。至此室町时代终结。7月28日,信长奏请朝廷将年号从元龟改为天正后,正式实现。

天正元年(1573年)8月,信长命细川藤孝讨伐守在淀城的三好三人众其中一人・岩成友通,友通遭击败。同月,信长率领3万兵力行军至越前,于刀根坂之战击败朝仓军。攻下朝仓氏后,转往攻击于小谷城的浅井久政、长政父子,并打败了浅井氏。在此时,带回了嫁给长政的信长之妹阿市。

9月24日,信长以尾张、美浓、伊势军队为中心,率领3万兵力往伊势长岛行军。织田军在泷川一益等人的活跃下,约半个月就一一攻陷长岛周边的敌城,但由于长岛的一向一揆强烈抵抗,厌恶长期战的信长开始于10月25日撤退。而在撤退途中,受到一揆军的追击,导致织田军苦战,最终林新次郎战死。

11月,河内的三好义继配合足利义昭开始叛乱。信长以佐久间信盛为总大将,将军队送往河内,义继的三家老因惧怕信长的实力背叛了义继,义继于11月16日自杀,至此三好氏灭亡。12月26日,于大和的松永久秀终也无计可施,献出多闻山城并投降信长。

结果武田信玄病死仅不到一年,加入信长包围网的大名,大部分皆为信长所击败。

长岛一向一揆

1574年1 月,攻下朝仓氏后,越前虽成为织田家领土,但地头武士与本愿寺门徒却掀起叛乱,在一乘谷杀害了守护代的前波吉继(桂田长俊)。接着呼应此叛乱,甲斐的武田胜赖也出兵攻打东美浓。信长决定与信忠一起迎击武田军,但在信长援军抵达前,东美浓的明智城已被攻陷,信长为避免与武田军正面冲突而撤退到岐阜。

3月,信长上洛并受任从三位、参议的官位。信长奏请正亲町天皇表示欲收割兰奢待(一种高级香木,其字义夹带“东大寺”三字)。据言,这是信长为了让各国知道信长与正亲町天皇之间有密切关系所采取的行动,天皇则也下了敕令允许之。由此契机各国大名知道信长的实力为朝廷所承认,尤其是从奥州派往信长处表示友好的使者也增加了。

7月,信长率领3万大军,从水陆路方面完全包围了伊势长岛,切断了敌方兵粮补给。在一揆军巧妙的战术下,取得击败信长同父异母的哥哥・织田信广等战果。但8月后一揆军陷入兵粮不足的状况,甚至在织田军猛攻下大鸟居城也被攻陷。一揆军超过1000人以上战死,战况因此更往织田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9月29日,兵粮缺乏的长岛城门徒投降,并向信长请求让其搭船从大坂方面退兵,信长亦接受之。然而信兴、信广等备受信长信赖的兄弟被杀害,加上一揆军的退却速度迟缓,于是信长下令铁炮同时射击搭船的门徒。一揆军方面亦被激怒,有一部分反过来袭击织田军,此战信长之弟・织田秀成等人战死。

接下来信长针对困守中江城、屋长岛城的长岛门徒,从城堡周围开始包围,最后将其攻破。此时,据传一揆军有2万人为织田军所杀害。经此战后,信长成功地平定长岛门徒们的叛乱。

长筱之战到进攻越前

1575年4月,武田胜赖为讨伐于信玄死后即背叛武田家成为德川家康家臣的奥平贞昌,率领一万五千的兵力前往攻击贞昌所在的长筱城。但奥平军的善战使武田军在进攻长筱城上花了超出预期以上的时间仍无法攻下。此时信长于5月12日率领3万大军从岐阜出兵,5月17日在三河的野田与德川家康军的八千兵会合。

扩大为三万八千兵力的织田、德川连合军于5月18日布阵于设乐原。接着于5月21日,织田、德川联军与武田军开战(长筱之战)。在此战中,信长将铁炮队分成三队,采用节省装填弹药时间的三段击战法(有一部分人认为此战法真伪未定)。织田、德川连合军在此场对武田军的战役中获得惨胜。同时在武田大军下成功防卫了长筱城的奥平贞昌,领受信长所赐的“信”字,改名为信昌。

前年,信长派往越前赴任的守护代桂田长俊遭夺取了越前的本愿寺门徒杀害,之后门徒们开始内部分裂。1575年1月,门徒们惩罚了协助杀害长俊的富田长繁等地头武士,并将越前做为属于一揆的国土。接着受显如命令前往越前赴任的守护代为下间赖照,但由于赖照的恶政更甚于前代领主桂田长俊,一揆众的内部持续分裂。视此为好机会的信长在长筱之战结束后,8月行军前往越前。

一揆军虽抵抗了织田军,但在已内部分裂的情况下,一揆众无法同心合作迎敌。以下间赖照与朝仓景健等人为首,约有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人的越前、加贺门徒在战役中为织田军所杀。

此时,信长在给村井贞胜的信件中,记下了越前的惨状:“到处都是死尸,一点空地也没有。真想让你看到此景”。

依据太田牛一所写的信长公记,织田军在攻打越前一向一揆之役,一共斩杀一万两千两百人,并将三、四万一揆众抓回尾张、美浓当奴隶。

记载此时从军的前田利家行为的石版还存在着。石版写着:“一揆奋起,此后前田又左卫门大人活擒一揆千人。依法处刑以、磔刑、下热汤、下油锅,如此等事,一笔记下。”

于是越前再度成为织田领土,信长将越前8郡赐给柴田胜家时,据说信长曾指示胜家经营北国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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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信长包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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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之馆(安土城复元后的天守)

1575年11月4日,信长叙任权大纳言,11月7日任右近卫大将。

11月28日,信长让出织田家家督之位给嫡男织田信忠,同时也让出美浓、尾张等领地于原则上隐居。只是信长仍然处于执行织田家政治、军事的立场。

1576年1月,信长于琵琶湖湖岸,以丹羽长秀为总奉行开始筑立安土城。1579年完成了五层七重且豪华绚烂的安土城。据言天守内部极为通风。耶稣教会的传教士在寄回母国的信上赞叹:“即使欧洲也没有如此豪华的城堡”。信长把岐阜城让给信忠、并迁入其新筑于南近江(今滋贺县)的安土城。信长就以此为据点开始迈进天下统一。

同月,与信长友好的丹波的波多野秀治举起叛旗。接着石山本愿寺也再次举兵,再一次反信长的动作开始增强。信长于4月,派大将明智光秀、荒木村重、原田直政率领三万军队前往大坂,但于苇原之战大败,以原田直政为首有一千人以上战死,为此原田一族受到责罚失去领地。

大坂的织田军在石山军猛烈攻势下,困守于天王寺堡垒遭石山军包围,织田军因此陷入困境。5月5日,信长前往若江城发出动员令,却只召集到三千人左右。而信长于5月7日早上、亲自在前头率领此三千人军队、攻向包围天王寺堡垒的一万五千人的石山军(天王寺堡垒之战)。信长本人虽在激烈战斗中负伤,但信长本人的出阵使得织田军士气高昂,最后得以成功击败石山军。

之后,织田军从水陆路包围石山御坊以断绝兵粮。但在7月13日,石山本愿寺援军・毛利水军派出800艘战船出现并击败了织田水军(木津川之战)。此后,毛利军将兵粮弹药搬入石山。

此时人称越后之龙的大名──上杉谦信开始与信长敌对。信长与谦信,原本为对抗武田信玄此一共同敌人,于1572年缔结了同盟。在信玄病死后、谦信为信长一再地与宗教势力抗争的行动所激怒,因此于1576年与石山本愿寺和解,并解除与信长的同盟,明白地表示与信长的对立。以谦信为盟主、毛利辉元、石山本愿寺、波多野秀治、纪州杂贺众等反信长者同一步调地开始行动。

针对此状况,信长在1577年2月率领大军前往讨伐纪州杂贺众,由于毛利水军于背后援助杂贺众及谦信进攻能登等原因,到了3月,让杂贺众领袖杂贺孙一投降,但没有提供人质给信长。只是形式,并在形式上维持和睦,信长从纪伊撤兵。

此时,在能登七尾城的长续连一边承受谦信攻击一边向信长求援军。信长派柴田胜家为总大将率领三万为前行军队,自己率领本队一万八千人为后军出阵。但9月15日七尾城沦陷,9月23日前军遭谦信所率领的上杉军所败(手取川之战)。信长知道战况后,为避免与谦信正面冲突,返回了安土城。

大和的松永久秀见到信长的困境,与谦信呼应而举兵反叛。得知久秀谋反的信长从加贺撤兵,并派织田信忠为总大将,大军前往信贵山城于10月击败了久秀。但在对谦信的战斗上居于不利立场的信长,面临毛利氏、石山本愿寺的攻势再次陷入困境。

10月在击败久秀后,在丹波龟山城抵抗信长的内藤定政病死。龟山城、籾井城、笹山城等丹波诸城,旋即为织田军所攻下。1578年3月13日,上杉谦信突然死去。因谦信没有子息,于是养子上杉景胜与上杉景虎开始争夺起继承权。在此时,织田军则攻下了上杉领土的能登、加贺。而由于谦信的死,信长包围网再次崩坏。

织田方面军团

* 北陆方面:柴田胜家军团
* 关东方面:织田信忠军团(泷川一益军团)
* 畿内方面:明智光秀军团
* 中国方面:羽柴秀吉军团
* 四国方面:丹羽长秀、织田信孝军团(1582年结成)
* 对本愿寺方面:佐久间信盛军团
* 东海道制压:德川家康

进入天正年号后,织田家已具备延伸至多方面势力的兵力与财力。信长赐予属下武将战国大名级的领土,给予高度的统治自由并命令其攻略周边势力。

谦信死后,历经家督之争得以继承家督是上杉景胜,信长针对上杉势力派出柴田胜家、前田利家、佐佐成政等人;对武田胜赖则派出嫡男织田信忠、泷川一益、森长可等人;对波多野秀治则是派明智光秀、细川藤孝等人;对毛利辉元则派出羽柴秀吉、对石山本愿寺则派佐久间信盛。

在谦信死后,织田军对上杉氏的战况转向优势,逐次攻下了能登、加贺,甚至进攻到了越中。于1579年夏天,波多野秀治投降后遭处刑。

在毛利的激烈抵抗下,丧失了加入织田阵营的山中幸盛等尼子再兴军。接着播磨的别所长治谋反,初期虽陷入苦战,但终究攻势得以进展。1579年,毛利军于备前的宇喜多直家投降信长,至此织田军与毛利军的优劣情势完全逆转。1580年取得播磨、但马,1581年断绝鸟取城的兵粮供给,而攻下了因幡,接着攻下岩屋城取得淡路。

1578年10月,荒木村重于有冈城背叛信长。谋反原因到现今仍是个谜,重用村重的信长亦感惊愕,甚至劝村重改变心意。村重不服并和本愿寺携手抵抗信长。但村重的家臣中川清秀、高山重友投降信长后,信长方处于优势,而村重的势力随之瓦解。

11月6日,第二次木津川之战中,信长想出铁甲船6艘的战术大败毛利水军。在无法受到毛利的援助下,石山本愿寺与荒木村重遭孤立。为此村重于1579年9月,抛弃妻子从有冈城逃出。有冈城陷落后,荒木一族大半被处刑。而1580年4月,在正亲町天皇敕令下,本愿寺以有利的条件取得和解,并从石山退兵。(这也是信长的对朝廷工作,详见佐久间信盛。)

1579年,织田信雄于伊势外筑护卫城遭伊贺国人的妨害,为此感到愤怒的信雄自作主张地进攻伊贺国,大败而回。信长严厉地斥责信雄的同时,对伊贺国人的敌意亦逐渐升高(史称第一次天正伊贺之乱)。1581年,信长再度派信雄为总大将率领6万军队攻下伊贺,使伊贺成为织田家的领土。(史称第二次天正伊贺之乱)

1579年,信长命令盟友德川家康的嫡男松平信康与信康的母亲筑山殿切腹。理由是因为信康的12条罪行、筑山殿与武田胜赖勾结等。不论是那个理由,德川家臣团内分成顺从信长派与反信长派互相争执起来,最终家康让此两人自杀。(通说为筑山殿遭家康派人杀害,但命松平信康等人切腹一事仍有相当多未解之谜)。

1580年8月,信长放逐织田家历代老臣佐久间信盛与其嫡男佐久间正胜。信长发出惩罚令给信盛,理由为对本愿寺之战上毫无成果等理由。接着对林秀贞、安藤守就也以无能、从前就想谋反等理由放逐之。

讨伐武田

1581年为信长全盛期。2月28日,信长于京都天皇内殿的东边马场举行一大展示,即所谓的京都军马演练,此演练为以信长为首的织田家一门丹羽长秀等织田军团的军容展示。此时的军马演练,正亲町天皇亦有出席。

信长公记提到此演练:“贵贱群众者、得以生于如此可喜可贺天皇之世、……心怀感激演练逐次进行,乃成从上古至后世之壮景。”

1581年5月,织田军的攻势凌厉。并趁防守越中的上杉军武将河田长亲突然死去的空隙,行军至越中,占领了大部分的土地,并终得以夺回于1581年3月23日即为武田军占领的高天神城。此时在纪州的杂贺众开始内部分裂,支持信长派的铃木孙一与反信长派的土桥平次等人互相争斗,导致杂贺众势力衰退。接着针对高野山于1581年藏匿荒木村重残党与足利义昭密通等与信长为敌的动作,信长派出数十名使者欲和平地解决此事,而高野山方面却不合理地将信长派去的使者全部杀害。被激怒的信长逮捕织田领地中数百名高野山僧人,并命令河内、大和的各大名包围高野山。

1582年2月1日,武田信玄的女婿木曾义昌向信长提出投奔织田家的请求。信长答应后,于2月3日向信忠发出针对武田的大动员令。于是德川家康从骏河、北条氏直从关东、金森长近从飞驒、信忠从木曾处各自开始进攻武田领土。其兵力数量,总势超出十七万以上。面对此境的武田军,在伊那城的守城将下条伊豆守遭城兵放逐而献给织田军。接着信浓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岭、骏河田中城主依田信蕃、骏河江尻城主穴山信君等人争先恐后地投降织田军,于是连有组织地抵抗都没有的武田军就此败亡。在这场战役中,织田军使用了新的配备--火枪(也就是种子岛枪)。鉴于火枪一次只能打一发弹药,且装填时间又长(经过第一次改良后的火枪装填弹药的时间约需7-8分钟,但是元祖版的种子岛枪装填时间需要 10-11分钟),所以织田信长发明了“三段射击法”,当第一排打完时换第二排,以此类推,先前打完的火枪便利用这段时间来装填弹药。

信长出阵讨伐武田是在3月8日,当天信忠占领了甲府。3月11日,在甲斐东部的田野除去了武田胜赖、信胜父子,至此武田氏灭亡。

甲斐武田氏灭亡后,即使原先隶属武田者表示顺从信长之意,信长仍不容情地将其一族彻底铲除,即所谓“狩猎武田”的信长令。德川家康与一部分织田重臣难以接受信长的命令,拼命地隐匿武田的遗臣。江户时代以后仍存在的武田相关一族几乎都是于“狩猎武田”时被藏匿起来的遗臣末裔。民间传说在最后一次攻打武田时,明智光秀说出“能来到这里、我们的努力也是值得的”这句话激怒了信长,信长则说“你做了什么”,之后掌嘴惩罚了光秀。(有信长将光秀的头抓去撞栏杆等情节。惩罚说的情节不一,详见明智光秀)

另外织田军在攻打藏匿武田遗臣的塩山惠林寺时,惠林寺因拒绝交人而遭放火烧寺。当时惠林寺住持快川绍喜临终前所说“安禅未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的话,仍流传至今。

武田氏灭亡后,信长在骏河派德川家康、上野为泷川一益、甲斐是河尻秀隆、北信浓为森长可、南信浓为毛利秀赖以压制北条氏直,并实施如以往信玄、谦信一样的彻底和平外交政策来保持和北条的同盟关系。

在此时的信长军团已可说是无人能敌。

本能寺之变

主条目:本能寺之变

1582年夏天,信长准备派三男神户信孝、重臣丹羽长秀等军团进攻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关于明智光秀的异心,有一说是光秀认为自己未被赋予进攻四国的任务,而开始有“自己被放置一旁。会不会像林秀贞、佐久间信盛一样被放逐。”的被害妄想。另一说是,光秀以前曾受信长命令负责与长宗我部元亲的和睦工作,为此命令奔走以改善彼此关系的光秀将属下斋藤利三之妹嫁予元亲。但结果却往武力讨伐的方向发展,光秀因此感到名誉受损、倍感屈辱。

1582年5月15日,德川家康为了骏河国领地增加的宴会抵达安土城。信长派明智光秀负责接待,光秀从15日到17日专注于接待家康。在家康停留的这段期间,正在攻打备中高松城的羽柴秀吉派使者向信长要求援军,并提到“毛利军有率大军往高松城救援的动作”。

信长答应派兵后,解除光秀的接待任务,改命其带兵前往援助秀吉。据‘明智军记’所记载,因光秀准备的接待餐宴品质不佳,信长令其随从森兰丸敲光秀的头。

5月29日,信长为准备出兵远征毛利而前往京都,之后则逗留于本能寺。但派往援助秀吉的明智光秀军却突然出现在京都于6月2日袭击本能寺。当时,因属下兵力对信长的信赖较深,誓言效忠明智光秀的人很少的缘故,光秀于进攻本能寺时,并没有告诉部下攻击的目标是信长。据言率领约100人的信长本身亦持枪奋战,负伤后返回房内切腹自杀,享年49岁。这次事件史称本能寺之变。

当时本能寺为大火烧毁,通说是认为信长已死于寺中,但明智光秀的女婿明智秀满遍寻不至信长遗体,有一说是信长遗体已被仰慕信长的僧侣与部下秘密地埋葬了。

其长子织田信忠得知消息后,于附近的二条御所抵抗明智军,最后亦不敌自杀。而黑人兵弥助在本能寺之变中,直到最后都和信长一同奋战。为光秀所擒后,被赦免。(此后消息不明)

近年来对光秀、本能寺之变的研究,开始有本能寺之变与朝廷、耶稣教会有关的说法出现。

年表

织田信长
和暦 西元 月日
(旧暦) 内容 出典
天文3 1534年 6月23日 出生
天文15 1546年 元服,改名三郎信长。
天文18 1549年 2月24日 与浓姫结婚
自称上总介。
天文20 1551年 继承家督
弘治3 1557年 11月2日 派人暗杀弟信行
永禄2 1559年 2月2日 初次上洛与将军足利义辉会面
永禄3 1560年 5月19日 于桶狭间之战击败今川义元
永禄9 1566年 自称尾张守。
永禄11 1568年 10月28日 从五位下弹正少忠 系图纂要
元龟元 1570年 3月14日 正四位下弹正大弼 系图纂要
6月28日 姊川之战
天正2 1574年 3月18日 从三位参议 ※“历名土代”则记载于天正2年3月18日叙任从五位下。同日,信长上殿晋见。 公卿补任
3月28日 得敕令,收割于东大寺正仓院的兰奢待。
天正3 1575年 5月 于长筱之战击败武田胜赖
11月4日 权大纳言 公卿补任
11月7日 右近卫大将兼任 公卿补任
天正4 1576年 11月13日 正三位 公卿补任
11月21日 内大臣,右近卫大将兼任。 公卿补任
天正5 1577年 11月16日 从二位 公卿补任
11月20日 右大臣,右近卫大将兼任。 公卿补任
天正6 1578年 1月6日 正二位 公卿补任
4月9日 辞去右大臣、右近卫大将两官职 公卿补任
天正10 1582年 6月2日 本能寺之变、自杀
10月9日 封为从一位太政大臣 大德寺文书
大正6 1917年 11月17日 追封为正一位

人物

* 喜欢南蛮品,在邀请正亲町天皇来观赏的军马演练中,信长着丝绒外套、戴西洋帽子出席。晚年赴战场时、也会穿着南蛮铠甲。对于访问日本的传教士Alessandro Valignano身边工作的黑人表示兴趣,传教士将黑人让与信长,信长将其取名为弥助并做为其随从。
* 据言信长对耶稣会所送的地球仪、表、地图等礼物相当了解。(当时没有日本人知道世界是圆形球体,在耶稣会送上地球仪时的解说,信长家臣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唯独信长理解并说“合乎道理”)。好奇心很强,在铁炮尚未广为流传时,就已经在使用火绳枪了。奇特的性格广为人知、但在当时访问日本的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眼中则是很普通看待之。罗马教皇额我略十三世曾送一幅屏风绘画至安土城,但实际送抵日本时是在信长死后(1585年)。之后此屏风绘画消失不知去向。
* 青少年时代、是被误认为女人般的美男子。
* 不拘泥于身分、跟平民也无差别地往来、交情良好。
* 亦好断袖之癖、据传与曾为随从的前田利家、堀秀政、之后的森兰丸等多数少年有关系。相较于信长权力的强大,其妾虽没有一样多,倒是生下了许多子孙。
* 后代虽传说信长将浅井父子、朝仓义景等三人的头盖骨涂上金箔,于酒宴时展示,并以头盖骨为杯让家臣喝下酒。但这是小说家对故事的润色,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将头盖骨涂上金箔,是对死者的敬意,故若以这次事件批评信长残酷是不公允的。[1]
* 信长吸引了多数人的关注、统率能力出众,虽被认为无心于努力让周围的人理解,却会谴责僧人违背佛教规则的日常行为、赞许葡萄牙传教士的绅士行为、生存于战国时代不得不的冷酷行为、自称为魔王等例子,可见信长并不是会为了教义、名誉而说谎的直率者。
* 喜好围棋、幸若舞。信长特别喜欢幸若舞‘敦盛’的其中一节“人间五十年,跟下天比起来,如梦似幻,人生一度得生,焉有长生不灭者?”[2]此一节由于符合信长的人生观,因此信长也经常舞着。
* 信长非常喜欢相扑,经常于安土城举办大规模的御用相扑比赛。而且在相扑大会上不问身分,信长随从与平民混合在一起比赛相扑。另外对于游泳、狩猎老鹰、马术、弓道类锻链身体、武术锻链等相关事情都是信长的嗜好。
* 关于本能寺之变发生的原因,有一说是信长在军事、政治两面上都实行了前所未闻的行动,而对明智光秀来说,信长的行为太过偏离于一般社会标准,所以导致光秀无法再继续追随信长。
* 信长在世时,其身边随从中皆无采用军师、参谋类的人物,而只采用忠实执行信长命令者如堀秀政、森兰丸等优秀的秘书官。竹中半兵卫、黑田如水等人,于信长在世时名目上虽为信长的家臣,实际上却做为秀吉的军师一事可说是证实了信长的采用标准。半兵卫本身似乎厌恶信长(这是通说)、如水则对信长的实力有高度评价,然而即使如水侍奉信长,也无法以军师身分发挥长才,为了发挥自身长才,如水选择了信长之下逐渐抬头的秀吉,此说为有力的通说。至现今成功实行改革的人物例子并不多,而信长的革新政策不为周围人所理解,导致无法为人所遵从,是其改革不成功的要因之一。关于改革,有一说是认为于乱世时代的改革多少需要强势推行,如信长那样去推行必要的革新政策,是不得不为的事。另外,信长用人是执行不拘泥于身分、家世的实力主义政策,执着于家世的一部分大名则对信长的政策、性格给予不好的评价。
* 实际上背叛信长的人,大多数都是于信长上洛以后才加入的家臣,于尾张、美浓时代就侍奉信长的老臣中,背叛信长的人几乎没有。加上战国时代武将被收买、背叛等乃是家常便饭,并不能说信长对待家臣的方式有问题。
* 创造性的革命家、有时是被评为疯狂的革命家,后者可认为是日后秀吉的政策所制造而成的印象。其证据是,于信长在世时,批评信长之类的论理书籍并不存在,此类书籍都是在信长死后才制作出来的。
* 1580年,信长以过往谋反的罪名放逐了林秀贞,而同罪的柴田胜家却未被信长问罪。这是信长对胜家实力的评价,及信赖的表示。事实上于信长在世时,给予胜家越前8郡75万石的领地,可说是织田家臣团中最大的领地,这也等同于给予胜家在织田家中排名第一家老的地位。而对松永久秀的实力也有正面评价、甚至其背叛信长后再度投降的两次也都被原谅。由此可窥见信长原貌、只要是有能力的人,信长也会原谅其罪行并重用之。
* 路易斯·弗洛伊斯对信长全貌的评论是“高且瘦、胡须稀少、声音很高。经常喜好武技、粗野,几乎不喝酒。”身高约170厘米、于500米外可听到信长的声音,其声音可说相当地高与尖锐。又从血迹、遗发等判断出信长血型为A型。
* 三好义继战死时,三好家一名厨师名叫坪内也成为织田家的俘虏。当时,信长对坪内说:“料理好吃的话,就免你罪并录用为厨师”。之后坪内做料理给信长吃,信长说“这料理都是水”正打算对坪内处刑时,坪内要求再给一次机会。而第二次拿出来的料理,信长夸说“很好吃”,于是雇用其为厨师。之后坪内被问到“一开始就拿出第二道料理来不是很好吗?”,坪内的回答取笑了信长说:“一开始我是做京都风的高级料理,之后只是做重口味的乡下料理罢了。终究信长公也只是一个乡巴佬而已”。于后天听说了此事的信长说:“只要是受雇为我的厨师,首先必须努力做出我喜欢吃的料理才是家臣的本分。而对此怠慢者单单只是无能而已。”
* 织田在服饰上的造型,是自创一格:喜穿紧身黑短衫黑裤,手执日本纨扇,颇适度“高且瘦”外型;天主教教士在给梵谛冈教宗的报告称说织田是“黑衣包裹着一团赤红烈火”。

肖像画

* 肖像画置于爱知县丰田市的长兴寺。其他欧洲来的画家所画的写实肖像画,原本置于天童市三宝寺藏,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空袭中消失。从现存的画像来看,粗而有力的眉毛、大且细长的眼睛、高至鼻梁的鼻子、紧闭的嘴巴、脸长且轮廓明显,留有胡子等特征。只是,此肖像画于史料上缺乏证据证明为真,亦有说法是此画像于明治时代所举行的“忠臣”表彰工作时所制作而成的。

政策

天下布武

“天下布武”之印

* 从字面上解释天下布武为“于天之下、遍布武力”。通常解释成“以武力取得天下”,但近年的研究则是解释成“以武家的政权来支配天下”的意思居多。如上所述信长将自己所在地改名岐阜时,即开始用“天下布武”印,岐阜的命名是取自中国周朝文王于岐山为根据地、日后君临天下之意(阜为山丘之意),由此可窥信长志向。日后以岐阜为根据地,展开往后长达15年的统一日本之路。
* 日本中世纪的权力关系在公家、寺家、武家之间有复杂的关联。信长的目标天下布武,可认为其带有为废除公家、寺家的权力并正式建立武家政权的意味。为了实现此目标,针对寺家的政策则击溃一向一揆、于石山合战击败本愿寺的显如等人。而室町幕府位于京都,此一地理条件导致与公家间的深厚关系,从此角度来看,为断绝此关系而放逐足利义昭也是合理的。

宗教政策

* 信长虽称其信仰宗教为法华宗,但在对一向一揆、延历寺的政策以及在安土城的石壁上采用地藏菩萨、墓石等事,都显示出其矛盾。据路易斯·弗洛伊斯的记载,信长习于唯物论思考法、对神佛的存在、灵魂不灭等事是不相信的。由信长批评当时僧侣的蛮横、夸赞基督教传教士等事,可见信长并非全盘否定宗教。
* 一方面安土城天守内的屋顶、壁画采用以佛教、道教、儒教为题材的绘画,对净土真宗与延历寺的宗教活动等也未予以禁止。一般认为可能信长并非否定宗教,而是考虑将其视为天下布武事业的一环,将现存宗教与政治分离、或政治上的宗教统一。
* 安土城内安置了一个信长化身称为“梵山”的大石,将其做为御神体(神圣的物体或神的化身),并要求家臣、领地人民去膜拜。(出自路易斯·弗洛伊斯的《日本史》)
* 关于宗教政策,有人提出“入城时的询问、征收入城费等事、在传教士的眼中,看来只如同寺庙的香火钱”的意见。

朝廷政策

信长对朝廷政策的考量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假说,其一说是“信长视朝廷为天下布武的障碍并考虑废除朝廷”、另一说是“信长为实施自己的政策而有效利用朝廷的权威以使其正当化、至少在本能寺之变前,信长跟朝廷的关系都比日后的秀吉・家康还要密切。”在此称前者为“轻视说”、称后者为“尊重说”,之所以对信长与朝廷之间的事情有如此分歧的解释,原因在于本能寺之变中有一说是朝廷参与除去信长、以及残存史料并不完整的缘故。

* 正亲町天皇的让位问题

若据“轻视说”、信长对朝廷的政策是出钱也出口,并想要拥立一个听从自己的话、像傀儡一般的天皇。天正元年(1573年)开始就对正亲町天皇提出让位的要求。但正亲町天皇是老练的天皇,并非是个对信长言听计从的人物,加上当时信长在各地的强敌环伺,天皇拒绝后即明快地不再要求。天正9年(1581年)的京都军马演练,除了展现织田军的军事实力外,也可说是对正亲町天皇的施压。
若据“尊重说”、希望让位的反倒是正亲町天皇。在当时若只凭天皇个人的意思并无法让位,从天皇让位后到新天皇就任等诸种仪式、营建原本天皇退位后的居所、以及为此而准备的移转费用(天皇退位后的居所称为仙洞御所,通常比京都中心的居所还需要更大的土地、包括移转周围公家的房子、寺院等)等一一完成,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能让天皇让位者,必须负担庞大的经费。而于天正年间能做到此事的人只有信长,反过来说即使天皇希望让位给信长,只要信长不同意,让位是不可能的。天正9年(1581年)的京都军马演练后,正亲町天皇向信长传达希望退位之意,根据朝廷内部资料的‘御汤殿上日记’中记载到同年3月24日若让位一旦决定则“可喜可贺”,而‘兼见卿记’则记载于4月1日转为中止。这可认为是信长最终并没有同意接受天皇的让位。之后、羽柴(丰臣)秀吉被以建造仙洞御所的功劳的表面理由升为关白,这一点亦值得留意。

* 天正9年京都军马演练

根据“轻视说”,针对不回应让位的正亲町天皇而感到不满的信长透过于天正9年举行的京都军马演练,除了展示织田军力量的同时也可说是对正亲町天皇的施压。
根据“尊重说”,此年为正亲町天皇的妃子、即储君诚仁亲王的母亲万里小路房子的死去,宫中左义长(火祭的一种)的规模缩小没有在宫廷外举行。一方面由于信长在安土城举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左义长,天皇方为了抚慰失去母亲的亲王而向信长提出希望能在京都御所重现其景。为此请求的演出,是考量出此次军马演练的开端。根据‘信长公记’所提,信长的服装和军事行动时完全不同。并由前关白近卫前久等公家代表亦自信地骑马参加此次军马演练等事,否定这是信长对朝廷施压的军事目的,据公记的看法认为这是宣传京都的恢复和平以及对天皇的礼遇,并借此显示尊重朝廷的态度等政治目的。加上正亲町天皇欣喜于军马演练时受到信长的礼遇,除送信给信长并赐高级服装予信长外,连信忠也受到奖赏。因此也有人提出 “如此一来,岂非全无施压的效果吗?”对轻视说做出反论。

* 信长与官职

据“轻视说”,信长于1578年4月辞去右大臣兼右近卫大将后,就没有就任官职了。而辞官前月,信长担忧的最后强敌・上杉谦信死去、享年49岁。谦信死去后,窥视京都并足以对抗信长的地方势力不再存在。石山本愿寺早已丧失部分战力、武田氏、毛利氏、大友氏也没有往年的强大。跟关东240万石的后北条氏也建立了同盟关系,同时与当家的氏直缔结了婚姻关系。因此可认为信长已经不再需要借用朝廷的力量。1582年5月本能寺之变前,正亲町天皇对信长提出从征夷大将军・太政大臣・关白此三官职中择一后,赐与信长该官职的条件想借此与信长妥协。然而信长并没有接受朝廷的官位。(三职补任问题)。
据“尊重说”,信长并非不在乎官位。原本大臣级的大臣辞官后成为散位(无官)状态的事情并不稀奇,要说现任大臣与前任大臣的差别,于已然形式化的朝廷仪式中只是席次顺序的差别。再者、于辞去右大臣的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希望晋升于名目上已为织田家家督的嫡男信忠一文(当时的贵族社会惯例是高官辞任后、任用其嫡男)。信长的辞官可能单单只是希望其后继者信忠的升官。(但是朝廷方希望优先晋升信长,所以无法让信忠晋升)。而且信长对右大臣兼任的右进卫大将颇为执着,本来信长接受德大寺公维让出来的权大纳言官职时,约定好将来晋升大臣时,将右大将让出。而为对抗尚未辞任征夷大将军的足利义昭,信长一直占著右大将的官职,也因迟迟未实现让出官职的诺言,导致公维方提出了抱怨(‘言继卿记’)。因此辞去右近卫大将跟右大臣是没办法的事。接着据三职补任问题所提到开给信长的条件,可认为是由于时间接近本能寺之变的发生,导致信长没有时间回复其意愿。更进一步的见解是认为信长已经非正式地同意就任太政大臣。本能寺之变后7月17日,羽柴秀吉写给毛利辉元的信里称信长为“大相国”,但赐官太政大臣一事于宫中提到时已是3个月后的事了,另外于赐官的诏令中提到“重而太政大臣”等文字、两次提到针对太政大臣使用的遣词用句等已知事实以及本能寺之变前不久进卫前久突然辞去太政大臣等事,为此说的根据。

商业政策

* 织田信长掌权期间,撤除国境上不必要的关所(收取过路关税的检查站)、透过检地以确立对领土的支配、让农民与兵力分离以设立常备军。设立乐市鼓励商业。积极鼓励自由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南蛮贸易),奖励技术革新。信长还推行了新的大名制度,使各地的地方制度更加完善。

人事政策

战略

一部分饱受批评的行为

* 以火烧比睿山延历寺最为有名,此外有烧杀长岛一向一揆的投降者,命令德川家康长子信康切腹自尽,对付叛徒荒木村重时,由于本人逃走,因此他的属下及家人均被信长下令杀害等事件。

内政

1. 兵农分离与富国强兵:信长充分发挥尾张、美浓两国的地理优势──人口多且物产丰盛,建立起兵农分离的制度。由于当时各大名经常交战,农工业人口都被调集为兵,粮食短缺,必须寻找商人外买。织田信长把多余的粮食对外卖出以聚敛财富,把过剩的失业人口专门组织成士兵,使之专业化,因此农民可以专心生产,军人的素质也提高,粮食与金钱的储备更多,也得到更有效的管理。
2. 检地制度:信长为了确保家臣与士兵的俸禄不会短缺,同时为了防止地方诸势力拥兵自重,构成内部不安定的因素,于是采取“检地”,就是缩小诸势力的领地,透过固定对诸势力援助的方式,使这些诸势力逐渐降低其主体性,不但增加了自己的收成,也降低了境内发生暴动的可能性。

系谱

* 先祖

织田为其苗字,族姓则有三说:平氏、忌部氏或藤原氏,一般认为忌部说可能性较高。

o 织田久长-织田敏定-织田信定-织田信秀-织田信长

* 妻妾
o 正室:斋藤归蝶
o 侧室:生驹吉乃
o 侧室:阿锅之方
o 侧室:原田直子
o 侧室:阪氏
o 侧室:土方氏
o 侧室:慈德院殿(织田信忠的乳母)

* 儿子

(按长幼排列)

1. 织田信正(信长的庶长子,织田信广的养子)
2. 织田信忠(信长的嫡长子)
3. 北畠信雄(北畠具教的养子)
4. 神户信孝(神户具盛的养子)
5. 羽柴秀胜(羽柴秀吉的养子)
6. 织田胜长(先后为远山景任和武田信玄的养子)
7. 织田信秀
8. 织田信高
9. 织田信吉
10. 织田信贞
11. 织田信好
12. 织田长次

* 女儿

1. 冬姬
2. 五德
3. 秀子
4. 永姬
5. 鹤姬
6. 三之丸殿

* 孙子

1. 织田秀信(织田信忠之子)
2. 织田秀则(织田信忠之子)
3. 织田秀雄(织田信雄之子)

* 养女

1. 胜龙院殿

* 侄子

1. 织田信澄

* 一门众

1. 织田信次
2. 织田信兼
3. 织田信张
4. 织田信直
5. 织田信氏
6. 织田忠辰
7. 织田信光
8. 织田信成
9. 织田信昌
10. 织田信清
11. 织田信益
12. 织田信壹

家臣

* 柴田胜家、泷川一益、丹羽长秀、明智光秀、羽柴秀吉、林秀贞、佐久间信盛、池田恒兴、前田利家
* 织田四天王-柴田胜家、丹羽长秀、明智光秀、泷川一益
* 京都所司代-村井贞胜
* 京都奉行 - 村井贞胜、丹羽长秀、明智光秀、木下秀吉、松井友闲
* 女婿-蒲生氏乡、筒井定次、丹羽长重、前田利长、松平信康、水野忠胤、佐治一成、二条昭实、万里小路充房、德大寺实久
* 侧近众 - 堀秀政、长谷川秀一、菅屋长赖、万见重元
* 小姓众 - 森兰丸、森力丸、森坊丸、高桥虎松、伊藤兰丸祐道
* 黒母衣众 - 佐佐成政、毛利新助、河尻秀隆、生驹胜助、水野带刀左卫门尉、津田盛月、蜂屋赖隆、中川重政、中岛主水、松冈九郎二郎、平井久右卫门、伊藤武兵卫
* 红母衣众 - 前田利家、饭尾尚清、福富秀胜、塙直政、黒田次右卫门尉、毛利秀赖、野野村正成、猪子一时、浅井新八郎、木下雅乐助、伊东长久、岩室长门守、山口飞驒守、佐胁良之、长谷川桥助、金森长近、加藤弥三郎

* 其他家臣:九鬼嘉隆、细川幽斋、斋藤长龙、坂井政尚、荒木村重、池田胜正、武井夕庵、森武藏、美浓三人众、加藤顺盛、拜乡家嘉、下方贞清等人。
* 附属大名:松永久秀、筒井顺庆、十河存保

墓地・庙宇

关联项目

小说

* 织田信长(风卷弦一)
* 织田信长(山冈庄八)
* 织田信长(古木)
* 国盗物语(司马辽太郎)
* 安土往还记(辻邦生)
* 下天は梦か(津本阳)
* 决戦の时(远藤周作)
* 信长之棺(加藤广)
* 霸王の梦(津本阳)
* 信长の野望(童门冬二)
* 殿がくる!(福田政雄)

电影

* 影武者
* 战国自卫队1549

电视剧

* 关于信长的NHK大河剧
o 1965年太合记(信长:高桥幸治)
o 1969年天与地(信长:杉良太郎)
o 1973年盗国物语(信长:高桥英树)
o 1978年黄金的日子(信长:高桥幸治)
o 1981年女太合记(信长:藤冈弘)
o 1983年德川家康(信长:役所广司)
o 1988年武田信玄(信长:石桥凌)
o 1989年春日局(信长:藤冈弘)
o 1992年信长 KING OF ZIPANGU(信长:绪形直人)
o 1996年秀吉(信长:渡哲也)
o 2002年利家与松(信长:反町隆史)
o 2006年功名十字路(信长:馆ひろし)

* 大河剧以外的时代剧
o 1998年织田信长、取得天下的傻瓜(信长:木村拓哉)
o 2003年太合记 被称为猴子的男人(信长:藤木直人)
o 2005年盗国物语(信长:伊藤英明)
o 2006年信长之棺(朝日电视台SP)(信长:玉木宏)

动漫画

* 信长战记
* 战国奇谭妖刀传
* 犬夜叉
* 鬼眼狂刀KYO
* 瀛男 (又译:Japan King) 椎名高志
* 信长(原题:TENKA FUBU 信长) 长手由佳著
* 信长 原作:工藤かずや 作画:池上辽一
* 战国 作者:宫下英树

游戏

* 信长之野望系列(光荣)
* 天下人(SEGA)
* 战国无双系列(光荣)
* 决战3系列(光荣)主角。
* 太合立志传系列(光荣)
* 战神(GENKI)
* 战国BASARA系列(CAPCOM)
* 英杰传系列织田信长传 主角。
* 鬼武者系列(CAPCOM) 在游戏内描述成妖魔化
* 樱花大战V ~さらば爱しき人よ~(SEGA)
* 战国兰斯(アリスソフト)一款将战国时代许多角色女性化的GalGame
* 如梦似幻(Yume Maboroshi no Gotoku)一 1993 BY INTEC 超任(SFC)的RPG 本能寺后信长没死重出江湖的虚构剧情。
* 天下统一系列(System Soft)(黑田幸弘)

音乐

* ‘织田信长’(1990年 圣饥魔II)

电视广告

* 东京瓦斯 - ピピッとコンロ(瓦斯炉产品名)的两只广告里、泷正则演出织田信长。

注释

1. ^ 据信长公记所记载,信长虽展示涂上金箔后的头盖骨,但并无将其做为酒杯的举动,再者信长只比喻此三人的头盖骨为庆功宴上的一道佳肴,劝家臣喝酒。展示其一大敌人的首级,本为战国时代武将展示战功的常态。在织田信长石山本愿寺合战全史一书中,提到信长此行为除了祝福织田家的兴盛外也是尊重密教・真言立川流赐与神通力的风俗,据该密教的秘仪所提将头盖骨安置并祭拜七年,第八年后头盖骨会还魂并赐与神通力。
2. ^ 原文为:「人間五十年 下天のうちをくらぶれば 夢幻の如くなり ひとたび生を享け 滅せぬもののあるべきか」
一般而言,于战国时代能活到五十岁已算长寿。至于下天是指下级的天、最外围的天。在佛教书籍俱舍论中提到“人间五十年,下天一昼夜。”人间的五十年跟下天比较起来,仅其一昼夜,因此如梦似幻。

参考资料

1. 信长公记
2. 武田镜村『織田信長石山本願寺合戦全史 顕如との十年戦争の真実』ベストセラーズ、2003年01月。ISBN:4-584-12052-8。
3. 主要译自ja:织田信长、作者为Futy等。详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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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田信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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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原文 武田信玄
假名 たけだ しんげん
罗马字 Takeda Shingen

武田信玄(1521年12月1日-1573年5月13日)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清和源氏源义光后代,甲斐武田氏第十九代家督,武田信虎之长子,母亲是甲斐国人众大井信达的女儿大井之方。正室是扇谷上杉家大名上杉朝兴女儿。原名武田晴信,通称太郎。官位从四位下太膳大夫。赠正三位。信玄统治最大版图时,拥有甲斐、信浓、骏河、西上野及部份美浓国、远江、三河、飞驒国,别称甲斐之虎。官位是从四位下太膳大夫、信浓守,大正时代被赠回正三位。

经历

幼年

信玄生于1521年11月3日甲斐国积翠寺城,幼名胜千代。1525年次男信繁诞生后,信虎就此一直宠爱信繁,而忽略了晴信。1533年迎娶上杉朝兴的女儿作为信玄的正室,于翌年怀孕,不过却在诞生过程中难产而死亡,后来1536年迎娶第二名正室三条夫人,同年晴信元服,根据足利义晴的讳称改名为武田晴信。晴信首次上战场是攻打海之口城城主平贺源心。1541年武田信虎、晴信父亲与村上义清合力攻打小县郡,矢泽氏投降,但海野栋纲及真田幸隆逃亡到上州。

成为大名

1541年6月,联同板垣信方、甘利虎泰、饭富虎昌等人乘父亲武田信虎出访骏河国探望大名今川义元时,放逐父亲到骏河,继承家督职位。放逐的原因在《甲阳军鉴》以及《盐山向岳奄小年代记》的记载是父亲实行暴政,惹起了人民不满,当晴信成为大名时,受到当地的人民热烈欢迎[1]。

平定信浓

当信玄放逐父亲信虎的消息流传后,诹访郡的诹访赖重以及信浓守护(林城城主)小笠原长时进攻甲斐,被晴信击退。1542年晴信决定反攻,诹访氏与支族的高远赖继发生内乱,在高远赖继协助下,晴信击败了诹访赖重,赖重不久自尽身亡。其后高远赖继因不满领地分配问题与晴信争执,晴信出兵平定。

1543年进攻信浓国长洼城,大井贞隆自尽身亡。1545年4月晴信攻打高远赖继的领地高远城。6月击败福与城主藤泽赖亲统率的军队。1546年信玄进攻佐久,占领了内山城及前山城。

1547年进攻志贺城的笠原政繁,在上杉宪政支援下陷入苦战。8月6日信玄在小田井原之战中大败联合军。晴信战后不容许敌军投降,杀尽所有敌军,又对人质作出酷刑,俘虏欲赎回自由时更开出高达2~10贯的身代金,高过 20~30文钱的一般价格,故意让俘虏无法回乡而被武田家充入黑川金山当奴工,使晴信统一信浓的过程增添麻烦。同年,晴信参考了今川家假名目录、朝仓敏景十七条、大内家璧书等书籍,创立了武田氏的分国法甲州法度之次第(又称武田家法)。

1548年2月晴信进攻村上氏的领地,村上义清在上田原迎击,两军正面交锋,武田军却占下风,阵亡者包括甘利虎泰、板垣信方等大将。晴信在战后于汤村温泉休养了30天。诹访大名小笠原长时,接获信玄在上田原惨败,尝试进攻武田氏领地,7月信玄在盐尻峠之战大败小笠原军。

1550年7月晴信进攻小笠原氏的领地,迫近林城,长时在无法抵晴信的入侵放弃林城,逃到村上氏领地。9月晴信向村上氏领地进军,准备攻击砥石城,战况对武田军不利,晴信失去了横田高松等将领。当晴信闻葛尾城的主力接近,武田军在增援到达前撤兵。1551年晴信部下真田幸隆利用谋略,成功占据砥石城。1553年义清放弃葛尾城,投往越后,依靠长尾景虎,造成了川中岛会战的序幕。

三国同盟与川中岛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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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玄与上杉谦信在川中岛之战单挑的雕像

1553年村上义清向长尾景虎的提议下,长尾军向川中岛进军,长尾军和武田军在信浓川中岛对峙,但两军没有积极行动,5月两军撤退。是为第一次川中岛之战。

1550年嫁给今川义元的武田信玄姊姊病逝,信玄为再次与今川氏同盟。长男义信迎娶了义元的女儿,信玄的女儿则嫁给北条氏政,还有氏康的女儿嫁给今川氏真,三国同盟正式成立。1555年长尾军和武田军在川中岛对峙,是为第二次川中岛之战,在今川义元的介入下,两军从川中岛撤退。同年晴信平定木曾义康和木曾义昌父子。

1557年武田军和上杉军再次在川中岛对峙,但是没有交战,上杉军因越中一揆出兵而撤退。1559年5月晴信出家,改名为信玄。

1561年9月10日,上杉谦信(景虎在1560年改名为上杉谦信)第四次川中岛会战爆发,双方动员超过一万兵力参战,最终信玄成功击退上杉军,不过却损失了其弟信繁、诸角虎定、山本勘助、三枝守直等人。

1564年上杉军和武田军主次再次在川中岛对峙,不过两军没有交战而退兵,是为第五次川中岛之战。

入侵关东、东海

信玄曾多次派兵进攻箕轮城,但遭到守将长野业正击退。1561年,业正病逝,由儿子长野业盛继承。信玄在1566年派遣2万大军攻打箕轮城,最后成功攻克,业盛自尽身亡,武田的势力延伸到上野国西部。

1564年武田信玄派遣山县昌景联合北飞驒豪族江马氏打败三木氏攻下飞驒,并在隔年以江马氏攻入越中,劝降松仓城主椎名氏,拿下越中新川郡地山城周遭,遂以江马氏嫡子辉盛担任城主。但是后来椎名氏不敌上杉谦信,江马辉盛改投上杉家,使武田信玄的越中战略失利。

1568年德川家康开始入侵今川氏真的领土。北条氏康向氏真支援,但三国同盟之一的武田信玄却透过织田信长和德川氏联手,三国同盟正式毁灭。但随着今川军的败退,武田信玄于萨垂山大破今川氏真军,攻入今川馆拿下骏河后,却暗中搞小动作,屡屡出兵德川家康占领的远江,因此德川家康改与北条氏康联手抵御武田军,1569年4月信玄留下了穴山信君留守横山城,其余兵马退回甲斐。

同年9月信玄率2万兵马攻打关东。10月1日包围小田原城不果,10月4日信玄解除小田原城的包围,向西进发。10月8日在三增峠之战大败北条氏邦及北条氏照。1570年信玄继续向西,成功占领骏河一带。1571年北条氏康病逝,完全掌握实权的北条氏政决定放弃与上杉氏的相越同盟,改为与武田氏同盟。

信玄西上

甲相同盟达成后,信玄主要障碍是三河国德川家以及织田家,加入由足利义昭主持的信长包围网。武田军在1572年10月准备进攻织田氏,总兵力达27000(当中包括北条氏政派来的增援)。另外为牵制信长出兵增援,派遣家臣秋山信友率3000兵进攻美浓国岩村城。

当时信长领内面对石山本愿寺、朝仓氏、浅井氏以及10月14日,信玄在一言坂之战击败迎击的德川军,接着信玄本队包围二俣城,12月19日武田军攻下二俣城。当信玄迫近滨松城的时候,家康决定迎击。12月22日两军在三方原交战,德川的总兵力只有11000,在战术和士气方面武田军占优,最终武田取得大捷(三方原之战)。武田军继续向西进发,1573年1月包围三河国野田城,2月10日武田军攻占野田城。

病逝

攻下野田城后,信玄病情恶化,于三河长筱城休养,行军因而中止。经过一个月左右,信玄的病情没有好转,4月武田军决意返回甲斐。4月12日,信玄在信浓国驹场(今长野县下伊那郡阿智村)病逝,享年53岁,御宿监物书状提及死因肺结核、甲阳军鉴指出死因是胃癌及食道癌。信玄的遗体在信浓国惠林寺火化[2][3]。戒名法性院机山信玄。信玄的墓地在信玄墓、大泉寺、惠林寺、诹访湖长岳寺、龙云寺、高野山、福田寺、妙心寺等地。

遗言

甲阳军鉴版 余五年前即知有此一天,特备妥七百张已画有花押之用纸。余死后,三年内守密,其间的公用书状即可利用之。他国知余尚存人世,定不敢蠢动。武田由信胜继承,但在信胜元服之前,由其父胜赖为阵代。将余之遗骸加梏,沈入诹访湖。

御宿监物书状版 余将大去也。余出身僻乡,击邻国他郡,战无不胜。可遗憾者,唯未能目睹武田之旗扬于帝都。倘余大去消息传出,敌必蜂拥而起。因之,三四载内务必严守秘密,整顿领土,培养义卒,庶几一举攻都。余九泉之下,必当含笑欣慰。

人物

其用兵方略与为政之道在日本战国史上留下颇具影响的一笔。所举“风林火山”(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之军旗,语出《孙子兵法》,成为了武田军的一种象征。

信玄积极开发耕地,克服了甲州耕地不足的问题,尤其穷半生精力修筑的信玄堤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信玄利用甲州领内大量金矿,积极开采金矿的事业,引入先进的采金技术,发行全日本最初的定额金币甲州金[4]。信玄重视民政,其制定的《甲州法度》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分国法之一。

北条五代记中,北条氏康曾对其子氏政评论武田信玄:晴信公其人,求近利而无信,立新制而残民,长造势而寡恩

信玄曾迷恋春日源介(即高坂昌信),现今留下了信玄写给春日的书信。

信玄入侵骏河后,积极招揽水军加入,当中包括了间宫武兵卫、间宫造酒丞、小滨景隆、向井正胜、伊丹康直、间宫忠兵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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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臣


武田信玄、胜赖之墓

* 武田四天王:板垣信方、甘利虎泰、饭富虎昌、小山田昌辰

* 武田四名臣:马场信房、内藤昌丰、高坂昌信、山县昌景

* 武田二十四将:饭富虎昌、横田高松、板垣信方、土屋昌次、甘利虎泰、小幡虎盛、山县昌景、秋山信友、穴山信君、真田幸隆、真田幸村、马场信房、原昌胤、武田信繁、武田信廉、小幡昌盛、一条信龙、真田信纲、多田满赖、小山田信茂、内藤昌丰、三枝守友、高坂昌信、原虎胤、山本勘助。(有另外的说法)

妻妾

* 正室:上杉朝兴之女、三条夫人
* 侧室:三条夫人之侍女阿谷(后被三条氏毒害)记于古木著[武田信玄]、阿茜武田信虎之部下、诹访御料人、油川夫人、祢津夫人

子女

* 长男:武田义信(被信玄下令切腹自尽)
* 次男:海野信亲(年少出家,其儿子受德川家康保护)
* 三男:西保信之(早夭)
* 长女:黄梅院
* 次女:见性院
* 三女:武田真理
* 四男:武田胜赖(天目山之战后自尽)
* 五男:仁科盛信(在高远城阵亡)
* 四女:桃由童女(早夭)
* 六男:葛山信贞(天目山之战后于善光寺被杀)
* 五女:武田菊姬
* 六女:武田松姬
* 七男:安田信清(武田家灭亡后逃到北陆地方大名倚靠异母姐的丈夫上杉景胜)

注释

1. ^ 此年六月十四日武田太夫様(晴信)親ノ信虎ヲ駿河ヘ押シ越シ申シ候。余リニ悪行ヲ成サレ候間、カヨウニメサレ候。サルホドニ地下、侍、出家、男女共ニ喜ビ満足候コト限リナシ。(『妙法寺記』)
2. ^ E. Papino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Japan" Charles E. Tuttle Co., Inc. 1984
3. ^ Stephen Turnbull "The Samurai Source Book" Cassel 1998
4. ^ 货币博物馆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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