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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April 25, 2013 - 09:05 am: | |
http://news.chinatimes.com/wantdaily/11052101/112013042500464.html
▲1972年毛澤東（左）向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致謝：「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取自浙江檔案網）
▲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拒絕接管琉球，造成今天的局勢。圖為1943年開羅會議現場，蔣介石(左起)、羅斯福、邱吉爾。（取材自網路）
兩岸史話－釣魚台 蔣與毛的歷史責任
2013-04-25 旺報 【文／劉永寧】
編者按釣魚台領土主權紛爭，中日間為此激起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沒有探討出一個水落石出，事件似乎難以落幕。本文作者劉永寧在3月間為「兩岸史話」寫了 〈未被揭露的釣魚台史實〉獲得很大的迴響。今再為《旺報》撰寫有關兩岸領導人在釣魚台主權的歷史責任，以鑑古知今。
當蔣在《開羅宣言》上簽字，面對琉球問題上，就已經中了美國的圈套，「接」或「不接」都得不到好結果。
釣魚台列嶼的問題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外來的因素，是日本的野心、美國的策畫、能源的發現。而中國人淪落今日之被動狀況，兩岸領導人，如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甚至李登輝，都眼光短淺，失策頻頻，現將這筆帳算一算，他們在面對歷史時，會是些什麼評價？
毛澤東催化日野心
1972年中日建交的時候，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向毛澤東道歉：「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澤東說： 「不要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他 感謝田中角榮：「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摘自《田中角榮傳》）
做一個領導人，其一言一行都要面對歷史的，說抗戰8年，死傷2100萬中國人，財產損失3000億美元，換來中國共產黨執政，所以日本侵 華是「有功的」，這種心中只有權力，沒有國家的執政者，不但讓日本人瞧不起，更加速其擴張琉球的決心，毛澤東的「謬論」，應是啟動日本野心的催化劑。
其實毛澤東的這段言論，和釣魚台的關係只是間接的，充其量的影響是加快了中日建交的步調，以及加強日本收回琉球的野心。說到和釣魚台有直接關係的並要放在歷史層面來檢討的，首先就要提蔣介石。
對日抗戰勝利，蔣介石面對的環境是：中國已打得民窮財盡，百廢待舉，蘇聯崛起，共產主義蔓延，欲反共只有靠美國，而美要中、日聯手才能制 衡蘇聯，故對日本不能下重手要求賠償。雖然中國是開羅會議及《波茨坦宣言》中的簽字國，但面對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這些國際級的謀略家，處處不順，時時 被牽著鼻子走，他在日後的日記中，反省、檢討最多次的，就是和這些人打交道的經過，尤其《雅爾達密約》，一提到就滿腔悲憤。
在這到處都是陷阱的國際舞台上，蔣介石能把東三省、台灣、澎湖收回，再加上支持朝鮮獨立，已算很不容易了。但歷史告訴我們蘇聯、英、美都 是為本身利益，對中國都是口惠而不實惠。蘇聯得到的是：蒙古獨立，扶持中共，把蔣介石趕出大陸。英國是台灣未定論的始作俑者，而美國則來個「琉球託管」， 讓中、日永無寧日。中華民國現在「聯中反日」太危險，「獨自反日」在台灣島內有人扯後腿，至於「共同開發」的建議沒人理會，國弱言輕如狗吠火車。
造成今天釣魚台列嶼問題的根源，就是從琉球託管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花了5萬大兵的傷亡把它攻下，代價很大。1943年12 月3日中、美、英、蘇4國在《開羅宣言》簽字，其中一款是「4國絕無擴張領土之心」，故正義凜然的美國，再怎麼想要這個群島，也不敢大言不慚宣布占領。於 是羅斯福、杜魯門、杜勒斯、艾奇遜、季辛吉、尼克遜，這批人花了20年功夫，創造無數名稱、條約，如「託管」、「剩餘主權」、「27號令」，最終目的就是 不放棄在琉球「駐軍權」和「領事裁判權」，儘管名稱上「託管」，甚至「歸還施政權」，但實質和「無限期占領」相差甚微，這些爾虞我詐的花樣，在國際間，屢 見不鮮。
蔣介石註定是輸家
詭異的是，在1943年羅斯福在開羅會議第一天和蔣介石見面時，就要把琉球群島給中國接收管理，並在兩天後二度提出，蔣介石當時拒絕，並 以中、美共管回應，羅就再也不提，結局是美國單獨「託管」。回溯當時，羅斯福明知蔣介石只要東北、台、澎，也沒有海軍能力，更無意「琉球」方案，他居然提 出兩次，居心何在？事隔70年，才知他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等到蔣想要的時候，再回頭已是百年了。
蔣若當機立斷拿下琉球，今天所有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嗎？這也不盡然，蔣介石如答應接管，首先中國是違反《開羅宣言》中的條款，其次中國又 無遠洋海軍，還不是要靠美國協助，最後必然揹上「違約」罪名，由美國實際託管，甚至「占領」。總括而論，當蔣在《開羅宣言》上簽字，面對琉球問題上，就已 經中了美國的圈套，「接」或「不接」都得不到好結果。
情勢比人強，蔣介石已註定為琉球問題上的輸家，要怪只能說「時不我與」，非戰之罪，但是對1953年12月25日，美國琉球託管政府發布 「27號令」，把釣魚台列嶼劃入琉球群島，而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卻沒有聲明反對，整整17年後，才在1971年6月18日，由外交部發表「釣島主權」聲 明，這時日本已用國際法強詞奪理了，這是蔣介石要負責任的，因為缺乏遠見。（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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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April 18, 2013 - 12:13 pm: | |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04/17/24303343_0.shtml
胡耀邦辞职后曾感慨：叶帅要在 可能就不是那样了
2013年04月17日 08:07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杨尚昆主持追悼会，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等党…[详细]
核心提示：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后，自然要进行深入反思。据一位同志说，1988年深秋，他去看望耀邦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他离开总书记职位时，耀邦感慨地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本文来源：广州党史网站，作者：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题：《叶剑英与胡耀邦》
叶剑英生于1897年，胡耀邦生于1915年，叶长胡18岁。对胡耀邦来说，叶剑英是革命长者。胡耀邦对叶剑英十分敬重，叶剑英对胡耀邦关怀支持，爱护有加。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特别是在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的过程中，多次讲到他与叶剑英之间的事。现据我的笔记和日记，以及其他有关材料，按时间顺序略加整理叙述。
（一）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即派人去看望胡耀邦。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中讲到与叶剑英有关的一件重要事。他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是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这件事有着特殊的意义。有的论著说，叶帅是派他的小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的，遗憾的是，至今未看到叶选宁写文章介绍有关情况，胡耀邦也没有多说。这一件事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帅在百忙之中派自己的孩子去看望胡耀邦，也说明他对胡耀邦的关怀和看重。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秘书陈维仁（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将胡的三条称之为“隆中三策”。写成条幅，在1998年11月举办的“中直机关首届文化艺术节书法、绘画、摄影展”展出。据说，叶帅听了叶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胡耀邦的三条，深以为是。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1977年3月3日，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3月12日，叶即找胡谈话。耀邦说：叶帅同他谈话后，他才敢于3月14日去看望小平同志。叶帅寓意深长地对耀邦说，到党校工作，“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书摘》第！期，转引自《报刊文摘》第1897期，2004年3月22日）胡耀邦果然凭借中央党校这个舞台，演出了有声有色、震撼中国大地的历史话剧。
（二）叶剑英给胡耀邦提出了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性课题。
胡耀邦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上任。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央党校于9月按计划复校开学。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后的开学典礼。党中央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了。叶剑英也来了。开学典礼上，除了华国锋讲话，叶帅也发表了讲话。这里，讲一点我经历的事。那时，因为搞《理论动态》，耀邦常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大概是在开学典礼前一二天的上午，耀邦找我去谈一篇文稿修改的事，谈完后，我正要走，他说，老沈，坐一下。我就坐在沙发上，他却站着，我发现他的心绪很好，他对我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写好了。他说，叶帅的讲话稿是让几个人写的，改来改去还是不行，后来，我就亲自改写了一下。他还将自己的讲话稿中关于我们干部队伍中几代人的一段，背着手，度着方步，给我背诵了一遍，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
叶剑英的讲话中有几句重要的、很精彩的话：“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
这里已经提出了理论要接受实际检验的问题。
在以后的日子里，耀邦在同我们谈话中，不止一次地重申这些话，说明他对这些话的重视，很可能这些话就出之于他的手。
叶剑英在讲话最后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实际就是要总结十年“文革”。这是叶帅代表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光荣而十分艰巨的任务。胡耀邦正是在落实这项任务时，提出了运用实践标准，起草了文件，组织八百学员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中央党校又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三）叶剑英对胡耀邦的两次谈话。
1979年1月29日，胡耀邦在钓鱼台中宣部召集我们开会时说：“我始终坚持这种想法，今年明年还是要紧张作战，把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乾坤扭转过来。现在还是乾坤始转，乾坤初转。林彪、‘四人帮’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所造成的灾害，带来的麻烦，留下的困难，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同志对这个估计不足。25号叶帅上午回来，下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五点到他家里谈到七点钟。我把这个观点给他讲了。1977年二月份叶帅同我谈过一次话。我希望他老人家这一生做三个计划，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一个十五年计划。趁你在世时，头一步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这就了不起，到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个字：开国元勋，乾坤巨手。25号下午我又谈，形势两年多来有很大变化，但还只能说乾坤始转，乾坤初转。他听了还是激动。”
（四）叶剑英赞赏胡耀邦主持选编的中央党校教材。
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那天看电影，叶帅说，你们做了好事，搞了一百多万字的马列主义的东西。”在胡耀邦直接主持下，中央党校选编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叫做《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共四本，分别是“哲学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党的学说部分”。这些教材也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叶帅看了之后倍加赞赏，并表示自己也要好好学习。
（五）叶剑英支持和指导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耀邦在上述1978年8月18日的谈话中还说，叶帅说要开一个务虚会，理论的务虚会。耀邦对叶帅说，这个问题我认为要准备把它扩大，不光讲真理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要影响各条战线的工作。我那天给他们出了个题（给理论动态组出题），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
叶帅提出了开理论务虚会搞清是非的主张。耀邦将自己准备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扩大的设想，报告了叶帅等人。叶帅是怎样表示的，耀邦没有说，从他的口气看，是得到了支持的。
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发表的引言中说：“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在胡耀邦主持下，理论务虚会开得很有成效。而这个会议源出于叶帅的提议。
（六）耀邦思念叶帅。
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后，自然要进行深入反思。据一位同志说，1988年深秋，他去看望耀邦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他离开总书记职位时，耀邦感慨地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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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April 15, 2013 - 12:25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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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胡耀邦，怀念叶剑英
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先生的祭日。一九八九年的今日，胡先生逝世，中国因此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事件。
我看了不少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我本人也十分敬重胡耀邦先生。人们称胡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一点都不为过。共产党最缺乏的就是良心了，胡耀邦与赵紫阳是共产党里面难得的有良心的领导人。
看了网络上不少对胡以及相关历史的评论和追思。在共产党官方的宣传中，一向认为，胡耀邦当年是邓小平看中的，是邓用来取代华国锋的。我也读了不少相关的历史文章。我认为，当年在华刚刚要被取代的时候，邓还没有那么一言九鼎，当时他还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而且，我认为胡耀邦本身并非邓小平的人，甚至并非邓真正认可的接班人。
为什么呢？首先，在当时，邓是有所顾忌的，他可以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但他必须顾忌当时的元老叶剑英。叶虽然是认可让邓出山的，但叶却并不同意让邓取代华国锋。不仅叶不同意，当时的其他元老，如李先念陈云，都是不愿意的。据说在一次会议上，李先念说我们这些七十来岁的人都不要当主席，让年轻人干，这其实就是阻止邓当党主席。
可见，胡耀邦在当时能够出线，是协调的结果，是折衷的结果。而且，我认为，胡耀邦是叶剑英属意的人物，在胡耀邦当党主席（后来改任总书记）的问题上，叶剑英是起到了主要作用的。
在华国锋和叶剑英把“四人帮”抓起来之后，胡耀邦即给叶剑英写信，就是著名的所谓“隆中三策”。在历史上，包括在文化大革命困难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胡耀邦与叶帅一直关系不错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帅是一心一意想辅佐华国锋的，他并没有想取而代之。而当华与邓的矛盾表面化之后，华国锋当不下去了，叶剑英推出胡耀邦，其目的就是阻止邓的取而代之。
只不过后来叶剑英逐渐老了，慢慢退出政治舞台，影响力逐渐下降了。
我看过赵紫阳先生的回忆录，他认为胡与邓的矛盾老早就有了。我是相信这个说法的。叶剑英是一九八六年去世的，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邓就废了胡耀邦，可见他当时已经急不可待了，都等不到开十三大。
华国锋也好，叶剑英也好，胡耀邦也好，在邓小平复出的时候都是出过力的，可以说都对邓小平有功。而邓一旦大权在握，就忘恩负义了。你看他对华国锋胡耀邦，真是太不要脸了。他对叶剑英也同样忘恩负义，只不过忌讳叶在党内军内的威望。
与邓小平相比，叶剑英人品可以说是高出了不止一点点。叶对华对胡都是有恩的。我在想，要是叶剑英再长寿一些，邓小平也许不敢这么胡来。
所以，在今天，胡耀邦的祭日，我们纪念胡耀邦，不能不想起叶剑英。叶可以说是胡的伯乐。没有叶剑英，也许还会有粉碎“四人帮”，但是我可以说，没有叶剑英，胡耀邦绝没有可能当上总书记，共产党也就绝对没有胡耀邦这颗良心。
各位看客要问了，你说胡不是邓属意的人，那邓当时到底想要谁接班，他属意谁呢？我的看法是他自己有野心，是想自己当党的主席，自己接班，他在当时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真正他属意的人选。胡只是他可以接受的人选。
对邓小平这个人，我认可其历史贡献。但他在许多问题上，尤其在六四事件，在中国政治转型问题上是罪责难逃的。
而且，我认为，邓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眼光却未必独到，而且人品有巨大瑕疵。邓必须在有人压着的情况下才能显出他的能力。一旦让他掌握最高权力了，他就胡作非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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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March 19, 2013 - 01:45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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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中国已从国家资本主义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2013-03-18 16:00:46 来源: 网易财经
网易财经3月18日讯 首届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学家峰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开幕。
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在演讲中讲解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制度基础，这种制度基础是建立在剥夺民权的基础之上。
比如，投资依靠的是高税收，政府拥有不经民众同意而征税的权利。比如，出口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民众不能因为工资低而游行。比如，城镇化是建立在对产权侵犯的基础上。中国的工资总额只占GDP总额的8%，远远低于25%的平均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某种渠道，如贪腐，积累在国家的财富进入了一些特权阶级的腰包，使中国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了权贵资本主义。
如何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权，把属于民众的权力还给民众。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建国：
前面听了几位教授的演讲，让我很有启发，我主要讲中国模式与变革问题。
第 一点我想讲为什么经济模式很重要？如果你看一下中国三十多年前和三十多年后的经济发展和成长，你就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做的就是一件事，把模式改了，改了 什么模式？我们叫改革，事实上就是政治体制上没变，经济制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然后第二点，他把两个权利都扩充，第一是人权，以前你不能自由 迁徙，还有不能自由择业，还有不能自由创新，这些都放松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人权放松了。还有产权放松了，尤其私有财产。
这两个权利的放 松，就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结构也改变了。但是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就是权利还是中央集权。再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上层，还有权力之间相互不制 衡。他就改了这一个，结果就到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描述它，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经济，我们又叫做全控经济。
当 我们讲到这个经济模式的时候，我记得费老讲，到底什么叫经济模式？其实我这几天晚上一直在想就是这个概念，下面我想给经济模式下个定义，什么叫做经济模式 呢？可以看成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或者叫做组合。四个战略组合是哪四个战略呢？第一就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必须对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这也是从商 业模式借过来的。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他的国民制度定位，必须给制度有一个定位。第三，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他的价值主张，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GDP的创造战略。第四，就是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就是GDP的分配问题。这四个战略的组合构成了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不是战略，而是这四个战略的组合，并 且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系统构成的，这是一个定义。
下面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看中国模式。中国第一点就是价值承诺。如果你看我们国家或者政府对老百 姓的承诺，其实跟西方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照样说人权平等，照样说产权受到保护，照样说为人民服务，照样说执政为民，价值承诺我认为比西方讲的还好，或者说 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诺。这是第一。
第二，看中国模式的制度定位，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权，产权，人权是不是平等的？你必须要定位。产权你也要给一个定位，是给它鉴定清楚，保护还是不保护。
第三，就是权力限制问题，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哪里？来自上层还是下层？必须给它定位。
第 四，权力之间应不应该制衡，是制衡还是不制衡，这四个定位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约束，你要一个模式必须有制度约束。中国后面的财富创造战略和财 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实行。我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模式，财富分配战略，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制度不允许这么做，你 想学也学不到。
那我们制度定位，第一有特权，人权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也不清楚。第二产权我们界定不清楚，也没有保护。第三权力的合法性来 自上层而不是下层。第四，我们界定的权力不制衡。这种制度定位就给我们第三大战略创造了条件，第三大战略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有几个特点，主要是政府投资拉 动需求，需求拉动主要靠投资。政府通过高税收，高费，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经济如果没有前面的制度基础是 不可能的，你凭什么收我这么高的税，老百姓不让你收，那你的人权产权都不受保护，他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政府投资发展战略。所以这是第一 点。
第二，出口拉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出口拉动在经济成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最低工资，如果没有最低工资 的保障，美日都要游行的，我们不给你游行。就是说只有有这些优势，我们才可以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们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是出口拉动。
第三就是城市化，这个城市飞速扩张，飞速扩张实际上就是把农村土地，把老房子，棚户区进行改造，变成框架，是变成这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中国模式是走不通的。
另 外，财富的分配战略，我们给你承诺了，一般来说我们要翻几番，要达到小康水平等等，这个就把普通居民的收入，通过高税收高税费变成了国家资本，然后再进行 投资拉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财富分配战略就是这么一个战略。国家的投资占了GDP的24%，还有国家与社会资本没有算在里面，也 就是大约有60%的GDP被政府和国家花掉了，留下的只有40%给所有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这就导致了我们内需是疲弱的。还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就是中国 的这种分配制度除了政府拉动大部分以外，政府拉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途径转化成全国资本，我后面会说为什么会做这个转化。所以按照这个道理这个财富收到国 家，由国家投资，可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如果将这些资本从国家流到权贵手上，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成权贵资本主义，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这种权 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变成权贵，贪官，奸商聚集了大量财富，普通老百姓赚的很少，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极大部分人的财富，这个不需要统计数字了。
这 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另外讲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内生矛盾。刚才我们讲我们经济是定位在权力控制经济的，中央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所有的生 产要素，所有商品和资源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受到集权的批准。如果没有权利允许你是进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不管你是要拉项目还是做别的，都需 要进行批准，都有管制，所以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污，权钱交易是中国模式的第一规律，它的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第一规律就是贿赂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 价格高就流向哪里。这个权钱交易的模式就使得有权力的权贵得到巨大的财富，还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贪官也得到财富。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就变成一个权贵资 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就从国家资本主义转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个矛盾。贪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矛盾，也是原因，也是动力。这 就造成一个问题，老百姓收入低，房子被抢了，福利低，环境差，我们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还剥夺了环境财富，现在气是毒的，水是毒的，这是马云讲的，也不是 我讲的，喝水得肝癌，呼吸得肺癌，所以我们这是剥夺资源损害后代的财富，用我们生活质量来换大量的资本，而这个资本又通过权钱交易转变成权贵的资本，那么 我这个模式值不值？我以巨大的成本获得这个财富，值不值得？另外老百姓允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NO，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块很快就会停 止，它走不下去。
最后怎么改革？只有一个字，刚才说权控经济，那首先我们要搞创新，搞资源包容，当然我们要承认改革取得巨大成果，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产 生原因是非常可怕的，就是靠贪腐驱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官方是由官员管制的，官员没有动力他就不支持了，这个是我们这个模式不能长远发展的根本原 因。怎么改？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利放到老百姓哪里去，叫做返还民权，本来这个权力是老百姓的，你集中了，现在返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智，没有民 智就没有民想。如果硬是不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我们都不想走，那么只有走这条路，我就讲完了，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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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950
袁鹰，原名田钟洛，1924年生于江苏淮安县，是当 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散文家，也是一位从业50多年的老报人，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自1952年进入《人民日报》，他亲历了中国思想 文化界的多次批判运动。2006年，他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出版发行后，即卷入了当时影响极大的“八本禁书”风波。在访谈中，他 详尽回忆并反思了这段经历。访谈分四篇刊登，本文为第一篇。
问：您的童年似乎在迁徙动荡中度过，请谈谈家庭对您个人成长的影响。
袁鹰：我祖父原来家境贫寒，后来从秀才、举人考到进士，到北京殿试后分到安徽候任，当了几任地方官，最后一任在安徽六安当知州，辛亥革命后他就回老 家了。现在回头看，他也还算是清官，在任时提倡办一些学堂，没有贪污，所以回老家后也没多少钱。他在家乡做一点慈善事业，救济孤儿等等，筹办了一所江北慈 幼院。
我是他的第一个孙子，我也去念私塾，四书、《三字经》、《千字文》这些归私塾老师教，祖父自己在家里教我念唐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等，这样一直到10岁。
问：您离开淮安是什么时候？
袁鹰：1934年10月。先到杭州。1934年，我父亲一个人在杭州工作，后来就把整个家搬去杭州。对我整个人生成长来说，在杭州的几年很有作用。 第一是在杭州进了新式小学——杭师附小，对我来讲很新鲜，不是在家里光念古文，有算术课，特别是有体育课，音乐、美术、劳作等等课程，现在小学没有劳作， 那个时候劳作都做一些手工。
第二是我受到许多时事教育，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整个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危险。我们校园里立了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四个大字“毋忘国 耻”，这种教育是无形的，每天一进去就看到这四个字，老师也常常讲，对小学生的影响比较大，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政治思想教育，那个时候叫时事教育。每天早晨 早会，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体学生都在操场上，有一个老师根据昨天的报纸讲几分钟国内大事，然后体育老师让大家做早操，再回教室。
每周一早晨开一次全周大会，校长讲话前要临时指定高年级学生背孙中山遗嘱，那个时候按童子军编队，他在台上临时宣布第二小队副队长上来，就上去。我 念到五年级的时候，总觉得有可能早会上忽然被点到，也不一定都是队长，什么六年级第四小队第五个，排到第五个的就上去了。所以我从小第一件事就是把孙中山 遗嘱背熟，现在还能背得出，就是那个时候念的，结果一学期也没叫到过我。这种我觉得就是公民意识的教育，国家碰到危险了，有责任将来要担当救国的重担。因 为杭州离上海比较近，有上海流传过去的进步电影，音乐课常常唱一些歌，《义勇军进行曲》我在小学五年级就会唱了，我觉得这对儿童少年成长很有好处。
公民课倒不全是政治思想，包括怎么做人，为人处事，怎么做一个公民，对待社会，对待长辈，对待国家都有。现在公民课课本没有了，前些年李慎之同志提 倡过中小学校公民课，我也很赞成，公民课应该说比现在的政治课范围更广。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杭州五年打下一点基础，有一点现代文明、公民责任的意识。小 时候在淮安还是按四书五经那么念，顶多只是懂得一些个人品德修养，并没有现代文明教育的意识。
1937年底杭州沦陷，第二年春天家搬到上海，正好是抗日 战争爆发第二年。那时候租界被称为“孤岛”，很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还有许多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利用当时上海租界的特殊条件，办报纸、办 刊物、开书店、演话剧、拍电影，对内地影响很大。我在上海呆了15年直到1952年底，这15年对我个人来讲，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教育，走上进步的道路， 认识了很多前辈，很多好朋友，参加共产党，找到终身的伴侣。所以我在1999年上海解放50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叫《感激上海》。
问：1943年您考入之江大学教育系。为何报考教会大学？
袁鹰：教会在中国办了好几个大学，也办了很多医院。办医院来讲应该是好的，学校就牵扯到人的问题了。《毛选》中曾经把它作为一种文化侵略。我觉得从 教会来讲，开头未必是侵略，不见得有这种政治意图。至少我受到教育的结果是好的，我没有加入基督教，也没有因此对美国崇拜得五体投地了，两回事。
之江大学原来在杭州，是教会办的，如果仍在杭州，我未必能进得去，因为教会大学学费比较贵，在老百姓心目中是贵族学校。抗日战争以后，之江大学从杭 州搬到内地去了，有一部分教授就留在上海，苏州有个东吴大学，也是教会学校，这两个学校的教授就一起办大学，叫华东大学。华东大学在上海没有校舍，就借了 上海一个女中的课室，等人家上完课，四点钟以后我们才上三节课，上到七点钟。有个好处就是每天四点钟以前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那时在一个小学教书，就报 考了教育系。我们这一批，大部分都是小学教师或中学教师，拿工资来付学费。当时上海也有一些教会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学费都是很贵，清寒学子上不 起。只有之江大学恰好可以在四点以后上，有这么一个客观的原因。
问：您当时参加地下的学生活动也很积极，1945年就入党了。
袁鹰：地下学生活动比较活跃是在抗日胜利以后，在那以前党的地下工作基本上是团结群众，积蓄力量，我和我的爱人吴芸红都是抗战胜利以前入党的，那时 只能做一些很秘密的工作，联络同学，小规模的活动。抗战胜利以后，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全世界有一股要求自由、独立、民主的浪潮，国民党政府也讲究一点跟 世界潮流相适应，尽管蒋介石一直想反共，表面上不能太破裂，特别上海这个城市有国际性，也不能做得很过分，只能放松一点，这样让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有一个活动的余地。当时上海市长是吴国桢，他是美国留学生，一直以国民党里的自由派自居，学生游行也可以组织，也没有明显的压迫。
问：那时能游行，能办报，都能吗？
袁鹰：在抗战胜利后两三年，地下党领导的集会、游行都能进行。游行当中一些政治性口号都可以喊，反对独裁，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要求民主自由。共产党不公开出面而在暗中领导的报纸刊物也都能出版，争得大量的读者。
问：1945年-1947年，您怎么去的《世界晨报》、《联合晚报》呢？
袁鹰：我是43年入之江大学，47年毕业的，正好抗战胜利前后的四年。那个时候我家里不在上海了，因为上海在沦陷后期物价很高，家里人口多，就搬去 扬州，我和我父亲俩人在上海。他还在银行工作，我在上大学的同时，就在中小学教书。到1945年底，有个老朋友把我介绍到一个小型报纸，上海小报很多，都 是一些娱乐性的，这家《世界晨报》是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办的，这样对我来讲有一个好处，第一有一个工作，每个月有工资，第二是有一个住的地方。就这样，很偶 然地就进入新闻界。我在《世界晨报》不到一年，到1946年11月因经济困难停办了。1947年上半年，进了由几位党员办的《联合晚报》（用“美商”名 义）编副刊《夕拾》，当年“五月学潮”中，同《文汇报》、《新民报晚刊》一起被反动政府查封。
我在一个广东同乡会办的广肇女中教书，还担任一个班的班主 任。上午教书，中午到报社编报，下午上大学，把最后两年学完。上海解放前两三个月，可能地下党领导考虑到我干过两三年报纸，就将组织关系从文化部门转到报 纸部门，这样上海一解放就马上到《解放日报》，先当记者，后来当夜班编辑，再当文教组组长。
到1952年底，党中央撤销原先在几个大区设立的中央局，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东北局，每个局自己的机关报也跟着撤销，但《解放日报》既是华东 局的机关报，又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所以仍然保留，当时从每个大的报纸调了四五个人来在北京，充实《人民日报》。我就在1952年底调到北京。
问：您刚到《人民日报》就在文艺部了吗？最初对新闻的客观性和党性，有何认知？
袁鹰：那个时候叫文艺组，到1955年才改成部。到了《人民日报》我自己心里挺高兴的，以为报纸就是编稿子写文章，没有感觉到报纸的责任。批《武训 传》的时候我还在上海，在《人民日报》第一次直接感受到的是批判《红楼梦》研究，当时我非常意外，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且是第一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宪法》，忽然在报上公开说要批判这么一本书，我就搞不清楚了。那个时候《人民日报》不像现在有24个版，只有四个版，第一版国 内新闻，第二版工农财经新闻，第四版国际新闻。只有第三版内容方面广，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学，全在这个版上，也不归组里面管，归总编室管，各个组 有什么稿子，交给主管的副总编辑，他批了以后交给总编室。我们自己没有版面，有时一个星期里，见报稿件也没有几篇。
山 东大学的两个毕业生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登在校刊上，有人建议到北京登，结果《文艺报》不登，江青给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火了，写了 一封信，罪名就很大了，好像文艺界领导人都向资产阶级老爷投降，不支持马列主义新生力量。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文艺界领导周扬两个人意见差不多， 觉得《人民日报》何必用那么多篇幅地来评论俞平伯对古典小说的评论。结果看毛主席发火了，江青为此到报社来了一下，要《人民日报》表态。报社领导不能再 推，就让我赶紧写一篇参与这场批判，最好是四五天之内就见报。我只是《红楼梦》的一个读者，连爱好者都说不上，更不是研究古典文学写评论的，还要看看俞平 伯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还要硬批他，弄得很紧张，忙了几天，口气也很大，给俞平伯老先生加了一顶帽子。
报上展开对俞平伯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认为三十年来胡适的唯心主义理论控制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人民日报》文章一发，跟着许多文章也发了。我当 时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自己居然也能参加一个战役，《武训传》没有赶上，这一仗赶上了。但是也有一点纳闷，《人民日报》忽然用那么多的篇幅对一篇古典文学评 论的书如此开火，到底为什么？说实话我自己也并不太领会。但是领会到一条，就是《人民日报》确实影响很大，时间长了才感觉到党中央或者准确点说是毛泽东主 席拿它作为一张牌，一把刀子，思想界、文化界要搞什么运动，常常就是从《人民日报》开始。
现在回过头来想，当年《武训传》一部电影为什么要这样大张 旗鼓批判。就算对《红楼梦》有兴趣的人，不见得都去研究它，都去买这本书看，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就是拿这本书开刀，对知识界、文化界下手。俞平伯那本 书也是一个牺牲品，但是如果没有他这本书也肯定会找另外一本书下手。
电影《武训传》当时的影响更大，《武训传》当时是一片叫好声，你现在再看，也觉得不错，赵丹演得也很好。直到90年代，胡乔木在一次会上说：我要负 责地说明，1951年那次对《武训传》的批评，不能说是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基本上正确的。他这个话说得很委婉，实际上意思就是全部搞错了，隔了多少年 才给《武训传》平反。说明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文化界，套用胡乔木的话，现在看不一定是基本正确的，甚至可以说基本是错误的。
后来批胡风问题更大了，最早是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斗争，后来变成反革命的斗争，然后就是反右派，到60年代批那些电影，戏剧，小说什么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条路很清楚，但当时是我们这些人糊里糊涂在里面干的这些事。
问：《武训传》是建国后的第一场大批判，这种“运动”的报道模式是怎样的？
袁鹰：新华社一发通稿，你必须得登。特别是像《解放日报》这样大的报纸，至少省级报纸一定要登的。《人民日报》代表中央的声音，非登不可，不管长短。所以像《武训传》那么长一大堆名单也得登，那些有关国际形势、抗美援朝或者国内的经济建设当然也得登。
问：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文艺批判是怎么回事呢？
袁鹰：是的。从批《红楼梦》以后我就慢慢提高思想，现在想起来，提高了也是成问题的。当时有一个说法，“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我们时时刻刻要 睁大眼睛看看有多少阶级斗争的迹象。到文化大革命我也就靠边了，被打倒了，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延续了这个基本思路，只不过是做得更加厉害，更加疯狂，因 此危害就更加大。
在“文革”以前，从我们文艺部来讲，虽然有的时期稍微放松一点，所谓放松一点，不可能是原则问题上放松，而是能登一点内容比较活泛的作品，不是那些 只能登反映阶级斗争的。1961、1962年，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整个党内外政治气氛都比较紧张，那个时候周总理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都有意识地 稍微放松一点，所以1962年报上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开辟了个杂文随笔专栏《长短录》，请夏衍、廖沫沙、吴晗等五位老作家来写写，讲得比较宽松。
但是我们这位最高领导人，一到好的时候他忽然又拉紧了，1962年形势本来是还可以的，到下半年提出一个阶级斗争。天天讲日日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斗争。这样到1963年以后又紧起来了，批判作品，报纸刊物上接连大规模批判《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等等话剧、电影和文学作品。阶级斗争搞得很紧，在 这个情况下，到1965年批《海瑞罢官》，就不奇怪了，自然而然就这么下来了。
一直以来我们在思想领域管得太紧，现在虽然跟过去不好比，但是这种余韵犹存。《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等等方面的自由和权利卡得太 多，这种违宪行为对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好处，特别是对人民群众，共产党的公信力也受到影响。要让老百姓真正从心里服你，不是光靠唱几个歌，特别是少数民 族团结这一类的歌，光靠唱歌没有用的，那是表演的一种形式，西方国家最后选票上见，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现在选票只是选小组长，或者是学校里班会这 一类，能够自由选团支部书记的都不多，学校少先队小队长也是老师指定的，如果从经济上、政治体系上，解决社会很多矛盾，以及给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人心自然 会想着你的，不需要你讲很多，不需要唱歌，也不需要表态，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欠缺。
当然回过头来看，这些年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从50年代讲到 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彻底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0年代朱厚泽同志当中宣部长的时候提出来一个“三宽”，宽容、宽厚、宽松，得到普遍的拥护。如果能够按照他 这个精神一步一步做下去，不讲别的方面，光讲文艺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能贯彻到还是有好处的，可惜也就是昙花一现。到了90年代又不一样了，也不宽 了，他已经看到这个弊病很深，希望能够稍微有一点改变和进步，可惜没来得及施展。
现在我很希望还有哪一位再来把这个“三宽”认真地再说一说，而且认真切实地贯彻执行，看来是不大可能了。网上能够把这个事情再强调一下，再大声呼吁 一下，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进步，对整个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繁荣有好处。我们光说更大的繁荣，没有这么一个气氛，没有这么一个土壤，结果就是多开一点文化企业赚 钱，这个大概倒是现实的。如果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大到民族复兴，没有直接的效果，这个繁荣也是虚假的。
（未完待续）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991?full=y
本文上接“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一）”
问：回过头来说《人民日报》，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关于文艺的报道，同时接受编委会和中宣部的领导。具体是怎样协调的？
袁 鹰：50年代到“文革”以前大体上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报社工作编委会事情比较忙，再加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跟报社领导历来比较熟悉，比较关心，通过报纸来指 导或者是影响文艺界的一些方针政策，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文艺部接受双重领导，基本上我们很多的文章，从社论到小的评论，比较重要的都是先拿到中宣部 文艺处去看一看，日常编辑工作，中宣部是不管的。
问：他们会倒过来直接命题，说最近要组织什么报道吗？
袁 鹰：中宣部同志当时都是尊重报社的，他们都是互相尊重的，遇到比较重要的文章，报社领导就会问中宣部文艺处看过没有，反过来中宣部内部也会说你们回去请报 社领导最后批发，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一直比较顺畅。从名义上来讲没有这一条，中宣部也不会承认说同时来领导《人民日报》文艺部，没有的。但是报社来 讲就是，有很多文章先请他们看，报社领导尊重中宣部，并没有形成一个直接的明确的领导关系。
问：江青怎么插手《人民日报》的工作呢？
袁 鹰：江青这个人她是什么都想插手的，特别是文艺界。她自认是文艺界出来的，好像很内行，最早就是《武训传》，当时怎么发表的我不太清楚，后来成立一个武训 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老家去调查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当时公开见报的调查团有三个领导，一个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袁水拍，一个是中宣部的钟惦棐，第 三个是文化部李进，当时谁也没注意这个“文化部李进”，以为是文化部派来的干部做具体工作的，其实就是江青的化名，实际上调查团是以她为主。尽管她当时不 是什么官员，但她本身的特殊地位，别人肯定都是听她的，她到哪儿都是按照社论定的调子，按她主观的要求来证明武训是一个剥削人民，品质恶劣的恶霸地主。调 查中凡是适合她要求的材料她要，不适合的不要。后来证明什么事情只要江青一插手肯定坏事。
问：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筹备工作是胡乔木亲自抓的。他想打造一份怎样的《人民日报》？
袁 鹰：胡乔木这位同志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包括《毛选》里面很多文章，包括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他都帮助动手改，从内 容观点到文字。另一方面他到底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北京念大学，有自己的想法，有才华，也想把报纸办得活泼一点，多样化一点，这样更能够有读者，他本人文 化比较高，也能够写文章，不光是能写社论，也能够写古典诗词。他不是外行，知道文章怎么样才算好文章，有真情实感，不能说假话，不能虚情假意。
但是他上面又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管着，不能越雷池一步，明明是不对的也得这么说。所以他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我 想大概他自己也挺苦恼的，并不是那么心情愉快。他有的诗写得很好，很有感情，也不像他作为中央代表人物到报社来讲话那么严肃，不可侵犯的样子。我跟他接触 过，因为他有一些诗词就直接寄给我。所以我在文艺部编报也有个有利条件，有时候他火气很大，要查一篇稿件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背景，我就个人给他写一封信承 担责任，说工作疏忽了，政治思想不强，今后一定注意等等。写一封信也就了了，他是这么一个人。
他在改版的时候发挥长处，他懂得很多，一个是 过去的报纸他知道很多，除掉上海那些小报不算，在群众当中有影响的一些报纸，副刊怎么编的，他能讲出很多道理出来，要走入到社会各个方面，要照顾读者各方 面的兴趣。再一个他提了很多作者，这些作者有延安时代的一些老同志，比如说李锐，延安时代也是才子，但是后来不搞报纸了，干水利去了。他提了一大堆名字， 也有很多当年他上学时看到的北京报纸的一些作者，有一些作者我们都不知道，或者只在旧书摊上看过他们的书。他要我们去找那些老文人，有的打听了半天也不清 楚此人到底是死是活，比如张恨水，但是这些作者怎么能够请来《人民日报》上发文章呢，当然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早去世了。
再比如说沈从文，解放以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有《人民日报》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在这，约他他也不好不写，但是他也不敢放开写，写的跟他原来写湘西的也不一样了，写《天安门前》，完全是歌颂型的一篇文章。
问：那个时候已经扩成八版了吗？
袁鹰：八版，一开始没有名字的，就是第八版，所以在北京很多作者中就把副刊叫成八版。
问：您从他列给你们的名单中，能不能看出他的取向？
袁鹰：要按后来讲就是相当右倾了，如果要加帽子的话。因为他提出的那些老作者，实际上解放后都没写，只不过他有这么一个印象。还有以前在延安时代这些人都能写的，像李锐、曾彦修，但是解放后各有各的工作岗位，有的还担任领导工作，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写。
像 萧乾这种是被认为虽然不是反动的，至少是有害的。郭老解放前在香港一个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斥反动文艺》，他列了几种人，其中就点沈从文、萧乾，文章是嬉怒 笑骂，他把人分成几种颜色，黑色的是鸦片烟，我记得几句，“鸦片鸦片，你就是《大公报》的萧乾。”但是萧乾这个人还是很热心，胡乔木叫我们把他请来当顾 问，给他一张办公桌，他很热心，隔一天来半天，一个星期来几个半天，我们一些编辑向他请教，请他帮忙，他还带我们去向作者约稿。他出了一些好的点子。胡乔 木特别提出每天要登一篇杂文，而且放在文艺版头条，他提了一大堆杂文作者名单，包括曾彦修、李锐这些。定了这么一个格局，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所谓特殊情况 就是比如说毛主席的诗，一些老帅的诗，很重要的一篇长的散文或者什么以外，必定是杂文打头条。都是这样，这是胡乔木同志他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副刊至少从改 版到“文革”前基本上按这个格局进行的，而且影响了全国好多报纸。
我觉得当时胡乔木的想法，是真的想扩大一些副刊文章的内容，接触面更广泛一点，能够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也可以使报纸丰富多彩，这个想法还是对的。
问：他期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袁鹰：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当时他可能也有点这个感觉，《人民日报》一直要么就是歌颂，要么就是批判，基本上是搞批判，想改变一下这种板起面孔讲道理训人的印象，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尽量扩大一点，要想去找张恨水，即使我们当时思想再开放，也还没想到，也不敢去找。
问：之后的《人民日报》比较大的改版有几次？
袁 鹰：大概也就这一次。在那以前，原来是四个版，主要是要报道要宣传的面太多了，四个版不够，还要登一点书刊广告什么的，剩下来没多少。扩六个版大概一年 多，1955年到1956年6月底六个版，无非就是扩大一点，中央文件登得多一点。1956年的改版不仅是篇幅增加，第七版完全就是一个理论版了，文艺评 论每周一个版，另外就是思想、文化、教育、理论这方面一个版，第八版是副刊，下面还有广告。那个时候区区65行，大概整版的60%还不到的篇幅，要登好多 篇文章，当时副刊规定了至少要八个题目。现在我也问文艺部的同志，你们现在太阔气了，题目做得很大，四五篇稿件就占一整版，可惜了，我们那个时候是斤斤计 较，一小豆腐块都要想办法尽量利用。
问：这次大的改版之后就没有了？
袁鹰：之后至少在“文革”前就没有，“文革”当中我也靠边了，到了“文革”后我恢复工作，担任文艺部主任，那个时候还是八版，副刊也还是基本那个格局，多一个文学作品版，多一个文艺评论版。
问：这样来说，胡乔木那次的改版举动还是影响很深远的。
袁鹰：很深远的，而且不仅是《人民日报》，对全国的报纸有一个带头示范作用。《解放日报》马上也有一个固定的副刊版面，而且有一个名字叫《朝花》。
问：6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日报》在这一阶段是如何响应号召的？
袁 鹰：毛泽东说是这么说，但他也是在整个形势下被动提出来的。一个是三年困难时期，灾荒，不少地方已经饿死人。那个时候觉得整个空气比较紧张，粮食也缺乏， 商品也缺乏，大家生活比较紧，如果思想文化这方面再弄得很紧张，老百姓意见更大。宽松一点，大家能讲讲话，包括邓拓的《燕山夜话》，日子过得紧，经济上 差，至少心情上稍微宽松活泼一点。再一个是庐山会议后压缩得太紧，不仅老百姓不敢讲话，党内高级人士也不敢讲话。这些不满都是冲着他来的，所以他提出来要 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说实话，这个局面在毛泽东去世以前也没有出现过，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现在有没有完全出现，我也不敢这么说。
其实那个时候要说批评也只是针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主观主义而已。所批评的社会现象，所批评的党内问题，实际上还不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没涉及到党内的专制、贪污，或者像现在这些高官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滥用公款，只是一些作风问题，一些小范围的轻度的毛病。
问：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1959年接社长）时，身兼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数职。能否回忆下，他是如何领导报纸工作的？
袁 鹰：吴冷西同志当时来报社是在毛泽东批评邓拓死人办报的时候，他先来管版面，首先抓“反右派”的宣传。邓拓调走以后，他当社长兼总编辑。那个时候他本身地 位也变了，又管新华社，还兼中宣部副部长，有一阵还兼人大常委副秘书长，参与写一些对修正主义的大文章。他不大管报纸了，大的方面管管，也不看大样。有一 段时间他还要看各个版大样，我们按规定送到他办公室，他说你们送来归送来，我如果有意见要改的就给你们，不还给你们就没有什么意见，你们也不要等我，实际 上他那个时候也是遥控了，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问：我看到一个说法，毛泽东曾说，“1957年四、五、六这3个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总编辑。”
袁 鹰：当时我们也听说过。主要是反右派斗争，他当总编辑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在报纸上要开始点名，怎么点法，由他决定。其实《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 的夏季形势》这些文件都是他写的，报社只有邓拓他们几个人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次我们文艺部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有大字报，我们回来也写 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墙上，肯定北京大学的整风运动，认为应该报道。后来反右开始后，人家还说我们几个人想借北大的大字报在报社引起动乱，整了我们一下。所 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清楚，觉得真的是形势挺好，大家应该有话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邓拓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意识到，所以后来毛泽东批评 他，先是说书生办报，后来说死人办报，所以他说那几个月是他自己当总编辑，什么时候开始反攻，什么时候通过找一个什么理由，毛泽东最善于的就是抓住一件小 事，把它无限扩大，扩大到很大。像《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判，都是一个很小的题目做成一个大文章。
问：那您觉得书生办报和政治家办报的区别有哪些呢？
袁鹰：我认为书生办报是中国报纸的传统，中国开始有报纸这个东西是在清朝末年，正是一批爱国书生通过办报来攻击清朝政府的腐败，通过报纸来启发民智。
中 国最早是没有报纸的，邸报只是等于现在国务院通报任命这么一个文件。所谓报纸就是舆论了，有一种民间的色彩，这些办报的人不仅是爱国的，而且是有才华的书 生，他才能够通过文字的东西，通过写社论也好，写短篇也好，一直到写这种诗词歌赋，发表他的主张，引起群众的注意，赢得群众的拥护，成为一种舆论力量。书 生办报是中国的近代文明的传统，讲得高一点是革命运动中很重要的部分。毛泽东认为书生办报太书呆子气了，没有政治头脑，这种贬义词是不对的，没有书生办不 了报。
按当时来讲，提倡政治家办报，这个政治家也必须要有学问的，有文化的，有见识的，而且是有文采的政治家才能办报。光靠党八股，讲空话，或者只会打人，只会喊口号，办得了报吗？也许可以办一张报，那个报纸有人看吗？
当 时他就认为邓拓没有领会他的政治意图，我现在觉得，实际上邓拓是领会了的，他没有按那样去做。他没法控制整个局势，但是报社内部他控制了，他没有让大家卷 进去。少数人也提意见，后来当然全国开展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也不可能不搞，他实际上保护了很多人，当时他能做的也就是这点。
问：这些年您在《人民日报》的沉浸和熏陶，怎么认识党性和新闻的客观性？
袁 鹰：我们的党报经常讲党性两个字，经历这么多年，各种正面反面的意见都在说。我的领会是，党性首先不能独立于人民之外，更不能驾凌于人民之上。因为报纸就 叫《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不是party's daily，当然就要服从于人民，党不见得都能够做到事事为人民着想，符合人民的利益，不一定。你符合人民要求和利益的时候，你可以代表人民。有人说没有 符合，甚至违背，他就有权力不拥护你。只不过现在我们国家是一党专政，人民不拥护你他没饭吃，非拥护你不可。这一点常让我们一些人产生一些误解。认为我的 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党代表人民的，其实不一定，很多时候不一定。贪污盗窃、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人民同意你这么做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压制群众，你代 表人民了吗？只因为你是官，你管着他，他没有办法。他要是反映，你不听他也没有办法，再厉害一点你就控制他了，镇压他了，所有专政的武器都在你手里，他更 没有办法。在西方国家他会用选票，不选你。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一条。我们整个体制本身是一党专政的体制。又加上没有法制和民主的观念，就很容易造成这么一种 党和人民脱离的情况，党性和人民常常是二元的。我们报社老同志胡绩伟为了这个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一直被胡乔木同志批评。有一个时期还作为“精神污染” 的重点之一。他的中心意思是党性必须要服从于人民性，党性如果脱离人民的时候，党性有问题。批评他的人实际上并没有领会他讲的真正意思。
其实，不管是报纸和各种媒体，这点上我觉得是一致的，必须把人民性放在第一，离开人民我们还有什么呢？你说了半天党性如何，离开这一条实际上都是空的。
问：刘少奇对“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评价是“祸国殃民”，社长吴冷西也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承认“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些。”您如何反思这份报纸在大跃进时期的责任？
袁 鹰：五十年代中搞三大改造，已经把对农民、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通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剩下来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右派实际上毛泽东想打一场 大仗，这个大仗的主要目标是民主党派和有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就没有什么声音了，建国前搞共同纲领，大家还是很真心诚意也很活 跃、很热心的，从那以后一声不响了，随便你共产党怎么搞吧。也开始很少有人能成为一种权威人士，实际上具体讲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了。
到大跃 进时候，不顾当时我们自己的生产力量，硬要钢铁产量翻一番，接着又搞粮食生产放卫星，虚夸的东西就跟着来了。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出于一个 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和党性，向党的领袖写一封信，表示他的忧虑，因为他到下面去看过了，觉得这样不行。结果在庐山上又变成了一个全国反右倾运动。如果说， 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没有声音了，反右倾以后是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声音了。
所以大跃进时期看起来轰轰烈烈，每天报上放卫星热闹得很，整个国家变 成虚夸盛行，整天高喊马列共产主义是天堂，实际上国家已经很虚弱。从领导体制来讲，逐渐形成毛泽东一个人的权威。像我们这种人政治敏感性差，当时也稀里糊 涂崇拜领袖，看着一些虚夸的东西也喜欢马上夸大，马上发表社论，写特写就助长了这些东西。所以困难时期，刘少奇同志讲大跃进的责任是《人民日报》一半，党 中央领导一半，有点道理，虽然说得比较厉害，把《人民日报》的作用夸大了，但也不是没有根据。刘少奇批评以后，大家脑子清楚一点，觉得不能这么干。这对以 后《人民日报》的工作作风还是有关系的。
问：您写过一段细节，大跃进时期到农村“看到老百姓家徒四壁，面有菜色，小孩个个骨瘦如柴，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但是，一写到笔下，就必定走了样。”为什么会这样？
袁 鹰：我看到你们提的这个题目想了一下，而且很有感触。实际上《人民日报》一贯作风是要求比较深入的采访，不要走马观花，听听县委书记介绍就下笔了，都要实 际地看。但是当时看的实际上也不是真实的东西。1958年我到过四川万县专区，1959年到过成都郊区，1960年也到过北京郊区，一方面是粮食没有那么 多，老百姓并没有放开肚皮吃饭，另一方面大家干劲很足，连夜炼钢铁，也确实在那儿炼。
我最早去井冈山公共食堂，看到老百姓每人一个竹筒，竹 筒上刻着每个人的名字，还有数字：三五二或者二五四，这是什么意思呢？三五二是早饭是三两，中午饭五两，晚上二两，大队食堂按这个数字量米在大笼里蒸，吃 饭的时候每人找自己那只竹桶来吃，吃完了自己洗洗还搁那儿。当时我们觉得还挺新鲜，这样有条不紊不会乱。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限制了粮食，你不可能随便吃， 你自己刻的数字就只能给你这些。我粗粗看了一下，一人一天不到一斤，你想农民干活那么卖力，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怎么够？但是到了写的时候，整个报纸当时在 宣传三面红旗，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以后，我们就把它当做大跃进当中发生的新气象宣传了。
那个时候全北京大炼钢铁，我爱人在团中央工作，雇个三轮车把家里的旧炉子、缝纫机都拉到单位去炼，缝纫机上那一块本身已经是很好的钢了，还搁到炉子里炼，炼出来一个铁疙瘩，什么用处也没有。
我 们报社那个时候在王府井，晚上加夜班，有天晚上已经十点钟了，听到外面人声嚷嚷，我们以为着火了，赶紧下楼去看，一看是附近居民把人行道上的一块砖头挖出 来，拿去砌小高炉炼了，一夜功夫，王府井人行道变成了一块泥地。当时有人说可以写一篇文章叫做《沸腾的王府井之夜》，后来大家想想也不行，这样写报上一 发，全国城市的人行道全都被挖去砌小高炉炼铁了，将来再盖再铺要花多少钱。当时就到这种地步，有一点像发疯。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说得重一点 也是在报纸上犯罪，引导群众干些蠢的事情，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大跃进，所谓宣传三面红旗，那个时候作为一种口号，“大跃进万岁，大炼钢铁万岁，人民公社万 岁，三面红旗万万岁。”困难时期，报纸还在宣传这些虚夸的东西，破坏生产力，最后对老百姓没有好处。说“三年困难时期”好像是自然灾害引起的农业困难，实 际上那几年并没多大自然灾害。1962年，刘少奇同志讲三年困难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这个说法可能还是把天灾说得大了一点，那几年恐怕是九分人祸 一分天灾，一分天灾就是各地的灾荒不同，因为农民粮食已经很少很少了，再碰到点天灾当然要饿死人，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讲饿死人，有好几个数字，比较公认的是 三千多万。这是个什么概念？有历史记载以来一直到清朝到民国，讲自然灾害不讲打仗，死人的数字也不过两千多万，但是那三年就死掉了三千多万。我最近还看到 一个材料，像安徽、四川，不光是饿死人，而且还有人吃人，吃死掉的人，当时农村也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孩子生得多，常常是小女孩生下没多久就饿死了，不是把 她埋掉而是把她吃掉，现在看来惨不忍睹。但是当时不见得最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也会有反映上来的，但是这些一概都隐瞒下了。
《人民日报》那个 时候顶多有一点内部的情况反应，不敢在报上讲，有的知道饿死人，还不知道吃人，饿死的也没有在报上登过，后来讲到《人民日报》丧失公信力，就是从这个时候 开始的。国家有困难，人民有困难，报纸还在那儿讲冠冕堂皇的大话，隐瞒真相的假话，人民当然不相信你了。《人民日报》敢讲哪儿饿死人了，讲大炼钢铁是浪 费，或者放高产卫星是虚假吗？不敢说。
问：为什么不敢说？
袁鹰：首先它成为一种纪律，报纸不能登这些阴暗面的东西，这成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个信条，如果登要请示领导，我一进《人民日报》就形成这么一个观念。
问：《人民日报》老领导、老记者的回忆文章中，对“大跃进”时期的宣传反思颇多，但“大饥荒”时期的报道缺位很少提及。这是为什么？
袁鹰：这不是我们当编辑的工作人员推卸责任，因为上面有纪律，不能随便报道，只能是内部情况供有关领导参考。内部情况如果连续发多了，领导也会批评你怎么只看到阴暗面不看到光明面，光报道这些消极的东西。而且我们即便下去，也不一定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问：也就是说连内部参考这个渠道也不是很通畅的？
袁 鹰：对的，报纸形成一种纪律，哪些能登，哪些不能登。虽然报纸的编辑记者也是经常受教育，不要讲假话，要真正能够深入下去。但是报纸最上面有个中央书记处 管着，胡乔木经常来视察，看哪个不对就敲打敲打，邓拓50年代已经被批成书生办报或者死人办报，后来吴冷西来，也是这样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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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上接“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二） ”）
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民日报》的政治领导层多变，新闻业务层却长期保持基本稳定。这是为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让这批干业务的报人，在风暴漩涡中生存下来？
袁 鹰：作为个人来讲，其实也是在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当中，自己的思想慢慢有一些变化，像有的同志讲到“文革”以后脑子才回到自己的头上来，有自己的思想，能够 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前我们被教育成什么呢？就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叫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叫你不说什么你就不说什么。在这个范围之内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发挥你 的能量，有的事情做得越好，越发挥，结果反而更坏。比如说虚假的东西，你要简单地讲这个地方怎么样，也许没有问题。你如果把它深化，明明不真实的东西，写 得天花乱坠，看起来挺生动，报上登出来实际上反而更坏，还不如不登。
我们也是在多少年当中，慢慢地经过兴奋、痛苦、烦恼，各种喜怒哀乐的变 化中慢慢走过来，慢慢地思想有所觉悟，有所提高。之前在很长时间内老是觉得自己思想跟不上形势，党中央的意图不能吃透，毛主席的意图不能领会，政治敏感性 太差，不断改造，所谓不断改造的途径、方法就是领导怎么讲我赶紧怎么做，领导讲到六分我赶紧能够做到八分，超过一点。体现在报纸上，肯定就是离人民群众的 喜怒哀乐越远。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到了极点，完全是反人民的。实际上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不是我个人做错，有很多领导布置的本身就有错。
现 在回过头来看看，从建国初期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包括“反右派”，“大跃进”，在思想文化领域“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统治学校，农村四 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搞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实际上全部搞错了。没有一个搞对，所谓搞对搞错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符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促使国家进步了还是 退步了？但是我们很长时期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问：这些都是您80年代的时候反思的？
袁鹰：80年代前期喊得最响的就是“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报纸有关，同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有关。什么叫自由化？范围太广。大到一本书，一本小说，一个电影，小到衣服样子新一点，打扮漂亮 一点，都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就没有边了。后来还搞了一段精神污染，更加莫名其妙，不得人心，所以搞了二十八天，就被中央领导人叫停了。这些还是老的做 法，搞一个口号，一场运动，整一批人。结果证明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教训了，不要再随便提一些口号，搞一个什么运动，历史多次证明没有好处，只有 对老百姓、知识分子的伤害。你就好好发展生产，抓生产，抓高科技，发展文化，那才是个正路，不折腾，我们就是折腾了太多了。
问：几十年来的这些运动，对今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袁 鹰：我觉得老百姓有这么一种心理，不大愿意搞运动了，你老提什么口号，他已经兴趣不大。而且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不是七十年代后期、八十 年代，更不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了，不是说你提一个口号，群众马上闻风而上，热烈响应。他得看一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是不是对人民有利，现在网络发展， 大家很容易知道真相，你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些事情群众已经知道真相，报纸上干嘛不登，不登也没有用，人家也不理你，你爱登不登，我反正知道这么回事。像王 立军、薄熙来这类事情，网上大家已经知道得很具体了。
如果报纸办到这个地步，是一种悲哀，人家不看你的了，管你自己说得天花乱坠，自己觉得 很了不起，人家根本不看，不看没有办法，你不能强迫，报纸只能自救。所谓自救就是你要尽量反映老百姓的要求和愿望，既然叫《人民日报》，应该真正把人民放 在第一位，人民的喜怒哀乐，他的苦恼，他的困难，他的不满，他的愤怒能够反应出来，那才叫《人民日报》。
问：求证一个细节，文革前您把积蓄的8000多元稿费，一次性作为党费交给了报社党组织。以当时的物价，这笔钱足够买一套四合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何要这么做？
袁 鹰：大概是60年代之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指导思想是钱多了人要变坏，说一个人如果手里有一万块钱就要变修正主义了。我倒不是怕修正主义，老实说我到现在也 不知道所谓的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当时觉得很危险，这是从指导思想来说。再一个我觉得，钱很多没有用，那时我们夫妇两人工资完全够生活，家庭负担 并不重。我的父亲年岁尚不老，还在上班，弟弟妹妹们也都在工作，有小家庭，生活并不困难。那个时候这笔钱大体上相当于我三年的工资。当时想得也很简单，交 了也就交了，也没有什么，当时报社其他同志也有过，不像我这么多就是了。
问：文革中，《人民日报》是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工作组进驻后，你们是个什么样的心境？
袁 鹰：1966年5月底，《人民日报》被夺权，首先不是被造反派夺的，是陈伯达来的，当时中央认为《人民日报》不被信任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要搞“文化大革 命”，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了，《人民日报》还是按部就班在那儿办报，没有跟上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所以派陈伯达带一个工作组来，当时报社领导班子包括 我们这些部门负责人一律靠边，写检查，版面也不管了。这种情况下，陈伯达进来就把整个报社接管了。
问：当时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是继老社长邓拓后，《人民日报》自杀的第二个报人。您和他共事多久？以他的性格和为人，何以至此？
袁 鹰：陈笑雨是一个评论家，也是一个作家，写杂文，他的笔名马铁丁,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在报社。1964年去参加农村“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 运动回来后1965年，他已经调离《人民日报》到华北局。到“文化大革命”又把他弄回来，算《人民日报》这笔账，每天写检查。吴冷西、胡绩伟，还有当时管 夜班的副总编，还有一个党委书记，陈伯达一来的时候就说这是《人民日报》的“四大家族”，不断地批斗他们。8月24日那天下午开了一个大会，将这四个人弄 到报社大礼堂斗，要他们交代反对毛主席、将《人民日报》变成反党工具的罪行，帽子很大，他们无法交代，就一个一个打，用皮带抽。到晚上很迟了，都快十点钟 左右，他们才一个一个斗完。我在办公室门口看见他，白衬衣被打得后面都是血，衬衣也被撕坏了，他匆匆从自己办公室里低头下楼回家，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已经准 备自杀。他的包里写了一个条子，我们后来才知道的，条子上写的“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十二个字（他爱人叫黄寅）。他那个时候没有住在报社宿 舍，住在华北局宿舍，钓鱼台附近，他从铁门里面把包搁到院里头，回头就走，到真武庙附近的一条小河就跳下去了。就在同一天的白天，老舍被北京市文联的一批 人弄到国子监那边的广场批斗，他也是那天晚上回家，连夜就走了，跳下德胜门外的太平湖。
《人民日报》在“文革”初期死的人也就这两个，一个 邓拓，一个陈笑雨。以后倒也没有打死人。陈伯达带着工作组来监督报纸，还带来一批部队，他也要维持秩序，不能《人民日报》搞得太乱，报纸出不了也不行。后 来有人说，陈笑雨那一天顶过这一关，第二天有部队来监督，他不一定会死，但是这也是比较善良的想法，他8月24日不死，9月24日、10月24日也过不 去，像他那样的性格这个事儿怎么能过得去。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品格特点，忠君爱国，这是屈原以来的传统，只要能对国家有好处，牺牲自己也 没有关系。再一个，个人品德上叫做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杀掉我但不能侮辱我，要我跪下来，要我承认我没有做的事情我不干，过去把它作为封建道德来批判，这 里面实际上包含着自己的人格，自己对自己的尊重，是好的品格。
问：陈笑雨的性格就是如此？
袁鹰：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四五年，人比较正直，平常也是跟大家嘻嘻哈哈，也挺随和，思路很开阔，一些想法我们想不到的他能够想到，对人也很和蔼，不摆架子，完全是书生型领导，同事之间关系也挺好。
困 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清汤寡水，食堂一般是两种菜，一种是有油的，一种无油的干熬白菜，有油的就是用干辣椒炸成辣椒油，在白菜上舀一勺，有点辣味，基本上 就这两种菜。到1962年以后，陈云同志提出一个政策，所谓高价糖，高价点心，高价饼干。陈笑雨跟我商量：这一段时间怎么办，要不要我们经常去请大家吃一 顿饭？王府井附近饭馆不少，只是价钱比较高而已。他说我们两个人工资高一点，请大家吃一点，增加一点营养。我说当然很好，但是也不能弄得太张扬，别的部门 没有这个情况，人家部门主任不像我们两个人写文章还有一点稿费，这样搞影响不好。他说我们不要张扬，或者不吃饭，王府井老东安市场有一家和平餐厅是吃西餐 的，楼底下卖咖啡，6毛钱一杯，6毛钱在当时来讲能在小饭馆里吃一顿饭。他说我们就请大家喝杯咖啡。我们吃完有油无油的熬白菜，大家就在王府井散散步，然 后到和平餐厅去喝杯咖啡，他说我跟你分别请。你今天请几位同志去，我明天请几位，后天你再请几位，大家喝杯咖啡，那个咖啡挺小的，实际上也就是红糖水，也 没多少咖啡，但是总算增加一点点糖份。这件小事就可见陈笑雨的为人。你对他有意见，批评，跟他顶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要侮辱他，像我们工厂的小伙子拿鞭子打 他，让他跪在地上，他当然受不了。
问：1976年周总理逝世，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发的头条却是清华大学搞什么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袁鹰：那时候我已经靠边了，不参加编辑工作。那个头条肯定是张春桥、姚文元布置下来的，故意冲淡群众悼念周总理逝世。“清华大学大辩论”这类新闻实际上也是个虚假报道，当时的报纸你根本就不必看，很多都是虚构的。
问：那会儿你们都靠边了，具体是些什么人在编报纸呢？
袁鹰：有一批当时掌权的，完全按照四人帮说的做。我们有几年就在干校劳动，不劳动了就在办公室处理来稿，给读者回信，报纸版面什么东西也不管，也无权过问。
问：能否再讲讲胡绩伟和秦川两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时候的情况？
袁 鹰：这两位同志都是从延安出来的，经过战争的锻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也是属于头脑最早清醒的一批，知道报纸应该怎么办，他俩前后有将近六七年的时间在 《人民日报》，大是大非很清楚，立场坚定，批四人帮，批过去走的一套“左”的路线，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当时胡耀邦同志管中央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又提 出改革开放，这都是当时整个国家的希望所在，也是老百姓最希望看到的。胡秦两位能够在关键时期跟着这个潮流，马上报纸就改变过来了。报社关于拨乱反正的宣 传，特别是农村，安徽小岗村的农业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能够敢于顶住当时的压力，1977年、1978年不像现在，不是1988年也不是1998年，这 种事都还是避讳的，而且在全国来讲还是少数，他们能够看准整个大势所趋，配合胡耀邦同志在那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给彭德怀、刘 少奇平反，给很多冤假错案平反，大张旗鼓地出来。我觉得这方面很了不起的。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同志，他也是思想常常是跟着毛走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有时候批得很厉害，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期《人民日报》是历史上办的最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那时候报纸发行到600多万，不光是《人民日报》，而 且影响全国其他的报纸。
我们文艺部在他们的领导下，给许多被诬为“毒草”的文艺作品平反，给被诬陷和摧残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林彪和江青搞 的那个所谓文艺座谈会纪要，统治整个文艺界十年，把它那个推掉，到各地区开座谈会，他们两位都是大力支持。那几年我觉得《人民日报》确实搞得比较有声有 色。对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不正确的举措，我们基本上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也发一些文章，转载别人写的。
(未完待续)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993
（本文上接 “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三） ”
问：再聊一些您编发的具体稿件吧。最有名的是1980年的“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篇文章的刊发背景是？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很大压力？
袁 鹰：赵丹那时候已经卧病在床。“文革”后他连续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让他拍电影，一个是《鲁迅传》，“文革”前他就开始准备，1960年10月我去绍 兴，在街上正好碰到他，他在那儿散步，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说，要我演《鲁迅传》，我来感受感受。后来因为中央某个同志说了一句，赵丹这个人，演鲁 迅？他其实不一定是激烈反对，只是议论一句，结果下面的人听到了，就不让他演。到现在这个《鲁迅传》也没出来，也没有人来演。还有一个是写治理黄河的，叫 《大河奔流》，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周总理出来参加一个什么会，很少的一个镜头，让赵丹演周总理，他当然很高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柜子上有一张照片，我还 以为是总理的照片，结果是他的剧照，戏不多，但是他准备得很像，最后好像是邓大姐不赞成，说“赵丹这个人怎么能演总理？”就这么一句话。这两件事一来，他 灰心丧气，尽管那时候工资补发了，房子也搬了，当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他也不愿意，他主要想演戏，心里不高兴，后来一直病着，到最后已经得癌症了，他也知 道不行了，他说我有些意见想跟中央管文艺的人说一说。我们说请夏衍，他说不行，他说中央管文艺的是胡乔木。胡乔木带了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两个人到了 北京医院。赵丹在病床上已经病得很重，他事先都已经对黄宗英详细说了，记下来让黄宗英讲，他躺在床上听，再补充几句。胡乔木一边听，一边说很对，很好，我 很赞成，你好好养病，要黄宗英赶快整理出来。他们走了以后，黄宗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写，我们正好在报纸上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个讨论，已经 发过好几篇了。她说：我也不要怎么整理，我本来就已经整理好了。我马上去协和医院取回来，第二天就见报，题目叫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0月8日 见报，10日他就去世了。
赵丹临终前发表的文章震动很大。报社领导跟我讲，中央有一位领导同志（陈云同志）讲：这个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 还有传说“是放了一个反党的屁。”居然屁还有好多种，有一种是好的，有一种是反党的。我听了也很紧张，这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文艺界其他哪个人说一句，甚至 骂他一句，我也不管了。但是这么高的领导，而且在我心目当中一直还是很敬仰的，至少很多地方比毛泽东要高明。报社领导说你们想办法，我说怎么办呢？赵丹已 经死了，你就是再批评，他也没法还手了。我就去看夏衍同志，他听后说你们想办法找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你也不要紧张。我说我倒是不紧张，但是这个事到底怎 么弄呢？找谁呢？后来他想到了找金山，我说金山我跟他不熟，他不见得认识我。他说我替你们去说。你放心。过了几天金山写了一篇文章，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我 们讲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你不能只是一种花、两种花，有的花你认为不好看，但它有存在的权利。这个本来不必管得太具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赵丹讲 的意见也还是对的。
问：《假如他还活着》呢？一首纪念鲁迅的诗引起的麻烦。
袁 鹰：纪念鲁迅的那首诗，事情也很偶然。本来我们报纸的习惯，纪念诗人都是碰到十年、五年，发一篇文章，这是副刊历来的一种规则。当时有一篇鲁迅的木刻像， 恰好编诗歌的编辑徐刚在来稿中选了《假如他还活着》看了下，觉得有点意思，这个有点针对性吧，“假如他出去，不会有两个警卫、三个秘书”（大意），像这样 的句子胡乔木同志看见了，说这是影射，现在我们国家谁出去带两个警卫、三个秘书，那只有邓小平，别人没有的，这是反革命。说实话，那时候，我也不像以前那 么紧张了，胡乔木的个人意见，也不是中央的什么指示。当时报社领导秦川说，你得想办法对付一下。我说那好办，我也有经验了，我可以用个人名义给胡乔木写封 信，因为他有些诗稿总是直接寄给我的，我跟他个人也打过交道。我就直接去信，说此诗写得有些不妥当，群众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把关不严，以后一定 注意。检讨一下就过去了。
但实际上黄宗英后来不是写过一篇“毛罗对话”吗？1975年春天，上海的罗稷南教授问毛泽东：鲁迅先生如果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说：我估计嘛，一个是他被关在监狱里，一个是他不声不响了。
问：像《日记何罪》当时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袁 鹰：《日记何罪》作者乐秀良是我南京的一个老朋友，他在南京省委编一个理论刊物，过去也写杂文。那时候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来北京最 好，我们现在很需要杂文，他就写了一篇寄给我，说这样的文章你能登吗？就是《日记何罪》，我说当然可以登啊。我们从反胡风开始，后来搞反右派，反右倾，都 是从日记里找材料来批人家，实际上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应该否定的。文章登出来以后，他收到许多许多信，很多人向他申诉，请他帮助平反。他感触很深，我们的 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才发生了这种问题。
问：2007年，您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曾因“泄露国家机密”被列为禁书，是那年影响很大的八本禁书之一，还有领导登门拜访您。能不能仔细讲讲当时的这场风波？
袁 鹰：你觉得那里有什么国家机密吗？比如写到赵丹那篇文章，我连具体的领导人的名字都没讲。那本书只是讲我编副刊过程中的部分经历。当时一共涉及8本书，新 闻出版署认为有问题，要在订书会上说一说，也没说不许卖，就找几个中央出版社点点名。我当时不知道，也没有上网，别人告诉我章诒和已经反击了。提到章诒 和，这位副署长连名字都不说，就说“那个人”，过去说过不能出她的书，他说话也随便了一点，以为自己大权在握，结果章诒和马上就反驳了，一下子引起好多人 在网上讨论。别人告诉我说你的一本书在网上受批评被禁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这里头泄密，我说我怎么会泄密啊，我在报社工作这么多年，别的错误也犯过， 但是泄密这个事情，我知道是不能随便碰的。后来一连几天也没有下文，我就写了封信给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说我现在等着你们来正式通知我，要我到你们这儿去 说一说到底泄什么密了。后来他让《人民日报》当时的文艺部主任郭运德同志转告我，说收到信了，要来跟我说明一下情况。他们两位原先都在中宣部工作，彼此熟 识。我说不用了，回信说明一下就行了。过了10分钟，郭运德又来个电话，说还是要来，他已经请示署长，署长也叫他赶紧来说明一下。人家一定要上门来，只能 欢迎。我想我跟他两个人对谈也不行，就让郭运德和我老伴吴芸红也参加，四个人谈。他来了以后就表示：第一我没有点你的名，第二我也没有禁书，我只是说这几 个出版社没有执行规定，涉及到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及领导人讲话的书稿选题，没有事先报一报。我说：我书里写了“文化大革命”，也写到反右派，这都是中央 有正式文件予以否定的。至于领导人讲话，只有一个，就是赵丹遗言发表后领导人讲了一句话，但是我也没点名，这能算泄密吗？他说我也没说过你泄密。我把订书 会上那篇讲话的原稿给你看看，我一看倒也没有。大概同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副署长会见国外一个报纸记者，人家也问起这个事件，他也说我们没有禁止，不信你到 书店去看现在这些书还有的卖。
问：那后来这个书卖得怎么样？
袁鹰：印的大概已经卖掉了，后来香港又印了一版，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个编辑提过，想再出一版，还没有最后定。我倒很希望我们自己的人民日报出版社能再出一版，因为写的都是我们自己报上的事。如果要出，我准备再做点补充和修改。
问：从那以后到现在你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出版还受影响吗？
袁鹰：现在出版也并不那么容易，有些话并不是很宽松。我只有一本书还想出版，但是估计暂时出不了，就是写“文化大革命”，写我自己家庭的遭遇，和我所见到的感受，编年写，从1966年到1976年，每年写五篇。
老 伴吴芸红那时候在《中国少年报》当社长兼总编辑，每天挨斗游街戴的帽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让少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因她不赞成儿童报纸同大报一样全 文登毛主席著作）、“执行中央修正主义路线”等等，都不用说了。一次半夜，忽然来了两个报社的人，说去开会，其中一个我还认识，以前还跟我来约稿，那天来 就只当不认识。老伴心里纳闷，白天已经批斗过了，晚上十点钟还继续开呀？也不好问。我也觉得怪了，什么事那么紧张？当时心里想会不会被打死？我还认识她报 社的一个编辑，就跑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吵醒看门的老夫妻俩，那个同志说，晚上没开会，当天下午就开过了。他安慰我说，你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事。其实也是 白安慰，我哪放得了心啊？一夜也没睡，大概三四点钟，她回来了。我一看没有挨打，没有什么伤。我问哪儿去了，她说不知道，越走越远，不是到报社的路，到郊 外去了，大概到一个大学。虽然晚上十点多钟了，学校里还是热火朝天，把她弄到一个大教室里，向她问很多过去大学里的事情，她说我不知道，那时候虽然入党 了，但是组织关系不在学校，学校里很多事情并不知道。没从她嘴里面捞到什么东西，就把她送回来了。
这事情始终是个谜。一直过了几年，“文 革”后期，有一次大学两位老同学来看我们，带了一瓶虎骨酒送给她。她说我根本不喝酒，你是知道的。他说，你养养伤。我们那个同学，他在学校念的是机械系， 解放后分配到铁道部工作，他的爱人是念教育系的，就到铁道学院当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江青有个论调，地下党，尤其是上海的地下党都靠不住，不是叛徒，就 是特务。理由是，为什么很多人跑掉了，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你们不去，可见有问题。如果被捕后，又出来，那更不得了，别人都牺牲了，你怎么能出来？肯定是叛 徒，至少都是假党员，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等等。我们那个同学在铁道学院被斗了半天，要交代一些在京的证明人，只好开列在北京老同学名单，包括我的爱人，那时 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斗一通再说，绑架半夜，也无结果。
我们的女儿在困难时期出生，本来就先天不足，身体很弱，“文革”初有一次在家里发高 烧，我们俩人都在报社挨整，一直到晚上8点钟回去，她还是高烧，赶紧送到儿童医院。儿童医院那时候也很乱，老医生靠边，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由年 轻人主治。结果年轻医生给她这儿打一针，还很闹，又给这儿（指太阳穴）打一针，那时候她才4岁，这一针打下去倒不哭不闹，但人也休克了。大概昏死了四五个 小时，还是高烧不退。后来她总算喘口气活过来了，从那以后，她的脚就慢慢内翻，指挥下肢运动的这部分小脑烧坏了。又过一年，我们下放到干校，她在上海外婆 家又发过一次高烧，另一只脚也成这样了。因为治病，她11岁才上小学，一直拄两根拐，有个阿姨陪着她去学校。上完小学正赶上1976年地震，就没再上中 学。过了几年，她妈妈看到报上四川一个函授自修大学招生，替她报名入学，学了三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拿了个毕业证书。现在一讲起“文化大革命”，她非常痛 恨。这是我家里吃的苦头，当然，比起许多人家破人亡的惨剧，算不了什么，“文革”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
问：您几十年的报人经历，总结成经验教训，对后辈有哪些话要说？
袁 鹰：这么多年来很多事情，能给我们深刻的启发。比如1976年清明前后的“天安门事件”，可以说是人民群众伟大的创举，顶着“四人帮”高压的情况下能够有 这样轰轰烈烈的正义行动，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要总以为自己高明，好像看得高，看得远，群众不知道，不见得。很多人现在越来越看清毛泽东很多错误，特别是他 应该承担的罪责，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不要口口声声说我是人民的儿子，结果实际上当人民的爷爷，当人民的老子。舆论也应该真正为人民服务，经常想到人民的利 益，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喜欢的东西应该去做，人民反对的、痛恶的东西看得清楚，这才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得到人民的承认。
问：十八大之后，“改革”这个词被提的频率非常高，大家期待2013年能否成为一个新的改革元年？
袁 鹰：我还是乐观的，我一直相信夏衍老人的一句话，他经历了一个世纪，什么事情都看见过，也吃了苦头，“文革”弄得眼睛也毁了，腿也断了，但是他到最后还是 经常讲，“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历史总需要不断地发展，尽管有点曲折，甚至有点反复，但是它毕竟还是要往前走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能也不必太急，希望 马上就改变，如果没解决，就觉得不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是十年二十年日积月累弄成的。我们看新的中央领导要求严厉改变作风，特别是定的那八条 规则，反对铺红地毯，公款吃喝，夹道欢迎，小车子，讲话立即印小册子等等，规定得很具体，老百姓可以监督，看你是这么做了还是没这么做。如果只讲抽象的 “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类的，没办法看到。
问：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不是都说中国梦嘛，能不能说一下您心目中的中国梦？
袁 鹰：作为中国老百姓来讲，多少年都有这个梦，就是安居乐业。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老是说共产主义，根本也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想中国多少年受帝国主义的 侵略，受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就是想能够有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独立的、富强的国家，多少年为此奋斗。其后几十年，忽然被教育不应该这样想这样看，那些都 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思想改造，就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很渺茫的。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为它奋斗，为它辛辛苦苦，为它 吃苦头，为它迷迷糊糊，始终没有搞明白。我觉得现在能够按《宪法》办事，其实《宪法》里面都讲了的，自由、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就是中国梦。中国梦说大 吧，很大很大，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简单地说，就是真正按《宪法》办事，实施《宪法》规定保障公民的权利，这是最起码的，能够平等、自由，国家是 民主的，人民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权利，不被随意侵害。再远大的梦现在我也不做了，做了也是空的。共产主义将来如何如何，谁也不知道，连马克思自己也没说清 楚。现在脑子里稍微清楚一点，过去是糊里糊涂过了几十年，老的时候才醒，醒的时候已经老了。老时醒，醒时老，这就是包括我在内许多老人的现状，见笑了。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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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December 18, 2012 - 07:42 a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1/121121_table_updated_china_personnel.shtml
中共十八大后重要人事变动一览表
更新时间 2012年12月1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35
人事调整一览表
职务 □□□□□□□姓名 年龄 □□□□籍贯 □□□□□□□□□□□□□□□学历 □□□□□□□□□□□□□原职 □□□□□□□□□□□□□□□□□□□□□□前任
广东省委书记 胡春华 49 □□□□湖北五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中央党校经济专业硕士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汪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王君 60
山西大同
中央党校硕士
山西省省长
胡春华
贵州省省长候选人
陈敏尔
52
浙江诸暨
中央党校硕士 贵州省副省长
赵克志
浙江省委书记 夏宝龙 60 天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浙江省省长 赵洪祝
吉林省委书记
王儒林 59 河南濮阳 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
吉林省省长
孙正才
陕西省委书记
赵正永
61 安徽马鞍山 中南矿冶学院毕业、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陕西省省长
赵乐际
中宣部部长 刘奇葆 59 安徽宿松 安徽师大历史系、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 四川省委书记、四川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云山
四川省委书记 王东明 56 辽宁宽甸 中央党校研究生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 刘奇葆
天津市委书记 孙春兰 62 河北饶阳 中央党校研究生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高丽
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 58 浙江慈溪 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俞正声
重庆市委书记 孙政才 49 山东荣成 北京农林科学院硕士 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德江
中组部部长 赵乐际 55 陕西西安 北大哲学系、中央党校研究生 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源潮
中央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 65 江苏吴县 上海机械学院工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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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November 14, 2012 - 10:48 am: | |
邓小平抓住了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紧迫的转型需 求，用“改革开放”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缔造了中国戏剧化的新历程。
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把中国带到了令人望而却步的转折点，不过它应该不会把中国带到幸福的乐土。
经济危机及其余波，把外部需求的两大重要支柱美国和欧洲，都拉入了严峻的困境。面对中国的转型需求，邓小平在改革大潮中找到了答案，而同样的机遇也在等待着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
要把促进消费的十二五规划战略变成现实，需要采取三项重大改革举措。通过它们提供的视角，可以评价判断十八大的成果。
首先，中国必须为开放中国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服务业，提供完善的法规制度。
其次，中国必须解决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漏洞百出而引发的、民众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最后，中国需要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波国企改革浪潮，激起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精简、合并，以及国企股票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是中国新企业所有制模式的核心。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11/12/c12roach/
中国需要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
斯蒂芬·S·罗奇 2012年11月12日
首尔
在中国，目前对于经济战略几乎不存争论。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重大的再平衡是当务之急，要摆脱过去33年里奉行的出口和投资拉动战略，要越来越多地从13亿消费者那里寻求支撑。
不到六年以前，中国总理温家宝第一次确立了调整增长模式的规划。（本周四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宣布温家宝的继任者。）当时， 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中国经济日益严峻的问题在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最终）不可持续”。这一表态促使中国在2011年出台了促进消费的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
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已然落后。现在，这一任务必须落到本次党代会指定的新任中国高层领导人身上。调整经济结构的话，中国已经说了将近六年。现在，中国的新任领导人必须将这些说法付诸实践。
洞察本次党代会奥妙的秘诀，可以在邓小平的讲话稿中找到。在中共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抓住了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紧迫的转型需 求，用“改革开放”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缔造了中国戏剧化的新历程。在接下来的数年里，30年无以伦比的发展奇迹把这句箴言转化为了行动。
中共十八大和所谓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正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把中国带到了令人望而却步的转折点，不过它应该不会把中国带到幸福的乐土。
经济危机及其余波，把外部需求的两大重要支柱美国和欧洲，都拉入了严峻的困境。面对中国的转型需求，邓小平在改革大潮中找到了答案，而同样的机遇也在等待着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
要把促进消费的十二五规划战略变成现实，需要采取三项重大改革举措。通过它们提供的视角，可以评价判断十八大的成果。
首先，中国必须为开放中国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服务业，提供完善的法规制度。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能让服务业的比重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3%，这一比重比亚洲其他重要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韩国和台湾的比重低得多，更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5%的比重。
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给中国提供了很多益处。它为消费需求提供了基础，尤其是在不受重视的分销产业，如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以及国内交通行业和供应 链物流业。服务业单位产出所需的就业人数，比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数高出35%，这样就能使中国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吸纳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服务业消 耗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也更少，从而提供一条更加环保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其次，中国必须解决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漏洞百出而引发的、民众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尽管在建立国家医保和退休体系上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这些体系严重缺乏资金，致使其效果有限。结果，中国家庭增加储蓄，成为消费主导型增长的主要阻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盈余储蓄国，中国2012年的总储蓄额可能达到GDP的50%，因此中国拥有向退休和医保体系注入公共资所需的资源。中国还需要改 革户籍制度，使得社会福利随人迁移，可以跟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快速转移的步伐。此外，中国需要放松对存款利率的监管，终结“金融压制”，向家庭储户提供更 有吸引力的回报率。
最后，中国需要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波国企改革浪潮，激起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精简、合并，以及国企股票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是中国新企业所有制模式的核心。
但在这一领域，出现了可以察觉的倒退，尤其在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国家控制的银行将大量的财政刺激资金注入到国企的投资中。这导致了权力再一次集中到了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与20世纪90年代末解放出来的市场导向体制相悖。
温家宝总理已经对这种倒退的风险进行了警告，尤其是日益集中的银行体系带来的风险。新一轮企业改革将是唯一的解药。改革必须解决分红政策问题，因为 目前的政策使回报偏向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即消费者）。改革还必须推动国企剩余股份公开上市。此外，改革需要强调基于市场的创新战略，使国家支持的经济部 门和私营部门能够公平竞争。
20年强有力的改革过后，改革势头已经在过去十年里减弱。邓小平的遗产已经在追逐疯狂增长的过程中褪色。但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奇迹根本不会发生。如果中国要迈入其伟大发展历程的下一阶段，类似的推动力至关重要。而十八大即将揭示，中国对其新战略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斯蒂芬·S·罗奇(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师，曾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著有《未来的亚洲》(The Next Asia)一书。
翻译：张薇、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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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433
“十八大”与中国转型
FT中文网撰稿人 赵信
2012年11月12日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在北京召开。政府话语依 然态度严肃，官方媒体报道一板一眼，恪守陈规，仿佛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民间舆论场上情绪活跃，一些中国国内市场化媒体努力从本次大会的官方表述中探寻各种 变革的蛛丝马迹，试图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寻找新的、来自执政党最上层的合法化来源。
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减速，已给中国发展前景蒙上阴影，而且不仅仅是在经济意义上。从“十八大”前夕开始，尽管受到严密管控的官媒仍在尽力描绘一 幅和谐画面，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早已在从上到下的中国社会弥漫，尤其是在精英阶层里。不管是在政府里还是民间，凡是明智且广闻多见的人士，都无法对此视而 不见。
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辉煌的经济增长纪录，反而把这些问题反衬地更加醒目而刺眼：
普通民众在政治、社会治理和经 济决策中普遍缺乏发言权和代表性，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和效率浪费，征地、拆迁、生产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
“人口红利”逐渐失去，威胁 中国经济未来，计划生育政策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
经济高速发展积累的环境与生态隐患有可能演化为危机……
种种问题都说明中国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除非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以法治的方式保障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走向政治、社会群体与思想的多元 化，为公民社会的自发成长创造条件，并逐步实现更具有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否则那些困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和环境问题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继续激 化。这样的演进是一条必须走的道路，也许它不需要以激进的方式来完成，但政府应当以开放而非压制的态度为循序渐进的改良创造空间，否则社会矛盾的积累很可 能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
从 世界大趋势来看，历史上的11月上旬发生过两件标志性的大事，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二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而且这两件事都与中国 密切相关。就前者而言，“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以列宁与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式共产主义便覆盖从德国东部直抵朝鲜半岛的广大 地域，成为世界史上扩张速度最快的意识形态之一，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从后者而言，苏联式共产主义极其突兀和迅速的衰落，也给中国带来强烈冲击。
“冷战”之后，自由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潮流，但已经很难有人提出不同的、且能像当年的马克思主 义那样能吸引广大拥护者的其他的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
世界形势的迅速变化严重打击了那些仍在执政的传统共产党的信心，迫使他们转而采取守势，从当年的“革 命者”、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演变成为仅仅对本国现状的竭力维护者。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喘息之机，但这场危机完全并没有像20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那样让大量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何况美国等国逐渐走出危机的势头已渐趋明朗。这让其他“模式”的 坚持者在国际视角下演变为某种“异类”。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执政者对“中国特色”、“国 情”的大分贝强调，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面对国际大潮流的压力和忧虑。其实，强调本国的特殊性，已经相当于从反面默认了“外面世界的规则”具有某种普遍 性，社会主义模式“将赢得历史”的雄心早已失去。去年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提出的“五不搞”之说，以及本次“十八大”上“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宣言，都引起 广泛国际关注，但这些说法不过进一步反映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守势。处于强势地位的观念与意识形态不会刻意去否定其他观念，例如如今的民主制并不需要刻 意为自身的合理性辩护。
但来自高层的这些表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对民间呼声的回应，体现了中国一种独特的政府与民众的交流方式，各种讯息以隐语的方式呈现，透露的信息 是，
执政者不愿意迅速地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之路。但不论走什么“道路”，遵循什么“模式”，来自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仍将迫使政府改变现状，至少要以改变 的承诺来安抚民情。
全新的形势对中国即将出炉的新执政团体将构成严峻挑战：科技进步、信息化和全球化让威权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让民众变得 越来越不“安分守己”，而是更加渴望自由、平等与权利，而新生代的领导人却缺乏其上一辈在革命与执政中积累的权威与经验。
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欧和拉美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民主转型，但全球民主化进程在那之后也步入了一个停滞期，因为已完 成民主化的国家大都是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的，民主化只是一个摘取“已熟之果”的过程，所以这些国家的转型大多比较平和、稳定，鲜少暴力冲突和流血。而在 21世纪初，另一些具有民主化潜在可能性的国家则面临远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也许注定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然，有些已经完成民主化的国家也遭遇了 严峻的危机，它们的表现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心态和变革动力。
不过经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各国的一个共同点是，改革前夕的威权政府面对的政治挑战，都与它们面临的经济危机有关。经济危机会增强体制变革的可能 性，并决定转型的条件。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当反对派认为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失当时，社会转型会更快地出现，无论是执政者与民间力量妥协而进行的“协商式 转型”，还是以冲突形式出现的“破裂式转型”。但有的时候中产阶级也会选择接受威权政治的存在，但这需要执政者保持强大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应对经济危机的 能力。如果执政者内部出现权力斗争、帮派冲突，或者拒绝回应外来呼声、固步自封，这不仅会削弱其执政能力，而且会使暂时维持社会稳定的与中产阶级的协议难 以达成。
已 故美国政治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写道：在现代有着广泛社会动员与复杂经济体系的环境下，实现稳定政治统治（无论是威权统 治还是民主统治）的效能最终取决于组织化的问责体系，而这种问责体系又取决于政党组织。今年的“十八大”是一个契机。也许中国执政党是否将在内部制定更加 制度化的游戏规则，是否在维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更多将社会各界的声音引导入经济与政治决策，是否实现与社会不同阶层的合理互动并承担起提供秩序、社会 保障等公共物品的责任，将决定中国能否成功跨越各种危险的历史陷阱，为进一步的转型奠定更好的条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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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November 05, 2012 - 10:02 am: | |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497
日本雪藏了多少军力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于冬 特约撰稿 章节 吴健 2012-11-01
2012年9月23日，日本海上自卫队第7护卫队司令率领“有明”号驱逐舰及“Oyeda”号护卫舰访问俄罗斯。
"武器装备就如同“黑匣子”，在战火燃起前，日本“账面外的实力”，需要被各方反复权衡。"
"如果美国在日本涉外冲突中态度消极，那么日本在与大国对抗时就没有底气。"
钓鱼岛兵戎相见？日本将取得压倒性胜利？来自日本海上幕僚部的兵棋推演，吹皱了太平洋的平静。
“假如中日真的发生海战，在双方舰机出动之前，不知道日方是否考虑到了中国导弹力量的威力。”中国国防部国际传播局副局长孟彦回应日本自卫队的这场推演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
在棋盘之外，美日加紧排兵布阵，日本究竟雪藏了多少军力？
“账面上”的实力
外界普遍认为，中日正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
日本政府依旧制定了钓鱼岛作战方针。日本《选择》杂志9月号描述了这份防卫计划的假定情形：在钓鱼岛海域，乘坐民间渔船的中国海上维权力量，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发生冲突或对峙。因此，仅凭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无法牵制中国，日本只能派遣海上自卫队。
在战火燃起前，“账面外的实力”需要被各方反复权衡。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说，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48艘“主要水面战斗舰艇”，包括能够承载直升机的准航母。日本的导弹驱逐舰更为精锐，它装备有顶尖的宙斯盾防御系统、复合雷达、美式火控系统。此外，日本还有着各式轻型驱逐舰、攻击舰，以及16艘柴油电力混合动力潜艇。
美国《海上力量》杂志的数据却表明，中国海军舰艇在数量上要远胜日本。中国海军拥有海面战斗舰艇73艘、导弹护卫舰84艘、潜艇63艘以及新服役的“辽宁号”航母。
现实海战中，海军的战斗力不是战舰停泊在港口中整齐划一，而是汪洋大海上的真枪实弹。钓鱼岛位于琉球群岛西南方向，相对于冲绳或其它日本岛屿的距离，钓鱼岛离台湾和大陆更近。中国略显地利优势，日本组织防御工事将相对困难。
不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稍早前分析说，如果日本提前将“ASCMs”（一种可移动便携式反舰武器）以及其它导弹系统，部署在琉球诸岛上，形成的火力网，将在附近海域形成禁航区，中日海军在钓鱼岛对弈的情形可能将逆转。
冷战时，为防范苏联的进攻，日本自卫队把三分之一兵力部署在了北海道。三十年来，日本四次大规模调整军力配置，早就埋伏好了与中国对弈的棋子。
在西南对华方向，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部署了两个甲种师团。西部方面普通科连队，港台翻译为“离岛警备部队”，这是一支驻扎在长崎县佐世保市的特殊力量，连队满编为660人，却是一个团的编制，长官为上校军衔，七成的成员接受过高强度的游骑兵特种作战训练。
日媒称，在日本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中，有人主张“日本需要海军陆战队”。这些都是为岛屿作战进行的战略和舆论准备。
更强大的力量来自海上自卫队，它在九州的佐世保基地配备了4个护卫舰群编队，佐世保地方队不仅拥有6艘中型水面舰艇和5艘扫雷艇，还新装备了两艘新型隼级导弹快艇。
几天前，日本决定取消了11月的日美实地夺岛演习，改为电脑模拟演习。但在9月底，美日曾在关岛举行过联合夺岛演习，日本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学习了登陆技巧。
在各种“莫须有”假想中，日本已经在为钓鱼岛争端升级做准备。几年来，日本自卫队还进行了不下十场类似的推演。
“兵棋推演的预案，就是作战方案，演练完了以后一旦发生战争，反过来很可能就是一个作战计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滕建群认为，兵棋推演具有一定实战价值。
但“战争，不是技术说明书，而是检验军事技术价值的唯一标准”。美国战略学者爱德华·鲁特沃克在著作《中国的崛起与战略逻辑》中论述道，投入实战前，武器装备就如同“黑匣子”，无从知晓它们是否能够发挥“账面上的实力”。
藏军于工
真正的日本军力，雪藏于强大的工业体系之中。
“日本国民对于解放军的印象就是‘人民战争’和‘人海战术’，往往低技术和‘山寨’就是中国军力的代名词。”富士电视台在一档防务节目中如此评价中国军力。
始于明治维新的技术传统，使得日本自卫队的装备技术含量很高。日本现有装备几乎都不过30岁，军舰服役年限不超过20年。2005年以来，日本更是以每年一两艘的速度建造新型驱逐舰，海上自卫队的平均舰龄不足15年。
日本还在按照“一退一进”的手法，退役一艘旧潜艇，服役一艘新潜艇，潜艇部队的数量始终保持在16艘。这种快速的更新换代能保证潜艇水平始终先进，而退役的潜艇则被封存起来，以备战时使用。
濑户内海沿岸的船坞，三菱重工、住友重工、日立造船等11家造船厂分布于此，这里是日本造船工业的圣地。中国船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年造船能力为1800万吨，军舰占2%多一点。如果按照战时动员，这些工厂将开足马力，至少可以达到二战时期21%的比例。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时保持多只母鸡生蛋的能力，这是日本的聪明之举。
日本的驱逐舰一般会交给三菱重工旗下的长崎造船厂、石川岛搏磨造船厂，潜艇则会交给神户造船厂或者川崎重工。日本的每一款军舰都交给两三家工厂同时制造，这样，战时将有多家工厂同时具备军工能力。
“无论是加强军事演习，还是购买新型装备，都是在提高军力，震慑潜在对手，日本一直在为实现‘正常国家’铺路。”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注意到，除了频繁的军事演习之外，日本在购买大型巡逻船，以及驱逐舰和战机等装备。
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严厉地限制了自卫队的服役人数。然而，漫步于东京、广岛或者京都的街头，总能看到很多日本各类军官士官学校的军官。
日本2011年度的《防务白皮书》透露，日本军事院校教师职工人数占服役人数的4.8%，远高于中美等国。这些教员来源广泛，裁军而富余出来的年轻军官和技术人员，以及飞机、舰艇数量减少而无处可去的飞行员和舰员，都被安排到了军校。
一旦战争爆发，日本陆上自卫队可以在三五个月至年内，将现有规模扩充两倍以上。为了培养出更多的舰长，海上自卫队的舰长总是频繁轮换着。
“团七成，连五成”，这是一句日本自卫队内部流行的谚语。陆上自卫队通常下辖四个连队（相当于中国团的编制）团，然而，只有三个连队团的编制齐整，剩下的一个连队团平时仅编入20%的现役士兵。战时，将由应急预备役人员随时填空。
这些只有军官的“架子团”，正是战争机器中藏水的海绵，战事一起，就可吸收更多的兵员。
仰仗“第五条”
当然，日本最害怕的当属外援断绝。
如果美国在日本涉外冲突中态度消极，那么日本在与大国对抗时就没有底气，这是日本的先天问题，也是日本最无奈的地方。
日本也承认，海上自卫队虽然具备打赢常规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实力，但不足以应付更大规模的战争，航空自卫队甚至不如中国台湾的空军，更比不上韩国空军。导弹及其反导系统的弱势，更是日本的阿喀琉斯之踵。
日本更多仰仗着《美日安保条约》。
1960年，美日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拥有行政权的地区”，而日本宣称对钓鱼岛拥有“行政权”。钓鱼岛争端，美军是否会履行条约？
“美国挑起钓鱼岛争端，已达到阶段性目的。”滕建群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平衡。
美国武装日本的前提是，既要让日本有足够的实力，冲在“空海一体战”的前沿，又不能让日本足够强大，进而挑衅邻国，甚至抛弃美日军事同盟。眼下的矛盾却是，美国要让日本“乖乖听话”，而日本则想把美国捆上自己的战车。
美军如何插手钓鱼岛争端？透过美日数场军事演习，有军内专家认为大致可能有三种情形。
情报支援，是美军最低限度的军事介入方式。日本具备较强的防卫作战能力。美军“Link6”等数据链有意整合日本自卫队的情报，美日现行的“C4SIR”系统已实现“一点发现，全网皆知”。
五角大楼2012年9月份的报告显示，一旦钓鱼岛爆发武力争端，日本的情报系统将首当其冲。
启动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军介入钓鱼岛争端的第二层次方式。如果战争超出钓鱼岛范围，美军可能启动“爱国者”PAC-3和“萨德”反导系统，在日本以及驻日美军基地和重要城市附近构筑防火墙。在日本海，新型的“弹道导弹防御型宙斯盾”也会竖起一道反导篱笆墙。
最严重的军事介入，是美军赤裸裸地参与战争，这种可能性很小。即便如此，2012年春天，美国兰德公司仍利用空战数学模型，进行了这种军事介入推演。
有中国学者认为，在重返亚洲战略下，“美国不希望他的传统盟友跟中国走得过近，而钓鱼岛就是美国在中日之间打上的一个楔子”。
但是介入到什么程度，却是一门艺术。美国人希望在介入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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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6025
【洋悟运动】揭秘日本海上自卫队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钟魁润 2007-12-19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中国周边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尽管两国近在咫尺，但这支武装力量并不为国人熟知。11月底，笔者赴日访问海上自卫队，掀开了其神秘面纱的一角。
“重视海空军，海上歼敌”
这是艘现代化的作战舰艇：棱角并不分明，略显坡度与圆滑，显然是为了隐形；舰上配备垂直发射的16单元MK48型海麻雀舰空导弹、16单元MK41阿斯洛克反潜火箭，对空、对水下快速攻击能力颇强；针对水面目标的攻击，则有西方通用的“鱼叉”式导弹；舰上装有4座MK36型箔条干扰发射器、一座拖曳式鱼雷诱饵对抗装备，以及用于干扰和欺骗的电子系统、主动搜索与攻击的声纳等，让这艘舰在电子战上矛坚盾固。“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新锐，武器系统自动化程度已大大超越‘金刚’级驱逐舰。”11月28日，“雷”号导弹驱逐舰航空长清野三等海佐（海军少校）告诉笔者。这艘军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9艘“村雨”级驱逐舰中的一艘，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实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确立“重视海空军，海上歼敌”的指导思想，海上自卫队发展走上快车道。在日本雄厚经济实力和发达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武器装备相继服役。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共有舰艇150余艘，飞机340余架，兵种齐全、装备先进，是具有较强反潜护航作战和远洋机动作战能力的精锐海上作战力量，其反潜、扫雷作战能力居世界前列。
用日海上自卫队联合舰队司令香田洋二中将的话说，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一部分已超过当今世界最强大海军国家的装备。
近乎残酷的训练
“我从小就怕水，教官才不管这些。拿来绳子拴在我身上，趁我不留神，就把我推下了水。”二级士官原木伦对笔者描述他加入海上自卫队时严格的游泳课训练。
十年前，原木伦进入自卫队当一名水手。经过严格体检进入海上自卫队后，首先是在训练队一个月“由民到兵”的转变训练，主要是军人基本素质训练，比如队列动作、轻武器使用和必要的通信技术等等。训练非常严格，如果疏忽大意或不听长教官的话，轻则遭到严厉训斥，重则会招来拳打脚踢。“由民到兵”之后，新兵要根据专业划分，进行1年专业训练。原木伦是舰上雷达操作手。作为一名水手，他在游泳课这一关备受“折磨”，往往是被水呛得快背过气，才被拉上岸。如此这般，一天要到水里折腾上好几十次，直到学会游泳为止。
日本海上自卫队军官训练要求就更高，先是要在防卫大学学习4年，经过考试合格后，再进入海军干部培训学校接受一年培训，才能成为初级军官。海军军官正式上任前必须经过l-5个月的海上实习训练。
海上自卫队的管理非常严格，舰上对战备、值勤、卫生等有严格的规定。在"雷"舰上，每扇水密门槛底部、通道、舱室内一些突出部位上都涂了黄黑相间的夜光油漆或贴有舰艇安全警示牌，以防舰员碰伤。每台仪器设备上都有标签，设备使用、维护责任人的姓名、职务和保养要求等等，都清楚标明。“常磐”服役近20年，舰上依然见不到一丝污迹，每个角落每件物品都如崭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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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November 03, 2012 - 08:21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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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竟然日本下死手：野田急眼了反咬美国一口
2012-11-03 来源：战略论坛
日本揭内幕想拉美国下水 美重申钓岛无特定立场
日本政府试图强迫美国成为它的救命稻草。日本候任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对媒体抖出两国外交内幕，称今年9月日本就“购岛”提前通知美国时，“美国没有提出任何反对”，因此“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可能保持中立”。
11月1日，日本外务省官员对外透露，日本取消原定于11月5日开始的美日联合夺岛演习，避免激怒中国，但美国对此表示不满。日本以揭丑方式连番对美国施压，凸显日本政府因钓鱼岛冲突而承受的巨大压力。
1日，中国海监船连续第13天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并以无线电喊话要求日本船只离开。10月30日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驱离日本船只，已被认为是“钓鱼岛形势的拐点”，而野田政府没有因“购岛”出现预想中的支持率大增，反而跌至20%这一随时可能下台的生死线。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月31日回应佐佐江贤一郎的言论时重申美国的立场“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日表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企图拉其他国家与中国对抗，这种做法是徒劳的。
在日本的华人学者庚欣1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佐佐江贤一郎代表的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公开把美国“咬出来”，说明日本急眼了。
据 日本新闻网消息，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上午在参加NHK电视的时政讨论节目时，就今后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对应措施指出，日本政府已经修改了相关法律，给予日 本海上保安厅以陆上警察权，对于敢于登岛之人要实施现场拘捕。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警告，亚太地区的领土争端可能引发“挑衅”， 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卷入战争。据报道，东京是帕内塔这趟一星期的亚洲之行的第一站。这是他出任防长以来第三次访问亚洲，反映了美国将焦点转向亚太的 政策。帕内塔将与日方讨论重新调整驻日美军和扩大弹道导弹防御合作等事宜，之后他将前往北京，尝试深化和拓展与中方的军事联系。
深度解 析：由于钓鱼岛之争端，中日间之矛盾逐渐成为亚太地区最主要的矛盾，而日本阴谋崛起以及一意孤行之举动，使得中日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迅速增加，从两 国未来发展战略方面来看，如若中日就钓鱼岛问题开战，胜负都将深远影响两国未来之发展，任何一方都输不起，对于我国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区域性的争端极有可 能引爆全球性的世界大战。自苏联解体之后，以白宫为首的利益集团已独霸世界二十余年，而今我国以及俄国的崛起，使得这一局势出现微妙之变化，全球利益之不 均衡，使得我国在发展中捉襟见肘，特别是由于领土领海争端，不断严重阻碍了北京方面崛起的步伐。近些年来，我国借助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在世界范围内采取 迂回前进的方法与美之利益集团就行博弈，而日本则是白宫方面为遏制北京进军海洋的一个棋子，现今中日矛盾加深，大有引爆世界大战的可能，而白宫方面尚未做 好战争之准备，其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与北京打一场无把握之战，而此战不管胜负对世界而言都将是不可估量的灾难。遂白宫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派遣其之国 防部长赶赴亚太，调节中日争端，然由于我国逐渐强硬，使得白宫不得不对日本进行有效遏制，防止即将爆发之战争，而日本由于处处受制于白宫，遂其之阴谋在白 宫的的遏制之下，将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所以发出绝望之声，但白宫方面并会就此而迁就北京，定会利用采取一定的手段，同时对北京进行遏制，从而达到一箭双 雕的目的。
中日夺岛关键时刻 美国突然狠扇日本大耳光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原题：中日岛屿之争：和平存在于历史共识中 继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引爆韩日岛屿主权争议后，中日相关人员接连登陆钓鱼岛又令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紧张。
从某种程度上讲，东亚地区的这些冲突都是因各个国家渴望开发海底石油和使用岛屿周边的渔业权所致。但深藏在领土争端之下的是与东亚地区历史息息相关的深层的情愫——特别是各个国家如何解释和面对历史。
和平地解决这些岛屿争端需要亚洲各国的共同意愿，特别是日本。各国需要对历史达成共识，对各国在最近几十年寻找和平与发展的努力程度达成共识。
德国就是战后国家拥抱受害者、作出赔偿、通过大量发自内心的道歉表达悔悟的典范。德国的历史书对待纳粹时代准确的记录，更确切地说是许多德国人表现出的真诚的同情心，帮助德国成为了欧盟的一个领导国。
但是，在赎罪方面，日本并没有像德国一样，这令中国、韩国和朝鲜不满。在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的少数势力否认日本帝国所犯下的许多暴行。
为了国家的名誉，一些日本学者同中国和韩国专家一起编纂了一部共同历史书，并于2005年发表。但是，这本书却并没有获得各国官方的青睐。
2006年，中国和日本官方联合成立了一个学术委员会来试图形成关于两国历史的共识。这一委员会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有关诸如1937年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细节上仍然踟蹰不前，无法形成共识。
韩国和日本也试图努力就双方历史达成共识。但是，民族主义仍然在两国充当了一个有用的政治工具。不过，日韩的关键军事盟友美国对此有更多的担心，美国需要日韩的帮助来应付中国。
上 周，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 阿米蒂奇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 奈共同发起一项有关美日关系的研究，研究呼吁日本、韩国和美国要扩大在历史问题上的对话。研究报告称，“为了让联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非常有必要让日本 面对持续令日韩关系复杂化的历史问题。”
报告还称，“首尔和东京应该通过现实政治的途径来重新检视韩日双边关系。历史仇恨不应该在战略上成为彼此的威胁。”
正视过去的暴行并不需要减少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这一点不论是对日本人还是任何国家的国民都是适用的。当前的一代人也不需要同过去的一辈一样。承认过去也可以在东亚各国中开启一个尊重他国拥抱和平的意愿。
东亚地区的许多岛屿主权争议都不应该走向危险的冲突，而是应该以诸如双边协商等形式进行解决。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认同过去战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然后放下历史积怨，共同向前。
国防部下令：将派100架歼10轰炸钓鱼岛日军舰
据传今天国防部下了一道狠命令，将派100架歼10轰炸钓鱼岛日军舰，不仅因为这次保钓的事，更因为日本要驻兵钓鱼岛，下面我们先看看日本方面的信息：
从日本官员的表态来看，驻军钓鱼岛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虽然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片领土长期以来都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
日本对钓鱼岛的中国属性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控制方式上一直采取比较低调的方式。但从最近几年的演进轨迹上看，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控制正在一步步强化，而这种强化的最终指向就是军事占领。日本是否会驻军钓鱼岛以及何时驻军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说 日本有意驻军钓鱼，并非危言耸听。不管从日本政府的实际举措，还是从日本官员近来的表态上，都可以看出这一意向。就前者而言，日本对钓鱼岛的兵力部署已 经由“海上保安厅为主，向海上自卫队与保安厅联合监控”转变。实际上，目前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情报侦察任务已归日本自卫队承担。
自卫队在宫古岛、久米岛设立的雷达站也负责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进行监视。近期日本防卫省正在研究分阶段在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部署自卫队的计划，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钓鱼岛局势”。可以说，近10年来，日本已经为长期占有钓鱼岛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军事部署。
从 日本官员的表态来看，驻军钓鱼岛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日本防卫相森本敏上月初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日本拥有6800座岛屿，“很有必 要”在西南端驻扎部队，以加强预警和侦察能力。森本敏还特别强调了钓鱼岛的“防御”问题，称“我们必须坚决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尖阁群岛(即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这段话被认为是日本政府释放的有意在钓鱼岛驻军的信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专门对此做出了回应，明确表示 “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人采取任何手段妄想改变这一事实都是徒劳的。
很多人对日本驻军钓鱼岛很担心，认为这会加大钓鱼岛回归中国的难度。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我们认为，日本一旦驻军钓鱼岛，将成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契机。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钓鱼问题的特殊历史和现状。
那日本为什么一直不派兵去钓鱼岛呢，理由很简单：
日本近日有声音提出要驻军钓鱼岛，显然这是日本右翼趁美国近期对中国的频频动作，也想浑水摸鱼。然而，这不过是几声噪音而已，不但目前的执政民主党政府不敢这样做，就算将来自民党重新执政也不敢这样做
事 实上，钓鱼岛在日本自卫队控制之中，香港和台湾的保钓人士屡屡出动，都难以进入钓鱼岛十二海里范围之内；北京军方则保持克制，不想在南海等问题未解决之 前，又要在东海应付日本，造成四面迎战的困局。从军事角度看，光秃秃的钓鱼岛无险可守，日本要驻兵也只是象徵性，但是，中国连日本在钓鱼岛竖灯塔都坚决反 对，若日本真的要驻军，那麽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激烈反应，否则当局也要下台。而在此时此刻拉紧中日关系，日本能得到甚麽好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 国军力增加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本身不足以对抗中国，只能靠美国的保护伞，然而，连美国都有所顾忌，「华盛顿号」航母两次要入黄海最终都取消，难道日本政 府包括军事当局就没有头脑，没事找事？现时，有消息说年底日美的联合「夺岛」演习将在钓鱼岛海域举行，三禅相信，北京军方对此不会不作出反应，最终该演习 一定避免在钓鱼岛海域举行。事实上，日本若明智，不应主动挑衅中国，惹恼了中国，反而真的被中国重新控制钓鱼岛。问题最本质的方面是甚麽？就是经济！日本 上下都知道经济靠中国，所以几个右翼声音成不了气候。
据日本方面透露，在过去18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战舰第三次出现在了日本冲绳县南部海域。这一次，两艘中国潜艇在该海域浮出海面后继续航行。这在钓鱼岛(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都已宣称拥有该岛主权)附近海域是前所未有的。
报道称，钓鱼岛由8个无人岛组成，过去只有渔民会偶尔使用该岛。钓鱼岛距台湾地区220公里、距中国大陆360公里、距日本冲绳县360公里。在有 关钓鱼 岛的主权宣示中，1895年，日本第一次正式发表的声明最为强硬。不过，二战结束后，美国接管了钓鱼岛，并在其中一些岛屿上进行轰炸演习。不过，日本仍继 续宣称拥有钓鱼岛的所有权，而且或许受该岛石油矿层的吸引，中国和台湾地区也于20世纪70年代对钓鱼岛宣示了主权。
报道指出，如果与中 国发生军事对峙，日本部署在钓鱼岛以东仅约180公里处的宫古岛上的新雷达装置，能使日本更轻易地控制钓鱼岛。事实上，中国和日本一直 存在这样的对峙。2009年，两架中国J-10A战斗机在钓鱼岛附近驱逐了三架日本F-2战斗机。两年前，中国海岸警备舰队与中国J-10A战斗机开始一 起在钓鱼岛上巡航。
此外，5年前，尽管两国还在就中国和日本冲绳岛之间存在争议水域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进行讨论，但位于该海域的一个中国石 油钻井平台却已开始生产天然气。在这 个日本宣示拥有主权的水域，中国花费2年时间在那里修建了这个钻井平台。而且，中国之后又修建了第二个钻井平台，以及供两个钻井平台使用的水下石油管道。 北京政府定期派遣舰队在该水域巡航，以强调此水域处于中国控制之下领海。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原本有可能在任何一场日中海战中战胜中国，但 由于中国如今拥有了核武器而日本还没有(至少目前还不具备核武器)，因此一旦两国之间爆发 海战，它可能会对日本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此外，日本此前也曾提出这种观点，对此有关人员担心，这可能会致使日本秘密或者公开建造核武器。而这可能会成为 必然——日本或许很快便会建造核武器。
下面看看欧盟怎么说钓鱼岛问题的：
中日在东海油气田开发上长期存在争议钓鱼岛，因为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而受到青睐。日本、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这一组无人居住的岛屿享有主权。双方都从历史中寻找主权依据。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争端起始于一百多年前。1895年，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利，被迫签署《马关条约》。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国把台湾及附近岛屿割让给日本。
维 也纳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汉学家与国家法专家格尔德-卡明斯基(Gerd Kaminski)称，在条约签署后，才有人开始到这个岛上居住。他说：条约签署后，日本人才在那里开始进行开发工作，这是日本人能提出的理由。1909 年的时候，这个岛上居住着218个日本人。但是，这并不因此能自动推导出日本人对钓鱼岛享有主权。早在1863年时，当时的清朝就在它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将 钓鱼岛划为福建省的一部分。
二战之后，战败国日本不得不将台湾主权交回中华民国。但是，与此同时，钓鱼岛却作为冲绳岛的一部分被置于美国 军事管辖之下。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撤到 台湾，在大陆则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钓鱼岛主权问题一直未起争端。但是到了60年代末，钓鱼岛附近发现了巨大的原油储藏。1969 年，美国宣布将钓鱼岛主权交回给日本，这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正式提出了对该列岛主权要求。现在，日本坚称是从美国那里合法重新得到了钓鱼岛主 权。
美国亚特兰大萨姆-努恩国际事务学院(Sam Nun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Atlanta)的中国专家约翰-加弗纳(John Garvner)说：日本的立场是，钓鱼岛在地理上是冲绳岛的一部分，它在1969年主权交回日本前，一直由美国人作为冲绳岛的一部分来管辖。
但 是中国的看法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国人的理由是：早在公元二世纪左右的汉代，中国的渔民就发现了钓鱼岛；在公元八世纪时，中国的唐朝就已经正式对钓鱼岛行 使了管辖权。中国人称，日本是通过《马关条约》才得到钓鱼岛的，而随着台湾主权1945年回归中华民国，钓鱼岛主权也随之回归了。
加弗纳说：中国的理由是，钓鱼岛不是冲绳群岛的一部分。如果看看那里的海底结构特征，就真的会发现钓鱼岛的构成实体在地理上更靠近台湾而不是冲绳岛。
那中国为什么也一直不派兵去钓鱼岛呢？究竟有何战略意义：
而钓鱼台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面积约4.3平方公里。岛屿面积的差异决定了战略上的差异，对于钓鱼岛易攻难守的特性这一点日本好像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坊间一直认为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缺乏俄罗斯的强硬姿态，但是上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钓鱼岛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枝野幸男宣称钓鱼岛正由日本有效控制的说法也是自欺欺人的。战术上中国要打破这种所谓的有效控制只需要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但是日本要拿下俄罗斯控制的南千岛群岛恐怕只有空想的份儿。所以笔者一直认为钓鱼岛是搬不走的，中国没有必要与日本玩口舌之争。对日本只需要观其行就可以了。
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民主党和自民党等议员组成的“为保卫国家主权和利益而行动的议员联盟”9日决定，围绕钓鱼岛的“国有化”和增强日本边境警备问题，明年将向通常国会提交一份法案。
该法案将在钓鱼岛建设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常驻基地纳入议题。说归于说，真正敢不敢实施还要看日本的胆量了。
笔者分析中国目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底线就是，日本不能再钓鱼岛上部署一兵一卒。日本一旦踩了底线战端恐怕就要开启。
钓鱼岛位于福建正东，距离福建海岸线的距离与其到日本冲绳那霸空军基地的距离大体相当。表面上看中日两国的空军都能够对钓鱼岛空域实行有效控制，差别在于福建是大陆基地而冲绳是离岛基地。
一旦打起来作为交战国的中国有权打击冲绳基地，打烂了冲绳这块跳板日本的空军就不得不从本土参战，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格局了基本胜算全无。
这只是空军的对比，至于海军对抗不会发生像二战美日对决的大场面。日本的大型水面战舰都在中国东风11导弹射程之内，聪明的中国人不会与日本玩舰对舰的拼刺刀战术。
话又说回来日本是没有战争自主权的，日美共同防御指针可以为日本撑腰同样也是捆绑日本的绳索。美国不会容忍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把美军拖入同中国的战端。所以笔者认为枝野幸男的战争叫嚣也只能给右翼分子过过嘴瘾而已。
对于外媒预测的中日之间可能爆发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中日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摩擦但不会有战争，而一旦打起来首战即时决战而且战争的发展方向和广度不可控，这应该是中美日三国潜在的共识
中国一直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为了服从这个大的方针和目标，中国不会在东海以及钓鱼岛轻启战端。
日本右翼的言论只能证明日本目前在中国主导的大气候下的服从与挣扎的两难选择。与日本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韩国，因为韩国也想侵占中国的苏岩礁。
笔者认为日韩对于中国航母下水的恐惧也不是基于岛屿之争，而是对于中国东亚政策的抵抗情绪，因为日韩军方都明白解决钓鱼岛和苏岩礁与有无航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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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October 29, 2012 - 01:07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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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10年来涌现13位首富 有人已锒铛入狱
2012-10-29 14:13:27 来源: 网易财经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年度 首富 财富 (亿元) 公司 行业 2012年财富 (亿元) 2012年排名
2003 丁磊 76 网易 互联网 185.9 15
2004 荣智健 122.2(14.9亿美元) 中信泰富集团 基础设施、房地产、钢铁 未知 未知
2005 荣智健 133.18 中信泰富集团 基础设施、房地产、钢铁 未知 未知
2006 黄光裕 180.9 北京鹏润投资 零售 76.2 78
2007 杨惠妍 1211.5 碧桂园 房地产 277.2 9
2008 刘永行 204.0 东方希望集团 饲料、铅电、金融 365.4 7
2009 王传福 396.0 比亚迪 电池、IT零部件、汽车 76.9 77
2010 宗庆后 534.0 娃哈哈 饮料 630 1
2011 梁稳根 594.5 三一集团 机械装备制造 371.7 6
2012 宗庆后 630 娃哈哈 饮料 630 1
胡润百富榜：
年度 首富 财富 (亿元) 公司 行业 2012年财富 (亿元) 2012年排名
2003 丁磊 75 网易 互联网 250 19
2004 黄光裕 105 北京鹏润投资 零售、地产 210 25
2005 黄光裕 140 北京鹏润投资 零售、地产 210 25
2006 张茵 270 玖龙纸业 造纸 200 29
2007 杨惠妍 1300 碧桂园 房地产 330 11
2008 黄光裕 430 北京鹏润投资 零售、地产 210 25
2009 王传福 350 比亚迪 电池、IT零部件、汽车 102 100
2010 宗庆后 800 娃哈哈 饮料 800 1
2011 梁稳根 700 三一集团 机械装备制造 460 5
2012 宗庆后 800 娃哈哈 饮料 800 1
新财富富豪榜：
年度 首富 财富 (亿元) 公司 行业 2012年财富 (亿元) 2012年排名
2003 荣智健 61.1 中信泰富 基础设施、房地产、钢铁 100 59
2004 荣智健 85.2 中信泰富 基础设施、房地产、钢铁 100 59
2005 陈天桥 150 盛大网络 在线游戏 125 93
2006 施正荣 150 无锡尚德 太阳能 30 406
2007 杨惠妍 455.1 碧桂园 地产 235.7 9
2008 杨惠妍 798.6 碧桂园 地产 235.7 9
2009 沈文荣 200 沙钢集团 钢铁 110 50
2010 王健林 401 万达集团 商业地产 460 1
2011 梁稳根 500 三一集团 机械装备制造 440 2
2012 王健林 460 万达集团 商业地产 46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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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October 29, 2012 - 12:53 am: | |
http://news.qq.com/a/20121028/000443.htm
日媒：日本须预先准备10-20年才能与中国一战
2012年10月28日 环球时报
这是日本媒体人田中宇于10月11日在其开设的专栏《国际新闻解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原题为《日本在尖阁列岛问题上与中国对立是愚蠢的策略》，现摘编如下：
日本政府9月11日决定将钓鱼岛土地国有化，随后中国各地发生谴责日本的游行、集会，日本车在中国的销量直线下降。日本和日本产品受到沉重的打击，即使是喜爱日本车的中国人，乘坐日本车也需相当的勇气。销售低迷仍将持续，预计10月至12月，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整车将减少70%，汽车部件的出口将减少40%。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日系豪车特别受到青睐，此次豪车的销量减少显著。此外，在中国市场，日本家电产品的销量也与汽车同样急剧减少。令人关注的是，因此此事件，日本产品将失去在中国市场保持的品牌力、高级感和可靠性等，甚至在奢侈品领域，日本产品已不可逆转地被中国国内品牌取代。
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产品的品质仍低于日本产品，但中国企业通过承包日美欧企业，磨练了自己的技能，从家电到汽车、从简单到复杂的产品，中国品牌的性能正迅速提高。目前中国产品还未跟上消费者自身的转型，在中国仍被认为“中国品牌不如日本(欧美)品牌”。但是，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中国产品可能会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赶上日本产品。一旦发生这种转变，日本产品在世界最大的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将无法复活，对日本经济产生长期不利的影响。
中国政府知道自己在消费、投资领域拥有巨大的市场，可以此作为国际政治的武器。中日间搁置领土问题(默许)以前是为了政治平衡，日本方面通过钓鱼岛国有化，打破了这种平衡，导致中国的报复，这种主要不是军事领域，而是来自经济领域。日本极力仅在军事方面强调中国多艘船只来到钓鱼岛近海，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公然、非公然地发起了损害日本经济利益的经济制裁。
当然，日本方面也可以发起抵制中国产品的运动，制裁中国经济。但是，日本没有人主张这么做。如果你不买中国产品，从日用品到服装、饮食店的食品，你就无法得到便宜的东西，很多日本人会因高物价陷入困境。如果你不喜欢中国人，可以殴打走在街上的中国观光客解气，但也没有人这么做。日本观光业界期待从9月末开始的国庆节连休，中国观光客能蜂拥而至，但因钓鱼岛问题大量取消，很是萧条。日本在经济方面无力对抗中国。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没考虑到这些问题，果然在经济上正遭受更大的打击。
也许有人说：“钓鱼岛的领土问题比经济更重要”，这种人早就应该呼吁抵制中国产品。事实上，最近日本政府已经搁置钓鱼岛问题，很多日本人甚至不理解钓鱼岛(竹岛)存在的问题。10年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所有领域的实力远不如现在，日本与中国谈判比现在容易得多。如果钓鱼岛是大事，日本政府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将钓鱼岛国有化。我在2001~2003年就开始报道中国将要崛起，应比我更敏锐地观察国际形势的日本政府，早就应该预知到中国的崛起。
很久以前，日本渔船很少在钓鱼岛近海的渔业水域活动，此片海域多为中国渔船。至1970年，日本渔船曾到中国近海捕鱼，但因日本人工费上涨，最近日本渔船不再远航捕鱼，反而是中国渔船来到日本近海。钓鱼岛近海不是日本重要的渔业水域，如果钓鱼岛周边的石油、天然气等海底资源是座宝库，应尽快开发。对美从属的日本政府，顾忌美国的大型石油公司，不敢独自开发石油、天然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在钓鱼岛周边挖掘石油、天然气时，正是日本意欲脱离对美从属，重视亚洲(中国)之时。
日本政府并非因钓鱼岛领土的重要而将其国有化。在政治、经济(美元、美国政府财政)方面，美国霸权正进一步动摇，因此必须强化以中国为敌的日美同盟(日本的对美从属)，日本虽然知道会激怒中国，但还是实施了钓鱼岛国有化。对日本政府(官僚机构)而言，经济和钓鱼岛相比，经济是大事，但经济和对美从属相比，对美从属是大事，即使牺牲经济也要将钓鱼岛国有化，因而触怒了中国。
日本政府的真正目的不是抑制中国崛起，而是通过美国围攻中国，维持和强化对美从属，政府的呼声只是装样子。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日本必须从10~20年前开始准备。官方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任何准备，日本不会与中国开战。
中国虽未与日本发生战争，但在经济方面却持续对日本造成损害。中国数年前想从日本获得更多经济方面的技术和知识，不是想损害日本而是优先考虑合作关系，但中国迅速掌握经济技能后，正减少对日本的依赖。相比之下，日本在市场方面，则必须依赖中国消费者。从这种经济层面上看，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对立是愚蠢的策略。 |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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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September 30, 2012 - 06:10 pm: | |
當然，現在已不是去證明釣魚台主權歸屬於誰的時候了。不過要打也不一定打得過日本。就算始作俑者美國不参予(相信也不敢！)据一般資料說，日本海上力量已超英苏，居世界第二位。中國航母目前只能當作是武術表演而矣。
到目前為止，中國除了以理來證明釣魚台主權歸屬外，還沒有看到中國的對策。日本想引誘中國走入國際法來觧决問題，一些專家以為若以國際法來觧决。中國會輸掉釣魚台。
怎麼辦？如何與日本斗？。
大斗？小斗？文閗？(包括經济外交‥‥‥‥)武閗？持久戰抑或速戰？用陣地戰、縱深戰抑或游擊戰術？
好像問題多過答案。
相信大家還記得〝陸沉未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2/09/120930_japan_china_us.shtml
美日钓鱼岛交接机密文件曝光
童倩
BBC中文网日本特约记者
更新时间 2012年9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02
钓鱼岛
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接管的计划曾在尼克松政府内部引起争议
日本亲中大报《朝日新闻》周日（9月30日）引述美国机密文件，披露1971年美国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交给日本管辖时，当时尼克松政权内部的犹豫和争论。
这是继两天前日本右派报纸《产经新闻》首次报道以来的追踪披露，说明这一内幕也正引起日本传媒关注和探讨。
两份机密文件
文件是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保障公文馆被发现的，是1971年6月17日美国与日本签署归还冲绳主权的协定前，美国中央情报局5月份的报告书《尖阁诸岛纷争/海底石油的波涛》和《尖阁诸岛纠纷的政治意味》备忘录。
两份属于高度机密的文件说明，1968年联合国的海洋调查指出钓鱼岛海域可能存在油田后，台湾积极反对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管辖的计划。
当时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强烈要求把钓鱼岛交给台湾。
而当时中国由于本身需求石油量不大，反对并不激烈。
因此中情局分析说：“今后短期内的大规模争夺可能会是日台之间，不排除台湾军队登陆尖阁诸岛的可能性”，“而日台如向钓鱼岛西侧探索石油，中国则可能出动海军”。
尼克松的决定
文件显示，6月7日尼克松在总统别墅戴维营开会前，前国务卿基辛格打电话与反映台湾要求的当时负责国际经济的总统助理彼得森讨论钓鱼岛是否交给日本时，就已敲定管辖权交给谁不意味着主权属于谁的美国立场。
与日本谈判纤维贸易时遭磨难的彼得森后来在会议上再提出台湾要求归还钓鱼岛时，尼克松说：“管辖权交给日本已与日本取得协议，现在没法再谈这个问题”。
当时彼得森等仍尝试游说，尼克松厉声训斥道：“闭嘴”！
次日，前美国副国务卿庄逊又对基辛格说，因为彼得森等有意见，是否该重新修订即将交给日本管辖地区的名单。
对此基辛格说：“不要提岛的问题，彼得森已被总统要求保持沉默”。
历史“罗生门”
次日基辛格再与约翰逊通电话时，约翰逊说日本外相已答应与台湾就钓鱼岛管辖权对话。
基辛格与约翰逊再次确定把钓鱼岛交给日本管辖不表示主权归属，并将向日本传达这一立场的方针。
美国这一立场延续至今。
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外长杨洁篪在联合国大会上指责日本盗取钓鱼岛，日本民主党前外相前原诚司周六在神户的一个演讲中说：“中国说明朝起就有效统治尖阁诸岛是谎言，这是中国在获悉钓鱼岛海域资源后，开始自己制造的历史”。
随着中日在联合国争执钓鱼岛主权的历史，美国的内部文件也突出了日台争端的另一侧面。
〝陸沉未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
中日釣島開戰 美將出賣日本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2035/112012100100143.html
日本学者要求政府反省历史 妥善解决钓鱼岛争议
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20930/1340715.html
以德为师，不以“历史边疆论”能觧决問題？
钓鱼岛危机折射东亚变局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20?page=2
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回顾
http://view.news.qq.com/zt2012/zrbj/index.htm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始末
http://view.news.qq.com/zt2012/gzzy/index.htm
一、两蒋时代：民间保钓如火如荼，官方行动畏首畏尾
http://view.news.qq.com/zt2012/twdyd/index.htm
美国从中作梗，导致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最终失败
http://view.news.qq.com/zt2012/drsp/index.htm
日本政府向中国道歉了吗？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18/cc18wuzheng/
美国“再平衡”战略下的钓鱼岛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2/09/120918_hu_us_diaoyu_policy.shtml,
台湾民间保钓42年风雨历程
http://roll.sohu.com/20120926/n353959771.shtml
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法理依据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7/23/c_123454671.htm
钓鱼岛背后的政治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88
环球时报 现在搞彻底解决 中国吃亏可能性大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209/t20120911_1793446.html
模糊政治再难解决钓鱼岛问题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0-09-26/110530296.html
张召忠点评钓鱼岛主权纷争:军事上我们要做好准备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2/09/11/16276092.html
专家:日本军事动向值得关注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2-09/14/c_123716008.htm
野田佳彦是日本的“亡国政治家”？
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58147
世界海军排名：中国海军竟然没进入前十！
http://hot.580k.com/n/201004/16/n20100416_228378.shtml
最後一個叫做 Strategy Page 的網站，將30個國家的海軍以其「噸位數」、「艦艇數」以及「海軍品質」做為評比指標。海軍品質以美國海軍為100%，其他國家以美國為準（最高）顯示其與美國的差距。最後將「噸位數」、「艦艇數」以及「海軍品質」三者綜合算初期戰力（Combat Value）。可惜這個網站也沒有說明如何換算成「戰力」排名。
以艦艇噸位數前五名排名：美國（3,024千噸）、俄羅斯（908千噸）、英國（510千噸）、中國（346千噸）、日本（310千噸）。附註：台灣（140千噸），排名第七。
以軍艦數量前五名排名：中國（219艘）、美國（201艘）、俄羅斯（187艘）、北韓（124艘）、日本（124艘）。附註：台灣（99艘），排名第八。
以海軍品質排名：美國（100％）、英國與以色列（90%）、台灣（70％）中國（45%），排名最後。
以海軍綜合戰力排名前五名：美國（302）、英國（46）、俄羅斯（45）、日本（26）、中國（16）。附註：台灣10
資料來源：http://www.strategypage.com/fyeo/howtomakewar/databases/navy/navalforcesoftheworld.asp
中共建政前，中苏间已存在三种边界线三笔领土账
http://view.news.qq.com/zt2012/zsbj/index.htm
热帖：与钓鱼岛相比 海参崴才是毫无争议的中国固有领土
http://www.tokyocn.com/article-172548-1.html
還有中印邊境两塊呀！！！ |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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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September 28, 2012 - 11:08 pm: | |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9/28/c28shaw/en/
The Inconvenient Truth Behind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By HAN-YI SHAW September 28, 2012
I've had a longstanding interest in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the subject of a dangerous territorial disput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claims to be neutral but in effect is siding with Japan, and we could be drawn in if a war ever arose. Let me clear that I deplore the violence in the recent anti-Japan protests in China: the violence is reprehensible and makes China look like an irrational bully. China's government should rein in this volatile nationalism rather than feed it. This is a dispute that both sides should ref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ather than allow to boil over in the streets. That said, when I look at the underlying question of who has the best claim, I'm sympathetic to China's position. I don't think it is 100 percent clear, partly because China seemed to acquiesce to Japanese sovereignty between 1945 and 1970, but on balance I find the evidence for Chinese sovereignty quite compelling. The most interesting evidence is emerging from old Japa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suggests that Japan in effect stole the islands from China in 1895 as booty of war. This article by Han-Yi Shaw, a scholar from Taiwan, explores those documents. I invite any Japanese scholars to make the contrary legal case. - Nicholas Kristof
Japan's recent purchase of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has predictably reignited tensions amongst China, Japan, and Taiwan. Three months ago, when Niwa Uichiro,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to China, warned that Japan's purchase of the islands could spark an "extremely grave crisi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okyo Governor Ishihara Shintaro slammed Niwa as an unqualified ambassador, who "need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his own country".
Diaoyu Island is recorded under Kavalan, Taiwan in Revised Gazetteer of Fujian Province (1871).
根据《重纂福建通志》（1871），钓鱼岛属台湾噶玛兰厅管辖。
Japan Diplomatic Records Office.
Letter dated May 12, 1894 affirming that the Meiji government did not repeatedly investigate the disputed islands.
1894年5月12日的信札证实，明治政府并没有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进行再三的实地调查。
Report dated August 12, 1892 from navy commander affirming the islands were not fully investigated. Source: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海军将领在1892年8月12日的报告证实，对这些岛屿的勘察并未完成。来源：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
Ambassador Niwa was forced to apologize for his remarks and was recently replaced. But what is most alarming amid these developments is that despite Japan's democratic and pluralist society, rising nationalist sentiments are sidelining moderate views and preventing rational dialogu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aintains that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are Japanese territor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and has repeatedly insisted that no dispute exists. Despite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sees a major disput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evade important historical facts behind its unlawful incorporation of the islands in 1895.
Specificall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sserts, "From 1885 on, our government conducted on-site surveys time and again, which confirmed that the islands were uninhabited and there were no signs of control by the Qing Empire."
My research of over 40 official Meiji period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the Japanese National Archives, Diplomatic Records Office, and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Library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Meiji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Chinese ownership of the islands back in 1885.
Following the first on-site survey, in 1885, the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wrote, "Chinese newspapers have been reporting rumors of our intention of occupying islands belonging to China located next to Taiwan. At this time, if we were to publicly place national markers, this must necessarily invite China's suspicion. "
In November 1885, the Okinawa governor confirmed "since this matter is not unrelated to China, if problems do arise I would be in grave repentance for my responsibility".
"Surveys of the islands are incomplete" wrote the new Okinawa governor in January of 1892. He requested that a naval ship Kaimon be sent to survey the islands, but ultimately a combination of miscommunication and bad weather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he survey to take place.
"Ever since the islands were investigated by Okinawa police agencies back in 1885, there have been no subsequent field surveys conducted," the Okinawa governor wrote in 1894.
After a number of Chinese defeat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a report from Japan's Home Ministry said "this matter involved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but the situation today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back then." The Meiji government, following a cabinet decision in early 1895, promptly incorporated the islands.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never took place and this decision was passed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It was never made public.
In his biography Koga Tatsushiro, the first Japanese citizen to lease the islands from the Meiji government, attributed Japan's possession of the islands to "the gallant military victory of our Imperial forces."
Collectively, these official documents leave no doubt that the Meiji government did not base its occupation of the islands following "on-site surveys time and again," but instead annexed them as booty of war. This is the inconvenient truth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conveniently evaded.
Japan asserts that neither Beijing nor Taipei objected to U.S. administration after WWII. That's true, but what Japan does not mention is that neither Beijing nor Taipei were invited as signatories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1951, from which the U.S. derived administrative rights.
When Japan annexed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in 1895, it detached them from Taiwan and placed them under Okinawa Prefecture. Moreover, the Japanese name "Senkaku Islands" itself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1900 by academic Kuroiwa Hisashi and adopt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ereafter. Half a century later when Japan returned Taiwan to China, both sides adopted the 1945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of Taiwan, with the Chinese unaware that the uninhabited "Senkaku Islands" were in fact the former Diaoyu Islands. This explains the belated protest from Taipei and Beijing over U.S. administration of the islands after the wa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requently cites two documents as evidence that China did not consider the islands to be Chinese. The first is an official letter from a Chinese consul in Nagasaki dated May 20, 1920 that listed the islands as Japanese territory.
Neither Beijing nor Taipei dispute that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 along with the entire island of Taiwan --- were formally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at the time. However, per post-WW II arrangements, Japan was required to surrender territories obtained from aggression and revert them to their pre-1895 legal status.
The second piece evidence is a Chinese map from 1958 that excludes the Senkaku Islands from Chinese territory. Bu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partial unveiling leaves out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map's colophon: "certain national boundaries are based on maps compiled prior to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
Qing period (1644-1911) records substantiate Chinese ownership of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prior to 1895. Envoy documents indicate that the islands reside inside the "border that separates Chinese and foreign lands." And according to Taiwan gazetteers, "Diaoyu Island accommodates ten or more large ship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Kavalan, Taiwan.
The right to know is the bedrock of every democracy. The Japanese public deserves to k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It is the politicians who flame public sentiments under the name of national interests who pose the greatest risk, not the islands themselves.
Han-Yi Shaw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aipei, Taiwan.
关于钓鱼岛，日本难以示人的真相
邵汉仪 2012年09月28日
我一直对钓鱼岛/尖阁诸岛很感兴趣，中日两国因为这个群岛而爆发了危险的领土纷争。美国声称持中立态度，但实则支持日本。而且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很有可能卷入。让我先明确一点，我强烈反对最近中国反日游行中的暴力行为：暴力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这让中国看起来像是个毫无理性的暴徒。中国政府应该遏制这种危险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纵容之。中日双方都该把这一争端诉诸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而不是让其在大街上沸腾。话虽如此，但当我分析哪方在此事上持有最充分理由这个基本问题时，我更认同中国的立场。我并不是完全确定，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似乎在1945到1970年之间默认了日本的主权。但总的来说，我发现证明中国拥有主权的依据十分有力。最有趣的证据来自过去的日本政府文件，文件表明，日本实际上是在1895年把这些岛屿作为战利品从中国手里夺走的。台湾学者邵汉仪(Han-Yi Shaw)的文章对这些文件进行了阐述。我诚请任何日本学者提出相反的法律论据。——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
日本最近对钓鱼岛/尖阁诸岛的购岛行为，不出意料地再次激发了中国大陆、日本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三个月前，日本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Uichiro Niwa)对于日本购买钓鱼岛一事表示，“将会使日中关系陷入重大危机”，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却抨击丹羽宇一郎是不称职的大使，指其“需要更好地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
丹羽大使被迫为他的言论道歉，并在最近被撤换。但最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尽管是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但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在压倒温和的观点和阻碍理性的对话。
日本政府坚持认为，根据国际法和历史观点，钓鱼岛/尖阁诸岛为日本领土。日本政府还一再重申“不存在领土争议”。尽管在全世界眼中，确实存在巨大争议，日本政府却依旧逃避1895年非法编入该岛屿背后的重要史实。
日本政府声称，“自一八八五年以来, 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再三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 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 而且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
我从日本国立公文馆(Japanese National Archives)、外务省外交史料馆(Diplomatic Records Office)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Library)找到了逾40份明治时期的文件。通过这些文件可知，当时的明治政府充分意识到清朝政府对于钓鱼岛的主权。
1885年第一次实地调查之后，当时的日本外务卿写道，“近时清国报纸揭载我政府欲占据台湾近傍之中国所属岛屿的传闻，对我国抱以疑忌，并促中国政府予以注意。我政府若于此时遽尔公然建立国标，反易招致中国的疑忌。”
1885年11月，冲绳县令表示，“此事与清国不无关系，倘生意外，将不知如何应对，殷盼指示。”
“鉴于尚未再次踏查各岛，”新任冲绳县知事在1892年1月写道，因此要求海军派遣军舰海门号(Kaimon)前去勘察。然而由于军令传达不善和天气恶劣，勘测并未实现。
“自1885年由琉球县属警部派出之调查以来，期间未再进行实地调查”冲绳县知事在1894年写道。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屡战屡败，日本内务省的一份文件写道：“此事过去涉及与清国交涉……但今昔情况已殊。”明治政府随即通过1895年初的内阁决议，将这些岛屿据为己有。
日本从未与中国就此事进行交涉，且该决定是在甲午战争期间秘密通过的，从未公之于世。
古贺辰四郎(Tatsushiro Koga)是首位从明治政府手里租赁这些岛屿的民间人士。古贺的传记中把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占有归功于“皇国大捷之结果”。
这些官方文件皆确凿表明，明治政府占有这些岛屿的依据不是“再三的实地调查”，而是将这些岛屿作为战利品吞并。这些难以示人的真相，至今被日本政府刻意回避了。
日本称，北京和台北在二战以后都没有反对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托管统治。这是事实，但日本没有提及的是，北京和台湾都不是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的签字国，而美国正是根据该条约获得了对上述地区的管辖权。
日本于1895年通过内阁决议编入钓鱼岛/尖阁诸岛时，将原来为台湾附属岛屿的这些岛屿，划入冲绳县。此外，“尖阁列岛”这一名称是日本学者黑岩恒(Kuroiwa Hisashi)于1900年新设的，随后被日本政府采用。半个世纪后，当日本把台湾归还中国时，中日双方沿用了1945年前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之行政区划记录。正因如此，中方对于无人岛的“尖阁列岛”，实际就是历史上的钓鱼岛无所知悉。这也说明了台北和北京为何会对于战后美国的托管之事，提出了迟来的抗议。
日本政府经常引用两份文件作为依据，来证明中国未把这些岛屿视为中国领土。第一份文件是中国驻长崎领事在1920年5月20日的感谢状，其中把这些岛屿列为“大日本帝国”的范围内。
实际上，北京和台北都不否认钓鱼岛/尖阁诸岛，连同台湾全岛，在当时皆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但根据二战后的协议，日本应归还自中国窃取的领土，并且恢复这些领土在1895年之前的法律地位。
第二个依据是1958年的中国地图，上面把尖阁诸岛排除在中国领土之外。但日本政府只展示了地图部分，却未提及版权页的重要说明：“中国部分国界线，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
清代（1644-1911）的官方记录也证明，钓鱼岛/尖阁诸岛在1895年之前为中国领土。清代册封使录将这些岛屿位于“中外之界”的范围之内。历代的台湾地方志更明确记载：“山后大洋北，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十艘，”属台湾噶玛兰厅管辖。
获知真相的权利是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石。日本民众有权知道故事的另一面。毕竟，导致今日最大危机的，是假借国家利益为名，煽动公众情绪的政客们，而不是这些岛屿本身。
邵汉仪是位于台湾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翻译：陶梦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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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September 25, 2012 - 07:38 pm: | |
http://roll.sohu.com/20120926/n353959771.shtml
 台湾民间保钓42年风雨历程
2012年09月26日
近来，中日钓鱼岛争端引起人们的关注，香港、台湾的保钓人士纷纷参与其中。其实，早在42年前，即1970年9月2日，台湾《中国时报》就曾派出4个 人的记者团，前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访、升旗、宣示主权，由此拉开了华人保钓运动的序幕，台湾成为两岸三地保钓运动的发源地。四十年来，台湾保钓运动不 断发展壮大。日前，记者采访当事人，掀开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
准备
精挑细选登岛人
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位于东海大陆架，距离台湾基隆港约186公里、琉球群岛石垣岛约170公里，面积4.3838平方公里，无人居住。1970年 8月，美国驻日本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准备在一年后将钓鱼岛与琉球群岛一起交还给日本。在美国表态后，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公开声称：“尖阁群岛属于日 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
此话一出，钓鱼岛随即成为国际焦点。保钓运动开始在台湾大学传开，台湾大学生举行保钓示威，抗议美国将钓鱼岛“转交”日本。蒋经国特派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处理学生保钓事务，当时马英九就读于台大法律系，也是积极的保钓分子。
《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考量各种情势后，决定派记者登岛采访，对外界介绍钓鱼岛真实情况。报社指派宇业荧、姚琢奇、刘永宁、蔡笃胜，租用专船前往实地采访。
在台湾戒严的年代，台湾警备总部严格管制渔船出海的情况下，《中国时报》特派记者团如何成功租用“采访船”执行出海登岛的采访计划？
当年参与登岛采访、并负责摄影的姚琢奇回忆说，当年《中国时报》基隆特派记者蔡笃胜，适时发挥了驻地记者“地利人和”的关键作用。蔡笃胜因熟悉租用渔船 与出海手续，透过他的联系安排，采访组顺利租得水试所的“海宪号”远洋渔船。但当时对出入海防的管理部门只说，《中国时报》记者将随船采访水试所的捕捞作 业，因为钓鱼岛周边是台湾渔民传统捕捞水域，据当时统计，靠钓鱼岛渔场谋生的渔船，每年渔季从苏澳、基隆、贡寮、野柳去的最少有3000艘，所以也没有引 起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王德泉船长在此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协助。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中国时报》在考虑登岛人员时可谓精挑细选。当时 《中国时报》的社会组召集人陆珍年回忆起当年的情况颇多感慨。他说，自己原本想亲自带队登岛，但董事长余纪忠思考再三，最后决定用社会组的宇业荧替换他， 他为此郁闷了好久，后来余纪忠告诉他，是担心竖旗之行有两个“暗礁”非常危险，一个是“外交部”，一个是“警备总部”，担心这两个部门会“找麻烦”，因此 派出去的记者，背景要经得起过滤。当年，安排这类采访敏感度很高，因此参加者的身份背景成为报馆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据悉，宇业荧曾就读南京遗族学校，是 宋美龄呵护下长大的抗日烈士家属。台湾当局有关部门从不怀疑这种特殊背景的子弟会有政治问题；刘永宁是有名的写作好手，下笔很快，当年登岛归来刊登的《钓 鱼台列岛奇观》都是他的手笔，其父是资深“立委”，所以有关部门也不敢轻易动他；姚琢奇出身青年军，家人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张宝树非常熟识。
登岛
成功升起旗帜
姚琢奇回忆说，一切准备妥当后，1970年9月1日下午，记者团搭乘船只从基隆启航。9月2日清晨他们抵达钓鱼岛，9时30分成功登岛，升起“青天白日 旗”。当时参与升旗的人，除了4名记者外，还包括“海宪”号船长王德泉、轮机长王锦田等人。几人还用预先准备好的油漆，在钓鱼岛礁盘上写下“蒋总统万 岁”5个大字。这5个大字后来帮了他们大忙。他们原计划在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黄尾屿4个主岛登陆。因气候恶劣，被迫放弃。但在绕岛巡礼过程中，发现 了台湾人在岛上建设的相关遗迹。
《中国时报》记者登上钓鱼岛插上旗帜的行动，与当年台湾当局低调处理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审慎立场呈现截 然不同的态度。姚琢奇回忆说，9月4日事件见报后，时任台“外交部长”的沈昌焕一大早就拿着报纸向蒋介石告状，批评《中国时报》冲过头，对日“外交”可能 有麻烦。但蒋介石看到钓鱼岛照片上有“蒋总统万岁”5个字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他们也是爱台湾的表现啊！”警备总部在获悉蒋介石的评价之后，也未敢再 追究下去。如今这4人中，宇业荧和蔡笃胜已去世，刘永宁移民美国，仅有姚琢奇还在台湾，目前担任由各媒体军事记者组成的“军事研究会”会长。
记者在眺望南小岛时发现，稍早台湾去的打捞人员为打捞沉船，曾在岛上搭建工寮。这是该岛的唯一建筑物，也证明台湾民众曾在这座岛上从事过建设。采访船行 经更北面的黄尾屿，发现更多台湾人留下的建筑遗迹。报道称，打捞公司为打捞沉船“海生2号”，曾在黄尾屿建工寮、台车轨道、码头，并辟地瓜圃植地瓜。黄尾 屿的面积略小于钓鱼岛，打捞公司的员工一年期间有4个月生活在岛上。由于风浪太大，后勤补给不易，采访船到达该岛时，岛上并无员工。
反响
引爆海外保钓浪潮
台湾记者的举动震惊了美日。据《中国时报》披露，冲绳官员曾接获美日高层的指令，派遣冲绳警察登上钓鱼岛，将“青天白日旗”拔下。当年9月21日的《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方计划拨款3000万日元给琉球政府，在钓鱼岛列屿建立无人管理的气象站。
前“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在受访时称，正是《中国时报》记者当年登岛升旗的行动，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特别是在美国，掀起了“争主权、保国土”运动，保 钓运动在1971年和1972年被推向高潮，其主要诉求就是反对美国将钓鱼岛连同琉球群岛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日本。早年曾在外事部门驻美机构与国民党驻外 机构负责文教交流事务的李庆平，因工作关系，对保钓运动的源起与发展知之甚详。他在受访时说，《中国时报》记者当年登岛升旗帜的行动，使钓鱼岛主权争议问 题更加受到瞩目。美国各大学各种保钓团体应运而生。1971年1月29日至30日，美国华人与台湾留学生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西雅图、洛杉矶、芝加哥 六大城，举行第一次大规模的保钓示威游行。纽约当地就有1300多人参加示威，主要对象是日本驻美机构。他说，保钓声浪持续升高，1971年3月中旬，包 括田长霖、陈省身、赵元任、何炳棣、李远哲、朱经武、张系国、余英时、杜维明、刘遵义等在内的500多位华裔学者写信给蒋介石，请台当局保持坚定立场，抵 抗日本新侵略。从此以后，四十多年来，台湾的保钓运动始终没有停歇过，新老保钓人士一直在为保卫钓鱼岛奋斗着。本报特约记者阿哲
老保钓林孝信:
全世界都知道
钓鱼岛属中国
在台湾新闻界，“中视”董事长林圣芬被称“圣老”，是人人敬重的老前辈。但鲜有人知道，他的哥哥林孝信，是1971年美国保钓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41 年来，林孝信曾背井离乡，一度因为台湾当局的政治迫害而沦为“黑人”，在美艰辛度日，其间甚至不敢与家人联系，成为流落在外的“孤儿”。
命运的转变始于钓鱼岛
从一个正版“乖乖牌”留学生，变成一个走上街头的愤怒青年，是林孝信人生的转折点。1967年，林孝信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一年后他通过了博 士资格考试，获得全额奖学金，很快过上了“有钱有闲”的好日子。随后，他创办了一本《科学月刊》，用这本杂志传播科学进步思想，建立北美台湾留学生人脉网 络。
1970年初，美日酝酿把钓鱼岛交给日本管理，一些长期在钓鱼岛捕鱼的台湾渔民开始被日舰驱赶，钓鱼岛事件白热化。消息传到美 国，留学生集结起来，他们找到林孝信，请他用《科学月刊》帮助集结游行队伍。1970年12月的《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变成了《钓鱼台事件专号》，寄给了 300多个《科学月刊》联络员，他们分布在美国50多所大学，通过他们能联系到上千名台湾在美留学生。
后来《钓鱼台事件专号》又连续出了两期，反响热烈，台湾留美学生们很快在很多学校成立了保钓分会，酝酿在全美举行保钓大游行。在林孝信的印象中，各个保钓分会的负责人有一半以上都是《科学月刊》的人。
林孝信这个书生，被历史牵引着，走上了保钓之路。后来，林孝信又和同伴们一起组织了保钓游行。
遭政治迫害有家不能回
为了保钓，林孝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71年底，台湾当局要求“保钓减温”，这些保钓领袖都上了“黑名单”。游行过后大约一周，林孝信突然接到同学的 警告电话：“不要回家。”原来，和他一起组织游行的3个同学被美国警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拘留所。当年暑假，林孝信去申请“护照”延期时，被台当局没收了 “护照”，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回的“黑人”。他没有办法打工，也没有收入，只能靠微薄的演讲费和朋友的接济过日子。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才结束。
谈起这些，林孝信说，作为一个有一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没有办法独善其身。钓鱼岛事件源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勾结。实际上，二战后日本不但没有反 省，军国主义还在强大。所以我们不只是单纯保钓，还是在反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全世界都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如果中国人自己不敢站出来，那还算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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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September 19, 2012 - 11:19 am: |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20?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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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危机折射东亚变局
破解难题之法在于以德为师，
如果欧洲国家也坚持“历史边疆论”，今日的欧洲还将打成一锅粥。
钓鱼岛危机已经让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大为降低，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还将停 留在美元货币圈之内。
如果中国这一战略得以推行，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将难以推行下去。
2012年09月19日
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81周年之际，中国各地反 日游行不断上演，而中国渔民千帆竞发至钓鱼岛，双方政务船只游弋于钓鱼岛周边海域。由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外交危机不断升级，双方的危机管控也进入了关键时 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反日情绪激荡的时刻需要更加冷静的反思，莫让战术性对抗掩盖了战略大棋局。
自9月15日，中国多地爆发比较极端的反日游行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为反日情绪降温的趋势。尤其是在9月18日，“理性爱国”成为不少民众的 共识，而官方出动了大量警力规制游行活动，防止此前出现的打砸抢烧事件重演。自9月11日，日本野田政府与栗原家族签订“购岛”协议以来，中日关系在建交 40周年之际降至冰点，中日关系离着“不惑”越来越远。
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说，历史事件是尘埃。在微博的时代，任何重大事件都是在被消费，新闻泡沫化并不能掩盖历史发展的“静水深流”。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甚至打砸抢都不会改变中国，乃至东亚的战略格局，有智慧的民族会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比如二战之后的德国与法国。
回顾半年来，钓鱼岛一步步成为中日关系的“地雷”，几个无人居住的小岛成为战略棋局中的关键棋子，这种场景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东亚合作、美国的战略调整都受制于钓鱼岛这颗棋子。
5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日韩首脑峰会上，三国领导人原则上通过了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的计划，东亚地区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上日程。这次的钓鱼岛危机，则导致中日多种渠道的交流被中止或者暂停，重新修复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中日两国分居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两国的经济总量堪比美国，遗憾的是，两国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持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是本国货币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却无足轻重。日元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基本失败，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刚刚起步，“清迈协议”只是东亚货币合作的雏形。1971年，布雷 顿森林体系崩溃，吊诡的是，东亚国家纷纷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在东亚复活了。换句话说，全球经济最具有活力的东亚成为美 元货币圈。
blue{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尤其是FTA与货币合作都是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步骤，也是东亚迈向自立的基础所在。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独大的种种弊 端，中日韩的FTA谈判、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互相持有对方国债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货币合作之难在于，货币是一种信用，只有彼此相互信任才能真正展开货币 合作。因此，货币合作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议题，更是政治互信的表现。钓鱼岛危机已经让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大为降低，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还将停 留在美元货币圈之内。
对日本的反感与厌恶似乎成为众多中国人的“潜意识”，各种抗日题材的影视剧成为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素材。但无论是否喜欢日本，中国都无法选择自己的邻 居，而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邻居。国际关系的历史中一种存在着一种地缘政治的信条，虽然信息时代已经让地理决定论不再那么有说服力，但是，地缘依然是构成了 国际交往的棋局，各国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
欧洲一体化有赖于法德轴心，其在东亚的映像，就是中国和日 本。相比于德国，日本在对待侵略问题上一直暧昧，没有向东亚邻国作出明确的道歉，对曾经的罪责也缺少彻底的反省。正因为如此，日本很难成为东亚合作的领 袖，因为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时至今日，日本依然严重依附于美国，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付出的代价。上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迅速崛起，而德国经过二三十年 的努力，成功地和邻国组建起了一个欧元区，而日本则踯躅不前。日本之所以不道歉，有很多原因，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日本更像欧洲的英国，而不是德国。英国一 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投机者与搅局者，而不是建设者。
2010年中国成为东亚第一大经济体，无论在地缘还是经济实力上，中国与德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换言之，中国需要向德国学习。今天，德国已经成为欧 盟的领袖，回首六十多年前，德国更像是欧洲的弃儿。为了融入欧洲，德国做出了不可胜数的妥协，强大起来的德国也没有向自己的邻居彰显自己的野心，德国与波 兰的边界已经变动，但是德国人并没有要求收回“失地”。如果欧洲国家也坚持“历史边疆论”，今日的欧洲还将打成一锅粥。
要成为地区大国，就需要提供公共品，而最重要的公共品就是信誉和安全感，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能够率先建成，与中国的的妥协与自我节制密不可分。在历史 上，德国一直面临着地缘政治上的困局，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大陆联盟体系”，但是依然没有破解这一安全难题，直到今天德国融入欧洲之后， 这一难题才被解决。中国是个海陆兼备的国家，西北一线的大陆新月地带与东南沿海的新月地带相互映衬，都承载了沉重的地缘压力。破解难题之法在于以德为师， 建立一个亚太的合作与安全网络，中国将成为这一网络的核心所在。
如果中国这一战略得以推行，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将难以推行下去。悲哀的是，钓鱼岛危机为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提供了契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国防部长 帕内塔先后充当中日之间的调停人，无论成败与否，美国都站在了更有利的地位。美国最新式的战斗机、运输机以及导弹预警雷达部署在日本。日美安保条约是否适 用于钓鱼岛，成为三方角力的焦点，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在看着美国人的嘴唇，是说YES还是NO。
美 国在玩一个很复杂的游戏，中日之间保持适度的紧张，防止两国最终步入货币联盟的殿堂，是美国的根本目标。但是，两国交恶，甚至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就不得不 选边站，因为日美之间有军事同盟条约。无论希拉里还是帕内塔都有意降低中日对峙的调门，防止危机失控，遗憾的是，二人都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小小的钓鱼岛 也会逼迫美国人反思，战略再平衡并非如想象那么简单，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多边关系之中，敌友难分，界限不明。
钓鱼岛危机客观上已经化解了美国对东亚合作的担忧，中日韩的FTA会延迟，而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动力却在增强，东亚地区 依然持续着以美国为核心的轮毂结构。对于美国而言，保持现状可能是最优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中日两国会不会给帕内塔面子。“别了，帕内塔”，可能是中美日 三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注：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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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September 17, 2012 - 09:48 am: | |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7/23/c_123454671.htm
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法理依据
2012年07月23日 10:31:02
文/刘江永
连日来，石原慎太郎在日本上演的购买钓鱼岛闹剧，着实给中日关系蒙上一层阴影。日本政府也企图借机通过购岛实现“国有化”。如果任由事态持续发酵，中日关系将前景堪忧。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和充分的历史法理依据。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日本除了真正有研究、有良知的少数学者以外，日本政府、朝野各党、主流媒体的主张基本一致，都坚持“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公众并不了解中方的正确看法，因而也不会理解中方所做的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右翼势力很容易利用领土争议煽动民族情绪，捞取政治资本，从而进一步损害中日关系。因此，详细、全面、客观、不懈地说明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使日本公众和国际社会了解钓鱼岛问题的真相，无疑是扶正压邪、改善中日关系的当务之急。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铁证如山
“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一语的确切含义是，册封船到达即将涉水前往琉球的中国边界海岛——名为赤屿（即赤尾屿）。日本人按日语语法习惯简单地理解古汉语，或刻意无视这句话中的“涉”字，就会把它曲解为“琉球境界地名赤屿”，结果必然自我误导，大谬不然
1971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的。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利用、拥有并列入海上防区的固有领土。日本说这些岛屿属于冲绳县。然而，冲绳县本身并非日本的固有领土。在19世纪70年代冲绳的前身琉球国被日本武力侵吞之前，曾与中国有约500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和十分明确的海上边界。
从1372年起，中国明清两代册封使就把钓鱼岛作为出使琉球海上必经之路的标志，早于日本人发现钓鱼岛500多年。此后，琉球国不断派人到 中国朝贡。据中国史书记载，明帝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赴琉，以利往来朝贡。据清康熙册封使张学礼记载，“赐三十六姓教化三十六岛。”当时，中琉双方已确 认琉球国为36岛，其中不包括钓鱼岛列岛。中琉海上边界在中国钓鱼岛最东端的赤尾屿和琉球国最西端的古米岛（今称久米岛）之间。据清朝册封副使徐葆光所著 《中山传信录》记载，八重山是“琉球极西南属界”。作为册封国与朝贡国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确认海上边界是基本前提。
早在1403年有关中国海上航路的《顺风相送》一书便记载有钓鱼屿。此后，明清两代册封使撰写的官方述职报告《使琉球录》，都确认了从福建 到琉球的海上航路。明朝册封使陈侃1534年撰写的《使琉球录》便明确记载了海上航路和中琉海上边界：“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 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见古籍影印件一）这证明，古 代琉球人过了赤尾屿，看到古米山（久米岛）才认为到达自己的国家。
1561年赴琉球的明朝册封使郭汝霖在《琉球奉使录》中记载：“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 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初六日午刻得风乃行，见土纳己山。土纳己山，琉球之案山。”文中的“案山”在古代汉语中即“界山”之意。土纳己 山，即琉球的“渡名喜岛”。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而“渡名喜岛”与久米岛一样被视为琉 球界上岛屿之一。
1708年琉球大学者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一书中也清楚地记载了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并称姑米山（久米岛）为“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等于承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清朝册封使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对此加以引述和肯定（见古籍影印件二）。
这里必须指出，既然中琉双方早在明清就已确认钓鱼岛的附属岛屿赤尾屿是与琉球划界的中方岛屿，无论从历史或法理上看，钓鱼岛列岛虽然是无人岛，但早已不是日本所谓的“无主地”。因为“无主地”不可能作为一国海上边界的标志。
今年7月17日，日本《产经新闻》如获至宝地刊载了日本学者发现明代册封使郭汝霖在《石泉山房文集》中一段上奏文（见古籍影印件三），宣称 这是第一次发现了中国明朝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证据。该学者就这份文献加以曲解称：“赤屿是琉球人命名的边境，明朝皇帝的使团对此正式承认。”
然而，如前所述，琉球国认定的36岛中从未包括赤尾屿，而古米山（久米岛）、土纳己山（渡名喜岛）才是琉球人命名的琉球边界，赤尾屿是与琉球分界的中方岛屿。对此，明朝册封使郭汝霖已有明确记载。
郭汝霖在《石泉山房文集》中记载的内容是，他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初二奉命册封琉球，因福建连年遭到倭寇侵扰，故被迫滞留到嘉 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才出航。书中“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这句话，与郭汝霖的《琉球奉使录》中记载的史实完全吻合。
古代汉语没有标点，其原意是“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赤屿，……”文中的“涉”字，是将要涉水前往之意。“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一语 的确切含义是，册封船到达即将涉水前往琉球的中国边界海岛——名为赤屿（即赤尾屿）。日本人按日语语法习惯简单地理解古汉语，或刻意无视这句话中的“涉” 字，就会把它曲解为“琉球境界地名赤屿”，结果必然自我误导，大谬不然。
关于中国与琉球的交界究竟在哪里，清册封使汪楫1683年所著《使琉球杂录》中专门做了记载，即册封船过赤尾屿后“过郊”时所渡过的“黑水沟”（琉球海沟）就是中琉海上边界。文中称所谓“郊”，指“中外之界”，即中国与琉球王国的海上边界（见古籍影印件四）。
另外，中国明清两代的地图在中国的版图和海防图中明确标出了钓鱼岛列岛。例如，1863年《皇朝中外壹统舆图》中“大清壹统舆图”便标出钓鱼岛列岛（见古籍影印件五）。
早在明代，为抵御倭寇，钓鱼岛列岛便被列入中国的海上防区。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朝抗倭名将胡宗宪与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 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郑开阳杂著》中郑若曾所绘《万里海防图》等，都将“钓鱼屿”、“黄尾山（黄尾屿）”和“赤屿（赤尾屿）”纳入其中，视为抵御倭 寇骚扰浙闽的海上前沿（见古籍影印件六）。
中国明清两代水师（海军）就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泊船，实行有效管辖。据清朝监察御史黄叔巡视台湾后于1722年撰写的《台海使槎录》卷二 “武备”记载：“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文中“崇爻”是形容高耸交错，“薛坡兰”指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 等。这证明，清朝政府巡视大员在1722年之前就实地考察过钓鱼岛列岛，并曾建港泊船。
不仅如此，该书还详细地记载了中国清朝水师营在钓鱼岛海域巡航的情况（见古籍影印件七），是中国有效统治的有力证据。例如，其中称，巡哨船 因岛屿“沿海暗沙险礁”而难以驾驶，只能等涨潮水平时才能进港，否则会搁浅或遇到风暴而无处泊船。改乘几艘轻盈平底的舢板随波漂浮也比较容易巡防，还可随 处停泊。当时从事商旅贸易的这种平底船曾在海上来往如织。康熙壬寅五月，清政府水师营曾雇用这种船出海巡逻，遭遇暴风，桅杆折断而飘至浙江黄巌，人船都保 住了。
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窃占钓鱼岛完全是非法的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第二十三卷详细记载了日本政府明知钓鱼岛并非无主地，而属中国，却利用甲午战争之机秘密占领。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以武力和贪欲窃取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
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实质上是日本明治政府利用甲午战争的非法窃占，是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后向中国扩张的延续。丰臣秀吉1590年统一日本后，于1592年、1597年两次派兵入侵朝鲜，企图定都于北京。在中朝联军的抵抗下，日本侵朝失败。
1609年3月，参与侵朝战争的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军队首次入侵琉球，但琉球王国仍心向中国。当时，明朝为防止倭寇袭扰而采取海禁政策，羽翼未丰的日本只好舍名求实，允许琉球国王继续受中国册封，保留了琉球王统治的形式，利用中琉交往牟取贸易利益。
中日两国历史的大转折发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者吉田松阴 （1830～1859年），是丰臣秀吉对外侵略扩张思想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主张日本要“趁机开拓虾夷，收复琉球，夺取朝鲜，占领满洲，压制中国，君临印 度，以这种扩张进取之势，打下坚实退守之基。这样，即可实现神宫皇后未偿之夙愿，完成丰臣秀吉未竟之遗业”。
1871年中国遇到俄罗斯进犯新疆伊犁地区的外患。1872年10月，日本明治政府便把琉球国改为琉球藩。这是日本吞并琉球之第一步，也是 首次出兵台湾的前奏。1871年琉球八重山岛民在台湾登陆后发生械斗而遇难；1873年3月又发生日本小田县（今冈山县）县民漂至台湾遇害事件。于 是，1874年2月，西乡从道率日军出兵台湾，美国人李仙德充当向导。清政府被迫于1874年10月签署了《中日北京专约》。其中称，“台湾生番曾将日本 国属民等妄为加害”，称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
结果，日方宣布清政府已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等于承认琉球是日本领有。清政府则称，琉球乃中国属国，北京专约所指之“保民义举”中的 “民”，是指1873年漂流到台湾被生番杀害的小田县（今冈山县）县民，而不包括1871年被杀害的琉球漂民。而日方则毫不理会。1875年7月，日本命 令琉球停止对清朝贡，不接受清政府册封，撤销福州的琉球馆，迫琉球与中国断绝关系。1879年1月，日本勒令琉球藩王尚泰宣誓遵奉日本国法；同年3月，日 本派军警占领琉球藩王尚泰住所，4月将琉球藩改名为冲绳县。
日本吞并琉球后开始以其立足点向外扩张，寻找新的岛屿占有，并秘密准备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开战。于是，钓鱼岛首当其冲。日方称，1884年日 本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久场岛，于1885年要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日本政府反复调查证明该岛是“无主地”，没有清国统治痕迹才按“先占”原则占有的，而不 包括在马关条约之中。
然而，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见影印件八）、第二十三卷详细记载了日本政府明知钓鱼岛并非无主地，而属中国，却利用甲午战争 之机秘密占领。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以武力和贪欲窃取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捨三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做第一次秘密调查后报 称：“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 然不仅也已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
1885年10月21日第二次秘密调查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中称：“该等岛屿亦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踏查之大东岛 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附有岛名。近日，清国报章等，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 此刻公然建立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 作。”
1885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捨三禀向内务卿报告第三次调查结果并请示：“如前呈文所报，在管下无人岛建设国标一事，未必与清国完 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处置好，请速予指示。”1885年12月5日，山县有朋内务卿批示：“冲绳县令申请建立国标事，涉及与清国间岛屿归属之交涉， 宜趁双方合适之时机。以目下之形势，似非合宜。”实际上，日本从1885年起制定为期5年的对清作战计划，大力扩军，并于1894年7月发动甲午战争。
1894年11月，日军占领旅顺口，确信必胜无疑。于是，1895年1月14日，日本政府不等战争结束便通过“内阁决议”，秘密决定将钓鱼 岛列岛划归冲绳所辖。同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从而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 湾实行了50年殖民统治。
钓鱼岛的命运决不允许任凭日美两国摆布
1805年日本的《琉球三十六岛之图》也把琉球的36岛逐个划在圈内，而把中国台湾省的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与花瓶山、彭佳山并列画出，并特意在其上端各画上一个小圆圈，以示与琉球36岛有别
1945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战败投降。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执行1943年的开罗宣言，把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土地也务必将日本驱逐出境。
然而，由于中国内战导致海峡两岸分裂，美国利用占领日本之机，通过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宣布对琉球（冲绳）进行托管，在台湾和琉球驻 军，并把钓鱼岛附属岛屿黄尾屿、赤尾屿作为美军靶场。对此，中国政府一贯强烈反对。1972年3月，日本外务省发表有关基本见解称：“中国对根据旧金山对 日和约第三条处于美国施政地区内包括上述各岛从未提出任何异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1950年12月，时任中国外长周恩来便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和澎湖列岛已依照开罗宣言决定归还中国，关于琉球群岛“不论开罗宣言或波茨 坦公告，均未有托管的决定，当然更说不上要指定‘美国为管理当局’的事情了”。1951年8月，周恩来外长就旧金山对日和约发表声明强调，没有中国的参 加，无论其内容如何，中国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
1960年修订后的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称：“在日本国施政下的领土（in the territorie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apan），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才是美国对日 提供安全保障的对象，从而排除了日本与俄、韩有争议的岛屿部分，因为这些岛屿不在日本行政管辖之下。截至1972年，琉球主权在美国控制之下，即便美国把 钓鱼岛管辖权划入琉球，也不是“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因而也不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
1971年6月美日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中公布的日本领土范围，与1953年国民政府第27号令完全相同。这样就将钓鱼岛用划经纬线方式划归日本。这遭到中国海峡两岸的强烈反对。
于是，1971年10月，美国政府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 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声明称：尽管美国将 该群岛的管辖权交还日本，但是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
中国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非法交给日本。况且，即便就美国立场而言，施政权并不等于主权，而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既然美国从未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就等于从未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因而就根本不具备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的基本要件。
由此可见，日本硬说根据日美归还冲绳协议，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美国硬说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这些都是毫无道理和法律依据的欺人之谈。尽管如此，日本右翼还一直在宣传他们有中国“承认尖阁列岛属于日本”的所谓“铁证”：
其一是，“中华民国”驻长崎领事冯冕1920年5月20日对救援中国渔民给冲绳县石垣村的“感谢状”。其实，这份“感谢状”根本不足为据。 因为早在1895年日本便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霸占了中国的台湾省，而钓鱼岛又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因此，在这 期间的“感谢状”中所述内容，充其量只反映出当时一些人对日本占据钓鱼岛并将其纳入冲绳县的一种认识，而根本不能用它来证明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其二是，日本有人指出，中国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日本版图中按日语写有“尖阁诸岛”，并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对待，而在中国地图 中的台湾省部分则没有出现钓鱼岛。经查，此类地图集均注明系根据抗战时期《申报》地图绘制。这一时期《申报》出版的地图，充其量只能反映日本统治台湾时期 把钓鱼岛划归琉球管辖的历史侧面，不足以证明历史的全貌，更不能作为在正常情况下辨明领土主权归属的依据。而在1953年、1956年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 中，日本版图中则均无所谓“尖阁诸岛”。
其三是，日本有人例举《人民日报》1953年1月8日发表《琉球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一文中曾把“尖阁列岛”包括在琉球群岛之中，指责 中国是发现石油后才主张钓鱼岛是中国的。经查，该文的确有误，但没有署名，只是一篇编译的资料。因为文中把日本的嘉手纳写成“卡台那（译音）”，所以显然 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或报社的立场。
其实，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明智而认真做学问的日本人大都会得出与中方相同的观点。例如，早在1785年，日本人林子平在《三国通览图 说》中便附有琉球三十六岛图，并用不同颜色标出了钓鱼台、黄尾山（黄尾屿）、赤尾山（赤尾屿）。1805年日本的《琉球三十六岛之图》（见影印件九）也把 琉球的36岛逐个划在圈内，而把中国台湾省的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与花瓶山、彭佳山并列画出，并特意在其上端各画上一个小圆圈，以示与琉球36岛有别。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生前曾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最迟从明代起便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不仅是中国人，就连琉球人、日本人也都确实承认。”高桥 庄五郎也曾指出，钓鱼岛等岛名是中国先取的，其中黄尾屿、赤尾屿等固有岛名无疑是中国名，与台湾附属岛屿——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等相同，而日本则没有 用“屿”的岛名。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研究的结果也证明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他指出，日本对钓鱼岛的窃取是在甲午战争中的趁火打劫。最近，日 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撰文指出，钓鱼岛不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方面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主张，是以1895年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编 入冲绳县的内阁决定为根据的。中国方面则已从历史角度，阐释了早在14世纪其军事影响力就波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一带的史实。如果日本因为钓鱼岛与中国发 生军事冲突，结局必将是日本完败，日本也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中日关系要“扶正压邪”
当前日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今后是否容忍中日关系大局继续受到钓鱼岛问题的干扰和损害，而不是能否借助右翼势力在钓鱼岛问题上实现自己的意图
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上半年过去，中日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却似乎处于某种病状，病毒就来自日本右翼的那股邪气。
来自日本右翼的邪气之一是，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议作为切入点，肆意破坏中日关系。近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起的“买岛”闹剧似乎越闹 越大。他在继续“募捐”的同时，怂恿日本政府买岛，甚至宣称将前往钓鱼岛开展“调查”，不排除“登岛”可能。日前，在日本右翼团体配合下，日本6名国会议 员前往钓鱼岛海域，参加所谓“海上垂钓大会”。日本海上保安厅不仅没有阻拦，反而为其护航。这本身已构成对中国的挑衅。不过，这类举动根本不可能改变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的事实。
来自日本右翼的邪气之二是，打压日本国内不同声音，以邪压正。日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东京都购岛计划如果 得以实行，将给日中关系带来重大危机。”丹羽大使的话是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和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所做的形势判断，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在中国从业、留学、交往的日本人的担忧。然而，丹羽大使的这番话却遭到来自日本国内的“警告”。其所谓“理由”是这些话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有可能被解释为日本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这等于间接支持了石原的“购岛”闹剧，并似乎无意中充当了这场闹剧的一个“配角”。
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在野党不仅没有就此罢休，反而借机攻击执政党用人不当，要求撤换大使。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一些决策者的错误定见似乎已导致 日本对华外交乱了方寸。当前日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今后是否容忍中日关系大局继续受到钓鱼岛问题的干扰和损害，而不是能否借助右翼势力在钓鱼岛问题上实现 自己的意图。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意识到，日本全社会真正应该警告的是那些利用钓鱼岛问题损害日中关系的右翼言行。因为真正有损于日本国家利益的正是这股邪 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斗争，绝不上当。
日本民主党执政不到三年，应该珍惜日本选民的信赖以及同中国交往的友谊。值得民主党借鉴的是当年日本的大平正芳首相。大平不惧右翼势力，坚 信“巧伪不如拙诚”，虚心组织日本精英智囊献计献策，不仅以较低成本确保了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而且使日本在国际上获得很高评价，也得到中国的尊重，中日两 国民众和睦亲近。究其根本，正气凛然。中日关系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扶正压邪。
中日两国之间讲战略互惠关系，而中日民众之间则更适合提倡友好交往、和谐友爱。中日之间不能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与友好。友好，不一定总挂 在口头上，中日两国民众平时接触交往相互尊重、礼貌待人、诚实守信、合作共事的自然状态就很好。而真正的友好本身就是中日两国共同的长远利益。
我们都要向周恩来总理学习，做中日友好的实行者。世代友好应该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国策目标与道德标准。人有德不在高低，国有德不在贫富。管子有言：“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必须扶正压邪。扶正，就要睦邻有道、做人有德。中日两国睦邻有道，即彼此相处要尽量做到：邻厌我避，求同存异；邻困我帮， 护同尊异；邻好我学，聚同纳异；邻恶我防，增同化异。中日两国民众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及语境之中，必然有许多不同点。即使面对日本右翼，对于其错误主张要予 以反驳，但也要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通过耐心细致的交流与对话消除误解。这就需要平时自己努力学习，深入了解中日关系。对交流中的一些不同意见可以作 为问题的提出，继续深化自己的研究与学习，并在未来的交往中向对方说明。
中日两国做人有德，即为人处世要做到：仁、义、礼、智、信、真、善、美、能、爱。这十个字循环往复，彼此相连，人生价值，亘古不变。孔子 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墨子曰：“兼相爱，交相利”，即：人与人、国与国都要彼此友爱，互利互惠。中日既当如此，亦 能如此。在钓鱼岛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议问题上，中日两国要做到睦邻有道、做人有德，就要选择互利共赢模式，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模式。问题是中日必 须相向而行。□（文/刘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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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台和我
作者介紹
September 15, 2012
本 文作者劉永寧，1945年次，世新三專五屆編採科畢業，1967年進徵信新聞報任實習記者，續任中國時報社會記者，1970年9月2日和另三名中時記者登 上釣魚台。劉永寧1975來美，任美國中國時報周刊記者，兼台灣時報周刊特派員，後因採訪鄭文彬案受傷離職，在美經商，現已退休，定居北加州灣區。
劉永寧（左）於1970年9月2日，和其它三位記者同事登上釣魚台，升起中華民國國旗，並在島上寫下「蔣總統萬歲」。另三位記者，左二起：于業熒，蔡篤勝，姚琢奇。（劉永寧提供）
本文作者劉永寧，1945年次，世新三專五屆編採科畢業，1967年進徵信新聞報任實習記者，續任中國時報社會記者，1970年9月2日和另三名中時記者 登上釣魚台。劉永寧1975來美，任美國中國時報周刊記者，兼台灣時報周刊特派員，後因採訪鄭文彬案受傷離職，在美經商，現已退休，定居北加州灣區。
前 言
自 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ECAFE)於1969年發表Emery Report以後，琉球群島及釣魚台群島的國際糾紛，已動盪43年，由於其間涵蓋多國經濟利益、民族情感，故此國際紛爭必然還要延續下去，時間很可能比前 面的還要長。雖不成「世界火藥庫」，但視為「亞洲鞭炮場」並不過分。
台灣海盆
琉球群島是日本九州和台灣間六個群島的總稱，最 南面的釣魚台列嶼，日稱Senkaku（尖閣群島」，就是國際爭紛的焦點。從地緣說，它是台灣大屯山向東北海底延伸的陸地礁層，所以在聯合國遠東及亞洲經 濟委員會（ECAFE）1969公布的Emery Report，稱整個東海大陸礁層為「台灣海盆」（Taiwan Basin)，意義可想而知。
它 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由尚氏王朝遞表臣服朝貢，列為藩屬，英文states within states，即西方所謂父子國（affiliated，affiliation)，1432年明朝「順風相送」一書多次論及，指明釣魚台並不包括在琉球 王國36島中（見李則芬「中日關係史」一書）。
但時代潮流不知怎麼地轉動，卻把這個原屬台灣宜蘭頭城鎮的六個礁島，變成日本的領土。二戰戰 勝國的中國，沒有擴張領土，但戰敗國卻擴張了，這是什麼邏輯和道理？什麼國際正義？思索多年，發現有三個來由：一是日本有擴張領土、掠奪資源的野心；二是 國府早先警覺不夠，往後又擋不住時潮；三是美國機關算盡，及早佈局，才演變成今天的局勢。
日本巧取豪奪
日本其實很清楚琉球群島並不包括釣魚台，他們在1961年建設省國土地理院第8期第8號批准出版的南九州地圖，只標注西南諸島，而無尖閣群島（即釣魚台列嶼），但其狼子野心從無停頓，對琉球及釣魚台先是巧取，後是豪奪。
1951年美國糾合52國，和日本訂定「對日和約」，以確定託管的法律地位，首相吉田茂很婉轉，幾近乞憐的態度，要求保留琉球的剩餘主權，這是日本邁向巧取的第一步。
1961年，琉球居民和美軍貧富差距太大，日相池田勇人抓到機會，自願金援琉球政府，總計7億2000萬美元，唯一條件是在琉球掛日本國旗。
1969年尼克森提出「關島主義」，收縮美國在亞洲勢力，佐藤榮作毛遂自薦，願多負擔亞洲事務，於是就琉球群島未來和美談判，意大利「羅馬和平報」透露日本拿出20億美元，達成琉球歸還日本協議，尼克森宣佈歸還日期是1972年。
此時Emery Report已公佈於世，佐藤加快腳步，對台灣政府以支持聯合國席位為誘，並保證有佐藤在位，就不會承認中共。形勢比人強，蔣介石沒有作強硬的反對。
1972 年，中共與美國的上海公報公佈後，日相田中角榮沒有佐藤的負擔，於是以東海春曉淺海油井的談判為基礎，和中共畫定舟山群島東面淺海油田之中線，也封了中共 的嘴，巧取至此得逞。接下來就是用1997年和美國定的「新美日安保條約」為護身符，不顧各方譴責，猙獰面目展現，準備「豪奪」。
疑問的起點
至於國府早年為何沒有足夠的警覺，導致今日風波？那就要從一則我挖出來的新聞說起：
在1967年9月，台灣一家大報因不慎刊登美國歸還琉球給日本的消息，而遭封報六天，總編輯辭職。這在那戒嚴時期，是新聞中的新聞，其中必有內幕，經過我鍥而不捨追蹤挖掘，加上我們湖北籍大家長陶希聖先生透露，才道出一個故事，經家父轉到我手中。
家 父轉述陶公的話，開頭是提到王寵惠，因為他是參加開羅會議的國際法專家，他在開羅會議最後一天，即1943年11月27日要離開埃及前，蔣介石特別交代， 有關羅斯福要將琉球交給我們，而我們又拒絕的事，只有少數人知道，王是其中之一，千萬不要外傳，結果消息還是漏出來了，回到重慶，王被國民政府高層人問急 了，不得不承認。但他強調委員長很懊悔，希望大家不要再提。陶公在座，親聞此事。
陶公並很小聲對家父說，現在又發現「黑金」，地理位置又和台灣這麼近，當時給你又不要，還有更多的證據證明中、美、英、蘇四國中，只有我們最老實，沒有擴張領土，怎麼不後悔？所以提到琉球歸還給曰本，並見報披露，蔣總統非常生氣。
現在胡佛研究院蔣介石日記中，就有兩段在開羅會議前後寫的，印證陶公的話：
11月15日出發前的日記：「琉球和台灣在我國歷史上地位不同，而以琉球為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一樣，故此次提案對琉球問題決不提」
另11月25日，這是會議其間：「7時半應羅總統之宴，直談到深夜11時后辭去，尚未談完約明日再談，要旨是(1）日本未來國體問題…
2）談領土問題，…惟琉球問題可由國際機構委託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議，一則以安美國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屬日本，三以此由美國共管比為我專有為妥也」
從陶公言外之意，蔣在開羅會議中，不能說失誤，但可說失算，尤其到了台灣，越想越氣，在那次會議中，失的比得的要多，釣魚台就是其中之一。
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爾虞我詐的開羅會議，就知道釣魚台糾紛的來龍去脈。
爾虞我詐
開 羅會議是美總統羅斯福為戰後亞洲和平秩序，而由美、英、中、蘇四國在1943年11月22日到27日六日中，共商大計，他認為這四國人口總數是世界人口的 四分之三，「大國警察」是和平穩定基礎，這是冠冕堂皇的說辭，其實雖不是坐地分贓，也是大股東召開股東會議，發股東紅利了。
國民政府當然是小股東，但蔣介石能成國際舞台主角，為「四強之一」，並收回東北四省、台灣、澎湖，他已非常欣慰，其日記如下：
「東北四省及台灣、澎湖島已經失去50年和12年之領土，而能獲得英美共同聲明歸還我國，而且還承認朝鮮於戰後獨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發表於三國共同聲明之中，實為古今中外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
從這字裡行間，可以知道蔣是興奮而自滿的，蔣那裡會相信，前面的陷阱一串。如不信，只要看中，美，英各國代表團，就能知道花樣在那裡。
由 於這是分紅利，和國家未來利益大有關連，其鬥爭伎倆比在戰場上還驚險，所以英，美精英傾巢而出，英國代表團有名單的165人，美國少點，149人，其中不 缺中國問題專家、對日、對蘇、對英等情報專家，對方想要什麼？底線如何？如果沒把握，還要在各國代表團內埋伏細胞，互相印證、推敲，那是在沒有電腦時代， 最龐大的智庫。
而國府代表團呢？除安全護衛及官邸侍從外，共20人，計蔣介石、宋美齡、王寵惠、商震、林蔚、王世杰、董顯光、杜建時、鈕先 銘、楊宣誠（此人在會議中建功）、朱世明、俞濟時、俞國華、黃仁霖、李惟果、周至柔、陳希曾、王賡，及兩位美國人：史迪威、陳納德，另外不交外交認證書的 鄭介民（主管安全）以及駐埃及全權公使許念曾，外交部常次胡世鐸（見張其昀1952 開羅會議實記一書）。
團員中沒有外交部長宋子文，蔣因史迪威事件，已將宋子文政治軟禁，其職務由王寵惠接任，史迪威以中國戰區參謀長參加會議，這是後患無窮的大敗筆。
史迪威這枚棋
史 迪威是馬歇爾在蔣身邊的棋子，他早兩日到開羅，早到原因除供給中國代表團的情報，同時在羅斯福、馬歇爾前痛陳蔣介石的不是，稱援助他的物資，都到他私人部 隊裏，是一個軍閥，其他林林種種，經他渲染，慢慢左右羅斯福對蔣的好感，最不智的是蔣留他去參加德黑蘭會議，經他搬弄是非，結果把開羅會議的兩個重點，一 是反攻緬甸，二是10億美元貸款被推翻。
另外一成員王賡是中國第一位西點軍校畢業生，當過孫傳芳的參謀長，他是美國要求的，其前妻陸小曼比 他名氣還大。這樣的代表團，我們還有什麼秘密？我們想要的、有準備的，和毫無準備的議題為何？底線在那裏？和那國有矛盾？怎麼見縫插針，全部暴露。比如蔣 介石和邱吉爾，在會議中的你來我往，就是吃虧上當的例子。
楊宣誠和邱吉爾的幾道菜
英國這個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當家「花旦」 是邱吉爾，早在1942年2月5日，邀蔣介石訪印度後，就已結下樑子，簡單的述訴，就是蔣被甘地說服（一說中甘地的圈套），趨向印度獨立，不走英國要求 「自治」的方案，而和英邀請蔣訪印的原議，大異其趣，邱吉爾甚慍，如今再度見面，他便一道道菜陸續搬出。
首先是邱認為向日本索還領土，只能限於二戰占領土地，不能追究以往，否則沒完沒了，聽起好似很有理，但項莊舞劍，目的當然是和香港、九龍有關。
邱這招在羅斯福調停，蔣答應擱置港、九問題，王寵惠力爭，英才允許把歸還台灣、澎湖列入宣言中。
但 第一次英文初稿，是羅斯福的私人助理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把小笠原群島寫成澎湖群島，國府軍委會外事局長、留日及留美的海軍中將楊宣誠，馬上指出錯誤，要求改正，但澎湖英文是什麼？中美英三方， 你看我，我看你，此時楊宣誠拿出一份稀有的英國海軍地圖，查出為Pescadores，在場中外官員這才多看這個湖南人幾眼。楊宣誠中將不只如此，並在中 英文宣言定稿前，又一次發現問題：在英國所擬稿中，是按蔣介石意思，寫「台灣所附屬各島嶼」，楊宣誠認為台灣，及澎湖群島要分開註明，因為1895年4 月，中日「馬關條約」台澎是分別以二款、三款，列入條約中。如今收回也要分別列款，此提議在場中外人士又沒話說，照列「台灣所附屬島嶼」以及「澎湖所附屬 島嶼」應歸還，否則收回澎湖必有糾紛，再加國際野心家和日本勾結，後果必定嚴重。所以澎湖縣應替楊宣誠中將立碑，以為紀念。（楊中將已於1962年3月過 世於台北）。
第二道菜也是邱吉爾最辣的一道，就是原本日本「歸還」台灣、澎湖的宣言，在最後一天，邱要改「日本歸還」為「日本放棄（renounces)」，下面是這段話原文：
Article 2(b)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於是中、英兩代表團又僵持不下，結果還是和事佬羅斯福出面，中國代表團王寵惠據理力爭，後因邱吉爾別有用心，就沒有堅持了。但留下後來台獨分子的最大藉口，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就是從這裏來的。
美式花槍
和 英國交手，我們是贏回了面子，失去了裏子，更被英美看透的是，我們沒有實力，但很感情用事。在亞洲因蔣的正義，朝鮮、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度，都獨立 了，長遠來看，這些國家得的好處，比中國還多，從英、美、蘇這些大國的角度來衡量，我們是理想衝過了頭，他們怎麼會讓中國當亞洲老大，做大哥要花代價的。 果然第一個代價要付的就是琉球群島，並影響到今日的釣魚台。
島嶼在海權國家，是極其重要，尤其這個曾在二戰末期，傷亡共5萬美軍的沖繩群 島，到今天還是美國在亞洲最大的空軍基地（加首納、普天間兩基地）。所以會議第二天就由羅斯福向蔣介石提出琉球是否歸屬中國，王寵惠在座，（見美國務院 FRCU1943FRUS Cairo Conference）。當時因蔣模稜兩可，羅斯福又於11月26日會議結束前，再提一次，得到的答案，就是蔣介石在日記上所說的「中美共管」‧
簡 而言之，對琉球群島，蔣介石是很消極的，其一是現實問題，國力不足，沒有海軍，更無長期補給巡弋能力，其次是國內的事千頭萬緒，琉球又曾是獨立王國，排列 次序應是最後解決。其三也是最為蔣介石顧忌的，便是開羅宣言定稿，將於12月1日公佈，在開宗明義就為「中、美、英三國絕不為己圖利，亦無擴張領土的意 思」，如果蔣答應占領琉球，那中國不是違反宣言的第一個國家嗎？邱吉爾、史大林會甘心？到時恐怕連台灣、澎湖收回都會出問題。
所以蔣介石答應和美國「共管」尚屬及格的回應，因為這回答是「試探」的反試探，從此羅斯福已充分了解蔣為「安」美國的「心」，對琉球不會「動念頭」了，所以再也不提，更不會和中國「共管」。那美國真不想要琉球嗎？請閱美國兩則公報：
第一，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在開羅會議前一月公佈JSC570/40報告，指明琉球群島的戰略地位重要，其後又公佈JSC570/50報告，建議和小笠原群島一齊託管。
第二，在開羅會議前美國國務院已發佈「我們對華政策不是根據感情而制定的，它是根據開明的民族利己主義而制定的，其動機是出於國際安全及福利的考慮」（見美國外交關係，外交文件集，馬爾他及雅爾達會議1945年）。
在 這樣的架構下，會把一個用5萬傷亡而換來的群島拱手於他國，答案就不必說了，而且動作很快，1946年11月美國政府發佈新聞：把小笠原群島、琉球群島， 原日本託管區域置于美國戰略託管之下，並將此方案向聯合國提出，全案從此而定。接著發展就和釣魚台發生關連。時間是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
27號令
此 時遠東局勢大變，韓戰中共和美國打得血流成河，到1953年7月才剛結束，美蘇冷戰已久，中華民國已退居台灣，在國際間發言權甚微，更無力反攻，這樣情 勢，琉球戰略位置更趨重要。於是這天，琉球指揮官，琉球政府副總督，美國陸軍中將 General David Ayers Depue Ogden 片面宣佈琉球群島是包括北緯31度以南，從九州到台灣的所有島嶼，其中包括釣魚台列嶼，這就是法理薄弱、糾紛至今的「27號令」。
在當時這 「27號令」不但沒有反對聲音，而且頗受歡迎，因為這裏尚未發現石油，完全是出於戰略性的考慮，可以對中共、蘇聯作迅速反應，所以日本、韓國最歡迎，而中 華民國台灣也不願反對。1958年「八二三炮戰」中，壓制中共的203公釐，八寸巨砲，都是從琉球運出的。
問題突然複雜起來的是在1968年6月，美國航空地磁所已發現台灣東北部有大量海底藏油，為得到更確實的地層資料，需要物理 測驗，美國不出面，提交聯合國，由包括12名台、日、韓、美的地質學家組成探勘團，在（CCOP）支持，請K.O.Emery 率領，坐上美國海軍海洋局的F.V.Hunt號探勘船，在東海及黃海探勘六周，除還需要一次震測（seismic survey）外，證實台灣海盆即釣魚台列嶼，「有巨大石油潛力」，並由12人合著報告於1969年年初完成，這就是引起東海石油主權爭紛的「艾默利報 告」。
大佈局
美國國務院早半年多就已知道這裏天然資源，又有「27號令」在手，經過很激烈的辯論後，因為琉球是託管體制，深 海鑽油花費太大，美總統尼克森已開始佈局訪問中國大陸（1971年宣布訪北京，1972年7月就和中共發布上海公報，1978年建交），決定依現有條約， 包括1951年、52國對日和約(沒有中共及台灣），由尼克森總統於1969年5月28曰宣布，在1972年前歸還琉球給日本（時間配合剛剛好）。
這真是美國外交策略上機關算盡的大佈局，因為他知道遲早要和中共建交，而中共必稱台灣是其領土一部分，這個海底資源怎麼也不能交到台灣，萬一台灣被中共「統一」怎麼辦？
所以歸還給日本，雖在國際法理有些爭議，還是最好的選擇，至少日本是中共最不願意看到壯大的國家，中共也是日本最不希望壯大的，彼此矛盾，最合理想。
其次，這塊「 肥肉」一經拋出，中、日必交惡，如無美方出面調停，爭端必無限期拖延下去，結果誰也得不到資源，美國還是控制亞洲。
如果雙方不忍耐，擦槍走火，小型軍事衝突，那至少很長一段時間無任何油公司敢投資巨額資金鑽油。東海藏油等於沒有。行筆至此，對美國這幾手外交策略，真是沒話說。
保釣運動
我 是於1970年9月2日和另外三個同事登上釣魚台列嶼，升起中華民國國旗。此後全球華人掀起了「保釣運動」，而且此運動一直延續至今。由於運動本質大部分 是民族情感，所以左、右、中、獨，拉幫結派，各顯神通，不幸中華民國正處外交困境，和中共在外交領域交手中，節節敗退，對此運動，根本無通盤預計，在國力 本不足，又不能講硬話下，海外民心大失。反觀中共，周恩來正坐在相反位子，一黨獨裁，指點江山，結果不費多少力量，大收人心，現在回顧紅麈，真是不勝唏 噓！（有時真認為中共應發我一個獎章才對，一笑）。
為何國府送出的留學生，或早年出國已有成就的學者，這麼快的就和國府分道揚鑣，我個人認為那就是戒嚴的苦果。
國 府的戒嚴就是封鎖國外不利於我的資訊，國內只有一言堂，不能討論共產主義，所有國民都沒有打預防針，尤其要出國的知識分子，在國際青年的同一代，非常純 樸，連大麻、LSD碰都沒碰過，這樣的赤子，就是戒嚴法下的標準型，君子欺之以方，怨不得人也！所以開放性社會是可貴的，是長遠的，任何一黨專政的政體， 就會踏上國府的後麈，苦果不能避免，望中共當局以此為鑒。
常有人問我歷史有何用處？過去的事還提它作什麼，我總是耐心地說：醫院為什麼要病歷？那就是歷史，如無病歷如何治病？雖然有病歷還是有醫不好的病人，但病歷制度不能廢，歷史也一樣，雖歷史經常重覆，但再次重演的歷史，本身也是歷史，歷史的教訓最是不能忘的。
我 今天把釣魚台整個前因後果整理出來，就是把中華民國從1943年到今日的「病歷」翻開來，讓所有有心之人來檢驗，來了解。因為未來半個世紀，釣魚台爭紛必 定高潮迭起，驚濤駭浪，再加上美國精心運作，中共民族意識高漲，必為多事之秋。台灣因離它才一百海浬，躲是躲不掉的，為小心謹慎下這盤新棋，預測所有可能 發生的假設，以及應變方式，希望為政當局能從這「病歷」中啟發智慧，更希望點燃全民的智慧，「小國事大國取之於智」，光靠行政官員的智慧，這個時代已經不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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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orld.huanqiu.com/regions/2012-09/3116861.html
北京日报：今日中国已不再积贫积弱任人宰割
2012-09-14 04:56 北京日报
观点提要：
领土主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痛 彻地经历过山河破碎之苦的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随着综合国力稳步提升，我们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手段，去把握住 未来局势发展的主动权。那些无端的挑衅者，注定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并签署所谓“买卖合同”。面对中方的强烈愤慨和严正抗议，日方没有任何收敛，一面大言不惭宣称希 望中国政府能够冷静看待，一面又要求自卫队做好万全准备。就目前来看，日方的一意孤行，正在压缩两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可能。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甲午战争末期，日本非法窃取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二战后，作 为战败国，日本理应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之归还中国。然而，其反倒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私相授受的钓鱼岛行政管辖权当做“主权”，声称钓 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如此罔顾历史事实，实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面对日本一再突破底线的所作所为，中国已完全表明立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不可动摇。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也都严正表态，对日本这一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 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发表声明，我们的海监船也已抵达钓鱼岛海域，展开巡航维权。相信这些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日本仍旧执迷不悟，我们各方面反制手段将会迅速跟上。
领土主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 中国。痛彻地经历过山河破碎之苦的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回望过去，即便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也是铮铮铁骨、从 不低头。如今国家强大了，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更不会退让半步。现在既然日本想“玩火”，那中国一定奉陪。对于种种挑衅我们给予怎样的回击，完全取决于日本 在这个问题上会走多远。
应当看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归根结底靠的还是国家实力。在钓鱼岛问题上，最终也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我们 应有足够的自信。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很快能达到它的两倍，今后还可能成为它的三四倍甚至更多，而且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也正与日俱增。时 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实力也是站在我们这边的，钓鱼岛问题的解决，终究是会按照中国人所希望的方式来实现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近代以来屈辱的历史，教会了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更让我们懂得强盛国力比什么都重要。经过几代人 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发展，周边国家的不安和躁动也频繁起来，总是想方设法从各个层面试探中国的利益界限和底线， 不惜制造各种事端挑战中国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企图借此打乱中国发展的节奏，使中国再次陷入一团混乱。对此我们要有足够警惕，切不可因为个别人、个别国家的 挑衅、鼓噪，就自乱阵脚。发展才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关键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惟有我们自身足够强大，才能不 为任何困难风险所惧、不为任何杂音噪音所扰，在处理这些争端时，才会更加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一个强大的中国，需要以鲜明的态度和坚决的行动，勇敢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让那些心存侥幸的国家清醒。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不可能 以牺牲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为代价。我们不轻言动武，但也绝不怕讹诈。随着综合国力稳步提升，我们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手段，去把握住未来局势发 展的主动权。而那些无端的挑衅者，注定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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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August 30, 2012 - 11:05 am: | |
http://war.163.com/photoview/3R710001/26908.html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系列策划：先辈的旗帜
（1/82） 2012-08-28 22:29
http://cbi-theater-1.home.comcast.net/~cbi-theater-1/cai/cai.html
CHINESE ARMY (Expeditionary Force) INDIA-BURMA CAMPA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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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May 26, 2012 - 11:53 pm: | |
http://www.yzwb.net/epaper/html/2012-05/27/content_445107.htm?div=-1
http://www.abbao.cn/page/9b843d1e-1a7a-417a-ae0b-62a4cdd7a13d
龙永图昨晚在东南大学演讲发出冷思考：
精英都愿到中国留学，才叫影响力
蔡蕴琦 马燕
2012年05月27日 星期日
龙永图在演讲。 宋峤 摄
昨晚,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龙永图，在南京参加东南大学建校110周年名家演讲时，就“国际化人才与中国的软实力” 话题畅谈个人观点,认为只有什么时候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送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中国在世界上才具有真正影响力。
龙永图：精英都愿到中国留学才叫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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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软肋解决了
中国才真正有影响力
龙永图认为,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软实力”还跟不上我们的“硬实力”。举例而言,当不少人正在讨论什么时候中国能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他刚好在澳大利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让他觉得仿佛一盆冷水泼在自己头上:
“一、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留学，而不是送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
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的电影、听中国音乐、阅读中国的书籍；
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中国的品牌，而不是美国、欧洲的品牌。”龙永图认为，这三个问题确实击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只有当中国经济真正从软实力方面真正地和自己的硬实力匹配，才会在世界上具有真正的影响力。
中国外汇储备
为何大量买美国国债？
龙永图还以中国外汇储备为何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案例,来说明当前我国的国际一流金融人才是多么缺失。
“3万亿外汇储备中，有超过1万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为什么?”他介绍,中国以往一直是外汇短缺国家，但入世后外汇储备突飞猛进，涨了几十倍，能进行国际化金融投资的人才储备跟不上。
他风趣地打比方说：“就像突然暴富的老太太，以前没有钱，儿子突然把钱都寄给她，她不知道怎么办。她又不会炒股，不会炒楼，又不会搞外汇买卖，只好把钱存银行里，虽然也知道银行是负利率。”讲到这里时，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而龙永图接下来的话，却分明有些沉重——“我们不能今天买摩根斯坦利，明天买雷曼兄弟，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人才。”
龙永图介绍，“如果我们把大量外汇储备放在欧元、澳元上，那就会造成金融危机中的巨大损失。”演讲中他数次提到，“我们最缺的，就是国际化的第一流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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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根子在美国
龙永图认为，欧债危机的根子还是在美国，是美元长期打压欧元的结果。而为何美国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并没有遭到重创，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遭到重大损失；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创新赢得了全球地位；此外美国有一流的国际化金融人才。
对今年经济形势不用过分担忧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为8.1%，创下2009年二季度以来新低。但龙永图认为，对今年经济形势不用过分担忧，对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向好，他也同样充满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今年一季度，中西部发展依然很快，比如安徽GDP增速是12%，四川是13%，重庆是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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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November 03, 2011 - 03:51 am: | |
http://www.zaobao.com/yl/tx111103_001.shtml
朱锋：中国的周边烦心事
（2011-11-03）
● 朱锋
中国的睦邻政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事实上，形势处于冷战后以来的最低潮。最近，中国与其邻国一再发生摩擦。
从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南中国海领海之争，到与缅甸和泰国的紧张局势，不是一直友好但可算正常的邻邦关系急转直下。缅甸决定搁置中国支持的密松大坝（Myitsone Dam）项目让中国大为震惊。此外，13名中国船员于10月在湄公河遇害的事件不啻当头一击。中国向来和平的南部边境——已有近20年时间没有发生任何麻烦——现在似乎成了对中国敌意最深的邻区。
令中国民众焦虑的问题
中国人民和政府对湄公河杀戮事件尤为震愕。这似乎又再证明，尽管中国的全球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其政府对于保护公民免在海外被杀的问题上依然无能为力。其结果是出现了两大引人注目的问题：为什么邻国不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眼里？为什么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政府在保障中国人民海外人身安全和商业利益上却似乎越来越无能？
中国人民对这些问题的焦虑，左右着中国的政策氛围。随着卡达菲在利比亚的倒台，中国公司损失了约200亿美元的投资，而利比亚新政府已经暗示这笔损失无法收复。许多中国人对政府决定从利比亚撤侨的决定感到不满，他们更希望政府为保护中国商业资产做出更大的努力。
同样的，中国政府的态度随后突然来了个大逆转，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为新政府，也引起国内一片哗然。毕竟，在北约干预之初，中国曾下了很大的政治资本反对北约的空袭，然而，它最终却又支持在北约帮助下夺得政权的反对派。中国外交的功利主义和唯利是图尽显无疑。
由于中国投射实力的能力有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利比亚是个遥不可及的国度。因此，强调恢复中国的商业利益即使得不到完全的理解，也可以勉强接受。但缅甸和其他湄公河流域国家被认为是中国的“好邻居”，且完全在中国实力覆盖范围内。所以，中国民众对中国利益在这些地区受到威胁十分愤怒。
密松大坝和湄公河事件说明什么
这些利益包括一条连接缅甸和云南首府昆明的新输油管道。此外，中国也致力于不少“连接”工程——即一个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以加强中国和亚细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密松事件和湄公河事件给这些项目蒙上了一层阴影，引发了人们对产生连锁反应的担忧——中国20年来进一步融入区域的努力可能因此受到巨大损害。
显然，缅甸新政府不愿意恶化已然不稳定的边境地区的情绪——叛军集团正在利用密松大坝项目召集新的支持者。新政府试图与缅甸动荡地区的政治势力分享权力来削弱地方军阀，这显然也是叫停大坝建设的原因之一。
对大坝的中国投资者而言，他们太过依赖两国的深厚双边关系，大大低估了项目的政治风险。他们的行为也反映了政府对商业活动的隐性担保，及中国国有企业 ——大部分中国海外投资都由国企经手——的目中无人。他们认为政府会为他们兜底——万一失败必会出手救援——因此可以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
湄公河事件则体现出另一严峻现实。它连接五个国家，向来以贩毒、赌博、走私等跨国犯罪的温床著称。中国经济的繁荣让它与湄公河流域的地下经济有了越来越多的互动。13名中国船员遇害便与这一趋势有关。但中国避免类似悲剧再现的最好方式不是展示实力，而是促进更大的多边合作，打击湄公河流域的跨国犯罪。
密松大坝和湄公河事件凸显了中国与其南方邻国关系的急转直下。中国的好邻居政策正把中国的区域外交导向一个未知领域。
事实上，除非中国开始提供必须的公共品——不仅包括商业，还包括基于法治精神、尊重人权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成熟完善的区域治理——其邻国是不会真心地为中国利益着想的。不然的话，像密松事件和湄公河事件这样的关系破裂还会再次发生，加深中国的孤立和恐惧感。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英文原题：China's Trouble with the Neighbours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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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zh.mop.com/whbm/20111103/0/gSg7SFI2806864Fl.shtml
美国情报部门弄巧成拙，湄公河惨案或成为中国崛起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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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huanqiu.com/blog-54577-2299621.html
湄公河惨案与泰国政府无关
2011-11-2
作者：左担道
湄公河惨案的发生，之前毫无征兆。但湄公河惨案的发生，却与泰国的洪灾有着某种联系。当9名军人投案自首，该案也就基本明了：它与贩毒无关，更不是什么黑老大收保护费所为。
中泰两国没有领土纠纷，从没有历史恩怨。英拉自上台之后，第一个选择出访的非东盟国家是中国，而不再是日本。英拉特意选择华裔作外交部长，上台之前每年都数次出访中国。在洪水期间，英拉拒绝美国救援，接受中方援助，并请求中国政府派出“防洪专家组”决策支援泰国抗洪。可见英拉是亲中的政治外交路线。这样的政府与中国为敌的？没有理由！
在惨案发生期间，正逢泰国遭遇5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曼谷甚至都有被摧毁的危险，泰国政府官员上下齐心、全力救灾才是正道。
但泰国局势多年都是政治动荡不安。这次救灾行动，也不可避免。同样弥漫着政治较力阴云。世界很多国家中，都有这一类政客。为了政治的个人利益，对国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危，全然不顾。
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泰国某些政客，考虑的不是如何抗洪救灾，如何与民共渡国难。而是利用洪水，作为去推翻总理英拉的一个手段。抗洪救灾中，出现与抗洪救灾，完全不和谐的声调，就再正常不过了。
由于中央政府与曼谷政府的管辖权有冲突。从洪水日益逼近曼谷开始，民主党籍的曼谷市长素孔攀就一直与中央政府的水灾救难中心不同调，甚至表示所有事情“只需要听我的”。19日晚间，“水灾救难中心”要求素孔攀打开几条运河的闸门，以便让洪流从曼谷市东、西两边排流，结果遭到拒绝，理由是“这些运河是搜集雨水用，要雨季过后才能打开闸门”。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甚至传出军方可能发生洪水政变的传闻，由此可见军方在这场救洪赈灾中，也是一种消极的观望态度。与中国军人在国内抗洪救灾过程中的表现，显然是天壤之别。
种种迹象表明，泰国的反对党或军方想利用着洪水带来的灾难，将刚上台才两个月的美女政治家，拉下台。与此同时，湄公河惨案发生了。由于中国调查组的直接参与，和泰国政府的压力下，9名军人投案自首。9名军人杀害华人的目的，在国际舆论中受到种种的猜测。想找真是的答案，那就要分析这场惨案的结果，会对谁最不利？
此时洪水问题，尚纠缠着泰国总理，忙得焦头烂额。防洪方面不断地给她使绊子；此时制造惨案，恶化中泰关系，让英拉同时陷入错综复杂的外交干涉。可见湄公河惨案，对反政府的人士有重大意义。
湄公河惨案如果是贩毒者所为，当然与金钱有关；但如果是军方人员所为，则政治肯定脱不了干系。总理他信就是被军方用武力赶下台的，而英拉上台，又是他信的妹妹。泰国军方的某些政要对此很不爽，尽快促使英拉下台才是他们的阴谋之一。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泰国军方地位强悍。国内他们可以肆意地践踏规则，将一个民选的总理轻易地赶下台。而对于刚刚组建政府的英拉来说，军方的强势就是他们的弱势。有着泰国军方的庇护，英拉政府试图将湄公河惨案一查到底，几乎很难。在泰国它不具备这方面的势力。
事实上，英拉自上台之后，对是否彻查：军方驱赶、打死抗议红巾军的血腥屠杀，依然没有定论。因为政府担心，彻查这个案件会导致军方反弹，政府会被军方再次推翻。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依然对泰国捐助4000万物资，助其救洪。显然对英拉政府的尴尬境遇，给予的理解和支持。但中国十三位船员突降大祸，莫名其妙成为泰国整治斗争的牺牲品。作为一名中国人，更不愿以看到这将是一个无头案。对于死去的冤魂，在以佛为都的泰国，又何以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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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493
缅甸改革能走多远？
2011年11月02日
英国《金融时报》 艾米•卡兹明 报道
今年3月份，缅甸军方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军事高压统治，把权力移交给准文职政府。当时，无论是缅甸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没有多少人对该国的未来抱有很高的期待。权力移交之前，缅甸根据新宪法举行了一次受到严密控制的（也有人称之为“受到操纵的”）选举。新宪法为军方保留了非常大的权力，包括自动在新议会中获得四分之一席位的权利。新议会选出的总统吴登盛 (Thein Sein)也很难让人抱有希望。吴登盛是一位退休不久的将军，曾在军方铁腕人物丹瑞大将(Senior General Than Shwe)领导下的军政府中担任了四年总理，在那段时间里，他鲜有建树。
但在上任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吴登盛已在缅甸（Myanmar，1962年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将军们将缅甸的英文国名从Burma改为Myanmar）政坛引起了轰动。在3月份的就职演说中，吴登盛便为新政定下了基调。他概要地阐述了一项全面经济发展议程，承诺改组摇摇欲坠的医疗和教育系统，打击腐败，通过保障基本人权的法律，还要与那些在国家利益议题上“持有不同主张和理念”的人士进行合作。
自那以来，6000万长期受压迫的缅甸民众目睹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变化。缅甸放松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允许国内新闻出版物中出现激辩、批评和对异议人士的采访。在互联网方面，缅甸则解禁了曾经禁止访问的外国新闻网站和反对派的网站。政治流亡人士被邀请回国。缅甸还指派一些专家就如何激活低迷的经济提出建议。缅甸议会（其全部活动都可通过电视收看到）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一部允许成立独立工会的新法律，而且正在考虑制定为举行抗议活动提供方便的法律。
8月份，吴登盛会见了诺贝尔奖得主、民运领袖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后者曾受到以前军政府的痛批。昂山素季后来告诉外交人士，她相信吴登盛真心实意渴望推进改革。9月份，吴登盛冒着疏远长期为缅甸提供庇护的中国政府及其在缅甸国内的强大盟友的风险，叫停了一个中国援建的耗资36亿美元的大坝项目。上上周，缅甸政府继几个月来出台一系列振奋人心举措之后又祭出一招，释放了近200名政治犯——外界希望，这将是缅甸政府陆续释放1000至2000名在押异见人士的开端。
缅甸变化的速度已使许多人相信，吴登盛诚心希望为一个几十年来饱受经济停滞、政治压迫和国际孤立之苦的国家带来发展和更大的自由。外界怀着兴奋的心情，再度关注起这个蕴藏丰富的油气、宝石和木材资源、地处亚洲战略要冲的国家（缅甸刚好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
由于受到西方的制裁，缅甸似乎已完全倒向中国。如今，这个国家突然重返地缘战略舞台。
“我们正对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进行根本性的反思，”曾随国际劳工组织(ILO)在缅甸工作过5年理查德•霍西(Richard Horsey)表示。“我们应当看到，缅甸正处于转型之中。它不可能顷刻之间就从威权国家变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但缅甸的目标是开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治理自由化进程。”
长期把缅甸视为流氓国家并实施一连串制裁的西方国家，正急匆匆地思索合适的对策。吴登盛决非什么自由民主派。他的各项举措都是在宪法框架内推出的，而这一宪法框架注定会使缅甸很难上演许多西方政府和缅甸流亡者长期呼吁的民主变革。但许多人依然认为，在中国和越南等威权政府借助经济的日益繁荣提高了本国民众生活水平的亚洲地区，对于缅甸结束几十年不按常理出牌的军事统治、走向更理智和更开放政策的任何努力，西方政府都应予以支持。
“他们决定进行变革。虽然这与我们呼吁的有所不同，但缅甸确实发生了变化，”掸邦永贵末代世袭土司之子韩永贵（Harn Yawnghwe，其父上世纪60年代死于狱中）表示。“即使他们是在假装变革，我们也应当推动他们前进，以让这一变革变得不可逆转，”他补充道。“如果我们老是说‘你们没有按我们希望的方式变革’，并在变革路上设置障碍，那么变革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目前，美国和中国正因争夺对亚洲的影响力而变得关系日益紧张。值此之际，在保持对缅甸的压力和支持该国的变革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可谓一种高风险的游戏。被西方孤立之后，缅甸得到了中国的支持。此外，缅甸的战略位置也使得该国在中国和印度的争斗中成为一支潜在的重要力量。凭借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和基本上尚未开发的市场，缅甸还引起了西方企业的浓厚兴趣。西方企业先前主要慑于国际制裁、缅甸的官僚作风和自己声誉可能蒙受的风险而未到该国开展业务。
最近曾访问缅甸并与该国部长及昂山素季会面的挪威外交部副部长埃斯彭•巴斯•艾德(Espen Barth Eide)表示，缅甸可能正处于转型的初期，就像台湾、韩国等其它亚洲前专制国家（或地区）当初的情况一样。这些国家(或地区) 逐渐容许出现更多的“适度多元化”，而未引起剧烈的社会冲突。“一个军政权决定不再成为军政权，这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结果了，”艾德表示。“缅甸也许正处于一段艰难历程的起点。但它不是在演戏。这个国家确实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
并非所有人的看法都如此乐观。支持民主的运动团体和昂山素季领导下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一些成员，把缅甸近来的变革之举视为旨在促成取消制裁、可轻易逆转的战术性举措。人权组织和获释的异见人士也对上上周释放政治犯行动的规模感到失望，因为仍有大量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异见人士和新闻记者仍处于监禁之中。
“吴登盛已经踏上征程，但他的目的地并不是实现民主，”英国缅甸运动(Burma Campaign UK)负责人马克•法曼纳(Mark Farmaner)表示。“他的目的是使西方解除对缅甸的制裁，并在国际上获得合法性。当他环顾世界、看到那些并未受到制裁且与外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独裁政府时，他希望缅甸政府也能获得相同的待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准备比前任们做出更多让步。”
近年来，缅甸屡次展露“虚假的曙光”、让外界空欢喜一场，这使得人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谨慎。2002年，昂山素季被解除了软禁，外界兴高采烈地期待缅甸当局已做好通过谈判从军方统治转型的准备。但仅仅一年之后，昂山素季即遭到当局指使的暴徒的袭击，并再次被囚禁。后来在软禁期间，她与前国防部军情局长钦纽(Khin Nyunt)将军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参加当局主持的制宪会议。但在最后关头，丹瑞大将否决了上述协议，连钦纽将军本人后来都遭到了清洗和软禁。又经过了7年的软禁，昂山素季去年11月才重获自由。
丹瑞现已退休。有些人认为，这使得吴登盛有机会在一些观点与他相似的前军方人士的支持下推进重要变革。曾著有两部缅甸题材书籍的历史学家吴丹敏 (Thant Myint-U)在仰光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从外界的角度看，我们总认为缅甸政权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它比外界所认为的更具灵活性。“吴登盛意识到了许多人都已意识到的事实，即缅甸的治理方式不可持续，而且人民理应得到一个更好的政府，”他补充道。“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对政府加以改良……不必经过流血的革命。”
与缅甸政府官员有接触的人士表示，长期以来，统治精英阶层中有许多人对缅甸远远落后于亚洲邻国感到沮丧。缅甸虽然拥有亚洲某些最为肥沃的土地，但贫困率和营养不良率却在亚洲位居最高之列。还有传言称，许多军方精英对于中国越来越紧地控制缅甸感到懊恼。外交人士表示，吴登盛正致力于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以使过度依赖中国这一令人不安的状况得到改观。
“他们感到，需要建立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霍西表示。“他们认为，缅甸很容易丧失国家主权。他们回想起了缅甸历史上那些孱弱的国王，那些国王因未能跟上当时的政治和技术潮流而沦为外国的傀儡。”一位多年来经常访问缅甸的欧洲外交官表示，缅甸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他们离开西方就无法生存”。
当然，吴登盛的改革之路荆棘丛生。他面对着来自军方强硬派的反对。许多官员正在骑墙观望，不愿表明立场。就目前而言，吴登盛似乎占据着上风。但分析人士担心，一旦社会发生动乱，强硬派就可能以此为借口，依据宪法中军队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规定，重新攫取权力。“最糟糕的情形是发生某种重大的灾难，而他没能妥善处理。于是军方就有理由重新掌权，”担任欧洲-缅甸办公室(Euro-Burma Office)主任的韩永贵表示。该办公室的宗旨是促进缅甸民主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美国、英国和欧盟都已对缅甸事态的发展做出了谨慎的回应——对该国迄今的变革表示欢迎，但声称缅甸政府必须释放更多政治犯，而后才会考虑放松对缅甸的制裁。缅甸军队和难以驯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武装之间战事再起（据报道这些冲突地区存在虐待妇女和儿童的现象），则是另一大隐忧。
“至于他们能走多远、会把缅甸引向何方，都是还是实实在在的疑问，”美国缅甸特使德里克•米切尔(Derek Mitchell)上周在华盛顿对记者们表示。“如果我们确实看到缅甸在民主、人权、民族和解及发展方面进行了改革、发生了改变，那么他们会在美国这里找到合作伙伴。”
在仔细斟酌如何对缅甸事态做出反应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可以从昂山素季那里得到一些启发——昂山素季的态度是谨慎乐观。前政治犯、全国民主联盟活动人士年温(Nyan Win)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该党“正在考虑如何与政府合作，以及我们能为推动民主和人权做些什么。我们感到乐观的是，目前的政府愿意通过变革实现民主。”韩永贵则表示，如果你问缅甸以外的人，他们会说缅甸政府只不过是在演戏。但你如果把目光转向缅甸国内的人，你会看到他们都在说‘让我们继续下去吧，因为这正是我们争取到的局面’。”
译者/何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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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道、王道与“财道”
[于时语] (2011-10-28)
利比亚强人卡扎菲(卡达菲)终于被北约空军和本地造反武装合力围捕处决，再次证明我早先的评论：西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综合力量和资源依然世界第一。
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固然是以“霸道”为主，但是也充分利用了“王道”，也即“人权”和“民主”的道德大旗，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从联合国安理会到公关宣传，无不显示西方世界这种现代“霸道”和“王道”的有机组合。
所谓“霸道”，也即传统的硬力量，指的主要是北约军事组织，这是百多年来船坚炮利的延续。但是新世纪以来，以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宣扬的“王道”或软力量，日益成为西方外交的重要资源。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霸道”还是“王道”，都必须以金钱实力作为基础。换言之，两者都可以说是“财道”的不同层次或形式。
因此不能不看到欧美本身都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统一的欧元面临可持续性的生存危机，而华盛顿的高额国债，威胁到军费和外交经费的大幅度削减。在“财道”衰落的前景下，北约不损失一兵一卒，而成功推翻40多年的卡扎菲政权，表明霸道与王道的综合运用，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
基于人权和普世价值的现代“王道”，不仅提出“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简称R2P）”这一新国际原则，架空了北京依然奉为圭臬的“国家主权”，更在道德宣传优势之外，给予欧美和北约在国际舞台上明显的“技术操作”优势。利比亚是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操作优势，来自西方各国本身的多元化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使得欧美十分擅长利用干预对象内部的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权体制之外的社会矛盾和基层力量。华盛顿在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颜色革命”，和这次组织利比亚的造反力量，都充分体现了这种迅速动员和组织体制外社会力量的运作能力，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与西方多管齐下的国际干预对比，中国经济固然突飞猛涨，但是仍然不具备“霸道”的硬实力，又缺乏“王道”的道德权威和文化软力量。北京近年来的主要国际手段，可以说不出专走上层路线的“财道”外交。这种依赖当权领袖的单纯“财道”，反映了北京外交缺乏民间层次和手段的重大弱点。除了利比亚，还可以举出多重例子。
例如北京多年来为了石油利益，花费巨大的外交资本和经援，全力维护苏丹的喀土穆政权。欧美不仅在达尔福尔问题上作尽“人权”文章，还通过策划南部苏丹独立，轻松划分到苏丹的大部分石油资源。
还有赞比亚。不提当年劳而无功的“坦赞铁路”，北京近年来以巨额经援，支持掌权多年的鲁皮亚·班达（Rupiah Banda）总统，而忽视赞比亚国内日益不满的基层民意，结果导致民间力量的反弹，反对派领袖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得以利用“反华”纲领，赢得9月下旬的总统大选，而威胁到北京历年在该国总额超过20亿美元的投资。
还有缅甸新政府最近声称顺应国内民意，暂停中缅两国在前任军政府时期在伊诺瓦底江上游开始建造的密松电站合作项目，彰显了北京无视他国民意和体制外力量、专走上层路线的“财道”外交的重大隐患和长远恶果。
我曾经评论过，所谓不干预内政，实在是弱国外交的遁词。在全球化的大势下，各国尤其是大国具有日益深化的海外利益，而无不据此而争取影响和改变他国的政治和外交决策。西方多元民主制度是否适用于其他文明和社会，也许并无定论。但是阿拉伯之春和东南亚等地的发展，显示基层民意的伸张，并且最终制约各国政权，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下，北京如果囿于自身僵化的权威体制，无法在国际上顺应多元化的民意，而在“财道”外交之外引进必要的“王道”号召力，不仅会继续遭遇利比亚、苏丹、赞比亚、缅甸等地的外交逆转，也会威胁到海峡局势的发展。马英九上台以来北京对台的大笔“财道”攻势和投入，却仍然未能稳保小马明年的连任，成为北京道德权威缺失和“王道”赤字的明证。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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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September 12, 2011 - 06:10 p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1/09/110908_cr_911_change_asia_west.shtml
点评中国：“文明的冲突”今后将如何发生？
何清涟
2011年9月8日
2011年将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北非中东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表明：一、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由于权利意识是西方文明独有的，这表明所谓“文明的冲突”，将由国别战争与反恐战争转化为独裁专制国家内人民要求权利与统治者固守权力的内部冲突。二、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的冲突退居次要地位，集东方专制与共产文化为一体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将会以内部冲突的形式日趋激化。
“文明冲突”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
911事件发生之后，世界普遍认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预言成真——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将成为 21世纪主旋律。这一忧虑即使在萨达姆覆亡后也未减轻。但到了2011年，随着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发生，突尼斯、埃及等国相继走上民主化道路，伊朗民主化的诉求增强与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的死亡，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即以国别战争与反恐战争形式发生的冲突已基本结束，并已转化为一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独裁与反独裁的内部冲突。
我这样说，是以北非中东国家的革命作为判断的事实根据，因为人民的权利意识，如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理念，并非穆斯林文明与东亚儒家文明内生的要求，而是人民受到西方普世文明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权利主张。
我也不是想否定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的贡献与影响，他的观察已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世界几大文明间的冲突，只是他无法预测互联网对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思想将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现阶段中东北非的青年与90年代中期以前的青年不同。前辈青年所处的时代信息相对封闭，更容易成为统治者宣传蛊惑的对象，其生活出路更多地是进入军队，成为基本教义、恐怖主义、叛乱的兵源。现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仍然大量失业，生活无意义，看不到明天。
而在互联网的帮助下，青年人了解到世界上除了独裁统治之外，还有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让人民选择统治者，并过上具有人格尊严的生活，因此这代青年很自然地将实现普世价值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
“亚洲价值共同体”的彩虹已消失
香港民众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
香港民众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
当伊斯兰世界普遍面临世俗化（西方普世价值观念）的冲击之时，亚洲各国包括中国的青年一代也未能免除这种影响。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及共产文化的最后一个强大堡垒，又将如何自处呢？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曾谈到，1980-1990年代促成东亚各国的“亚洲肯定说”是基于以下四个因素：1，亚洲人相信，东亚各国可以维持快速的经济成长，在经济产值上可以超越西方；2，亚洲人相信，经济成功多半拜亚洲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之赐，西方文化与社会日益衰败；3，亚洲尽管也有不同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共通性更重要。4，亚洲各国相信，亚洲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样板，应该效法。基于此，亚洲社会与中国面对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压力，会越来越勇于抗拒。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不得不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这不仅给中国拓展国际空间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也使中国的专制政治及人权问题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大大降低。
21世纪零年代前期，北京确实沉浸于“和平崛起”这一幻想中，甚至成功地迫使美国舰队撤至太平洋第二岛链以东海域。但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这个曾让世界充满期待的“第二大国”既暴露出它内部的种种不堪，所作所为也让国际社会看到日益增长的财富并未提升其作为大国的责任感。
随着南海海域争端的尖锐化，东南亚邻国对中国的崛起深感不安，美国在东南亚诸国的邀请下重返太平洋区域。在国内矛盾日益深化的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重归韬光养晦之道，以安抚美国与周边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系列摩擦证明，所谓“亚洲价值共同体”的内部矛盾远大于它们与西方文明的矛盾。
北京自我肯定的基础正在崩塌
天安门
北京现在面临的麻烦主要不是来自国际社会，而是国内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权利要求。
应该说，经济增长使北京的权力支配欲极度膨胀，曾一度热衷宣扬“中国模式”对“华盛顿共识”形成的巨大挑战。这种自信还表现在北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满足与本国人民的“面包契约”。
但现在北京已清楚地感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面包契约”是把双刃剑，让人民吃饱饭，固然在一段时期内提升了人民对政权的拥护；但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当生存需要这第一层次需求获得满足之后，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等必然会成为国人关注的中心。
另一方面，北京罔顾社会公正的发展方式，以及官僚集团肆无忌惮的腐败掠夺，使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政府与企业对生态环境那种竭泽而渔的掠夺性使用，也使经济发展难以持续，“面包”的原料已日渐匮乏。互联网的发展又使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大为削弱，民众借助互联网不仅冲破了政府的信息封锁，还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曾这样总结过：今日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权利”叫板“权力”，“维权”对抗“维稳”，“上网”渐渐取代“上访”，民间与政府的对峙以越来越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
而这三大趋势，表明的其实就是一点：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中东北非革命发生之后，中国人经常会在微博上冒出一句：什么时候轮到中国？而新左派等竭力打造的“中国模式”和中共政权倡导的民族主义则被越来越多的人唾弃。
如果要问在911事件为中国营造的宽松国际环境中，中国最不应该失去的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中国最不应该失去的是改造国内制度结构的机会。可以预见，下一轮文明的冲突，即倡导以人为中心的西方文明与以漠视人权为特点的亚洲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以中国为主战场展开。不幸的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北京当局能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留给中国人民的重建资源也已经不多。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读者反馈
共产主义和宗教一样，都是给人洗脑，然后给你画个未来世界和生活的美好大饼，基本上是可望不可及的那种，然后美化他们对普通百姓生活的控制，自己得到私语的满足，去看看共产党的官员住所和办公楼，和各种教堂寺庙一样金碧辉煌，而朝拜他们，被他们洗脑控制的百姓却一贫如洗。YESME, scotland
追求人民权利是正确的,但是追求的过程(变革)必须是可控的.(无论人民采用和平的或者是武力的形式, 改革的程序必须是可控制的.)一旦变革脱离了控制,就会被外部势力或者野心家窃取变革的成果.所以在大喊社会变革之前,先评估下后果,并且给出变革的宗旨,纲领,方针和行动路线.盲目的喊口号的人仅仅是鼓动者.(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区别就在这里,前者只会喊口号,后者能指出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和步骤).真正的革命家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详细的步骤的.所以有志向改革中国社会弊端的人,请先考虑好自己的行动纲领,计划和主体势力,盲目的鼓吹自由民主是可笑的, 而且永远没法成功的。司马琰, Wollongong Australia
宗教】之受人追随，乃把神灵置于【人类之上】，只要你认同神灵的【法力】乃人类【莫之能及】，那么，你就会信，就会追随，让衪引领。人类之所以搞组织，搞集团，立党立国，乃是【防卫求存】的行为，它的领头人【并非】法力无边，但相对于同类，必须是【能者】。民智【未普及】时，领头人为使【权力】得以【永保】，多把自己塑造成【神】，使人民【不疑不惑】向他【效忠膜拜】。民智【普遍开了】，人民就会【懂得审视】领头人是否【适任适格】，懂得人是【生而平等】的，【只有】智慧能力的高低而【不应有】尊严地位的卑贱，这就是【民主】的【源起】。【民主的力量】，虽【不能】开天辟地，却【可以】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公平合理】的境界。孟光, Hong Kong
好文章！这篇文章回答了：北京为何要复孔和尊孔的文化要件。人性，让旧有体制走向恶性循环，也走向崩渍灭亡。政客只见眼前，加上盲目自大，这是历史悲剧一再重演的重要因素。受苦的当然是百姓，更糟糕的是百姓往往助纣为虐地歌颂，直到天翻地覆才抢天呼地，这就是儒家文化下的历史。Phekiao Lim, Taichung, Taiwan
我原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全部堕落为官僚集团的附庸，没想到中国还有何清链这样的民族脊梁！中国还有希望！很久以前就拜读过何女士的经济文章，以后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并尽我所能力挺何教授. victor liu, indonesia
用心良苦，千方百计表明“方专制与共产文化为一体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好像中国人有了选票，中美有不会冲突，用此来迷惑中国人民。C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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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July 10, 2011 - 10:27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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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谈赶超美国究有何益
［薛理泰］ (2011-07-0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4月底预测，中国最早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依据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如今中国 GDP是11.2兆（万亿）美元，遵照目前增长速度，在2016年将达到19兆美元。同时，美国GDP将从眼前的15.2兆美元增为18.8兆美元，略低于中国。于是，中国从美国手中接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桂冠。
实际上，人们使用PPP了解一国人均收入和国民生活水平，比较合宜，倘若用来评估GDP的发展趋势，则市场汇率、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通膨走势，可能产生更为准确的作用。姑且不谈GDP的人均值，即使GDP的绝对值也仅是一个数字而已，要看GDP的构成要素，GDP数值大，仅表示是一个经济大国，却并非是一个经济强国。
何况，在中国GDP数值中，房地产上下游产业以及日用品产业占的比重大，科技含量低。过去七八年内，房地产上下游产业一枝独秀，历久不衰，GDP数值就此扶摇直上。一旦房地产市场面临拐点，自然GDP数值会一蹶不振，何足怪哉。日本经济走上L型的路子就是一个范例。
假若要衡量一个国家未来能否足够强大，与其在空洞而不确定的数字上兜圈子，不如透过表象察看内涵，这才是长期产生作用的具有本质性的要素。这方面，综合国力仍然不失为一个参照系数。
据笔者分析，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国仍然在全球稳居龙头老大的实力地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望其项背。下面聊举荦荦大端：
其一，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不论何种族裔，一律口讲、书写英文，没有方言，东、西部只有个别词汇重音不同。基督教、天主教作为主流宗教，二宗归一；在美国世代居住的少数族裔，主要也是信奉这两个宗教。
美国又是流行“速食”文化，雅俗共赏，便于为各族裔接受。在美国长大的各族裔年轻人，连时尚爱好等习俗，也没有显著的不同。一言以蔽之，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各族裔喜怒哀乐亦已趋同。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对于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作用之大是不容置疑的。从广义而论，这在美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社会现实了。
况且，少数族裔在全国分散居住，没有哪个州是由某个少数族裔占压倒多数的。这就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发生某个族群独行其是，同主体族群背道而驰的事件。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出现要求独立的政治呼声，在美国形成今日的疆域范围以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
其二，美国三亿人口，有二亿多辆汽车，民间拥枪四亿多支，可谓爆发力强，杀伤力特大。美国贫富悬殊，在发达国家中可谓相当突出，却鲜有群体性的暴力抗争事件。
说到底，首先应当归功于司法体系公正执法。且不说法律是否尽善尽美，一旦成为法律，“恶法亦法”，就严格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弊端，如有必要，随时予以修正。
民众对周遭事物产生不满情绪，首先想到的是诉诸法庭，而不会动辄越级上访。如此，民间戾气多渠道发泄，不致于郁积久矣而一朝爆发。
前述两点基本情况，决定了美国社会从整体上说是相当和谐的。
其三，按照人均素质，美国人并不比德国人、日本人高出多少。可是，美国人崇尚求实的精神，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来自各国的知识精英。这批科技英才在美国得其所哉，不像在欧洲、日本那样，发展个人生涯动辄遇到“玻璃屋顶”，其创新思维厚积薄发，得以推动美国持续向前发展。继核时代、信息时代之后，下一波产业革命估计仍然会由美国引领，则在下一个时代中，美国自然独占风骚。
其四，美国地大物博，人口密度却不高，又与加拿大几乎连为一体，资源共享。举凡石油、天然气、重要矿藏等战略资源，甚至包括淡水及农产品，不说人均拥有量，就是绝对拥有量，也居世界前列。不像其他国家，在战略资源上俯仰由人。这一点，确保了美国强劲的经济发展的后续势头。
美国拥有巨大的“势能”
其五，二战以后，美国海、空军牢牢控制了世界主要的海运通道，美元又是国际商业结算的通用货币。换言之，即无论在平日还是战时，美国几乎可以无限制地运用全球的资源。在资源占有上，美国拥有巨大的 “势能”。尤其是在国际危机处理过程中，这种“势能”还能迅速转变为巨大的“动能”，甚至独占全球资源。对于这种独特的优势，其对手就可望而不可即了。
其六，美国对于全球政治事务的掌控能力，举世无出其右者。这是自二战之后美国跃居超级大国以来逐年形成的局面，实非一朝一夕之功。
其他姑且不论，仅以去年美国召集盟国在朝鲜半岛邻近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为例，来自三大洲的14国海、空军在中国对海举行针对性明确的演习。换个大国，别说在美国濒海，哪怕是在日本对海举行大规模军演，恐怕也乏人响应的。这种在国际上率领列国的统合力，形成的过程存在一个历史渊源，并不是说来就来的。
综上所述，可见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国作为第一强国的地位还是屹立不倒的。当前奢谈赶超美国，究有何益？
话说回来，三十年以来，中国各项建设突飞猛进，呈现骎骎乎直追美国的势头，这是留给外界的总体印象。这说明北京相关决策合宜，各族民众胼手胝足，委实难能可贵。然而，国际上有人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确有意图“捧杀”之嫌。中国人闻鸡起舞，则大可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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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June 07, 2011 - 07:22 a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11/06/110526_64_hepin.shtml
错失六四机会后的中国政改三大因素
何频
2011年6月2日
何频
何频，著名媒体人和出版人，前多维网总编，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老总。
对于当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而言，如果没有六四事件，他们难以如此掠夺财富。也难怪他们堂而皇之地说，如果当时不是武力镇压民运，中国经济现状或不如东欧。正是中国傲人的经济成就，使六四不再是国人感兴趣的话题。
一些人甚至得意地宣称：中共能经受东波和中东波的冲击，就是因为经济上的成就。中共正在向世界贡献一种新的模式。
既然如此，六四为什么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禁忌？当局既不进行庆祝，也不允许民间悼念，甚至禁止媒体提及。为什么面对虚拟的茉莉花革命居然如临大敌？为什么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将“维护稳定”当成头等事件，压过了“经济建设”？
利用不公平生存的党
道理很简单，正是六四的镇压，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中国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正是缺乏公平的政治环境使贫富的差距极其不合理，而经济的偏颇发展又使政治变得更为虚妄，于是一种恶性的朝野关系形成了：不公平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而不和谐的社会使政权缺乏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政府又怎会实施使百姓感到安全的政令？
现在的局势很清楚，第一，中共当局既没有政治改革的动力，也没有政治改革的胆识。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机制，而中共生存的奥秘恰恰是利用不公平，政治改革的结果是中共现有分赃系统崩溃，这是中共利益集团所绝对抗拒的；第二，民间政治力量难以壮大到迫使中共变革。中国并不缺乏推动政治变革的勇士，他们甚至为此作出了牺牲，象谭作人、刘晓波、艾未未，但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吸收了古今中外专制统治术的政权。这个政权自我壮大的过程，以及它目睹苏东和中东民主浪潮吸取了教训，从而对任何独立于中共的组织甚至个人百倍警惕，扼杀在萌芽之中。
中国政治的理性前景是否无望了？不！有三大因素，使我们不用太过悲观。
第一，国际因素
表面上看，中共挟人民币而令天下垂涎，吹牛拍马者不少，图分一杯羹者更多。不错，国际政治是利益政治，但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是民主自由，没有民主自由，利益政治的游戏规则难以保障。正是因为这一点，对抗国际主流价值的中国模式是不受欢迎的，中共在国际舞台的伸展势必受到越来越多的箝制，而中共对公民反抗加重打压，势必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厌恶和提防：“和平崛起”完全是中共的权谋之计，一旦成就霸权，对人类社会而言又是一次大浩劫。
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的希望重新变得迫切，甚至更真实。这使未来中国的民主事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
第二，公民因素
表面上看，中国中产阶级并没有成形，更没有成为培植民主化的土壤，甚至还成为当局所利用来巩固政权的力量。事实上，这只是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稚嫩，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有一个脱壳过程，独立性终将表现出来。远为广泛的希望是，中共虽然打压了异议分子的反抗，但没能扼杀公民意识的生长。真正在时刻威胁中共政权稳定性的，就是公民的不合作或反抗。是的，这一个一个民众抗议事件，确实演练了中共应对危机的能力，但是中共永远不放心的是：能否对付得了下一次抗议事件。
这个事件会来临的。一个特务、警察、军队控制不了也镇压不住的事件，正藏在某个角落生根发芽。这是畸形社会的必然结果。
第三，党内因素
作为一个政党，中共已是一个彻底瘸化的利益集团，它同时又是一个坚固的官僚集团，不但自身没有真正革新的力量，相反，有足够的力量窒息所谓的党内民主派。但是，“党内民主”的提出，反映的是中共内部的躁动，这种躁动本身是不是民主的动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内部的不平衡，随着传统派系的老化与舵主权威的弱化而日趋严重。
党内民主是真是假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温家宝如果不说话、薄熙来如果不做事，他们会得到更多吗？从中共十七大的权力布局看，温家宝是一个权力很小的总理，薄熙来更是被边缘化了。但是两人逆势而为，如今温家宝声名盖主，薄熙来迫近政治局常委，谁又能将他们拉下马来？更妄论关进大牢了！
现在不是高岗、刘少奇时代，也不是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而是温家宝、薄熙来时代。这只是开始，中共十八大上，利益不可能均衡，类似温家宝、薄熙来处境的人也绝对少不了，他们会做、会说些什么？当然，还不会太激烈，如同中产阶级，他们还在生长期。不过，到十九大，尤其二十大时，传统的政治派系如太子党、共青团派都衰落了，党内的新力量就会出来，他会运用前述的两个因素——只有符合天意民意，他才可能既使自己壮大， 三大因素合成，启动中国政治变革，才能使中国真正趋向稳定。
天意民意就是四个字：民主自由。这是一座早已架好、众所皆知的大桥，邓小平这个“六四”元凶，却非要让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终究没能过得河，只能再回到桥头。这个时候，石头不要用来砸邓小平的遗像，而可以刻下一块碑，明示：在有桥的地方却绑架人民摸石头过河者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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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May 31, 2011 - 05:39 pm: |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832
秦晓：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
作者：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 秦晓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独家撰稿
2011年05月30日
一、全球治理格局：走向“新均衡”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影响力即是一种能量，可以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E=MC2），从速度、体量（规模）和持续时间这三个维度上来描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它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历史；它极大地改变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成为全球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加工业、能源和矿产品需求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它仍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未来的12至15年内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它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冲击，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
二、崛起的中国：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
在讨论“新均衡”以前，我们需要先对中国的崛起做一个评价。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有领导地位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 “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从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领域看，中国的“大”而“不强”表现得更为显著。
从落后、贫弱走向富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已走过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期，按照这样一个速度走下去，达到富强的彼岸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同物理学中的物质不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受到资源、制度、文化及外部环境的约束。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已遇到瓶颈，这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突破瓶颈、跨越陷阱需要改革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释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样，经济的增长才可持续，增长的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增长的成果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十二五规划”将转变增长方式和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总量和速度置于经济发展的最优先目标，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民主、法治和价值观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实力和“软实力”的指标，这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的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富国强兵”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终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
在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应也不可能简单移植它国的模式。但特色应是为普遍性所包容的多元，而不是与普遍性不相容的另类。普遍性是指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政体。我们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不应排斥和拒绝具有普遍意义的当代主流世界文明，不应简单地用“姓资姓社”、“阴谋论”解构普世价值和民主法治政体，不应因西方国家在民主、法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否定在中国建设民主、法治的必要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社会转型的探索，在探索中应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要创造一个理性、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因为制度的优和劣、价值观的善与恶最终只能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得到验证。
中国的崛起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三十多年中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中国已进入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古老文明大国的现代化会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三、重创下的美国：实力已被削弱，但没有衰落
冷战后美国获得了全球的领导地位，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已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从外部讲是全球各种力量的兴起，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欧盟的诞生、俄罗斯重新步上大国之路、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抬头、恐怖主义已构成美国非传统安全的最大威胁。从内部讲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消耗大量资源却因未能建立起新秩序而不得脱身，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暴露了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受到重创，至今仍未能恢复元气。
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变化使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打了折扣，在全球事务中不得不改变“新保守主义”的单边政策，更多地通过国际组织，与相关方协商以获取支持和认可。
美国地位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还产生不了能与美国抗衡甚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势力，美国的最大优势是它具有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中美国不再享有冷战刚刚结束时期的独霸地位，但仍是唯一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国。
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从双边到全球治理
自本世纪初，特别是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由于各种力量的消长和互动，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治理格局正在静悄悄地发生改变。尽管仍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但这个变化是有方向性的，它的指向是一个全球治理的“新均衡”。
结构上，这个“新均衡”从纵向观察是一个多层次的“金字塔结构”，它的最高层是占有主导地位的美国，第二层是美国、欧盟和中国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的 “共同治理机制”，第三层是日本、俄罗斯和其它“金砖国家”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从横向观察，国与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是一个利益和矛盾交织的 “网状结构”。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G20的基础上改造形成。规则和秩序上，它是原有基础上的继承和改进，而不是颠覆和瓦解。
中美两国的合作、协调和制衡是全球治理“新均衡”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新均衡”的形成和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能够稳定和改善目前正在建立的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并将之提升到全球治理的层面。
中美双边的“合作伙伴”关系首先是基于两个大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使中美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失衡和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也从未间断过，但经济领域的合作已构成双方的重大利益。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需要两国联手主导。在安全领域中，面对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威胁，双方在共同利益下也形成了合作。
中美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潜在的冲突。首先，它表现为一个现存的超级大国（status quo superpower）与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rising superpower）之间的角力；第二，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第三，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捍卫主权和致力和平统一，而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亚洲战略部署，双方存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目前,在上述三个存有重大分歧和潜在冲突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已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和共识。美国的政治家和主流社会已愈来愈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明智的政策选择不是遏制而是合作；尽管中国社会中存在中国应当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用“中国模式”改变世界的主张和情结，但官方和主流的精英仍保持了理性的态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超越美国，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再造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强国、富国只是一个“神话”。
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美国仍将中国视为“共产党国家”，这也是对中国崛起产生担忧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开创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和观念转变和更新的过程，不仅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也解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的束缚。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完善，民主法治政体的建设需要推进，道德、精神和价值观需要重塑。尽管中国内部在这些重大问题存在争论，但应当相信这个方向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和世界人民的期待。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和社会也存在“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和小布什当政期间它不仅是主流，而且成为政府政策的主导思想。
把思想和学说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冷战的遗产，文明的演进、现代价值观的形成、民主法治政体的建设是一个开放系统中多元碰撞、互动、交融的过程，而不是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军事手段所能实现的。在价值观和制度问题上，中美双方都需要用新的思维去认识对方、认识自己，坚持开放、交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共识，而不应强化意识形态、加深对抗，回到冷战。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实质上已达成了中期妥协，即中方坚持和平统一，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有利于两岸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符合中美两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时，它打开了两岸经贸和民间合作、交流的大门，为最终中国的和平统一创造了基础。当然这只是一个中期的妥协，其中仍存变数，比如美国的对台军售、台独势力重新上台、美国容忍和鼓励台湾及其领导人以政府或政府首脑名义参加国际组织、出访美国等。如美国走得太远，双方达成的妥协可能破裂，因此，美国政府和政治家在台湾问题上应慎重行事。
总之，尽管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和潜在冲突是由一些基础性的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不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成为敌对的关系。两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形成了共同利益，因而可以以更理性、务实、智慧的态度和方式看待双方制度、观念上的差异，处理分歧和矛盾，化解危机。
如果将中美关系置于全球治理“新均衡”框架中，目前这种状态即便能得以改善仍不具备建立起“共同治理机制”的条件。“共同治理机制”是全球治理的机制，它既基于两国的双边关系又超越了两国的双边关系；既要彼此尊重对方的国家核心利益，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又要立足于全球，联合和协调其它主要国家将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纳入这个机制的议程中。
五、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治理“新均衡“的功能和使命
我们所讲的全球治理“新均衡”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实体。从治理结构上讲，人类现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东西方两大阵营敌对的格局，也有过美国在冷战后独霸的场景，但从未经历过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主导、共同治理与多元参与的复杂结构。因此，“新均衡”产生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努力寻求的过程。各方，特别是中、美两国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上重新界定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角色，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双方的共同利益和责任。
从治理的规则和秩序上讲，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G20等，秉承了十七世纪世界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精神，反映了战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独立和发展的企盼，为处理全球军事冲突、尊重主权和人权、维护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建立了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另一方面，它维护美国的霸权和美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各种力量变动的世界中，它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协调能力需要加强和改善。
冷战后，随着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兴起，这些规则和秩序也相应地产生了调整和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也是融于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历程，中国是这个规则和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和推动改革的力量。今后，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具国际影响力，也不应挑战这个规则和秩序或“另起炉灶”，而应在这个框架中加深参与和合作，承担维护、治理和改革的责任。
全球治理的功能和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应对人类面对的挑战，包括：核扩散、恐怖主义威胁、局部战争、人道主义危机、贸易保护、贫穷、环境和气候恶化、粮食和能源保障、教育、疾病和自然灾害防治、资源合理利用等，我们将之称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全球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有较大影响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是应尽的责任，也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此，美国应因势利导，转换角色，从独霸、单边转向主导、合作；中国应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在国际事务中随着自身实力的加强，以“韬光养晦” （应理解为谦虚、友善）的心态行“有所作为”之力。
走向全球治理结构的“新均衡”的提出是基于对一些基础性的因素的判定，也是在各种假设条件下择优的政策目标选择。全球治理结构的新旧交替必然充满了各种变数和风险，它可能导致中美对抗，回到冷战；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失败，现代化进程中止，美国的霸主的地位得以强化。这两种走向和前景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和谐和发展。为此，我们应当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
（作者简介：秦晓1986年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4月至2000年7月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2001年至2010年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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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及其逻辑性
(201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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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芬兰问题、美国问题与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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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日本
(2011-04-26)
一提起日本，作为一个中国人，立马会想到甲午海战、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原子弹、日美同盟、靖国神社、钓鱼岛、等等、等等一系列词汇，鲜有能让人高兴的，想着想着，即便不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情也是很沉重的。
一、纠结的印象
本人对日本的最早印象来自一位老人(那时还在读小学，给老师和学生做饭的那位老人），他讲日本兵吃人的事，讲得有鼻子有眼的，被吃的那人是本村某某人的某某爷，有名有姓，很具体，先被拉去当挑夫，后来被日本兵杀掉，心和肝被挖出来，让日本兵炒着吃了，地点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户人家里，当然那时所有人家里都是空的，大家都跑到山上躲起来，没有来得及跑的或者胆大不想跑的就被拉去干苦力，修桥、筑路、挑东西、挖战壕什么的。
后来又听叔祖父讲，当年日本兵进村的时候，村里人拖老携幼跑到山上，躲进山洞里，过了几天，实在饿得不行，想出来寻些东西吃，曾祖父首先走出山洞，向山脚下的村子了望，不料被驻扎在村子里的日军一枪击中，大家哀伤之余不得不佩服日军枪法神准，那么远的距离居然还能打着。又听外公说日本兵不打小孩，还给东西吃。叔祖父还提及一日兵在厕所里题了一首诗，是用汉字写的，原诗已忘了，那意思好象是说：想起我远在扶桑的亲人啊，泪水涟涟，如今被迫到这里打仗什么的，写完解开裤带吊在厕所里自缢身亡。
后来读一些历史书，才明白我的故乡是著名的武汉保卫战的战场，故乡失守，武汉不保，原来老人们讲的那些血流成河的战事都是真的。
读初中时，到一个镇上参加比赛，晚上同参赛的几位同学去放松一下，看了一部电影叫《日本沉没》，被震撼的从头至尾都没眨过眼，永生难忘。那年月，大概宣扬中日友好、一衣带水什么的，还看了《血疑》、《伊豆歌女》等等，以及川端康成等人的书，并且领悟了武宫正树的宇宙流。松下、索尼一些电子产品在同学们中开始流传，要是谁家从日本带来一台彩电，那是让大家羡慕得要命的事情。
读高中开始听说有个靖国神社什么的，日本首相老是去参拜，屡屡挑战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样是战败国，德国却得到人们的赞扬，德国的总统、总理跪倒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谢罪，而日本首相却死不认错，更不用说到中国的哪处死难者纪念碑前谢罪了。
我开始对日本这个国家及大和这个民族有些纠结了。
二、古文明的衣冠
仔细想想，当年日本打败了大清，灭了朝鲜，击溃沙俄，吞拼满洲，奔袭珍珠港，屡屡得手，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以为我这欧亚大陆东头的日出处帝国能象昔日欧亚大陆西头的日不落帝国英国那样称霸全球，于是乎，义无返顾地蹋上自掘坟墓的征程。
但凡依靠武力残暴杀戮野蛮征服的势力，到头来都逃不脱土崩瓦解、迅速消亡的命运，这种势力严重摧残人类文明，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绊脚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春秋战国时，秦兵打仗，每人都分配得有杀人指标，完不成指标，轻则受刑，重则全家遭灭，虽秦统一了六国，但陈胜这样一个下级军官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貌似强大的秦帝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瓦解，秦帝国消亡了，留给中华民族却是永远的痛，可以这样说，灿烂的中华古文明就在这时逐渐走向衰落，直到现在人们还在说秦乃狼虎之国。
蒙古帝国凭借他的耐寒耐劳的矮种马，铁蹄踏遍欧亚大陆，所到之处，男性惨遭杀戮，女人掳掠为奴和生殖工具，牲畜和财物被洗劫一空，蒙古帝国诞生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遭受严重摧残的过程。被某些砖家打扮成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满清八旗兵也发生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令人发指的事。
中华文明的复兴梦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被打碎。
学生时代翻开物理、化学、数学课本，那些重要的定理公式总是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为什么没有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呢？很纳闷，后来才知道当中国人在讴歌康乾盛世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已经搞得如火如荼，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促进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和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就在这文艺复兴时期的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几百年间，中华大地却在忍受着元明清三朝剧烈动荡和残酷杀戮，就是这几百年，中国同世界先进文明彻底拉开了距离。
这一点被日本精英界发觉，于是日本人开始向西方学习，但学得不是很透彻，没有什么重大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支撑不了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参和些武士道精神，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开始有野心，随着多次得手，野心逐渐膨胀，以为可以象欧亚大陆西头的日不落帝国英国那样称霸全球，殊不知英国有最牛的盾——牛顿、瓦特、法拉第作后盾，日本培养不出这类人才，只能批量生产武士。
试想一想：一个法拉第顶多少千万个武士？
如果说日本人能学学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先辈们，不那么冲动，恩威并施，怀柔百姓，扶持亲日势力，步步为营，然后从东京迁都北京，天皇率文武百官及各路诸侯登泰山，拜天地，曰：吾乃炎黄子孙之一脉，千百年来孤悬海外一隅，今率子西归，认祖归宗，定鼎中原，徐图东亚，一统天下，今祈福苍生，国泰民安，改国号为大和。这样中华大地第三次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又多了一个民族，变为57个民族，日语也象满语慢慢消失，或沦为方言，历史变为这样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历史的发展有它的偶然性，但总体上是必然的。
环绕地中海的各主要古文明互相冲撞融合诞生了现代文明，美国便是地中海文明的浓缩版，这种蓝海文明远胜于中华大地的农耕文明。
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容易满足人们的休养生息，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和侵扰，华夏文明极易耽于安乐，沉迷于食色，不思进取，从来没有组织过一次象样的远征，也没有进行过积极有效的扩张。
往北，至多击溃或收编一些强悍的游牧民族，再不济，修一道围墙（长城）挡住他们，这道围墙在冷兵器时代也有些奏效，却不曾想过要在那地瘠民贫、气候恶劣的地方建立强有力的统治，若说对那广袤的北方有所牵挂，就是把中原持不同政见者流放过去，仅此而已，中原势力有两次彻底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取代，很大程度上是毁于自身的骄奢淫逸和腐败堕落。
往西，喜马拉雅山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往南，气候酷热，瘴疠之气盛，草民鲁钝，尚未开化，没有占领的欲望。
环顾四周，东端朝鲜半岛还值得去光顾一下，所以几千年来朝鲜半岛总时不时的受中原势力眷顾。日本列岛的势力与中原势力最早也在这个半岛上相遇，唐日白江口一战，日本人惨败，从此乖巧了近千年。其实那时还不叫日本，列岛还没有统一，与唐作战的是国力最强国土最大的倭国，唐为什么没有继续远征到日本列岛？至今依然是一个谜，也许台风太大？也许遇上海啸？也许碰上地震？也许那里地瘠民贫尚未开化、还没有文字？总之，引不起唐人征服的兴趣？
日人战败后，除了做好防御，以挡唐军登岛来袭，还很懂得“师夷长技以制夷”，一面好吃好喝款待唐军来使（实为侦查兵先遣队），一面派人赴唐学习政治体制和文化艺术以及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
今天，我们看日本人穿和服就想起隋唐的衣冠，看到日本的许多建筑，仿佛还镶嵌着唐砖汉瓦。在日本，你不必会日语，掏出纸和笔就能交流，日本的高考语文还有20%是考汉字，一些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还得到日本去找，当日本人点头哈腰、遵守秩序时，你看到儒家文化在那里保存得多好，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学习能力。
前些日子日本发生大地震，国人都惊叹他们有秩序、有礼貌、讲文明、能忍耐，有好事者把这些评论文章翻译到日本，他们则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不是孔子思想的实践吗？反观国内，礼崩乐坏，上层作道貌岸然状，干男盗女娼事，下层人民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秩序荡然无存，连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也越来越难管教，时不时暴出推挤踩踏事故，各种负面新闻漫天飞，小学生的最大理想是当贪官，可见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到什么程度，已找不到文明古国的影子，而中华古文明被日本人学得多透彻，可以说中国是日本文化上的母国。
三、古帝国的后裔今安在
近一两年来，政府的宣传机器大肆鼓吹所谓的GDP已超过德国，又超日本，大有明天深夜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之势。这让人又想起 1958年的大跃进，那时注水亩产量，亩产万斤，现在注水GDP。中国历史总象陶轮一样往复、易碎，都是昏聩的领导和一些丧尽天良的恶吏为了使自己能升官发财编造政绩欺上瞒下惹的祸。
所以日本人看不起中国。美国人让他的汽车立即召回，他乖乖的召回，对中国他却不理不睬；根本不在乎中国政府的抗议，就已对钓鱼岛实施有效的占领；东海油气田明明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日本人说采了他的油，他们的导弹巡逻艇耀武扬威的在那里游弋，而我们的威武之师只能龟宿在天安门广场于国庆节时向人民炫耀一番；多少届日本首相踏着中华民族的伤口走进靖国神社拜祭罪恶滔天的侩子手，政府除了一声声的抗议却毫无制衡的手段，一任网民悲愤的泪在飞；更有甚者，就在昨天，日本军方智库公然叫嚣中日必将再有一战，哀哉！我们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准备好了吗？
日人何以敢如此轻蔑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定必他们把这个文明古国看的很透彻，今年1月12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一篇署名西尾千二的文章给出很好的答案
他说：日本与相当于自己10倍人口的国家竞争。这本身就证明了日本具有的绝对优势。
的确。中国注了水的GDP中还有很大一块是外国的，其中日本占有份额不小。2010年日本人均收入37500美元，中国3800美元，零头还不到。如果公布GNP（国民生产总值）和海关进出口清单这两项真实数据，普通老百姓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日本的海外资产高达10万亿美元，自2005年起，日本海外资产收益已经超过外贸出口，这些都是不算GDP的。有那么多的中国人（1300万）、其他国人为日本打工，日本本土的GDP不增长或是减少又有何妨呢？
当今的中国只能在GDP上麻醉自己，忽悠人民，这种竭泽而渔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目的是为了显示了一部分人的伟大和英明。
他说：现在中国大规模建造无人居住的空房，各省市都出现了鬼城；在杳无人烟的沙漠中不停地修建公路；不彻实际且代价高昂的高铁与轻轨；或许由于犯罪人数增多，监狱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使得中国的GDP日益膨胀。
或许说得有些夸张，但日本发达的经济主要依靠先进的技术装备和一流生产能力，不是靠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和政绩工程，这是事实。
他们的制造业精加工能力达到很高的水平，美国波音客机上航行控制中心的电路板是日本制造的，联合国采购的越野车等绝大部分是日本汽车公司的产品。在微电子、半导体、工业机器人、超导应用、光纤通信、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以及在碳纤维、精密陶瓷、纳米技术等新材料领域，也已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已有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大陆在我们伟大的党英明领导下至今没有一人获奖。
日本是西方少有的就业率最高、基尼指数最低、劳资最和谐、经济运行最平稳（供需平衡物价稳定）的国家。 中国的大学生被就业，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而恶名昭著的官N代和富二代却霸占着那么多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据说负担不起退休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要延长退休年龄；贫富悬殊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政府维稳经费居然超过了军费，还谈什么和谐；一部并无多少演技的《让子弹飞》火了整个中国，为什么呢？因为它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他还说：不能混同了多姿多彩的汉唐盛世文明与当今一党一派垄断一切的中国，的确，中国就像古罗马一样向周边国家输出了文字、法制观念和高度发展的宗教。然而应该看到，这两大古国的文明已经落幕，地球文明的第二幕已经拉开。它就是日本、新罗、目耳曼语族的兴起。汉唐帝国和罗马帝国的衰落虽然给周边地区留下了记忆和遗存，古籍和古墓证实了它的存在，却无法恢复往日的灿烂和辉煌。正如现代希腊国家与绚烂的古希腊文明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一样，现代的中国人也很难说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后裔。在世界各国设立的孔子学院，以及近日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矗立了孔子塑像，不过仅是表面装璜而己。
这些让我们汗颜却掷地有声的话语引起我们多少反思？有人质疑日本首相频繁更迭，政权不稳，从而得出结论：我们的制度比他们好。很滑稽可笑，他们政权不稳，但社会却井然有序，我们政权稳，社会不稳。他们的记者敢当面问首相菅直人：既然你救灾不力，为什么还在台上？
我们敢说“你的治国能力与人民的期望相差太远为什么还在台上”？民主的普世价值在于：没有一个人永远是正确的，所以最高领导人要常常换人做做；没有一个政党永远是伟大的，他们有集体腐败和堕落的可能，所以不能由一党一派垄断一切。难道不明白吗？以一党之私、一伙之利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更是中国历史的罪人。所以说，中国一切问题的结症在于：腐败、腐败、还是他妈的腐败，体制、体制、还是他妈的体制。我们不敢说哪一种体制是最优越的，但我们总在期待：腐败最小化，体制最优化。
他还说：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日本列岛和欧洲免遭蒙古的侵略，在15和16世纪迎来了海洋的时代，燃起了近代的狼烟。日本江户时代实行的几乎是17世纪西方的主权国家体制。日本与欧洲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通过明治维新很快接受了欧洲文明，为今天的现代化领跑亚洲做好了准备。
四、百年为奴无尽头
虽然今天的日本自认为已脱亚入欧，与美国亦步亦趋，其实骨子里有他打掉牙往肚子里吞却说不出的惨痛。
尽管通过明治维新很快接受了欧洲文明，也取得不俗的成就，但由于他的岛民心态，容易夜郎自大，学得不彻底，加上全民族的狂妄和狂热，差点招致灭顶之灾。美国将两颗原子弹扔在广岛和长崎，完全炸断了大和民族的脊梁骨，旧影片和照片中显示战败的日本天皇见到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要深深鞠躬，堂堂一国之君也不得不如此低三下四，日本人从此开始了百年为奴的命运，也许还不止百年，因为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将在2045年衰落的迹象。
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伊始左冲右突，希望能挣脱美国的牢牢控制，重回亚洲的怀抱，构筑东亚共同体。但美国人见招拆招，一手导演天安舰事件、钓鱼岛撞船事件，重新将韩国、日本一并装入牢笼中，同时威慑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真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智慧，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稳住了东亚，沉重打击日韩的离心势力，迫使其乖乖就范；中国和俄罗斯也紧张了好一阵子。
与相鸠山由纪夫的黯然下台相比，小泉纯一郎则爽多了，在位舒舒服服干了六年，是30多年来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这得益于他出生在离东京不远横须贺，生于斯，长于斯，让他非常明白自己乃至整个日本的身份和地位。
横须贺位于东京湾的入口处，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人口也仅有40多万，不过由于所处的位置以及形似铁钳拱卫着海湾的绝佳条件，横须贺很早就成为“东洋第一军港”。1853年美国海军将军佩里率领舰船在这里强行打开了日本的大门，大约百年后的1945年，又被美军占领，现在横须贺市大部分地方成了美国人的地盘。
1973年，美军首次派航母常驻横须贺，使这里成为美军在海外唯一的航空母舰母港、海外最大最具战略重要性的永久性海军基地。大约超过 2.5万美军士兵及其家属长住这里，基地内房子不够用，许多人就在基地外租房，在大街上常能看见出来散步或购物的美军士兵 。根据日美间达成的协议，70%的基地维护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大约每年要数十亿美元。美军消费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还为许多当地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当地还有一个佩里公园，他们把当年入侵这里的美国将军佩里当成恩人来纪念。他们说，如果没有佩里，日本可能继续闭关自守，佩里因此也成为横须贺的骄傲。所以有日本人说：“横须贺人对美国有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是典型的横须贺人。
从小生活在这里，看着气派的美军舰艇忙忙碌碌地进出港口，航空母舰上高耸的舰岛甚至高过横须贺所有的地面建筑，与之比邻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则显得相形见拙，耳濡目染这一切，恐怕不能不引起小泉纯一郎以及他代表的那部分日本人的深思。
何况即使是养一条狗，日子久了也会对主人产生忠实的感情，所以他在位六年紧跟小布什，叫出钱，就乖乖出钱，叫出力，就乖乖出力，还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奴性十足。
奴才从来只认主子，不认他人，这就危险了。将来某一天，在美国纵容或唆使下，与中国再来一战，则中国的安全岌岌可危，而这一概率是相当高的，单不说中日历史纠结，就说东海油气田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这三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若处理不好，都会引爆中日再战，而战争可能还是从海底、到海面、到陆地、到空中、到太空五位一体的全面战争，无论谁胜谁负后果都不敢想象。现在据说将组建美日印同盟，由印度扯住中国的后腿，中国的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前一阵子，中国各大媒体以及异常激动的网民大肆炒作歼20隐形战机，冷静下来想想，几架歼20隐形战机能镇住谁呢？要镇住美日印同盟，起码得歼N零，N要远远大于三，让杨利伟驾着歼N零到华盛顿上空溜达溜达，然后告诉美国人：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人类发展到今天，战争的手段和目的也发生了彻底变化，主要是以摧毁对方的战斗力为主，不再以大规模杀伤对方的生命为目标。所以朝鲜以举国之力搞原子弹，结果民不聊生，政权岌岌可危，且不说他的原子弹可能还没来得及升空，就被美国人敲掉。当今的世界即使你拥有原子弹也不一定能保护自己，只有整个社会各种力量协调发展，让整体力量壮大，才能最大限度保护自己。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好，竞争也好，说到底是两个群体内部的组织结构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的比拼、两个群体之间的智慧比拼。日本无论是他的社会组织结构还是他的群体智慧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日本人善于学习这是世人皆知的，被美国占领的这些年，民主与法制、科学与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社会的许多方面已与美国融合。
作者:一帆轻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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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芬兰问题、美国问题与中国问题
（2011-05-18）
● 薛涌
旅居纽约的芬兰专栏作家安笯·帕坦嫩（Anu Partane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她在芬兰的许多朋友纷纷求助，希望移居美国，为此要到她小小的公寓中借住。理由是：芬兰变天了！
一个小小公寓，即使是借住，也容纳不下几个人。这位作家叙述的，显然不是芬兰移民潮，而是她一些志同道合的自由派人士对芬兰当下政治变化的幻灭——幻灭到要到美国来生活。
要知道，美国的自由派，到了欧洲经常发现自己 其实很保守。欧洲的保守派，到了美国发现自己其实属于自由派阵营。因为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属于极右，欧洲属于极左。极右中的左派其实并不那么左，极左中的右派也并不那么右。如果像芬兰这种极左之国的左派也宁愿到美国这样一个极右的国度来生活，可想而知她们对自己的国家是多么失望了。
真芬党可能威胁欧盟和欧元生存
何以至此？那是因为芬兰政治的戏剧性的变化。在不久前举行的大选中，真芬党（The True Finns真正芬兰人党）异军突起，获得了39个议席，成为仅次于国家联盟（44议席）和社会民主党（42议席）的第三大党。这个党1995年才成立，以一个议席开张，2003年选举夺三席，2005年又夺两席，不过五席而已，在政治上难掀大浪。但是，这次不仅成为第三大党，而且议席数和前两大党相差无几。芬兰的政治格局由此大变。
真芬党被称为芬兰的“茶党”，属于民粹派的政治力量。其核心纲领是限制移民，强调芬兰的民族认同，相当排外，并且对欧盟保持戒心。根据芬兰的政治制度，国家的重大政策必须经议会批准。而欧盟的重大决定，又必须经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所以真芬党的动作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国的事情，而可能有全欧的影响。最近为了对付葡萄牙国债危机，欧盟推出了780亿欧元的计划救助。而真芬党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救助。如果真芬党致使国会否决这一计划，芬兰就不能参与。欧盟的计划，也会因这一票否决而瓦解。所以，真芬党可能颠覆这一计划，甚至可能威胁到欧盟乃至欧元的生存。
幸运的是，芬兰的头两大党达成协议支持欧盟计划，这一危机暂时化解。但是，真芬党的威胁挥之不去。这次真芬党拒绝支持，并为此退出联合政府，是要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在欧洲式的民主中，最大反对党说上台就上台，天随时可以变。如果真芬党上台，拒绝和欧盟合作，那么芬兰乃至欧洲将会是一番什么情形呢？说真芬党突然创造了“芬兰问题”，一点也不夸张。
民主社会利益和共识如何形成
这里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欧洲政治，而涉及到民主社会的利益和共识的形成问题。要知道，民主社会的大政方针是选民投票决定，最后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这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出政治和谐。比如，51% 的人赞同的事情49%的人殊死反对，民主就遇到危机，甚至大家可以兵戎相见。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例。哪怕10%的人一直反对大多数人的政策，也会引发不小的危机。这就需要妥协，创造共识。民主绝非多数人说了算那么简单。
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和美国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各在两个极端。但是，这两个极端，其实都遵循着某种共同的逻辑。专栏作家安笯这次感慨说，她和她的芬兰朋友，一向激烈地批评美国，说美国人是如此吝啬，不肯分享财富，不肯拿出钱来救助自己的邻居，乃至这个世界最富的国家还没有全民医保。但是，如今芬兰人面临着是否要救助葡萄牙的问题，许多芬兰人不是同样吝啬起来了吗？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社会福利是否优厚，主要并非什么左右派意识形态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不同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人之间是否愿意互相信任、 互相分享财富、互相救助的问题。同文同种容易使社会慷慨。多元化则让大家死守自己的钱袋。比如，阿拉斯加是绝对共和党的州，政治保守不下于南方。但其社会福利比大多数自由派的 州都慷慨。秘密在于该州几乎都是白人。大家愿意多拿出点钱来共享。
北欧的福利国家，一直在种族上比较单一，规模也较小。大家自然对邻居慷慨。美国的规模是欧盟的两倍，而且宗族文化多元。马萨诸塞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区别，和北欧与葡萄牙的区别可以相提并论。在许多芬兰人看来，我们克勤克俭挣出的财富，怎么能随便拿去为习惯于大手大脚花钱的葡萄牙或希腊买单？左翼的自由派到这时也不会那么大方。这也解释了真芬党的崛起。
看看真芬党就知道。真芬党主张维护芬兰的民族认同，反移民，但同时支持福利国家，许多支持者是从左派选民那里争取过来的。这和美国誓死反对扩大联邦政府、反对慷慨的社会福利的“茶党”大异其趣。简单地说，真芬党希望在维持种族和文化单一纯净的基础上，继续让全社会分享财富。而全球化使芬兰这样僻静单纯的社会也多元化起来，欧盟的成立更逼着芬兰人为“另类”种族或人群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真芬党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主义的崛起。这种“芬兰问题”，也不限于芬兰，而遍及欧洲的许多国家。
这就提出了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的问题：在民主社会中，种族文化单一、相对封闭的国家，特别是人口少的小国，比较容易塑造政治共识，大家比较信任政府、普遍接受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种族文化多元的开放社会，特别人口众多的大国，塑造政治共识困难，公民间建立互信互助关系不太容易，进而大家各守自己的钱包，不希望被政府拿走。人口众多的日本，维持高福利的一大原因，还在于是“单一民族”社会，大家互信互助比较容易。
可惜，在西方社会，大家对种族问题过于敏感，对这个问题难以坦诚地讨论，实际上也阻碍了问题的解决。就欧洲而言，要避免“芬兰问题”，就要塑造“欧洲人”的认同。目前许多欧洲人已经把自己首先作为“欧洲人”，其次才是“法国人”、“德国人”。这样的进程持续下去，会有助于缔造政治共识。美国的问题，则在于增进种族互信，真正进入“后种族时代”。不过，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内部的多元文化整合还远未完成之际，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多元化，提高了文化整合的难度。
由此想到了中国。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加大社会投资，建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福利制度的挑战。这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追求这样的政策目标，中国有着巨大的文化优势。中国的人口90%以上是汉族，许多少数民族也高度汉化。几千年的文明，塑造了文化上相当均质的人口。在这种同文同种中建立互信互助的关系相对容易。中国所缺少的，是公民民主参与的过程和制度保障。这使得人们不相信政府能够有效地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所以，怎样把社会保障问题从单纯的政府决策领域让渡到公共决策领域，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也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稳定的关键。
作者是美国波士顿萨福克（Suffolk）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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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及其逻辑性
(2011-05-16)
长期以来，有个共识：
美国经济好，世界经济好，美国经济变差，世界经济变差。所谓美国打喷嚏，世界其他国家感冒。
原因：美国是一个消费主导的国家，是世界其他国家主要的出口市场。同时，美国也是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产品主要的孕育地，每次美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的出现为前导的。就是所谓的科技革命导致经济的发展。
其言不虚。
这里，主要谈中国经济发展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逻辑性。
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关系，是从没有多少关系或关系不大，逐步发展到有不少关系，关系紧密，到现在密不可分的。
按照前面的说法，在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危机时，中国应该也出现经济危机。但是，很遗憾，中国没有出现经济危机。
现在，美国仍没有从危机中走出，大家却在担心中国经济过热，在争论中国经济到底是要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问题。
我们假设：
1. 美国经济转好，那么，世界经济转好，中国经济是要转好还是转坏？按照前面的逻辑和普通的正常推理，中国经济应该从美国经济的好转中受益，从而加速发展。如果美国经济转坏，那么，中国经济要转坏，但又与目前的事实不符。
2. 美国经济转好，世界经济转好，但是，只有中国经济变坏。逻辑在哪里？原因在哪里？
3. 中国经济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内部发展的驱动力加上外部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使中国经济走在一种特殊的轨道，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以某种特定的逻辑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支持，但在这种支持趋软时，中国自身的发展需求完全可以取代外部不足的部分。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要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4. 中国经济本身存有很大问题。这是一直在叫喊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经济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以前，问题比现在大，麻烦比现在多，基础比现在差，能力比现在弱，内外环境比现在恶劣，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现在，问题不见得比以前大，麻烦不见得比以前多，能力比以前强，内外环境比以前好，中国经济是要变好还是变坏？
一直有人叫唤中国经济要崩溃，我承认有这个可能。但我百思不得其解：找不到这个逻辑性。
美国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在发展。
美国经济变好，按理中国经济应该更好。
可是有人总是说中国经济在未来的某个某个时间要崩溃，言之凿凿。
我看未必。
作者：龙梦麟，现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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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May 14, 2011 - 02:33 pm: | |
南都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发布时间:2011-05-12 10:01 作者:南都社论
摘要：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今天是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日，读者诸君一定知道我们的哀悼所在。那场大地震令山河破碎，八万多人罹难失踪，连绵不绝的哀伤延续至今。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馨香几枝，烟气袅袅，升腾至虚空。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他们也曾顶着百家姓活泼泼地存在过。他们用整整一生，走进五月的废墟。他们开心地在世上生活过七年，抑或更长更短的岁月。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姐妹，是兄弟，是黄皮肤的人。他们是寨子里的居民和过客，是跋涉山川河流的人，看云起云落，他们是一切真情。他们是你遇见或未见的人类，是住在大地上的灵魂。
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三年前的今天，同个时刻，下午黄昏黑夜如朽木，纷纷落下，壅塞时间的河流。红色是血，灰色是扬尘，白色是眩晕，黑色是死神的衣袂，他们在颜色横流中倒下，像是不幸的庄稼，被锐利的刀锋杀害。他们失去了所有，他们的老年中年青年或童年时代结束得太早太快。他们成了各种各样碎片，使用尖锐的边缘，把日子割出眼泪，将故乡抛弃。
他们从四方而来，往八方而去。我们悔恨，他们本该有更好的死亡方式，譬如从容悼念，并且允许泪飞成雨。匆匆复匆匆，他们永远离开伤感的村庄和城市，他们现在石头长有新绿的山坡上，他们仍在学校，在路上，在地下，在无名之处。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就像麦子与麦子长在一起。在夏天，在他们最后的黄昏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是生者唯一的痛楚，唯一的安慰。
我们在心里为他们降过半旗，我们在哀悼日为他们招魂请安，我们搜集过他们一世为人的证据，我们一起念出过他们的名字。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你们还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发生，而遗忘等候一旁，觊觎他们的再一次死亡。如果不怀念，遗忘就会越来越强大。今天的祭祀就是为了拒绝遗忘，拒绝再次失去他们。以后的纪念，目的无他，也是一遍遍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从未远离，我们一直在一起，哪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惧。这是一种要被记取的承诺，人千古，人又永远在。这是我们对整座村落、整座城市、良知国民的交代。
起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可有一种责任无法推卸。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纪念，是校园对学生的纪念，山野对农夫的纪念，黄泥雕群对凝视者的纪念，是家庭对逝者的纪念，是鲜花对坟墓的纪念，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我们始终不忘，始终向着他们的方向眺望。我们的生活里有他们，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过活。时间的河流联系彼此，让我们重聚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没有失去过。
止歇欢娱，今天此时，让我们躺在时间的河流上，采用他们惯常的姿势，感知他们的所在和请求，察觉我们的对话与诺言。在他们走后，没有一个夜晚能让我们安睡。可三年来，我们谨记并警醒我们的原则。五月是悲哀的，又是清醒的。通过对他们的取态，丈量我们与人类的距离。祝愿大地上的神祇同样能保佑他们，就像他们保佑我们一样。祈祷彼岸乐土。伏食尚飨。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2011-0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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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May 06, 2011 - 02:43 am: |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445
中国经济：拐点即将到来
2011年05月06日
英国《金融时报》 乔希•诺布尔
金奇(James Kynge)等人曾把中国经济形容为骑在自行车上的大象——只要还在前进就没有问题，但一旦减速后果就不堪设想。现在，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意味着，中国的通胀将会上升，增长将会放缓。
正如一名官方经济学家周四所说的，对中国来说，“大拐点即将到来”。
路透社(Reuters)周四报道称：
“目前的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巴曙松在《经济参考报》撰文表示。
“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并非一时之事，而是大拐点即将到来的标志，是趋势性的改变，”巴曙松写道。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其它地方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
“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态势将不可持续，”他写道。“二是，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
就短期而言，多数中国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将在下一个月左右见顶（上月通胀达到5.4%），今年剩余时间价格将重返适宜区间。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这成为现实——官方已出面阻止某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被转嫁给消费者，还有传言暗示，人民币可能升值。但永久遏制价格上涨是很难的，尽管北京方面坐拥巨额现金。
如果近几年是由低廉劳动力成本推动的“低通胀”时期，那么“正常”通胀率会是什么样的呢？近期历史提供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先例。
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例，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经常超过10%。事实上，1994年末期中国通胀在接近30%的高位见顶。
正如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在周三的英国《金融时报》上所写的，中国不久可能将面临“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资产价值崩溃时刻——译者注）。
若为了遏制中国的通胀和信贷而采取果断、持续的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利率，那将打击周期性增长。但这些措施将使增长变得更可持续，因为它们将抑制投资，让其它措施有充分时间发挥作用，以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
另一种情景也是很可信的。在这种情景中，2012年的领导层交接、一种不愿影响增长或引起工人不满的心态、以及不断上涨的楼价所涉及的政治利益，可能导致政府过早宣称遏制通胀取得胜利。这可能在短期提振资产价格和增长，但加大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新领导层将不得不去应对信贷推动的“明斯基时刻”。
中国若遭遇“明斯基时刻”，将打击全球增长和资源市场，冲击有关人民币稳步升值的共识。它还将影响中国再平衡本国经济、提高消费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目标，并加大政治不安定的风险。
多年来，发达国家（以及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获益于廉价的中国制成品，这些廉价产品帮助为世界带来了10年的低通胀。还有其它任何国家能够填补中国留出的空缺吗？
面对人口结构拐点的中国，很可能打赢2011年的抗击通胀之战。但这场“战争”将进行下去，如果说有任何变化的话，那便是它将进入难度大得多的下一阶段。
译者/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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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8688/112011050700448.html
陸恐將面臨經濟成長大拐點
2011-05-07
旺報
【記者梁世煌／綜合報導】
儘管大陸經濟近幾年持續高速增長，但這種成長趨勢最近卻因大陸不斷升溫的通膨預期與人口老化等問題出現警訊。由於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日前指大陸已確定越過了「劉易斯拐點」，加上人口紅利即將關閉，《金融時報》因此認為，大陸經濟成長的大拐點即將到來。
所謂「劉易斯拐點」，指的是勞動力由過剩轉為短缺的轉折點。巴曙松日前在《經濟參考報》撰文指出，以目前資料來看，確認大陸已越過「劉易斯拐點」，「2004年以來的民工荒並非一時之事，而是大拐點即將到來的標誌，這是趨勢性的改變。」
老齡加漲薪 成長減速
巴曙松同時指出，大陸勞動人口存量將於2015年前後開始下降，這已經確認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大陸已進入人口紅利窗口關閉期。」
《金融時報》引述該報亞太事務首席專家James Kynge的話指出，大陸經濟就像一頭騎著自行車的大象，只要還在前進就沒問題，一旦減速，後果不堪設想。目前大陸快速老齡化的人口和不斷上漲的工資，正意味著通膨將會上升，經濟增長將放緩。
對通膨侵蝕大陸經濟增長感到憂心的不只巴曙松及《金融時報》，由《第一財經日報》舉辦的「第一財經首席經濟學家調研」活動，針對5月發布了「第一財經首席經濟學家信心指數」為52.2%，較4月下降0.8個百分點，表明各機構認為5月經濟增速將趨緩。
CPI年增率 恐再創高
該項調查結果顯示，雖然部分經濟學家對大陸通膨態勢表示樂觀，但更多機構更表憂慮。學者表示，大陸的物價及通膨可望在6、7月達到高峰後回落，但由於大陸以行政手段干預通膨的作法，將引來負面效應。
受訪機構普遍認同通膨對大陸而言是長期問題，也就是說，大陸將面臨長期通膨壓力，尤其是寬鬆的流動性更將助長通膨持續升溫。
且由於大陸內部經濟增速維持高位導致總需求快速擴張、流動寬鬆局面無法在短期緩解、加上人口紅利臨近拐點帶來勞動力成本普遍上升，預估未來物價壓力仍將維持在5%以上，並不排除未來幾個月還會創出年內CPI年增率新高。
未來的考驗 將更嚴峻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膨壓力持續高漲下，瑞銀（UBS）高級經濟顧問喬治．馬格納斯在《金融時報》撰文直言，大陸不久可能面臨「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指資產價值崩潰時刻），一旦如此，將打擊全球增長和資源市場，衝擊有關人民幣穩步升值的共識。它還將影響大陸再平衡本國經濟、提高消費在經濟中所占比重的目標，並加大政治不安定的風險。
面對大陸一連串抗通膨措施，《金融時報》指出，面臨人口結構拐點的大陸，還是很有可能打贏2011年抗通膨之戰。但這場「戰爭」不會就此結束，大陸中央面臨的考驗也勢將越來越嚴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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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April 30, 2011 - 10:10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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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来：中国入世十年后的焦虑
（2011-04-30）
● 周慧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3%降到9.8%，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出口规模和进口规模分别增长4.9倍和4.7倍，货物贸易进口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贸易量的10%，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GDP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这些光鲜数据的另一面，则是中国在内部转型及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双重焦虑。
改革依然严重滞后于开放
当初中国着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考量：用开放推动改革。但十年过去，改革严重滞后于开放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在很多方面与开放拉开的距离甚至越来越大。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是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其中，市场经济相对领先，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至今遥遥无期。即使是市场经济离成熟的要求也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要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进一步的改革。
但中国目前却面临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这是关心中国发展和前途的广大人士比较一致的看法。在对待新一轮改革的问题上，中国大体上存在三个不同的群体：权贵集团、民粹主义者以及部分知识分子与中小企业主组成的中间阶层。其中，权贵集团是反对深化改革或者是以改革名义扩张自身利益的主要群体。民粹主义者则以消除官员腐败和贫富差距为由，主张激进改革甚至是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状态也在所不惜。中间阶层主张渐进的温和改革，但力量非常有限。
在中国入世十年中，权贵集团的力量在快速成长。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相当多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力寻租，官商勾兑的现象非常突出。随着“国进民退”的推进，部分国有垄断企业和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侵夺其他普通市场行为体竞争和发展的机会，市场发育过程中的社会公正受到严重损害。
从影响改革的力量格局上看，权贵集团占有上风，这是中国改革动力不足，更是中国可能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最为危险的力量。吴敬琏说，中国目前是权贵资本主义与法治市场经济在赛跑。而周瑞金则说，中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国际经验表明，对外开放不能阻止权贵市场经济的形成，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前的印度尼西亚就是前车之鉴。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抵抗外部压力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外部开放对内部改革的推动成效也更为有限。回顾中国入世十年，我们固然不能怀疑甚至否定“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但现在对于改革陷于胶着状态产生焦虑也是非常自然的。
如何定位在世界上的角色
在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不算大，只能努力适应现存的国际贸易条件，接纳了主要由美国制定的种种既有政策、规则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被动地引进到全球秩序之中。但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巨头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与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相适应，中国迫切需要对世界经济秩序施加一些自己的影响。这就是在入世十年后，在中国可以听到越来越多关于参与制定和修改国际规则等声音的原因。
但国际贸易只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在国际贸易规则上的权力要求自然会反映到整个世界经济秩序上来，而世界经济秩序则反映国际政治权力的博弈及其格局。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如何定位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问题。那么，中国准备好了吗？
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自身崛起过程中如何开展与传统发达国家的互动是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重大挑战。在最近中国海南举行的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和博鳌论坛年会上，中国希望借力新兴经济体以更加软性的姿态和手段谋求世界政治权力的策略得到初步展现。
但即使这种新外交策略非常灵活而有效，中国始终必须面临和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立足？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群体来说，她们面对的不仅是一种经济规模和政治力量的崛起，而且是一种异质性的文明崛起。对这些国家来说，后者才具有根本性。她们不会担心中国崛起会改变西方社会的饮食起居习惯和风土人情，但肯定会担心中国崛起对西方运行多年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冲击。
于是，中国能否接受和践行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但迄今为止，中国仅仅在经过国情检验的基础上有限接受，更不用说实质性地付诸于具体实践了。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力量的相对下降和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以强调集权和政府干预为核心的中国模式论在权贵集团及其代理人当中具有很大的市场。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更密切了还是更疏远了呢？
其实，无论是从国内对权贵市场经济走向的焦虑看，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样角色的不确定性的焦虑看，都说明一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仅仅解决与世界经济贸易接轨的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小农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国家来说，要实现世界意义和标准的现代化，没有政治文明的接轨是不行的。
作者是中国独立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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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念：中国的“高铁战略”引人注目
（2011-04-28）
● 彭念
据《中国广播网》4月22日报道，中国昆明至新加坡的高速铁路已定于4月25日正式开工建设，未来通车后，从昆明出发10小时可抵达新加坡。据中国政府规划，兴建中的东南亚高铁线路隶属泛亚高铁，将在2020年建成通车。
此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曾称，中国已将高速铁路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政府鼓励并支持国内铁路企业“走出去”，参与其他国家的铁路建设。分析人士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铁路建设将继续深化，“高铁战略”将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的多重粘合剂。
东南亚高铁建设创双赢局面
在东南亚，中国与一系列国家签署了铁路建设协议，并提出了建设泛亚铁路的计划。该计划分为东、中、西三条线，起始点均为昆明。其中东线经河口穿过越南；中线经磨憨穿过老挝；西线经瑞丽穿过缅甸，最终到达新加坡。该线的建成将大大缩短中国东南部与东南亚国家的运输距离，使得相互之间的物流交通更为迅捷，促进区域内投资贸易的提升，同时也将大大促进双边旅游业的发展。因此，该铁路的建成，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对此，柬埔寨公共事务和运输部部长陈尤德认为，泛亚铁路网的建设不仅能够极大提高亚细安（东盟）各国自身的运输能力，还将在促进中国与亚细安国家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旅游等各方面的互利合作，最终实现中国和亚细安地区的互利共赢及共同发展。
另外，中国可借此提升其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尽力削弱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带给中国的亚洲外交压力。而东南亚国家可借此改善基础设施，更好的吸引外资，加速国内物流运转的速度，促进自身的快速发展。同时，东南亚诸国对于中国威胁的敏感也将随着经济利益的扩大而有所削弱，并将更强调与中国的合作，而不是处处防范。
中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军对此表示，泛亚铁路为物资与人员流动所带来的方便，势将提高经济活动效益，也能营造更加和平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
南亚及中亚铁路建设具战略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在南亚地区，中国开始构筑南亚大陆桥，具体举措即是中国将境内铁路延伸至中尼边境。目前，亚洲开发银行对打通南亚陆路通道、建立尼－印－中贸易大通道持积极态度。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赞同将尼泊尔发展成为“中国连接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据最新报道，中国青藏铁路西藏境内拉萨至日喀则的延伸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根据计划，延伸部分全部位于西藏与尼泊尔边界，最终将通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报道还称，中国计划从日喀则修建一条400公里的支线至中尼边界的聂拉木县樟木口岸。
此外，中国国内对修建中巴铁路（中国至巴基斯坦）的讨论也颇为热烈，并有报道称关于修建该铁路的可行性报告正在进行之中。
中国国内还有专家提出了建设中国经巴基斯坦抵达伊朗等西亚、中东国家甚至连接非洲的能源大通道构想。虽然这种构想在目前来说还难以实现，但已显示出了强大的潜力。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如果能够构筑一条贯通西部省份与南亚国家的跨国铁路，无疑将大大提升西部省份与南亚诸国的经贸往来，进而推动中国与印度洋周边的西亚和非洲国家的区域合作，开启中国面向印度洋开放的新时代，形成中国“东西并重、海陆齐飞”的开放对外新格局。
这样一方面可以达到以经济关系推动中国与南亚、西亚诸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从而尽力维持和巩固中国与西南周边邻国的稳定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促进西部边疆省份的发展与稳定，遏制分裂势力的干扰，从而减少维稳成本。
在中亚地区，中国也开始积极加强高铁网建设，构建能源通道。2011年2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将承建一条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至哈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高速铁路。此段铁路总长105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预计于2015年交付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段铁路的终点阿拉木图距中国仅300多公里。若将来与中国的铁路相连，两国运输成本将大大降低。
除了在哈萨克斯坦的项目，中国还在积极推动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高铁的建设，从而形成中亚国际运输通道。
在中国西部大开发逐步深入的背景下，中亚高铁网的建设具有多重意义：首先，铁路网的建设将大大改善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交通运输条件，促进新疆等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为构建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对此表示：“十二五规划提到要加大对西部的开发，加强这一区域和国际的联系。”这正是发展中亚高铁线路的大背景。
其次，构筑中亚铁路网将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性，拓宽中国能源供应的多样性，降低能源运输的成本。对此，王梦恕也表示：“中国运输的油气等资源将不再需要用船来运输，不仅可以减少运输成本，也可以节约运输时间。”
当今世界，经济技术合作日趋流行，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理性，稳定度有所提升。通过为他国修建铁路，中国不仅为他国送去了急需的技术，也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合作发展，同时也必然会增进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减轻“中国崛起”的负面效应，这对于中国走向世界不无裨益。
作者任职于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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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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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April 18, 2011 - 11:03 am: | |
http://hi.cutlife.com/topic/view/790.html
冯小刚认识的艾未未
... by titan ... 26 月 6 天前 ... 43116 次点击
把冯小刚的那本《我把青春献给你》重翻了一遍，其中有一章节写到了艾未未：
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致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脚油门轰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平常开车，他也老说:撞一次吧，求求你，快点再开快点。久而久之，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了火似的，老觉得自己开的是装甲车。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口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20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
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1978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决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12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爆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FUCK这个，就是FUCK那个。他喜欢恶作剧，善于随心所欲地把两种不相干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含义。比如说:他会把一个篮球装进一只编织袋中，从楼顶上抛下，看着一只编织袋在街道上弹跳，令许多不知其中奥秘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从黑人手里买到一张文革时中国出版的塑料唱片，内容是，中央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朗读的毛泽东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来老式唱机，接上喇叭，开足音量，让毛泽东思想嘹亮地响彻在纽约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
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
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上盲目地东游西逛，他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对我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也会一脸坏笑地补充说:可以给你留下一幢。那时他就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喜欢简单，就是现在常说的“简约”。12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个房子，保证花钱不多，又非常牛逼。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的方案，他说:你买四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 “口”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也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是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满处打听买一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回国后，离开了艾未未的影响和灌输，审美观再次堕落到了庸俗的轨道上来。12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巨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前往参观者生怕自己不识货，异口同声说“牛逼!”。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虑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湿了的棉袄，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现在冷酷和简约已经在北京蔚然成风，每次看见那种裸露着水泥墙、水泥地面，大铁罩子吊灯，黑房顶的装修方案，我就马上会想起艾未未。我老想告诉那些自认为很酷的人，你们太落后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经很冷酷，很简约、非常水泥了。
说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岔，没办法，只要是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他，有他在纽约，那里就是一个充满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许多年后，我再次回到纽约，那时他已经回到北京，我发现缺少了他的纽约，城市竟变得非常平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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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April 13, 2011 - 11:09 am: | |
http://art.china.cn/huihua/2009-11/04/content_3223330.htm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11-04 15:35:25 | 文章来源： 艺术中国
http://art.china.cn/huihua/2009-11/04/content_3223330_2.htm
“打口”——李道柳个展(图)
艺术家介绍：李道柳，美术同盟网主编。1973年出生于海南，1995年毕业于杭州商学院，2005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现工作定居北京。
 
我们都是打口一代
Hole Punch Generation
李道柳
“打口”充其量本来只是一幅作品，按理说一幅作品可以把意思说清楚就不要浪费读者的眼球了，但我又觉得似乎说不太清楚，因此搞出了一个个展，一个姑且算是虚夸的个展。
其实对“打口碟”很多人都不陌生，打口碟的鼻祖最早应该算是打口磁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还是一个学生时就接触到了。那时大学宿舍里经常有上门兜售打口带的商贩，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打口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至于打口带上的锯口，商贩们总是神秘地说这些是走私带，被中国海关罚没予以销毁后通过其他渠道流向社会云云。
对于商贩当年的解说直到很多年我都没有一点怀疑，那时中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启蒙阶段，走私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此后每当买到或欣赏到这些打口碟我油然产生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因为打口碟意味着进口，老外的东西似乎总比国内二道贩子或盗版的要好。
抱有我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的“打口一族”。
十多年后的一天，模糊地说是在2009年初我整理打口碟时，姗姗来迟的职业习惯使得我突然鬼迷心窍对传说中中国海关“打”的口产生了莫名的兴趣。
老实交代我最初的兴趣是想炮轰中国式的“文化专制”，似乎但凡对体制内的煽风点火式的批评总容易让大家感到莫名的兴奋。但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了这个“口”原来是西方人赐予的，换句话说，这些被我们奉为珍品的打口碟竟然是西方以废塑料的名义出口到中国的“垃圾”，至于所谓的“锯口”不过是为了方便或者说是为了掩人耳目，在他们的成品碟上打一个象征性的记号表示已经就地销毁而已。
这恐怕让那些亲民主的中国精英人士不愉快了。而且据说全球只有中国有打口碟市场，这也恐怕与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而且目前在全球冉冉升起的政治经济地位有点不太和谐，但很遗憾这是事实。这些年我们也一直讲西方殖民文化的兜售与倾销，但他们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中国？或者说西方文化是如何打破中国改革开放后依然残留的“左”的思想禁锢进而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通过打口碟我认为这其实是西方意识形态进入中国或者说渗透进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下途径，事实上，如果西方真是出于出口废塑料的目的，他们大可不必对打口的位置方面煞费苦心，这点我相信但凡有一定头脑的读者仔细分析图片自然会读出自己的判断。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得到了很多，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从打口碟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过这十几年的努力，已经成功地将西方主流文化从地下转到地上，“我们”欣喜地接受来自各种渠道的西方各种思想， “我们”对西方世界充满了新奇与渴望，“我们”对自身传统文化抱以怀疑或者忽视态度，“我们”努力比西方还像西方人，而“我们”的本土文化正在缺失——这个“我们”包括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包括我们的政府。
这可怕吗？现在好像还用不到“可怕”这样的词语，就好像我用了十几年的打口碟已经熟视无睹一样，但恰恰就是这种的不可怕，西方经过简单而隐蔽（或者说是无意识）的经济方式将西方文化输入到中国，我们看到了西方温文尔雅的表面下掩饰着的一种心照不宣。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互联网的进步，我们与世界的接触有了更多的渠道，打口碟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光鲜靓丽，但有形和无形的打口碟没有消失，依然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依然潜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事实上百年来直到现在，西方人一直以救世主的姿态把文化施舍给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从打口碟上，我们看到西方人已经给所有中国人的身上都打了一个口，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打口一代。
打口盘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光盘，它的表面被人为地戳一个口子，留下痕迹，说明此光盘已经作废，故称作“打口盘”。因为报废，所以就作为原材料进口到一些目标国家，但又被作为最便宜的文化产品出售在街头上，成为很有趣的一种现象。
这就是李道柳创作这批作品的背景。他收集了这些打口盘，将各种盘的封面扫描下来，放大，呈现出被戳破的豁口，清晰可见。看这些打口盘，你会发现内容各种各样，多以音乐为主，间又其它电影、艺术、社会，等等。李道柳借用这些光盘的封面，是以艺术的方式来揭示当代国际文化关系中的一种文化策略。在中国，音像文化产品是受到国家监控与管理的，不是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进口，需要一整套的批文、手续，数量和种类受到严格的控制。但是打口盘则不同，可以作为原材料进来，但被社会渠道转变成了街头销售品，它形象地冲击了原有的文化管理模式。它揭示的是文化管制与文化传播的博弈，它以策略的方式打开了一种外来文化传播的闸门，而又规避了知识产权盗版的嫌疑。
但它们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集团利益、是否是一种突破文化管制的计谋，都是李道柳想要展示给我们的问题。打口盘，我们观看了、播放了，变得喜欢了，形成了消费的习惯，也养成了一种文化癖好，问题仅仅如此吗？对这种文化策略行为，个体、集团、社会乃至文化历史都形成多重的关系和博弈，它反映了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传播与文化保护、文化管制的矛盾。打口盘，戳破的痕迹在表面；而深入的问题，在内核里，有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但有的，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李道柳要提醒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
 
 
 
http://www.dvdfaq.com.cn/kb/KB457-200651.html
什么是打口碟（打口带）？
打口碟，即国外正版碟，这些碟片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到中国，最多的一种形式是以废塑料名义被进口，几乎全部来源自美国。因此购买所有欧洲、日本乐队的打口都是在美国销售的版本。
为什么被称为打口?
举个例子，比如BMG唱片公司预算销售某乐队专辑500万张，但由于某些原因，很多没有销售完，对于国外唱片公司来说，降价销售是完全不可能的，大量库存又会浪费大量财力和物力，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销毁(直接切口、钻洞、激光、化学方法等)。在这销毁过程中，由于制作cd的塑料盒都是一些高品质的化学纤维，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这些被"销毁"的cd就被以废塑料的名义进口到中国。其实在销毁过程中，由于进货人的要求和走通关系，只有部分cd被完全销毁，有一部分只是切到了cd盒面，而cd完好无损，这些cd就被称为打口cd。那些毫发无损，连盒面都没有切到的cd就成了专业音乐人士、电台dj和发烧友的抢手货，被称为原盘。另外，还有一类被称为扎眼盘，这类cd扎到了cd盘面本身，长期视听会损坏机器，现在市场上已较为少见，网站也不销售这类cd了。(早期的打口cd指的多为切到cd盘面边缘，现在所说的打口则指有少许切口或是部分损伤，但绝大多数歌曲都能播放)
真正追求自由音乐的人们是没有不听打口的。这些音乐本身完整，cd音质也是最好的，只是不幸地被赋予了一种扭曲的形式而已。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形式的cd存在，既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运气，也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悲哀。
自从1999年在一本叫《北京新声》的摇滚画册上第一次出现了"打口青年"这四个字样后，这个名号便不径而走。后来慢慢地又出现了"打口一代"、"打口文化"等相关新名词。
[打口]专有名词，指的是已进行损坏处理(用专用机器把光碟切掉一段)的国外音像制品。本质来说它们属于"洋垃圾"，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重新进入城市消费流通领域，成为各种追求更广音乐资讯与更多音乐选择的新人类族群的流行亚文化，被认为是20世纪末中国另类文化的一种奇特载体。
[打口青年]标榜自我的一群，他们以反流行为终极目标。一群猥琐在城市边缘的青年，一天都无所事事，却好游荡在城市的小胡同里为了一个打口带跑遍全城。城市的秋天让他们感到沮丧和难受，是因为他们快要有自己的工作。他们总是感到不满和压抑，但却只能像孩子一样嘟嚷着。他们不停地说着什么也没人搭理，爱自言自语。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他们共同的性格，他们大概快要被埋葬和唾弃了，因为他们被这个陌生的时代打上了口，成了自己的打口青年。
[打口一代]把一亿多新中国青年定位为"打口一代"显然有点诬陷好人的倾向。但如果把这四个字的范围缩小到一百万就刚好合适了，它特指从1970年至1985年出生的新青年。(对于这一百万之外的国人，他们有更多正经事要打理)
打口带、打口cd、打口录象带、打口md、打口商人、打口消费者、打口音乐人、打口乐评人、打口杂志——这是一个打口的世界，一种不用走出国门也能实现精神冒险的新生活。美国人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刀，同时也给了世界一个共产与团结的可能。政府不提倡十三亿人发展摇滚，于是这一小撮人只好找个小旮旯没事偷着乐，偷偷地孝敬耳朵、偷偷地孝敬眼睛、偷偷地孝敬脑子、偷偷地孝敬时代。"不能明干，就要暗搞!"在这张挨了一刀的废塑料盘上，有人在盖房子、开车子，也有人在饿肚子、崩枪子，它不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让另一部分人先穷起来了，它更让一部分人精神强大起来了。
当国内幼稚的唱片工业正在自我感觉良好地出版各种落伍的所谓流行音乐之时，在打口cd中长大的一代只会报以嘘声，打口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呼吸到更新的音乐气息。打口青年们大多狂啃《音乐圣经》或各种各样找得出来的音乐书籍，久经磨练之下他们个个学富五车，无论是古典、爵士、摇滚乃至流行音乐的殿堂级人物无不捻熟于心，挑起打口来更是得心应手。正是打口的存在让他们与世界同步。在打口的世界里，他们回到了beatles的挪威森林，聆听着bob dylan的游吟诗篇，邂逅了miles davis酷劲十足的爵士世界...他们游走在音乐的边缘，发现了只属于他们的音乐盛宴。打口cd犹如一把开启音乐迷宫的钥匙，引领着无数人堕入等待发现的隐秘世界。
打口cd以其特殊的方式颠覆了正常的音乐秩序，它的出现是无意识的，但却使音乐真正走向了生活，尤其是青年的生活。打口青年的群体在不断壮大，原本腐朽的东西重新变得神奇，新的音乐秩序正在悄然建立。
打口告诉我们，我们的聆听可以更丰富，主流不代表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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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找到一篇《打口知识入门及国内各处购买地点指南》，介绍也很全，地图很实用的样子，适合全国各地的打口爱好者按图索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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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打口？
在国外市场难以销售的唱片被销毁，成为塑料废品卖到中国。来源似乎全部自美国。因此购买所有欧洲、日本乐队的打口都是在美国销售的版本。
●打口有磁带么？
是的，一度磁带量相当大。但是一些南方城市如广州较少进磁带。实际上，一些精品只能在磁带里找到。
●有中文打口么？
当然，也有少量中文的打口。据说来自香港。
●打口如何批发／进货？
塑料垃圾进口者将打口销售给各地的打口贩子。通常以重量而非内容计算。打口贩子再将唱片运到各地销售。每隔一段时间，贩子们都会到福建、汕头之类的地方取货。
有关系好的，可以垄断一定的来源，以至别的贩子难以进货。比如经常可以听到有上海、北京的大贩控制了大批的好货等。打口进口时，有货船运输，似乎经常按照厂牌分类。
●是否违反法律？
一直说不清楚，他们均是塑料垃圾，可以不当作音像制品。
●打口有什么形式？
直接切口，钻洞，化学办法都有。
●有打不到内容的么？
有许多。对于录音不那么长的CD来说，切口时常切不到甚至最后一首歌。钻洞亦经常钻不到内容。但有可能损害引导区。另外有完全无损的CD，叫原盘，当然很贵。
●打口涉及什么音乐类型？
古典、流行，基本什么都有。
●打口价格如何？
1997年的时候都很便宜，也就几元一张。自1999年及以后，价格不断上升。一般10多20元比较常见。切不到的就卖得更贵。几十上百也常见。
●打口损害CD唱机么？
充分的证据表面，打口会损害光头。因为唱片转动不平衡，表面亦不平整，都会挂伤光头，即便不播放被打的地方。但通常作用是慢性的。有好的音响不建议播发打口。
●打口唱片的乐队大多没听说过，如何购买？
可以用如下办法：
1）实时听————我还没有被拒过。
2）认厂牌————但是现在基本已经没有什么保证质量的厂牌。
3）先记住一些乐队再去买，有明确目标。
4）认封面———如果是听另类的，干脆看古怪的封面。
5）听推荐————听贩子的推荐，这是最末的选择。
●挑不到心爱乐队的打口怎么办？
打口这玩意儿，“可遇不可求。”
●各打口唱片的原本出版时间问题？
基本上是90年代以后的，大概三五年前的最多。外国最新的CD，基本上等半年或多点就有打口。也能找到较古旧的打口，但是现在似乎越来越难。尤其是那些往往是磁带。要寻找传统乐队的打口，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唱片公司重出精选和纪念集上面。
打口唱片全国联络图
●北京●
海淀图书城那条街上，好象是中国书店边上，里面是卖乐器的，和一个音像店共用店铺。
北京三元桥的天地人电器市场内：进入市场一直往里走，CD货色不错，包括各种风格，其中有大量的电影原声和金属，平均几元一张，十分超值（都是尖儿货啊！），听老板说他每周都要进一次货。大家可以乘403、401路三元东桥下车向南100米。
丰台十二中对面：乘340、354、905、702等到丰台站下车，往南走红绿灯西拐，在十二中对面的胡同里，胡同口有牌子指向。店里的货很多，CD，口带，V CD。并且每周都进货，尖货不少。
“五道口”：靠北的三个人都是北京的，货挺多的，价钱也合理，只是每天大概11点才有人。稍微靠南一点是三个外地人开的，货特全，就是太黑了，价特高。
“五道口综合市场”的二楼东侧：有个外地人在卖，他在那做了好几年了，只卖磁带，价钱好商量。
东城区和平里：具体位置是和平里新华书店对面，天元和平商业大厦右侧胡同的“奥之光”小商品市场二楼，偏东北方向。有一个男的（北京人）在卖，品种还算可以，卡带和CD都有，而且新货不少。CD的价格大概是15、20元一张。
北京建国门地铁站东北出口：有一小贩每天在那里，品种相当丰富，当然你需要经常去才会不断有新收获。他手里的货常会令人感到意外的惊喜，M ETAL，ALTER N A TIV E，BRITPOP，BL U ES，JAZZ……种类还是相当广泛的，而且新碟推出较快。另外，从地铁站往东至国际大厦这条路上，也常有小贩流动作业，因为该地区紧挨使馆区，外国人较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
中关村：雕塑西北面的斜街往里500米，有一家名为“sub p o p流行天空”的精品店，老板将CD分为“电子”、“爵士”、“流行”、 “非主流”、“老摇滚”、“古典”等几大类，可以试听，比较方便。
（注：这里的货质量相当高）“sub p o p”斜对面，一间音像超级市场里面，碟数在五百左右。
海淀服装城内：老板是个metal迷。
海淀图书城二楼。
新街口天龙音响城对面的“精华通”音像超市：坐地铁到积水潭站再转22路小公共（即小巴）往南一直开，到了麦当劳下车往西拐，走一段即可看到。进去以后往里走再向右拐，这里是卖原版CD的，老板就是大名鼎鼎的傅雄，这是京城卖碟（无论打口或原版）最牛的一家，由于从香港进货，每张碟要加6港币的运费，所以价格相当高（见到一张Neu！要190，S q uare p usher的一张要170），但这里的东西绝对是别处找不到的。
●保定●
青年路人民影院南边的“金唱片”，进货大多从天津和北京。
河北大学的音乐无限，现只剩少许。另外原有“魔符”和野狼、四季等音像店，现已消失。
●上海●
八佰伴附近有大批游走族，他们的CD不可不看，价格公道，还有一家，是打着国营店的名声卖的，质量有保证，但8元一张。速度也很快的。
徐家汇的港汇广场和汇银广场（地下停车库门口）中间的一条小马路上，每天下午3：00以后会有好多CD摊位摆出来，品种挺多，内容也不错，基本上5元一张，更新速度也很快。
五角场55路终点站处，有一家卖打口CD的，是广东人，姓江，好东西挺多，就是忒贵，他那里还有大量的摇滚V CD，可能是上海品种最全的一家
同济大学正门对面，彰武路路口，在邮局旁边有一个修车摊，从那里走进去，有一个卖打口CD的，兄弟俩，姓马，也是广东人，那里前几年的老东西挺多，新东西也有，最主要的是那里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怪东西出现，如PRIM US的增强CD等，价钱不算太贵。
泰兴路（新闸路路口），有一家音像商店，卖打口CD，老板是以前在中图卖打口片的张兵，东西不算太多，但不时会有好东西。
音乐学院：买的人较多，所以不便宜，好像10—15元吧，如果想换也不是那么容易。另外，有的时候南京路靠音乐书店一带也会有人摆摊。 实在想要找多的东西，就直接问小贩他们在哪儿批发。
曲阜西路有最大的四家。广东四兄弟。五家在曲阜西路。没有人带非常难找。东西很好，价钱也很好。可以说是上海打口的源头，一礼拜进一次货。
西康路大自鸣钟市场。人气很旺，有许多人做打口和打洞，都已经修好了。还有许多D片，6元，很便宜。
●天津●
天津市东北角新华书店下，也有几个卖打口磁带的。
天津八立台文化市场内有一家“博士”音像店。碟有2000张左右，还有带子。老板有40多岁。大概姓张。
八里台，南开大学对面。最好周六、日去，那时的货会比较全。
天津商场底下的小市场里，有好多家音像店，有几家兼卖打口。
塘沽的洋货市场，常有大量“货物”，价格极低，但大多是垃圾。 因为毕竟在中小城市，所以货品均已被北京天津的高手清洗掉，所以“精品”十分难找。
●广州●
大沙头旧货一条街：从火车站乘坐7路车到总站下，另外还有223、36、45路等等，都可到达。这是个二手旧货的集散地，其中有那么几档是卖打口的，记得在看完一档的存货后问档主：“还有没有其他的了？” 这样她就会带你到不远处的另外一档，那里是她的“仓库”。
最便宜的打口集市，现在就是岗顶一带，暨大西门对面天桥上下：价格十元三张，当然，货比较垃圾，但是也有很好的要细心挑。一共有七档，出现时间一般是中午和傍晚5点以后，一般出现两三档左右。
石牌岗顶天河购物中心三楼唯雅书廊B3：店名来自Chet Baker，可见店主的口味，书店＋打口店，可以15元买到新的《音乐殖民地》，以及各种艺术书籍。前卫／不前卫／伪前卫人士都应该去看看，记住他们的CD大都摆在柜子里，放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麦田吧，没有打口卖，但可以帮你刻录CD—R，20元一张。
●西安●
西安小寨百汇市场二楼口。“铿铿音乐店”。老板姓刘，很懂。
建筑科技大南门往东100米的四海音像，老板姓尚，他同时还在体育场附近不定期出没，一般在下午出现。他进货比较快，也多；还有交大中区的春雷商店；小寨市场有一家比较大的音像店。其他人就是小打小闹了。
●珠海●
珠海百货门口。然后再问在哪儿批发的，一般是在兰埔。
●成都●
在成都东华电脑城前的一条街上有3．4个摊位有打口带卖。
城隍庙
春熙路夜市（时有）
新南门桥头
四川大学（少量）
西南财经大学（曾经有，现在不清楚）
西南民族学院（曾经有打口磁带，现在不清楚）
成都理工学院（同上）
●武汉●
武大对面的双龙算是“牌子”最老的一家，有五、六年了，原来的十数家已经全部关门。
●重庆●
解放碑金巴黎电子城二楼，4号、22号摊位有中外摇滚CD，其中不乏像U2精选，SKID ROW，枪炮与玫瑰，披头士，这样的世纪经典CD。 地址在解放碑小十字。
解放碑383停车处有一大片CD店，但摇滚的不多；
往电脑城方向走，拐第一个弯时有一家“清音阁音像”，摇滚CD很多。
●郑州●
文化路北段的“农业大学”旁有一家，店没名，只有一个小窗口，是家老店。货倒还不少，老板像是有个乐队，曾见他在店里自拉自唱Nir vana的歌儿。
●洛阳●
“火鸟”音像。广州市场对面，好货有一些，但长时间不更新，老板非常的懂，要价较高。
创世纪音像：经营时间较短，老板非常的不懂，好坏混杂！一般10元。磁带居多！！来了一批CD，老板很有门路，广州直发的货！！
小北京：创世纪对面，老板是个北京人，货大都是北京的，但非常的全，非常的好。混熟了，就非常便宜了。
●兰州●
兰柴厂兰海电子商贸城1号交易厅左通道右手某家。
●长沙●
师大至湖大的桃子湖路上一名叫“博爱”的音像店，那里打口和磁 带有上千种，品种够品够味。
河西大学校区里的音像店。沿着师大到工大的那条路走，一路的音像店几乎都有打口卖，数量不多，运气好可以碰到Manic Street Preacher之类，仅此而已。都是从一个人那里进的货，所以看了一家就不用进第二家了。
另外师大、工大校内应该也有学生卖打口，不过都是从火车站一老板处进的货，愿意挨宰的可以去。据说工大的商业一条街也有卖打口的。
火车站朝阳电器城三楼：从正门进去直接上电梯右边第二或第三家。老板是个女的。货进的比较勤，还是能找到不少好东西的。喜欢经典摇滚的可以去看看。
另外，朝阳电器城一楼有很多D版，常有很新的东西，像Blu r等等。 其他地方就不要去了，都不买D版的，多的是日本货。
●长春●
省外文书店对面，十元四盘，大多很垃圾。
红旗街的地下商场，有时会有很好的东西！八元一张。
惠民路的雨夜音像店，五元一张。
西康路“后街音乐店”。店主懂音乐，喜欢Oasis
● 哈尔滨●
哈尔滨市学府路“世纪音响”店：该店有一百多盘打口带和一些打口碟，但更新速度快质量也较高。可乘104路工共汽车到哈尔滨理工大学下车，再朝南走100米左右即到。那里名为正版的磁带其实有很多是盗版，所以最好不要在那买除了打口以外的卡带。
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100号，新声音乐店：店主叫李长江，以前在北京卖过，为人不错，爱交朋友。此店口带居多，而且有精品。CD也不少，但没有太多精品，好象只有一张杨威·马母斯丁的《火与冰》 还算精品。
●太原●
大营盘十字路口有一家METALBOY，地方很小，老板大伟是太原资深乐队鼓手，经营以打口带居多，CD也更新的很快，如果你想要什么 种类的可以让他进。
宽荧幕电影院旁边一家经营CD的小店，这里有种奇怪的盗版CD，包装精美，而且比较新，更新速度很快，像PIN K FLO Y D的新东西《TH E WALL LIVE》我就是在那里买到的。价钱很合理，10元一张，不管是多新的专辑都是。
●济南●
飞翔鸟：泉城路新华书店对面一条胡同里（卫巷），这里的货最全，价格在30—10元之间。
123：文化东路文东商场，这里的货较全价格便宜（会员会更便宜些）
济南山师东路北段有一小铃铛音响店，老板挺懂货，在这儿有不少精品，到这儿不小心就会碰到一些让你心跳的东西，这儿能满足一些极端乐迷的需要，看的出来，这儿的东西都是仔细挑选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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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居然还有“打口书”的，而且似乎到俺学校宣传过，看来俺真是消息闭塞、孤陋寡闻了。[ “打口时尚”丛书]
//转载请注明出处，DVD知识库/.3565027，http://www.dvdfa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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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口带，也叫打口堞，即国外正版碟，这些碟片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到中国，最多的一种形式是以废塑料名义被进口，几乎
全部来源自美国。因此购买所有欧洲、日本乐队的打口都是在美国销售的版本。
为什么被称为打口? 举个例子，比如BMG唱片公司预算销售某乐队专辑500万张，但由于某些原因，很多没有销售完，
对于国外唱片公司来说，降价销售是完全不可能的，大量库存又会浪费大量财力和物力，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销毁
(直接切口、钻洞、激光、化学方法等)。
在这销毁过程中，由于制作cd的塑料盒都是一些高品质的化学纤维，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这些被"销毁"的cd就被以废塑料
的名义进口到中国。其实在销毁过程中，由于进货人的要求和走通关系，只有部分cd被完全销毁，有一部分只是切到了cd
盒面，而cd完好无损，这些cd就被称为打口cd。
那些毫发无损，连盒面都没有切到的cd就成了专业音乐人士、电台dj和发烧友的抢手货，被称为原盘。另外，还有一类被
称为扎眼盘，这类cd扎到了cd盘面本身，长期视听会损坏机器，现在市场上已较为少见，早期的打口cd指的多为切到cd盘面
边缘，现在所说的打口则指有少许切口或是部分损伤，但绝大多数歌曲都能播放) 真正追求自由音乐的人们是没有不听打口的。
这些音乐本身完整，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形式存在，既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运气，也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悲哀。
自从1999年在一本叫《北京新声》的摇滚画册上第一次出现了"打口青年"这四个字样后，这个名号便不径而走。后来慢慢地又
出现了"打口一代"、"打口文化"等相关新名词。
打口告诉我们，我们的聆听可以更丰富，主流不代表全部!
●打口涉及什么音乐类型？ 古典、流行，基本什么都有。
●打口唱片的乐队大多没听说过，如何购买？可以用如下办法： 先记住一些乐队再去买，有明确目标。
认封面———如果是听另类的，干脆看古怪的封面。 听推荐————这是最末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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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April 08, 2011 - 01:19 am: |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921
图表分析：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2011年04月07日 07:06 AM
作者： 瓦伦丁娜•罗梅伊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跨国企业是否依然会把中国当作首选外包目的地。
可靠的数字很难搞到。不过，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上周五发布的报告显示，2002年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实际时薪上涨了一倍，而美国只上涨了20%。但是，尽管出现了如此显著的上涨，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仍只相当于美国的4%左右。
我们本周的图表展示了整个中国、中国城市地区以及中国农村乡镇地区制造业工人的人均名义小时工资，并与同期的名义劳动生产率相比照（此处的名义劳动生产率指的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按美元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GDP）。
中国城市地区的制造业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也就是说，2008年，中国约三分之二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只有0.80美元，另外三分之一在城市地区的制造业工人则可拿到平均2.40美元的小时工资。此外，虽然2008年中国城市地区制造业工资相对于美国工资的比例从2002年的约3%升至约 7%，但农村地区相对美国工资的比例只微幅升至略高于2%的水平。
从2006年起，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小时工资均加快了上涨速度；预计随着新劳动法的实施，小时工资从2009年起还会进一步加速上涨。新劳动法规定，工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有权要求雇主限制超时工作、上强制性社会保险和及时支付工资。
新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推动了中国工资水平上涨，不过它们并非唯一的推动因素。城市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农村向城市移民速度减缓和生育率降低加剧了这种短缺）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飙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尽管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已升至空前高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他们的收入仍然很低，同时也低于台湾和菲律宾等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
此外，若把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考虑在内，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就变得不那么显著了。由于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增加及人力资本上升，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大幅上升，过去十年的上升速度甚至更快。中国工厂的劳动力成本或许提高了，但它们生产同等乃至更大数量产品所需的工人却比以前少了，基本上抵消了工资上涨的影响。
而且，在生产率上升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工人生产的产品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的主要是鞋类和服装；如今，中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已变为电脑、电脑配件和通讯设备。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例已从本世纪初的约五分之一上升至2008年的接近三分之一。
随着中国各所院校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人数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翻了一番），中国对生产廉价低附加值产品的跨国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对生产廉价高附加值半成品和成品的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则在上升。
中国正在从一个为低成本产品提供廉价和低生产率的劳动力的国家，变为全球制造业生产链中的关键一环。事实上，中国2008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较 2002年翻了一番，并已成为亚洲新兴邻国生产的制造业零部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中国依然低廉的劳动力将利用较高的生产率、技术和人力资本，将这些零部件与中国制造的零部件一起组装。
译者/何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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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April 07, 2011 - 11:32 pm: | |
http://news.mingpao.com/20110408/fab1.htm
潘小濤﹕艾未未與劉曉波 有何不同？
 
【明報專訊】艾未未被捕，跟劉曉波被判監11年，有什麼不同？艾未未會否也會被重判？
表面上，兩人有不少相似之處：大家都批評中共；同是不容於北京當局的人；都是因言獲罪。但實際上，艾未未被捕所揭櫫的問題，特別是人權和言論自由，都比劉曉波案嚴重很多。
劉曉波是一位作家、大學教師，他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期望中國落實憲政民主，他發起的《零八憲章》正是要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雖然劉曉波的政見溫和，也沒說明要推翻中共政權，《零八憲章》的內容也跟中國憲法相差無幾，但一旦實行其政治主張，必定會顛覆現制度，中共權力也會被限制，最後甚至失去執政權。中共才認定劉曉波在搞政治顛覆，因而施以重手。
「中國社會的特立獨行者」
艾未未呢？他不僅有深厚的家庭背景，父親艾青是三四十年代名重一時的詩人，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的副部級幹部，總理溫家寶就曾公開朗誦艾青的詩《我愛這土地》：「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來表達愛國之情）。艾未未自己也是一位名氣很大、很有影響力的藝術家（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陳丹青稱艾未未為「中國的安迪華荷」），更是一個堅持人性個性和追求自由的人，套用《人民日報》轄下《環球時報》的社論所言，他是「中國社會的特立獨行者」。從艾未未的言論、藝術作品，他個人的經歷，這句評價確實很中肯。問題是，我行我素、獨立特行就該被鎮壓嗎？
或許他的言論很激烈，狠批中共為打壓知識分子不斷以言入罪，甚至說「這個政權由一些最不要臉的說謊者擁戴覑」；他也用藝術作品，對種種社會不公義、政府濫用權力等醜事，冷嘲熱諷，以彰顯制度的荒誕！這些言論當然會惹怒當權者，但毛澤東說「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溫家寶也表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環球時報》那篇社論還以「公眾通過互聯網發表意見蔚然成風」來說明中國的人權發展與進步，又怎能因為幾句刺耳的批評而隨意抓捕公民呢？更何艾未未既不涉足政治，也沒有政治綱領，只是行使表達的自由，這樣就被無故失蹤，5天後被指涉嫌經濟犯罪，其荒謬程度，更甚於其作品。
預示中共全面收緊言論空間
如果說劉曉波的聖誕審判，預示覑北京當局全力鎮壓政治異見人士，防止政治顛覆，則對艾未未的打壓，預示覑中共全面收緊言論空間，就連譏諷、嘲笑也不再容忍了。
北京奧運之前，為了營造祥和的氣氛，為了「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奇蹟」的口號，當局在政治控制、言論空間作出了很多妥協，外國記者可在中國自由採訪，又解封大部分的外國敏感網站，還開放了3個示威區。但奧運之後，不僅一切回復舊觀，政治打壓甚至比以前更甚。南京大學教授郭泉、劉曉波、黃琦、譚作人都是奧運後這波鎮壓行動的表表者，甚至連出獄的維權律師高智晟也遭到長年獄外監禁，這樣的政治高壓，延續到近日的茉莉花集會。
今天，北京當局對艾未未這樣一個「獨立特行」的人施以懲戒，無異於告訴13億中國人：你們不能出格，不許特立獨行，只能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千篇一律做黨奴。雖然不像文革那樣，對不聽黨話、不跟毛主席走的人視為「敵人」，對他們施以「人民專政」（打倒鬥臭關進牛棚），但本質是一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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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February 11, 2011 - 12:31 am: | |
http://www.zaobao.com/yl/tx101225_001.shtml
鲍盛刚:中国崛起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性
（2010-12-25）
● 鲍盛刚
中国目前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预计2019年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左右，排在全球100位以后，那么应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矛盾性？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统计数字背后的结构和组成。
中国的“被崛起”历程
中国崛起模式是一种“被崛起”模式，而不是一种通过自身积累，内生增长发展的模式。它是在全球化发展下，全球产业大转移、大搬迁的结果。试想：当世界一半企业迁往中国，一半产品在中国加工生产，世界会怎样呢？中国又会怎样呢？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资本已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型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产前研发与产品的营销在欧美，这两者都属高利润，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而处于中间的生产加工程序在发展中国家（主要在中国）进行，由此形成两端高利润、中间低利润的U型生产配置曲线（也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
为何选择中国？因为中国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稳定的国内政治、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这种选择也具有偶然性，最初是港商、台商合资企业进入中国沿海城市，中国加入WTO后国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投资中心，同时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全球劳动和产业分工，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司希望抓住中国发展的机会，以免被边缘化。正是这种互动和涟漪效应，使中国用30年走过了世界工业化200多年的历程。
1978年以来中国已获得 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开始转移到中国的企业主要集中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然后渐渐上升到中高端产业。其次，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9.5%以上，是美国增长率的3倍。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有望明年超过美国，结束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其三，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随即又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其四，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 2.4万亿美元。其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预计到2020年中国能耗将占全球一半以上。其六，大量跨国公司的迁入，使得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最后，中国又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 2019年超越美国。
中国GDP不代表中国的经济实力
中国崛起是全球化的结果，是在没有自我积累和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全球合作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是导致和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从这一角度分析，就能理解为什么欧美国家会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衰退，原因就在于他们产业的外迁。企业外迁使欧美国家成为消费和享乐的社会，导致就业机会的流失，中产阶级状况的恶化，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造成发达国家只消费不生产、只进口不出口，而发展中国家只生产不消费、只出口不进口的现象，从而导致双方贸易逆差上升和全球南北经济的失衡。
显然，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过去以国家为单位的评判标准已不适宜了。现在国家边界已开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状况，但中国的GDP反映的却不是中国一国的经济实力，它反映的是一种合力，即中国加上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共同创造的GDP总量。真正中国自身的GDP总量应去掉在华跨国公司所创造的GDP总量。
真实的中国情况是怎样的呢？首先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约等于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二分之一，中国还有约1.5 亿的贫困人口。其次，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离开了美国科技，中国制造无从谈起。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其三，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跨国公司只是把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绝大部分产品最终市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其四，在民生方面，尽管中国财政收入已居世界第二，但中国医疗支出只占GDP的1.2%，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才刚刚破题。因为中国崛起是外在因素导致的，而不是内生发展的结果，所以中国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中国的崛起速度，其国民素质和大国心态呈现不成熟的特征。整个崛起过程，中国是被剥削了，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中国奇迹，世界造，在这个股份公司里面中国只是一个小股东，得到的分红也是占小部分。跨国公司为大股东，所以他们赚取了利润的大部分。
中国须向“自主崛起”转化
那么为何西方国家没有认识到数字背后真实的中国呢？也许他们只看到数字，而没有去分析数字的组成和来源，没有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判断标准已过时。也许他们是明知故犯，以此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应该怎样做呢？显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实际上是“被世界第二”。在中国崛起发展过程中，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如被成为制造业大国、被成为贸易出口大国、被成为能源消耗大国，一直感觉在被棒杀。原因就在于中国发展不是中国自己创造的，离开国外资本、世界产业的大转移和大搬迁，中国就不会有如此快的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中国崛起的矛盾性和两面性：数字上中国已为全球第二，但数字背后的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需挤掉现有GDP总量中跨国公司所占的水分和比例，而这就必须要求中国从“被崛起”向“自主崛起”转化，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这就是目前我们讲的中国第二次转型，或第二次崛起。没有创造和创新，就不会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就不会有强劲的外贸出口，就不会有强大的国家竞争力。
中国经济总量GDP会很快超过美国，因为会有更多的全球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把中国作为未来盈利的主要来源。但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与其经济总量的GDP一致和相匹配，从而从幻影中的世界第二成为真实的世界第二，这可能还需要50年到100年时间。
作者是留学加拿大和英国的国际政治学学者，现任职于加拿大一海外国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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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altime.zaobao.com/2010/12/101226_18.shtml
日本人均GDP升为3万9530美元
(2010-12-26 12.20pm)
（综合讯）日本内阁府发表的一份最新《国民经济计算确报值》报告指出，2009年财政年度（2009年4月至2010年3月）的日本国民人均 GDP为369万日元，这一数据比2008年减少了6.6%。换算成美元的话，约为3万9530美元，由于汇率的原因，日本人均GDP值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上升了3位。
日本新闻网报道，报告指出，2008年，日本的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为19位，2009年度上升到16位。排名上升的原因是日元的升值。报告称，2009年度，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平均值上升了1日元，换算成美元的话，2009年度的人均GDP比08年增加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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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0/12/hongkong101227n.shtml
港报：中国应警惕未富先老
（香港） (2010-12-27)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大公报报道，今年6月，面对频发的员工跳楼事件，国内出口制造业标志性企业富士康一周之内两次宣布加薪，广东南海本田等企业的工人罢工活动接踵而来，最终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加薪潮”。以这一系列事件为标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内地人口结构已经出现重大转变：三十年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消失，迎来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着名人口问题专家蔡昉警告：中国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口红利三年内即将消失，但老龄化趋势凸显。与日本在失去人口红利时，已是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与着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从研究中国农村开始，逐步介入经济领域。多年来，蔡昉一直是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消失的预言者。蔡昉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结束并非坏事，应对之道的关键在于全要素生産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能否取代投入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
非熟练劳动者现短缺
2009年，中国每人平均GDP达到3680美元，今年有望达到4000美元。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进入3800美元到 11000美元区间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蔡昉强调，中国以前采取的突破低收入阶段的政策措施、发展战略在当时是成功的，但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再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必须要改变很多东西。
他认为，首要变化来自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往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只要创造就业岗位，有劳动密集型産业吸纳就业，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就能把这种廉价、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转化成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産品，保持高增长的同时没有通胀。
但这种情况从2003年开始出现改变，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不是技能型、熟练劳动者的短缺，而是普通的、非熟练劳动者的短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即使是金融危机期间也仅仅中断了几个月。结果是2003年以后，剔除物价因素，普通劳动者工资年均增长超过10%，农业中雇用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更高。
蔡昉进行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当前大学毕业生起薪每月1500元人民币左右，而农民工每月起薪已达1200元人民币，工资出现趋同。“在任何国家任何发展阶段技能型工人都短缺，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特徵，是出现了非熟练工人的短缺。”蔡昉发现，除传统上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导致的工资差异，如今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的效果逐渐显现，因此在此阶段非技能型劳动者工资涨得较快。
人口红利三年内消失
“这都反映出过去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无需涨工资也能提供劳动力的格局，已经根本性地改观了。”蔡昉将2003年视作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从此开始，将是中国经济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的转变时期，还需要很长时间。
另一重要变化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实行计划生育后，中国生育率大幅下降，意味过去生得多的人进入劳动年龄，而新生人口少，未来劳动人口必然减少。 2009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05%。蔡昉表示，在这一特定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增长快，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人口负担轻，就有条件实现较高的储蓄率。
根据他的测算，改革开放期间每人平均GDP的增长率27%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即来自人口红利的因素。但随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人口红利也将消失。按现在预测，这一时间点将在2013年，仅剩不到三年时间。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老龄化趋势凸显。蔡昉表示，即使改变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的趋势也不可改变，“既然『老』改不了，就要加快『富』起来。”
要加快“富”起来
蔡昉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中国经济而言，远非“工资成本上升导致制造业失去竞争优势”那么简单。“在经济学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如果劳动力是短缺的，不断投入资本，不见得投入越多回报越大，所使用的两种要素其中一种是固定的，另一种要素就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投入越多回报率反而会下降。”
他指出，1990年日本结束人口红利后，政府却补贴没有效率的企业，保护应该衰亡的産业，整个经济结构中缺乏效率的企业越来越多，导致整个经济全要素生産率表现很差。“如果实现这一转折，中国就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就能迈进高收入阶段；如果实现不了这一转变，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前车之鉴。更关键的是，我们如果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就不是与日本做比较了，而要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相提并论。”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3542
中国靠什么引领全球重构？
作者：竺延风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0-12-3
本站发布时间：2010-12-5 10:49:15
阅读量：190次
【编者按】在近日由《环球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重构与引领——中国在全球商业格局中的再定位”论坛上，吉林省委常务副省长竺延风先生就中国如何引领重构后的全球经济作了发言。竺延风先生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孙子，从38岁起执掌一汽集团九年，被汽车界冠以“少帅”之名。本文由他的发言整理而成。
今天会议主题是“重构与引领”，我想在大家共知的信息的基础上做一点思考，这就是我发言的题目——“重构与引领中的新机遇”。
全球经济在重构，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对重构应该如何理解?我认为重构是悄然进行的，而且不是一天完成的。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世界经济的重构就已经悄然开始。大家熟悉的亚洲“四小龙”，虽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重构了世界经济格局。在亚洲“四小龙”时代之前，日本经济在70年代的崛起，也改变和重构了世界经济。所以，世界经济的重构一直在进行，总是“无声胜有声”地带来一种突然的变化。
世界在重构，重构当中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新的引擎也在发生变化，重构的引擎不可能全部由一个国家来承担。我相信中国会成为若干领域当中的新引擎、重构的引领者。比如，移动通信系统，我们有很大的市场。比如汽车，现在我们光民用车的保有量就已经超过7千万辆。中国的航天技术、高速铁路的运营里程，以及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和成功，基础设施建设更加令世人瞩目。最近，中国社会在应对地震和自然灾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社会管理能力，也是中国的进步。中国开始悄然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都会成为经济重构与引领当中的要素。
支撑中国引领全球重构的要素，有这样几个。最大的要素就是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温总理说过：“什么大事，13亿一除就是小事，但因为国家大、人口多。什么事用13亿一乘都是大事。”我在市场当中做过，我知道13亿的力量。
当砖头大的手机被人们炫耀的时候，它代表一种高贵。可是现在，中国很普通的阶层，甚至小学生都有一个手机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当轿车在中国还是梦的时候，我们提出每家一辆轿车，大家都不信。我记得2002年我在北京的马路边上数轿车。我看到有些小青年二十几岁开一辆车，显得那么自豪和成功。现在，你开车的时候，人家要看你的品牌、看你是不是标新立异。当你开一个普通车的时候，大家再也不会用2002年的眼光来关注你。轿车进入家庭，在大家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是一个梦，当梦很快接近现实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路连车都装不下了。
第二要素是低成本优势。大家知道产业在转移，结构在调整，但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虽然有些报告讲，中国人口红利就要结束，但我认为还有一定的挖掘优势。在世界格局上，中国绝对值的量乘以13亿又会变成巨大的财富。另外规模化消费会形成低成本销售的优势。
第三个要素是不断取得的技术进步。我们的高铁、我们的风力发电，我们的航天航空，等等都在进步。这些都源于不断增长的市场。
第四个要素是科学发展推动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转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这是从已有的传统市场中调整出新的增量、创造出新的市场。另外，中国企业家也开始更加注重环境和资源的消耗。在整个产品生产周期中，注重减少环境影响，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都给我们带来引领的优势。
刚才成思危先生问我，说企业和政府有什么不同，你在两个领域都做过，你能不能做一个比较?这个问题我经常被问到，所以我也想谈谈我做企业家的感受。
有一年我在美国，跟克莱斯勒的总裁沟通。当时，我们非常希望解决发动机方面的一个问题。但是他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们未来五年干什么?”当时是 1994年，他问我未来五年，也就是1999 年之前想干什么。结果，我们非常希望讨论的那个具体问题没有提及，而是一直在讨论未来五年。这个会面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它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企业家，首先要考虑的是未来五年的战略，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细节。回过头去看，现在企业当中很多的产品、很多的市场，能够取得成功，都是五年当中思索和探索的结果。
另外成老问到，你觉得在管理上应该怎么考虑?我们现在是IT时代，都是靠计算机。在计算机当中，除了0就是1。计算机就是把非常复杂的事情，拆解成最简单的0和1。但是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把千百万的0和1通过操作系统进行组合，来完成世界上最难完成的任务。在企业当中，管理者每天不是让员工想最复杂的事情，也不是做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把所面临的工作全部拆解成0和1。企业管理者要善于把0和1进行组合，通过操作系统进行高速运转来完成市场的竞争。作为企业管理，拆解好0和1，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最后，我想用几分钟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中国的引领因素中，吉林的机遇和企业家的发展空间。现在很多人搞招商引资，我既不抢商也不压资，我把市场说清楚，商家、企业家就会来，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吉林青山绿水，资源丰富。大家看一下吉林地图，它的轮廓像一个可爱的小狗，两只耳朵和两只小爪就在西部，最诱人的地方在东部。吉林有很多地理优势，西部是草原，中部是黑土带，东部是保护最好的我们中国少有的自然保护区长白山。耕地我们在全国也是前列。吉林人口不多，有2700万。它是一个资源输出省，也是产品输出省。在那里，有很好的资源，有很好的制造技术，还有很低的成本。由此出发，作为东西南北市场的出发地，是非常好的空间优势。
吉林的产业特征大家都知道。汽车是吉林的重要产业。吉林的粮食产量达到600亿斤，自己消耗还不到100亿斤，500亿斤必须输出去。600亿斤的粮食会有接近1000亿斤的秸秆，还有甲醇等系统都在建设之中。
吉林的“十二五”规划，主要是十大产业计划。在十大产业计划当中，其中有七个新兴产业，一个是新兴能源汽车产业，一个是新兴能源发电产业，一个是生物化工产业，一个是生物制药业，比如胰岛素，卖的最贵最好的都是吉林生产的。还有新型材料。另外是信息产业，现在动漫是我们很重要的加工产业，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加工技术的成果。另外一个是节能和环保产业。我想在这七大领域当中，企业家们都可以找到自己应有的市场空间。
这里有一张图，我想根据这张图来介绍吉林的特点：一个是西部的丹顶鹤，一个是中部的黑土地，一个是东部的长白山。一条公路、一个汽车，这个汽车还在建设当中。我们现在长春有100多万辆的产量，其他产量加在一起，总量有200万辆，我们的发展计划是400万辆，新能源、新材料会占很大的优势。另外我们十大产业计划都会通过项目来实现。一个高速列车，一个汽车，他们会载着人类文明驶向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
昨天晚上，我站在索菲特酒店房间窗户前，看着北京的公路。当汽车的尾灯在夜色中亮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汽车在流动。你会感觉到，公路是国家的血管，汽车是国家的血液。当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充满生机和未来。我希望今天在座各位，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机、自己的未来，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引领的作用。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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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January 31, 2011 - 09:42 am: | |
一位参与编写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压力主要在主持工作的领导那儿，既要符合中央的要求，又要符合他们心中的科学性。”而就他了解，在像龚育之这样的主持者心中，科学性与党中央是一致的。
在谢春涛起草的两章中，与初稿相比，正式出版的书中，庐山会议一章改得较少，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章则改得多些。
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是一个敏感的数据，几十年来，社会上对此有各种说法。党史《二卷》中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经采用过的一个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是增加的。至于三年全国的人口死亡总数是多少，书中没有作表述。外界有流传说，该书采用的是三年全国人口共死亡1000万，事实上是不准确的。
谢春涛表示，采用这个数字既考虑了权威性，即是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发布的，但又没有展开来说这个数据，符合“不渲染”的原则。“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说明并没有回避问题。”
谢春涛同时表示，当年写作时，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还不像现在这么大。但是也考虑到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即彻底否定这段时期党的工作，二是一些“极左”思想，例如一些人认为“文革”是应该肯定的创举等。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并无悬念。但是，谢春涛认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两百多页的大篇幅来谈“文革”，也是不容易的。另外，像对“中苏论战”的评价，承认了那时中方在论战过程中有意气之处，跟过去相比，已经有突破。
http://www.infzm.com/content/54995
30年党史，修了16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覃爱玲 2011-01-27 11:19:45
上海石库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至1978年的党史，编写难度最大。
"近100万字的官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出版"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认为，“一本历史书管10年20年就不错了，以后肯定还要不断修订。”"
"石仲泉认为，官修历史，与学术著作不同，重点不在创新，而在统一党内尤其是高层干部的认识。
“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说明并没有回避问题。”"
2011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以下简称党史 《二卷》）正式出版。“16年磨一书”。在万寿路机关大院的家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用“磨”字，向南方周末记者概括了党史《二卷》长达16年的编写和修改过程。
1995年初，石仲泉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往中央党史研究室，直至2003年退休，他的主要工作一直是主持编写这套论述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执政至改革开放的史书。
在中共已经走过的三个30年中，这一阶段因为犯过一些严重错误，一直存有很大争议。由此，中共对这一段历史如何自我评述，引起各方格外关注。
“求最大公约数”
"“党内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见”"
16年间，《党史》第二卷的书稿反复修订，四次送呈现中央领导审阅。有参与编写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16年来这本书修改过程中本身的曲折变化，“可以写一本书”。
事实上，199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集中力量编写党史《二卷》，书稿只花了约5年时间就已经完成。早在1998年秋，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即审订了全部党史《二卷》稿（当时称《中卷》），准备在1999年出版发行。据了解，当时的版式已经排好。
然而，出版被骤然叫停。之后，这本由众多党内权威学者花费五年时间编写而成的书稿，开始了长达10年的修改过程。
对于初稿编写的情况，有知情者回忆，1995年上半年，在此后几年编写中起核心作用的党内权威学者石仲泉和龚育之先后调任中央党史研究室，该书的编写速度加快了很多。
当时，参加这本书初稿写作和修改的，共有二十多人，主要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1949年后中共历史的专家。由于当时党史研究室的人手不够，在初稿写作阶段，还吸收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国防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一些专家。
据石仲泉介绍，党史《二卷》是以当时的党内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简称《七十年》）为母本进行初稿写作的。这本书由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党内理论权威胡乔木曾在《七十年》写作过程中，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有论述，不要写成教科书；二是要回答社会上存在的深层次思想问题。当时的写作贯彻了胡乔木的思想，将《七十年》的论述作了进一步发挥，或者说，是《七十年》的扩张本。
今天面对记者，石仲泉仍不愿意提及当年已快出版的书籍被骤然叫停的具体原因，只表示是因为“党内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见”，需要修改，“求最大公约数”，寻找方方面面都能认同的说法。
2003年接任石主持编修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初书稿“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为此，组织大家务虚三周，从认识上尽量统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纲，对一些重要事件认真核查，对一些重要观点都进行了认真讨论。
张启华提出了“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的编修原则，在写错误时，“不是要去渲染、发泄，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
石仲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在龚育之后我主持这项工作时，就是这个思想。问题在于，对此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怎样叫 ‘成绩写够’、‘错误写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讲得多了是不是就是讲得过透了？承不承认错误，承认多少，不同的人都有差异。”
大幅度的修改难以避免。这一改，就是10年。
在这10年中，胡绳和龚育之先后去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要领导已经调换了四任。石仲泉和张启华都已退休，最后的出版工作由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主持完成。曲青山是原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2009年12月调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在这期间，书稿经过了中央四次审查，众多党内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多次审读、反复修改，与1998年审订的初稿相比，不少内容进行了较大改动，领域也有所拓宽，字数由70多万增加到近100万。石仲泉说，尽管改了这么多年，有的章节内容有很大变化，但全书的基本框架和布局还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有些章节改动确实很大，有参与初稿起草的学者对记者表示，目前出版的书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所写作的部分已经被大幅改动，改变了他原来所要表达的意思。
以“稳”为主
"谢春涛认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两百多页这么大篇幅来谈“文革”，也是不容易的。"
一位读过《二卷》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本党内权威学者历经16年编修的史书，与现有的众多党史读本相比，并未发现太多的新颖之处，所用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相当正统，“整个目录中，没有发现一个新词。”
石仲泉认为，作为官修历史，与学术著作不同，重点不在创新，而在统一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认识。他同时坦承，学者们在写作初稿时，确实有“出新意”的想法，《七十年》就出了不少新意，而后来的修改则更多地考虑了党内各方面的意见。
对于创新之处，他说，像将新时期的划分确定为1978年，将1976年到1978年两年间表述为更有正面意义的“过渡期”等，都是值得关注的。
为了在书中更好地体现“积极的主流”与“错误的支流”这一主线，编写者在篇幅上也做了苦心地安排。党史《二卷》共近百万字，至1957年的前8年是发展比较好的时期，反映这段历史的篇幅大约占全书的40%。反映1957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篇幅约为30%。写“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的篇幅，约为全书的20%。
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当年主要参加了初稿中“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庐山会议反右”两章的起草。在此之前，他曾就这两个主题各写过一本书。
他记得，当时主要由胡绳、龚育之和石仲泉负责编写工作。开始是集体讨论，拿出写作提纲，然后每个人负责一到两章的写作，根据提纲写出草稿，再进行集体讨论，修改。
龚育之管得很具体，其间讲过许多关于党史修改的想法（现收录在《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一书内）。胡绳则主要是把关、定调，比较成熟的稿子才拿给他去看。
谢春涛表示，当年编写时，并不觉得有很大压力，因为大家对大的问题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位参与编写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压力主要在主持工作的领导那儿，既要符合中央的要求，又要符合他们心中的科学性。”而就他了解，在像龚育之这样的主持者心中，科学性与党中央是一致的。
在谢春涛起草的两章中，与初稿相比，正式出版的书中，庐山会议一章改得较少，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章则改得多些。
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是一个敏感的数据，几十年来，社会上对此有各种说法。党史《二卷》中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经采用过的一个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是增加的。至于三年全国的人口死亡总数是多少，书中没有作表述。外界有流传说，该书采用的是三年全国人口共死亡1000万，事实上是不准确的。
谢春涛表示，采用这个数字既考虑了权威性，即是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发布的，但又没有展开来说这个数据，符合“不渲染”的原则。“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说明并没有回避问题。”
谢春涛同时表示，当年写作时，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还不像现在这么大。但是也考虑到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即彻底否定这段时期党的工作，二是一些“极左”思想，例如一些人认为“文革”是应该肯定的创举等。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并无悬念。但是，谢春涛认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两百多页的大篇幅来谈“文革”，也是不容易的。另外，像对“中苏论战”的评价，承认了那时中方在论战过程中有意气之处，跟过去相比，已经有突破。
他觉得，这套书对于统一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看法，应该是大有帮助的。
“一本历史书管10年20年就不错了”
"1991年的党史 《一卷》出版后，有参与编写的学者失声痛哭，感叹为修史而付出的宝贵年华。"
石仲泉认为，这本书反映了现阶段党内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一本历史书管10年20年就不错了，以后肯定还要不断修订。”
他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一卷》）的修订作为例子，表示党内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后，中共中央决定编写新的党史。
当时决定的是编写两本，一本写“新民主主义时期”，一本写“社会主义时期”。1990年代后，又决定将“社会主义时期”再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将整个90年的党史分成30年三个阶段各一卷进行编写。
1991年，写“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党史《一卷》在党内学术权威胡乔木和胡绳的直接指导下，经过10年写成出版。这部在党内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就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石仲泉记得，在1991年的党史《一卷》出版后，有参与编写的学者失声痛哭，感叹为修史而付出的宝贵年华，“10年的时间被“文革”所浪费，10年的时间为修史而付出。”
2002年，记述1921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历史的党史《一卷》上下册，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出版。
11年过去后，修订版中对不少历史问题进行了新的判断，例如，首次给了陈独秀正面评价，认可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五四文化运动的旗手，将陈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修改为“右倾机会主义”。
到了200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谈到任弼时时，说陈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于是，党史研究室又将陈的错误降低为“右倾错误”。
在修订本中，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官方评价也都有所修改。其他的修订包括对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更多肯定等。
据本报记者了解，中共党史第三卷（即1978年至今）的编写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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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January 31, 2011 - 09:37 am: | |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0131.shtml
中美联合声明能管多少年？
[陈有为] (2011-01-31)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已经过去多日，中美两国首脑峰会仍在余波荡漾，继续受到全球关注和舆论分析。
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中美关系化敌为友的历史性突破，1979年邓小平访美旨在联美抗苏与从美招财进宝。而此次中美首脑会晤则好比群山环抱中崛起两座巅峰，显示当今世界两个最富实力、平起平坐的大国决心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强强合作。
涵盖世界局势发展的一次峰会
胡奥白宫峰会向世界展示中美关系的新姿态与新阶段。中美联合声明为两国关系确立全方位合作的规范与蓝图，同时表现出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关切。奥巴马赞赏中国和平崛起，胡锦涛欢迎美国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其中蕴含的那种求人又求己的互相承诺与互谅精神颇有新意，不由得令人想起孔老夫子“和而不同”与“己欲达而达人”的中国古代智慧。
翻开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两个社会制度差异而又互为对手的世界大国首脑会晤，唯有1959年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那次戴维营会谈可以与胡奥会晤相比。但是当年两个超级大国的会晤只限于防止世界核战实行和平共处，美苏关系只有政治而无经济，唯有相互制约缺乏相互需要，会谈内容也不涉及世界发展问题。而本次中美峰会的议题，则既着眼于推进两国互利合作又涵盖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世界最高峰会议。中美和则世人安，中美斗则世界危。举世关注胡奥峰会，其因盖出于此。
当然，无论中美两国首脑如何强调合作和互相关照对方利益，它并不能改变这是一个现有超级大国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之间关系的实质。这种关系的特点在于，双方既有竞争与利益相左的一面，又有防止和制约对抗因而具有建立某种协调机制互利共荣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次中美首脑会晤的积极意义和重要影响必须加以充分的肯定。
联合声明恐难化解双方矛盾
不过，当举世赞叹之声逐渐淡化之际，人们也难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中美双方的良好祝愿能化解相互关系中的现有矛盾吗，那一纸声明管得了中美关系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吗？答案恐怕是信者少而疑者众。笔者耳闻的美国一种私下议论甚至认为，也许一年也管不住。因为新的美国对台军售眼看就要到来，双方势必又会引起一番争执。
尽管中方在声明中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美方“信守有关承诺”，美方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公报原则”。但是前者反对军售，后者并未承诺中止军售，双方分歧依然如故。去年宣布的这笔巨额军售一度引起中方恼怒而悍然取消美国防长访华之行。后来访问虽已成行，然而对台军售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除非美国将来废除对台关系法，或者两岸回归统一，否则这一争执永远不可能消除。
与军售和台湾问题相连的是中国的南中国海领土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主权，还有隐藏在其背后的战略利益与战略通道问题。因为从长远来看，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国家利益势必要向外海与远洋伸延。为了取得战略资源和战略通道，中国必然要回收南中国海岛屿以建立军事基地与原料补给基地。虽然各方力主通过和谈协调分歧，然而已经含在嘴里的东西，不经一番较量是决不可能轻易吐出来的。出于遏制中国的长远需要，美国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只会分道扬镳，不可能支持合作。
其次再看朝鲜半岛局势。由于国内局势极度不稳，对外可能采取战争冒险行动，朝鲜已经成为威胁半岛与整个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根源。中美双方在遏阻朝鲜冒险维护半岛安全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但如果一旦朝鲜发生动乱政变危及金家王朝极权专制统治，甚至导致朝韩重起战端的时候，中国必将面临出兵支持朝鲜或弃之不顾，任由韩国侵占朝鲜两种选择，难以完全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
对于一个国家或两国关系来说，三十年是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回顾以往三十年，出于联美抗苏的需要，从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里根时代的蜜月交往，中美关系可说一帆风顺。然而1989年天安门一阵狂飙，又使相互关系退回到冷冻期。“中美友好”的口号马上变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敌情，江泽民则又转过头来去莫斯科重温“牢不可破友谊”的旧梦。
中美关系的一些隐忧
展望今后三十年，中国肯定将大展宏图，不但改变自己而且改变世界。中国的GDP总量将把美国抛在后面而坐上世界第一的交椅。中国将会建立东海与南中国海两洋舰队远航四海，中国人的足迹将连同中国商品遍及全球，中国的科技创新将节节高升，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将一浪高过一浪。北京将成为世界的麦加引来无数人的朝拜。
任何行动都是以力量为基础的。在那样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以行动来修正联合声明的内容，大陆与台湾因为实现统一而不再存在对台军售和“一个中国”之争。南中国海与东海的领土主权同样不在话下，也将陆续重返中国版图。中美联合声明中的有关内容也就成为历史。
何况从内政的角度来看，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国力空前膨胀，国家日新月异，民生大有改善，繁荣景象令人赞叹，然而由于人口多，底子薄，问题成堆，众口难调，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城乡居民生活中出现的失业增加，贫富悬殊、贪腐盛行、法制薄弱与社会动乱现象增多。如果这种现象不能有所制止，反而更形深化恶化，中国再次发生类似天安门事件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万一再次出现那种情况，美国当局肯定会再次举起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旗帜，对中国施加压力，并利用当时的情况来削弱中国的力量，以利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
根据以上的理由和推测，人们一方面希望看到中美关系未来真的会实现联合声明所描绘的图景，同时也不能忽视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必须保持清醒的态度来评价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
作者是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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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December 08, 2010 - 08:24 p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10/12/101208_china_diplomacy_liuxiaobo_by_zhanglun.shtml
北京的外交挫败与其体制和理念的僵滞 -- 刘晓波获诺奖谈起
北京当局有力地“助选”，成就刘晓波获奖。
张伦
法国 赛尔齐—蓬多瓦兹大学高级讲师
如果说刘晓波获诺奖以及围绕颁奖所展开的一些博弈让北京当局遭受近年来最大的外交挫败的话，那我们不能不说，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挫败是必然的，而且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北京当局自己造成的。
当局自毁形象
几乎所有人，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将这奖授予刘晓波的人，在一点上却都是意见一致，那就是：是北京当局有力地“助选”，一错再错，成就刘晓波获奖。先是抓捕，后是重判，且不谈国际人权标准，就是用自家定下的法律也很难成立的重判，让举世为之哗然，连亲北京者也羞于为之辨护，为刘获奖奠定基础。此为一错。
其次，动用外交力量施压，阻止诺奖委员会颁奖给刘，火上浇油，造成诺奖委员会必颁奖于刘晓波而不可的态势。—— 试想，外交副部长亲自施压，此事绝不可保密长久，诺奖委员会如不颁奖于刘晓波，定难逃指责，亦再无道义信度可言。此乃二错。
颁奖后，几近破口怒骂，上纲上线；内，严厉打压人权活动人士的庆贺；不遵法律，随意禁止公民出入国境，限制刘晓波夫人等人人身自由；外，逞强施压，违背外交惯例，阻止外交人士出席颁奖仪式，予人蛮横无礼的印象；应者寥寥，脸面大失。此乃三错。
在国际范围内，一味迷信金钱和强力，以为可以就此拒斥一切他人的批评，让一切人就范，我行我素，就难免低估他人的道德水准和反感 ...
三错叠至，致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进一步证实中国人权状况的不良，也为颁奖给刘晓波的正当性提供了最切实的证据，让化费天文巨额经费借奥运和世博刻意在世人面前营造的盛世太平图景大打折扣。—— 以各种世界媒体报道数量和热度、持续时间以及受关注度来看，对刘获奖的报道甚至要远高出对世博报道。这一切不可谓不是北京自身言行所致。
必然的挫败
近几年，随中国的国力日强，奥运的举办，中国的一些领导人、政治精英骄狂之气日长，在官方的有意推动下，民众中的民粹自大、民族主义情绪也有抬头之势，奥运，世博，“万邦来朝”那种旧日帝王的梦想在某些领导人和一些做惯了帝王子民的心中不断地膨胀。
同时，因利益牵涉日广，与各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摩擦日多，人们对中国扩张的疑虑也日增。此外，中国内部社会的不公，腐败的漫延，与权利缺失相关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让中国官方在处理内部事务上所具有的道德资源丧失殆尽，常要靠金钱和暴力来维系基本的稳定，此类事实也渐被外人了解。
那些希望中国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渐改善人权状况、走向政治开明的中外人士在僵硬不变甚至是恶化的现实前挫折感日生。内部激进变革的声音渐起，外部要求中国承担起与其国力相应的对外、对内的道义责任的要求高涨。
刘晓波因此形势获奖，此形势亦因刘晓波获奖中方的表现而在外人眼里得以强化。如果说内部搞维稳的“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币解决”的方法在暴力的协作下还可以暂时地具有些效果的话，在国际范围内，一味迷信金钱和强力，以为可以就此拒斥一切他人的批评，让一切人就范，我行我素，就难免低估他人的道德水准和反感，遭受挫败也就是早晚之事。
羞恼不代表正义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以它认可的原则和价值授予刘晓波此次奖项，北京感到愤怒羞恼。但除非诺贝尔和平奖不再关注人权，不再将人权的保护视为和平的条件，除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可这些原则和价值，不再认可体现这些价值形式之一的诺贝尔奖；诺贝尔和平奖就此声名狼藉，那长长的从马丁·路德金到曼德拉、萨哈罗夫等获奖者名单也不再让世人感到敬仰，否则，继续批评抗拒诺贝尔奖，就只会让中国蒙羞。
而中国如不能以谦和、大度、自信的泱泱大国的姿态涉足世界事务，无法表现出某种道德感召力，人权状况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国人不能享有对权力的批评和监督，中国就无法避免他人的批评，更无法赢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也就注定无法达成其稳定持久的崛起，很可能面临一个尴尬甚至是受到敌视的外交环境。
体制和观念的僵滞
从这挫败和造成这挫败的错误中，我们可以窥见出北京当局面临的一些深层问题。例如，如果那些外交官不懂以官方方式去施压诺委会是不符惯例、可能效果恰得其反的话，这些外交官显然是不称职；而如果是明白此理却依然不向领导人说明或只是奉令办事，则透露出领导人对外界的缺乏了解以及体制的僵滞。
用一种阴谋论来看待诺贝尔委员会授奖刘晓波一事，用极端民族主义加阶级斗争的话语来批判诺奖这个决定，再再显示出官方观念的陈腐，话语的混乱和新理念的阙如。
北京一贯宣称维护其现有制度和价值的绝对性，视为其“核心价值”，但我们除理解其捍卫现在权力体制意味着什么之外，却从来无法确切理解其捍卫的价值究竟为何？共产主义？儒家思想？……价值的缺失，不仅是北京方面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部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其无法在国际上获取其所渴望的软实力的根本。
围绕刘晓波获诺奖一事所产生的波澜可能随颁奖仪式的举行而有所平静，但其对内对外的造成的影响深远。显然，中国政府将持续面对如何处理来自外界释放刘晓波的要求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反应。
在面对一个因汇率问题造成的针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同盟的同时，一个具有具体诉求的要求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新的“统一战线”也将形成。在释放刘晓波这个诉求上，中国除了会得到那些北韩、古巴，委内瑞拉之类的国家支持外，绝不会有更多国家轻易表态站在中方的立场上。
更糟糕的是，上述提及的在促使刘晓波获奖上北京犯下在外人看来的诸种愚蠢、进退失据的现象，从中国的现行体制及其官方奉行的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似乎也是具有某种内在必然且难以避免地将继续在处理其他内外问题上表现出来，或许直到更大的危机爆发或者一些带根本性的调整作出后才可能得到解决。
历史性选择
不过，北京不是没有改变这种困局的可能。如不妨以友直，友谅的待人态度，就将刘晓波获奖看作是他人对其一个严厉的批评和督促，闻过则喜，从释放刘晓波开始推动民族的和解和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进行理念的更新和制度的调整。
是长治久安还是危机不断？要王道还是行霸道？这不仅将取决于北京政权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也体现在其如何对待他者，如何对待他人的批评和期望，体现在如何对待刘晓波这个诺奖获得者囚犯身上。北京的领导人将面临历史性的选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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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October 17, 2010 - 02:50 a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0/10/101016_china_japan_rare_earths.shtml
分析：稀土成为中日关系新焦点
文雨
BBC中文网日本特约记者
稀土是元素周期表中钪、钇和镧系元素等化学元素统称
在近日的中日纠纷中，“稀土”这个词频繁出现在两国的媒体上，成为一般民众也熟悉的词汇。日本日前指责中国在中日钓鱼岛争执期间切断对日稀土出口，并说若不见改善的话将派经济产业省副大臣或政务官前往中国交涉。
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则在星期五（10月1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不会用稀土进行资源封锁。
“生态车的命脉”
稀土作为新材料，被广泛应用于低公害节能汽车（生态车）、家电、医疗器械等领域。中国探明的稀土资源储量占全球的36.52%，是全球稀土资源第一大国，也是稀土的第一大出口国，2009年出口总量占到了全球的96.99%。
日本国内稀土需求的90%以上依赖从中国进口。因此，当中国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升级后对日本实行了事实上的稀土禁运后，引起日本产业界的恐慌。特别是对于正在大力发展混合动力车、电动汽车的汽车厂家来说，稀土被看作是“生态车的命脉”，因此危机感尤其强烈。日本产业界普遍担心，中国今后也会以资源为“武器”来制裁日本。
早有端倪
实际上，早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稀土出口问题已成为中日之间的焦点。早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便有代表提交要求重视稀土的盲目开采，严格管制稀土出口的提案。
7月，北京宣布将2010年下半年的稀土出口减少72%，表明中国已对稀土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采取了管理和限制措施。为此，于8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部长级经济高层对话时，当时的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曾强烈要求中国放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随后，由丰田汽车公司董事长带队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在北京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会谈时也希望中方能修改方针，但均未使中方松口。
由此可见，稀土问题并非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后遗症。但由于撞船事件升级后中方延迟对日稀土出口的通关手续，造成事实上的禁运，才使这一问题超越产业界，成为日本全民关注的话题。
日本欲减少对华依赖
自今年7月中国削减出口配额以来，稀土的价格暴涨。其中氧化铈的价格已是去年下半年的十倍。为确保稀土的稳定供应，日本政府于10月1日公布了包括研究储备在内的政府“稀土综合对策”，计划将相关费用列入本年度的补充预算案。
综合对策包括将争取进一步加大开发替代原料的力度，并强化从废弃产品中回收稀土的体制。政府将研究补贴等措施，帮助企业等采用新设备以削减稀土使用量。综合对策中还写入了寻求在哈萨克斯坦、越南等国开发新矿山等内容。
而产业界也在积极寻求采购稀土的新渠道。丰田汽车集团公司旗下的“丰田通商”日前宣布，今年年底将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州新建钕等稀土的提炼工厂，并计划于2011年秋季投产。
资源争夺将是重要课题
中国虽然稀土储量最多，出口量也最大，但近年来世界对稀土的需求日益高涨，中国国内的汽车产业、电子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不断增多，终会有供不应求的一天。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工业品处处长晁宁星期六（10月16日）称，中国现有稀土资源仅能维持最多20年。
虽然这个说法可能有所保留，但一旦中国从稀土出口国转变为稀土进口国，和资源匮乏的日本之间的资源争夺战必将会更加激烈。
届时，如何在资源外交中掌握主动，如何取得双赢的结果，将成为中日关系上的重要课题。一旦中国从稀土出口国转变为稀土进口国，和资源匮乏的日本之间的资源争夺战必将会更加激烈。届时，如何在资源外交中掌握主动，如何取得双赢的结果，将成为中日关系上的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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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October 13, 2010 - 09:31 a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0/101013_china_letter_copy.shtml
致全国人大要求新闻言论自由公开信原文
2010年 10月 13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民主党派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明确地说：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 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 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 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 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 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 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 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
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 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 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 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为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 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
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 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
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 早在 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 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援。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资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资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路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 体都姓 “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 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 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资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援媒体对党政 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 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发起人（23人）：
李 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 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 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钟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 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 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泷出版社社长)
张 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 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截至10月13日北京时间下午，签名的人数已达476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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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October 01, 2010 - 09:59 a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9/100930_china_oil_strategy.shtml
透视：中国石油安全面临挑战
2010年 9月 30日
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伴随着对能源需求猛增，确保石油供应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30年。在2010年和2011年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充斥世界各国，而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中国经济依赖海上繁忙的运输线源源不断地将石油和各种资源运往中国。
当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的时候，中国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关注。最近中国同日本就钓鱼岛问题再起外交争端，以及之前中国针对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态，重申反对无关国家插手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反对将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许多评论都将中国强烈的政治表态同资源考虑联系在一起。
分散石油供应
2009年中国成为最大的新车市场。研究中国石油运输的山姆·钱伯斯说，去年8月北京一个月的轿车销量就超过整个美国的轿车销量。
中国自1993年以后成为能源进口国。从2004年起，中国石油产量每年减少7%。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2010年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进口石油已经超过石油消费的一半，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70%。
山姆·钱伯斯最近著书专门研究了中国崛起和中国的石油战略（《水上的石油：油轮、海盗和中国崛起》），他认为，面对巨大的能源需求，中国正致力于使能源来源多样化，而且致力于运输供应路线多样化。
中俄原油管道工程27日竣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共同出席竣工仪式。随同梅德韦杰夫访问中国的俄罗斯副总理还说，俄罗斯同北京讨论建立天然气管道问题，计划在2015年开始供应天然气。俄罗斯副总理谢钦说，“俄罗斯准备满足中国天然气方面的所有要求”。
钱伯斯说，石油的战略重要性促使中国投资海外港口，目前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印度洋，促进海上石油运输。与此同时中国也增建国内的港口设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只有少数国内石油运输。2000年中国只有三个油港。到2009年中国有13个大型石油港口。另外，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
90年代中期，中国将对石油运输的重视上升到战略高度。目前，中国40%的石油来自中东地区。中国正力图分散石油供应，在拉丁美洲、俄罗斯和非洲积极寻求石油供应。目前中国石油进口当中有30%来自非洲。
“珍珠链”战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曾经说，中国没有远洋海军和缺乏国外海军基地，来自中东的石油供应容易受干扰，特别是来自潜在对手的威胁，比如美国，日本和印度。
目前，对中国的石油运输线上有两个安全隐患：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钱伯斯认为，中国为开辟新的石油运输路线，改善运输安全性，正在巴基斯坦和缅甸投资修建石油港口和设施。外界称此为所谓的“珍珠链战略”。
钱伯斯说，中国同缅甸合作建造的输油管，规模巨大，穿山越岭后，可以不经马六甲海峡把石油运送到中国的云南。不过他说巴基斯坦西部的石油设施项目进展并不顺利。那里不断发生安全问题，有中国工人在当地被遇袭身亡。另外连接巴基斯坦港口和中国新疆腹地的连接存在的安全问题没有解决。
此外中国十分关注开辟北极航道。俄罗斯最大的航运公司在北极开辟航道试航的船舶吨位逐年增加。北极航道将使中国到欧美的距离缩短了1/3，航行安全性也会大为改善。
中国石油战略投资巨大而且具有长期影响。同外部看待“中国崛起”一样，中国的石油战略在国际关系中也将产生深远影响。这部分内容在后续文章中再作叙述。
中国在东海开采石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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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August 19, 2010 - 04:28 pm: | |
http://www.cbt.com.cn/a/chanjingxinwen/zonghe/2010/0813/11694.html
中巴公路我国一侧的红其拉甫口岸，由于气候恶劣，每年开关时间只有6个月。由于是公路口岸，年过货能力只有区区5万吨，客运量为5万人次。 中巴铁路一旦修通，巨大的通行能力将极大促进中巴之间的贸易往来，惠及两国民众。同时将使中国中西部的经济辐射能力扩
中巴合建铁路拟连接瓜德尔港 为马六甲困局求解
时间:2010-08-13 04:05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李富永
中巴铁路一旦修通，巨大的通行能力将极大促进中巴之间的贸易往来，惠及两国民众。同时将使中国中西部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迅速到达南亚、西亚国家，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
中巴铁路修通后，还能连通临近的其他南亚、西亚国家，如印度、伊朗、土耳其，甚至中东国家，形成新的钢铁丝绸之路。
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修建铁路的传闻最近得到了中国官方证实。
在7月8日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中国与巴基斯坦正讨论修建直通阿拉伯海的铁路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此回答说，“中巴是战略合作伙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这种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本地区稳定、共同发展和繁荣。”
此前，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报道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7月上旬华访问期间，与中国达成了修建跨国铁路的协议。印度报纸称中巴铁路是威胁印度的“军事基础设施”。
以中国新疆的喀什为起点、修建一条穿越巴基斯坦、直抵印度洋畔的瓜德尔港(背景资料：瓜达尔港紧扼波斯湾咽喉)的铁路的构想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2006年2月中巴建交55周年之际，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访华期间专门提出巴成为中国“能源通道”和“贸易走廊”、建设中巴铁路和能源管道、为中国运输进口能源的大胆设想。该设想被中国列入“十一五”计划中的“西出”战略。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中巴两国工程技术人员早在2007年底就已经完成了铁路沿线的地质勘探工作。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这次访问中国将落实修建铁路所需要资金的财政安排。一旦资金落实，项目将会很快启动。
难以形成能源大通道
舆论普遍指出，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处在西部内陆的新疆将可以获得一个最近的的出海口，将为中国进口中东油气资源提供一条绕过马六甲海峡的陆上战略通道。
对于深居内陆的新疆来说，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沿岸的港口，是新疆乃至广大西部地区与欧洲、非洲、南美洲等开展贸易最便捷的出海口，这比从东部港口输送货物到欧洲缩短了8000－10000公里的距离，这对新疆的大开发建设无疑意义重大。
但是，中巴铁路能否成为中国进口能源的大通道甚至替代性通道，则大有疑问。
众所周知，我国进口石油量逐年递增，去年已经突破2亿吨，其中90%以上来自中东和非洲，经由海路运抵东部沿海炼油厂。如果要将这么多的石油弃海登陆，通过巴基斯坦运回国内，则需要极为庞大的铁路运力。然而，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山结的中巴铁路，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运力。比如，青藏铁路设计的单向货流密度只有500万吨。如果要满足近2亿吨的运量，几乎需要建设40条青藏铁路。这在世界上是闻所未闻的。
所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亚问题专家夏义善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用火车把中东的石油运到中国，如果专门修建铁路运输石油，一年没有1000万吨将入不敷出，而这个数量又将超过铁路的负荷。
除了能力不足，弃海走陆，从经济角度看很不划算。众所周知，与铁路相比，海运具有运量大和成本低廉的特点，所以海运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通道。甚至美国东西海岸之间的货物运输，都很少直接通过铁路运输，相反绝大多数宁愿绕远，通过巴拿马运河走海路，距离是铁路3倍左右。我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如果从瓜德尔港上岸通过铁路运到达东部，与直接海运到东部沿海相比，距离并没有缩短多少，相反，主要在陆路运输，成本将远高于直接海运。
如果铺设管道，与海运相比优势也不大，但运量却同样有限；此外还有复杂的国际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中哈石油管道年运量只有1000万吨；中缅石油管道只有700万吨。铺设中哈石油管道，是因为哈萨克斯坦深居内陆，只能通过管道运出；中缅能源管道是因为缅甸要向临近的我国云南出口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并非所谓的为了 “绕过马六甲海峡”。
躲避海洋VS海军护航
人们将中巴铁路想象为替代的能源通道，缘于对美国海军控制海上咽喉要道的担忧。
所谓的“马六甲困局”，其实就是这个因素。马六甲海峡是美国公开声明要控制的六大海峡之一。美国在新加坡和泰国都设立了海军基地。
美国亚特兰大中国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约翰·加佛发表文章称，“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对抗，美国将利用它的海上霸权来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应战能力将受到从陆上进口重要原料能力的制约”。在此情况下，穿过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稳固的运输线，以及与这两个国家“经得住考验”的长期合作关系，将“变得极为有用”。
中巴铁路虽然具有上述战略意义，但是其安全性也不是绝对的，它不可能完全绕开美国的潜在威胁。美国本身就在波斯湾南岸的巴林有驻军，1993年中国的“银河”号货轮就是巴林附近的波斯湾被美海军拦截检查的。而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更是美国大型海空军基地。此外，美国军队驻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本身也处在其监视之下。
所以，中国海上贸易运输通道，并不会因为海上距离的缩短从巴基斯坦上岸就变得高枕无忧。中美一旦发生战争，无处不在的美国海军随处都可能切断我国海上生命线；而在和平时期，其实也不太平，比如我国经过印度洋的贸易通道，就正在受到索马里海盗的威胁。
所以，随着对外资源的依赖度与日俱增，随着印度洋航线在我国资源运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印度洋部署我国的海军护航力量，必要性越来越大。而通过中巴铁路，可以为我国在印度洋的海军护航舰船提供近距离的便捷支持。
新疆出海口 新丝绸之路
事实上，与上述潜在的战略考虑相比，开发和开放我国大西北的现实需求，则是建设中巴铁路最直接的动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深居内陆腹地，远离东部港口，成为对外开放的末梢，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一直滞后。
1990年，随着经过新疆的新亚欧大陆桥的贯通，新疆首次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但是新亚欧大陆桥只能通过与前苏联中亚国家之间的交通联系。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联系，只有一条单薄的卡拉昆仑公路，且时常中断。至于临近的南亚、西亚国家，更是难以连通。丝绸之路的辉煌，仅仅停留在远古驼队和马帮的时代。
5月20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议提出“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的号召。9月，新疆提出“成为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的目标。
专家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发展滞后，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铁路，依靠崎岖的公路贸易，物流成本过高。
据记者了解，中巴公路我国一侧的红其拉甫口岸，由于气候恶劣，每年仅在4月15日-10月15日开关，时间只有6个月；由于是公路口岸，年过货能力只有区区5万吨、客运量为5万人次。
相反，中巴铁路一旦修通，巨大的通行能力将极大促进中巴之间的贸易往来，惠及两国民众。同时将使中国中西部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迅速到达南亚、西亚国家，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
中巴铁路修通后，还能连通临近的其他南亚、西亚国家，如印度、伊朗、土耳其，甚至中东国家，形成新的钢铁丝绸之路。
报道称，一条连接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铁路已经于2002年动工，这是两国之间修建的第一条跨境铁路。此外，连接伊朗与中亚国家亚塞拜疆的一条铁路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之中。这意味着中巴铁路建成后，一幅“新丝绸之路”的蓝图渐渐浮出水面。中国将能通过铁路连通印度、伊朗、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国家，中国的工业产品可以快捷地出口到世界资本市场中东，捎回中国急需的石油。这种双向流通将带来亚洲新一轮的发展浪潮，为我国下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商机。
当然，一旦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海上运输渠道告急，相对安全的中巴铁路通道可以部分替代海上运输线。
两大障碍有待突破
客观分析，中巴跨境铁路计划首先是巴基斯坦国家的长远战略规划，它反映了巴基斯坦期望与中国加深战略合作，尤其是加强经贸联系的迫切愿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加快和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深化是此项计划提出的内外动力。
“9·11”以来，巴基斯坦被美国视为重要的反恐盟友，国际环境随之大为改善，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资本大量流入，经济逐步呈现繁荣景象。
2005年，巴基斯坦的GDP增速超过8%，已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瓜达尔港口等大型基建工程纷纷上马，中巴铁路规划正是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利好的背景下提出的。
中国快速发展和中巴传统关系使巴看到了接受中国经济辐射的可能性，中巴关系的特殊性也让巴产生同中国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愿望，穆沙拉夫曾经提出了充当中国“能源和经贸走廊”的构想，中巴铁路当然成了这种通道构想的交通基础。
穆沙拉夫的气魄令人钦佩，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其中不小的困难。横亘在中巴之间的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巴铁路设想的天然障碍。虽然中巴历史上曾克服重重山峦打通了喀喇昆仑公路，但中巴铁路的技术复杂程度恐怕会超出人们的想像。
此外，耗费巨资的铁路，对其经济成本恐怕也要冷静分析，更不要说地区安全等因素。不可否认，青藏铁路通车使中国为自己和友邦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料，并且青藏铁路远期还有连接亚东和樟木口岸的计划，并准备与南亚铁路网连接。巴基斯坦率先提出与中国的对接计划，无论如何都值得中巴两国共同研究和讨论。
对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而言，巴基斯坦的中巴铁路计划开了个好头。
此计划说明中国的发展将惠及周边邻国，中国强大对周边国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印度不必老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的发展，更不必警惕青藏铁路的用途。如何克服中国与南亚之间的喜马拉雅屏障，才是中印两国应该共同寻求的方向。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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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因素或成铁路修建影响因素
据此前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新疆社科院研究员潘志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巴之间要修铁路的想法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甚至在公开出版的画册里都有描述。当然，在中印苏关系没有恶化的时候，中国甚至有修建苏联-新疆喀什-印度铁路的计划。
据介绍，中巴铁路近些年再度纳入规划始于穆沙拉夫执政时期，穆沙拉夫曾提出要把巴基斯坦变成中国通往海湾、中东和非洲的能源走廊和贸易走廊，于是他向中国政府提出扩建喀喇昆仑公路，新建喀喇昆仑铁路，修建喀喇昆仑能源管线，修建喀喇昆仑光缆等一系列大陆桥建设构想，并且曾在当时阿齐兹内阁时讨论过数次。后来，由于青藏铁路的建成，巴基斯坦方面认定中巴铁路大动脉最终不是梦，于是中方和巴方都对此进行了长期和多次的可行性研究，但各方对修建铁路并不乐观。
中巴铁路也被称为中国的“巴基斯坦通道”，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摆脱“马六甲困局”战略的一部分。所谓的 “马六甲困局”是指中国80%以上来自中东及非洲的石油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但中国在这个海峡上并没有控制权，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的能源供应将面临危机。中缅石油管道据称也与此有关。
即使有战略方面的需求，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公开讲过要修喀喇昆仑铁路的事。
喀什：亟待突破的“口袋底”
喀什特区周边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国接壤，是中国通往中亚、南亚最为便捷的地区之一。在15世纪东部海路开通之前，这里一直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是中国西部最早、最重要的国际商埠。喀什历史上曾因贸易而兴盛，也随贸易中断而滞后，变成中国西部内陆交通闭塞的 “口袋底”。
2007年，中国国务院专门就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下发文件，表示将重点支持包括喀什经济特区在内的新疆南部三地州发展，喀什经济特区也适时提出了打造“中亚、南亚经济圈重心”的宏伟蓝图，试图将其经济影响力扩散到更远的地区。
喀什经济特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叶林日前在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表示，随着喀什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招商引资软环境建设不断加强，喀什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中央决定对口支援新疆后，对于实现喀什特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出台了一系列的特殊扶持政策，出台政策之多、投入资金之多、建设项目之多、惠及民生之广，史无前例。
眼下正在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新疆喀什·南亚中亚商品交易会”无疑是观察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本届“喀交会”参展参会的代表团规格高 、规模大、认购展位多，参展单位和参会人数、规格都超过历届。
据不完全统计，借力面向南亚中亚国家的“喀交会”，喀什外贸企业已同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以色列、美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签约总额285亿元，创历届之最。
有关专家称，喀什经济特区现在正发挥着中国东联西进的出口商品加工基地、西进东销的商品集散地和国际商贸购物中心的作用。喀什完全可以成为中国西出贸易和进军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前沿阵地，喀什与中亚、西亚、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
但在发展中还有一些难题需破解，阿富汗驻华大使苏尔坦·艾哈迈德·巴辛表示，阿中间虽然有90多公里的边境线，但目前陆路及空中交通仍需绕经他国。将来需要两国间利用先进技术，建设新通道，方便人员及货物往来，他希望阿富汗的葡萄、石榴等有机农产品能早日出现在喀什经济特区的市场上。
中国与中亚、南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喀什经济特区则为这些国家发展国际贸易提供了一条难得的坦途。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库鲁巴耶夫对喀什的地缘优势给予了极大期望，他认为计划中的中吉乌铁路及正在修建中的中吉乌公路将对两国间的双边贸易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能源进口通道分布
东北方向
1.中俄原油管道
东起俄罗斯远东管道斯科沃罗季诺分输站，终点为黑龙江大庆，管道全长999．04公里。该条管线将于今年10月31日建成投产，届时俄罗斯将通过这条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原油，合同期20年。
2.中俄天然气管道
由东西两条线路构成，西线方案将考虑利用西西伯利亚的资源基础，而东线则涉及东西伯利亚、远东与萨哈林大陆架的天然气田。2009年10月12日中俄签订协议，2016年起俄罗斯将开始向中国每年输送约7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西北方向
1.中哈原油管道
西起哈萨克斯坦阿塔苏，终点为新疆独山子，全长1200多公里。据统计，2009年中国通过中哈原油管道进口石油773万吨，进口量同比增长26％，3年多来管道原油输送量累计达到2039万吨，约占中国原油年进口量的12％。
2.中亚天然气管道
西起里海旁的土库曼斯坦，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及哈萨克斯坦，到达中国新疆的霍尔果斯，管道全长1833公里，年输气量约为400亿立方米。该管道累计输送进口天然气总量达13．54亿标方。管道建成后将占中国天然气供应总量的20％－30％。
3.中巴铁路
西南方向
中缅油气管道
2010年6月3日中缅签订协议，中缅油气管道将气、油双线并行，从缅中边境地区进入中国的瑞丽，再延伸至昆明。管道全长约1100公里。管道初步设计输油能力为每年向中国输送2200万吨原油、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预计2013年投产。天然气主要来自缅甸近海油气田，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
东南方向
1.马六甲海峡通道
马六甲海峡西北端通印度洋的安达曼海，东南端连接南中国海。海峡全长约l080公里，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中国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地区，进口原油运输约80％通过马六甲海峡。
2.南美太平洋通道
2009年2月，中国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协定，其中，达成了海上运输意向。
该海上运输线路的油源主要来自中南美洲，根据中委已经签订的协议，委内瑞拉每天须向中国供应33万桶原油及成品油。委方预计到2015年输华原油将达100万桶／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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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July 30, 2010 - 08:22 am: | |
http://comment.bjnews.com.cn/2010/0730/23724.shtml
其中一名从现场走出来的伤者（右）衣服被烧毁，而图左的伤者则满身是血，倒卧地上。互联网
28日上午10时左右，受洪水影响，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新亚强化工厂1000多只装有三甲基乙氯硅烷的原料桶(每桶160公斤－170公斤)，顺松花江水流冲往下游。
“重化工时代”的公共安全之忧
2010-07-30 02:41 新京报
■ 社论
7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南京市塑料四厂的厂区发生了可燃气体管道的泄漏爆炸，造成上百人伤亡。当天中午12点左右，吉林市两家化工厂仓库被洪水冲毁，7000余只化工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严重威胁着下游民众的饮水安全。
一天发生两起事故，令公众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化工厂何以成了威胁公共安全的‘定时炸弹’”？而在不久前，大连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如果大火不是及时被扑灭，后果将不堪设想。
化工企业事故频发提醒公众，重化工时代带来的不只是环境污染，还有对公共安全的巨大威胁。这个问题不仅与现在的化工企业相关，而且也是今后政府和社会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重化工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到了新世纪这个产业转移的步伐逐渐加快。而近年来，地方产业升级使国际重化工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浪潮进一步提速。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地，不是纷纷引进大型重化工项目，就是出台规划试图在当地建设重化工产业基地。
客观而言，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重化工产业的升级，是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们的近邻所走过的道路。因此，重化工企业的污染问题和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也就难免会一同转移进来。问题在于，有关方面对此是否有充分的认识与足够的制度安排，将重化工的危害降到最低。
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重化工产业转移与安全防范机制脱节的现象。2006年7月11日，原国家环保总局通报称，总投资近10152亿元的 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当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中国的化工石化行业存在着严重的布局性环境风险。尽管公众不知道，南京塑料四厂与吉林的两家化工厂是否在上次的排查之列，然而，其布局的不合理却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在各地重化工大干快上的同时，这种局面是否得到了扭转？而今后的重化工之路又能否吸取教训，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这种布局的不合理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如迅猛的城市化进程，让原来的郊区变成了市区。很多地方政府实质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将这些居民身边的 “定时炸弹”搬迁到安全地带。如南京塑料四厂就已经实行搬迁，然而，“不幸”还是因为粗放式的拆迁发生了。这其实就暴露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当前对化工企业安全监管的漏洞以及企业自身安全意识的缺乏。
在科学安全环保的规划布局之外，唯有依赖安全监管制度和企业的安全自觉，公众才能免于伤害。显然，近来的这些事件说明，有些地方政府机构和企业在享受着重化工时代红利的同时，尚没有同步重视其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地方和企业不能只顾享受重化工的好处，而不顾公众的安危。重化工时代如果带来化工安全事故高发，这是谁也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对于近来连续发生的多起恶性事故，有关方面不可谓不重视，然而，公众还是期待，有关方面不只是停留于个案的惩处，而是能够从全局和未来着眼，健全和完善安监机制，以破解重化工时代公众的安全忧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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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June 25, 2010 - 10:48 a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uk/2010/06/100625_press_review.shtml
中国经济转型
《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报道说，中国正致力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努力扩大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报道说，多年来北京政府一直将大批农民看作出口驱动经济的主力。这些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工厂辛勤劳动，促成中国出口的增长。
报道说，现在这些廉价工人对中国经济有了新的意义。他们需要成为他们制造所有产品的消费者，将他们的工资花在化妆品、塑料花园椅子、平面电视和内衣等产品上。中国政府现在依赖这些工人实现经济转型。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内的最高领导人近年来一直强调中国要改变依赖出口和外国消费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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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0/06/hongkong100625u.shtml
韩报: 外企不能撤离中国的原因
（香港） (2010-06-25)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大公网报道，韩国《中央日报》6月25日载文《不能撤离中国的原因》，文章说，记者上周访问了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韩国）新兴精密股份公司天津分公司。该公司法人代表姜秉佑最近对中国工人罢工的消息很紧张。他对1500多名当地员工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关注：对工作环境有无不满、是否正常支付加班工资，这些问题姜秉佑都会仔细处理好，「尽管如此，一个月内员工的离职率仍超过10%」，姜秉佑道出了苦衷。
这也是困扰大部分进军中国的韩企的苦恼。从广东开始的罢工正在向主要工业城市扩散。加上工资（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据传越来越多工厂考虑离开中国。
「中国制造业的魅力下降了吗？」「出现最坏情况时会将工厂迁到别处吗？」记者就此致电进驻天津、青岛、苏州、东莞等地的15名中坚投资企业的老板进行了调查。回答没有大的区别，大致是「坚持住、撑住，采取更积极的对策」。虽然也有人提出去越南、印度等地，但多数人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具备像中国一样的生产条件。
他们所说的「不能撤离中国的原因」的核心是生产与市场的合一。在中国还仅是「世界工厂」时，投资商主要是在当地组装、生产，然后将产品出口到美欧、韩国等地，生产和市场是分开的。但如今的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在中国生产、供应本地市场变得更加重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市场。电视和空调亦如此，手机也不例外。忽略了这个市场，国际化战略便无从谈起。工资上涨、罢工都不能成为放弃中国市场的原因。「西方企业被中国牵着鼻子走」，这一说法很具说服力。
新兴精密公司为三星电子天津工厂供货。三星用这些配件组装成电视、手机等供应当地市场。不论是三星还是新兴精密，都要在中国市场一决胜负。
「走能走到哪里去？中国市场越是扩大，在当地生产的重要性就越大。只要进行合法经营，就有无限机会。目前劳动市场的不稳定反而将成为大浪淘沙的契机」，姜秉佑表示与中国员工的会议时间到了，说完就离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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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May 27, 2010 - 12:14 pm: | |
北京的短期利益，显然是尽力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这是北京高层新近决定在经济上大幅度增加对平壤援助的原因。但是从长远角度，平壤政权在生理、经济和政治上都日渐病入膏肓，眼看气数将尽。
“天安”舰事件以来，韩国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京必须看到，平壤金氏王朝最后只会是历史长河的一瞬， 而整个朝鲜半岛才是中国永远的“唇齿邻邦”。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527.shtml
朝鲜半岛危机—— 短期利益和长期后果
［于时语］ (2010-05-27)
韩国“天安”号军舰被击沉事件，引发了朝鲜半岛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战争威胁之外，也迅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朝鲜政权唯一的 “衣食父母”，遇上了相当严重的外交难题。更重要的是，鉴于平壤金氏王朝面临后继乏人的继承瓶颈，北京在这场危机中的举动，很可能对东亚未来的永久地缘政治布局，造成难以预卜的冲击。
朝鲜半岛对中华大陆有强烈影响传统。我曾经提到明清两朝的灭亡，都有日本入侵朝鲜的触因。再上溯千年，隋朝灭亡的起因是隋炀帝劳而无功的三征高句丽。唐朝承继了这一东征政策，终于在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摧毁了高句丽。但在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之后，唐政权却主动退出了朝鲜半岛。据著名史家陈寅恪分析，其后的原因是吐蕃借唐朝东顾而崛起，形成西线严重的安全威胁。这样的历史巧合使得朝鲜今天成为独立国家，也是西藏卷入东亚政治、最终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起点。朝鲜与西藏局势的历史联系，也许值得重温。
如果说这些都是不受个人意志转移的历史大势，那么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不少缺乏远见的个人行为或外交政策，酿成历史大错的例子。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冯玉祥的短视私仇，帮助促成了外蒙古独立。
外交决策的短视导致长期苦果
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实际沦为俄国的殖民地，宣布“独立”，后来改为“自治”，中国在外蒙的主权丧失殆尽。 1919年，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徐树铮将军挥师出塞，进军库伦（今乌兰巴托），迫使外蒙取消“自治”，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徐树铮并派军驻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赞扬。
这一重大历史功绩，却因为军阀冯玉祥为了报复个人私仇，派人于 1925年底乘徐树铮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时予以劫持枪杀，而难以为继。外蒙最终沦为苏联附庸而“独立”，固然还有其他因素，但是冯玉祥挟仇杀害徐树铮，显然是主要的民族罪人。冯最后不明不白地死于苏联轮船失火，实有其宜。
另外一个短视外交例子，是毛泽东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全力支持越南战争以外，还为了打击华盛顿，不放过任何一个场合宣扬“冲绳”属于日本，帮助促成美国在没有经过其他二战战胜国同意，以及琉球公民投票之下私相授受，使得琉球重陷日本。这一发展不仅触发了钓鱼岛争端，更成为今天中国开发东海、东进太平洋和统一台湾的重大战略障碍。
这还不提越南金兰湾先是成为苏联海军基地，时下又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觊觎的目标，直接威胁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具有战略远见的北京外交政策，首推邓小平在苏联侵入阿富汗之后毅然联美抗苏，中美加巴基斯坦的三国“轴心”，成为苏维埃帝国在阿富汗失败后随之瓦解的重要因素，因此消除了外蒙独立之后，苏军曾经扬言不出两周可以直逼北京城下的北方军事威胁。
邓小平决策与韩国建交，是北京在东北亚的外交高招。此后中韩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华盛顿联合日韩抗衡中国的战略，并且在在地缘政治上有效地制约了日本。
我不厌其烦地列举以上历史，是因为北京对于朝鲜半岛最新危机的外交决策，很有可能具有类似的历史性后果，而对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造成难以逆转的重大利弊影响。
中韩有联合为朝鲜善后的共同利益
北京的短期利益，显然是尽力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这是北京高层新近决定在经济上大幅度增加对平壤援助的原因。但是从长远角度，平壤政权在生理、经济和政治上都日渐病入膏肓，眼看气数将尽。欧美有论客猜测中国可能会在平壤政权突变时，全面接管朝鲜。但是以中国近年在边疆省份的“维稳”记录，要接管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深重的朝鲜，决非北京可以顺利承受的风险策略。
因此从长远角度，北京无法避免与韩国携手共同处理朝鲜政权的“善后”局面。说到底，对于首尔来说。要在平壤政权一旦崩溃之后全面负担起朝鲜的民生，是仅仅次于南北开战的噩梦。北京因此有与韩国合作的重大空间。
由于平壤的“杀熟”外交，不仅韩国的左翼“阳光政策”全面衰落，中国在韩国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打击。《华盛顿邮报》报道，“天安”舰事件以来，韩国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京必须看到，平壤金氏王朝最后只会是历史长河的一瞬， 而整个朝鲜半岛才是中国永远的“唇齿邻邦”。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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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May 11, 2010 - 09:05 pm: | |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0511/2173788.shtml
赵作海要求100万元国家赔偿多吗？
2010年05月11日
经济观察网
经济观察网 杨涛/文 5月 10日，河南省商丘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建民表示，商丘市已成立专案组，立案查处涉案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赵作海的女儿称，赵准备向政府提出国家赔偿 100万元。（《京华时报》5月11日）
100万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即使是不停地工作11年，大概也很难赚到这100万元钱，但对于一个被冤枉而失去自由的人来说，那就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顾，两者皆可抛”，可是，赵作海明明无辜，却被一帮警察刑讯逼供，被众多国家机器往牢里整，多少钱的赔偿才能弥补这肉体与心灵的创伤呢？
不过，即使如此，按照现行的法律，赵作海大概还得不到100万元的赔偿。我们来先看看几年前与赵作海几乎相同情形冤狱的佘祥林的赔偿情况，佘祥林也是被刑讯逼供被无辜入狱，同样也是仰赖于“死者”复活才洗清冤狱，他也无辜坐牢达11年计4009天，那么，他得到多少赔偿呢？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的计算公式是：坐牢时间×执行赔偿的上一年度全国职工平均工资。2004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是每天63.83元，所以佘祥林获赔的金额是:4009 天×63.83元/天=255894.47元。不过，他还额外得到从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政府领取了2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款，但这不能算是国家赔偿了。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每日的国家赔偿金额度调整为111.99元。如果按照赵作海无辜坐牢11年计4015天算，按照新的标准，他所获赔的金额为：4015×111.99元/天=449639.85元，还没有超过50万元。当然，有人说，如果审讯的时候，对他采取了不合法的手段，造成了人身伤害的话，治疗费用要由国家承担；另外，诉讼过程当中，如果对他的财产造成了没收、罚金等等的，还需要返还他的财产，如果返还不了财产的话要进行赔偿；还有国家要对他进行精神赔偿。前二项，如果确定发生了，那么国家当然要赔偿，但我估计数额不会很大，事实上，赵作海伤已经医治好了，而且他也没有多少财产。至于精神赔偿，4月29日颁布通过的修正的《国家赔偿法》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过，该修正案要到今年12月1日才会实施，赵作海要精神赔偿，至少现在是没门。其实，按照现有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数额，一般都不会超过5万元，赵作海即使有权要求精神赔偿，他也赔偿不到多少钱。看来，赵作海虽然提出了100万元的国家赔偿，但要实现，却不容易。
即便是给了赵作海赔偿了100万元，事实上也无法抚慰他受伤的心。有网友称：“公检法的官爷们，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会给蒙冤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假如让你们来作替死鬼，你们又是何种感想?”甚至提出，“ 应该赔偿一千万！”确实，按照现有国家赔偿法，区区的50万元就买了一个人11年的光阴，这即无法让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感到有压力，也确实无法让受害人受到应有的安慰。我们看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假一赔二”的惩罚性赔偿，而《食品卫生安全法》更是规定了“假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那么，政府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做错了事，损害了公民合法权益，为什么就不能进行惩罚性赔偿？事实上，就在佘祥林案的赔偿中，就有人指出了国家赔偿的不合理性，国家赔偿是按职工的平均工资每天来计算赔偿，但是，而职工一天上班是八个小时，对于佘祥林、赵作海他们来说，他们坐牢一天是24小时，等于一天24小时在“被工作”，那么，只算他们八个小时的工资，那当然不合理。所以，赔偿赵作海50万元的三倍，150万元也不算多。
所以，在现有的国家赔偿不合理，应当再加上惩罚性赔偿，比如在现有计算标准中再增加一倍或者二倍，才能弥补缺陷。太少了，不足以让官老爷们心疼，也不足以安慰受害人，太多了，官老爷又会将这笔钱转嫁给老百姓。而且，惩罚性赔偿必须由财政公开和阳光结合起来，因为国家赔偿的钱都来自纳税人，财政不公开，官老爷将钱转嫁于民众，对他们形成不了压力，只有财政公开，国家赔偿多了，挤占官员的公车开车、公款吃喝，才能让他们感到压力。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赔偿事实上是全体纳税人埋单，但要真正遏制这些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国家应当就这些赔偿向渎职和滥用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本身追偿，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埋单，形成他们自身的经济压力。但现实中，有几个刑讯逼供的警察为他们的行为在经济上埋过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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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May 03, 2010 - 10:28 am: | |
人们缺乏足够的内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张，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张是什么。
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
在所有黑暗的历史时刻、所有专制的地区，说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都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是一颗颗自由心灵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才让自由得以实现，这首先需要来自内在的信念。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5/100503_cr_freedom_xuzhiyuan.shtml
点评中国：内在的自由
2010年 5月 3日
许知远
中国记者
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
“如果你直接批评政府，会被关进监狱吗？”在学院的餐厅午餐时，我偶尔会被这样问道。剑桥的克莱尔堂里穿梭着来自不同国家与肤色的人群，人们短暂的相逢，又匆匆地离去，表达着对别人短暂和浅薄的兴趣。
当坐在对面或旁边的人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时，除去感叹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就会对我的人身安全感兴趣。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体，它是繁荣、也是禁锢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可能只有朝鲜、古巴、缅甸等为数不多的国家比它更糟糕，甚至俄罗斯都更好些。
我该怎么向这些陌生人解释呢？一切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危险，但仍旧很危险。除去那些头脑最愚钝、心肝最麻木的人，没人不知道这是个专制、腐败甚至可以说邪恶的政权。但是，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彻底的极权体制，你不必担心因私下的言论而获罪。事实上，从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到一位出租车司机，他们在餐桌上、在闲谈时咒骂与讥讽现行的体制，已经变成了一项娱乐。你在公共空间上，很难看到、听到这种不满，到处是国家富强、和谐社会的赞歌。人们生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这二元世界又加剧了虚伪与嘲讽的蔓延。中国似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人们都感到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重重。人们表示不满、充满讥笑，却又很少人准备真的改变它。似乎嘲讽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满足。在嘲讽中，人们自认已经改变了现实。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
犬儒主义的盛行，是因为现实的困境不能被传达到公共空间，私下的议论无法转化成公开的表达的辩论，缺乏社会组织来将不满转化成正常的行动。这种公开性、组织性，正是一个专制政权最恐惧的力量，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它们的出现与存在。彻底的极权主义，会试图改造人的思想，甚至连私下的念头都要压制。而现在，政权给予以私下抱怨的自由，政权甚至会容纳与鼓励这蔓延的嘲讽，但千万记住，这只是私下的游戏。
但另一个同样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足够的内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张，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视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手段。当自由只是一种手段时，它也就经常被交易。政权轻易收买了大学、媒体，让知识分子们用灵魂来交换物质生活。此刻的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这种内在价值观的坍塌，或者说我们从未建立起这种内心的价值系统。
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与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双重危机阻碍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很多议题是明确不能报道的，即使你报道了，你必然会被删除，你的个人可能也会遭遇不公对待，因为所有的媒体仍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所有兴奋都将集中于说出那一句常识。
我想不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但是在所有黑暗的历史时刻、所有专制的地区，说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都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是一颗颗自由心灵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才让自由得以实现，这首先需要来自内在的信念。
此刻的中国，这种内在信念的缺乏，比这在外在的束缚，更为致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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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April 17, 2010 - 05:11 pm: | |
图文：高原反应重创50余名救援员
2010-04-18 06:23:00 来源: 荆楚网-楚天金报(
荆楚网消息(楚天金报)图为：当地救援队伍的加入，极大地补充了救援力量
玉树地震后，快速集结到灾区的救援人员已有2万多人，由于救援工作持续时间较长，体力消耗较大，其中外来人员有1万多人不时出现“高原病”。
队员：流鼻血发烧嘴唇绛紫
在结古镇玉树民族宾馆的废墟，断裂的楼板乱作一团。中国国家救援队调来两辆吊车，数十名救援人员在现场轮番作业，将大块水泥块安全吊离，并尽可能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对被埋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对这支参加过印尼、海地等国际地震救援任务的专业队伍来说，这算不上难题。但玉树4000多米的海拔，昼夜20度的温差，却成了对他们的最大考验，他们先后出现头晕、呕吐和流鼻血等症状，“搬运挪动砖块水泥板时，总感觉没有力气。”一名队员说。记者看到，因高原反应，来自山东的部分消防官兵嘴唇都成了绛紫色。
青海消防总队医院院长樊新海说，目前约有1500名消防人员在玉树州参加抗震救灾工作，其中将近200人出现高原不适的症状，约100人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的还有感冒、发烧，甚至发生肺水肿、脑水肿等病症。
樊新海称，通过简单的吸氧，以及服用抗疲劳、抗缺氧等药品，部分消防队员的高原反应状况有所缓解。情况较严重的50多名救援人员已被送到西安治疗，目前他们身体状况良好。
据介绍，随着救援时间的延长，出现高原反应的人将会越来越多。
搜救犬：不停呕吐无法听令
在地震援救中，训练有素的搜救犬历来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昨日记者在随中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地毯式搜索位于震中的西杭路一带时，看到该队从北京带来的9条搜救犬不同程度出现高原反应，症状均为极度疲倦、体乏等。
搜救员刘文超称，其中一条搜救犬甚至因高原反应强烈，被安排在驻地休息。他说，“这条犬服役有好几年了，没想到还是很不适应，来的当天就不停呕吐，无法正常应对搜救员的口令。”其他各救援队的搜救犬也都或多或少存在相同问题，给救援增加了难度。
为此，救援队调整了搜救犬的组队方案，将原来的两条一组安排为每3条一组。“服役七八年的搭配一条服役两三年的”。此举使该队的其余8条搜救犬尚能正常工作。
紧急加送药物氧气棉被
为解决救援人员出现高原反应这一问题，青海省已用卡车运送氧气袋、氧气瓶等到灾区，还运送了红景天等抗高原反应的药物，有关方面也紧急印刷了万余份防高原缺氧的小册子发放。民政部救灾司还向灾区调剂2万顶帐篷，上万条棉被棉衣，由于公路的及时抢通，外部物资可较为顺利的进入震区。
高原医学专家赶赴灾区
由青海大学副校长、国际高原医学会常务理事格日力带队的青海大学医学院高原病救助小组，目前已抵达灾区，为救援人员提供高原医疗救助。
青海大学拥有国家唯一的高原医学重点实验室，防治和研究水平居国内一流。
格日力说，玉树地震救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玉树县结古镇海拔高，空气含氧量只有60％左右，目前天气寒冷，而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人员又是快速到达，因此容易出现急性高原肺气肿、脑水肿等高原病。
当地民众积极参与
在救援现场，随处都可以看到当地民间救援队伍的身影。他们主要由当地一些寺庙的僧侣组成。由于长期在当地生活，没有高原反应，使得他们在救援过程中从体力上来说，比专业救援队伍存在更大优势。
这些民间救援队伍不会使用专业的现代救援设备，几乎完全凭借着一双手和满身力气参与救援。只见他们用双手扒开碎砖断瓦，掀开水泥预制板。面对一些大型的水泥板时，他们用绳子系在水泥板上，几十人一起用力，将水泥板从废墟上拉开。 (本文来源：楚天金报 ) net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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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April 17, 2010 - 09:13 am: | |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jp100414.shtml
中国人为何去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2010-04-14)
这些年来，中国开始重视文化古迹保护和重建。笔者王锦思还记得多年前中国建筑师去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理由是中国缺少原汁原味的古代建筑了，日本却还保存具有中国古代风格的建筑，更有丰富珍贵的中国古建筑研究史料。
中国北京是座古城，古老庄严骄傲，规格和布局与唐代长安城一脉相承。但是，同样师承于中国唐朝长安的日本京都奈良等古城，比北京更为古老，日本人在古迹古都保护上决心之大、恒心之强，都堪称难得。毋庸讳言，日本侵华使中国古建筑遭到巨大破坏，但是在侵华前后，中国人自己也对文化古迹进行严重破坏，尤以文革最甚。
日本古城京都仿照洛阳和唐长安规划布局而成，公元794年-1868年作为日本首都，是世界史上连贯时间最长的首都，具有“东方传统文化博物馆”的美誉，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宗教价值。
日本自明治时期建立文物保护制度。1950年，在世界上率先颁布《文物保护法》，中国则是直到1982年才颁布。日本古建筑修复用传统方法，连斑驳剥落的地方也不加掩饰涂彩，刻意保留岁月的脉络印迹。《三国演义》电视剧组为再现三国时期历史古迹风貌，还特地到日本参照学习。
京都自然环境和城市结构始终如初，古迹保护和现代建筑创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分为三个区域：自然和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市中心新旧和谐混合区域、强化城市新功能区域。新发展的工业在城市西南部及卫星城里。高速公路、新干线铁路通过城市的地下。禁止6层以上建筑，屋瓦颜色大小也要审批。鲜艳的奶黄色麦当劳标志在世界上第一次被改成与京都色调统一的暗棕色，电视塔也被刻意造成佛寺香案上的蜡烛形状。17座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700 多处国宝和重要文物。
1978年，京都主办世界第一届历史都市会议，包括西安在内的25个世界古城代表参加。中国多次派代表团考察学习京都保护经验。中国佛教大师赵朴初来到京都，对前往车站迎接他的清水寺104岁大西良庆长老称赞京都：“堪称此邦不忘本，保护文物到无形”。
1957年开始，北京兴起拆城墙的热潮，“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方式”，怀着“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的美好理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有着“国门牌楼”美誉的前门五牌楼拆除，前门有轨电车停运，古朴的商业街区、京味的叫卖、天桥的杂耍，再也不见踪影。长城等古迹，凡是用手可触摸的地方，都刻着“某某到此一游”。有的建筑物上加盖小亭子、大屋顶，如同穿西装戴瓜皮帽，即有悖于传统，又无益于现代。曾几何时，北京重工业比重很高，经济结构在世界首都中绝无仅有。
笔者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记载， 1996年11月，北京开始向民间募集旧城砖，重修一段残存的古城墙。这无疑证实我们昔日走过一段多么荒谬的岁月。进入21世纪，为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北京新建奥运体育场馆，重建了永定门，继而恢复重建前门大街。保护国子监街、什刹海、故宫和长城，以及旧皇城、历史城市水系和古城基本架构，延伸传统中轴线，以体现古都基本格局。
笔者王锦思设想，如果没有历史上对文物古迹的破坏，没有不伦不类的当代建筑夹杂其间，而是对文化街区实行有效保护，还用得上重建吗？在现代化的今天，即使复建了整个老北京，那也不能成为古代文明。任何复古化和商业化的刻意雕琢都显得做作，文明是自然而然生活的积累，是真正的岁月留痕与文化传承。我们深深地希望，50 年，100年，甚至500年以后，前门大街再不需要重建来复古，只是点滴的修补和完善。那样的北京，自信而庄严。日本行，中国更行！
王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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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March 24, 2010 - 10:39 pm: | |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0/03/hongkong100325s.shtml
明报中国评论﹕中美“敌大于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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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3/100323_google.shtml
谷歌的挑战和中共的核心价值
2010年 3月 23日
跃生
BBC中文网记者
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公司在中国时间星期二（3月23日）凌晨决定关闭在中国大陆的搜索服务，终于为谷歌和中国政府之间长达两个月的争执划上一个句号。
谷歌公司曾在今年一月份声称自己受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同时表示不再按照中国当局的要求审查网络搜索内容，并且表示将考虑撤走在中国的业务。
预料中的结局
谷歌最新做出的把中国大陆搜索服务转至香港，也就是事实上停止在中国大陆搜索服务的决定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这从中国方面几个小时后做出的迅速回应就能感觉到。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负责人在中国时间3月23日清晨发表谈话说，谷歌公司“违背进入中国市场时作出的书面承诺”，是“完全错误”的。
大多数中国问题观察家都认为，自从两个月前谷歌提出将停止对网络搜索内容进行审查之后，人们就已经看到了今天这样的结局，因为中国当局在网络审查方面是不会让步的。
在美国的政治评论员何清涟对BBC中文网说，谷歌的要求触及到了中国近些年来千方百计投入巨资要维护的核心价值，也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和执政地位。
不可放弃的底线
她说，“如果谷歌不再过滤信息，就等于中国共产党过去投入数百亿美元，今后还将继续投入巨资的网络监控，从法律法规到人员，都将作废，这确实是共产党不可以放弃的一条底线。”
虽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表示“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事件。
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李大同对BBC中文网说，这次冲突是谷歌企业核心利益和中国政府核心利益之间的冲突。
他说，谷歌是一个很特殊的外资企业，它的主要业务就是搜索信息，它要想获得最好的公众评价和为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就是搜索的信息越周到越全面越好，这是它的核心利益。问题是它碰上了一个专制政府，它的这个核心利益和专制政府的核心利益之间冲突了。
另一个层面的冲突
何清涟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其实谷歌这次是在两个层面上挑战中国，而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上面谈到的政治化的层面。
她说，人们看到了谷歌有关受到黑客攻击的声明，但是她认为其中可能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技术泄密的问题。
何清涟说，中国在2006年加紧制定了一个新的专利法规，规定外资在华企业开发的技术要强制认证，要求这些技术的一部分股权要归外资在华公司的员工拥有。也就是说，外资就丧失了对开发技术的绝对控制权。这让外资感到非常危险。
她说，谷歌退出中国其实就是对中国政府挟以自重的市场大蛋糕表示不屑，对正在犹豫中的外资将起示范作用。
刻意淡化
面对谷歌的挑战，中国政府正试图淡化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形容“这无非是一起商业公司的个别行为”。
秦刚还说，他看不出这一事件“对中美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何影响”。
但是李大同说，双方在这一事件中各有所失，谷歌在中国的市场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而中国政府会进一步丧失自己的道义形象。
何清涟说，中国现在急需应付的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不希望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施加过大的压力，所以要把谷歌事件放到纯商业和个别公司行为的范围内来谈。但美国不这样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在发表讲话时已经把谷歌退出中国市场当作是捍卫美国价值观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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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0/03/hongkong100325s.shtml
明报中国评论﹕中美“敌大于友”？
(香港） (2010-03-25)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发表评论指，中美关系总是应了总理温家宝的那句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这种周而复始的相互威胁 —开天杀价—针锋相对—一触即发—妥协让步—化险为夷的戏码，从当年的最惠国（Most Favoured Nation，MFN）待遇，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再到现在的贸易和人民币汇率之争，一再上演，让人觉得毫无新意。
属买卖伙伴 非合作伙伴
对中美关系这种不稳定性，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阎学通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他在昨日刊于北京《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中直指，中美关系是 “敌大于友”的关系。互补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中美之间主要是买卖伙伴，是顾客与卖家的关系，而并非共同投资的合作伙伴。中美双方都想维持目前这种虚假的友谊，而这种“假朋友”关系反令双方关系非常不稳定。
58岁的阎教授虽然是内地着名的反美学者，近年“奉命”低调，已经很少对外发言，更难得接受传媒专访，此次接受由官方新华社主办的报章专访，本身传递的信息就颇具意涵。
阎学通认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合作大于分歧”已经难以解释中美关系的本质了。他认为，中美之间在经济层面的互补性只是卖买主顾关系，这样的关系谈不上朋友。在安全方面，中美间有冲突的战略利益远大于共同利益。在政治层面，即使双方搁置意识形态分歧，还有美国支持中国的各种分离势力问题。他形容中美关系是“积极竞争的对手，消极合作的伙伴”，简单的说法就是“敌大于友”。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的估计悲观，理由是奥巴马执政，中美的“假朋友”问题会更突出。奥巴马是个善谈合作、但不善履行承诺之人。因此，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可能会较小布殊第二任期时更甚。虽然阎的观点，彷佛耸人听闻，但对照中美关系现实，又似乎不无道理。
孙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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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March 17, 2010 - 11:03 am: | |
(新虹桥首日)上海已进入“机场地铁时代”(组图)
http://news.hexun.com/2010-03-17/123007618.html
 
2号线虹桥2号航站楼站示意图张泽红制图 昨日，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站正式启用。IC图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zaodian/pages2/zaodian_huangpu100317.shtml
新虹桥时代的上海滩
陈迎竹 (2010-03-17)
昨天，上海市西边的虹桥机场新航站楼正式启用，连同地铁和巴士，整个虹桥交通枢纽也宣告开通。媒体称之为“新虹桥时代”。
从前天下午开始，原本在机场内的数十架飞机和数千名旅客和行李就大规模“转场”，因此从昨天起，有两条跑道的虹桥机场也和浦东机场一样，有两个航站楼，整个上海市就以两座机场、四个航站楼和五条跑道开启这个大都会的新生。
按有关方面对上海航空枢纽的战略布局，上海机场最终的客货运输能力将达到每年1亿2000万人次和700万吨，其中被定位为“国内枢纽机场”的虹桥机场，年客货运输能力将提高到4000万人次和100万吨，飞机起降30万架次。
始建于1921年的虹桥机场，经过几次大规模改建，这一次扩建，除了满足国家总体定位，配合世博会客流运载，也因为越来越大的中国航空旅客量早已经让原有的机场航站出现爆棚危机。其实虹桥在2005年刚完成改造工程，将吞吐量提高到2000万人次，不过没几年就面临每年2500万人次的吞吐量，已经大大超出承载能力。
近些年来，中国国内机场航班延误率高，内陆航空乘客大部分都经历过飞机误点的情况，除了天气、调度管理能力等原因，最根本恐怕还是与选择航空交通的人群越来越多有直接关系。
经济的起飞让搭飞机不再是稀奇的经验，而是为了节省时间，达到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效益。正在积极开展的全国高速铁路网，乃至“风云再起” 的磁悬浮项目，都是为了解决这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速度问题。
孙中山在1919年写成的《建国方略》，就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的论断，甚至勾画出了贯通全国的五条铁路大干线，总长数十万公里。今天在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馆，仍将今日中国的基础建设视为这项远见宏图的延续。
其实，无论高铁或者磁悬浮项目，甚至目前在上海积极进行的“大飞机”项目，也就是100多座位的商用飞机制造，都应该被视为中国对技术的追求，更甚于单纯的经济和速度。
清朝最鼎盛时期，中国皇帝将西方人的发明视为新鲜、好玩的奇巧淫技，摆在皇宫里赏玩，或者任由工匠们模仿游戏。直到政治与经济被军事技术与重工业的落后拖垮了，已经来不及学习和生产。清末以降，有识之士积极引进西学，从技术到思想，正是基于对技术强国、实业富国的体认，孙中山是其中之一。
今天中国在各种技术上近乎饥渴的钻研，从“两弹一星”时代已见端倪，那不只是为了保障富强，也是为了不因技术落后而受制于人。
这种决心，外界如果有所体会，就比较不会单纯认为一些建设是好大喜功之举，而更应该关注其中所透显的意志力，它也是国家实质竞争力的关键。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合机场、地铁、高速铁路、磁悬浮列车、长短途巴士、德士等多种交通工具于一体，总面积近130万平方米。虹桥也将是一个注重生态与居住环境的大生活圈和商务圈。
百多年前，西方人从海上进来，据黄浦滩而兴华厦，留下今天上海市容弥足珍贵的建筑遗产；今天的中国人，向东跨江而兴建金光闪闪的浦东金融中心，又向西勾勒虹桥这个交通中心，贯通南京与杭州等南北城市，把长三角绑在一起发展，再由此飞向全国，其规模与速度，早已超越孙中山的想象。
未来的上海滩，滩前美景有了东西两岸的对照，但浪奔浪流，已经不是沟通内外的主要途径，江湖人物将以海陆空多元化的方式行走神州，以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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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hexun.com/2010-03-17/123007618.html
新虹桥首日)上海已进入“机场地铁时代”(组图)
2010年03月17日 【来源：东方早报】
2号线西西延伸段昨通车从人民广场出发只需30分钟便可抵达虹桥机场
东方早报世博记者姜丽钧
昨天6时02分，伴随从龙阳路出发的首班2号线地铁列车抵达虹桥2号航站楼，上海也正式进入了机场地铁时代，首条通达机场的地铁线使乘客坐地铁赶飞机的梦想得以实现。截至昨天19时，来自上海地铁运管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号线虹桥2号航站楼站的进出站客流为11000人次，作为投入运营首日的新车站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客流数字。而有关方面预计，随着旅客对新出行线路的熟悉程度，虹桥2号航站楼站客流有望持续上升。
首班车能赶上最早航班
昨天从龙阳路出发的首班2号线地铁，抵达虹桥2号航站楼站时是6时 02分，比原来预计的时间早了4分钟，下车的大多是机场工作人员和乘坐早班车的旅客。
根据目前的航班编排，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最早出发的航班是6时50分从上海前往九寨沟的川航航班，乘客如果抓紧时间，刚好可以赶上虹桥机场最早的航班。但是考虑到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山东航空、海南航空(600221,股吧)这4 家航空公司关闭办票是起飞前30分钟，东航、上航、南航、国航(601111,股吧)、深航、吉祥航等关闭办票时间是起飞前45分钟，因此乘坐2号线头班车的大多是乘坐7时多航班的旅客。
6时45分以后，虹桥2号航站楼站的客流便明显上升，8时01分，第一班晋江飞往上海的客航抵达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站厅内也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客客流。
列车时速将继续提升
在上午高峰时段，早报记者7时55分从人民广场站坐上一班2号线列车，到达虹桥2号航站楼站的时间是8时26分，耗时31分钟。“这个时段，外面路上都很堵，不管是坐925路公交车，还是出租车，都可能要1个小时以上，从这个角度看坐地铁确实很方便。”一名乘客表示。
早报记者注意到，2号线西西延伸段从2号线原来的终点站淞虹路站出发，虽然只要1站就是虹桥2号航站楼站，但由于开通初期西西延伸段限速运行，这一站开行的时间长达10分钟。调试期完成后，旅客抵达2号航站楼站的时间将缩短。
截至昨天19时，来自上海地铁运管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号线虹桥2号航站楼站的进出站客流为11000人次。运营方表示，作为投入运营首日的新车站，这个数字比较高。
据介绍，昨日5时30分首班轨道交通2号线列车准时从徐泾东站发出，1分钟后停靠虹桥2号航站楼站，轨道交通的间隔为10分钟。上午轨道交通客流以枢纽内相关单位和企业上班族为主，随着下午到港航班的集中抵沪，有部分到站旅客搭乘轨道交通前往市中心，全天客流并不是很大。至16时，虹桥枢纽出租车站共发送旅客4500批次，基本与原虹桥机场出租车供应量保持一致。公交941路、枢纽4路、枢纽9路、机场1线6时准时发车，但搭乘乘客并不多，至16时共发出144班次，运客量约2000余人。
希望换乘无障碍、运营再延时
在昨天客流集中进站、出站的时段，由于机场旅客大都携带了大件行李，虹桥2号航站楼站四台门扉式闸机已经略显不够。虽然乘坐地铁到虹桥机场非常方便快捷，但是，早报记者也发现，仍有部分旅客放弃了乘坐地铁。
拿着行李换乘不方便
乘客余小姐就表示，选择打车是因为换乘不方便。余小姐住在锦江乐园站附近，乘坐2号线必须先乘1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拿着行李换乘很不方便，换乘通道长，而且一些地方还没有电梯。”
记者在中山公园站看到，3、4号线从高架站台到二层站厅有自动扶梯，但从二层站厅经换乘通道到2号线站厅，步行需要五六分钟时间，全程有多处楼梯，全部没有自动扶梯。乘客表示，“带着很多行李走这段换乘通道非常吃力。”
希望与最后的航班接驳
目前，2号线虹桥2号航站楼站发往市区的末班车时间为22时50分，可以满足大部分旅客的需求，但是早报记者注意到，仍然有些晚班航班的旅客无法赶上地铁。
根据目前的编排计划，抵沪的时间从22时50分至虹桥机场运营结束的，至少还有17 个航班，这批旅客肯定无法赶上末班轨交。而计划抵达上海时间从22时25分至22时50分的，也有18个航班，考虑到航班可能出现轻微延误，以及旅客等候提取行李的时间，这些航班的旅客也肯定赶不上末班轨交。
因此，有不少旅客提出，希望末班轨交的运营时间尽量和虹桥机场最后一个航班结束时间相接驳，2号线虹桥2号航站楼站能延长运营至23时30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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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March 17, 2010 - 11:02 am: | |
(新虹桥首日)上海已进入“机场地铁时代”(组图)
http://news.hexun.com/2010-03-17/123007618.html
2号线虹桥2号航站楼站示意图张泽红制图 昨日，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站正式启用。IC图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zaodian/pages2/zaodian_huangpu100317.shtml
新虹桥时代的上海滩
陈迎竹 (2010-03-17)
昨天，上海市西边的虹桥机场新航站楼正式启用，连同 铁和巴士，整个虹桥交通枢纽也宣告开通。媒体称之为“新 桥时代”。
从前天下午开始，原本在机场内的数十架飞机和数千名 客和行李就大规模“转场”，因此从昨天起，有两条跑道的 桥机场也和浦东机场一样，有两个航站楼，整个上海市就以 两座机场、四个航站楼和五条跑道开启这个大都会的新生。
按有关方面对上海航空枢纽的战略布局，上海机场最终 客货运输能力将达到每年1亿2000万人次和700万吨，其中被定 为“国内枢纽机场”的虹桥机场，年客货运输能力将提高到4 000万人次和100万吨，飞机起降30万架次。
始建于1921年的虹桥机场，经过几次大规模改建，这一次 建，除了满足国家总体定位，配合世博会客流运载，也因为 越来越大的中国航空旅客量早已经让原有的机场航站出现爆 危机。其实虹桥在2005年刚完成改造工程，将吞吐量提高到200 0万人次，不过没几年就面临每年2500万人次的吞吐量，已经大 大超出承载能力。
近些年来，中国国内机场航班延误率高，内陆航空乘客 部分都经历过飞机误点的情况，除了天气、调度管理能力等 因，最根本恐怕还是与选择航空交通的人群越来越多有直接 关系。
经济的起飞让搭飞机不再是稀奇的经验，而是为了节省 间，达到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效益。正在积极开展的全国高速 路网，乃至“风云再起” 的磁悬浮项目，都是为了解决这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速 问题。
孙中山在1919年写成的《建国方略》，就提出“交通为实 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的论断，甚至勾画出了贯通全国的 五条铁路大干线，总长数十万公里。今天在上海的孙中山纪 馆，仍将今日中国的基础建设视为这项远见宏图的延续。
其实，无论高铁或者磁悬浮项目，甚至目前在上海积极 行的“大飞机”项目，也就是100多座位的商用飞机制造，都 该被视为中国对技术的追求，更甚于单纯的经济和速度。
清朝最鼎盛时期，中国皇帝将西方人的发明视为新鲜、 玩的奇巧淫技，摆在皇宫里赏玩，或者任由工匠们模仿游戏 直到政治与经济被军事技术与重工业的落后拖垮了，已经来 不及学习和生产。清末以降，有识之士积极引进西学，从技 到思想，正是基于对技术强国、实业富国的体认，孙中山是 中之一。
今天中国在各种技术上近乎饥渴的钻研，从“两弹一星 时代已见端倪，那不只是为了保障富强，也是为了不因技术 后而受制于人。
这种决心，外界如果有所体会，就比较不会单纯认为一 建设是好大喜功之举，而更应该关注其中所透显的意志力， 也是国家实质竞争力的关键。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合机场、地铁、高速铁路、磁悬浮 车、长短途巴士、德士等多种交通工具于一体，总面积近130 平方米。虹桥也将是一个注重生态与居住环境的大生活圈和 商务圈。
百多年前，西方人从海上进来，据黄浦滩而兴华厦，留 今天上海市容弥足珍贵的建筑遗产；今天的中国人，向东跨 而兴建金光闪闪的浦东金融中心，又向西勾勒虹桥这个交通 中心，贯通南京与杭州等南北城市，把长三角绑在一起发展 再由此飞向全国，其规模与速度，早已超越孙中山的想象。
未来的上海滩，滩前美景有了东西两岸的对照，但浪奔 流，已经不是沟通内外的主要途径，江湖人物将以海陆空多 化的方式行走神州，以至全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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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March 13, 2010 - 12:04 am: | |
http://www.zaobao.com/zg/zg100313_004.shtml
八个民主党派及反右运动
（2010-03-13）
新闻背景
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是指在1948年5月1日前成立、并经过中共认可的八个政党。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促）、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
1948年4月30日，正在与国民党进行激烈内战的中共号召各民主党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由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取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上述八个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号召。
1949年9月，在中共领导下，包括八个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界人士在北平（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铺平了道路。此后，中共允许八个民主党派作为统战对象继续存在，并给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安排象征性的领导位置，但这些民主党派不能随意发展党员。如今，八个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都是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反右运动是指1957年中共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政治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同时发动群众向中共提出批评建议。
包括八个民主党派在内的中国各界人士对中共建国后的一些政策和作风提出批评。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官方开始大规模清算曾对中共提意见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党内干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多数人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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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March 11, 2010 - 06:47 pm: | |
http://www.zaobao.com/yl/yl100312_011.shtml
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
（2010-03-12）
审时度势
约瑟夫·奈
中美关系目前又一次跌入低谷。中国反对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虽然美国的这些决定都有先例，但一些中国领导人却希望奥巴马在对待关于中国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敏感。
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一年前，奥巴马政府大力向中国示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有所谓的“同舟共济”和中美两国将“共同进退”的言论。美国财长盖特纳也宣称，他和中国同行交流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要多。一些观察人士甚至提出了中美两国共同管理世界经济的“G2”概念。
G2一向是个愚蠢的想法。欧洲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和中国。日本的经济总量目前也和中国相当。在解决国际事务上，她们的参与是必要的。然而，去年在20国集团框架内日益密切的美中合作关系，显示了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不论人们对达赖和对台军售事件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美中关系的恶化早有苗头。例如，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抱怨，中国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把人民币的汇率人为地拉低，使美国丢失了许多工作。
另一课题是在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决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中国不仅反对在上一年谈判的措施，总理温家宝还决定派遣一名低阶官员和奥巴马会谈，并在会上手指着奥巴马说话，这根本就是一种侮辱。
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开会，讨论如何制裁违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承诺的伊朗时，中国同样地派遣了一名低阶官员。
中国改变对美态度的原因
那些积极合作的初期迹象哪儿去啦？中国改变做法的原因有两个——他们乍看起来好像不相关，事实上却可能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2012年是政权交接之年，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升温，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愿意让自己看起来比对手软弱。这也是近期在新疆和西藏进行镇压，及关押人权律师的原因所在。
此外，中国可能快面对经济转型。一些中国人认为，任何低于8％的增长都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和化解社会不稳定。但是，随着美国储蓄率开始提高，中国建立在全球贸易不平衡基础上，为自身提供就业的出口型增长模式，可能无法持续下去。如果中国对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币的要求作出反应，就必须在其他课题上表现得强硬来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造成中国近期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傲慢和过于自信。中国对成功渡过全球衰退并取得高增长感到自豪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现在拥有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把衰退归咎于美国。
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世界权力平衡格局正在转变，中国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顺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一些中国学者现在提出了美国衰落论，其中一个指美国国力在2000年已经达到顶点。
外交上的过度自信，加上对国内局势的不安，也许是中国在2009年后期改变行为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那中国就严重失策了。
首先，美国并没有衰落。多年来，美国和其他人对美国衰落的预测一直没有间断，包括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时、尼克松在 1971年关闭“黄金兑换窗口”时、和1980年代美国中西部制造业基地似乎被日本超越之时。但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依旧将美国排名第二（仅次于瑞士），而中国则落后30多个名次。
第二，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不能看做是一种真正的实力来源，因为经济关系中的相互依赖是对称的。当然，如果中国在市场抛售美元，美国经济将受到重创，但中国经济也相对会受损。中国不仅会失去美元储备的价值，失业率也会飙升。当相互依赖是一种平衡时，并不能构成实力的来源。
第三，尽管中国不满，但美元大概依然会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这是因为在没有对其银行体系改革和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前，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中国无法与之抗衡的。
最后，中国违背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政治智慧是一种失算。最近，一位资深亚洲政治家告诉我，邓小平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现在是邓小平掌权，他会将中国带回2009年初同美国的合作关系。
作者Joseph S. Nye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现为哈佛大学教授，是《领导力》一书的作者。
英文原题：China's Bad Bet Against America.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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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March 07, 2010 - 09:12 am: | |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us100304.shtml
崛起与失败：中国徘徊在十字路口
(2010-03-04)
世界正在进行着历史性的大转折，处于边缘的中国竟被卷进这政治漩涡之中。
外有各种国际势力的压力，内有两派越来越急的呼声，中国决策层徘徊在十字路口...
一、大竞争
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有伟人，预示着国际战略格局必定要重新布局。
基辛格、亨廷顿、布热津斯基脱颖而出，成为地缘政治和现代外交的领军人物，导致了国际战略的主动权向美国转移。
中国自知力不从心，主动放弃世界第三级的领导地位。此举打破了苏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加速了雅尔塔体系的崩溃。
布热津斯基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瓦解苏联和中国的一整套战略构想，这就是在1986年发表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该书在中国仅出版3000册，至今尚未售磬。庞大的中国的外交队伍，不知都在忙些什么？！
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统治全球的帝国，注定了与苏联、中国的冲突将不会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某些改变而消除，直到它们接受美国的附属国地位。布氏制定的征服苏联、中国的三条路线图是：
1，欧洲路线，与苏联斗争的焦点是东欧，最关键国家是波兰和西德。
2．远东路线，斗争焦点分别在日本、中国。而最关键区域是朝鲜半岛、菲律宾、台湾。
3．远西路线，斗争焦点是苏联和中国，最关键区域是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
作为美国战略的领军人物，布热津斯基说到做到、一言九鼎。四年之后波兰事变、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土崩瓦解。
二、大棋局
苏联倒台，中国归顺，布热津斯基又开始为美国二十一世纪战略布局。
1997年他发表了《大棋局》，一开始就解释了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上面赫然写道：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有国家利益最大化。白纸黑字！
可惜他的学生奥尔布赖特是个女人。女人总好感情用事，大国外交肯定不是她们的特长。哈姆雷特有句名言是“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我看应该改成：“女人啊！你的名字叫不理智。”接下来的9.11让美国的战略方向发生了“偏转”，给中国一个难得的发展时机。
奥巴马的当选使得这盘棋局有了转机。作为奥巴马的竞选团队的首席外交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同时也是洛克菲勒财团的战略代表，又重新活跃起来。甚至美国大使唐纳德也公开承认：希拉里不是前国务卿基辛格那样伟大的战略家。对奥巴马来说，他的基辛格应该是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认为世界自古以来都是强权统治，这次也该轮到美国。因为美国在全球力量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上首屈一指，这些因素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他认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要防止任何一个大国崛起，尤其是要防止“俄罗斯、中国或许还有伊朗结成联盟”。美国应使欧亚的力量均衡，有利于保持美国政治仲裁者的地位。
他预言：中国未来有可能挑战美国。也许中国经济能在2050年左右超越美国，但不必担心。因为中国的经济有“脆弱的”因素，早晚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所以在亚洲，美国的目标就是控制日本、韩国，肢解苏联，锁住中国。
允许中国经济有条件地发展，这个条件就是“民主化”，还必须做为美国的附庸！
三、布热津斯基等人的背景
严格地讲，美国并非完全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早被一个没有美国国家归属感的族裔所控制。这个族裔控制着包括英镑、美元在内的世界百分之六十的货币发行和全世界近一半的财富。
这个族裔还与教会组织耶和华见证合作秘密成立了神秘的“耶鲁大学骷髅会”，负责美国总统的提名。近几十年的总统和总统侯选人也只有克林顿和奥巴马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把克林顿推上总统宝座得哈里曼家族却是骷髅会主要成员之一。
美国联邦储备局、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这三大国家要害部门全部由这个族裔独自掌控。虽然表面上它们的负责人都是总统任命，但真正的实权人物是这个族裔的一个神秘组织直接委派。每当美国总统制定了让这个族裔不满政策，轻则有“深喉”曝光其丑闻，重则白白地吃一颗枪子！
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之所以能在美国能呼风唤雨，一方面是他们对国际体系的变革及发展具备前瞻思维，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了这个族裔的特殊利益。这个族裔是智慧型民族，它出现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海涅、门德尔松、列宁这些伟大人物。
要研究国际战略就不能不研究美国，要研究美国就不能不研究这个凌驾美国国家主权之上的这个特殊的族裔。
这个族裔在小孩三岁左右时，父母亲就会在《圣经》和其它经典著作上滴一点蜂蜜，然后叫小孩去舔书上的蜂蜜。自然而然地孩子就养成爱读书的习惯，这本书的内容将会永远铭刻在孩子的心里。他们的经典著作《塔木德》给出十大法则：1．比起知识来，更重视智慧。2．在整个人生中坚持学习。3．金钱可以被夺走，但是知识不会被夺走。4．把逆境看作机遇。5．比起金钱来，更重视时间。6.憎恶权威，不会成为权威。7．笑。8．用两倍于自己说话的时间倾听对方讲话。9．保持与其他人不同的立场。10．从不需要本钱的事情开始做。
当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相信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蜂蜜也会滴在书上。但我相信那既不是《圣经》，更不是马列著作，而是《比尔.盖茨传记》之类的东西。中国灌输式的教育、功利性的教育、权钱色的结合...让许许多多的中国年轻的一代成为“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垃圾。当笔者听说6岁的中国儿童立志要当贪官时, 第一感觉就是：
中国教育官员太无耻！
四、C 形包围
最近网络上比较热门的是戴旭的《C 形包围》。里面暗示着中国不仅是在地理上被美国作“C 形包围”，更是在战略上落入美国战略家精心设计的“C 形”陷阱。作者甚至断言就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中国会被（美国）肢解。此言一出，世界哗然！
值得注意的是戴旭的身份。他不仅研究军事战略的现役军人，还有多年的中国边境地区考察的经历，更有给中国谈判代表写内参的身份和接触各种机密文件、专家的便利...难道中国真的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看过戴旭上校在母校的一个报告，给我笔者的感觉是: 他敢于讲真话，有独到见解，和张召忠这样的滥竽充数的“首席”军事专家、海军将军不可同日而语。戴旭上校是个军人，当然满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美国飞机。其实那只是用来对付和控制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没有所说的那么吓人。
美式霸权是新式霸权，它不需要杀人灭国，也不需要攻城掠地。它只要求所有的国家放弃主权和尊严，在“人权大于主权”的旗帜下接受美国支配，甘愿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当墨西哥举国要求加入美国时，山姆大叔傲慢地说：不要！
如果要是“不识抬举”，也别怪美国不客气。布热津斯基就极力主张：“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 这就是说：出于维护美国霸权的需要，它今天可以在军事上保护台湾，明天也可以军事上“保护”分裂分子，无非就是打个“人权”的旗号而已。
所以，中国今后的战略使命是教会美国人知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中国古训。十年前笔者就提出：中国早就应该修改那个不合时宜的“有限核反击理论”，发展一定规模的进攻性核武库。既是目前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有利于阻吓美国鹰派的蠢蠢欲动。
中国近三十年仍能享受和平的时光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军力强大，而是因为中国那有利可图的巨大市场。美国心里明白：中国并不惧怕常规战争，那点可怜的常规武力连伊拉克都摆不平，还好意思拿来对付中国？！所以中美之间的战争只能是使用毁灭性武器，但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一旦世界真打起来人类只能迁往非洲，或者南极！
中国高层对美软弱的原因是惧怕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和封锁，但美国的垄断集团肯定不会同意政府出此下策，因为两边都是它们的财产。
中国的左派反而高兴：欢迎制裁！过去对中国的封锁让中国成为一个核大国，而美国却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一下子变成平均每人欠4万多美元的穷光蛋。如果美国再次制裁中国，就能让中国成为基因武器大国，还能再出一个毛泽东！
五、十字路口的徘徊
三十年中美博弈的特点，基本上是美国频频出招，中国被迫作出调整，但总的来说美还算过得去。但如果美国控制了伊朗和中亚，就等于按住了俄罗斯这头烈马的马头，美国对中国会更为苛刻。中国和美国的故事不是夫妻之间的误会，而是根本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所以美国要不断地触及中国的底线，获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此时中国正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默认美国为中国设计的命运，还是鼓足勇气冲破美国的囚笼？
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处处被动。一方面是高层缺乏国家战略上具备前瞻思维的策士，更主要的是国家价值观的崩溃。中国为何培养不出世界级大师？这个问题应该问一问中国的教育部门：何时能让大学远离权力、金钱和色情，真正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环境？
中国国家价值观的崩溃是导致内耗、分裂主义活动猖獗的主要原因，这与苏联的解体的情况同出一辙。今天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依旧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比美国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至少要落后一百多年。至于官方提倡的儒家思想，即便是在二千多年前都不是强势或先进的世界观。
社会主义优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优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优于儒家思想．．．这是被无数的事实所证实的。纳粹德国兵败于苏联，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兵败北朝鲜，都是因为遇到了更强大思想武装的军队。而甲午战争中，GDP为日本六倍的中国惨败于曾经是中国附庸国的日本，则是对儒家思想对抗民族主义的最好的注释。
民族主义到底有多强大？这里举个例子：1970年南北朝鲜还经济持平。自1970年起韩国强行废除汉字，大韩民族主义开始兴起。他们喊出：“身土不二”，就是“生为韩国人，死作韩国鬼”，民族主义情绪之强烈可想而知！他们因为餐桌上的一盘美国牛肉，数万民众包围韩国政府工作大楼。所以他们在信息产业上的很多领域都是世界领先，就连造船技术和民用汽车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时中国却派大量的“采购团”去美国采购转基因大豆，让13 亿中国人成了美国实验室的小白鼠！
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价值观又重新被认识，民族主义早已成为潮流。而中国官方却推崇二千年前的儒家思想，其目的实在令人费解：
难道中国缺少官迷？
六、结论：
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乃儒家思想精化所在，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当然可以。但若以它作为外交和战略思想，未免有些天真。
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慷慨壮举难道不比“和谐”更能成人之美？！结果怎么样？在信奉国家利益至上的西方民族主义的面前，还不是自取其辱！建国初三十年中国的外交斗争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而后三十年则处处被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为什么？思想武器不如人！
本次世界金融危机，明明里面参杂着垄断集团的阴谋，所以应该以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历史上每当某个族裔的垄断集团控制世界财富的份额减少时，就会“爆发”一场经济或金融危机，这个垄断集团利用手中的印钞机趁机又把世界的财富的搜刮一空。而中国却像救灾一样主动去“英雄救美”，真是不可思议！
人家沙特也来“救美”，那是用美元来换黄金。而中国换来的是一张没用的欠条。难怪大家都私下议论：中国这次又当了憨大！
格林斯潘在国会公开说美国人对中国“无需还债”，这证实了笔者过去的判断：美国一定会“赖债”。
这次笔者再次断言：不仅中国的购买的美债不会还，连中国储存在美国的所有黄金也不会还！
中共与内外敌人斗争了几十年，曾经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以弱胜强的毛泽东思想这种强大的思想武器。这才几年的功夫，全被主流精英们抛进垃圾堆，而毛的书在美国畅销，连白宫高官都是毛的粉丝。
中国那些外语系毕业的“外交泰斗”、“首席专家”和“高层智囊”们其实只是个会学英语的鹦鹉，只唯洋人的狗屁是从。无论手中有多少好牌，每次外交谈判的结果总是让中国花钱买太平，最少也是送大礼，还名其曰：“双赢”！
2、千万不要低估美国战略家的能力。在他们的策划下国际垄断资本以“合作”为由，以经济为突破口，三十年来在中国攻城掠地，26个产业被它们垄断了22个，可是中国还在叫“爽”！
这是因为中国掉进布热津斯基的“奶头乐”理论（tittytainment）的陷阱：即用享乐主义让全球80％被“边缘化”的人(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处于吸毒式的快感之中，这样才能使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指西方国家)才可以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解除被“边缘化”的人不满情緒。这就是“女星”、“崛起”、“GDP”、“负责任的大国”、“G2”字样满天飞的道理。
笔者八年前就提出：今天中国的现实就是长时期的太平盛世, 歌舞升平导致我民族精神萎靡、人心涣散、文官爱财、武将贪生、醉生梦死、耽於酒色....处处呈现出家败国亡之征兆。任何措施,任何改革都无济於事，只有战争才能荡涤这一切，才能使国家狱火重生!
3、尽管中国的发展有许多不平衡之处，但也不能否认经济建设还是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如果中国能重建先进的价值观，唤起民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国崛起绝非没有可能。根据最新的国际统计数据：
中国 2009年粗钢产量为56780万吨，占世界47%。
中国 2009年水泥产销16.5亿吨，占世界60%以上。
中国 2009年电产销3.65亿千万，而美国也是3.6万亿千万左右。
中国 2009年高速公路全长7.5万公里，5年内将超过20万公里，是美国2倍以上。
中国 铁路3年内将到12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4万公里，占世界80%以上，
中国 2009年港口吞吐量70亿吨，占世界50%以上。
笔者过去一再强调：国家之间的较量，说到底还是人才的较量，尤其是领导集团的素质的较量。这也是中国崛起的瓶颈之一。中国的高校培养不出世界大师固然是个遗憾，但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公平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即便是有也不太可能有效地实施。中国的封建社会尚有“任人唯贤”的开明之举，资本主义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和国家机关除了考试参进去的几个“沙子”，其他人从大到小全是清一色的官太太和八旗子弟？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潘宏斌 美国田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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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March 01, 2010 - 02:56 pm: | |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00227/2843246.html
溫家寶：只有民主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
北京新浪網 (2010-02-27 17:37)
http://news.qq.com/a/20100227/001478.htm
温家宝：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74172532/1.html
“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总理告诫振聋发聩
2010-03-02
王涛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又是一个亿万网民难忘的日子。温家宝总理再次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的确是真情告白，令人怦然心动，敬意油然而生。
温家宝总理在谈及反腐败问题时，一句 “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振聋发聩，发人深思。透射了温总理“思危、思乱”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独特而深邃的卓识远见，可谓是温总理身居中南海２５年政治生涯的深思熟虑，更是总理此次与网友在线访谈的画龙点睛之笔。
值得格外关注的是，是温总理主动谈论了民主这一敏感话题。在网友问及如何消除“三公消费”腐败现象时，温总理坚定地说“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所给出的两条最根本的办法是“公开透明与民主监督”，着力的是预防和制度反腐，并认定“贪污腐败问题”是危及到社会稳定以致政权巩固的问题之首。温总理引申：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坦言“这几天我就更显得心情特别重”，誓言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带着真心、真意、真情同网友交流的温总理在这里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晰而沉重——“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毋庸讳言，在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历史、有着１３亿人口的古老大国，科学、自由、民主、法治基础还较为薄弱，民主政治进程异常曲折、缓慢和艰难。既有１９５７年反右扩大化陷入２０年“左”的迷雾的痛心疾首，又有“十年文革”对民主法治的荼毒戕害，更有“政治风波”对民主进程的阻隔。致使我国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淡薄、对民主的热爱、民主自由精神的追求不强，民主制度、监督制度还不健全，等等。无疑，在我们这样一个背负了沉重历史包袱、公民权利屡受侵害、“利益集团”阻挠的发展中大国，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将是一个不断完善和艰难的长期历史过程，“西化”、急于求成与僵化、裹足不前的两种思想，对于中国民主健康发展都是有害的。
应当说，共和国成立６０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呈现了循序渐进、“小步快跑”态势，成就不容抹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民主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断发展和完善，政务公开、干部问责、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等方面有了新进展，总书记和总理频频网络问政更成为中国政坛一道亮丽风景。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党的十七大报告宣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向世界发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温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鲜明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显示了党和人民领袖对加快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渴望、决心与政治智慧。
毋庸质疑，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实现主权在民，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国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前景光明灿烂。
“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频问苍生、广纳群言、招远修近、时刻饱含忧患意识的大国总理，一番“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的语重心长的告诫，它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显示了温总理那泊大的胸怀和赤子之心，那里汹涌着对祖国与民族命运责任担当的血脉。
这，让我们想起了温总理在诗作《仰望星空》中的一句话——“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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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February 17, 2010 - 08:31 am: | |
美国为什么有创新？这背后是它的优良的机制，包括完善的鼓励创新的制度，从风险投资制度体系到美国保障人权鼓励自由的政治体制全都是。中国人就连说话都还有诸多限制，或者象开发商任志强感叹的那样连做梦都不敢随便做，哪里敢创新？
美国的创新还源于美国的文化。它的文化从来就鼓励创新，从小就鼓励创新。孩子生下来就鼓励与众不同、独立思考，而不是只会背诵、千篇一律。从体制到文化再到教育，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统统需要重新打造一遍，这谈何容易？可以说，越到末了，要做的事越难，因为它需要中国人自己否定自己，包括自己的体制和文化。到末了，中国可能象日本等其他国家一样，永远都难以赶上美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否定自己、超越自己。
今天的中国，扩张性、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2009年升腾的泡沫也已让政府扩张的手发抖，而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公平、依法治国等问题则正在撕裂中国，中国，还能靠什么往前走？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hzl/20100212/1829998.shtml
赵晓：别轻看美国 公平和体制等方面中国100年都赶不上
2010年02月12日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2009年，美国经济仍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痛苦中呻吟，而中国经济却在全球率先复苏，增长速度高达8.7%，名列全球之冠。
一起一落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最大汽车销售国——历史上，美国汽车销售曾经达到1850万辆，2009年中国1300万辆的汽车销售量并未超过美国最高销售记录，只是因为美国掉下来，中国才成为全球第一的。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国，而这一桂冠多年来一直是美国保持的。此外，中国去年IPO超过500亿美元，美国才200多亿美元，中国又超过了美国全球第一大的IPO，其中原因也是因为美国掉下来了。
许多中国人没有注意到但其实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数据——这一年，中国的工业净产值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王建，2010)，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也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历史上看，美国工业规模在1892年超过英国之后的20年，美国便实现了对英国的全面超越。因此，经济学家王建预言中国股市将在 2020年4倍于美国，而普华永道等开始预言在2030年中国经济便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笔者在本轮金融海啸之初看到中国崛起的新机遇，指出金融海啸对中国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又是百年一遇的崛起良机。笔者也非常乐观地相信中国最终会赶超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尤其是这样。但在人均收入上，在生态上，在体制上，在文化上，在公平上，在综合实力和人的全面发展上，中国要赶超美国并非易事。有些方面，可能100年都赶不上。
最近，中国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何传启，2020)提出中国本世纪内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概率只有4%，引发不少争论。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个结论，但至少它从过去300年赶超的记录推算了一下未来，并从更广泛的方面印证中国要全面赶上美国并非易事。
即使在经济上，也千万别小看美国，美国仍然拥有全世界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制度、一流的政府乃至金融危机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世界一流的金融。
尤其让人不敢小睢的是，美国这个国家拥有全世界一流的创新，为中国等许多国家都望尘莫及。美国的电影阿凡达，看过的人无不服气，征服世界票房20亿美元。中国导演看了，叹为观止，认为电影从此可以分为阿凡达之前的电影和阿凡达之后的电影，而中国导演要集体反思和学习。中国导演冯小刚反思的结果是，中国落后于美国的不止是电影，直升机也一样落后于美国。
美国的谷歌，尽管中国人不服气，但仍然是象阿凡达一样令人叹服的一家成功企业。苹果公司，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无论是生产出来的电脑还是手机，都让人只有佩服的份。如果说，企业通常都是生产适应需求的话，那么苹果完全是在创造新的需求。许多买苹果手机的人难道之前没有手机吗？不是的，就算有了手机但还是要买苹果，因为苹果是如此不凡，不体验一下好像这辈子都白活了似的。
苹果和阿凡达都是那种让你不可错过的东东。这样的东东，这样的令人尊敬的公司，中国有吗？
历史上，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日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出现过许多令人尊敬的企业，并且出现过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不同的成熟的有特点的发展模式。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一些让人重视的企业，但几乎还没有出现一家令人尊重的企业，更谈不上中国式企业成熟模式。某某人宣讲的所谓“中国式管理”，纯粹自娱自乐而已。
美国为什么有创新？这背后是它的优良的机制，包括完善的鼓励创新的制度，从风险投资制度体系到美国保障人权鼓励自由的政治体制全都是。中国人就连说话都还有诸多限制，或者象开发商任志强感叹的那样连做梦都不敢随便做，哪里敢创新？
美国的创新还源于美国的文化。它的文化从来就鼓励创新，从小就鼓励创新。孩子生下来就鼓励与众不同、独立思考，而不是只会背诵、千篇一律。从体制到文化再到教育，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统统需要重新打造一遍，这谈何容易？可以说，越到末了，要做的事越难，因为它需要中国人自己否定自己，包括自己的体制和文化。到末了，中国可能象日本等其他国家一样，永远都难以赶上美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否定自己、超越自己。
今天的中国——网上有一个尖锐的评论，叫“一无好名声(商业伦理缺乏)，二无好技术，三无叫得响的品牌和产业，内不得民心，外没好人缘”。这样的中国，要想全面赶超美国，前程漫漫！
今天的中国——搜狐的张朝阳也有一个尖锐的评论，他将2010～2049年中美之间的较量，用一个公式来概括就是“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VS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彻底的市场化、公平化，答案是肯定而令人沮丧的，直至2049年中国无法战胜美国！
不必低估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成就，也不须否定未来中国的伟大前途，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企业群体也决不能小看为实现过去的成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不要低估了中国继续赶超世界最强国的越来越大的挑战。今天的中国，扩张性、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2009年升腾的泡沫也已让政府扩张的手发抖，而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公平、依法治国等问题则正在撕裂中国，中国，还能靠什么往前走？
前苏联在世人盛赞快要赶超美国的时候一夜之间突然崩溃！日本在世人预言快要赶超美国的时候也是一夜之间突然崩溃。
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天的中国一定要清醒，正在爬坡的中国面对的其实是越来越危险的后半段，前面再也没有轻松的路，而中国想要避免前车之鉴的唯一心态就是谦卑再谦卑、冷静再冷静、努力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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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February 14, 2010 - 06:52 am: | |
http://chinese.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2/13/20100213000007.html
中国市场的虚与实 从三个方面大剖析
[Weekly BIZ专题报道]“世界市场”——中国
朝鲜日报记者 姜京希 (2010.02.13 09:02)
中国有13亿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简单一算，给每人卖一个牙刷就是13亿个，给每人卖1双鞋就是13亿双。发达国家的企业，不说经济萧条，也就因为市场的成熟和人口的高龄化而苦恼，这些企业打出“从生产基地走向消费市场”的旗帜，加快走进中国的步伐并非偶然。
这样的走势与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出口转向消费的中国经济模式的变化也一脉相承。最近欧洲的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发表的长达240页的《中国消费者报告》预测说：“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为‘出口热潮’、21世纪前10年则‘住宅和基础设施’，那么今后10年将会是‘民间消费’。”
然而其间的中国市场与“13亿市场”难以同日而语。下边探讨一下中国内需市场的虚实及其展望。
一、中国果真是“13亿市场”吗？
- 中国民间消费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但储蓄率很高，现在仍然是“低消费国”
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之后，估计很快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日报》预测2009年已赶超了日本)。然而其间中国仍然是“储蓄率很高，但不敢打开钱包”的典型的“低消费国”。
瑞信银行估计，2009年中国的民间消费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消费大国美国的消费占全球消费的30.3%，相比之下，中国只有其六分之一(5.2%)，差距很大。就是与人口为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相比，其消费也只有三分之二。
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率为37%.与美国(71%)和英国(67%)等主要发达国家无法相比，就是与日本(55%)和韩国(48%)等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也低。在20国集团（G20）国家中，除了石油出口占GDP大部分的沙特外，也属于最低。
而且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一直下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下降也是以出口和投资为主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现象。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中国的“低消费”现象仍比其他国家突出。中国出现低消费现象的原因被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中国其间采用了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发展战略，所以很多优惠政策都集中在企业，并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一直以来，中国企业不把大部分利润分给股东，而是扣留下来或进行再投资。
但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相比创造就业岗位的效果低，雇用或家庭收入增长率低于总体经济增长。虽然中国的家庭收入一直在增加，但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比率却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72%下降到了2007年的55%.
其次，中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机制一直都不完善，个人都需要承担医疗费，并为了防老多存钱。另外，中国的住房贷款和助学贷款等消费信贷比较落后，中国消费者无法预测将来的收入并提前消费，只能拼命地攒钱。
2009年4月全球知名咨询期刊《麦肯锡季刊》以783名中国人为对象，提问“为什么储蓄？”时，受访者(可以重复选择3项答案)回答“教育”的最多，占了52%，此后依次为“应对疾病”(41%)，“供养父母”(36%)和“购房”(23%)。此外，中国的流通产业比较落后，农村地区的消费机会更加受到限制。
二、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 家庭消费10年来增长10%，2020年有望成为第一消费大国
尽管如此，世界关注中国消费市场是因为其发展速度快。近10年来，中国的家庭消费年均增长10.9%.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资深董事Richard Dobbs接受本报电子邮件采访时预测说：“中国的民间消费若按目前的走势，到2025年将继美国、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若此，中国的民间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将提高到39%，按购买力评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标准，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增加到目前美国中产阶层的2倍。
还有比这更乐观的展望。瑞信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董涛展望说：“到2020年，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15.94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市场的23.1%，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当然这样的展望有前提，即，年均经济增长持续达到7.5-9.8%；物价上涨率保持5%；到2020年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换3.75元人民币(目前为6.8元)。尽管如此，这表明对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
2008年和2009年，因全球经济萧条，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出口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消费市场起到了“救星”作用。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6%，其中居民消费(包括政府消费)贡献率达到4个百分点，全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6%，这足以抵消了出口(扣出进口的净出口)降低（3.6个百分点）所产生的损失。同期，投资贡献度为7.3个百分点，远远超出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05年以38.5%触底后，连续四年保持增长势头。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两三千美元时，消费者就开始打开钱包。中国2006年人均国民收入就超过了2000美元。据瑞信银行报告，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收入前10%的人群年均收入达6万美元，比2004年剧增了255%.收入后20%的人群的收入也比2004年增加50%，约达到4000美元。据同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储蓄率也在明显下降。2006年家庭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的25%，2009年则跌至12%.
此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快速，消费倾向积极的“80后”、“90后”进入消费市场，得力于此，中国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据预测，中国的城镇人口从 2008年的约6亿人增至2025年的10亿人。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后，实施了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80后、90后已完全进入消费领域。专家预测，他们与“高储蓄，低消费”的父母一代不同，将成为消费的主要人群。
全球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的专家何弘基于上述消费增长展望预测说：“具有巨大购买力的一级城市目前只有3个(北京、上海、广州)，但2020年将增至20 个。”他还认为，今后10年是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争夺中国内需市场这一全球最大市场的时期。据认为，今后10是中国在构建本国品牌上取得重要发展的关键时期。
三、“新泡沫说法”是否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 通过紧缩政策调控发展速度，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较高
作为“世界市场”，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是“新泡沫说法”。伯克利大学教授巴里-埃森格林指出：“上海房价比去年上涨了25%，北京仅在去年下半年就上涨了35%.中国市场已出现了典型的泡沫迹象。”
就在这种“泡沫”之忧下，中国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控制商业银行信贷等，发出了紧缩政策的信号。受此影响，全球股市呈下跌趋势。
主要投行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中国为防止经济以“泡沫破裂”的方式硬着陆，所采取的“经济调速”措施，而且在政策干预下，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很大。
欧洲投行瑞银集团(UBS)负责中国业务的经济分析师汪涛接受电子邮件采访时解释说：“中国政府已在去年12月初将各家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目标从2009 年的30%降至2010年的18%，把宏观政策的方向从‘积极扶持经济’转向‘顺应经济’。”但他又说：“今年年初中国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第二季度将上调利率等，这一系列‘退出战略’的时期早已预料到的，因此，不会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会产生降低过度流动性的效果。只要中国政府控制贷款奏效，会有助于减少资产泡沫风险。”他还预测，今年中国经济会增长率将达到9%以上。
野村证券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评价说：“中国开始采取货币紧缩政策，是为了避免硬着陆(资产泡沫及其破灭)的先发措施。”他说，中国将在3月上调利率0.27个百分点，并以此为始，作为退出战略今年将三次上调利率，共达0.8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还有望达到两位数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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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February 04, 2010 - 10:44 am: | |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us100204.shtml
中美因售台武器角力，可能赢得里子失去面子
(2010-02-04)
据台湾联合晚报报道，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日前在纽约与美智库学者会谈，奥巴马政府最新对台军售，美学者指出，北京这次反应强度超过往年，预期美中“都会克制”不致扩大影响。美学者与刘兆玄还一致认为，军售冲突，至今基本上是美中冲突，冲击的是美中关係，还未延烧到台湾，预期这次风波对台湾及两岸关係的影响，应不会比对中美关係影响大。刘兆玄和美国学者的观点，只是预测和揭示了军售冲突对中美和台湾影响的现状，没有揭示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现在试着解读下列问题：对台军售冲突发展下去，中美会怎么收场？对中美关係以及两岸关係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军售的主角台湾何以能够在中美冲突中置身事外？
首先，军售冲突，中国大陆把矛头重点对准了美国，那是因为大陆感觉到和认为这根本是美国在主动挑衅。大陆自两岸关係缓和以来，一直企图促使美国冻结对台军售。因为没有迫切战争可能的两岸，不需要因为美国对台大量军售而开展进一步的军备竞赛，此时对台出售武器，更被视为是一种挑拨离间的险恶用心。显然此次出售武器的时机，和选择的突破，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在美国看来，用大陆最近限制穀歌google和互联网，民主自由不进反退；伊朗问题上，檯面下怀疑北京和伊朗暗送秋波；伊拉克美国用战争奠定的基础，中国却轻鬆分到一杯羹；国内执政的压力，让无力实现自己诸如，维持世界和平，不搞贸易保护等承诺的欧巴马，不得不从国际上发起孤立中国的攻势，对台军售只是这种攻势的一部份。因为对意识形态的强硬，中国大陆可以置之不理，但对台军售，直接冲击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正是要打北京的疼处。大陆对美国军售的态度出奇强硬，除了有自我信心的增强，专家和学者的言论甚至充满了妄自尊大的自我膨胀因素外，也用自己的强硬来展示自己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更是对美国攻击自己对网络限制、舆论压制试图从意识形态方面孤立自己的一次成功的焦点转移。毕竟北京以符合国情、打击黄色网站为由，对网络的限制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正面针对美国指责大陆的网络限制，北京如果反击过度的话，只能中了美国孤立自己的诡计。另外，美国对台军售又不是从今天今才开始，也不会在今天就结束。中国除了维护两岸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和上述原因外，也借机向被冷澹的国际盟友有一个堂而皇之的贴身安抚理由。
其次，针对美国对台军售，北京做出少有的强硬姿态，而并没把这种冲突过度延烧到台湾是因为珍惜两岸关係发展的成果，展现更多的诚意。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北京深知，在针对售台武器方面，问题的关键不在美国。如果台湾坚持不买，美国即便不爽，又能奈何？如果台湾要购买武器，对已经商业化，并对美国政治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军火商，有钱不赚，才是傻瓜，而且还可能因为冻结军售让北京因此趾高气扬，误认为是真的在他们的压力下，不得不冻结对台的军售。北京这次把售台武器矛盾冲突的焦点聚焦在美国方面，除了上述原因外，对台湾来说，这是在完成数年前的一单旧交易---很早就说买了，美国只是现在才高兴卖而已----武器出售的种类和时机，本来就不在台湾自己的可以选择的，台湾方面，买武器巨大费用，与其说具备主要实质性的军事意义，毋宁说是缴纳保护费的象徵意义，不信，台湾分出一大半预算向俄罗斯和欧盟购买武器试试，美国非被气炸不可。即便买到比现在更先进、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时程表交货的武器，都不如买美国的过气武器，让台湾来的安心，就是明证。
另外，北京对国民党的执政不希望再雪上加霜。言辞抗议没有实质意义，实质性制裁，会阻碍两岸关係的正常发展。因为这个时候，北京实在不忍心，也认为马政府已经经受不起类似制裁这样的风吹草动，况且，北京压根也没有把美国卖给台湾的那些废铜烂铁当回事，如果自己担心武力失衡，晚上加班多研製些更先进的武器就够了。把矛头重点对准美国，即便不能收釜底抽薪之效，却可克敲山震虎之功。把黑社会老大的头敲一下，被保护的小弟就不会对这老大有多少安全感。一个连老大都不怕的人，小弟如果再过于依赖不值得依赖的老大向别人挑衅，一旦惩戒，势必如声响应，会死的更难看。所以，台湾方面，对大陆没有把军售冲突的战火延烧到台湾，不要误判了形势。在中美这种角力中，台湾不能只做任人摆佈的棋子，要主动走出自己的步数-----比如可以趁此机会，改变美国售台武器的时间和种类甚至是价钱，否则就不收货、不配合美国的演出。如果台湾发挥好，美国半卖半送都会肯，毕竟是美国在急于重打台湾牌，而台湾完全可以装出不是十分急切需要配合美国出牌的姿态。日前，美国驻台代表急匆匆约会王金平，敲定军购预算要过关，并撂下“现在国民党占国会大多数，没有理由不过关吧的话，扬长而去，可知对这次军购对解脱其政治、外交、军事困境多重要。台湾如果此时不拿捏一下，实在是失去一个提升自己地位的好机会。大陆既然知道台湾没有新购买的武器就不心安，就要在台湾军费不增加的情况下默认其到美国以外的国家购买武器，减少台湾对美国的依赖，戳穿美国变相收取保护费的假面，增加国际对美国的利益竞争。
最后，售台武器风波，继续发展下去，对相关各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会如何收场呢？根据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欧巴马的性格。这次美国对大陆态度的强硬，儘管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被迫仓促发起的，但这种强硬不会因为北京超乎寻常的强硬而妥协。有学者甚至美国媒体推测军售会因为北京的反对而流产，实在是误判了形势。美国在其他方面缺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一定不会在这个问题放弃展示自己和北京对抗的能力和魄力的机会，即便北京的反应会让他们感到出乎意料或者难以忍受，但在这个回合他们会一定要坚持下去，完成这笔交易。而北京的强硬，在不能真正瞭解北京意图的民间舆论部份，很可能收穫的是 “雷声大雨点小”的话柄；而北京要的则是可以做到焦点转移，用超出寻常的压力，让美国和台湾方面在以后类似的决策时有所忌惮，并希望由此在中美博弈中，在其他方面获得美国的让步的效果。中国大陆此次冲突付出，代价，与以往相比，很可能是失去一些正面冲突没有硬过美国的面子，却赢得了实质性利益的里子。这次冲突根本是中美冲突，借机调整两国宏观战略的导火索。（可按照毕殿龙搜索参看《中美之间蜜月期会有多久？》）一些网民认为北京还没有足够强硬，作为民间对美国的舆论压力，听听就好，但切不可信心膨胀到，认为北京已经强大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可以让美国低头认输的地步。因为美国这个时候比中国更需要一个安慰国民的面子。而台湾如果不被当成别人的棋子，就要摒弃战战兢兢害怕开罪美国的心态，无论从执政还是将来，都不要稀裡煳涂为人做嫁衣而不自知，代价付出了，至少也要想法子让别人感动感激一下。
毕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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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yl/yl100204_007.shtml
中国还要韬光养晦么？
（2010-02-04）
● 储昭根
中国聚焦
中国已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国，但中国却面临一系列不太如意困窘：中国商品在全球遭遇反倾销抵制，美国售台武器引发外交紧张，东南亚诸国与中国持续为领土主权起争议，在人权、宗教等方面均不断受到西方的指责。中国要不要承担大国责任？中国面对挑战是强硬出击，展示肌肉，还是保持头脑清醒，继续韬光养晦？这似乎是中国外交当前不得不面对的困局。其实，这个问题站在不同角度分析，便能清楚地看出困局的症结。
从国际看，中国展现实力的机会已经到来。中国GDP在2009年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额世界第一。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评估，中国军力位居世界第二。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让西方世界受到重创，中国地位突显。再加上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泥潭，极大地损伤了美国形象与实力，美国在冷战后确立的一超独霸的地位因此动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影响，饥荒、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毒品贸易、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的最主要的挑战。世界对中国更加充满期待。中国如果能够帮助世界克服种种困难，中国的地位无疑会进一步提高；相反，中国如果回避这些问题，没有尽足够的责任去解决这些问题，难免让世界失望，各种责难与非议必然由此而生，这又会损伤中国的形象及软实力。这就是说，从国际上看，中国应该承担大国的责任，推动解决全球性问题，从而巩固现有的大国地位，完成中华崛起的梦想。
为解决内部问题韬光养晦
再从中国国内看，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中国依然面临“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的威胁，周边危机四伏。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亿50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原来以为发展起来，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现在却是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官僚主义盛行，贫富两极分化，个体的经济自由被收缩，群体事件频发，国家认同被削弱，价值观的日益空洞化、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在流失，以及改革正当性在民间受到的挑战。因此，从国内角度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争取时间、空间及资源，中国现在仍然要忍气吞声，低调行事，继续韬光养晦。
这就是说，国际机会与国内现实间的冲突，导致中国外交的困局。这样，站在不同角度的学者当然也就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仅从任何单一的视角来思考都是错误的。放弃国际责任，继续韬光养晦，实际上是一种孤立主义或单边主义的想法，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可能行得通；更何况，中国深知当今世界种种问题均是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造成的。且中国在这种结构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富强。中国只有利用当前有利的形势，塑造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才能让天下人财富来成就中国。譬如美国现在就可以加印美元，来弥补国内的赤字，输出通胀。但中国要改变当前格局，就得当世界公认的领袖才行，这样就根本不可能继续韬光养晦了。
但要当世界公认的领袖国，是不是要靠战争打败当今的世界霸主呢？一是中国不可能，二是没必要。因为当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大国间的战争是无法想象与承受的。但我们回顾世界史知道，英国通过议会制，解决了人类几千年因权力交接而屡屡发生流血冲突问题，并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自己的霸权；美国则是在打败法西斯对人类的挑战后，建立联合国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而确立自身的霸权。那么中国要当世界领袖国，也应当提供当今人类需要的“公共产品”，如解决恐怖主义、全球变暧问题，才能确立中国主导地位。
要解决恐怖主义等公共产品，除了智慧，还要充分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中国不缺人，世界也不缺资源，解决问题最缺的还是财力。当然，中国解决国内脱贫要钱，解决全民养老、失业、教育与医疗问题也都需要钱。现在就成了国家的钱怎么花的问题了！是不是两者又冲突起来了呢？应该说，冲突是存在，但解决得好又会相互促进，而解决两者冲突的根本在深化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积累相当丰厚的财力，不仅已经完全具备解决全民养老、失业、教育与医疗问题的条件，且具备承担大国责任的基础。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钱更多的消耗在不透明、无底洞式行政成本浪费及太多的无效、规模巨大的投资上。因此，没有严格监督、透明、向民众负责的行政体制改革，就根本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国内问题，也就更难有在国际上扬眉吐气，悠然展现大国风范与肌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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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谷歌时代”的中国
（2010-02-03）
● 薛 涌
谷歌要退出中国的风波，席卷了世界媒体。其间的是是非非，各方因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仍然争论不休。不久前，我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采访时，试图对这一争端进行超越意识形态的描述，提出了“网络二元世界说”：在互联网兴起后，人们一直有一个乐观的预见，觉得网络终将把地球整合为一个“信息村”，人类沟通的文化和政治屏障将被网络媒体所荡平。同时，在这一“信息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又一马当先，占据了绝对的主宰地位。谷歌、雅虎、eBay、亚马逊等一系列网络巨头，全是美国的企业。正在放弃制造业的美国，俨然要通过网络而成为世界的神经中枢。谷歌事件则证明，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分裂的而非统合的网络世界。
为什么这么说？众所周知，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中文将成为世界第一网络语言。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美国的互联网业撞了墙。谷歌已经决定将其退出中国的举措政治化。其实，即使不退出，谷歌恐怕也无法击败本土的对手百度。这并非谷歌一家之失。雅虎、eBay、亚马逊等等进军中国，几乎都被本土的竞争对手所击败。这一局面，和这些企业在中国之外的世界一马平川地驰骋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可预见的未来，网络世界至少一分为二：一方是被美国整合或主导的“自由世界”，一方是几乎只存在于中国的“电子围城”。
如果就事论事地谈生意，这说明了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可惜，此事无法从纯生意的角度来解释。中国虽然有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但主要是靠劳动力密集性的低技术制造业，至今没有创造出一个一流的世界品牌。无论是冰箱、电视、还是汽车，你看哪家中国的牌子有国际竞争力？在互联网这一最需要创意的行业中，怎么中国的企业会把世界最强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两个网络世界的两套规矩
道理很简单：互联网业不是汽车业或任何制造业。“自由世界”的网络和“电子围城”中的网络有着两套规矩。谷歌的优势是在“自由世界”开放的信息系统中形成的。进入“电子围城”严格的控制体系中以后，自己的优势全都消失。反而是本土企业更习惯于“戴着脚镣跳舞”，知道怎么在严格的信息限制中作生意。另外，“电子围城”虽然有控制得严的一面，却也有某种近乎绝对的自由。比如，在谷歌的中国对手的网站中，人们可以随意下载盗版歌曲。谷歌雄心勃勃的网络图书馆计划则使之在世界各地官司缠身。可见，谷歌和所有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一样，在这方面全要接受“自由世界”的“知识产权”的限制。一句话，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在中国既无法发挥自由信息的优势，又不能像其所遭遇的本土对手那样“无法无天”地打拼，当然也就丧失了竞争力。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后谷歌时代”：本土的互联网业，如百度、淘宝、阿里巴巴等等，已经全面进入主宰的时代，日后甚至可以在规模上和美国的巨头分庭抗礼。
所以，从短期来看，中国赢了。这不仅是在经济竞争中赢，而且在政治上也未必太失分。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国在这件事上压中国低头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长时段看，“后谷歌时代”将加重中国各种潜在的危机。虽然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其实目前也正处于从高增长期向危机期（或挑战期）转型的阶段。这里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口。过去三十年，中国享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口红利”：孩子少了，被抚养人口少了，教育投资少了，同时轻壮年人口过剩，使劳动力价格一直非常低。这就构成了中国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但是，同样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未来几十年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达到了日本的水平。这必然使被抚养人口大增，同时劳动力价格因为供应短缺而上升。再加上中国过去一直沉迷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还在依赖“人海战术”的低端制造业上停滞。这种产业结构在未来的人口结构中很难保持竞争力。所以，中国必须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急速转型。这样才能通过人均的高附加值来支付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抚养不断膨胀的老龄人口。
中国领导层并非不懂这些，所以他们会提出“创新社会”的概念来。但是，“创新社会”依赖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信息的开放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一是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举个例子：中国今年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居然至今没有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就不必比了，连香港也赶不上。为什么？世界金融中心的最基本条件，是信息的自由流动和透明。这是中国至今也作不到的。再一个例子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去年在中国出版了四本书。结果三本被公然盗版。朋友告诉我，不用说你的书了，世界上有的东西，在中国都能买到可以乱真的假货，而且非常公开。当政府不保护知识产权时，人们自然没有动力去发明创造了。一位在美国从事科技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在留美的中国人中，手里有技术发明的人有的是，而且可以合法地拿到中国去开发。但是，没有人愿意如此“报国”。因为大家知道，到中国一开发，第二天各种复制版本就全出来了。你辛辛苦苦几年的研究，最后根本挣不到钱。
中国可以说：谷歌不过是无情的市场竞争的输家，不要将此事政治化。但是，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击败谷歌的无情“市场”，也会同样无情地击败中国。
作者在美国波士顿的大学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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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把日本当成赶超目标 只追求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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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过日本还有漫漫长路
(2010-01-27)
日本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国则不过3000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3倍多。
(近日，中国大陆发布了2009年经济数据，这一年中国大陆GDP总量增幅明显，已经逼近五万亿美元大关，即将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信息显示出中国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也预示中国经济将克服金融危机的压力走出低谷，不仅令国人自豪，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增强了信心。日本媒体也认为，中国GDP超过日本只是时间问题。
回首历史，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而日本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生存面临严峻挑战。1949年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人生活水平虽然很低，但安居乐业，比日本强出许多。
1959年，中国又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没有把战败的日本放在眼里。1961年，原伪满皇帝溥仪接受改造时，热情洋溢地说，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着日益美好的生活，但是日本人民的处境还很不好。”显然，他那时并不了解日本早已经走出穷困的阴影和中国当时正经历严重饥荒。
至今，中国还没有赶上美国，而日本置之死地而后生，化腐朽为神奇，如日中天，完成了“超英赶美”，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经济已出现泡沫化迹象，特别是房产业。泡沫化是指资产价格普遍超过应有水平，经济体系呈虚胖现象，繁荣虚有其表。成长只是账面数字，不是实质成长。
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以公共设施建设为主的扩大内需措施。即将举办世博会的上海目前建设热潮仍在持续。据称购房者中有8成都是出于投资目的，房地产泡沫愈发令人担忧。可以想象一下，房地产泡沫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虚荣发展。
正如有分析家指，中国今天GDP总量超过日本的象征意义要大于现实意义。姑且不论人民币、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化对这一排名的影响，仅从经济结构布局、人均GDP和国民幸福指数等方面来考虑，中日两国依旧差距明显。资料显示，日本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国则不过3000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3倍多。
尽管经济总量提升明显，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客观指出，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在100名之外。中国高层正力图淡化GDP崇拜，更重民生，期望让民众的可支配收入跟上GDP的增速，也将未来的经济增长重点放在扩大消费上。日本政府去年年底提出了到2020年度将名义GDP总额提高到650万亿日元的目标，鸠山由纪夫政府正考虑采用可显示国民幸福度的新指标。
就经济增长本身，超过日本应该令人鼓舞。但是如果纵向考虑到中国1959年鼓噪超英赶美，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的全民狂热，再到日本率先超英赶美并且需要中国去追赶的现实，中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只是和日本竞赛许多项目中的一项，只是翻越了丛山峻岭中的一座小山，真正实现笔者王锦思期待的《日本行，中国更行》的全面现实还需要万里长征。
作者:王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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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把日本当成赶超目标 只追求GDP
(2010-01-30)
在50-60年代中国超英赶美, 超过美国是苏联定下的目标,超过英国是中国目标,美英是当时世界第一,第二大国.德国和日本在70年代才居世界第四和第二位,这时英国已经跌到世界第五,六位.
大跃进之后,中国已经忘了当时目标.按照工业产值,中国超过英国在1979年,比计划晚了10年左右. 70年代英国劳资矛盾白热化,终于破坏了原本强大的英国工业,英国汽车品牌被其他国家收购,最近中国公司买下英国所剩下最后几个品牌.最早核电技术大国成为记忆. 英国成为服务业大国和跨国公司生产基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也没有超过哪个国家目标,中国接受了世界标准-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 中国企业也接受了世界标准-利润指标.抛弃了过去计划经济产量指标.但是中国经济在追求这些指标增长中有很大偏差, 中国把日本成为追赶目标比追求GDP更好.
为了追求GDP各级政府把房地产当成重要一方面.对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考核，国有企业大量购买房地产保值, 成为各地地王,这与追求创新技术和高市场占有率,忍受高负债,低利润的日本企业不同,追求低风险和利润战略.世界上很多国有企业, 在低息信贷之下,追求高风险和高创新项目, 完成技术积累之后,再转为公共公司,由民间经营.有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和其他国家国有企业一样冒险,这刚好是目前中国技术创新时代所需.因为追求GDP和利润,中国一半投资在房地产上`. 现在地王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日本在泡沫危机时在东京银座形成世界最大的地王,相当于加州的总资产. 发展中小城市，处理不好,癌细胞会扩散到全国去。很多内地中小城市房地产已经很厉害了. 很多房地产用于投机，而不是用于住和租给企业，空置率很高，企业用土地和租金很高， 这推高了土地价格和租金。同时工资在上升，总之生产要素价格在上升，在货币宽松下，加剧了通货膨胀。
追求GDP增长还有地方政府出钱,招商引资,对跨国公司和央企提供优惠,降低了这些企业的风险,引 资项目都是比较成熟的.现在项目比较大,使中国向资本密集型工业升级,但是还不能保证中国技术上领先.
因此,中国储蓄有60万亿,但是使用效率比较低. 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扩展,只能在低汇率下有竞争力.
中国金融市场追求低成本,低风险和掠夺性的股权融资,而不是发行债劵,股票市场容易出现泡沫.这对企业技术创新不利.鼓励金融市场，股指期货，融资融劵，场外交易，鼓励债劵市场，海外上市企业和外国大企业到中国上市增加优质股票供应，都会扩大今年金融市场活动，金融企业得到更多交易收入，很多投资从房地产流向金融市场。 扩大金融市场,有可能更多以股票和债劵为抵押获得贷款，改变中小企业过多依靠房地产抵押获得贷款。
中国追求GDP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扩大,投资率很高,而收入跟不上GDP增长,社会矛盾激烈,教育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成负相关,公共服务弱化,成拉美现象.预计今后十年中国全国各地集体行动会更加频繁.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不要追求过高GDP增长, 2010年开始，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的林毅夫和人民银行的胡鞍钢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太快，经济增长在7%比较合适。国资委改革考核方法，降低资产增值和保值要求,符合产业政策为主,2010年1月7日,国资委经济增加值考核把股票,房地产和期货方面收益减半计算,会改变央企房地产投资意愿.
广州 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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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January 27, 2010 - 07:51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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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老虎？谷歌是猛兽？
(2010-01-21)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待：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因为这样的老虎“会吃人”。小和尚回山后，老和尚问：在山下遇见老虎，你避开了吗？小和尚说：师父，我怎么觉得只有那“老虎”最可爱？
这个故事真够耐人寻味。小和尚既已下过山，遇见过“老虎”，并且还自然而然感到了只有那“老虎”最可爱，那么，老和尚从今往后再恐吓说 “女人是老虎”，不管你是出于何种目的（方便自己掌控还是真心爱护？），恐怕小和尚即便嘴里不嘀咕，心里也已不会再买账。此后的类似恐吓，对“见过世面” 的小和尚来说，已经太迟了。
把这个故事比照于我们的社会生活，那便是，一个社会一旦开放之后，要再企图让充分“见过世面”、“尝过甜头”的人们重新回复封闭愚昧状态，恐怕已经太迟了，再不会有人愿意买账了——
在如今互联网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再拿所谓的“网络黑社会”来吓人，已经太迟了。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开放让人如此的惊喜与欢呼。虽然总有一些人不断抨击互联网的危害，虽然总有人为了方便自己掌控互联网而不断编制各种借口，但互联网的普及，已经让绝大多数网民感受到，互联网信息自由流通、尽量开放所带来的利，远远大于弊。生活、工作、生产经营方面就不用说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民意表达与诉求渠道严重阻塞的地方，互联网所起的重大作用更让人感奋。从孙志刚案，到陕西假虎照、央视假羚羊照，到重庆“钉子户”、云南“躲猫猫”、湖北邓玉娇、上海“钓鱼执法”等等，事实充分证明了网络对于开放信息、开启民智，揭露丑恶、弘扬正义，推进国家文明进步等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互联网的自由与开放不是“老虎”，它即使被某些人称为“老虎”，并无限留恋 “没有互联网的日子多好”，但在广大的普通网民看来，它也是“可爱”的“老虎”。对于尝到互联网好处的广大普通网民来说，不管你如何用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掌控之企图，不管你如何断章取义借用什么电视节目来捏造出一个“网络黑社会”，不管你采取什么漂亮借口整肃、封锁，推行什么“绿霸”，人们还是能一眼就看穿你的卑劣目的。
如今再不择手段企图压服谷歌、打击力图“不作恶”的谷歌，也已经太迟了。谷歌强大而独特的搜索功能，让中国网民们充分领略到了从未有过的信息自由开放带来的便利和快乐——虽然她的功能也已经受到某些野蛮的阉割。你对谷歌一下手，马上就会有人出来揭穿你的卑劣伎俩。不管是利用谷歌的联想词搜索功能，发动卑鄙的“wu毛”暗中大量输入“色情词组”以构陷，还是将自己的实习生冒充采访对象以“控诉”“心神不宁”，或是再让国内一些三流五流 “作家”号称自己版权被“侵犯”以向谷歌找碴，都被网民们的火眼金睛一一识破。某些学者气势汹汹的责问“谷歌到底想干什么”“谷歌，你想吓唬谁”，也并没有多少网民真正认同。有头脑的网民们早已把谷歌看作是可爱的“老虎”，谷歌总部门前的“非法鲜花”以及“非法鲜花”一词的迅速走红所展示的支持，就是明明白白的民意。
如今再将“西方那一套” 吓唬说是洪水猛兽、“祸乱根源”，也已经太迟了。“西方那一套”固然不十全十美，但三十年的开放已让人们越来越看清“那一套”更多的可爱之处。起码的， “那一套”能让民众自由表达、公平博弈，“那一套”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那一套”尊重文明规则、遵守文明底线。而且，就是我们那些口口声声“坚决反对”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士，也毫不犹豫地尽量把自己的财产和家人往西方转移，享受“那一套”的保护。何况，纵观当今世界，凡是发达文明的国家，全都是搞的“西方那一套”，而搞“XX”“这一套”的，没有一个国家称得上文明先进。
如今动不动就给人家戴上“敌对势力”“企图颠覆”的帽子，也已经太迟了。太多的历史与现实教训，加上三十年开放带给我们的眼光与胸怀的拓展，让我们对某些人用以吓唬人的“敌对势力”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右派”、“走资派”、“卖国贼”、“反革命”等等“敌对势力”，有的还被残酷无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但历史最终证明，正是他们才是最具理性最有理想最有担当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思想先驱、行动先驱。当年文革结束后，正是邓胡赵万那一批老革命家对“文革”那一套荒唐理论与做法的勇于“颠覆”，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局面。历史证明这一“颠覆”，顺应了历史潮流，正为国家民族进步所必须。上世纪严词批判的外部“垂死没落的资本主义”等“敌对势力”，最终却我们知道，正是他们在引领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绝大多数如今更成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正是偏居台湾一隅的“敌对势力”，如今走进了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民主宪政新时代……
时下某些人所指称的“敌对势力”真是“老虎”吗？如真是，那为何不把他们的名字、面容、声音、“罪恶主张”直接公之于世，以让人民群众更清楚地彻底看穿他们的“狰狞面目”、“罪恶用心”？难道广大民众都没有分辨能力，所以只能“委托”某少数人“代表”并为大家“把关”？
……
下过山看见过女人的小和尚，觉得女人即便是“老虎”仍很可爱，而且还悄悄闯进心里来，这体现的是真实的基本人性。对此，老和尚唯一能做的正确选择是，坦然向小和尚解释，“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女人生的，人类的繁衍生息离不开女人。小和尚要坚守清规戒律，靠的只能是自己对佛家事业的真正理解与坚定信念。如果小和尚动了凡心，如果老和尚的理论没能留得住小和尚的心，那就大度地放他走人还俗。靠欺骗以“留人”，从根本上说，是非人道的，也是违背佛家“不打诳语”的原则的。
同理，对于经历过开放，开拓了眼界与心胸的广大网民，我们唯一能做的正确选择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扩大开放。柏林墙倒塌后20年来的历史发展，让人们越来越看清，“柏林墙”其实也是一道试金石。竖立28年的柏林墙，用粗暴野蛮的手段，封锁外部信息，封闭人民眼光，钳制人民思想，隔绝国民的对外联系，以维护围墙之内专制黑暗严酷的统治，并制造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任何需要柏林墙隔离以保护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理论，什么制度，什么组织，都是罪恶的，都应该被历史彻底唾弃。任何推倒柏林墙的努力，不管它是呼吁，是诅咒，是行动，都可敬可佩。任何对柏林墙倒塌竭力阻止，过后又遗恨不尽、惺惺相惜，极力赞颂柏林墙之效用者，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绊脚石，都是人民公敌!同理，需不需要对自己的人民建立信息的“柏林墙”以“保护”，也是一切理论、一切组织、一切制度、一切文化是否真正先进的试金石！
老和尚如果刻意要对小和尚用“女人是老虎”欺骗、吓唬，成熟、觉醒的小和尚会不会私自“翻墙”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经历过开放带来的自由、便利、快乐的广大网民，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翻墙”！
极力阻止开放脚步的人士可能拖延国家与民族进步的速度，但历史将再次证明，没有人能从根本上阻止前进的脚步，并且，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也很可能必须为自己的愚蠢顽固付出必要的代价。
最后衷心希望，我们的国家能排除那些愚蠢顽固的阻力，在邓胡赵万等前辈开创的改革开放基础上更进一步。开放带来进步，赢得主动，封闭带来落后，永远被动。这是中外历史特别是近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的基本道理！
温州 林明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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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解读“钱学森之问”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发自深圳 2010-01-13 22:59:01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
"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现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
" 大家时间都花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
" 我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初是大学扩招的时候（我没有扩招），受到很大压力。这是因为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教师队伍没有加强，你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
" 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而是有一个大小规模效应。"
朱清时，中科院院士，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图/CFP
没有崇尚学术卓越的大学精神，就培养不出大师
南方周末：刚刚故去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向温总理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您怎样看“钱学森之问”？
朱清时：温总理最早提起钱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这个忧虑，其实是200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
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干了十年，“钱学森之问”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中国教育投资已经很大，人也很多了，师生比起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但是，现在基本没有民国时期那些大师，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梅兰芳这样的演员等。
钱学森就讲过，加州理工大学风气让他深深难忘，在那里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
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
我当校长以前是搞科学研究的，1998年当校长的时候意气风发，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到了中国教育不行，当时就想着教育改革。
认识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了。
南方周末：这应该就是你在中科大十年校长生涯中的反思和总结吧？
朱清时：是的。我在国外工作很多年，回来一看，我们大学里课程设置极其落伍，教材也很陈旧，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有很多老师就是照着书说一遍，学生懂不懂他也无所谓。
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就不许用PPT文件，老师得写板书，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我回来以后发现大家很浮躁，都用PPT文件，讲课讲得学生都坐“飞机”了，效果极差。
我刚担任校长时，带了六七个人到美国欧洲访问多所一流大学，把它们的课程表收集起来，每节课程的教科书也收集起来。然后回来就宣传我们要改革我们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但是搞了一年发现效果不大，为什么？老师不愿意做这件事，学生只要这门课程学分考够就行了，他并不太在意他学的知识今后有什么用途。
归根结底，是我们教育管理制度上有没有压力，大家不需要做这种痴迷的事。所以我发现去检阅课程设置，引进新教科书，这是表面的事情。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反思深层次的东西，鼓动国内很多高校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过去几年，我年年都在研究、在讲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现在回头一看，学生的创新气氛还是在衰退，发现这还不是最深层次的问题。
我当校长之前，学校里最流行就是老师的讨论会。现在我发现学术会完全变形了，开学术大会都是官本位，大家都在崇拜权力，作第一个大报告的人，一定是官最大，地位最高，哪怕他学问上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一开大会就洋洋洒洒长时间作主题发言，随后都是按照级别、权威程度排，真正一线年轻人没有机会表述。
大学是个学术机构，一定要一心琢磨怎么把学术搞得最好。这样（开会），谁都不会去耐心让那些没有真东西的大权威去洋洋洒洒，而是赶快搞清楚同行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学的。
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实际上比教学思想、教育制度还要深刻，比教科书课程设置更深刻。这是我思考的第三个阶段。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
大学就好比京剧团，就像以前梅兰芳唱京剧时代的百花齐放，应该是谁的唱功最好、表演最到位、最能获得观众认可，谁就受到最大的尊敬。梅兰芳跟对手唱京剧，比着看吸引观众，后来京剧团都变成政府机构了，工资国家发，现在没有活力了，现在京剧哪有梅兰芳那样的大师啊，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
“学术在衰退，还谈什么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这是官本位造成的一系列衰退？
朱清时：现在中国学术界跟过去不一样，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怕别人把自己思想偷过去，防止权威占了自己的成果。因为这些地位高的人往往都把底下人的东西凑起来，包装成自己的。所以年轻人都害怕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都没有了，这就造成大家互相保密。
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
这一结果就是学术衰退，衰退最大的改变是科学杂志可读性差，即使偶尔有一两篇可读文章还有好多水分。大家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
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喊素质教育，要培养创新能力，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学校从来没有人说培养创新人才、素质教育，但是他们培养出的就是创新型人才。
南方周末：领导可以带来很多其他的，包括课题，有的人当上大学校长后，评院士也容易了。
朱清时：这就叫做权力通吃。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
“教育改革要和30年前经济改革一样，必须祛除行政化”
南方周末：但正如一位大学校长所言，教育通常是保守的，体制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你怎么办？
朱清时：我就做一件事，把学校恢复到它的本原状态，单纯追求学术作用，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我来主持南方科技大学就是这个想法。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让这些管理人员待遇高，这样社会精英才愿意做，他就不去想当官了。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他不要追求行政权力，把他的事做好，给教授们整理文件，帮教授做事。
南方周末：我觉得深圳是个比较合适的土壤，它本身是特区，也靠近香港特区，这个地方应该适合改革尝试。
朱清时：30年前经济改革的时候，深圳跨出了第一步，其实30年前的经济改革跟我们教育改革很相似，那时候经济改革也是从行政化解放出来的。
教育改革更类似于30年前的农村改革（从公社的行政化管理到包产到户），现在中国教育要发展，还得把中国教育行政化祛除掉，按照教育内在规律办好。
我相信，中国教育如果走这一步，让学校按照自己的规律去竞争最优秀，那就像农村一样，像经济一样，也会蓬勃发展。
南方周末：南方科技大学的性质仍是“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的官办性质学校，在日后的工作中你如何在“官办性质学校”与“去行政化”找到一个平衡点？
朱清时：南科大今后的前途取决于深圳市领导们的支持，因为南科大是深圳全资办的一所学校，要做到这个需要很大范围的人都理解、支持才行。不是一两个最高负责人愿意支持就行了，还有很多处长、局长、办事人员也要理解，要不然的话事情就不会能够推进。
我觉得我们南科大的使命就是把这种观念、这个目标诠释出来，然后大家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推进的事。
南方周末：南科大要给教授一个追求卓越的土壤，社会要给南科大一个追求卓越的土壤。
朱清时：对，它要给我们支持。经费上，目前起码刚开始是政府投入，等以后社会投入就多了，这是良性循环，像西方这些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刚开始都是政府投入，以后才有大量社会投入。
我们的理念就是要请世界上优秀人才来建南科大，不能让他们的薪水比过去还低，要做到这个非常不容易。
沙特阿拉伯一个阿克鲁拉国王科技大学（音译），都是理工科，他们的投入力度真是很大，教授的薪水都是几十万美金，助理教授都是十多万美金，招研究生每月奖学金都有两千多美元，住宿免费，医疗保健免费，什么都免费，然后每年还给学生一张国际往返机票。
该校的博士后的薪水每年7万－9万美金，博士后两年如果留校，薪水马上增加70％。中国现在吸引人才最高的就是百万年薪，它们博士后就可以达到，所以力度相差太大。现在世界上吸引一流人才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我听说现在政府准备为南科大立法？情况怎么样？
朱清时：政府决定要为南科大立法，要写好可能得两三年以后了，我们先要把所有东西经历一下，才能写好。写好之后约束你自己。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南方科技大学的行政法规做临时立法，我们用这个临时法规作为基础。
“南方科技大学要去打破应试教育的缺口”
南方周末：2009年香港教育部门和大学也在开会，寻找机遇和契机，试图在河套地区进行高等教育制度破局，他们认为内地教育资源还是比较丰富，深圳的资源也很丰富，珠三角还是缺高校。
朱清时：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有很多体制的障碍，比如我们设计南科大最好的招生范围，就是开始在国内高二学生中招优秀学生。这个为什么好呢？第一，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不愿意重复应试教育，他们很想闯出一条新路来；第二，我们只要这样一做，声誉高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最优秀的生源在高二就挖掘过来。
南方周末：您对于中国的高考制度向来颇有微词，一直反对高考。想从高二学生中招收一批新生，操作上有什么考虑？
朱清时：我们自己组织考试。这样做可以彻底打破应试教育，我们考试主要考量学生的素质创新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
让教育部意识到今后高考不一定非得是高三应届毕业生，学得好了高二学生也可以考，只是我们考试成本高一点，但是那样就把很多优秀的人才解放出来了，而且高二考不好高三可以再考，他们压力就少多了，这个毫无疑问对应试教育打破了一个缺口。
2010年我们准备招收50名高二学生。成功之后建议国家教育部今后做一个小的改变，就是高考的人不一定是高三的，高二也可以申请。
南方周末：您心目中的南科大学生素质是什么样的？
朱清时：还是能力。我如果给学生面试，我会给他讲个故事，比如某个方程，我问他能不能证明，他说太难了不行。然后我就跟他讲用什么方法证明，讲完了问他听懂了么，如果听懂了就复述给我看看，这个时候他的全部素质就被反映出来：
第一是他的理解能力，他能不能听懂我讲的话，当然我讲的话一定是能听懂的；第二是记忆力，我讲的过程可能就是三五分钟，但是他能够记清楚我的细节；第三是想象力和表达力，因为他要复述，他要用自己的话说。这就可能看到学生综合素质，不是他知识有多少，而是他本人有没有能力去创造知识。
“大学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
南方周末：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校长似乎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大学校长更接近于政府官员。您认为大学校长更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
朱清时：我觉得校长最关键是要理解教育深层次规律，尊重敬畏这个规律。现在我觉得很多大学校长总想有所作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没有去想教育规律是什么。
我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初是大学扩招的时候，受到很大压力。校园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骂我，认为当初大扩张的时候中科大应该扩招。但我相信，过几十年后可见分晓，中科大没有扩招，保持了它（原有）的水平、实力，其它学校大扩张了，但是它质量下降了。
这是因为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教师队伍没有加强，你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如果你保持不了教学水平你还是什么高等教育呢？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校长面临决策，一个是不捞白不捞，你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你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千万。但捞了你要付出代价——你保证不了教学质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学校长经常都面对的考验。
南方周末：南科大您也想秉承这样的规模？
朱清时：我们先把小发挥到极致，质量最高，因为规模小有很多优点，每个周末可以把所有教授请到一起，所有教授都会认识。
像加州理工学院现在的学生每年不超过2000人，原因就是建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决议。我曾经见过他们的校长，是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问他怎么没有想过改变，他说这是学校的原则，所以他们都敬畏这个。
他说的话有更深层次含义，教师队伍没有扩大，但是学生迅速扩大，这个就像盐巴放在水里一样，现在水扩大了很多倍，然后盐就淡多了。
加州理工大学这样做还有一个观念，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而是有一个大小规模效益，像加州理工他们很自豪就是100个教师，所以他们每个周末吃饭所有教师都在一起，开会所有教师都在一起，要是1000个教师就不行了。
加州理工大学教师经常在一起聊天吃饭，有的学院太大了，教师很多，要聚在一起很难，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不是任何东西按比例放大都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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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January 18, 2010 - 07:39 am: | |
http://www.infzm.com/content/14407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一】对话王小鲁、姚洋：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更成功吗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余力 发自北京 2008-07-10 08: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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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15345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二】
芝加哥：“中国的奋斗是整个世界的奋斗”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詹念慈（德国） 2008-07-31 08: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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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16493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三】
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
作者: 樊纲 2008-08-27 18: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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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17078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四】中国奇迹的解释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之一）
作者: 姚洋 2008-09-11 08: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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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15345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二】
芝加哥：“中国的奋斗是整个世界的奋斗”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詹念慈（德国） 2008-07-31 08: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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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经济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三】
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
作者: 樊纲 2008-08-27 18: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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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17310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四】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之二）
作者: 姚洋 2008-09-17 20: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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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17992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四】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之三）
作者: 姚洋 2008-09-28 15: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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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December 10, 2009 - 10:24 a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09/12/091210_threegorges_by_yuesheng.shtml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中）接受BBC中文网采访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中）与BBC中文网记者跃生（右） 和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
采访手记：三峡大坝零距离
BBC中文网记者跃生发自长江三峡：
结束在重庆的报道之后，本来准备按照原计划前往安徽淮南。但是由于接待方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只好改道来到了长江三峡大坝。
湖北省宜昌市是一般到访者接近三峡大坝的门户。我们在到达宜昌的时候，时刻感觉到这里的一切都和三峡密切相关：宜昌机场被称作“三峡机场”，宜昌市最大的大学也被命名为“三峡大学”。
长江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工程，在中国内外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们刚刚登上大坝的坝顶，就感受到了这种争议的存在。
备受争议的工程
我当时试图拍摄一个视频，由我站在镜头前比划着介绍三峡大坝。刚一拍完，陪同我们来到大坝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官员走过来对我说，“你刚才说三峡大坝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这是不对的。”
我说，“我说的是，有些人批评说，三峡大坝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这不代表我或者BBC的立场。”
“你难道不知道，如果没有三峡，长江中下游有多少人会受到洪水的威胁吗。洪水一来，几百万人无家可归，那样的生态就好吗。”他好像不太在意我是不是说了“有人批评说”。
我又对他说，“我不是也引述了你们曹总的话吗。他说，三峡大坝每年发出的电力相当于燃烧4000万吨煤炭发出的电力，相当于每年少向大气排放一亿吨二氧化碳。”
曹总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他在我们上大坝之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温室气体排放
长江三峡大坝蓄水一侧
长江三峡大坝蓄水一侧。
曹广晶和我们谈到了目前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会议，谈到了以水利发电取代火力发电的好处，并且给出了上面的数据。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认为水利发电可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多科学家认为，兴建水库时淹没的大量树木等有机物质，将会释放出温室效应气体。甚至有人认为，水库释放出的温室效应气体比水利发电节省的碳排放还要多。
接受我们采访的另一位当地水利专家、三峡大学党委书记刘德富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他说，中国采用的方法是清库，也就是在蓄水前比较彻底地清理淹没区的林木等有机物，以避免未来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
他还说，初步的计算显示，三峡大坝发电节约燃煤而少排放的二氧化碳还是要超过林木腐烂排出的温室效应气体。
土地滑坡和移民
我们在同当地官员和学者的交谈中还提及了有关水库引发土地滑坡和地震的担忧，以及对库区移民问题的关切。
刘德富说，三峡大学的科学家正在花大量的精力研究水库诱发土地滑坡的问题，但相信三峡水库造成的地质波动将会在一定时间之后稳定下来。
曹广晶在谈到库区移民问题时说，库区移民在移民后的生活肯定好于移民前的生活，但问题是，这样的移民是一种被迫移民，所以会产生一些问题。
刘德富表示承认，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放手发展核电，但是对于发展水电十分谨慎，这显然是考虑到了水电对地质和生态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移民问题的担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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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December 05, 2009 - 06:50 pm: | |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1/forum_editorswords091204.shtml
老故事 新感悟
（2009-12-04）
世人公认日本踩得最大的一个地雷，是在1985年居然和美国人签署了让日元两年升值51%的“广场协议”。
日本人引爆的第二颗地雷，就是过快、过强地放松和收缩银根。
.郑维（联合早报网主编）
有一个亚洲国家，人民团结，政治稳定。
它的经济起飞整整三十年，年成长率经常稳超8%，一路狂飚的经济增长使它轻易超越了无数欧洲列强的经济规模。
这个国家的人民刻苦耐劳，学习（抄袭）迅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自己的出口产业打造成了世界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让全世界艳羡不已。“某国威胁论” 甚嚣尘上。该国人民也牛气冲天，“领导亚洲论”和“领导世界论”屡见不鲜。世界的金融大鳄也都看好该国的货币升值，于是情愿不情愿间，该国货币走势强劲。
货币日渐硬挺，该国在国际上的购买力也水涨船高。除了见到更多黄色脸孔shopping到世界各个角落外，该国的大财团也开始大展拳脚，在全球四处收购。
货币硬挺，也让犀利的出口机器压力大增。央行急忙降息刺激经济，于是股市继续大涨数番，楼市再度猛升几倍。
听来蛮熟悉的经济神话故事？
聪明的看官都猜得到，我说得越像中国，答案就肯定不是中国。
是的。这是日本的老故事。
大家听说过日本经济的美好开始，也对这个故事的结局耳熟能详。日本的经济泡沫在1990年爆掉，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元气。
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中国应该感谢日本这个前行者。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不断地把眼光放在东瀛，观摩着那个岛上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变化。而日本，作为亚洲国家中的佼佼者，也确实为后来者踩了不少地雷，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如果从冰冷的明治维新说起，小文又要写成流水账，还是挑些热乎的话题，能博些点击。
世人公认日本踩得最大的一个地雷，是在1985年居然和美国人签署了让日元两年升值51%的“广场协议”。
在这之前，日本刚成功地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强力崛起，通过政府和私人企业界的通力合作，日本人以极大的自制力和社会协调力，对经济做出了极其痛苦而又卓有成效的转型，堪称全球典范。于是，日本政府和公司信心爆棚，认为日本那无往不利的出口机器，完全能够应付日元升值51%的压力。而日本则可从货币升值中受益，用个东京的银座就可以把美国的加州买下来。
说是美国人的阴谋论也好，是日本人的信心爆棚也罢，第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已经深深刻在所有出口为主导国家的经济官员心里：在国内需求未成形前，贸然大幅让货币升值，再强悍的出口机器都得停顿，对经济成长无疑是自寻绝路。
中国温家宝总理前几天在中欧峰会上说的，“有些国家既对中国实行名目繁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又要求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限制中国的发展，是有失公允的”，就充分地体现了对这层意思的领悟。
日本人引爆的第二颗地雷，就是过快、过强地放松和收缩银根。
在出口经济受损，经济增长率下滑到2.6%后，日本央行一口气把利率从5%腰斩到2.5%，意图刺激经济的复苏，结果引爆了热钱蜂拥进入房地产和股市。日经指数从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987年的1万5千点，用一年番一番的速度，飚到了1989年底接近4万点的高峰。日本的土地价格指数，也在不到3年里，飚了四倍，更不必说房地产了。
于是，日本央行在89到90年，魄力惊人地一口气升息五次，把利息拉回6%。
泡沫硬生生地被强力挤爆了，日本经济从高空狠狠跌落硬着陆。在小文成稿的2009年12月3日，日经指数在20年后，还在万点以下趴窝。日本的土地价格指数，也连1982年的水平还不到。
看到日本泡沫爆炸后的强大威力，各国的政府纷纷都想方设法避免硬着陆。有赖于经济成长来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国则更是如此。从朱镕基开始到温家宝，中国的经济舵手们都宁热勿冷，对于中国楼市的大泡沫，更是小心翼翼地不敢大动干戈。更何况现在政府财政收入，大部分都靠卖地所得，楼市骤然一冷，政府财政可能和房地产商一起破产。
除了主动踩上的地雷外，日本人的故事也有不少内在的不安定因素，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
政府主导经济，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起步策略。这本没错。但是在经济体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应该逐步放开国际的竞争，让国内的企业在和国际最强者的对抗中逐渐强壮起来。
说来容易，要政府，特别是政府人，要放弃在企业中可以分享到得既得利益，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日本的例子便是如此。日本的部委官员在卸任后，都能在自己管辖过的企业里找到收入丰厚的第二春。当官和商通过互相扶持而结合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后，要剥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谁动手，谁就是全民公敌。所以改革派的日本政治家基本都没有好下场。
政府和商界的深深纠缠，造成了一个日本经济的“冰火两重天”的奇异景象。
日本国内企业通过和政府的关系，不断游说政府通过保护国内企业的法令，造成了日本国内企业在受保护的情况下玩着自己的“永续经营”的游戏。这“冰火两重天”里，有在政府扶持下，一小群充满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企业和在政府保护下，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大批国内企业。后者的生产力，连前者的一半都不到。
这和现在中国的情况颇有类似的地方。无非是在日本叫做“财阀”，在中国叫做“利益集团”。今年以来，与利益集团相关的争论层出不穷，有地方政府大开涨戒，从水到电等公用事业大加价，到垄断集团玩弄油荒、气荒手段，逼宫涨价；再到巨型国企和地方政府联手炒地，让“地王”频现。连民营经济的最后一块根据地，竞争性行业也出现了“国进民退”潮。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再度得到体现，影响政策的制定。利益集团利用领导人保持政策连续性、求稳第一的心态，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防止自身的利益受到紧缩政策的冲击。
中国的利益集团可能要比日本的财阀更上层楼，不仅有御用学者为其发声，还成功拉拢政府主管部门成为其代言人。中国刺激经济计划的大投资，九成落到国有大企业手里，让民营经济望洋兴叹。
回到日本，财阀在政治上的延伸就是自民党的“派阀”。而在中国，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在政治上以什么面貌延伸出来，肯定是今后几年观察中国的重点所在。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日本现今的政治和公务员制度里，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屡见不鲜。日本现在的政治体系里，同流合污者能在派阀中混出头，而特立独行的改革派，如小泉纯一郎等，在派阀沉默的压力下，郁闷地一事无成。
派阀、财阀、门阀们继续玩击鼓传花的首相游戏，但是日本人等待变革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今年日本大选，老牌执政党被掀翻落马。
老故事都会过去、新故事总会到来。
看故事的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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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November 29, 2009 - 11:52 pm: | |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68
“最大胆”的“大部制”改革：
顺德试水党政合署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发自广东顺德、广州 2009-11-25
"区委书记刘海根本没理会“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
"区纪委、审计局和信访局组成了新的区纪委。区委宣传部同时也是文体旅游局，区政法委和司法局合署办公，区委办和区政府办合署办公，它们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区统战部、农村工作部、工会、共青团区委、妇联、工商联、残联组成了新的党委“社会工作部”。
副区长们知晓自己成为改革对象，这仅仅比媒体早了6个小时。"
"顺德改革初始，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这么改，是否党政不分？区委书记刘海根本没理会“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
顺德大部制改革完成后，新部门的挂牌仪式。改革成效仍待检验。 图/陈芷伊
以改革著称的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正在进行着被认为是中国当下“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其大胆程度，甚至被称为“石破天惊”。
数量的减少只是表征之一，比如将顺德的党政机构从41个减为16个，直接减去了近三分之二。
更大的变化来自于一些部门的消失，在方案宣布的那天，就有人发现：统战部不见了。这在中国县级党委实属罕见。而区委统战部、农村工作部、区工会、共青团区委、妇联、工商联、残联一同组成了新的党委“社会工作部”。
消失的不仅仅是统战部。
一系列变化让熟悉中国政情的人看起来都颇有“石破天惊”之感：区纪委、审计局和信访局组成了新的区纪委；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区委宣传部组成了新的区委宣传部：司法局和区政法委组成了新的区政法委。他们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改革不仅仅如此。
一些原本由广东省、佛山市垂直管理的诸如工商、地税、质监、药监、国土等九个部门，一并纳入机构整合范围。比如新成立的市场安全监督局直接合并了质监局和工商局。而财政局和地税局则组成了新的财税局。
改革还不仅仅如此。
新成立的“部局”一把手大都由区委副书记、区委常委和副区长兼任，而原“部局”的正职全部成了副职，原来部门的副职成了新设的“局务委员”。
更令人吃惊的是，整个改革，从宣布改革到人事变动结束，只用了三天。一时间，官场震动，舆论震动。
但“操盘者”说起来却风清云淡，“外界都说是‘石破天惊’，其实出奇地平静。”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顺德区委书记刘海端坐在办公室里，轻磕着手中的烟头。
早在1992年，顺德便是“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市”，进行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改革，“顺德模式”也因此著名。
那么，十多年后这次“平静”改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如此急骤的改革，逻辑何在？新体制又将如何继续？
南方周末记者在十余天内，采访此次改革参与和涉及的一系列上下官员，还原和探究这一“石破天惊”的党政联动试验。
一场预谋好的“突袭”
"考虑到可能带来的震动，我们把人事方案筹划草拟了；为了协调上级主管部门，甚至连电话号码都考虑进去，叫上级放心"
如刘海所述，改革“出奇地平静”。这是一场“突袭”——9月14日，广东省编办批复方案；9月15日上午，顺德召开党政联席扩大会议，副区长们知晓自己成为改革对象，这仅仅比媒体早了6个小时；9月16日，旧官已免，新官上任。
所有科级官员都参加了9月16日上午的动员大会。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方案设计者之一、区委副秘书长马洪胜说，最初会场“寂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大家都屏住呼吸，不知对自己作何安排”。而当刘海宣布四五天内完成改革时，“下面一阵躁动”，另一位官员说，“有笑声，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机关里其实都关注着改革的动态。7月31日，深圳率先公布大部门改革方案。“我们个个抱着报纸研读，以为会走深圳路线。”现任卫生与人口计划生育局常务副局长刘明说。有观察人士注意到，深圳在公布方案5天后才任命新部门首长，使得改革出现了一些阻力。
相比之下，顺德的动作，“迅雷不及掩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广东省编办行政机构编制处副处长刘光大承认其中的“预谋”——8月11日至18 日，他与顺德本地的马洪胜等改革小组核心成员，悄悄入驻顺德区委招待所“华桂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修改机构改革方案，他们同时完成了职能机构和人员编制整合方案，以及与上级部门运作机制方案。除此之外，“考虑到可能带来的震动，我们把人事方案也筹划草拟了。”
区委常委们知道方案概况，是在送报省编委之前召开的一次常委会。此前，方案仅在极小范围内知晓——“改革小组”成员，主要是区办以及区编办的一些官员（大约六七个），以及区委书记刘海和两个副书记。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潘东生回忆说，大约在9月8日，他们第一次见到方案，并进行了简单的讨论。而副区长完全不知晓，有副区长表示，他也只是听到机构撤并的“比较准”的传闻，但完全没想到自己要去当局长。
在方案公布之后，刘海向一些区领导表示自己的歉意；此外，作为佛山市委常委，他在市里的会议上寻求各部门的理解。
遭到“突袭”的，还有省级的主管厅局和官员们。在省编办批复的当日（9月14日）下午，广东省副省长肖志恒召集了部分省直部门开会，协调这些部门与顺德改革的对接问题。
当天晚上，当区长梁维东正向27个原职能局首长介绍方案同时，区委书记刘海则召集来自北京、广州以及本地的一些专家展开研讨。多位参与讨论的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们讨论长达4个多小时，大家最担心的是上下协调问题。
这并非杞人忧天。尽管1992年顺德改革后反弹不多，但亦曾因上下协调问题，增设机构。佛山市委党校副校长何劲和回忆说，当年顺德曾将人事局并入组织部，以人才交流中心调动人才，但后来“没有人事局的章，人家不承认”，于是后来又加挂了人事局的牌子。
区编办一位官员透露，2003年佛山市区划调整，由于所辖5个区统一的机构设置方案，原本不分内外贸的顺德不得不加挂对外经贸局牌子；2004年，广东省设民族宗教事务局，顺德从统战部分出外事侨务局，民族宗教事务局则与统战部合署办公，挂两个牌子。
而现在顺德官员看来，上下协调不成问题。
刘海说，顺德改革是“广东改革一盘棋里的一个子”。就大部门改革，6月1日和8月5日，他两度向省委书记汪洋作汇报。
省编办行政机构编制处副处长刘光大说，此次改革不同于1992年改革，是省市区三级联动、省区“直接对接一起做”，省直各部门和佛山市均对顺德改革表示支持。在广东省，对接顺德改革的正是分管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省委常委、副省长肖志恒。“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考虑到了，甚至连各个新部门的电话号码都考虑进去，让上级部门安心，能找到它所指导或管理的职能。”刘光大称，他们是在“主动工作”。顺德的局长们近两个月则频繁前往广州，与省厅的官员们沟通解释。
“党政合一”与“党政不分”
"刘海根本没理会“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
哪怕再迅雷不及掩耳，也无法阻止议论。顺德改革初始，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这么改，是否党政不分？
16个党政部门中，党委部门6个，政府部门10个。党委的5个工作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但不计入区政府工作部门个数。
这些党的部门被赋予了新的职责。
新的社会工作部部长周志坤笑称自己管理着一个“小政府”，这些原属不同部门的职能的共同点是，都是“做人的工作，为不同人提供服务”，“从幼到老，从男到女，从健康的到健全人，从天（宗教）到地，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侨务），我都要管。”
宣传部长梁惠英，则被安排在前不久的每年一度美食节私房菜总决赛上表演做菜，“这是我破天荒地在公众场合做菜”。现在，区委宣传部的另一个牌子是文体旅游局，以往由经贸局承办的美食节明年改由宣传部承办。
“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刘海坦诚，自己根本没理会理论家们的“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他曾任佛山市委宣传部部长多年，推崇“虚工实做”。“在基层做事，需要平台，需要抓手。”
改革方案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区委副秘书长马洪胜说，设计之初他们就有共识：区县作为国家和省市决策的执行层，是基层，而基层应考虑如何使得执行力更强。
事实上，顺德“党政合一”已实施多年。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最早就源于1992年顺德的改革，最后推广到了全国。南方周末了解到，顺德区委常委和副区长一向交叉分工，但不重叠，区委常委有时候也会以分管工作的身份参加区长办公会（政务会议）。
此次，纪检再次合并了审计与信访部门。
纪委书记潘东生说，审计不仅为纪委提供线索，更增强纪检机关调查的技术能力。“它的人手紧，以前我想抽调哪个人来帮忙，要跟副区长打招呼，现在我可以根据需要来调配。”
信访并入纪委，则在他的意料之外——放在区委办实际的协调能力要强。他理解，信访并入纪检，是为了增强其监督力度。一位官员透露，他们还曾设想将信访纳入政法委，“但老百姓一般怕政法委，纳入纪检，体制内外的投诉，都放到一起，形成大投诉格局。”
南方周末了解的情况是，方案设计之初，以高效和廉洁著称的香港模式较受推崇。区编办官员透露，他们曾打算在局之下，职能相近的科室设“署”（二级局），比如，财政局下，设财政署和税务署，一方面解决官员安置问题，同时解决上下对口问题，但担心又增加层次，以及在现有国家机构设置中（审计署除外）找不到相关依据。
改革小组还曾有过大胆的设想，将交通警察也并入“大城管”中，但目前条件并不成熟。刘光大说，改革不能太冒进，“前进一步是进步，前进两步则有可能脱离实际。”
事实上，与此前进行的各级大部门改革相比，顺德的改革显然已经走得更远。比如，去年3月国务院层面的大部委改革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内设国家公务员局，而顺德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社会就业，“类似国外的劳工局”，公务员管理则与干部管理一起统归组织部。国务院明确了卫生部牵头协调食品安全，而在顺德，除了种植与养殖之外，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环节审批与监管，打包并入市场安全监管局。
“让董事长兼总经理”
"各个局其实只有干活儿的份了；以前的副区长话语权很大，但出了事一般都是局长负责。现在，“你决定，你负责。”"
有一件事让新任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常务副局长刘明颇感顺当——最近购买甲流疫苗经费，经局办公会议、局长直接请示区长后，3天内即获批。按照以往的程序，首先要由疾控中心打报告到卫生局，卫生局上报区府办，区府办给分管副秘书长，副秘书长给分管副区长，副区长报至区长处，区长批示财政局办理后，方原路传达回卫生局，这样的往返至少得一两个星期时间。
关键的改变在于，现在的局长周爱群，同时也是副区长。周今年5月升任副区长，仅4个月的时间，老同事们发现：“局长又回来了。”
16个新部门首长中，包括5个区委常委和6个副区长，余下由当地自创的“政务委员”担任，他们被赋予相当于副区长的级别和权限。
改革方案主要起草人之一的顺德区副秘书长马洪胜说，将区领导“下放”，是实现扁平化管理的关键之举，此举可有效提高政府执行力。
而在每日的“早餐会”上，部门首长们已经和区委书记和区长坐在一起。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局长王干林（副区长）说，他每日都能见到书记刘海，“当然吃东西为主，但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要做一件事，他说你可先试试，就这么简单。”
虽然各部门首长由区领导兼任，但实际上，各部门增加的权力主要在于执行层面，而决策权则提高到区党委和政府的高度。
“各个局其实只有干活儿的份了。”常驻当地的一位记者说。
区委书记刘海则早就盘算着如何推行问责制，他最近指示办公室废除去年订好的问责办法，起草新的办法。
比如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什么猪肉灌水，羊肉灌水、牛肉又灌水，六七个部门都管，上到区层面还有几个领导都来分管，分不清谁的责任。现在我把六七个大盖帽都给你，你搞不好，执行不力，出现错误，那我问责你。”刘海说。
机构重组的主要依据是“同类项合并”，比如以原工商、质检、安监三部门为主体的市场安全监管局，将文化执法、旅游市场监管、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职能全部囊括，形成“大监管”格局。经济促进局则将农业局、经济贸易局和科学技术局合并，“一二三产业全包括”，形成“大经济”部门。
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局长王干林（副区长）现在每天到最顶层的副区长办公室批完文件，就得马上下楼到自己的局长办公室，门边原本的沙发被换成了一张大会议桌。
现在，在这个局长办公室，原本涉及多部门的职能，几乎全在他掌管之下，可以拍板决定。“以前我要治理汽车尾气，就要以办公室的名义去找交警、公安、城市建设、交通、环保等一大堆部门开会，有些要需要成立临时机构。”王干林说，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所并部门，原有四十多个临时机构。
拍板权的另一面，是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王干林说，以前作为分管领导，是“不太管实事、连法定代表人都不是的董事长”，现在则是“董事长还要兼总经理，就是分管领导加法定代表人，都是你干。”“以前的副区长话语权很大，但出了事一般都是局长负责。现在，‘你决定，你负责’。”区编办副主任杨少毅说。 “以前的分工不是按照职能相近，而是‘肥瘦’搭配，比如，有些部门的职能有四五个人分管，这都不新鲜，因为它是一块肥肉。”
刘海说，原先一个领导就经常分管十多项职能，而它们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现在他要求这些官员要“专业化”。
与“决策权上移”、“执行权下移”相辅的是“监督权外移”。借鉴中纪委垂管思路，区纪委首次向各部门派驻了纪检组长，纪委书记潘东生说，现在的派驻纪检人员由纪委直管，且不从事所在局内的其他任何行政事务，保持独立。
人事初定，磨合尤难
"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
改革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9月21日），刘海去了新成立的市场安全监管局，来自原8个执法部门的13个局领导已经开始办公。见到副局长温雄，刘海握住他的手，“实在对不起温局”，没一会儿，他拍着温雄的肩膀再次说，“对不起温局了”。
温雄此次由顺德区质监局局长转任市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享受原副处级待遇。作为原省直管部门，温自2005年起担任局长，职务级别相当于顺德区副区长。
区编办副主任杨少毅认为，此次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员不降级”，没有破坏整体利益格局。
刘海说，省里对区级干部编制的支持和改革方案内对局级人事制度创新，“解决了大问题”。比如新设立的区政务委员。另一成功关键在于“编制不突破”。此前，深圳曾因部分部门副职超过10个也遭遇舆论质疑。而顺德用设立“局务委员”解决了这一问题，增加了安排官员的回旋空间。
但是局务委员是常设还是过渡性产物，依然是一个未定的难题。
佛山市委党校副校长何劲和曾跟一位局务委员开玩笑说：“局务委员是‘候补委’还是‘顾委’，乐观的看，你们比较年轻，应该是‘候补委’。”刘海也表示，局务委员将长期保留。
这些未来官员们的仕途问题只是诸多待定的问题之一，而新部门的是否能够成功磨合并达到预期，则是顺德改革的关键所在。
刘海认为，应该跳出精兵简政思维，重视机构改革的“化学反应”而不是“物理反应”。“我不在乎机构的多和少，而是重视它的执行力。”刘海说。
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局长王干林说，自己的部门是“最啰嗦的部门”——投诉最多，比如城管执法和交通问题。他所在的这个新部门，除了原城管和环保部门是完整的，“交通一拆二，建设一拆二，水利也是一拆三给我的。”
按照职能“同类项合并”原则，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主要负责“建设”，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负责建设之后的“管理”。不过，一些职能并不能完全实行“建管分离”。
“我跟杨小晶（副区长兼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局长）说，工作量大的事，我们就分开，你管建设，我负责管理，工程量很小的，干脆你管或者我管。”
市场安全监管局局长赵万雄说：“开会的时候，我要求他们记住：没有工商局，没有质监局，没有安监局，就是市场安全监管局。”
该局提出，要变“专业执法”为“综合执法”。原属5个部门的执法队伍，被混编在一起，模仿公安管理模式，置于全区的40个“网格”中，在每个网格中的执法人员，被要求监管辖区内的一切安全监管事务。
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该局业务范围内的专业法律法规，就有六七百部。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新成立的食品安全监管科，7个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原质监局、卫生监督所和工商局。他们还从各医院各借2名防保科人员到各分局，指导餐饮服务监管工作。
基层压力陡增。赵万雄说，现在他正推动“精机关，强基层”，实现监管重心下移。指令来自区委书记刘海，他收到一封网民来信，反映市场安全监管局基层承担各种职能，但人力缺乏。
这封信同时也到了纪委书记潘东生手中，原属区办的信访局已并入纪检系统。潘东生欣慰的是，这两个月来的信访量与去年同期持平，而针对大部门改革的信访案件极少。
原农业局下属的两个事业单位（主要分别管农药病虫害和农产品质量监管），则在经济促进局和市场安全监管局之间摇摆。“凡是还在讨论的问题，要么是都不想做，要么是都想做。”一位当地官员说。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尚有6个部门“三定”方案未获批。除了公安局之外，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经济促进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市场安全监管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是主要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部门，相关职能交叉较多。
不过刘海表示，方案都已上报，很快会批准，“即使‘三定’了，视运行情况，以后还可修改。汪洋书记说了，改革允许失败。”
事实上，省里对顺德的期待不言自明，去年10月中旬，刘海接省委通知：省委书记汪洋准备前来视察。“按照惯例，我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准备汇报，但15日晚上，他们让我准备顺德1992年和1999年两次改革的情况。”
隔月，广东省召开经济特区会议，顺德受邀参加，会议明确了深圳和顺德承担行政体制改革任务，分别为市、县探路。
在去年的特区会议上，汪洋四次提及顺德，并要求继续秉承“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的理念，“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
（实习生李跃群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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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November 21, 2009 - 06:04 p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09/11/091120_threegorges_money.shtml
分析：三峡成“钓鱼工程”
2009年 11月 21日
中国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三峡工程后续工作总体规划》草案，以应付所谓“后三峡”时代的到来。
据中国的媒体报道，为解决“后三峡”时代的移民安置以及地质灾害，还需要大约17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但中国的一位专家表示，后三峡时代的总开支肯定会超过3000亿元。
“钓鱼工程”
三峡工程从一开始论证之初就一直具有争议。而三峡的开支也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而且似乎还在不断的增加。
多年来一直关注三峡工程的北京政论人士戴晴说，中国官方目前承认的数字是1800亿，但中国内部承认已经花了6000亿，然而因为后来的灾害不断的发生，其实花费的可能已经不止10000亿了。
戴晴说，一些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和科学家们早就明确指出三峡是一个“钓鱼工程”。
它从最初向上报的一个很小的数字，到后来不断的追加钱，没完没了！
钱从哪来？
当初中国政府和一些支持三峡上马的人士认为，他们可以从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地筹到贷款，但当这一愿望落空后，只好依靠国家拨款。
但即使这样仍然不够，因此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通过了一个三峡用电基金，即用电费的方式，也就是说家家户户所交的电费中已经涵盖了支持三峡的钱。
戴晴认为，这种通过用交电费的方式来为三峡集资可以说是强征三峡建设基金。
利弊权衡
当初修建三峡是为了防洪和发电，那么现在电虽然发出来了，然而它却给航运、地质、移民、气候、环境等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2008年发生在四川的512大地震，有人质疑这可能与三峡大坝对地质的破坏有关。
同时，在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在就三峡问题接受本台的采访时也曾表示，三峡大坝两次蓄水，但却两度“踩煞车”。
原因是蓄水可能会造成重庆部分市区被淹没的危险，以及导致长江下泻流量变小，使下游的水位过低，船只搁浅等。
因此，国务院不得不两次紧急暂停。
“翻坝”
戴晴说，大坝建成后由于货船不能通过大坝的船闸，只好“翻坝”，即把货船上的货翻到陆地上，用车来运，然后再翻到船上去。
她还指出，三峡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反而又成为三峡官员向中央政府要钱的理由。
戴晴认为要想彻底解决三峡的问题首先要追究直接负责的官员的责任。
然而，由于中国是强权政治，没有科学决策，决策过程不透明，不民主。
这才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应该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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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September 29, 2009 - 11:23 pm: | |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 2101+112009093000101,00.html
人口老齡化 中國迫切的危機 專家籲充實醫療照護、強化養老金制度
2009-09-30
面對人口老齡化，亞洲國家首當其衝，繼日本、南韓、台灣的「少子高齡」危機後，《第一財經日報》25日報導指出，30年後，亞洲將有一半的老齡人口來自中國。
美國德州大學老年護理學教授奧斯維德指出說，在未來10年間，全球年齡大於65歲的老年人將以每月增長190萬的速度遞增，而在大部分亞洲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將超過5歲以下兒童，這意味著日後照料老年人的人數將急劇減少。
老年人日增 缺乏照護
由於目前的中國社會，多由核心家庭組成，專家憂心，無論是子女忙於工作、缺乏老人護理的技能，或是專業照護機構的數量貧乏，都將衝擊老齡人口的生活品質。
美國戰略研究中心（CSIS）研究員李察.傑克遜表示，中國如今也站在應對老齡化的十字路口了。
《第一財經日報》刊登傑克遜的專欄指出，就人口統計學來看，中國仍算是一個年輕的國家，而老齡化問題之所以是日後的燙手山芋，在於中國同時仍未進渡到現代化社會，經濟實力和人口增長速度間的落差，將使中國的年輕一代在日後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年輕一代 付巨大代價
傑克遜說，在1975年，每名老人撫養了6個孩子；到了2035年，每兩名老人才撫養1個孩子。從1995到2005的這10年間，中國的勞動人口共增加了1.07億，他預測，從2025年到2035年的10年內，此一勞動力將減少7900萬。
這樣的現象說明了什麼？傑克遜指出，當今的老齡化國家多為發達國，在福利和退休制度上有相當成熟且完善的規畫。相較之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時，還是一個幾乎與全球市場沒什麼聯繫的貧窮國家。
如今，中國已是快速發展中的經濟大國，日前《時代雜誌》才盛讚中國在過去60年內，已大幅去除貧窮，步向繁榮。
儘管經濟增長熱力不減，中國仍是相對低收入國家。根據世界銀行資料顯示，2004年中國至少還有1.7億人仍生活在每天1美元的貧窮線以下；而麥肯錫全球研究機構則指出，中國只有不足1%的收入相當於或高於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
養老金系統待改善
雖然在世界歷史上，中國用比其他國家更短的時間讓更多人民脫離貧困，但除了貧富分配不均、人口結構失調之外，不健全的公共養老金系統，更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隱憂。
傑克遜說，目前中國加入公共養老金系統的勞動人口還不到三分之一。個人財富的累積不足、流動人口增多，也將使社會趨於不穩定。
傑克遜建議，要走出此項危機，中國政府須成立保障全民的養老金制度，加強政府的財政能力，為防貧底線籌資，促成中國成為一個高儲蓄、高投資、以及高產值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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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September 26, 2009 - 09:28 am: |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09/09/090925_yangtze_pollution.shtml
“每秒有千吨污水排入长江”
2009年 9月 25日
中国长江流域污染情况继续恶化，长江水利委员会透露，2008年度，每秒钟都有超过1028吨污水被排入长江。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星期四公布的数据，2008年共有325亿吨污水和废水被排入长江，比2007年多了五亿吨。
而最新的调查和监测结果也显示，长江沿线21个大中型城市水域污染带的长度目前已经达到655公里，比1990年代多了将近100公里。
中国对河流、湖泊等地表水规定了五类水质标准，其中一类、二类和三类都属于水质相对较好的，而四类和五类则较差，而如果水质劣于第五类，则基本没有使用功能。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数据，在长江干流和支流共四万多公里的河段中，2008年水质低于五类标准的河段共有5800多公里，占总长度的14.3%。
符合一至三类水质标准的长度超过2.8万公里，占总数的69%，四类和五类标准长度为6800多公里，占16.6%。
水质标准
长江水利委员会指出，检测结果显示，干流主要城市江段的近岸水域，水质受城市排污影响大，下游的污染重于上游，支流重于干流。
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五类水质标准分别是：
* 一类水质：水质良好。地下水只需消毒处理，地表水经简易净化处理(如过滤)、消毒后即可供生活饮用者。
* 二类水质：水质受轻度污染。经常规净化处理(如絮凝、沉淀、过滤、消毒等)，其水质即可供生活饮用者。
* 三类水质：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 四类水质：适用于一般工业保护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 五类水质：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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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September 05, 2009 - 06:14 pm: | |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501279+112009090600115,00,focus.html
黑寡婦黨針刺 烏市委書記下台
# 2009-09-06
# 中國時報
新疆烏魯木齊針刺事件愈演愈烈，中共昨晚公布首批失職懲處名單，烏市市委書記栗智下台，由新疆自治區常委、政法委書記朱海侖接任。有漢人目擊者稱，「打針黨」是維族婦女帶著小孩伺機所為，且遭扎傷者是否有後遺症仍待觀察，而恐慌的當地民眾則引用新疆毒蜘蛛名字，稱呼肇事者為「黑寡婦黨」。
烏市針刺事件是今年七月漢維衝突後，第二起大規模上街抗議事件，中共中央昨日傍晚透過「新華社」發布七月新疆動亂以來首波官員懲處異動名單，免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栗智職務，改由自治區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朱海侖接任，新任命朱昌杰為新疆自治區公安廳廳長，免去柳耀華廳長職務，烏魯木齊市新聞辦主任侯漢敏表示，人事調動是工作需要，不願證實是否與示威有關。
針扎求診病例 增至五三一人
在烏魯木齊市現場情況部分，英國ＢＢＣ中文網發自當地的報導指出，昨日市中心主要路口均有武警與特警駐守，市區保安措施依舊嚴密、氣氛較為緊張，但行人尚可已自由行走。香港媒體指出，市政府周邊昨日上午因傳出有漢人小孩遭針筒刺傷，再度聚集大批抗議民眾，武警最後施放催淚瓦斯進行驅離，路過行人被迫掩面狂奔，附近原開業的商店也紛紛拉下鐵門打烊。
目擊維族女子 利用小孩下手
目前遭扎傷的求診病例增至五三一人，其中一○六人有明顯針頭痕跡，昨日上午，新聞中心附近也傳出有民眾遭扎傷，現烏市各醫院已全面封鎖，由武警駐守管制人員進出，一名曾遭扎傷的漢人婦女表示，她的左臂留有一個硬幣般大小的傷痕，雖然醫生說沒事，但自己十分擔心健康安危，而當地醫院也表示，仍不清楚病症是否會潛伏一年半載後才發作。
根據當地漢人目擊者指稱，針刺事件是由打扮入時的維族女性，帶著小孩子用針筒隨機襲擊漢族小孩或老年婦女，而針筒據傳含有病菌，烏市民眾因此以新疆毒蜘蛛「黑寡婦」為譬喻，將這些針刺黨人稱為「黑寡婦黨」，藉以形容其行為之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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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August 16, 2009 - 02:06 pm: | |
http://blog.dwnews.com/?p=56121
Sunday, August 2nd, 2009
国庆六十周年前夕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六十周年前夕万里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七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八○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九○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二十二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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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
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九○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九○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九一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八○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 “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八○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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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August 01, 2009 - 02:01 am: | |
http://www.zaobao.com/zg/zg090801_010.shtml
湖北襄樊发现80多座春秋战国古墓
（2009-08-01）
新闻SMS
（襄樊讯）湖北襄樊考古工作者在襄樊高新区一工地发现80多座春秋战国时期古墓葬。截至目前，这一名为沈岗墓地的地方已发掘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古墓葬近千座。
据新华社报道，考古人员初步探明，这个只有61亩的工地集中了80多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低等贵族和平民墓。这些墓葬分布较为密集，墓葬规模都不大。专家分析，当时这里应该是一个有专人管理的公共墓地。其中有一些墓葬，方向相同、大小相当，并列且相距不远，可能是当时的夫妻合葬墓。
据了解，考古人员此前曾在沈岗墓地的西、南、北都发现过近千座古墓，时代跨度从西周到两汉，大多为低等贵族和平民墓，大多以东周、楚墓为主。这个大型古墓葬离春秋时期邓国都城——古邓城遗址仅1公里。
襄樊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先福介绍说，此处可能是楚人某一个家族墓区，它的发现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跟古邓城相关的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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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July 24, 2009 - 09:47 am: | |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60000/newsid_8164900/8164967.stm
最年轻的市长与最老朽的制度
2009年07月23日
点评中国
林贡钦
最近，29岁的周森锋，当选为湖北省宜城市市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市长，也成了网络上议论的焦点：贫苦的家庭背景，下属为其撑伞，涉嫌论文抄袭，抽价格不菲的香烟。网民们用显微镜和放大镜在观察着这位年轻的官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周森锋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原因大致有四：
一，周是"清华硕士毕业生"，被当地当人才引进了。
二，引进的人才定级起点高，副处级。锻炼了几年，升为正处级；如果考取公务员，定级起点一般是副科级。
三，经中共组织部门大力推荐，市人大全票通过周的任命。
四，周虽政绩平平，但努力工作；虽有些毛病，但无大的过失或违纪。照此下去，仕途看好。关键是，党的培养，自己争气。
中国特色的市长任免制度
周森锋在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以全票当选市长的信息，至少可引发以下信息：
首先，周森锋当选市长是在无争议、无竞争、无差额、无悬念的状态下进行的，与其说是当选市长，不如说是被任命为市长，虽然形式上是经过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
其次，党的意志和决定，使周森锋顺利当选或被委任为市长，这是不容置疑的实质和现实，尽管披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合法外衣。假如有一天，党发现周森锋有贪腐行为或有违背党的利益和纪律的言行，决定罢免他，宜城市人代会也会以全票通过罢免决议案。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长任免制度。
结论是，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党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同级和上一级的中共党委书记是你能否担任市长的关键。当党任命的市长都是孔繁森时，党是"伟光正"；当党任命的市长都成了王宝森时，党仍坚持中国特色的市长任免制度，就成了害民、坑民和祸民了。
最年轻市长引发对最老朽制度的批判
29岁的周森锋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引发网民极大关注，褒贬不一。我认为，对周森锋个人德行的评价适可而止，应反思"周森锋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最年轻市长是官本位的产物。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官本位意识相对较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官本位意识相对较强。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用官位作诱饵吸引人才，然而，人才囿于官本位的桎梏，一般难以施展才干。
以周森锋为例，如果只是当官，四平八稳，唯上唯书，平步青云；如果想有所作为，观念越新，创意越多，干劲越大，越容易与当地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发生冲突和碰撞，孤掌难鸣，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失败离场。
官本位是残余的封建陋习。"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中国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最佳选择。引进"清华硕士毕业生"当市长，是老朽的的封建陋习在现代官场的反映。
第二、公务员制度上的缺陷。
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考公务员难上难的大环境下，周森锋反常规的迅速快捷方式上位，可遇不可求，缺乏透明度，缺乏公平竞争，缺乏制度化。可能违反了公务员按部就班的录用、定级、晋升、考核等有关的制度规定。当然，如刻意培养和造就未来的领袖，则另当别论。
第三、形式主义是科学发展观的大敌。
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越来越充满形式主义的色彩。选拔各级官员有着不同的年龄、党派、性别、文化程度等限制，有时甚至到了近乎刻板的地步。全然把能力、效率、最佳组合等放在次要位置。
毕业于清华、北大，成绩优异，官就当得好，本身就是形而上的观念。考上名牌大学，成绩优异，只表现为个人接受知识的能力，不代表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实践出真知。
形式主义的官员选拔制度，造就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造成了竞争的不公平或职务垄断，有的人被刻意培养，有的人只是陪衬，这正是"顺得哥情失嫂意"。
形式主义的官员选拔制度，势必造成干实事的官员越来越少，弄虚作假的官员越来越多，科学发展观就越来越难落实和实施。
古今中外，当城市出现后，不同时期都出现过最年轻的市长。有民选的，也有委任的；有建树者，也有平庸者。民选的可选优汰劣，委派的如不满只能在爆发前忍耐。衡量市长政绩的标准有很多，从市民的角度看，自己的家园是否在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碧水、蓝天、清气，安全、安居、安乐。能努力做到的，才是个好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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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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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July 14, 2009 - 10:32 am: | |
http://www.popyard.com/cgi-mod/post.cgi?forum=1&page=1&num=169301&r=1
新疆“三区革命”的真相 -- 60多年前的东突和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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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qq.com/a/20090706/001153.htm
“东突”问题历史由来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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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029.com/readnews.jsp?id=16673
俄罗斯分裂中国的历史资料
时间:2009-07-14 来源:猎讯军情网
俄罗斯（苏联）是新疆分裂的罪魁祸首。从19世纪开始，俄罗斯就一直致力于分裂新疆。1865年乘中国内乱未平，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新疆一些地方势力掀起反清运动的时机，在新疆建立了分裂政权，他们同俄国进行了一系列勾结，非法签订商约与协定，大批出卖我国新疆地区的权益。 1871年－1881年俄罗斯甚至出动军队占领了伊犁和塔城，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图谋分裂侵占新疆。在整个清末时期，俄罗斯一直不遗余力的策划新疆分裂，先后策动了阿古柏叛乱、妥明叛乱，以及1918年的库车暴动。 1874年，清政府派左宗棠去新疆平叛，中国军队经过几年艰苦的战斗消灭了分裂主义分子，驱逐了俄罗斯侵略军，并在新疆建省，稳定了新疆的局势。
沙俄政权灭亡后，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插手新疆，意图将其"外蒙古化"，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为苏联控制的独立地区，或者一个象外蒙古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维吾尔族这名称是苏联在1921年在塔什干提出的，之前是以地方来命名，一直不存在统一称呼。
1933年，苏联在北疆的阿山地区策划了反新疆金树仁政府的政变，由阿山地区哈萨克族头人沙里福汗策划宣布独立。同年接受苏联资助和培训的和田人伊敏布格拉成立了"和田埃米尔国"，自任"和田埃米尔"。随后任新疆省主席的盛世才曾经先后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兹拉什金（Злащкин）和阿布列索夫（Априсюв）表示，要求将新疆作为苏联的一个自治区或加盟共和国。条件是苏联出兵帮助他击退马仲英部队对迪化等地的进攻。苏联派兵，伪装成"阿勒泰军"。但是顾忌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干涉，没有贸然宣布吞并新疆。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最有影响的是阿不杜力克木阿巴索夫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最终酿成了1944年惨绝人寰的三区分裂暴乱。
1944年，在苏联的策划和指挥下新疆发生了“三区分裂暴乱”，数万人被杀（绝大部分是无辜汉族群众）。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里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下，大批在苏联学习了特种作战战术的突厥极端分子也纷纷越过国境进入暴动地区，直接参与了“三区分裂暴乱”，主要有1、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苏联编组训练的特种游击队，他们人员虽然少，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2、列斯肯率领的由俄罗斯族人组成的芦草沟游击队。 3、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苏联带回来的突厥骑兵，就是他们制造了玉尔都斯山和艾林巴克的大屠杀。4、最后发展到直接出动苏联红军与中国军队作战，使得中国军队不得不两面作战，在东边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抗战的同时，中国政府抽调大批主力部队进入新疆，在西边与俄罗斯侵略军和新疆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作战。
在1960年代中苏决裂之后，苏联又开始策动新疆地区的分裂活动，在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设立训练中心，从逃亡苏联的中国难民中培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特工，派遣他们回中国窃取情报、煽动分裂活动，并印刷宣传资料，设立维吾尔语的广播电台。苏联设立的维吾尔语的广播电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设立的用来分裂中国的广播电台。直到1985年才停止广播。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越战争爆发后，中苏关系极度紧张，驻扎在中苏边界西段的苏军曾经在中亚腹地进行过入侵新疆的大规模演习。俄罗斯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举行过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军事演习的国家，这些入侵中国的军事演习资料一直被俄罗斯所保留。
除了长期图谋分裂新疆外，苏联还多次分裂或图谋分裂中国其他地区：
1、与日本勾结，狼狈为奸，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于 1933年1月15日通告世界各国不承认"满洲国"，英国政府于1934年3月13日声称永不承认伪满洲国。由于美英的坚决反对，对"满洲国"的历史地位产生巨大影响，直到二战结束，也没几个国家承认伪"满洲国"。随着日本战败，苏联被迫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
2、一九二一年，苏联唆使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独立并立即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一九四四年正式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总面积约十七万平方公里国土。
3、 策划外蒙独立。造成的中国国土流失为144万平方公里。俄罗斯（苏联）还长期驻军蒙古，威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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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qq.com/a/20090706/001153.htm
“东突”问题历史由来及发展趋势
2009年07月06日15:08 中国广州网
“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这一名词出现于19世纪末期。“斯坦”原为“地方”、“区域”之意，但“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某些老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
突厥最初是一古代游牧民族的专称。公元5世纪，它活跃在阿尔泰山一带。公元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它活跃于我国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自西魏至隋唐诸王朝发生了多渠道、多层面的交往。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辖境辽阔。在隋朝和唐朝初期，突厥曾是称霸于中国北部的一大势力。尔后，分裂为东、西两部的突厥，为争夺汗权而争斗不休。8世纪中叶，东、西突厥汗国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而11世纪以后在国外有的史籍中使用的“突厥”，已经不限定于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一切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的共称。到了19世纪末，有人主张把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至阿尔泰山脉之间的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国家。但在历史上，一些人声称的由所有突厥人组成的统一国家不曾存在过。
为了达到分裂和控制新疆的目的，某些老殖民主义者进而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与之相对应，今天的中亚诸国被称之为“西突厥斯坦”)，编造所谓新疆是“东突厥”人的家园的谬论。
从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起，新疆就是中国疆土的一部分。此后，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没有间断。但在20世纪初以后，一小撮狂热的新疆分裂分子与宗教极端分子，根据老殖民主义者制造的歪理邪说，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理论。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 ”，消灭“异教徒”。
“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
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东突”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多次制造动乱。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这是分裂主义分子把其理论变为现实的一次尝试，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不到三个月便瓦解了。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新疆社会稳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形势整体是好的。但是“东突”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违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伺机从事分裂破坏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一些“东突”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在警方查获的“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明确提出，要“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他们编印的小册子《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毫不掩饰地宣称要不惜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学校等场所制造恐怖气氛。“东突”恐怖势力策划实施了一系列血腥的恐怖事件，留下了一篇篇血淋淋的记录。
“东突”分裂运动在 20世纪后期开始恶性发展，近年来第一个发展趋势是联合，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东突”分裂组织大多是在境外，活动分散，而且规模和影响都较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独立，给“东突”分裂主义者卷土重来带来了机遇。原先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东突”分裂组织达成了统一集中发展的共识，提出了“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统一领袖、统一武装、统一行动”的目标。先后出现了“伊斯兰真主党”、“伊斯兰改革党”等联盟性质的组织。
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
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17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
第二个发展趋势是国际化。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趋势发展。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生存空间，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而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为此，分裂组织的头目频繁与西方大国接触，并连年在西方国家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到处举办 “东突厥斯坦问题”国际研讨会、展览会，并不断组织示威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因特网等现代通讯传媒的作用，扩大影响。
诸如1994年4月，“维吾尔人国际联盟”在纪念“东突厥斯坦革命英雄”会议上决定，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问题拟定告联合国书”，妄图进一步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1999 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 ”。“东突”分裂组织头目还拜会美国总统克林顿，递交了关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的有关材料，向美国摇尾乞怜，希望美国能像帮助科索沃的阿族那样帮助 “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东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对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无疑是推波助澜。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 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霍普金斯中亚D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D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分裂组织创办了多种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目前境外“东突”分裂组织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渗透：设立出版机构，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还不断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分裂组织的扶持和领导；拉拢、收买、策反我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和颠覆活动；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人士，扩大分裂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宣传，煽动宗教狂热，最终目的就是进一步发展扩大“东突”分裂运动。
第三个发展趋势是恐怖主义化。从地理上看，新疆在与中亚地区东部相连，使得“东突”分裂组织与该地区活跃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联系”。
在其恐怖主义影响下，1997年，中亚地区的“东突”分裂组织召开会议，批判了艾沙的“和平斗争”主张。1999年12月，来自18个国家的40多个分裂组织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建国”的方针，并就“武装夺取政权”达成共识。计划在十年内建立一支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在新疆地区实施恐怖战、游击战，甚至正规战。为此“东突”分裂组织派遣大出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并在中亚、西亚、阿富汗等地建立了20 余个训练基地，训练骨干分子。哈萨克境内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在阿拉木图召集近100名曾在原苏军服点击查看QQ秀 役的军官和士兵，策划组建武装部队，并在沙特维吾尔族商人的资助下，购买了700 支手枪点击查看QQ秀、 200支冲锋枪、10多挺机关枪以及火箭筒等大批武器，企图偷运进新疆，支持“东突”分裂组织。“东突”分裂组织还疯狂叫嚣，“解放东突厥斯坦不能用和平方式，要靠武力解决”。有些分裂组织公然提出要在南疆山区进行“武装割据”，一些“东突”组织就在纲领中明确主张使用暴力。例如，在阿富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土耳其的“东土耳其斯坦青年民主联盟”、哈萨克“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和“中亚维吾尔真主党”等。还有一些组织，虽然没有在纲领中明确提出要使用暴力，但是在行动中已实际开展了恐怖活动，如“东突信息中心”等。
事实上“东突”分裂组织已经逐步成为“东突”恐怖组织，不但得到了臭名昭著的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拉登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数年前，“东突”恐怖组织就得到了拉登在经费、物资上的大力支持。1999年初，拉登会见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求其“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
2001年2月，拉登及塔利班高层人士在坎大哈与“东突”分裂组织达成协议，帮助其训练骨干成员，并承诺负担2001年的活动经费。此外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分裂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
据报道，曾先后有来自10个“东突”分裂组织的1000多名骨干分子在“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接受过诸如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训练。这些人受训后有的被秘密派遣回中国境内发展恐怖组织，策划从事恐怖活动，有的加入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的则参与了俄罗斯车臣恐怖势力的活动，还有的参加在中亚地区的恐怖活动。如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参与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劫持4 名日本科学家和吉内务部队高级军官的恐怖事件；2000年两名“东突”分裂组织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2000年8月又参与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区，袭击当地政府军的恐怖活动。
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大多与这些组织有关。目前，中国警方已抓获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
2001 年“9－11”恐怖事件后，恐怖组织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东突”恐怖组织不得不表示对美国军事打击的支持，并努力拉大与拉登恐怖组织的距离，千方百计抹掉自己的恐怖主义色彩，要求其成员暂时不要发表过激言论，避免所在国将其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南亚的恐怖组织则抓紧进行战略转移，组织其在阿富汗的成员向周边的南亚、中亚或中东地区转移，以保存实力。同时“东突”恐怖组织再一次扯起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利益” 的大旗，编造所谓“中国政府借机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混淆视听，以逃脱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打击。（来源: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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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三区革命”的真相 -- 60多年前的东突和中共
核心提示：这几天新疆发生暴乱，希望通过本文让网友们了解一段新疆的历史。看看当年在野的中共是如何支持东突势力在中国搞分裂的。
1944～1945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分离主义分子甚至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由于这次分离主义运动动摇了国民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基础，在新疆拖住了近20万国民党军队，客观上支持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因此被共产党吹捧成“三区革命”。事实上，所谓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苏联控制的傀儡政府。
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插手新疆，妄图将其“外蒙古化”，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为苏联控制的独立地区，或者一个象外蒙古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33年，苏联就在北疆的阿山地区策划了一次反新疆金树仁政府的暴动，由阿山地区哈萨克族头人沙里福汗策划宣布独立。但是被新疆主席金树仁及时派兵镇压下去。同年接受苏联资助和培训的和田人伊敏。布格拉成立了“和田埃米尔国”，自任“和田埃米尔”。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最有影响的是阿不杜力克木。阿巴索夫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的“三区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分离主义分子、苏联代理人、后任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包尔汉曾自供道：“苏联方面大力援助了这个革命运动，使伊犁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一直扩大到塔城专区、阿山专区，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就是所谓‘三区革命’。
它的影响还扩展到了南疆和西藏。“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所作所为，就知道它与所谓的革命不沾边。
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是苏联乌兹别克人，一个泛突厥主义者。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他从乌兹别克跑到新疆布道，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他夺得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九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
除此之外，分离主义分子还大肆屠杀汉人。1945年1月伊宁被攻克后，大批极端维吾尔族民族主义者手持木棒大刀，四处残杀汉族人。
到事态被制止时，已经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汉人几乎无一幸免，连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及汉人小学生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三区革命”中被杀害的汉族平民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一般的估计是在二万至七万之间。
1944年9月，蒋介石将盛世才调到南京，派吴忠信任新疆省长，并把各厅厅长都换成国民党方面的人。蒋介石还命令马步芳派一个军的骑兵驻扎在新疆各地，对东突厥斯坦分离运动进行镇压。
1945年期间，经南京政府与苏联交涉，双方同意派代表进行谈判。南京方面派出了张治中，三区派出了热黑木江（团长）、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三人代表团。苏联派出一位代表。经过八个月谈判后，制定了11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恢复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建制。
此后苏联仍试图控制新疆地区，国民党军队与“三区”军队隔玛纳斯河而武装对峙。苏联代理人包尔汉称：“以后尽管国民党不断破坏和平条款，企图派国民党军占领三区，但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坚决斗争，这一企图始终没有得逞，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整个新疆才完全统一，三区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阿合提买江和阿巴索夫等人由伊宁经苏联领空飞往北平，参与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在伊尔库茨克附近失事。有分析家认为，这次事故可能是人为的。
所谓的“三区革命”一开始就是在苏联人操纵下的分离主义运动，运动中数万无辜的汉人平民被大肆屠杀。但是，同为苏联人傀儡的中共，却对“三区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1949年12月20日，曾经屠杀数万汉人的三区民族军被改编为中共解放军第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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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July 12, 2009 - 02:38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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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城
有人说，北京是一座曾经伟大、现在巨大的城市。这评价暗合了北京从文化古都到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轨迹。曾几何时，触目皆是的“拆”字在拆除建筑的同时，也拆除了人们的记忆。按照史料记载，从公元1153年金中都建成到今天，北京已有853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人们却突然发现越来越难以在这座城市找到历史发生过的完整证据。历史缺席了，一座一流的历史名城或许将沦为三流的商业城市……
绝版北京 梁思成的眼泪
当一些人得意于环路的“绝妙”设计时，他们似乎忘记了北京曾有过多么古朴壮观的城墙——这城墙收藏着城市的兴衰与荣辱，记录着古都的气质与幽思。半个多世纪以前，为保留北京城墙，梁思成据理力争，他想象着将城墙建成环城公园，北京人在这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公园里溜鸟的美景。然而，现实中，一幢幢巍峨的城楼被拆除，拆下的城砖、渣土重达1100万吨，足以堆起12座景山。“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在一个灰蒙蒙的黎明，梁思成攀上一段即将拆毁的城墙，老泪纵横地说：“50年后会有人后悔的。”
50年间，在旧城原址建新城的北京跻身全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列——能拆的都拆了，只剩下那些号称谁也动不得的名胜古迹还在支撑着古都的骨架。日趋深入的城市改造让北京看起来就像一个嘈杂的大工地，成片的古建与民居倒在了轰鸣的推土机下，遭受了比拆城墙还要严重的浩劫。形象破旧、落后标志、浪费用地、阻碍发展，这4个认知误区却宣判了古都的命运。仅仅是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间，崇文区就陆续拆除了建于明代修于清代的铁山寺、湖北会馆等5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两院院士周干峙曾说，那些想用历史基础赢得高回报率的开发商、急于快速表现政绩的城市领导者、企图从大拆大迁中得到好处的蹩脚规划师、希望改善居住条件并赢得拆迁补偿的居民成了大规模改造旧城的有力支持者。
如今，当一些人为“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城市面貌洋洋得意时，北京还有资格被称为“无与伦比的杰作”吗？“几乎所有到过北京的人都会渐渐喜欢上它……它的难以抵御的魅力恰如其难以理解和描绘的奥秘。”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用英文写了追怀北平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其中的这段话现在读起来已全无意义。
时至今日，准备举办奥运会的人们突然发现，北京不能只是一个历史虚名，他们决定修补和重建古都风貌，但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高楼林立的北京终于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城市建设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翻版北京 脸上的伤疤
“为什么古者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解放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城市改造。2005 年4月的一天，这位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十余年之久的设计师从市中心徒步走到东五环，看着路边的新式建筑，他感慨：“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有一句台词，说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是巴黎脸上的一道疤。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是由法国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从景山往南望，视线中出现的除了红墙黄瓦，就是这个被戏称为“安德鲁的蛋”的建筑。建筑圈里有人说，法国人通过这个建筑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金字塔的一箭之仇。
北京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伤疤？2006年8月，在全球地标联盟举办的“2006地标峰会”上，北京财富中心、北京银泰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入选 “中国10大新地标综合体”。这三大建筑中，高度最低的银泰中心也有249.9米，而最高的国贸三期则达到了约330米。有媒体赞美“三高”汇聚的国贸区域是新北京城市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这似乎宣告着一种文化的消亡和更替。
“一方面是拆得很惨，一方面是建得很糟，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在作家冯骥才所说的600多个城市中就包括了北京。规划性破坏，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行为了。“多好的规划方案在我听来就像尸检报告，将活生生的历史变成一个个尸体，然后搁在手术台上进行分析。”比照现实，冯骥才的话并非耸人听闻。老北京负载和传承着古老文化的种种变迁，而失去了厚度的新北京看上去好像已经毁弃了经过卓绝的努力才淬炼起的古代东方文明中心。北京城或许需要的是一个有尊严的归宿。
如今，在经历了诸多“古建劫难”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传统建筑的保护，但在为数众多的官员眼中，发展旅游产业成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第一动机，历史文化遗产成了旅游产业的筹码。正因如此，一些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事情时有发生，1986年北京拆毁琉璃厂老街，建起一条不伦不类的琉璃厂文化街就属此类。除此之外，人们在北京总能见到一些生搬硬凑的仿古建筑。“让我们非常安静地走在祖国美好的土地上，而不要走在叫卖声一声高过一声的市场里。”说这话的恰恰是被评价为最具商业意识的作家余秋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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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July 08, 2009 - 10:22 am: | |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40000/newsid_8140600/8140604.stm
4000公里的导火线
2009年07月08日
乐安
BBC中文网记者
新疆的骚乱事件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引起了新一波维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对立。
周日乌鲁木齐维吾尔人示威的直接起因是远在4000公里之外的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6月26日发生的维汉两族员工斗殴事件。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斗殴事件是因为有人“造谣”说该厂有汉族女工被维族工人强奸，结果数百人参与的斗殴导致两名维族员工死亡， 100多人受伤。
出事的旭日玩具厂香港老板蔡志明称，是响应政府的扶贫政策才聘用了这批新疆人。
不过，纵观新疆近年来向中国内地、沿海劳动力输出以及这一政策出现的问题可以发现，韶关事件固然可以说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但新疆少数民族对劳务输出的抵触由来已久。
从疏附到韶关
韶关斗殴事件中的维吾尔族人主要来自新疆喀什附近的疏附县。5月21日离开疏附的这400多名农村青年已经是这个只有36万人口的小县今年送出去的第七批外出务工人员。
在内地省份，河南也好，安徽也好，谁都无法想象一批青年南下打工会有当地党委、政府举行欢送仪式。但疏附县和新疆其它县市一样不仅举行了仪式，行前还由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汉语、法律甚至礼仪方面的培训。
可以看出，和内地外出打工不同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出去打工更多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政府的事；更多的不是一个外出赚钱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东西合作、“民族互助”的政治问题。
而更根本的不同还在于汉民族和当地少数民族不同的观念。
内地汉人相信“人挪活树挪死”，离家打工是多数人自然、自发的选择。而新疆农村的很多维族父母则担心，孩子外出打工会“学坏”，会“惹祸”。
对年轻穆斯林女子来说，外多打工则面临更大的来自传统习俗的压力，甚至会担心连未来找婆家都可能受到影响。
打工运动
正因为这样，劳务输出这个中国西部开发经济大战略的构成部分在新疆变成了政治任务。
至少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地各级政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工作。
乡村干部（往往由经常是汉族的乡党委书记牵头）和青年团、妇联一起，不仅做可能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的工作，也去作他（她）们父母的工作；不仅作普通村民的工作，也作民族人士，比如阿訇们的工作，让这些有威信的人出来宣传外出打工的好处。（新疆有些地方过去曾用同样手法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尽管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并不严格。）
不少地方都制定了劳务输出的目标和奖惩办法。有的县甚至把措施具体到了一个单位完成计划奖励几千元，具体工作人员输出一个劳动力奖励几十元的程度。
还有的县向同意外出的青年家庭奖励电视机，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时代。
在真主和金钱之间
按照一般汉族人的想法，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常理”。这也是很多主持劳务输出工作的新疆汉族干部的自然想法。但是正如藏人把来世看得比今生更重要一样，对很多新疆穆斯林来说，他们贫瘠的乡土、他们去礼拜的清真寺比内地的高楼大厦、比数倍于眼前的收入更加重要。
何况，面对已经政治化、运动化的劳务输出，人们也可以问：内地也提倡的“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办法为什么在新疆不能大力推动，而一定要把劳力转移出来？
近年来，在大约有800万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包括各种年龄段）的新疆已经有十几万人次（青壮年为主）外出打工。而同时，每年在棉花收获等农忙季节又有大批内地汉族农民工进入新疆。
另外，在包括疏附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县，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劳力输出真的是脱贫致富的唯一灵丹？
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后果
新疆少数民族员工在内地或者沿海地区工作的收入和待遇应该说还是过得去的。根据地区的不同他们基本都有1000元上下的月收入，他们一般也都每年给家里寄回数千甚至上万块的积蓄，也可见他们在打工地的消费并不多，生活并不宽裕。
接受和派出务工人员的地方也不能说没有意识到这些少数民族员工的特殊性，一般派出地也会有带队干部陪同。
在韶关，这批维族员工到来后，当地劳动和宗教部门就曾考察了他们打工的玩具厂的食堂和宿舍。
不过，现在我们仍无从知道这批维族人在厂里工作生活的情形到底如何。
韶关骚乱发生后，玩具厂老板、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对香港《明报》表示，这次事件“主要由于厂内新疆人与广东人的生活习惯出现差异”。
近年，中国企业，特别是沿海加工企业经常发生因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起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汉族员工来说不过是劳资矛盾，但对少数民族员工来说就可能加上了民族矛盾。
而这一点，估计很难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企业主和以确保当地经济增长为要务的地方官员所愿意考虑的。一旦出了问题，还得上级、甚至中央政府承受后果。
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民族关系，连“新疆”这个名字本身今天听起来也显得怪异，因为乾隆年的收复已经有250多年，新中国的自治区也成立了50多年。
新疆固然已经不新，但新疆仍然特殊。劳务输出如此，其他事情也如此。
中国各地近年拆迁纠纷不断。在新疆，南疆名城喀什的老城也不断在保护和改造的名义下遭到蚕食。
周日的骚乱已经暂时平息，但难保动荡下一次又因为哪个地方的“旧城改造”而再起。因为对地方官和开发商来说，中央政府的维稳大计远没有他们的政绩和金钱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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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yol.com/content/2009-07/07/content_2746931.htm
学者观察：“疆独”持续暴动没社会基础
2009-07-07
中新网7月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发文说，中国西部维吾尔族地区爆发多年来最严重的流血事件，观察人士认为，“疆独”组织的行动模式从过去的恐怖袭击，转变为组织社会暴动，但“持续的暴动并没有社会基础”。
文章引述长期关注“疆独”问题的评论人士蒋兆勇的话说，乌鲁木齐7.5事件，导火线是6月25日广东韶关发生汉族工人与维族工人间的械斗，据报道，两名维族工人被打死。远在广东的韶光案件会牵出乌鲁木齐逾千人死伤的流血事件，说明后者是有“剧本”的，是“从一个社会治安事件中抽离出政治性的解读，然后赋予‘民族压迫’的话语构建，有组织地制造暴动”。
蒋兆勇分析说，20世纪90年代，“疆独”组织在新疆地区进行恐怖活动属于经常性行为，但是由于遭到严厉打击，加上国际反恐环境变化，尤其是美国2002年宣布将“疆独”组织“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美国态度的转变让走“武装斗争”路线的“疆独”组织陷入困境。
蒋兆勇说：“现在是(‘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的)各种派系重组以后，以另外的方式运作。这次是选择了这么一个事件进行动员。”
对于外界批评涉疆问题，中国大陆学者受访时反驳说，外界经常夸大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说：“大家都爱拿放大镜看新疆。”杨圣敏说，2005年他曾经带着20多名研究人员到新疆对维族人进行抽样调查，在收集到的3000份问卷中，有85%受调查者表示认同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90%以上表示反对“新疆独立”。
至于这次7.5事件的后续发展，受访者并没有表现出深刻的忧虑。杨圣敏认为，“持续的暴动并没有社会基础”。(韩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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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yol.com/content/2009-07/07/content_2746930.htm
背景资料:热比娅从政协委员到阶下囚
2009-07-07
中新社乌鲁木齐七月七日电 热比娅全名热比娅·卡德尔，一度是新疆女首富，后被查出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并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刑。
热比娅一九五一年出生于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勒泰市。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她在乌鲁木齐商业区二道桥租下一个小摊位，正式投身商海，经过十年发展身家上亿，成为当时新疆女首富。
不过，这位政商名人却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据查实，热比娅及其子女在乌鲁木齐市注册登记的阿克达工贸有限公司，自一九九四年至二00四年在经营过程中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偷税漏税八百多万元人民币；欠缴滞纳金二千余万元；拖欠银行和个人各类债务二千八百多万元。
一九九九年八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二000年三月，乌鲁木齐中院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热比娅八年徒刑。服刑期间，热比娅个人提出保外就医申请，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司法部门同意其申请。二00五年三月十七日热比娅出狱赴美保外就医。热比娅出国前一再向政府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
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区委书记王乐泉曾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热比娅一出境就变卦了，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头面人物包括暴力恐怖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起，密谋筹划各种分裂中国的活动。同时，指使其境内子女变现所有可以变现的资产，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国外，并设法为其子女在国外定居办理手续。
热比娅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并且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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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40000/newsid_8140200/8140226.stm
分析：热比娅是"黑手"还是"领袖"？
2009年07月08日
威克
BBC中文网记者
中国官方指责新疆"7·5"事件是"境外敌对势力"在幕后主使，官员还特别单指流亡美国的热比娅。
虽然热比娅曾经向BBC中文网表示，中国是把责任推给了她，她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那么到底流亡海外的维族团体和人士能够有多少的影响力？
其人其事
热比娅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也曾经被誉为"新疆第一女富豪"。
她在公元2000年被当局以非法向境外组织提供国家情报的罪名入狱6年，出狱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流亡美国。
热比娅在还没有入狱前，似乎在中国境内有一定的影响力，热比娅流亡之后又成立了维吾尔流亡团体。
她随后还当选了维族流亡团体中据称是影响力最大的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主席。
热比娅也曾经多次在海外带领抗议中国"压迫维族人"的示威活动。
不过这并不足以够证明热比娅有领导、左右、号召维族人起事的能力。
内部矛盾
当年热比娅流亡到海外，就曾经有流亡维族人士对她表示不满，认为热比娅及其家人所谓的"受到迫害"，不过就是"官商勾结、利益分配不均"的结果。
据了解，至今尚有不少维族流亡人士不谅解热比娅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等官方职务。
至于中国境内的维族人怎么看热比娅？这是很难评估的。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热比娅在维族人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
有的说法是，中国现在矛头对着"三股势力"的"头子"-热比娅，就是想要把问题焦点从国内转向国外，加快境内"灭火"、"降温"的作用。
但是中国一直把热比娅形容为"分裂势力"的"黑手"，很可能会引起维族人的反效果，也就是反而增加了热比娅在维族人心中的分量。
也很难说，热比娅在海外的名声能或者不能间接地影响到中国境内的维族人。
热比娅本人是坚决否认她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不过分析人士也说，热比娅或者说"维吾尔权利运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争取到中国国内一般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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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30000/newsid_8139600/8139681.stm
见证：乌鲁木齐骚乱事件
2009年07月08日
乌鲁木齐骚乱发生后，当地的人以及有亲人在当地的人陆续向BBC讲述他们的经历。
以下是他们发给BBC新闻英文网站的个人经历，由于新疆的互联网和手机通讯受到严重限制，BBC未能与其中一些人取得联系，以核实有关内容。
来自乌鲁木齐的声音
广东商人黄秀生（音译），骚乱发生时在乌鲁木齐出差，刚刚返回广东
我目击了骚乱，真是太可怕了！
街上有很多很多人，多数是维吾尔人，不过也有不少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在用手机拍照。
那些维吾尔人很愤怒，他们攻击遇到的所有人。我在外面待了大概半个小时，后来我害怕起来就回酒店了。
第二天我一直待在酒店，因为我不敢出去。我从窗户向外看，可以看到街上有很多人，还有很多军人。
就在我回家之前，他们告诉人们不要出门，车辆也要限制。我不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我不懂政治，也不知道骚乱是谁引起的。
英国人彼得与他的中国妻子一起在乌鲁木齐生活。他是英语教师。骚乱在星期天发生时，他和妻子正在逛街
示威者的前进路线被警察阻断，警察的行动不是非常有威胁性，好像就是要向示威者表明他们不能再往前走了。示威者在距离警察大约30米的地方停下，几分钟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突然毫无预警地冲出来向警察投掷石头。
警察开始没有反击，可几分钟后可能是看明白投掷石头的人不会停手，他们就开始向示威者前进。
我必须得说那些警察处理这件事情的做法跟我们自己国家的防暴警察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过分使用暴力，也没有无故发动袭击。
看到这一切在我们眼前发生真是很可怕。我通过手机看了你们的报道（用的是没有被封锁的服务），发现居然有些海外中国人试图从中捞取政治资本。我亲眼看到的是示威者先攻击警察，后面的事情根本是他们自找的。或者，这就是他们的初衷？
北京人莎伦（未提供中文名字），正在乌鲁木齐出差
我是昨天晚上到的，今天一整天都跟其他同事待在酒店。我们上司不让我们出门，因为外面看起来很危险。
从酒店的窗户我们看到一大群汉族人，他们都拿着木棍，盯着同一个方向，在等着。
我们看了电视报道，有宣布说从晚上9点到早上8点有交通管制。
阿里
互联网不能上了，从乌鲁木齐出发的航班和火车也都停开了，所有的学校、办公室和机构都无限期关闭了。
官方媒体在掩盖真相，没有真正的报道。官方媒体只是播放了几个汉族人被打的场面，但是没有报道警察杀害示威者的事情。
示威一开始是和平的，不过后来警察向示威者开枪，所以示威者才愤怒了，这才是暴力事件的导火索。
在示威中被杀死的人们哪里去了？他们都是谁？为什么要用武力镇压乌鲁木齐的示威，而在广东玩具厂出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来自新疆之外的声音
李，新疆伊宁回族人（未提供中文名字），现居北京，不过与仍居住在伊宁的父母保持联系
我父母开了一家餐馆，我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说政府下令所有商业都关门，等通知何时开门。所以他们把餐馆关了，等着进一步的指示。
当局建议居民留在家里不要出门，街上到处都是防暴警察和解放军。
到处都是通缉犯人的名单，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可能是涉嫌跟乌鲁木齐骚乱有关的维吾尔人。
我对政府处理这件事的手法很满意，我觉得他们的报道很真实。
古尔米尔，来自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她的姐姐仍在乌鲁木齐
我给姐姐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头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很多学生聚集在她家附近的公园里。
警察追赶他们，他们无路可逃时，警察向他们开枪。学生们一个个倒下，有很多血。我姐姐很伤心，一直在哭。这对所有维吾尔人都是黑暗的一天。
来自乌鲁木齐的汉族人特里（未提供中文名字），现在上海工作，与他在乌鲁木齐的家人和朋友一直保持联系
我给我父母打了好多次电话才打通，他们说街上有很多人，又有更多的示威，不少商店被抢，建筑物被放火，无辜的人被袭击。
这一切都仍然在发生，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星期天被人用石头砸了头，受了伤。
为了自卫，汉族人现在开始携带木棍。
我有些维吾尔朋友，他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多普通维吾尔人不认同那些示威者，他们也知道这次骚乱是由激进组织策划的，为的是破坏乌鲁木齐的和平。
我父母告诉我一家维吾尔商店也被抢了，店主也受了伤。
那些示威者让我很愤怒，新疆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这些犯罪分子应该因他们的反人道罪行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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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zg/zg090708_003.shtml
繁华一夜间消失了
● 张晓中 乌鲁木齐报道
乌鲁木齐暴乱事件
乌鲁木齐是新疆的首府，以前来过两次，感觉这是一个多民族汇聚的繁华城市，市中心人民广场曾经是最热闹的地方。
但这次见到的乌鲁木齐，已跟以前完全不同。我居住的海德饭店就在人民广场旁边，以前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受“7·5骚乱”的影响，街道空无一人，商店全部关门歇业，往日的繁华好像一夜间消失了。
前晚采访结束，到了酒店已是晚上9点钟，因为用的是和新疆所处时区相差两个小时的北京时间，这时的乌鲁木齐天还亮着。来酒店前到医院采访骚乱中的伤者，听到了当晚发生的惨剧。当我来到酒店附近时，首先看到的是人民广场四周站满了手持盾牌的武警，五步一岗，警备森严。
进入酒店就被告知，房间互联网因为特殊时期已被屏蔽，国际电话也中断，只有三楼新闻中心有数十条宽带网线供记者上网发稿。这次来报道的外国媒体创纪录的多，有50多家，再加上北京中央媒体，记者近200人，当中很多是电视台、电台的记者，他们发送信号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新闻中心到处是排队的记者。
我选择在房间先把新闻稿写完，然后抄到U盘再到新闻中心发稿，这样可以节省上网时间。排了近半小时，终于等到一条网线，赶紧上网传稿。一切搞定，才放心去吃晚餐，看一看表，已经半夜了。
昨天的采访经历，让我感受到了采访骚乱事件的危险和艰辛。
昨天早上10点，外国记者被安排乘车前往一家被烧毁的汽车专卖店采访店主。来到采访地点时，看到正在路上吃饭的士兵，周围停放了多辆军车和装甲车。
汽车专卖店已经被完全烧毁、院子里横七竖八地停着十多辆烧得面目全非的汽车。据店主郭建新介绍，当晚他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是有闹事的人要来，“我组织 20名员工到店里防范，到了10点钟，一百多匪徒闯入店里，开始打砸抢烧。我看（情况）不好，立即让员工撤退到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据郭建新介绍，这次店里损失惨重。光被烧毁的新车就价值30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64万新元），再加上店面装修100万元，总共损失400万元。他说，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一定的补偿，帮助他渡过难关。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街道对面几十名高喊口号的维族妇女，突然朝着外国记者团走来。领头的是一个名叫马丽达（18岁）的年轻姑娘，她挥动手臂，带头用维语呼喊口号。
维族群众游行
她告诉记者，前天晚上，她的爸爸、哥哥被公安抓走了，现在只剩下她和妈妈。她一边哭，一边说：“昨天警察闯进我家，抓走爸爸和哥哥。他们还用拖把打我。我们不想打架，我们啥都不知道，我们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过去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大家都是好朋友，没有打过架。怎么一下子都变了？”
由于加入游行队伍的维族群众越来越多，当局开来警车和装甲车，向群众喊话，让他们离开。不一会，大批持枪特警也赶到现场，气氛非常紧张。一面是示威群众，一面是武警和特警，中间夹着采访的外国记者，场面相当混乱。
虽然维族群众情绪激动，但是现场的武警和特警都表现出很大的克制，没有强行驱散，也没有释放催泪瓦斯。当然，现场因为有大批外国记者在场，这也让当局必须克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后，武警将游行群众一部分、一部分地分开驱散。这时，拍得差不多的外国媒体在当地新闻官员的劝说下，上了汽车。我周围的持枪的特警很不耐烦地催促记者赶快离开。
当我们离开时，才发现现场是多么的紧张。后面的警车、装甲车、各种汽车排起长龙，周围的军人、武警、特警、便衣把现场周围团团围住，如临大敌。汽车开动后，我看到很多记者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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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yl/yl090708_001.shtml
中国新疆地区暴乱的原因与对策
|0{（2009-07-08）
● 纪 赟
中国聚焦
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经济问题一直是应该重点加以解决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贫富分化问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发展再快，最后必将是以动乱和大破坏来加以结局。
中国应该借鉴美国以及新加坡等的成功经验，要以民族大熔炉的政策（Melting Pot policy）来取代民族自治政策。强化华人（Chinese）概念而不是某一单独民族概念。
这两天新疆地区的暴乱，以及造成的巨大的人员伤亡，联想到去年西藏发生的流血冲突，感觉实在是太让人痛心。然而仅仅痛心是没有用的，现在已经到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首先要说明一下中国大陆目前的民族政策，其核心就是“民族确认与民族自治”。说实话，如果不是一个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三十来年的人，外国人是很难能体会在中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所能享受到的好处。在我幼年时，物资还异常匮乏，而我的一位姓杨的同学，据说他是回民，所以每到过年时，就有普通汉民没有的牛羊肉、芝麻油等副食品的供应。这几乎让每一个汉族人都觉得非常羡慕。
而且，我知道他家里是完全和普通汉族人没有任何区别的，甚至包括吃猪肉等等一般回民的禁忌。以后，开始上大学了，才知道，原来少数民族上大学也是有分数照顾的。直到我读硕士时，那一年的全国统考的英语及格线是55分，而如果你是少数民族，那只需要50分。前几天大陆刚刚又爆出了丑闻，重庆的高考状元将自己的民族由汉族改成了少数民族。
另外，一个社会一般来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中国，如果你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犯了同样的罪，你完全可以获得更宽厚的处罚。因为在大陆法律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待少数民族要实行“两少一宽”的政策。什么叫“两少一宽”呢？无非就是对少数民族的犯罪人实行“少捕少杀”，并且在“在处理上一般从宽”。所以，整个大陆在九十年代以后内地出现的大量新疆籍犯罪集团的问题，内地的司法机关几乎都束手无策。由于政策的原因，不少地方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犯罪的纵容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种事情，我想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因为在中国，你如果是少数民族，是可以享受到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好处的。
民族政策的误区
但是，即使是这样，得到的实际效果却并不好。中国境外总会指责中共当局歧视少数民族，中共当局更是自感冤枉到了极点。少数民族尤其像藏族和维族固然是不买账，而一般汉族的普通民众也是牢骚满腹。觉得自己和少数民族一比，纯粹成了二等公民。在这所有的族群之中，竟然没有一家感到满意，真是奇怪到了极点。所以，无论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绝对是一个有问题的政策。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根源还在于中国的民族政策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完全是照搬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策。关键就是我上面讲的“民族确认与民族自治”。其实在中国，强调“民族”（Nation），并同时强调“民族自决”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以前有人问我“汉族到底是个什么民族”？说实话，我用了几乎好几个小时才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因为对这个问题，你不能仅从血缘上考虑，而要从文化来加以把握。
其实，一般有过出国经验的人都知道，出国时填你的民族，我们决不会写“Han（汉）”而只是写“Chinese（华人）”。像我提到的那位回民同学，他自己的爸爸是汉人，妈妈是回民，他自己填表时填的是回族（不能不说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后来又娶了一位汉族的女子，而他的孩子，据我所知，到现在填表时还是填回族。像这种情况，再强调他的民族，又还有多少意义呢？而且，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在于，前苏联诸多加盟共和国，一遇风吹草动，就纷纷独立出去，这种民族自治造成的分裂局面殷鉴不远，难道中国还想重蹈覆辙吗？
但是有人可能要问了，同样是民族自治地区，为什么只有新疆和西藏闹独立呢？这是因为这两地除了民族问题以外，还有宗教冲突，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矛盾就是贫富分化问题。看看中国最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其中一个主导因素也是因为贫富、官民之间的对立。而到了新疆地区，这些问题都被民族和宗教问题掩盖掉了而已。
应取消过度倾斜的政策
那么解决之道在哪里呢？首先，要重新考量民族政策中不合时宜的地方。不能再“人为地扩大民族问题”，比如说应考虑逐步取消不平等的过度倾斜的民族政策。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借鉴美国以及新加坡等的成功经验，要以民族大熔炉的政策（Melting Pot policy）来取代民族自治政策。强化华人（Chinese）概念而不是某一单独民族概念，否则，一旦有了社会动乱或者其他问题，即使现在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等也难保不出现独立的趋势，前苏联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其次，要正视并解决民族矛盾之外的其他矛盾，比如宗教上的矛盾。这一点在西藏问题上尤甚，中国政府在以前，比如文革期间是有欠账的。而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对无神论的推崇和宗教的防范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将之过度强化到全体国民的意志之上。当然，对于以宗教为工具来分裂国家，自然已经超出了可以容忍的限度。
另外，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经济问题一直是应该重点加以解决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贫富分化问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发展再快，最后必将是以动乱和大破坏来加以结局。而以新疆为例，南疆这些维族聚居地就一直比较落后，贫富差距、汉维之间的差距也大。而这些经济上的赤贫者，是最容易被煽动而参与暴乱的人。解决了他们的贫困问题，就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同样的道理是要加强赤贫地区的教育问题，除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外，可以考虑再延长三年。多建一所学校所花的钱，总比少建一所监狱对一个社会的贡献要大一些。而这两点，不仅对新疆适用，对中国其他内陆地区也同样适用。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民族政策已然实行多年。现在要想改变，又谈何容易。再加这几年整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割裂与对抗已是愈演愈烈，作为一名海外华人，思之真是不胜伤感。
作者祖籍中国安徽，专业为佛教文献学，现为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
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 | Posted on Saturday, June 20, 2009 - 11:27 am: | |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00000/newsid_8109600/8109620.stm
中国到底是穷国还是富国？
2009年06月19日
贺志杰
BBC驻上海记者
中国到底是个穷国，还是个富国？怎样才算公平的跟中国打交道？国际社会是应该更加关注仍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上亿中国人，还是更应该看重它那数以万亿计的外汇储备？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是年轻廉价的劳动力
在中国的一些评论人士现在说，中国经济已经看到了复苏迹象。里昂靡证券亚太市场的中国市场策划师罗特曼就说，中国会比世界其他国家都更早走出经济的低谷。他说，世界其他国家还在为修补自己的银行体系而头痛，但中国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紧紧地控制在共产党手中。
他说，"毫无疑问，不管是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还是在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头脑中，走出这场经济危机后的中国会变得更加强大。国际社会今后会认识到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
如果罗特曼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形势的确早于其他地方好转，那么从国外看，中国当然会显得相对来说强于它的竞争者。如果从经济总量而不是人均数值来说，中国也会看起来富裕的多。
怎么看中国？
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谢安迪（Andy Tsieh）表示， 总体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超过了3000 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中国很可能在今年或明年就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谢安迪同时表示，究竟怎么看中国远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他表示，不能把中国当作一个正常国家来看。中国太大了，有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就像是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同时存在于中国之内。那里还有上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曾象中国这样在发展的如此早期阶段成为全球如此重要的一个经济力量。 在上海这个城市，放眼望去，到处是摩天大厦，修剪整齐的草坪和花坛。很容易让人忘记这个城市是个特例，而不是中国普遍的发展景观。
里昂证券亚太市场的中国市场策划师罗特曼指出，上海看上去可以同伦敦，纽约或巴黎媲美。但是一离开上海，就完全可以是另一幅景象。上海的人均收入要比甘肃的高出十倍。中国的一半人口仍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在中国，人均收入每天不足一美元的人口超过英国全国人口的一倍。
发展不平衡
一些中国国内的评论人士抱怨西方政策制定者在评估中国的贫富水平时有意忽略罗特曼刚刚提到的地区发展差别的因素，向中国提出过多的要求。在他们看来，西方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想把中国当作一个能把他们拉出经济泥潭的巨大经济动力。
中国政府去年11月公布了5860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按照GDP比例，这一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大。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是个相当富裕的国家。伴随政府巨额投资的，还有中国国有银行对企业和个人的大批贷款。它们使企业免于倒闭，使个人增加消费能力。虽然这些举措似乎起了作用，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尚金伟（音）担心，这会使那些政策制定者过分自信。 而一个开始自我感觉富裕，感觉至少比竞争者强的国家很容易犯错误。
其他判别标准
当然，最后决定一个国家是富国还是穷国还有其他判别的标准，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国家钱和资源的多少。
上海复旦大学的沈丁力（音）教授认为，过去30年，中国的财富增加了不少，但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他说："我们积攒了大量的金钱。但代价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不是一种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的结论是，中国在环境上，生态上，思维上仍是一个穷国。下不了决心少赚钱，少破坏环境"。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表示，挑战和机遇总是同时到来。 随着西方经济变得相对弱势，中国究竟是一头应当驯服的巨兽，还是一个仍旧需要西方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一个急迫需要答案的问题。
许多分析人士报怨，时至今日，对中国固定不变的看法仍然占上风。中国要么是一个政府控制一切的专制国家， 要么是一个引领世界经济的动力。而实际情况却可能是在两者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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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印度山地作战部队在冰川上巡逻
http://junshi.cctv.com/20090620/102218.shtml
印军两个山地师进驻藏民区 专家析3大原因
2009年06月20日
来源：中国日报网站
据印度媒体6月10日报道，印度近日在中印边界“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增兵6万余人，并将战机基地迁至东北部，以对抗中国的“威胁 ”。与之相呼应，6月15日，印军加紧向中印边界东段派遣4架苏-30MKI战斗机，并着手增派两个师驻防，每个师约有2.5万至3万人。
而就在昨天(6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与前来出席“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会晤的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了会晤，双方表示，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以前，不采取不利于边界安宁的任何行动，那么印度最近的大举动是否与之有悖，究其原因又是什么？中印未来的关系会怎样发展？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日报网专访了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大使和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叶海林教授。
王大使认为，中印关系对中国、印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昨天胡锦涛主席已经跟印度总理辛格会面了，当前中印关系里我们最需要防止的就是挑拨离间。
王大使说，这几年来拉拢印度是美国、日本和欧盟在这个地区的重中之重，挑拨离间是他们36计中最重要的一计。举个例子，在一个印度洋沿岸国家，我们帮助他们建了一个港口，完全是基础建设，包括商业上的运作，当然也有商业利益，马上就有人大肆宣传中国要搞军事基地、建海军基地，其目的是要遏制印度。法国在阿联酋要搞军事基地，它是真的建军事基地，却没有一家媒体报道。印度跟我们搞军事演习不报道，跟美国、日本一搞，矛头就指向中国。
王大使进一步说，媒体的挑拨是很厉害的。因此我觉得要十分注意。印度总理跟胡主席会面讲得非常清楚，印度把发展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摆在最重要的地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反华政治活动。
谈到中印关系，叶教授认为，中印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用三个“C”来代表，就是竞争、合作、挑战。中国看重的是合作，更多的希望与印度在国际区域和双边层面开展坦诚的合作与对话。但反观印度，在三个“C”当中，竞争是他比较强的心态，但这可以理解，印度2007年GDP才超过1万亿美元，在长期的竞争趋势中中国仍然占有优势。相对来说实力较弱的一方希望跟实力较强的一方竞争，这是可以鼓励的，只要不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原则我们都鼓励。
印度也主张跟中国的合作，但在这些方面之外，中印其实是有存在冲突的可能的，比如在西藏问题上。印度在印度洋上的一些举动对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善意的信号，中印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概念。
在谈到印度在中印边界增兵问题时，叶教授认为，这个事情已经有相当长的铺垫了，直到去年的时候印度总理、外长先后去了中国的藏民地区，今年印度总理又一次去这个地区。也就是说，印度从2007年、2008年以来对中印领土边境的态度正在日趋强势，这次动员了6万军队，两个山地步兵师的实力进驻藏民地区，在离中国最近的印度最大的空军军事基地部署最新的战斗机。这样做有三点原因：
第一，印度要强化对争议领土的控制，这种实际控制是为他将来在中印边境谈判当中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做准备。
第二，印度和美国同为“民主国家”，存在“天然”关系。对于中美两国的接近，印度是颇具戒心的，因此不能排除其采取制衡中国的做法，以使相应的地缘战略态势有所改善。
第三，在解决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上，印度能对美国做的贡献并不很大。但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安全秩序下，印度却能通过遏制中国给美国帮大忙。所以印度出于国家利益方面的考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主动性的行动，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做法显然会伤害到中印双边关系。从1998年低谷到现在，中印关系这10年间的恢复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其倒退，是很遗憾的，希望印度能认识到自己的单边行动不可能只有单边的后果。
6月16日下午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秦刚在回答有关记者提问的中印边界问题时表示，发展中印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中印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印两国领导人和政府达成的共识，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处理中印边界有关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明确，希望中印双方要共同努力认真落实两国之间达成的共识，维护两国边界地区的和平、安定，从而为两国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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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ifeng.com/article/2808681.html
中国陆地951万平方公里，非960万平方公里？
发表于 2009-06-16
最近一条新闻轰炸了各国媒体头条，就是印度向中国藏南地区增兵6万和在边境正式部署3个军及苏30MKI战机群，称不会再现1962年败绩。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先后打过朝鲜战争、中苏、中越、中印自卫反击战，其中最没有悬念的就是中印反击战......然而，中国的近现代史，实在不堪回首，明明是战胜者，却偏要向失败者割地。50年前的中印战争明明打赢了，解放军站在山头上已能看见新德里轮廓，然而当时解放军居然一路后撤，莫名其妙的撤到我们坚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拱手将9万平方公里领土相让。
中国陆地951万平方公里，非960万平方公里？
发表于 2009-06-16 08:09:21 类别：捧糊涂读史
最近一条新闻轰炸了各国媒体头条，就是印度向中国藏南地区增兵6万和在边境正式部署3个军及苏30MKI战机群，称不会再现1962年败绩。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先后打过朝鲜战争、中苏、中越、中印自卫反击战，其中最没有悬念的就是中印反击战......然而，中国的近现代史，实在不堪回首，明明是战胜者，却偏要向失败者割地。50年前的中印战争明明打赢了，解放军站在山头上已能看见新德里轮廓，然而当时解放军居然一路后撤，莫名其妙的撤到我们坚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拱手将9万平方公里领土相让。
妥协换来的和平过去近50年了，中印边境的口水是非一直不断。胡锦涛称：妥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印总理称：不惜一战绝不妥协。将中国当做假想敌的印度，似乎对50年前那一战心有不甘，忙于扩充军备，今次更有出格举动增兵中印边境藏南。了解这些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是为了更客观地看待当今现状。单就1962中印边界战争结局，笔者认为，中国是不败而败，印度是不胜而胜。原因很简单，藏南现如今依然在印度手里，若谈失败，印度仅在失去了所谓面子。而中国的失败，则是领土争端至今有始无终。参考：中国陆地边界上有争端的国家只剩印度
中印边界地区现状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公里，分东、中、西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领土。
东段：争议领土9万平方公里，是西藏南部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全部被印度占领。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同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目前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多两倍。
中段，争议领土2000平方公里，也在西藏内，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西段，争议领土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我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印度共向中国领土要求12.5万平方公里，实际占领9.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我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极大耻辱。
由于中国至今没提出用军事手段收复，因此两国已不大可能有武力冲突。除非印度再次发起挑衅，进一步武力扩张，继续侵占中国领土，才有战争爆发的可能。这与台湾完全不同，中国已多次表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统一台湾。现在唯一解决中印边界的方式，就是通过政治谈判和平划分边界。
目前边界谈判正在进行中，从两国谈判代表的近期发言，相关知深人士和专家的分析透漏，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印边界的划分结果已大体显示出来。如不发生意外，从现在算起，中印边界的彻底解决时间最多三年，即不会超过2010年，要是顺利的话，短时间内就会解决。其划分结果大致为：
双方以现在的各自实控线划界，全部争议的中国领土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印度获得74%，中国得26%。中国接受东段“麦克马洪线”，放弃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主权，承认其为印度所有，印度不再向中国索取西段的中国新疆阿克赛钦地区。
另外对“麦克马洪线”作出部分调整，但调整幅度很小，主要在达旺地区，不超过约2000平方公里，只有深圳市那大，仅占东段争议面积的2%。印度将东段该区归还给中国，同时从西段换得我国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部分领土，面积相当，很有可能只对达旺的部分地区作交换。从这点上看，我们没有收回被占领土，因为我们是用自己手上领土换回的本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一进一出，全部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与我们在此之前与其他各国划分边界时不同，像缅甸、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尽管争议的面积也不小，自古以来就全属中国的，没有通过任何条约割让出去，旧中国历届政府都声称拥有主权，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被他国非法占领，虽然最后我们大部分放弃了，但仍然向象征性的收回了一点。而中印之间的这个“麦克马洪线”，本来就是非法无效的，旧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那片自古以来就全属中国的领土，解放前还一直得到有效的管辖和控制，它是在解放后的一段长时间内丢掉的，其间我们曾一度出兵打败印度，但短暂收复后又拱手相让。我们现在要正式割让了，得到的一丁点领土还是别人给面子换回的，等于没有收回。从此，中国陆地的面积只有951万平方公里，而不是人人皆知的960万平方公里。
朝鲜战争爆发，印度染指达旺
中印在历史上一直以来保持亲密友好的传统往来，过去两国并无领土分歧。双方的地图均依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的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
事实上，英帝国主义后来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
遗憾的是，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1951年２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无暇顾及边界问题与朝鲜战争之机，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并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侵占的了传统习惯线以北９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
中国西藏叛乱，尼赫鲁对华摊牌
尽管如此，两国的主流仍然是和平友好。新中国成立后，印度即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当印度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时，曾积极主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也大力寻求解决朝鲜争端的途径。
20世纪50年代，两国官员更是频频互访。周恩来总理曾4访印度，共同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令人难忘的是尼赫鲁访华，毛泽东与尼赫鲁话别时意外地吟诵了屈原的二行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印两国的大地上到处响彻 “中国印度是兄弟”的呼喊声。
1954年，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成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首脑。据历史记载，当年北京的机关学校全部放假，100万市民从机场到宾馆夹道欢迎尼赫鲁.盛况空前,令人汗颜。
同时，对中国文化深为向往的尼赫鲁奉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各国际军事集团。1954年6月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尼赫鲁参与发起并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亚非会议。在尼赫鲁、铁托和纳赛尔的发起下，1961 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次举行。这些均为新中国突破西方的围追堵截，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西藏叛乱发生后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9年3月22日居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他不但要求把东段9万多平方公里和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而且要求把西段一向在中国管辖下的3.3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印度！这无疑敲了中国一记闷棍!
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可谓贪心不足蛇吞象，令人不齿！
战争尚未爆发，尼赫鲁频繁挑衅
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尼赫鲁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从 1961年到1962年９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４３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４０００平方公里。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 1959年至1961年的３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120余架次。
与此同时，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政策，并要求中国对印度做出让步。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于是中苏关系极度恶化，中印边界冲突加剧。
凭借苏联撑腰，尼赫鲁宣称灭藏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这是他的名言，后来这句话鼓励无数政客与中国争锋，对巴铁打压。
从尼赫鲁时代印度开始的“反华”宣传使很多印度人认为中国人是魔鬼，印度人到现在已经很难扭转这种观念。所以，极易被各个政党利用民众的复仇情绪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况且,印度人心里普遍生根的“大印度联邦”，本是英国殖民者以印度为基地，向周边乃至东亚和印度洋沿岸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构想，想不到尼赫鲁却对它格外欣赏。他早在1934年就在自传中雄心勃勃地写道：
“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
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作了修正：
“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还一厢情愿地设计出一个“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 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
他认为，独立为新生的印度创造了大好时机，印度要建立以自身为盟主的“大印度联邦”，并以此为基础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这就是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民主运动中萌生的“关于印度的新概念”。 为此,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和“拿下整个西藏！”的命令。
中方意外停火，尼赫鲁不胜而胜
196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正当中国军队所向披靡时,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那场战争，根据印度国防部统计显示：
印度士兵死亡：1383名；失踪：1696名 ；被俘：3968名。失踪人数大于死亡人数，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中国军队推迟宣布停火，如果印度士兵了解中国战俘政策，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
在中国军队停火之后，至少有5000到7000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得以生还。
中国遣返了全部战俘，仅有26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中国方面全部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
但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政治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死前郁郁寡欢，尼赫鲁欲战中国
中印战争后，尼赫鲁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他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
当时苏联方面扬言说，如印中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阻止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尼赫鲁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积极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
“中国威胁论”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不意，这些决战计划，只能写在他的日记上。1964年1月8日，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尼赫鲁突然中风，左侧瘫痪。在他最后一次在中印边界慰问那里密集的士兵后，于1964年5月27日，心脏病发作而遗恨逝世。
是日，前半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这年不久，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黯然下台。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三尼”之说，就此相继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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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ifeng.com/mil/2/200901/0105_340_953015.shtml
中国周边外交：陆地边界上有争端的国家只剩印度
2009年01月05日
图为中印联合演习时中国士兵为印度士兵加固头盔。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理距离如此接近，但要跨越彼此的心理距离，也许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熊争艳发自北京 最近几天，走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街头，人们见面问候时，常常会带出一句“看演出了吗？”
一首原汁原味的乌尔都语歌曲《美丽的巴基斯坦》把全场气氛带向一个高潮。歌声是从中国驻巴使馆的宴会厅里传出来的。虽是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传统歌曲，但听中国歌手演唱还是首次。
据说，由于演出空间有限，上至内阁议会，下到街头巷尾，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
同样是在夜晚，12月18日，位于韩国首都市郊一山市的韩国国际会展中心张灯结彩，中韩歌手星光灿烂，共同出演音乐盛典“同一首歌”，博得了两国观众的满堂喝彩。
“音乐外交”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缩影。
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来说，歌舞升平的画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回想30年前，这种盛况只在局部出现，而今，则是全方位的。
从黑瞎子岛到日本福冈
过去12个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可谓频繁而深入。
时隔10年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的“暖春之旅”虽只有5天，但却出席了55场活动，开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局面。人们有理由期待，曾经历冰冻的中日关系将从此春暖常在。
年中，韩国新总统李明博访华，两国决定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此后，同样是两位新当选元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都把中国作为其出访的首个目的地。中俄元首胡锦涛和梅德韦杰夫今年内的会晤更多达5次。
中印边境两国共有的班公湖在中国境内的碑石
年末，中日韩领导人聚首日本福冈，共商中日韩合作、国际经济金融问题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这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单独举行的会议。
“如此高密度、高级别的互访，反映出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整体布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中国外交重要的战略依托。”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荣指出。
不仅互访，在边界划定、军事合作等敏感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9月，随着中俄在黑瞎子岛举行两国国界东段界桩揭幕式，两国最终完全解决了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问题，扫清中俄关系的政治障碍。根据协定，黑瞎子岛西侧靠近中国的一半岛屿归中国所有，这块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中国“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
一直被世界认为“龙象之争”的中国和印度，本月派出各自陆军的精锐部队，在印度贝尔高姆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携手-2008”反恐联合军事演训。这是两个邻国互信增强的极好注脚。
堪称当今国际社会最大难题之一的朝鲜核问题，今年也在主席国中国的斡旋下曲折前进。六方团长今年两次聚首北京，就核设施验证、提供能源援助等问题取得诸多共识。
从关系重建到经营周边
事实上，中国对周边外交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根本谈不上什么周边外交，相反中国是卷入周边军事冲突最多的国家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班公湖上巡逻的928B型巡逻艇
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内的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这时，中国的周边外交渐次展开，而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是其中的第一步。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当中，西方大国纷纷制裁中国。此时，周边发展中国家又成为中国外交的突破口。
1989年，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利用出席日本天皇葬礼的时机，开展了一场成功的“葬礼外交”。断交23年的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东京宣布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原则意见。次年，两国复交。作为东盟的龙头老大，印尼与中国复交具有示范意义，并推动了中国与整个东盟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界，与周边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但真正重视周边外交是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89年西方对我们实施制裁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说。
张蕴岭指出，当时中国把很多精力放在周边上，大环境不好，就要开拓小环境。当时的一项方针就是经营周边，后来到了中共十六大，就把周边关系确立为外交的首要发展目标。
这一时期，针对涉及周边的几乎每一个热点问题，中国都提出了合作机制或构建了对话平台，推动了很多务实合作项目。
官兵在班公湖巡逻中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中印边界问题，建立了预防冲突的机制，以避免矛盾爆炸；南中国海问题，通过《南海行动声明》，各方承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避免了冲突；朝鲜核问题，建立了六方会谈机制，使敌对国家坐到了谈判桌前；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第一次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有实际功能的地区组织，对防止分裂势力、恐怖组织破坏稳定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在许多问题上，过去中国都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力图被动地保住稳定的环境；而通过这些努力，使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降低，可控度增强。我们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主动构建稳定和平与合作的环境。”张蕴岭说。
和谐的环境不仅给周边带来无限商机，甚至在复杂敏感的边界问题上都有所突破。中国与其14个邻邦中的12个签订了边界协定或条约，22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已有90%得到划界。在海洋能源问题争端中，中国同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国家在共同开发矿产能源问题上达成共识。
郑启荣说：“应该说近年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处在一个历史最好时期。”
老问题与新矛盾
中国周边外交日渐热络的同时，一些老问题还久拖不决，一些新矛盾也不断暴露。
首先是领土划界问题。目前与中国在陆地边界上存有争端的国家只剩印度。两国自2003年起建立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机制，尽管已会晤12次，但进展缓慢。
“中印边界的争端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确实影响了两国各方面关系的发展，包括安全关系、战略信任、军事关系，甚至影响到经济贸易合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印度问题专家马加力说。
928B型巡逻艇是班公湖新配发的装备
历史问题还在经常困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带有军国色彩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降到“冰点”，两国领导人五年没有会晤。尽管后来两国领导人通过“破冰之旅”、“暖春之旅”，使中日关系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但日本内部对那段战争的认识态度却没有统一。
民族情感冲突也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间不可回避的问题。今年5月发生四川大地震时，韩国网民的恶意留言传到中国后，中国部分民众的反韩情绪高涨。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一些称韩国媒体主张“孙中山有韩国血统”等毫无根据的假新闻，再次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但更让中国民众震惊的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天，韩国 SBS电视台偷拍并播放开幕式彩排细节。中国的互联网上持续多日弥漫着愤怒情绪，网民们在要求“封杀”SBS的同时，很自然地想到了近年来与韩国的一系列 “文化之争”，如韩国争抢针灸标准、将端午祭算做韩国文化遗产等。
如果说领土划界、历史问题、民族情感等问题涉及的不过是中国与他国的双边矛盾，那么朝鲜核问题则牵动着东北亚多个国家。尽管利益攸关的六个国家已谈了五载六轮，但一旦进入核验证和能源补偿这样的实质性问题，谈判就仿佛陷入泥潭，难有进展。
另外，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猖獗的恐怖主义也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在“9·11”事件后，一些恐怖分子通过中国与阿富汗、印度接壤地区，向中国境内渗透，“东突”分子在边境和新疆活动频繁，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打击恐怖势力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策】在周边还需深耕细作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周边外交下一步提升的空间在哪里？中国与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出现的情感隔阂，怎样能消除？
中印士兵在联合演习中演练共同入室消灭恐怖分子
朱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周边外交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政经分离”变成“政经合一”。中日、中韩、中印关系都有这样的苗头，经贸合作发展迅速、欣欣繁荣，但政治关系却要复杂得多。
现在中国周边外交最根本的是要与周边国家确实建立起政治上的互信、战略上的互惠。未来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战略定位。我们一向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政策。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周边国家很多，种类不同，与中国的利益紧密度有差别。
中国的周边外交要“深耕细作”。不能只有一些概念性的原则。我们要根据国家大小不同、情况各异、与中国利益关系的差别，对不同国家确立基本的战略目标。现在虽然有一些定位，但还是口号性的。比如，战略伙伴、战略协作、战略合作，这些定位到底有什么不同？周边外交应该有短、中、长期的战略定位。落实到具体方面包括，定位说明到底是什么关系，大的方面怎么去实现，细节问题如何去做。中国外交缺乏个性，比较平稳、灵活，但缺乏实际战略运作能力。
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更要着眼本地区来共同应对危机。中国一直坚持睦邻、善邻、富邻政策，现在应该在区域经济合作面前，进一步推动实质性合作。
蓝建学(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学者)：
今后应该着手培植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包括经济互惠互赖，地区安全共享开放，政治上互不干涉，但要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类似中日、中韩之间形成的情感隔阂不是一朝一夕能消除的。在国际体系中，每当出现一个新的力量中心，就必然要面对别国的民族情感。我们要以中国的发展，带动其他国家发展，使他们受益，这样感情就会变化。
另外，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国力成长过程中，注定要面对这些问题，只能也必须坦然面对。不能因为别人恐惧，自己的发展就束手束脚，同时要承认自己在成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报记者 熊争艳/采访整理)
中国驻西藏山南地区的边防部队
印度边防部队
印占山南地区风光
中印边境的两国哨兵
解放军驻西藏特种部队高原演习
印占山南地区风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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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京代表的声音
(2009-06-10)
十七大代表罗京代表逝世了，这几天媒体上有很多的追思文章。就事情本身来说，一个生命的逝世固然是令人痛惜的。所以很多人追思就不足为奇，何况像罗京这样家喻户晓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
就罗京本人来说，他是这些年来一个典型的中国劳动者的缩影，兢兢业业的工作，本本分分做人，同时恰到好处地发展了一点自己的爱好，与工作相辅相成，进而形成了他个人的魅力，吸引了大批的粉丝。
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追思的文章里，写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正装正色, 他的严肃拘谨，他的京剧爱好、足球爱好，他富有磁性的中国声音，都在夸奖他的个人品德、敬业和才艺，却没有人说他做的工作，他做了什么，他这一生的成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道理，给一个人盖棺定论的时候，怎么能不提到他的成就呢？
这只有两个原因：要么就是他的工作不能算什么真正的成就，要么就是有些成就但是令人难以启齿。
这就奇怪了，这种状况他怎么会名声大噪，会那么受人爱戴呢？
这就不得不从他的工作性质和内容说起。
他工作的地方是CCTV,工作的内容是《新闻联播》，他是播音员。主要是负责播音这项工作。
什么是CCTV？她的全称是中国中央电视台，13亿人观看的电台；什么是《新闻联播》？就是基本是介绍领导忙碌，国内社会和谐，国外社会水深火热专题视频节目，有4亿观众。罗京主要的工作就是用声音描述这些现象和表达一些声音。在这样的舞台上工作，想不出名都难。但是也不就见得是个好差事.
几十年如一日，并且能在播报时做到读字、读句准确无误，播报流畅，给人以舒畅流利的感觉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到的成绩。问题的关键是，播报的内容，对于民生，对于国民认知，对于人民的地位，对于人民的权力，对于国家发展，国家前途是否有益,是否有害,或者是有意无意在造成伤害，其实更重要。
而事实上播音员播报的节目，只是反映一个党的需求和愿望，没有真正展示这个国家的民众声音和诉求。长期以来，他只是代表了一个党而不是真正代表一个国家。
《新闻联播》本质上是宣传一个党的需求和声音。如果的确是一个党做的事情值得称道，那拿出来宣传是应该的，问题是当某些东西被程式化用来宣传一个党的欲望，一个党的形象，一个党的声音，而且几十年如一日，你就会觉得窒息。
当一个国家的一个党，一直以来把自己看得比宇宙都大，比宇宙都重要，党总是放在宇宙前面，你就会感受到他的自私和狂妄，你就会认识到他对权力疯狂的迷恋。这种自私的后果就是威胁国民的权利，剥夺人们的权益，国民的权力荡然无存，恍若皇帝的新装。而事实上中国的国民似乎也没有什么权利,但是这个窗口没有表达这种现状,他把零星的歌功颂德放大作代表播报,把成百上千大众的诉求和愤怒处理之后置若罔闻.
《新闻联播》的宣传，当然起到了一些作用，比如又不小的一部分群众还是认可他的，还是相信他所宣传的党的情况，尽管很多时候是奴化的本质。喜欢当然有喜欢的理由和好处，在当前的中国，人不需要活得太认真，太真理，你只需要做到无知无畏或者蒙昧就可以了，这样你可以少很多的烦恼。就像邪教的宣传，他当然有人相信，而且相信的人会觉得只有相信的人他们自己是对的，甚至是幸福的。他们会认为不相信邪教的人是迫害该宗教，或者对该宗教有意见，与信邪教人民为敌。本来，一个窗口节目，或者一个代表性的节目，或者一个具有很好的宣传功能的节目，应当启发思想，培育真知，关怀民生，而不是神话一个党，奴化一个国家，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道貌岸然。
然而尽管《新闻联播》影响力在国内这样大，可惜在国外什么也算不上，发不出什么声音，这就奇怪了。去年的拉萨事件，奥运火炬传递等事件，面对西方媒体的栽赃污蔑他们没有任何可观表现，原来只是在家里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外国人干起来，沾不上边。或许是为了配合精英们鼓噪的展示大国民心态和平和，当然也或许是鸵鸟太多，总之要韬光养晦。现在全国人民都能韬光养晦了。但是为什么一有国内的群体事件措辞就公然挑衅、黑恶势力、不明真相的群众了呢？明朝的太监给人的印象就是仗着主子的势张牙舞爪，外强中干。
而这样一个长期的节目，这样一个长期的宣传，这样一个长久的影响，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节目，罗京的声音一直在参与，这样一个多少有些的尴尬，我想就是人们避而不谈的本质原因,尽管不是他本人的声音、本人的参与.一个好人,参与了一个越来越具有争议的节目,有争议的人们不敢谈,不方便谈,或者不屑谈,就只好看到他的京剧、磁性嗓音和国脸了,毕竟他本人的品质令人称道。
我一直在想，如果这个节目在五四时期开来，有这样的影响，那些追求真理，关怀民生，追求三民主义的知识分子会有何等的悲凉。面对这样的结果，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瞎折腾了，白闹了；我想如果抗战时期的英雄们看到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被代表着的政治现状，他们会欣慰他们的“为了建设新中国”的舍生取义吗？经济生活固然今非夕比，可是新中国就是为了吃穿吗？不需要人格不要尊严不需要权利？想想刘胡兰，想想董存瑞，想想黄继光，想想赵子龙，想想无数牺牲了生命的战士，想想今天的官僚阶级、资本家们，我想他们应该还是要选择战斗的。
活的糊涂，或者装作活得糊涂，或者被迫活的糊涂，这样才能符合现状，也符合《新闻联播》宣传所表达的欲望和追求。只是真理和进步不再重要的时候，就是社会疯狂的时候，就是出三鹿奶粉类似事件的时候，全社会一起疯狂哪怕直至幻灭.
罗京作为一个特殊环境中的劳动者，他的人格、品德和工作态度是值得敬仰和学习的，只是当一个人活过一生的时候，当别人说起你的工作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或者没什么好说的，或者说参与了一个不算完全光荣的过程，你就会多少有些凉意。
罗京作为一个党一个电台一个节目的工作者，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一个党的宣传，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对于一个党来说，这样的忠诚者，这样的人才应当得到的外的珍惜和重视才对，至少党的领导应当在他的战士逝世时表达他的敬意和痛惜。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哪位领导表现出他对几十年如一日忠诚的战士有什么敬意。或许在他们眼中，罗京们只是他们宣传机器上的一个打工者。
其实,我们多少又不是罗京那样的打工者呢?!
罗京走了，他所代表的声音将继续存在，而且100年不动摇；但愿他安息！
珠海华发望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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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tnn.cc/ed_china/200906/t20090609_1040576.html
为什么中国不能搞西方多党制
2009-06-09
前言：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日前发布《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连载之四——“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以下为原文：
中国有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非常形象地说明，做任何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近年来，一些人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否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认为只有西方多党制才是民主的，提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1.历史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
搞清楚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不能搞西方多党制，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政党制度是怎么形成的。
在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没有搞过多党政治。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政治，几年间就出现了300多个政党政团。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阻挠，多党制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到袁世凯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从曹锟5000大洋1票贿选到黎元洪参加9个政党、伍廷芳在11个政党挂名，各党派斗争，或借助武力相威胁，或借助金钱相利诱，一时间乱象丛生、闹剧连连。梁启超批评道：“乃各杂以私见，异派因相倾陷破坏，而同派之中，亦往往互相忌刻，势若水火……此种现象实非好兆，亡国之根，即在此耳。”这种混乱的政党政治，不仅没有带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反而由于各党派的争夺倾轧，引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共两党曾进行过两次合作，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曾多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要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呼吁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制，但是蒋介石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残酷屠杀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使中国最终没有走上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的道路。1948年，在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11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各民主党派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政党制度安排，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这是因为，它既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而是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这个特色，首先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也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前提。60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多党合作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使各民主党派在同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中不断取得历史性的进步，才能同心协力地把共同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坚持共产党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根本特点。
这个特色，还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不是搞一党制。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作用的加强。这种新型政党关系，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是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搞一党制。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是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阶层各党派团结抗日，探索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就包含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雏形。1949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时，我们党就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后来又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新中国如“大厦将建，独木难支”，不能光靠一个党派，需要多党派齐心努力，共建大厦。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又多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协作的基本方针。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以后历次宪法修正案都予以重申。
2.我国政党制度符合我国国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了60年。60年来，这一制度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一政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
那么，我国政党制度好在哪里呢？
这一制度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汇集了各民主党派等各界各方面人士，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1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这一制度，拓宽了民主渠道，能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实现。一些人从西方民主模式出发，认为只有竞选、一人一票才是民主的。这实际上是将民主形式单一化、绝对化。他们没有看到，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通过充分协商，既使各方面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又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意志更加统一，行动也更加统一，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效果也非常好。
这一制度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设计，有利于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合作中形成了充分信任、相互协商的传统和机制。大家所熟知的延安时期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得到中共采纳，就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民主人士意见的典范。这种重视民主人士意见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得到了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体现。近年来，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都要认真听取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共商国是。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6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230多次，其中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就有74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三峡工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抗击非典、完善宏观调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重大意见和建议，对于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旧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常令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扼腕叹息。昔日的 “散”同今日的“合”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其中就有我国政党制度发挥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吸取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和合的长处，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团结协作、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和独特优势。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政党攻讦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有利于维护政治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
这一制度有利于促进执政党的建设。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互相监督，尤其是对执政党的监督，能够更好地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使执政党随时听到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及时改正工作中的错误。通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还有利于防止或遏制执政党内出现腐败现象。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参加党风廉政建设的检查，使民主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监督工作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自身建设。
3.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
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必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西方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虽然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政党制度，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我们如果盲目照抄照搬，必然带来无穷后患。
比如，有人认为，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有利于民主，能更好地反映民意。这个说法是牵强的。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他们所关心的是各自所代表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美国来看，共和党的背后，主要有军工、石油、制造等“传统商业”的支持；民主党的背后，则主要有金融、电信、传媒等“新兴商业”的支持。所以美国学者伦德·伯格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选举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表面看非常热闹、非常民主，实质上无论谁在台上，实行的政策大同小异，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近年来，西方民众选举热情淡漠，投票率连年下降，就是因为人们逐渐看到了这种“民主游戏”的实质。西方国家虽然实行多党制，但对可能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是严格限制的。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产党管制法》，后又通过了《麦卡锡法》和《蒙特法》，对共产党的发展作出了严格限制的规定。
比如，有人认为，实行了多党制就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从根本上讲，多党制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经常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搞垮对方，自己上台执政。因此在权力争夺中，往往不择手段，其结果必然是政治动荡、内耗丛生。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其结果必然是人为地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政党频繁选举、政府频繁更迭，带来的是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受影响，这种民主只能是一种“泡沫民主”，对国家和人民是极其有害的。
还比如，有人提出，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更有利于防止腐败。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事实上，多党竞选本身就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等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竞选费用不断攀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据统计，2000年美国大选所花费的金钱高达30亿美元，2004年美国大选的费用接近40亿美元，2008年更是高达53亿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各党派怎能参与多党竞选的权力角逐呢？所以，竞选的优胜者为回报那些重量级的政治捐款人，当选后就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西方有些媒体把这种现象称为用金钱“购买权力”，是一种“集团贿选制度”，“民主”往往被卖给了出价高的人，广大人民的民主实际上被排斥在金钱势力之外。由此可见，西方政党政治的真正奥秘是金钱政治，金钱主宰着选举的过程和结果。
在西方国家被证明是弊端丛生的多党制，通过各种方式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后，更是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冷战结束后，非洲许多部落众多的国家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宣布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陷入长期的纷乱之中。苏联解体后，一下子成立了几百个政党，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社会冲突不断，经济社会发展误入歧途。事实告诉我们，盲目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其结果必然动摇国家的政治根基，引起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才能更广泛更牢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4.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历史和现实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适用的政治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模式，绝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特定的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相符合，也同我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等基本国情相适应，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但也必须看到，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不相适应、需要完善的方面。比如，如何建立健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机制？如何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民主监督方面的作用？怎样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拓展政治协商的范围和领域？如何进一步创新政协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这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加以改进。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在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中得到加强，确保多党合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必须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各参政党作用。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自身优势和重要作用，广泛联系各界群众，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拓宽民主监督渠道，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的重要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不断探索多党合作的新方式新机制。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推进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同舟共济创伟业，薪火相传向未来。只要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促进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就一定会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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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June 01, 2009 - 12:21 pm: | |
一个有意思的反差是，事件一方的当事人，或者说是"失败者"，从总书记到著名知识分子、学生领袖、遇难者的亲属们等等，从未回避这段历史，20年来，每每有新作问世，有关于这场运动涉及的方方面面的讨论和反省，不久前北京的部分知识分子，还举办了六四专题讨论会。
相比之下，另一方当事人--"胜利者"们，却每年临近这个日子都神经紧张，今年尤甚，不少人已经被当局软禁起来或者送出北京"旅游"；一位体育界人士说，像他们这么远离政治的部门，也召开了大会布置防范"六四有人可能闹事"。"胜利者"们看起来更害怕这个日子，面对外国记者的发问，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反革命暴乱"不知何时被轻描淡写地称为"风波"。20年来，在一切媒体上，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字，只想让人们忘掉有过这回事。胜利者在害怕什么呢？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070000/newsid_8077000/8077001.stm
难以遗忘的历史
点评中国
李大同
1989年6月3日夜里。我的家在北京北三环外，突然接到住在木樨地的同事的电话："不好了，开枪了！"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问，"能确认是真枪实弹吗？"这时人们都还有幻想，认为即便开枪也可能是橡皮子弹。"是真枪实弹，已经死了好多人了！"
"疯了！"我脑中当时只冒出这两个字来。从4月15日胡耀邦先生去世开始的民主运动，竟然以如此血腥的镇压来结束，不知使多少善良的人们痛心疾首，也留下了一段注定要被反复讨论、书写的历史。
二十年过去了。有很多人要记住这个日子，要研究这段历史所提供的经验教训；还有人竭尽全力要让年轻一代忘记这个日子，让他们的记忆一片空白。不过，历史真相令人感叹地具有一种早晚要呈现出来的本能。
最近，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的口述实录《改革历程》中英文版几乎同时出版，紫阳先生详尽回忆了六四镇压决策的出台过程，他说："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会受到什么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反覆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敢于以个人信念对抗"党"的总书记，他留下的道德资源弥足珍贵。面对历史，那些下令对学生和市民开杀戒的人，能留下什么呢！
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是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写的，书名是《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这本书从新华社这个信息总汇的角度，逐日记载了从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所发生的情况。6月3日夜间，当得知军队终于向市民和大学生开枪时，新华社老社长穆青痛苦地说："今夜，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时任社长郭超人说，"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夜。"张万舒还记录了6月4日当天新华社编前会上编辑记者们抱头痛哭的场景。"喉舌"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我相信张万舒先生从那天起就下定了真实记载这段历史的决心，今天终于付梓。
反思历史
一个有意思的反差是，事件一方的当事人，或者说是"失败者"，从总书记到著名知识分子、学生领袖、遇难者的亲属们等等，从未回避这段历史，20年来，每每有新作问世，有关于这场运动涉及的方方面面的讨论和反省，不久前北京的部分知识分子，还举办了六四专题讨论会。
相比之下，另一方当事人--"胜利者"们，却每年临近这个日子都神经紧张，今年尤甚，不少人已经被当局软禁起来或者送出北京"旅游"；一位体育界人士说，像他们这么远离政治的部门，也召开了大会布置防范"六四有人可能闹事"。"胜利者"们看起来更害怕这个日子，面对外国记者的发问，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反革命暴乱"不知何时被轻描淡写地称为"风波"。20年来，在一切媒体上，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字，只想让人们忘掉有过这回事。胜利者在害怕什么呢？
今年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与"六四"可有一比。五四运动由学生发起，逐渐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声援，运动也持续一个多月时间，学生也曾盘踞天安门广场，也示威游行，发生了火烧民宅，痛殴政府官员的过激、违法行为，北洋军阀政府当天逮捕学生32名，然而5月7日即予释放。学潮进一步发展扩大，至6月3日北洋政府开始弹压，被捕爱国学生一时达数千人之多。然而在全国各界的舆论压迫下，6月7日，北洋政府公开道歉，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所有被捕学生全部释放。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撤职；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至此，五四学生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要求基本实现。北洋军阀政府自然不是"人民政府"，却懂得既为政府，就要在乎民意，向民意妥协并不为耻，政府也没有因之而垮台。
有谁能够想到，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号称"人民政府"的决策者，面对比当年五四运动浩大得多的民意表达（全国有260多个城市发生了声援北京大学生的各界游行示威；北京连续多日有上百万各界人士游行声援学生，所有民主党派均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善待爱国学生），当局竟声称不能再退，"再退就要垮台"，悍然出动国防军血腥镇压，这在中国推翻帝制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就连毛泽东在1976年镇压四五运动时也没有敢这样做。
这段历史是不会被人民忘记的。对当局来说，越是回避，就越是会像噩梦一样缠身。
注：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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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May 26, 2009 - 07:21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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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郑永年] （2009-05-26）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大多关注的都是群体性事件。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当然是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笔者也曾经对此作过很多讨论。
本文想从权、钱、民之间，也就是权力、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冲突。尽管这三者之间的对立出现初期可能是个体对个体，但最后往往导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权、钱、民经处于高度对立状态
首先应当认识到，在中国，权、钱和民已经处于一种高度的对立状态。民和钱的对立已经有很多年了。最近在浙江杭州所发生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浙江大学生而引起的民愤，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类似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是很多年前的“宝马”事件的延续。在民与钱的对立中，钱成了社会非正义的代名字。
民与官的对立的例子更多。最近湖北省巴东县一名乡镇官员在娱乐场被女服务员刺死，引出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对这位女服务员的支持和对被刺官员的谴责。再如北京律师在重庆被警察殴打而激怒同行律师等等案例，说明了这种情绪。
早些时候在上海所发生的杨佳案件也有类似的情形。在杨佳案中，尽管警察也是受害者，但民众的情绪都倒向杨佳一边倒。无论是民与钱的对立，还是民与官的对立，在这些案例中都表现在一种强烈的民愤，是一种积累了很久和浓缩了的集体愤怒。
很显然，这种民愤如果不能得到化解，就必然演变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力。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就是这样形成的集体愤怒。
如何理解？笔者已经在本栏（《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一文）讨论过中国社会基层官与民的对立是如何造成的。简单地说，当政府不能履行其政府功能，主要是不能为人民提供安全和社会正义时，民和官的紧张关系就会出现。
尤其是当政府本身成为社会不安全和非正义的根源时，民与官的冲突就会随时爆发出来。
很多城市居民也沦为贫困一族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同样不能被忽视。在中国，人们往往简单地以社会的“仇富”或者“绝对平均主义”的心态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冲突。但很显然，这种解释抱有太多的偏见，过分站在钱的立场上说话。
中国人并不一定是要“平均主义”的或者“仇富”的。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两者间失去均衡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社会都普遍接受这一政策导向。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确实很大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这并没有导致人们的“仇富”心理，因为当时社会的大多数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变，变得好起来。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了。
中国社会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起来的目标，而且很多人沦落为贫困状态，绝对贫困的人数也在增多。
过去，贫困一词往往和农村居民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很多城市居民也已经沦落为贫困一族。更为严重的是，当先富者占据了制度的居高点之后，他们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开始变得保守，排斥后来者。这样一来，受“钱”操纵的市场（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等）就成为转移社会财富的有效机制。
当然，这是一种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从穷人向富人转移的过程。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和官与钱之间的关系有关联。当钱和权结成联盟时，无论是民与官之间的冲突还是民与钱之间的冲突，会呈现最大化。
权（公共权力）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正义。但当权成为钱的俘虏的时候，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共秩序、安全和社会正义就荡然无存了。这样，民必然起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抗争，抗争的对象自然是钱和权。
须处理“官”、“钱”本质的异化
那么，如何来化解民和官、民和钱的关系？这里不存在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解决方式，不同国家、不同的制度形态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无论是民与钱的关系还是民和官的关系，都是社会群体间的冲突，要解决冲突就要从这些群体间的关系出发。
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和现状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官”的范畴又可分为“帝”，即皇权，和“官”，即官僚阶层。在今天，这种分类可以表现在作为决策者的领导集体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官僚及其官僚机构。
中国传统也有“大户”的概念，就相当于现在的“富人”或者“资本”，或者本文所说的“钱”。这样中国社会就至少有四个群体，即作为决策者的领导者，作为决策执行者的官僚，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富人和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民。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和资本也就是权和钱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产生了上述官与民和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在促使官僚、资本和决策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很显然，整个政权的基础并非“钱”和“官”，而在于“民”。从本质上说，“官僚”和“钱”实际上只是领导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这些不可或缺，因为社会的治理并非领导者和民之间的面对面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官”还是“钱”异化了自身的本质，他们各自根据自身的私利而和“民”发生关系，“民” 成为了他们各自主宰的对象。
或者说，决策者的权力实际上为“钱”和“官”所攫取，本来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这同时也说明了，决策者本身和民失去了直接的关系。
扩大社会空间，确立参与机制
如果对这样的群体关系有了认识，那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途径也会明确起来。很明显，主要是必须重新调整决策者和民之间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决策者所倚重的是官僚和资本。发展要依靠资本，稳定要依靠官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当这些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决策者如果继续过分倚重官僚和资本，那么就很难纠正和遏制群体关系的冲突，更不用说是解决了。
就是说，决策者必须通过依靠民的力量来重新获得群体关系之间的均衡。这就是笔者多次讨论过的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在过去的30年间，国家向官僚分权，向资本分权。但现在在官僚坐大、资本坐大的情况下，要节制资本、节制官僚，就要向社会分权。如果不能向社会分权，决策者很难控制官僚和资本。
如何赋权于社会？不外乎两种方法。一是提供社会予更大的空间。在这方面，中国的决策者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此才会出现“利益代表”的概念和以此概念为指导的改革。但是要决策过程中反映民的利益，就必须给于社会利益表达和利益聚集的空间。
二是要确立社会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机制。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的趋势是向“钱”倾斜的。）
换一句话说，决策者和民的联盟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决策者的选择并不多。没有民的支持，决策者本身很难对“钱”和“官”形成任何有效的制约，尤其是在后两者结盟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民，而且也是整个政权。如果决策者不能和民结成联盟，那么民本身可能成为变革的唯一主体，那么就可能造成革命性的事件。尤其是当民处于非组织状态时，革命就越会表现出非凡的暴力性。这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任何社会，各社会群体间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就是说，他们之间处于一个非均衡状态。一定的张力属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如果不能通过改革来达到新一程度的均衡状态，社会就失去和谐，稳定必然成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达成一个新的社会均衡则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中央容许甚至鼓励市民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际上是既赋权社会，也赋权国家的双赢政策。
最近出台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也是朝这个方向的努力的表现。可以说，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壮大。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楚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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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060000/newsid_8062400/8062480.stm
贫富矛盾，还是官民冲突？
2009年05月25日
点评中国
刘军宁
最近发生一起事件受到各界民众广泛的关注，并引起热议。这就是湖北巴东年轻女工防卫中刺死刺伤强行索春的官员案。
日前，湖北巴东县女子邓玉娇在工作的娱乐城遭遇欺凌。三名当地镇政府干部先要求她提供"特殊服务"，被拒后又用一沓钱击打邓的头部。
由于拒绝官员的无耻要求，邓玉娇随即受到言语的羞辱和暴力攻击，被两次按倒在沙发上。情急羞愤之下，邓挥刀自卫，杀死一人重伤一人，并于当晚自首。
在这个案子中，一方是有钱有势的嚣张权贵，另一方无权无钱的弱势分子。一方是权势者凭借权势试图用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责任化大为小，而受害的弱势一方则无力自保。尤其是女工邓玉娇的命运及司法系统在这个案件上的作为必将继续受到高度的关注。
自然，各界都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一方，并对邓玉娇能否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和司法系统得到正义抱有极大的疑虑。由此也引申出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重大争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贫富矛盾，还是官民冲突？在邓玉娇和前不久的贵州习水官员奸宿幼女案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不争的事实：作为有权者的各地各级官员，他们拿着大把的钱，是遍布各地的洗浴、按摩、歌厅、发廊等地下色情场所的主力消费者。在这样的场所，这些官员不仅毫无顾忌，而且还格外嚣张。
在邓玉娇案中，在强行买春被拒后官员邓贵大还要掏出一叠钞票来扇打她的头，扬言自己有的是钱。邓贵大的口头语言与肢体语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我是官员，你还敢拒绝？况且我还有的是钱？
冲突类型
发生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冲突，以以下两种类型居多：一种是贫富矛盾，如许多宝马车撞人案的背后。另一种官民冲突，像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案件，各种上方事件，瓮安事件，太石村事件。
改革三十年依赖最大的社会冲突，莫过于二十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冲突。
中国的经济，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不如说官场经济。权力与金钱空前结合。我们很难分得清管家与富人。如果政府党政官员没有很好的关系，在中国要成为富豪，几乎是天方夜谭。官员一直是官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一些富人常常敢于开着宝马车欺负百姓，也正是因为他们往往有政府官员作为靠山，才敢嚣张。
如果贫富矛盾的背后。还是官民冲突。官民冲突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调。有趣的是，官民冲突却常常被转化为贫富矛盾。但结果是，贫富矛盾因为战争与革命而暂时得到解决，官民冲突的脉络却从未中断，两者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最昂贵的革命就是以解决贫富矛盾和官民冲突的名义发动的。但是，时至今日，官民冲突与贫富矛盾却愈演愈烈。中国的贫富悬殊，不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而在于官员与百姓之间。
统计数据表明，这些年来，政府与官员收入的增长速度始终大幅领先于社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许，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矛盾是穷富矛盾。在官场经济下，最大最尖锐的不是穷富矛盾、不是贫富差距，而是官民冲突。
但是，由于官民冲突往往穿着贫富矛盾的外衣，于是，许多人认为，解决贫富矛盾的方法就是解决官民冲突的方法。这种思路无异于抱薪救火、饮鸩止渴。
解决贫富矛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是通过剥夺，把富人变成穷人，就是中国红色革命所做的那样。今天，有许多人主张用变相的剥夺（高税收）来把富人变成穷人。还有一种就是把穷人逐步变成富人或比较富人的人，方法是给穷人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保障，通过法治来防止富人对穷人的侵害，为穷人变成富人提供充分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官员受益
但是在中国，每当谈到解决贫富矛盾的时候，朝野几乎都异口同声地主张第一方法，即剥夺富人。但是，在现行制度下，剥夺富人的收益者首先不是穷人，而是官员，他们先从税收中自肥。官员拿到富人的钱之后，也势必变得更加骄狂，就像我们看到的邓贵大那样。
现在干部腐败有扩大趋势，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高官动辄贪污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开名车、住豪宅、包二奶、养情妇，生活极端腐化堕落，同百姓已经水火不相容。这种方法掩，使官员更富有，权力更不受约束，掩盖了官民冲突的真相，延误了解决官民冲突的时机，转移了人们对官民冲突的关注。如此以往，官民冲突必将愈演愈烈。
不论贫富冲突，还是官民冲突，其背后都是不受约束的专横权力在作祟，不论这种权力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用重税剥夺，不在于权力主导的再分配制度，而是在于限制专横的权力，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
如果专横的权力得不到约束与制衡，二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以后还将发生，甚至正在发生，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点，因为不同的导火线，呈现出不同的规模。
注：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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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May 20, 2009 - 12:59 pm: | |
4256182%2C00.html,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256182,00.html
李成： 中共平反“六四”之日不会太远了
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将在六四20周年前夕出版，赵紫阳将六四天安门事事件称为一场悲剧。德国之声记者就过去20年中国政治改革进程采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专家、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成教授。
德国之声：李成教授您好，六四过去二十周年了，二十年前有很多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了他们当时自己的信仰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您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对中国政治民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吗？
李成：这个积极作用，首先在短时间当中，应该说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当时首先这个八九年民运，它并不会把中国带入民主社会。这个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社会并不成熟，而且也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党派或者其他的组织来跟共产党相平衡。所以它的失败实际上是必然的。但是它是一个中国整个民族百年或者说更长时间民主过程中的又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历史会对六四作出重新的评价，而且是中国整个民主运动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德国之声：六四过去20周年了，您觉得现在是否已经到了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的时间了吗？
李成：我觉得可能还要一段过程，因为有很多当时在政府参与的人，他们还并没有完全退出去。第二个就是中国目前还有很多所谓不稳定的因素，从中国当政者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实际上中国国内本身现在民主的呼声也并不是很强烈，但是这是迟早的事情。因为社会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随着中国社会逐步的成熟，我想对重新认识六四，至少是平反当时受难者的学生，我觉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德国之声：我们记得很清楚温家宝在六四前有一张照片，显示他站在赵紫阳的后面。大家都解读说，是不是温家宝当时对学生进行同情？20年之后温家宝现在担任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您觉得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态度发生变化吗？
李成：首先我觉得这有个误区，认为温家宝到这个广场去是同情学生或者是支持民运，或者说和赵紫阳站在一起，这个解释是不对的。现在我们看到当时中国的文件和中国官方的解释，是当时温家宝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他的职责陪同总书记去广场。实际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说自己支持民运等等，还有人认为，他最后背叛了赵紫阳，这都是不对的。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赵紫阳背叛了邓小平。而温家宝只是在行使他应尽的职责，作为一个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办公厅的主任，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有个误区。但同时我觉得温家宝是在推动中国民主当中起很大作用的领导人。他所说的民主跟八九民运时候学生概念的民主是不一样的。温家宝的看法更成熟。首先他解释民主是带着一个普世价值的理论，实际上跟西方的民主是一样的。主要强调了一个是选举，第二个是法制或者司法的独立性，第三个就是一个监督系统，包括媒体的监督，公民社会的监督等等。所以他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跟西方民主的概念或者普世价值民主的概念是相吻合的。而且他最近在逐步推动中国民主化建设，包括他跟美国CNN有线电视台做采访，跟很多外国友人或者官方，包括我们学会在2006年10月，很荣幸跟他谈了75分钟，其中话题当中主要部分就是关于民主的。所以他的观念可能在党内当中还是少数，但是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比较清新的一个观点。在很大意义上讲，我觉得比赵紫阳所谓的民主更成熟了，而且更具体了。他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一个逐步走向民主过程的路线图。首先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然后到全民民主。先从基层民主选举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同时还保证了社会公民，社会法制建设各个方面的发展。但这需要时间。
德国之声：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特别是称为80后的年轻人，对现在的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您觉得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让中国的年轻人对国内的政治感兴趣呢？
李成：这不仅是六四事件，包括其他还有很多不幸的事件，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造成人为的灾难，据说死了有三千万人，饿死三千万民众，这也是很大的悲剧。还有十年的文革，这个悲剧，也是当年造成的悲剧，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当然六四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首先是那些死难的学生，还有那些无辜过街行人等等。包括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改革的倒退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实际上在六四发生之前，当时曾经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好像没有什么理想主义，只知道赚钱等等。但是六四尤其是纪念胡耀邦，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突然的。尤其是很多学生绝食等等，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非常惊讶的，包括研究中国的一些学者，突然那种理想主义的境界又到来了。我想中国现在年轻的一代并不是非常关心，但是这些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尤其是意识到包括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包括在中国台湾的选举，然后美国现在又选上了非洲裔的奥巴马做总统，所以这些都会对中国有影响的。而且随着中国正在逐步的崛起，如果这个社会能找到他的一个核心价值，能够向世界表达他到底代表了什么，不仅仅是代表有钱或者等等，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所以我想迟早会发现什么是公平，正义，民主，平等，选举权，这些都是，我认为普世价值这个跟中国很多的学者想法是一样的。我想中国的民主，中国的年轻一代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时间也许不会很长。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说让能富的先富起来。中国共产党，包括中国政府都采取的方式就是能够让一些中产阶级，能够让他们先致富。提出的条件是他们不能对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提出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李成：首先我觉得八九民运当时结束以后，确实整个中国的学界，思想界和知识界有一个反思的过程，一方面也有对政府压制的作用。但是中国很多的学者也意识到民主并不是通过搞上街游行或者绝食能够达到的，而且需要一些教育，需要一个政治体制他本身的机构的变化，需要权力的制衡。首先这个六四民运，你即使把政府推翻了，那么谁来执政？那最后还是一党独大揽的情况。关键是要平衡，关键是要有权力的制衡或者通过选举等等。当然我的观点现在是所谓中国的一党两派，尽管现在中国并不愿意走上所谓的多党制或者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这个领导人说得很明显。但是党内的派系在逐步的起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合法或者也并不完全公开。可是你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一问出租车驾驶员，他就会告诉你谁属于哪个派。这就是我说的一党两派，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团派跟太子党之间的互相竞争。这个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因为他们的权力几乎是势均力敌的，所以其本身也使政治本身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权力的牵制，所以这也是个积极的变化。不管是多党制也好，还是一党两派也好，至少也是反映出权力的制衡，你不能够无法无天，所以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发展。同时来讲，中产阶级当时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意识到，也许一方面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需要稳定，而且同时也对这种突发的街头民主产生怀疑，但是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当中。我想随着中产阶级逐步强大，然后他们也觉得有利益，他们就觉得有必要，或者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来参与政治，这个过程也许很快会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了。
德国之声：六四20周年了，中国共产党还在回避这一历史事实，您觉得澄清六四还需要多少年？
李成：我觉得不会太远的时间。用我的观点来讲可能是十年左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变动，包括前几年对胡耀邦重新的评价，而且中国还有许多新的电影小说，有些是间接的谈六四事件的，有的是被封杀了，但有的还是可以播放的。随着当时参与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李鹏,退出政治舞台或者逐渐年纪更大，我觉得新的一代的看法就不一样，包括我们知道的李源潮，李克强，在一定程度上习近平，他们首先在六四的时候并没有参与太多。而且在一定方面像李源潮，李克强还有一些同情以外，实际上李源潮当时在谈中央工作，他们在早期的时候也包括他们保护他们那些曾经参与过六四的那些同事等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确实，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跟年纪大的一代，跟李鹏，江泽民一代是不一样的。
作者：当远
责编：谢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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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May 18, 2009 - 02:19 pm: | |
http://www.stnn.cc/china/200905/t20090520_1033043.html
专家称中国农村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腹地
2009-05-20
星岛环球网消息：中国知名投资并购专家肖金泉认为，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农村城镇化战略将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过程和农民身份的转换过程产生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数额极其巨大，为此中国农村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腹地。
中新社报道，这两天肖金泉应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联邦政府退休外交官及学者中文俱乐部分别作了两场演讲，主题为“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听众包括美国资深外交官、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媒体和华人华侨等。
肖金泉的观点是，想要把美国经济从悬崖边上拯救回来，继续保持美国经济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依靠一个更大、更具潜力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市场。
他认为，中国农村有大约九亿的农民，约占世界人口的11%。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约600美元，形成了超过4200亿美元的市场。中国农村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将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
肖金泉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农村城镇化战略将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过程和农民身份的转换过程产生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数额极其巨大，为此中国农村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腹地。
在回答一名美国外交官的提问时，肖金泉说，美国可能是中国实施城镇化战略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美国有世界领先的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丰富的资本，这些都是中国农村市场需要的和能够消化的。
肖金泉还带来其在国内出版的畅销书《谁来拯救美国》，书中向奥巴马直言：中美经济深度合作是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定海神针”。
作为一名具有国际视野的律师，肖金泉担任过J.P。摩根、美国IDG集团等国内外多家大型企业的改制并购和融资法律顾问，常年为中国国资委、发改委等提供政府制定法律咨询。他曾多次在中美间穿梭，与奥巴马总统的中国政策顾问蓝普顿等高层人士做过深入探讨。
http://www.zaobao.com/cninvest/pages3/cninvest_zong090515.shtml
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持续？
(2009-05-15)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金奇(James Kynge)
中国正向“大陆型经济”转变。正如19世纪的美国经济，其增长模式从以出口为导向，转向更多地依赖内在动力，目前中国也正“向内”寻找驱动自身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目前的转型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有证据表明：有关中国经济依赖出口、由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驱动的传统观点，已与现实情况不符。这里并不是说，贸易对中国已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说，中国的增长动力正越来越多地源自内部。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为全球首位。
一系列指标显示，中国正向“大陆型经济”转变：这个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经济，正逐渐转向“自我驱动型”。当然，有些地方必须加以说明，但首先来看一下证据：
中国今年的零售状况明显好于其它大型经济体，其3月份实际零售额同比增长15.9%。但相对于总体趋势，更重要的是零售支出的构成。
消费支出最为强劲的是内地二三线城市，而非长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等主要传统增长源。《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 3月份的一份调查，对中国189个城市大约6400万户中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意向进行了评估，调查显示，二三线城市的消费倾向更为强烈。
总体而言，在15个二线城市，有51%的受访者预计今年支出将多于去年——这一比例较一线城市整整高出9个百分点。在170个三线城市，49%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将增加支出。
这种趋势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企业纷纷采取行动，争夺内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酒店、付费培训和零售等众多行业的企业，正寻求将内陆地区纳入销售版图，以抵消沿海大城市销售增长疲软的不利影响。经济型酒店行业领先企业如家快捷酒店(Home Inns and Hotels Management)的一家子公司，计划在2010年年底前新开250家酒店。如家快捷旗下已有600多家酒店。
沃尔玛(Wal-Mart)计划将其在重庆的门店从5家增至9家，这意味着沃尔玛重庆门店数量将超过北京和天津。重庆位于长江上游，距上海2500公里。
中国向“大陆型经济”转变还体现在以下方面：国内港口货运同比持续增长，而外贸货运量不断下滑。全国房地产成交量激增。
近期的重大改革可能也有助于创造内部动力。一项医疗方案的目标是2011年前在基础医疗保障及基层诊所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增加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农业用地逐渐货币化——农民开始以土地作为抵押品申请贷款，或作为创办企业的注册资本——日后这有望推动农村经济转型。
在全球需求日渐萎缩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强劲增长，打开内部增长源至关重要。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额同比下降24.9%，而同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1%。
经济增长部分得益于4万亿元人民币财政刺激方案的初期效应，但其中大部分计划实施的基础设施支出尚未落实。
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中国今年以来的经济表现，是在政府大力干预下取得的，而这种干预最终是无法持续的。他们表示，短时间内这种支出将拉动经济增长，但长远来看收效甚微，只会加剧工业产能过剩的局面。这种论点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但它忽略了一种更有意思的新景象：中国的经济增长正越来越源于自身和“大陆型经济”的驱动。
本文作者为《中国投资参考》(www.ftchinaconfidential.com)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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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May 16, 2009 - 12:01 am: | |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news?page_label=home&id=2565717-%E8%B6%99%E7%B4%AB%E9%99%BD%EF%BC%9A%E5%85%AD%E5%9B%9B%E4%B8%8D%E6%98%AF%E5%8F%8D%E9%9D%A9%E5%91%BD%E6%9A%B4%E4%BA%82&widget=push&article-%E8%B6%99%E7%B4%AB%E9%99%BD%EF%BC%9A%E5%85%AD%E5%9B%9B%E4%B8%8D%E6%98%AF%E5%8F%8D%E9%9D%A9%E5%91%BD%E6%9A%B4%E4%BA%82%20=&instance=m3b&open=&
趙紫陽：六四不是反革命暴亂
May 15, 2009
記者曾慧燕紐約14日報導
「六四」20周年紀念日將屆之際，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回憶錄的英文版14日在香港出版，全書厚達300頁，封底是著名的「六四」畫面。 新世紀出版社提供
趙紫陽(右)與鄧小平1987年一起出席中共十三大。 法新社
「六四」事件前，趙紫陽於1989年5月19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與大學生見面，右二為現任中國總理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美聯社
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生前回憶六四的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在「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推出，他在錄音中關於六四的看法，包括認為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站不住腳、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激化矛盾、不同意當局決定戒嚴和武力鎮壓、鄧小平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寧願下台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他與鄧小平的分歧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以及六四開創了全民噤聲的新局面等。
以下是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內容摘要：
三個問題 解開謎團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畫，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
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裡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反自由化 聲勢浩大
以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以後，面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要趁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儘量縮小範圍，儘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儘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制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
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了30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究竟應該給個什麼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
這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遭到夭折，因此不能採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
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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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回憶錄 六四揭秘
記者曾慧燕紐約14日報導
May 15, 2009
在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關於「六四」的錄音回憶錄中英版於5月中分別在香港及美國出版，趙紫陽在書中披露，當年武力鎮壓廣場學生完全是鄧小平一人的的決定，這一說法與過去外傳在五位政治局成員投票不能決定的情況下，由退休的政治老人一起決定的說法明顯不同。
趙紫陽回憶錄中文版「改革歷程」，全書384頁；英文版名為「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日誌」(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由紐約賽門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並由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教授麥法圭(Roderick MacFarquhar)執筆為序，他在序言中明指中共改革的總設計師是趙紫陽而非鄧小平。
「華盛頓郵報」報導，關於頒發戒嚴令，作出武力鎮壓廣場學生的決定，過去外傳的一直是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投票結束二對二，一人棄權，只好交由政治老人共同決定。但趙紫陽的回憶錄顯示，當時是在沒有任何投票的情況下，鄧小平最終選擇了武力鎮壓這一提議。
回憶錄還首度公開趙紫陽生前對「六四」的說法，並披露北京當局至今未敢公開的處理趙紫陽的「審查報告」，包括30個「結論」。
回憶錄還原了1989年5月17日對「六四鎮壓」起關鍵作用的那場會議，趙紫陽為要求撤回4月26日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的「人民日報」社論，而私下求見鄧小平。但當他前往鄧小平住處時，令他驚訝的是，中共政治局全體常委都已在場。在他提出修改社論的建議後，楊尚昆持反對意見。鄧小平最後選擇武力鎮壓這一提議，趙紫陽當時就認為「一場更激烈的對抗在所難免」。
他在隨後召開的會議上對中共政治老人說：「我的歷史使命似乎已經完成了。」他回憶說：「我告訴自己，無論發生什麼，將不能成為用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香港出版的最新一期「動向」雜誌將獨家刊出趙紫陽關於「六四」的錄音內容，曾親歷六四的「動向」主編張偉國原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他指出，終於聽到趙紫陽關於六四的說法，「六四問題應當是非常清楚了」。他表示，回憶錄問世，無疑是紀念「六四」20周年大事。六四血案和趙紫陽的冤案，都是中共執政歷史上恥辱的一頁。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中央政改辦主任鮑彤表示願意承擔趙紫陽六四錄音帶首度公開的「政治責任」。他說：「趙紫陽留下了一套錄音帶，這是他的遺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價值，供世人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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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定30罪 趙紫陽反駁
記者曾慧燕紐約15日報導
May 16, 2009 12:05 AM | 508 觀看次數 | 0 0 評論推薦: | 電郵給朋友 | 打印
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關於「六四」的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內容曝光，除了首度公開他生前對「六四」的看法，還首次披露北京當局至今未公開的「在1989 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其中包括處理趙紫陽的30個「結論」。趙紫陽在錄音談話中，直指當局「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
「四二六」社論定性錯誤
北京在對趙紫陽的審查報告中，指控他的罪名包括：認為「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定性錯誤，要求鄧小平從「四二六」社論退讓；不支持上海市委整肅「世界經濟導報」；拒絕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明確表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提出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為動亂提供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向戈巴契夫洩露「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的最高機密；在沒有徵求政治局常委意見的情況下，擅自向亞行年會代表發表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背的講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讚賞重用嚴家其、陳一諮等。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強調，上述「結論」是中共經過長期審查後，認為他「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但這30條許多與事實有出入，而且即使全部是事實，也不能據此治罪。
在「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趙紫陽錄音回憶「改革歷程」將出版的消息及部分內容14日首度曝光。首發趙紫陽錄音內容的香港「動向」雜誌，獨家提供本報錄音帶中對趙紫陽「審查報告」的主要內容，摘要刊出如下：
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麼材料也沒有發。審查三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麼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
經過三年多的審查，究竟查出什麼問題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30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在材料上，退給他。材料的題目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
下面是中共中央「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部分內容摘要：
「世經導報」批中央被整頓
4 月19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聯合召開了追悼胡耀邦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說反自由化鬥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要挾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領。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導，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 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行，並決定對報社進行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11日，他與江澤民等同志談及「世界經濟導報」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知道。
●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這場「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泛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趙拒絕。
公開講話暴露中央分歧
●5月2日下午，趙紫陽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學潮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趙紫陽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復說，「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向小平匯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就可以在常委裡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
●5月4日上午，趙紫陽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徵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們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
講話發表後，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輿論失控導致暴亂加劇
● 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導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況下，5月6日上午，趙紫陽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這次學潮反映出一個問題，人民強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面停頓。 5月9日，胡啟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促使聲援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5 月16日下午，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時，一開頭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黨的這個決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同志。「打倒鄧小平」、「擁護趙紫陽」等標語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
拒絕中央實施戒嚴決策
●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趙紫陽提出要向學生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准，由他承擔責任。他強調必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這個棋走不下去。
●5 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趙紫陽仍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人堅決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小平堅決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數同志意見，為了制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執行。
●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趙紫陽不顧常委會決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的批評後，趙於次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洩露中央常委會議內容
●5 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制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小平特別強調，到會者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趙紫陽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岳琦說，「下午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四二六社論」的提法鬆鬆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5月4日的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
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洩密行為。鮑彤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洩密行為，他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洩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信息。
●5月18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看望學生與黨公開決裂
●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透露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中央關於採取果斷措施堅決制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趙紫陽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5 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鑑於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覆。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里提前回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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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圣手”林斤澜 一事能狂即少年
2009-04-13
著名作家林斤澜，因心脏和肺衰竭抢救无效，于4月11日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享年85岁。林斤澜1923年6月1日生于温州，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除成名作《台湾姑娘》外，还著有小说集《满城飞花》《林斤澜小说选》《矮凳桥风情》，文论集《小说说小》，散文集《舞伎》等。
林斤澜说话，一句是一句。问他，据说您“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刘心武也说，称您为美男，实不过誉？他哈哈笑，说，嗯，温州出来的文人长得都不错，经看。
再问，有人说您世事洞明，往好里说是机智，往坏里说，是世故？他还是哈哈笑，说，嗯，世故也是涵养。
最后吹捧他，说，您信佛，都说您和汪曾祺是一佛一道？林斤澜笑得更哈哈了，说，这个就不对了，佛讲的是无欲，对世界无所求，可我有所求的。求什么？求名利，求世俗。
这么可爱的老头儿，平白如水，他的小说，怎么就让很多人看不懂呢？
一生一事，一个人
我父亲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办学校，小学。我的一生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写小说，短篇。
父亲林丙坤主张教育救国，1914年创办了沧河小学，学校现在还在温州。我小时候，他尽忙着学校的事，外面的事，社会的事，没空，根本不管我。他有十个孩子，四男六女，管也管不过来。
我是1923年出生的，日子是农历四月十七。一直记得这个日子，到老了才知道，那一天的阳历是6月1日，儿童节。嗬！奇怪的是，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是8月25日，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我也不知道。也想过去派出所更正，可户籍警跟我说，这个改起来太麻烦，“你就凑合着用吧”，所以我就一直凑合着。
我的名字说起来也很啰嗦。本来叫林庆澜，后来改名林斤澜。可老伴一辈子都叫我“阿杰”，是因为小时候外祖父喜欢我，给我改名鲁林杰，跟他姓。小时候父亲不是不管嘛，我就长期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教私塾的，每星期给我讲一篇《古文观止》，都要求背。也讲传统小说，《三国》、《水浒》、《红楼》什么的，讲完了再要我讲。还规定我必须每天写篇日记，好在我从小喜欢作文，也不觉得苦。
外公是很开明的人，他的三个女儿都放了足，都送去读书，我初中毕业要去闹革命，家里有意见，最后还是外公点了头才算数。
我1929年进的小学，就是父亲办的海坦镇沧河小学。然后读中学，温州中学。那时候就对两件事感兴趣，一个是文学，一个是革命。
初中刚读半年，1935年“一二·九”运动来了，影响到温州，我们也游行，好多学生，还准备一起去拆日本人开的一家“东洋堂”杂货铺，喊着口号走到半路，被警察截住了，没砸成。但热情是高涨的。
其实我读书时是好学生，听话，成绩也好。中学时，我们有个“厨房会”，说起来很好玩，就是一干同学，下课后溜到厨房大师傅的宿舍里去，那里有茶、有烟，厨房后墙上还有个洞，平时用竹筒堵上，听到外面卖馄饨、卖鱼丸面的敲梆子声，食物和钱就从洞里出入，不必跑出学校院子去。
当然，厨房会主要还是读书，读得多的是文学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都看，来者不拒。我订了很多进步文艺杂志，《中流》、《译文》，知道了鲁迅、茅盾，也读救亡刊物《大众生活》、《世界知识》，也算禁书，都藏在厨房师傅床铺的褥子下。
厨房会的创办者是赵瑞蕻，杨宪益的妹夫。后来由马骅接管。我是年龄小的，跟在他们后面跑。后来，厨房会发展成正式的读书会，叫“野火读书会”，高中部的同学也参与进来搞，那时候我已经快毕业离开了。
14岁那年初中毕业，赶上卢沟桥事变。我们那个热血啊，没心思读书了，要抗日！还记得毕业考试，考数学，一交完卷，我就把钢笔当投标，射出去，钉到了黑板上。老师同学都很惊怪，我平时很规格的，听话，是优秀学生，今天怎么一反常态，狂态毕现？疯了！
然后就是没日没夜地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我可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选择共产党，倒不是别的，只因为国民党实在太腐败。
我们成立了“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墙头刷漫画和口号。有战时青年服务团读书室，我把自己订的进步刊物都捐了。又有“前哨剧团”，我在里面演戏，演过很多角色，大多是小生类的，年轻的，比如曹禺的《雷雨》，我演周萍。演戏的时候我认识了谷叶。她那时叫谷玉叶，我们都是演员，十多岁就在一起演戏。
再后来，觉得这是小打小闹，不够，不过瘾。那一年冬天，我们几十个人，男男女女的，坐着小火轮，到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是粟裕。学校里面也有派系斗争，两个负责人都喜欢同一个女孩子，争风吃醋得厉害，本来与我无关，到底殃及池鱼。
从干部学校出来，就去了温台山区，在温州和台州交界处，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明里教书，暗地里搞地下活动，联络员。那真是脑袋拎在手里过活的日子。
这样在江湖上闯荡了几年，1940年秋，我17岁，想要去延安。组织上安排了路线，第二年到了重庆，到一家书店去接头，向店员说了暗语，他竟然呵斥我，“去去去，我们忙着呢！”搞得我莫名其妙。其实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出问题，第二年就皖南事变了。
失去了组织联系，我在重庆晃荡，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去新疆读书。其实新疆主席盛世才也就是地头蛇，一方霸王，不过表现得又文明又进步。我就给茅盾写了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茅盾当时在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是新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和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我想投奔他，可是他回信来说，要我别去新疆了，就近入读。我当然不知道，那时他和盛世才已经不太好相处了，过不多久，他自己就离开新疆、去了延安。
有时候，一个小细节就可以决定人生、改变人生，这封信对我的人生起了关键作用。我就进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学校有社会艺术教育和电化教育两个专科，老师还是很厉害的，朱自清、梁实秋等，一流吧。就是在那时侯，我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1946年，我读了三年书，毕业了，也想家了。从重庆回到温州，找家人。我们家已经搬走了，因为1942年温州沦陷，父亲带着家小到乡下避难，最主要的还因为他是“温州教育三巨头”，怕伪政权要利用他，任命什么职务。他当然是不合作的，但还好，伪政权对他这样办教育的，也没怎么为难。不过这到后来却成了罪名。1953年肃反，父亲被揪出来批判，骂他是“三红人物”，就是在国民党、伪政权、共产党时期都风光。父亲是有气性的人，受不了这个侮辱，回家后爬进了自家的大水缸，院里搁个水缸，高不过肩，防火用的，他就把自己生生溺死在里头。
找家人，还要找谷叶。她当时正在温州联合中学（现在的温州二中）教务处工作。她跟我是同乡、同庚、在前哨剧社是同台演出的“同事”、在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是同学，没有理由不结婚的。那年冬天，我们就结了婚。我一生只做一件事，写短篇，一生也只有这一个女人。
结婚后，我就离开了温州，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79年才重回家乡。其实我是很有家乡情结的。先只身去台湾，觉得那边还不错，再写信叫她过去。她就去了，在台中中学教音乐。她很有天赋，后来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在台湾，我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惊险，是凶险。我那时表面的身份是彰化职工职业学校的老师。在1947年的“二·二八”运动中，我被捕了，是被人供出来的。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其间眼看着很多人被枪毙，我也总被他们威胁要送到火烧岛去，那是个荒岛，去了铁定是个死。几乎都绝望等死的时候，又把我放出来了，其实是他们搞错了，供我出来的那个人家里有钱，保他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却捎上了我。刚放我出来，他们就发现错了，又派人四处搜捕。那时我正躲在一艘煤船的暗仓里，要是重新被捕，估计就交待了。还好，最后让我逃回上海了。那一次命悬一线，终生难忘。
两个布谷，两重天
到上海，已经快解放了。1949年成立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据说是为了培养接收干部的。我进去了，还当了学生会主席。在新专，我有个同学是林昭。林昭是叛逆的女性，我给她的毕业留言你肯定猜不到，是“生不逢辰”四个字，她在校大概是年纪最小的，表现得性格很突出。
过了一年，苏南新专停办，我到了北京，进了人艺。我在重庆的国立社会教育学校不是有了文学理想吗，现在就开始写剧本了。
写了一个四幕剧《布谷》，还写了四个独幕剧，1957年结集出版，书名就是《布谷》。是我的第一本剧本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定价四角五分，印了3200本。当然很高兴，就是这一年，我的独生女出世了，起名叫“布谷”，两个布谷，两大丰收。
其实这之前我已经发现，自己不合适写剧本，写的剧本也没人演。一是因为剧本要生生死死，很多情节、故事，悲欢离合，跟我的性情不合适。另外，当时的政治气候也不合适，要跟形势走，能应景，这个我做不好。
所以后来我就转写小说了。随后调到北京文联创作组，成了专业作家。写小说，而且专写短篇。写短篇有个好处，可以避开路线问题。长篇就不行，长篇必须要写时代，要有中心思想，要写成史诗。孙犁50年代写《铁木前传》，主人公不是革命战士，生活作风还不好，就说他偏离了路线斗争，批斗很厉害，身体都搞坏了。可流行的“文学加革命”，我又写不来。短篇小，不显眼，可以偷生，不至于成大毒草。
建国后运动多，一个接一个，我那时算青年作家，凡有运动就要下去。作家是螺丝钉嘛，让拧到哪儿就是哪儿，说是体验生活，如何布置主题思想让写命题小说。我跑过很多地方，1951年参加中央土改团到湖南，后来又在石景山待了几年。插队去的平谷县。反右后带户口下放到门头沟，那儿真穷真偏僻，把人饿死了。我身体一向壮实的，1960年回来，查出了心肌梗塞。
来来回回中，我还是坚持写，1957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台湾姑娘》，从那以后，我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算是比较密集的，比较破例。1962年一年当中，北京市文联还连续三次召开了“林斤澜作品座谈会”，也是很破例的。算一个创作的高峰吧。
不过好日子也不长。1964年，《文艺报》发表了近2万字的文章，评我的作品，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中心思想是批评我太注重艺术。这个罪名是很重的，沈从文宣称“我的神庙里供的是人性”，胡风说“政治也在生活中”，他们的处境，大家都知道的。咳，“文学”不应该注重“艺术”。在当时，重艺术就是罪过，表示淡化政治。要求的是政治第一，文艺第二，其实是政治唯一。
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说起来，我十多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籀》，拆开了就是“个个留一手 ”。从那次评论文章出来后，一直到文革，我只写了一篇小说，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
当然，也有惊险。一次是1957年，有一次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四个人在一起聊天，说现在的文艺界没有特点，他们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决定创办一个同仁刊物《探求者》，还在酝酿中，反右开始了。《探求者》撞个正着，一下子成了“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反党集团”，康生亲自负责抓。我和他们是朋友，北京文联秘书长田家乘机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没有材料，躲过去了。我倒不怪田家，他后来文革中在西北被整得很惨，死去活来的，死在那里。
再一次，是1961年我们几个人一起被派去西双版纳采风，到了文革，同行的一个人出来揭发我，说我当年准备经云南叛逃出国。这事审查再三，也没有材料，又躲过去了。还有人揭发我以前是三青团，结果我被军宣队从牛棚里揪出来，前后审讯了三次，最后也不了了之。
文革中我也挨过批斗，老舍当然是首当其冲，我敬陪末座。批斗时我只做到一点：没有表情。我也坐过“喷气式飞机”。扭着胳膊，弯着腰，很痛。扭我的是个工人作家，我疼得太厉害了，扭头过去看看他。他对我一笑，意思是，哎呀，总要意思意思嘛。我也不怪这人，他思想极左，为人极好。
文革中，北京文联解散了，我先被安排到一家电影院当领座员。本来也可以是美差，可当时的电影实在太难看了。后来又让我到中学当图书管理员。校长说，我们学校的书还没你家的多呢。我就称病赋闲在家，到后来日子还是滋润和逍遥的，一家三口，自由自在。
有一次我去买扒鸡，交完钱，售货员突然高亢地说：“翻身不忘共产党！”我反应不过来呀，售货员马上露出鄙夷的神情，我明白了，马上大声答：“吃鸡不忘毛主席。”嗯，过关了。说起来像笑话，却是千真万确的。
清平老者，老当益壮
文革之后，又迎来春天了，多多地写小说，又出了一批东西。写中篇《竹》时女儿正准备高考，当然要全力保证她，家里唯一的一张办公桌给她用，我就盘腿坐地上，有时屁股下垫个小板凳，以椅当桌，孙子狗蛋还不时来骚扰，但还是写，写得很多。
1981年，我终于得了个奖。写了个“矮凳桥”系列小说，有的人说读不懂，还举例，“骂你的嘴里有我的嘴，打你的手里有我的手”。这有什么读不懂的，真是。我的书就是没有汪曾祺的卖得好。我跟汪曾祺人也不同，他是名士，我有社会使命感。不过我的脾气比较好，改革开放初期，我请了好几拨有过节、有隔阂的作家到家里赴“团结宴”，做和事老。
1986年，让我接任杨沫担当《北京文学》的主编，那时的同事有年轻的李陀、编辑部副主任傅用霖，刘恒还是普通编辑。那段时间我只提“双百”，不提“两为”，麻烦是有的，审查总是很严，我们有一期发了米兰·昆德拉，上头找去了，质问，为什么不发小说？就这样。但我们还是发了些好文章，团结培养了一些人。我不怕，不当这个主编，我还能当作家。我们的氛围也很好，副主编陈世崇连我的稿子也退，我觉得很正常。
个人生活没什么好说的，我是出了名的能睡能吃，有一次作家代表团出访非洲，让我当团长，在埃塞俄比亚吃饭，对方陪吃的作家不停地问这个那个，我忙着回答应付，每顿都吃不饱，从那以后我可有了经验，出访坚决不当团长了。
以前每天都喝酒，酒量还很大。高晓声、陆文夫、汪曾祺和我号称是“文坛酒中四仙”，现在就剩我一个了。
我还收藏酒瓶，我也喜欢跳舞，跳得还不错。不过我有恐高症，不喜欢坐飞机。我还信佛教。2003年召开了“世界温州人大会”，非让我去，他们发言，我就跟灵隐寺九十高龄的方丈木鱼偷偷地聊佛经，后来聊累了，我俩就一起趴主席台上，睡着了。（来源：《中华读书报》2007年专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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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March 05, 2009 - 10:06 am: | |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20000/newsid_7926000/7926061.stm
听温家宝讲明天的故事
BBC经济事务编辑
罗伯特·佩斯顿
发自北京的博客
罗伯特·佩斯顿2006年起出任BBC经济事务编辑，他曾任B 1国多家媒体的经济、政治编辑。其报道与博客在英国经济界颇有前瞻性，经常被认为极具参考价值。
今天早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在11届人大会议上谈到中国该如何应对全球衰退狂魔。他所开列的大多数方案在欧洲人或美国人听起来相当熟悉。
当今危机下，所有应付经济问题的“新正统”政策处方都已经摆在B 0面：减税、大副增加公共开支、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借贷大规模增加、为商界提供更多融资、义正词B 8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呼吁改善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的监管。
在人民大会堂的巨大红星下，向三千名人大代表讲话的温家宝听起来好像是我们英国首相布朗。
不过却有一个相当显著却重要的不同。
以美国或英国水平来看，中国经济依然异乎寻常地强劲。
的确，如我过去几天所说，中国经济长已经开始放缓，那些赖出口的地区，特别是南方，已经有大量工厂倒闭，失业率痛苦上升。
不过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经济还在增长，虽然他们也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夸大了增长幅度。
渣打银行的史蒂芬·格林认为，中国经济去年第三和第四季度之间有1%的增长，今年头三个月也会有相同规模的增幅。
=2 0
至于2009年全年，他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大约在6%到7%之间，比中国官方预计的8%只低了那么一点（温家宝今天也反复强调了这个数字）。
参照英美
虽然这个数字比起去年的十位数以上的增长差了一大截，但是与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所面临的痛苦衰退相比，中国经济还=E 6显得特别惊人。
中国和英国、美国相比还有另一个可怕之处。
温家宝宣布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9500亿元。听起来是很大的数字，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赤字数额。
但是，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与英国公共行业的借贷相比，中国的赤字不过是毛毛雨。
换算成英镑，95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1000亿英镑。
这实际上比英国政府预计在2009/2010年的借贷少了差不多20%。
这个数字再用GDP百分比来表达，则更显出中国十足的谨小慎微和许多人所说的英国放纵不羁。
人家中国的赤字还不到GDP的3%，英国的却占8%。
当然了，美国公共行业的借贷比英国还要更高。
如果再加上令英、美商界、银行和顾客们几乎陷入瘫痪的欠债8 3况，中国所处的金融强势更让人目瞪口呆。
还有，我8 0直强调，中国国家控制的各家庞大银行的管理比我们的商业银行要谨慎地多，而且从来不缺资本，也没有资金不足的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英国如果也有他们的经济问题就好了（当然社会问题就不要了）。
我一直强调的一点，那就是中国面临诸多严峻问题，特别是如何在工资缩减，数百万计的人失业的况下维护社会稳定。
钱多坏事
那么听完了温家宝两0时的演讲，我掌握了哪些重要信息呢（我们至少应该谢天谢地首相布朗还没有迹象显示有意养成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习惯）?
他讲到一些非常重大的事情，比如让那些效率不高的企业关门，还讲到减少中国对低成本基础制造业的依赖，还有要刺激消费。
这些A F我们英国这样的发达经济国家来说既是威胁也是机会。
应该有空间增加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不过对1达经济国家的公司来说，竞争风险将越来越大。
而且未来，虽然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巨大财政盈余将逐渐减少。
在美9 B和英国，钱来得容易所以我们借贷上瘾，中国的这笔盈余对此也有部分的责任。
不过，我最近几天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从E6底层的工厂工人到中国商务部长陈德明都将全球经济危机归咎到美国银行的疯狂冒险和美国国内的过度借贷。（我们英国不够有名气，在他们那里还挂不上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要引述我在采访陈德明时最喜欢的他的一段讲话。针对那些说中国不该存钱太多，然后借给西方让他B B大花特花的人，他小小地开了一个玩笑：
“总的来讲，我个人不赞成那种说法，就是自己借人家的钱提前消费，闯了祸后，=E 5去怪借钱给他的人，说是他们有责任，这种说法在中国的哲学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也不符合常识。”
超级中国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意这位在中国相当于我们英国商业大臣曼德尔森式的人物所说的话。
他说，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繁荣完全依赖我们。
因此，他们虽然觉得我们目前乱成一团责任都在自己，但是他们看到本身还是大有能力助我们拨乱反正的，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么说来，当我说中国是超级经济大国时，陈德明极力反驳就非常令人惊讶。或许是因为中国担心一旦承认自己是超级经济大国，就不得不承担起全世界沉重负担的新责任。
比较而言B C今天温家宝的讲话说的都是一个更加开放、外向型的中国。
温家宝的中国似乎希望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我们所有人营造安全的全E7经济，同时却并不津津乐道我们西方蒙受的经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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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c.co.uk/blogs/thereporters/robertpeston/2009/03/super_china.html
Super China
Robert Peston
5 Mar 09
Much of what the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described this morning to the 11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s his country's programme to combat the evils of global recession would have sounded very f amiliar to a European or American audience.
What have become the new orthodox policy prescriptions for this time of crisis were all there: tax cuts; big increases in public
spending; massive jumps in public-sector borrowing; more lending to business; anti-protectionist rhetoric; calls for improved regulation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t could almost have been Gordon Brown addressing the 3000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giant red star.
Except for one glaring and important difference.
The Chinese economy remains -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US or the UK - exceptionally strong.
It's true, as I've been pointing out over the past few days, that growth in China has been slowing down - and regions particularly dependent on exports, especially the south, have suffered mass closures of factories and painfu l rises in unemployment.
But many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still growing, even if they also say that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overstate that growth.
Thus Stephen Green at Standard Chartered reckons there was 1% growth between the third and fourth quarters of last year, and that there'll be a similar expansion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this year.
For 2009 as a whole, he's forecasting GDP growth of between 6 and 7% - which is only a little less than China's official forecast of 8% (which Wen Jiabao repeated today).
That may be a long way from the low teens growth of last year. But it looks pretty amazing compared with the very painful recessions in Japan, the UK, Germany and the US.
And here's another frightening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UK and US on the other.
Wen Jiabao announced that China's budget deficit this year will be 950bn yuan. That sounds like a big number - and it is an all-time record for China.
But, in relative terms, it's a flea bite compared with public-sector borrowing in the UK.
Converted to sterling, that 950bn yuan is equivalent to roughly £100bn.
Which is almost 20% less than what the UK government expects to borrow in 2009/10.
When those numbers are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of GDP, there's an even starker picture of Chinese prudence versus what many would describe as British profligacy.
China's deficit is less th an 3% of GDP, compared with 8% in the UK.
And, of course, the US public sector is arguably mortgaged up to an even higher hilt than Britain's.
When you add in the near-crippling indebtedness of businesses, banks and consumers in the UK and the US, well at that point China's financial strength looks almost awesome.
Also, as I've been emphasising, China's giant state-controlled banks have been much more cautiously managed than our co mmercial banks - and have neither the capital or funding constraints of ours.
None of which is to retreat from what I've been highlighting, which is that China faces formidable problems - in particular the challenge of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t a time when wages are being squeezed and millions are losing their jobs.
It's just that - in a wa y - we'd be fortunate to have their economic problems (if not their social ones).
So what are the big messages I took away from Wen Jiabao's two-hour address (perhaps we should, at the least, be grateful that Gordon Brown shows no sign of adopting Chinese speechmaking habits)?
Well he said some very striking things about allowing inefficient businesses to fail, about reducing the country's reliance on low-cost manufacturing of the basics, and about wanting to stimulate consumer spending.
All of that is both a threat and an opportunity for developed economies like ours.
There should be scope to increase our exports to China. But the competitive threat to the companies of developed economies will - if anything - intensify.
And over time (but it will take years) China's massive fin ancial surplus - which was in part responsible for the glut of cheap money in the US and UK that fed our dangerous addiction to debt - should diminish.
For what it's worth, however, every Chinese person I've met over the past few days - from the lowliest factory work up to the Chinese
Commerce Minister, Chen Deming - lays the blame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on crazy risk-taking by American banks (Britain's aren't famous enough to register with them) and excessive borrowing in the US.
In that context, here's my favourite quote from m y interview with Chen Deming, which pokes gentle fun at those who say China was at fault for saving too much and then lending that surplus to spend-spend-spend consumers in the west:
"Personally I can't agree with some people on their point that they [US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borrow money from others, they overly spend this money and they make trouble for=2 0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finally they blame those who lend them money for making these troubles. According to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kind of accusation is totally ridiculous and unreasonable."
I suspect that many of you would agree with China's equivalent of Peter Mandelson.
That said, China's leaders recognise that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is wholly dependent on ours.
So even if they believe that our mess is our own fault, they see that they have a powerful interest in helping us to clear it up.
In that context, it was striking that Chen Deming strongly disagreed with me when I described China as an economic superpower, perhaps because of a fear that as such China would have to take on the heavy burden of new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By contrast, to day's rhetoric from Wen Jiabao's was all about a more open, outward looking China.
Wen Jiabao's China seems to want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the global economy safe for all of us - and is not revelling in our economic hum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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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February 14, 2009 - 12:12 am: | |
http://www.stnn.cc/china/200902/t20090212_977792.html
【今视点】腾笼换鸟，汪洋为何不折腾了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90214/371654.shtml
1/3企业推迟开工
2009年02月14日
华夏时报
1/3企业推迟开工
企业推迟开工也增加了就业的困难。
据广东省就业局局长甘文传介绍，广东解决了全国1/6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以中小企业多、外来务工人员多而著称的东莞，成为关注焦点。东莞市一位高层曾在2007年宣布东莞的外来工人数超过1200万。
=0 A
据过完春节后紧急对与其有业务关系的企业进行调查的一家金融机构的调查人员称，因为订单少，春节后马上开工的东莞企业会减少1/3，3月份后可能会陆续开工。推迟开工成为很多工厂减少损失的一条重要策略。
接受记者采访的很多中小企业负责人均表示，在东莞，包括珠三角吸引农民工的主要是一些依靠订单生存的中小企业。上半年的状况就看春节后的接单情况，如果过了3月份，上半年的情况就基本定了，没有订单自然就需要工人。而6、7、8月份是旺季，如果还接不到单，下半年基本也不需要很多工人了。
据南方人才市场已经举行的多场招聘会统计：参加招聘的企业数、招聘人数以及企业给出的待遇都减少了。据数据统计，企业目前给予无技能要求岗位的月工资水平为1050元，比去年同期的1160元下降了110元，降幅在10%左右。
东莞市劳动局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今年东莞企业用工需求同比下降约20%。根据这组数据推算，1200万外来工里至少有240万找不到=E 5作。
面对这种状况，心急的工人甚至不等工厂开工，就来到工厂报到。据东莞一家媒体报道，有一家工厂还没确定开工时间，就已经有九成工人到工厂报到等候。
就业政策纷纷出台
显然，数百万农民工不能继续等待下去。广东省各级政府还担心，滞留当地的数百万失业农民工，对当地治安构成重大安全隐患。
从中央到地E6政府，保就业的政策也开始陆续推出。
10日，《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公布，文件要求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稳定就业局势。企业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需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见后，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强调强化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切实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
一个星期前，广东省政府也出台了十项政策，力求最大程度保障农民工就业。广东省劳动厅决定采取14项措施和27项具体办法稳定农民工就业。包括收集适合农民工就业的岗位信息，以及积极与劳务输出省份进行信息沟通，举行农民工专场招聘会等。
以典型的外来工经济著称的东莞，开展农民工专场招聘会等活动也比往年更早、更多，以最大程度缓解农民工就业压力。
而佛山市政府正在给当地中小企业更B A宽松的生存环境，“帮助中小企业发展，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是佛山市政府一位官员给记者描述的逻辑，据他透露，佛山对不按劳动合同法执行的中小企业包括个体户，实行特别时期的网开一面，对其普遍存在的缴纳社保不签订正式的文字合同，“不罚款，不吊销营业执照”。
东莞市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更为确实的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就业。
一场保就业大战，正在拉开。
http://www.stnn.cc/china/200902/t20090212_977792.html
【今视点】腾笼换鸟，汪洋为何不折腾了
2009-02-12
2009年2月11日，汪洋在广东政协会议代表座谈会上说，广东并没有强制实施腾笼换鸟双转移政策，只是用低成本等因素“利诱”企业搬迁，是尊重企业意愿的。
此前的2月3日，汪洋在广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会上说，腾笼换鸟“不干出成效，誓不罢休，要有不为各种非议所动，不受各种干扰影响的勇气。”
很多人说汪洋变了，不再强硬了，不再坚持了泯然众人了。其实汪洋没变，变的是形势，形势比人强。
2008年11月，汪洋处于珠三角舆论争议的中心。争议起于汪洋11月12至13日在湛江市进行专题调研时的一番讲话，他说，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决不能去干市场经济不允许干的事情，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那时正值国际金融危机渗入中国，广东外向型经济受到重创，企业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逐渐蔓延。那时的汪洋十分坚决，汪洋的坚决源自对广东三十B 4改革的信心，他坚信广东有能力逆境生存，并杀出一条“科学发展”的血路。
既然要改革，既然要创新，必将面临争议与挑战，汪洋预料到了自己要承受的一切，并准备好了面对，他搬出了邓小平的话，“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该放权的放权，该松绑的松绑，支持和鼓励特区改革先行先试，不准无理干涉或暗中阻挠改革。”
但今日的广东已经不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广东。30年前，广东省自上而下，求变求新的意志强烈，上下同心，使得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势如破竹。30年后，一切试图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必然是阻力重重。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成了这重重阻力最大的背景，它让珠三角企业举步维艰，农民工就业困难重重，庞大的失业潮迫使总理温家宝站出来表态“该扶的就要扶”，在中央政府改变主基调的情况下，广东致力推动腾笼换鸟已变得有点不切实际。
事实上，广东最近推出的若干措施不但远腾笼换鸟的目标，且是从扶持密集型的企业出发，这不啻于宣示汪洋的腾笼换鸟政策成为明日黄花。
对中央政府来说，保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是2009年的头等大事之一。胡锦涛1月初的三次公开讲话，几乎都离不开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关切。官方数据显示，中国近几个月有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如此严重的失业问题势必造成社会紧张，增加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汪洋的腾笼换鸟不得不紧急刹车。
依旧是汪洋，依9 7是寥寥数语，他说，“腾笼换鸟这个形象的说法，表明了政策导向，并不是政策内容，腾笼换鸟不是要把笼子里的鸟都腾走，傻瓜也不会这样做。”
傻瓜也不会这样做，汪洋当然更不会。胡锦涛也说了，中国“不折腾”了，汪洋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局，既然不能为了金融危机做一次悲情英雄，那么就尽尽做政客高官的本分吧，毕竟形势比人强。（文/星岛环球网 曾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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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February 13, 2009 - 11:59 pm: | |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tw090213.shtml
阻碍中国统一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谁？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jp090211.shtml
釜底抽薪：保卫钓鱼岛的战略
(2009-02-11)
摘要：日本主动升级钓鱼岛纠纷，给了中国机会正式提出琉球群岛主权问题。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复苏都依赖中国，美国处于战略收缩状态，琉球独立有利于美国制约日本摆脱美国控制，琉球独立符合国际协议，琉球民众对日本不满，有独立意向，这些因素都对中国有利。日本失去琉球，则钓鱼岛和东海问题迎刃而解。中国不要怕搞军备竞赛，军备竞赛也能够扩大内需。中国现在的情况和苏联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计划经济下不能搞军备竞赛，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
中国去年派海洋考察船宣示钓鱼岛主权，前几天日本高调回敬：派军舰常驻钓鱼岛，封锁附近海域。相信中国政府在派出考察船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应对钓鱼岛纠纷升级的对策。但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笔者也来出谋划策一番。草野之见也许幼稚，但因无拘无束，提出的各种可能对策天马行空，可以拓展决策者的思路；即使没有实用价值，也能够表达民众态度，对敌形成民意压力，增加官方对敌交涉时的砝码。
中国应该继续派船前往钓鱼岛进行考察，不能因为日本封锁就不去了。当然，再去要做好对方拦截、两船碰撞，甚至受到日舰攻击的思想和技术准备，例如派出吨位相当的大考察船，或由中国军舰护航，等等。
烈度更大的选择有：1，派出中国海军军舰，从更大的范围包围钓鱼岛，日本船只能出、不能进；2，直接派海军陆战队登岛，并长期驻守。
想必日本不敢开第一枪，中国也没有必要开第一枪。但如果日本敢于挑起战端，中国不要把战争局限在有关海域，而应该把日本海军的后方基地全部列入打击目标，使用远程导弹和潜艇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中国军方现在就应该高调展示这一战略思想，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仅仅在钓鱼岛海域针锋相对还不够，中国应该采取“釜底抽薪”的战略，公开提出“日本不拥有琉球群岛的主权”（琉球群岛的日本名字是“冲绳群岛”），彻底切断日本伸向钓鱼岛的黑手。一旦日本失去琉球，那么中日之间的钓鱼岛纠纷和东海纠纷都烟消云散了。
众所周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不能占据琉球群岛，1970年美国只是把“施政权”转交给了日本。因此，中国应该以上述文件为依据，积极支持琉球群岛独立。
提出琉球问题，中日之间的关系必然立即紧张起来，但现在的局势有利于中国。日本主动升级钓鱼岛纷争，为中国逆转长期以来对日不利局面提供了契机。
日本经济多年来处于低迷状态，近来又受到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打击。日本把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上。中国应该乘机打击日本经济，或提出以中国市场交换琉球独立。
中国应该限制日本对华出口贸易，阻碍日本经济复苏。为了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嫌疑，中国可以学日本的做法，使用“非关税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法。例如对日本商品的技术指标进行严格控制，使它的商品无法出口中国，也迫使它改变“三流质量的产品出口中国”的政策。
中国现在不再依赖日本的商品和技术，除了数码照相机和特种钢材等，日本对华贸易没有优势可言；日本也早已停止了对华低息贷款。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严格限制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商品进口，因此中国经济对日本市场的依存度不高。
二战时日本强征琉球人入伍，在日本兵败琉球时，强迫琉球居民自杀，在琉球人民心中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战后日本一直歧视琉球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琉球地区一直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琉球人民很不满，不断有“琉球独立”的呼声。在奏日本国歌时，琉球的老年人是不起立行礼的。去年还发生琉球民众占据琉球王故宫，要求独立的事件。
如果日本本土经济陷入困境，对琉球的经济支援也会减少，进一步引发琉球人民不满，这有助于推动琉球独立。中国政府可以承诺在琉球独立后给予大量经济援助，实行优惠的经济政策，并承诺大力发展中国国民去琉球的旅游业等等。
日本非常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虽然不愿意，但不便于公开反对。中国可以强调日本在管辖琉球群岛近四十年之后仍然占据琉球，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因此日本在让琉球独立之前，暂时没有资格谈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事情。
美国是日本的靠山，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伊朗和朝鲜与美国的对抗以及金融危机这三重因素迫使美国暂时进入收缩期。美国希望中国帮助美国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应该利用这一点牵制美国，使美国不干预琉球独立运动，不阻碍或仅在嘴巴上谴责中国支持琉球独立运动。
实际上琉球独立不会使美国失去面子，因为美国并没有把琉球主权交给日本。相反，琉球独立后有利于美国牵制日本，避免日本摆脱自己的控制。中国也不反对琉球独立后同时采取亲美国的立场，可以允许美国继续保留在琉球的军事基地。
中国应该加强和美国的沟通，明确告诉美国：日本有摆脱美国控制的倾向，日本是永远不会忘记二战两颗原子弹之仇的。因此，中国在外交上敲打日本、在军事上威胁日本，可以使日本更加靠拢美国，暂缓脱离美国控制。如果美国仅在口头上高调表示要支持日本，中国政府会理解的。
中国应该向美国和俄罗斯灌输一个战略思想：中、美、俄三国应该联手把日本永远囚禁在东北亚一隅。
中国应该向它们强调岛国民族的独特性：具有强烈的扩张野心，却缺乏大国责任感。日本一旦获得发展军备和对外扩张的自由，会在遇到阻碍时不考虑后果地使用核武器，引发全球核战争，导致人类毁灭。日本民族视个人生命轻于对天皇的效忠，是和西方“人权至上”的普世价值格格不入的。
由于日本永远无法改变岛国属性，因此日本国民的岛国性格也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因此，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永远不放松对日本的警惕。要让美国认识到：利用日本制约中国和俄罗斯，看上去聪明，实际上愚蠢。二战前，英国、法国和苏联都想用法西斯德国去制约别人，结果却玩火自焚，自己饱受战火蹂躏。
如果中国大陆政府觉得不便于公开鼓动琉球独立，可以和台湾国民党政府私下沟通，让台湾出面鼓动琉球独立。1970年代，美国人把琉球交给日本管制时，琉球人曾派代表赴台北直接向蒋介石恳求台湾接管琉球群岛。大陆政府可以暗地里给台湾巨额经济支持，或用贸易优惠的方式提供财政支持。
中国面对的情况在变化，我们的观念也应该及时调整。中国不要怕搞军备竞赛。苏联搞军备竞赛后国家崩溃的原因是：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把大量资源用于军备生产和重工业，导致轻工业无法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终经济崩溃。
中国现在的情况和当时的苏联完全不同。中国现在有大量的生产能力和钱，却没有地方用。中国人民辛苦挣来的外汇没有地方花，只能借给美国，让它们用这些钱再来买中国的产品回去享用。中国人只是帐面上的富翁，实际上仍然是血汗苦工。
中国发展军工产业，其经济上的效果和国家大搞基本建设是一样的。军工产业的科研人员和工人拿到工资后，会购买轻工业产品，其效果和政府向穷人发放购物券一样，也能够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军工产业还能够带动中国科技和配套产业的发展，提高企业开工率，增加就业，形成良性循环，并能够推动中国工业升级换代，从劳动力密集型经济转化为技术密集型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宜大搞军备竞赛，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搞。
中国应该乘西方和俄罗斯等国经济不景气，大量吸引它们的科研人员来中国工作。人才是最重要的。二战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大量搜罗德国科学家；苏联崩溃后，美国大量搜罗前苏联的科学家，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当然，能够把它们的研究所和工厂都买下来，都搬到中国来，就更好了。中国在经济改革时，外国人乘机大量贱买中国的国有资产，我们现在也应该乘机大买它们的资产。
中国和前苏联地区各国已经完成了边界划分，北方威胁不再存在。中国目前主要的威胁来自西南（印度）和东南（日本）以及南海周遍诸小国。如果中国从小国下嘴，从弱到强，逐个对付敌手，不仅耗费时日，而且无法利用震慑作用，反而促使敌手预先警觉，联手对付中国（日本和印度、越南等已经开始加强联系了）。如果“擒贼先擒王”，从诸威胁中选择实力最强大的日本下嘴，将使其它弱国强烈震惊，进而采取比较合作的态度。
中国人要彻底改变传统的“以德报怨”思想。我们以德报怨，别人却认为我们是冤大头。主导这个世界的主流世界观是西方的“以成败论英雄”。中国再也不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
中国再也不能干收回领土后又全部撤回军队的傻事了。事实已经证明，印度并没有因此感激中国人，主动归还它占据的中国领土，反而认为中国是在羞辱他们，反而用中国军队主动后撤来证明中国的反击行为是非法的，反而加强了对中国领土的实际控制。日本并不因为中国免除其战争赔款而感恩戴德，反而以此证明日本没有侵略中国；日本在清除遗留中国境内的毒气弹方面消极拖拉，至今任其戕害中国人民。
如果中国从一百多年来的屈辱中只学会了“科学”和“民主”两样东西，是不够的。中国还应该从这一百多年受西方人欺负的历史中了解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日本和印度虽然都在东方，但它们已经完全西化了，它们的思想方式已经是西方的“弱肉强食”了，而不是东方的“与人为善，知恩图报 ”。
中国的人民要生存，要发展，就需要土地，需要资源，把中国的土地和资源让给外国人，是对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是永久性的。中国不侵略扩张，并不等于不应该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
上海 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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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tw090213.shtml
阻碍中国统一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谁？
(2009-02-13)
关于中国统一问题，以往我们多数都认为，美国是最大和最强的敌人，尤其多年来美国一直坚持售台武器，并与台湾政治界有很多或明或暗的交往，台湾一些“独派”人士更是把美国当成保护伞。其实如果深入分析，美国因素固然在两岸中作用很大，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绝不是最严重、最接近眼前的的，影响中国统一最在身边并且最危险的，应该是日本因素！
（一）先说美国因素与台海问题
台湾固然是美国全球战略很重要的部分之一，但目前绝对不是最关键的。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势力最大的国家，一个世界性警察，影响范围虽然很大，但他实际上每一个地方都要介入，每个地方却都力不从心。在美洲，美国的后院，有像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就很让其头疼。亚洲最重要的首先是中东问题，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加上=E 4北亚的朝鲜就让美国喘不动气。再就是中东欧以及中亚和俄罗斯，非洲，太平洋地区都要涉及，范围太广了，美国根本顾及不了，台湾问题只要不出事，不闹腾，美国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二）再说日本因素与台湾
首先日本离中国最近，其西南岛链与台湾紧密连接，环绕着中国大陆东部，形成一个海上半包围圈，台湾直接关乎日本安全和实际利益。台湾与日本冲绳诸岛实际扼住了中国出入太平洋的门户，中D在东面，与其说一个沿海国家，在地缘上与一个内陆国家差不多。其次，日本与台湾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廷割让台湾岛，以后统治台湾50年，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现在台湾仍然会属于日本。日本目前仍然保留在台湾很大的影响力，李登辉等台湾政治人物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历史渊源，现在很多的台独人士像金美玲等就居住在日本并参与台独活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一些人士对其暗中支持。其三，台湾海峡是日本舰船和商船南下的咽喉通道，多数来自海湾地区的9 F油以及其他民营和战略物资都经过台湾海峡，如果两岸一旦统一，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那日本舰船的通过就要看中国的脸子了，而绕道无疑对日本成本太大，并且受制于中国。
（三）说说目前日本最台海问题的介入
首先，日本目前已经实际参与并且在影响中国的两岸统一问题。近期日本海上保安厅要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常驻可搭载直升机的ＰＬＨ型巡视船，自称目的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其E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日本有3个图谋：
一是通过在钓鱼岛常驻可搭载直升机的巡视船，造成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到时候中国要想再进入该领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除非直接双方进入战争状态武力争夺，否则，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基本没有了希望，日本目前掌握了对钓鱼岛的绝对控制权，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只能被动吆喝而已，即使将来统一后的大中国，在既成事实面前恐也无可奈何。
第二，9 3鱼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台湾东北部，西面直接面对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处于台湾、中国大陆沿海与日本冲绳岛的三角中心位置，居于对中国两方的咽喉之地，有巨大的战略价值，一旦台海有事，日本的舰只马上可以进入“有事地带”。况且历史上钓鱼岛就属于台湾管理，日本的上述举动，实际等于第二次侵占台湾，并利用的中国尚未统一，大陆无法插手，台湾无力插手的机会，用实际的入侵行动显示给大陆和台湾两方看，来表明自己经过战败 60多年以后已经实际“崛起”。
其三，日本的举动是在呼应岛内的分裂分子，为他们撑腰。虽然经过去年的选举，台湾岛内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但台独分子仍然幻想外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台独梦想，巴不得外力介入，日本的行为实际是给这些人在打气撑腰，也迎合了台独分子的需求。
第四，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恩怨最多，中国的崛起，影响着日本在世界的地位。而目前，日本的军事力量实际已经非常强大，海军空军并不亚于中国，陆军自卫队战斗力也很强，日本绝不甘心在世界舞台上居于中国之下。况且日本人从来就看不起中国人，.抗战前期日本的有关战争报告就说，要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要想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所以，传统历史上对中国的恐惧、愤恨，使日本人天然具有反中国的思维，虽然现在中日关系由于现实需要而改善不少，但日本很国内多人“反华、恐华、制华”心态却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中日人民世代要友好下去”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愿望而已。
因此，从目前形势看，日本已经感到台海关系改善对=E 8己的威胁，台独势力的萎缩使日本上下感到了忧虑，对中国的两方提前采取行动，阻碍中国统一大业必将是日本今后的目标，中国的双方政府切不可等闲视之，而应该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或者达成默契，共同应对日本的挑战，更不可像以往那样互相争斗，让外人坐收渔翁之利。
中国，对待日本，切不可掉以轻心！
山东胶州南关教委 战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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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December 13, 2008 - 04:15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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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蓄水考验生态:地质灾害频仍致治理经费攀升
后三峡时代：地质灾害与二次移民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重庆
2008年12月12日11:59 南风窗
“上级要求，蓄水期间，不能死一个人！”冉洪钧一边向上级汇报工作，一边跟记者诉苦，压力太大。他是重庆市云阳县地质观测站站长，这个三峡库区腹地最大的移民县，刚刚又出现了5处新的滑坡带，最严重的是江口镇盛元村，“涉及100多人，房子裂缝太厉害了，必须赶快搬迁。”冉洪钧刚从那里回来。
从9月底起，三峡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生态容量和地质结构都将承受最大的考验。不能死一个人的死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一直到最基层，让库区的各级官员绷紧了神经。
11月22日，库区发生了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秭归4.1级地震，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地震是否跟三峡蓄水有关，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但是，库区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却在蓄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如约而至。这次试验性蓄水，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175米，而是停止在 172.78米。
试验性蓄水是三峡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第一次大考，但这仅仅是开始。“长江库岸的稳定、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重庆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王里奥说。这也意味着，对于三峡库区输血式的投入并没有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而结束，在新的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前，库区范围内的每一宗环境事故都会成为敏感话题，生态建设的投入将会与日俱增。
灾害频仍
自从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以来，黄成民就开始了不断搬家，先是从老房子里搬了出来，到今年6月份，大坝175米蓄水，要进行清库，他家最后的几间瓦房也要被淹没了，新房子却还没有着落，他不得不把一家老小暂时搬到了镇上废弃多年的粮库里住，如今，水面还没有达到175米，粮库房顶和墙壁上的裂缝一条接一条地崩现。
11月19日，记者来到这个汤溪河(长江一级支流)边的小村时，黄成民正坐在粮库的高墙上，望着天天涨水的汤溪河发呆，“往年这个时候，汤溪河里的水不到1米，卷起裤脚，人都可以趟过去。”黄成民说，如今，河水不断涨，岸边的房子也不断裂缝，他住的粮库是裂缝最厉害的。
黄成民带记者把村里跑了个遍，几乎每家房子上都有这几个月新出现的裂缝，最大的有20多厘米宽，3米多长。冉洪钧带着地质队来看了以后说，这房子肯定不能住了，要他们马上搬走。
“云阳这5处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得搬迁。”冉洪钧说，可是目前大部分都搬不了，主要是没有钱，新地灾点的治理以及居民搬迁，国家都还没有立项。地质局只好给村民们发了卷尺，每天去测量裂缝的宽度，有变化的马上打电话向上报告。
三期蓄水期间，库区一共出现了多少处新的地质灾害点？记者在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采访时，该局没有明确透露，只是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除了已经完成治理的366个地质灾害点以外，目前还有511个搬迁避让项目正按照“尊重群众意愿、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适时搬迁、确保安全”的原则实施，共有80457人需要搬迁，其中已经完成了37051人。
三峡总公司11月7日公开发布的消息称，近坝库区地震活动正常，库岸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库岸崩塌、滑坡现象。不过据记者在库区的调查，小规模的崩塌、滑坡以及由此造成的居民房屋裂缝却普遍存在。
据专家们的预测，蓄水期并不是地质灾害出现的高潮，到了明年4、5月份退水的时候，才是最严峻的考验，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落来看，情况确实如此，大部分裂缝和滑坡都是今年5月份水面从150多米退回140多米时出现的，到明年5月份，库区水面将从175米退到145米，新的地质灾害点大量出现将不可避免。
就在蓄水任务刚刚完成10多天后的11月22日，库区腹地的湖北省秭归县就发生了4.1级地震，震中距三峡水利枢纽约29公里，三峡坝区有明显震感。“水库蓄水后，河谷下的断层的水压增加了，加上地下水的渗漏，对断层的滑动起了润滑的作用。因此，库区会出现一些‘水库诱发地震’(不是天然地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香港大学前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教授告诉记者。
李焯芬教授曾任加拿大安大略水电土木建筑部主任，在加拿大工作多年，参与并主持了加拿大多座大型火、水和核电站的地质论证、环境评价和土建工程。他说：“由于断层滑动是局部的，震幅有限，历史上，震幅最大的是1962年的广东新丰江水库(M6.1)及1967年的印度Koyna水库 (M6.7)，一般来说，水库诱发地震的震幅都在M1至M5之间，远在大坝的抗震设计标准之下，对三峡大坝的结构安全不应构成威胁。”
追加投入
小震幅的地震和小规模的滑坡真正威胁到的是库区百姓的房屋和生命安全。云阳县地质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因为地质灾害的缘故，全县已经搞了两次避让搬迁，一共搬了1万多人，总投资达到2亿多，县里还专门成立了避让搬迁指挥部。可是，随着蓄水位的不断升高，长江沿岸以及各级支流沿岸还在不断地出现新的滑坡等地质灾害点。
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国家的治理计划显然落后于库区的现实。“现在上级的要求是，哪里出现险情，哪里就紧急搬迁，反正不能因为蓄水死一个人。”冉洪钧说，至于搬迁后如何安置，“等着国家的政策吧，如果有四期治理项目，我们就继续申请资金。”
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以云阳为例，冉洪钧告诉记者，去年全县普查一共有959处滑坡，175米蓄水影响的有200多处，如今已经完成治理121处，投入了8亿资金。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专家们勘测过，已经立项了的，可是不断出现的新地质灾害点，都还等着国家拿钱来治理或者搬迁。整个重庆市的地质灾害治理投入已经达到了77亿。
三峡工程开建之前，虽然对于地质灾害问题也做过相当漫长的考察和评估，但是，对于治理的投入却相当有限，记者查阅《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及其相关文件发现，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仅拿出6亿元，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可是，三峡大坝建成以来，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的出现，为了保障不能死一个人的目标，中央政府不断追加投入。
截至2006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从最初6亿上升到近120亿。但这并不算结束，每次的蓄水与退水，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都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或者搬迁。刚刚发生的秭归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涉及12个乡镇的灾后重建无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是由地方政府解决，还是纳入三峡地质灾害治理？现在还不得而知。
“用工程加固的手段来解决库岸边坡的稳定性，这是世界各地水利工程中普遍采用的办法。”李焯芬说。但是，对于面积巨大的三峡库区来说，地质灾害不断涌现，工程治理的模式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库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随之而来的则是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库区大多是山高坡陡的地形，环境类的工程项目建设成本，在库区比其他地区高出四五倍很正常。”王里奥说，比如库区新建城镇的污水处理厂虽然都已经建好了，可是陡峭的地形让管网的铺设变得异常困难，很多地方都因为投入巨大而暂时没有铺设。
其次就是运行成本，中央政府负责给钱建设，却不再给钱运转，但由于库区严格的排放标准限制，环保设备的运转成本更高，财政收入贫乏的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长期负担下来。“残缺的管网、破旧的垃圾车边走边洒，这些库区普遍存在的现状都是资金不够的表现。”王里奥说。
微薄的补助
除了地质灾害的治理之外，全面的生态建设需要的资金总额还没有清晰算出，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库区的环境治理项目每年单个向上报，争取中央政府各种渠道的资金来解决。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控制三峡建设的成本一直是个大问题。记者查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近年来每次会议后公布的会议公告发现，成本的问题越来越被强调。
三峡大坝建成后，一直以来，三峡库区的环境变化都是国内外各界最为关注的领域，每一次环境事故的发生总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国家对于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基础设施和工程治理的投入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库区的百姓总是抱怨，他们该得的赔偿太少。对于老百姓来讲，直接的货币补贴无疑是最实在的，可这方面的补贴标准往往是最低的。
对于受到地质灾害威胁而必须搬迁的居民，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是每人补贴5500元。多年来，为了库区的水土流失能够减缓，重庆市政府也一直在做“高寒山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希望能将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周边村民搬迁，但是搬迁补偿的标准同样微薄。
“重庆实行的是7+1的办法，每户(1人)7000元，每增加1人，补助5000元。” 云阳县负责生态移民工作的发改委副主任肖宗炳告诉记者，不过，这些补偿款只有60%发放给农民们建房，其余的要被地方政府留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库区建设一栋12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需要6万左右，两者之间大约存在3万多元的缺口，对于丧失了土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贫苦农民来说，这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以黄成民为例，自从三峡蓄水淹没了他家的土地，他吃米买菜，一切生活用度都要花钱来买，过去的7年里，他一直在广东中山打工，在建筑工地上被砸伤，老板赔了他9000元，是他最大的一笔收入，一直用到现在。到今年金融危机，广东的钱也挣不到了，他回到老家，唯一的收入是帮别人养牛，每个月200 元，村里其他家庭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这个急需搬迁的小村，一点也不过分。
从6月份开始，黄成民和盛元村的村民们已经去找政府20多次，可是，移民款有着严格的控制程序，跑了几个月，他们的申请报告上，已经盖了5个章，还缺一个。粮库也没法住了，黄成民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生火做饭，“马上过冬了，这可怎么办呢？”记者临走的时候，这个老实的农民还喃喃自语地抱怨。
在粮库下的山坡地上，政府规划的新农村正在建设，政府也引入了“地产商”，“私人盖的房子，毛坯房每平方米480元，一栋房子算下来要6万多。 ”黄成民说，不但贵，而且质量没保证，刚盖好的房子，就开始裂缝了。村里人买不起，也不敢买，村里房子裂缝最严重的6户人家，还都战战兢兢地住在滑坡带上，等着政府的治理规划，也等着自家把盖房的钱攒够。
二次移民
与工程治理相比，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避让搬迁才是库区生态好转的根本途径，但是，相较于工程治理上动辄数十亿的投入，可谓微不足道，并不足以让库区百姓能够放弃原有的生存方式而得以活下去。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破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0多年前的三峡百万移民，真正移民到库区以外的不足20万，超过90%的移民事实上都是“原地后靠”，从被淹没的低地搬迁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三峡移民仅仅是应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峡蓄水不被淹没，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开垦农田、建设城镇和村庄，却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对地质结构的破坏。对于原本就已经因为过度开垦而生态结构脆弱的库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王里奥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消落带治理、水污染防治做过多年的研究。“农业开垦的污染和破坏才是三峡库区生态的最大威胁，这一点有些出乎最初专家们对库区环境问题的预料。”王里奥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问题的好转还在于大量农业人口从这些生态脆弱带搬走，最好的生态建设模式是不去扰动大自然，三峡库区阳光充沛，雨量充沛，完全具有良好的生态自修复能力，只要没有人的扰动，库区就可以形成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
2007年9月份，重庆市政府上报国务院的“2007至2020年城乡总体发展规划”获得了批准，其中提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据此刊发一则新闻称，三峡二次移民400万，让重庆市政府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特意约请该报做了澄清，只是城市化规划的一部分，并不是三峡工程的二次移民。跟第一次的强制移民不同的是，这一次移民主要靠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来进行。
但是，政府宏观上规划与移民微观的现实至少在这一代库区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记者在云阳多个乡镇采访时，由于今年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倒闭，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过往的年份成倍增加。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的库区劳动力都有在外打工的经历，但真正留在外边的人却少之又少。他们这个群体在自己故乡生存尚且困难，在外边的大城市更加不可能，而搬迁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着的中心城镇，同样找不到生计。
尽管土地已经非常稀少和贫瘠，但是农民们对于土地垦殖的兴趣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浓。“这几年来，种粮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工也不好打了，农民们更加不愿意退掉土地出来。” 肖宗炳告诉记者，生态移民这一块，整个重庆市提出的任务是到2020年完成35万，云阳分到了2.4万多。与需要搬迁的10多万人规模相比，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动员工作却越来越难做了，即使搬迁到城镇里住，几乎没有一户农民愿意把土地退掉。
而云阳全县有130多万亩耕地，其中除了30多万亩稻田，其余的90多万亩都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辛辛苦苦在陡坡上开垦出来的耕地，在整个国家的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规划里，这些陡坡耕地全部都是要退耕还林的，过去10年的退耕还林计划已经成功地退掉了30多万亩，“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巩固以前退耕还林的成果。”肖宗炳说。
微薄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已经难以抑制农民们种粮的冲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以前种上的树重新砍掉来种粮食了，政府不得不再延续一个补偿周期，每亩地105元，再补5年。
牺牲一代人？
11月17日，记者来到已经被淹没了一大半的云阳老县城时，长江边上刚刚搬迁完毕留下的废墟已经被新来的移民们迅速地开垦成了连片的菜地。而在新县城附近的桂湾居委会农民村，村民们看着已经涨到家门口的长江水，还都在盘算着等到明年水落下去的时候，抢种一季稻子。
“听说每年这么高的水面只有一两个月，其他大部分时间水面会退下去30多米。”管贞梅说，那样的话，家里的一亩多田就都全露出来了，完全可以再种一季稻子。虽然她从农民变成了居民，可是土地仍然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是，他们期待的再抢种一季稻子的愿望显然会落空，退水时所裸露的土地正存在被科学家们忧心会污染环境的消落带问题，政府已在想各种办法治理了，显然不会让他们再去开垦。
对于土地的留恋，并不是农民们多么热爱种地，而是他们从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中分享到的利益实在有限。这些最为贫困的人群是为这个举世工程付出最大代价的群体，他们得到的回报，很多时候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都显困难。
“这种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巨大矛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人口太多，工业产值科技含量不高。”王里奥说，以消落带为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消落带是一个水与岸边物质交换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的扰动，用不了多少年，消落带就会形成新的湿地，成为良好的生态屏障。
可是，现在人要吃饭，要有物产，必须费尽脑筋从这片土地获得经济收益，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高起来，这些人不需要从这类土地获利，那就解决问题了。
政府的宏大规划和科学家们的良好愿景并不能说服那些深山里的百姓走出来，对于他们来说，丢掉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在老县城的观音阁附近，县城搬迁留下的旧房子里，已经住满了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镇上在观音阁建了一座希望小学，这个明朗、方便的小学校吸引了600多孩子来读书，为了陪伴孙子、孙女读书，这些年迈的老人大部分都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他们视之为生命的土地。
“我们活不了几年了，3个孙子将来一定要出去。” 66岁的王记兴说，在山里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来这里方便多了，那点地跟孙子们的学业比起来，不算什么，他刚刚从深山里的三坪村搬来这里。
镇上的小学、中学成了吸引人们走出深山、放弃耕作最大的现实动力，这样的状况在每个新建的乡镇几乎相类。这是记者在库区各地的采访中，唯一感到欣慰的一个细节。也许，巨型的水利工程牺牲的是这一代早已习惯了困苦生活的库区人，当他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走出这片早已不适宜生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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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 | Posted on Sunday, October 12, 2008 - 02:22 pm: | |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hinaNews/idCNChina-2206820080901?sp=true
分析：对照日本崛起经验,或可一窥中国未来发展轮廓
2008年 9月 2日 星期二 06:50 BJT
路透北京9月1日电（中国经济主编 Alan Wheatley）---北京奥运已然落幕,一场新的赛局正悄然展开:从日本过去的发展经验,推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
将各国经济面相互对照,是学术界乐此不疲的事,但这可能就像拿眼前的趋势,推测不可知的未来一样不可靠.在1960年代,菲律宾在亚洲的富裕程度仅次于日本,如今则敬陪末座.
然而,在世人思忖中国1978年展开市场经济改革後,每年近10%的成长率还能持续多久之际,回顾日本的发展经验,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观点.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Albert Keidel指出,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略高于2,000美元,当年日本从这个水准攀抵10,000美元时,经济成长率均维持在8-10%.
韩国与台湾的情况亦然.
根据长期观察得出的一项原则,一个国家起步得愈晚,其现代化的速度会愈快,Keidel即预测,中国成长的速度会比台日韩在相同发展阶段来得更快.
他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因此在2035年前与美国并驾齐驱,到本世纪中则会比美国大上一倍.
"中国几十年来的成功并非由出口所引领,而是受内需所驱动,其飞快的成长可望推进至21世纪,不受全球市场的限制所羁绊.而中国所面临的其他问题,也不至于威胁其长期成长前景,"Keidel在近期出炉的报告中写道.
污染与人口
中国面临的问题之一为,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急速工业化所制造的污染,恐将严重阻挠经济成长.
但这并非前所未见,Keidel指出,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曾称1960年代末期的日本为"全球最高度污染的国家之一".
然而,日本开始着手处理污染问题,在1971年给予其环境厅相当于内阁部会的地位.而中国也在今年初跟进.
Keidel认为,就某些措施而言,中国的做法甚至更进一步.在2004年时,北京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已远低于日本在1960年代中期高峰时的水准.
"中国环境政策的转变,也是日本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写照."他指出.
Keidel并表示,就经济成长重要的趋动力而言,中国的表现远远超前:"中国鼓励及早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以因应国外投资,这是日韩所从未作到的."
另一位美国学者,传统基金会的Derek Scissors从日本汲取到的教训则悲观得多.
Scissors表示,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庞大人口,未来10年将使得中国迈向快速老化的社会,导致经济成长放缓,一如日本所发生的情况.
中国15-24岁劳动人口在2000-2005年间增加2,000万人,但据联合国预估,此年龄层在2010年将仅增加100万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将使得人口大幅减少,整体劳动人口在2015年以後将呈现萎缩.
"此外,出口竞争力将会受损,削弱经济扩张的基石,同时也测试党的政策创新能力."Scissors在报告中指出.
Scissors指出,经过40年的年轻世代,及出口导向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人亦曾预测日本将挑战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
"然而,在人口老化及出生率偏低下,日本近20年的经济表现明显较差,"他补充道.
瑞士信贷亚洲区经济师陶冬亦引用中国人口统计趋势指称,中国GDP成长率可能从目前的10%左右,降至2011-2020年的7.5%.
海外投资
北京谘询公司龙洲经讯(Dragonomics)负责人葛艺豪(Arthur Kroeber)确信,都市化、生产力提高和收入快速成长,均预示着中国经济将持续成长.
"把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中国未来几年GDP成长率肯定有8%或9%."
但从日本20年前投资海外的经验,他也预见到一个风险,亦即中国如何支配其海外的财富.
在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期,日本买下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与加州圆石滩(Pebble Beach)高尔夫球场等指标性资产.
然而,这些投资全是出自于民间企业.因此,尽管美国人对于日本势力如日中天感到不安,但并未试图透过立法来反扑.
相反地,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买下西方对手的银行和企业终归都是受到共产党的控制.
"他们究竟与政府保持何种关系,一直让人看不透,他们是出自于商业诉求,还是政治动机?没有人知道,这让大家坐立不安."葛艺豪表示.
保护主义的风险极为真切,尤其在全球经济走下坡的情境下."有可能爆发颇为严重的政治摩擦,"他指出,"如果大家想在事情出差错时寻找代罪羔羊,中国无疑是个显着的目标."(完)
--编译 蔡美珍/刘瑞芬/张若琪;审校 龚芳 路透中文网发稿： 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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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一）
2008年 10月 9日 星期四 14:27 BJT
(路透中文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系列特约专栏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所有文章均系作者授权路透独家发表，不得转载。路透对任何侵权行为依中国有关法律予以追究。)
周瑞金/文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有一条基本经验：解放思想是改革发展的火车头。每次思想新解放，都推动了改革开放新突破，促进了经济社会新发展。
一、30年思想解放思想历程与四篇“皇甫平”文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後，在“两个凡是”思想弥漫，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关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强烈反响。这背後支持的就是胡耀邦和邓小平。邓小平後来在党的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平反。此後几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逐步推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企业改革也迈出步伐，走向市场化B四个经济特区相继诞生，对外开放形成格局。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被打破，市场化改革方向初步立。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又提出了政治=E 4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以後，邓小平一再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1989年春天，我国发生了一A“政治风波”。接着，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柏林?”被推倒了，两德统一；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先是解散共产党，紧接着联盟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急剧衰落了。
从1989年到1991年3年间，由于治理整顿和国外制裁，我国经济不断下滑，1990年跌到改革开放30年中的最低点。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清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连篇累牍。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发表大7文章，重提阶级斗争，提出两种改革开放观，认为东欧、苏联剧变是改革引起的，把许多改革开放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改革观批判，对改革开放进行“姓资姓社”的诘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A 9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有人公然提出，在经济为中心外，要增加反和平演变为政治中心；要停止改革开放，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由一个中心改为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为一个基本点。
面对这种情势，我联想起八大路线变化的情况。1956年，党召开八大B C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以及确立的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的路线，都是正确的。然而不久，波兰发生了波滋南工人罢工事件，接着又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F成了反右派斗争。後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方针、政策，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经济到崩溃的边缘，政治冤案遍及域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2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
1990年底，在召开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召集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4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说，“八九风波”中有各种口号，没有一条口号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党中央国务院1990年4月，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以浦东的改革开放这张“王牌”来推动全国新阶段的改革开放。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第四个春节。他频9 1外出视察企业，参观工厂，还在新锦江宾馆旋转餐厅听取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开放的谈话: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C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麽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我当时担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有幸从市委领导手中看到邓小平的谈话材料，内心十分激动。邓小平要求全党都要讲改革开放，我想《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不就应当带头讲吗？1991年春节前夕，为了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C我找了报社评论部一位同志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位处长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
开A F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B 0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在 17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
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7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熔基的原话。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後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鲜明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E 8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9 1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C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E 5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皇甫平”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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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麽取名“皇甫平”。人们一般把“皇甫平”当作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其实，我当时取这个署名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皇” 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9 C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宣传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皇甫平”文章发表後，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作者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解放日报》驻E5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份量为主旋律，说出了我们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C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公开表=E 7支持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时海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有的报导文章内容，有的进行评论，还有对文章发表背景作出种种猜测。好几家外国驻华媒体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皇甫平”文章作背景。应当说，一家地方媒体几篇署名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如此广泛关注，确很少见，出乎意料。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当年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E2资’”。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7’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 ‘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E4问姓社姓资’，那麽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麽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B E”，“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1991年4月23日，我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并没有批评文章本身，只E6对文章发表事先没有送审提出意见。後来我们就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当时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 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E8交给邓小平参阅。
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终究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 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茍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9 1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E 8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麽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 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夜，江泽民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中央电视台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两处“要问姓社姓资”字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B 1泽民又指名道姓严厉地批评了一家大报的海外版，在引用他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了突出“反和平演变”的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中央对当时批判“皇甫平”文章的鲜明态度。
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如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F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次日，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8 2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要转载中央报纸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後，市委决定不转载。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思想交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足迹遍及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 。
邓小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9 8，“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麽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E5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尖锐指出，现在，有3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A F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党的十四大，为了创造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平稳交F，邓小平全力支持江泽民，采取以“南方谈话”批“左”统一思想；解散中央顾问委员会；集中党政军财权力于领导核心；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高干子女暂不进中央委员会等重大措施。
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E 5“两个凡是”的问题，那麽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决“一个凡事”的问题，就是凡遇到改革开放的事总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用斯大林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纯粹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C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邓小平提出要搞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突破，这就破除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与第一次突破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一样具有深层次意义。与第一次思想解放是政治解放（政治斗争风云不断）不同，这次不换人，换脑筋，从思想论上解决问题，结束了高层领导的震荡。
从十四大到十五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理念变为现实，贯彻到实践中来，积极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了科学论述，突破了“公”与“私”的束缚，并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以及国有企业体制等“五大体制”，进行了市场化方向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一B B列思想和体制的突破，奠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非C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组成；要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样看待，同样发展；强调公有制多种实现方式，肯定公有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等等。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接着，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8 4重要思想，解决了建设一个什麽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重大理论问题，成为中共指导思想组成部分。这是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是邓小平主导的解放思想的延续深化。（待续）
作者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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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reuters.com/article/columnistNews/idCNChina-2508620081009
周瑞金：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二）
2008年 10月 9日 星期四 14:12 BJT
(路透中文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系列特约专栏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8 0所有文章均系作者授权路透独家发表，不得转载。路透对任何侵权行为将依中国有关法律予以追究。)
二、改革开放30年的重大成就和存在问题
怎样看待中国这30年来8 4改革开放，今年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视角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评论。除了极少数人持全面否定外，大多数E者对我国改革开放都给予积极的评价。下面三点取得共识比较多：
1、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8%速度递增，持续30年不衰。到2007年达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5.1万亿元），是 1978年的67倍；人均GDP1.8665万元，是1978年的49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中国经=E 6总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7.4%。2007年是1978年的105.3倍。特别是入世後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增长，外贸顺差呈8 6炸式增长，2007年达2622亿美元，三年增长八倍多。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6.74%，2007年是1978的9161.6倍。2007年外汇储备达1.53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劳动生产率2003年创造高于1978年的33倍，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这个事实说明，说我国经济增长全得益于人口红利，并不尽然。
2.、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6年的2.3%。从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2.5亿减少到 2007年1479万人，降幅达到94.1%。农村劳动力转移了1.5=E 4到2亿，到大城市当“农民工”的就有1.2亿人，推动了城市化，而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扶贫减贫的“中国模式”。联合国向世界推广了中国的扶贫减贫经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343.4元，2006年为 11759.5元，增34.4倍（按可比价格为6.7倍）。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收1978年是133.6元，2006年为3578元，是1978年的 26.8倍（按可比价格也是6.7倍）。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从57.5%降到35.8%；农村居民从67.7%降到43%C进入小康阶段和宽裕水平。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每年净增人口1500万左右，30年增长了5亿人，还能平稳地走上小康水平，真是非常不容易！
3、30年中实现了三大社会与体制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国家与人民面貌焕然一新。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7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C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圈地运动，羊吃人，曼彻斯特纺织童工的悲惨状况类似于我们地下的“黑砖窑”。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上世纪初美国的“扒粪运动”震惊世界。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观我国，30年之内同时进行三大社会、体制转型，3000万工人下岗，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一亿二千万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这也是奇迹，值得引以自豪。
市场化改革带来很大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累积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对头带来的，而是在改革推进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应当通过深化改革0推动科学发展来逐步解决。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是三大差别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拉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 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0.4%的人口掌握了70%财富,而美国5%人口掌握60%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後。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後。2003年在8 A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2004年中央及时总结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都要发展；而且经济与政治发展要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要协调，经济与自然发展同样要协调，等等，这样才有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E9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E 5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还要搞“希望小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三是民生问题突显出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积累起来了，一时难以得到解决。
四是发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带来8 3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才换来GDP的增长速度。2006年中国以全球不到5%的经济总量，消耗了全球32%钢材，40%水泥，25%铝，23%铜，30%锌，18%镍，31%新增需求的石油。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
五是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饮用水D缺现象严重。
六是贪污腐4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环境亟待改善。
由于市场化改革积累了这些问题，终于在2004年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有人抓住几个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极力全盘否定国企改革，同时对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也一概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老E姓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引起反响非常强烈。这次争论，和前面两次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不同，主要不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实际的民生利益问题，因此争论延续时间较长。
到了2006年1月，我又以“皇甫平”署名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我觉得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争论双方没有什麽大的分歧。但是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有分歧。一方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搞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差距拉大贫富拉大，带来很多腐败现象。而我则认为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引起的。不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而9 8我们改革的路径出了问题，权力介入市场，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後引起的。
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从理论角度，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变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没有改变，没有转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不知道在衣食住行这些私人品基本3决之後，要进一步公平、有效地提供社会公共品，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对称、民主=E 6利等等。所以我说现在是“端起碗来吃肉”，说明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放下筷子骂娘”，“骂”的就是就业难、住房贵、看病贵、上学难、司法不公、信息不透明、缺少参与权、监督权等等。这就是我们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的结果。所以我在文章最後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社会主义”。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後，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位中央常委专程来上海调查这E7文章的发表背景，然後他很快就表态支持。不久，在3月初全国“两会” 召开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上海代表团发表了“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讲话，提出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性，改革开放成果要让大众普遍享受的问题。这是中央对第三次大争论发表了定调看法。
市场化改E9产生的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蔓延的问题，究竟原因何在？现在理论界有很多分析，基本上倾向于我现在只是搞市场经济，而没有顺应搞政治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没有让市场起主导作用，而让不受制约的权力介入市场，这是引起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根源所在。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这两年对这个专题做了调查研究。他发表文章说，无论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还是从俄罗斯、东欧转型国家来看，他们搞私有制、搞市场化，国民收入差距都没有中国这麽大8 0
陈志武认为，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麽资源都控制在行政权力的手中，通过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等，让老百姓的多数资源由政府来配置，他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这些资源和发展机会必然是按照有权力、有关系的人进行分配的，像北京、上海、广州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分配向这里多一些，像其他4省自治区所谓第二世界就少了，然後到县一级就又更少了。国家投入多，当然有利于当地的GDP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越到县一级、镇一级就更少了。陈志武认为这种收入的金字塔结构和权力的金字塔结构的吻合，说明谁有权力有关系就能够发财，就能够找到好的高收入的工作。反过来也使每一个想发财想高收入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
政府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时，资源的配置既不会符合效率的原则(不按市场规则8 8配)，又不会符合公平的原则(没有民意问责制约)，因而只会按照权力的原则，这样的经济就是权力经8 E了。他认为这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无独有偶，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明确指出，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後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他说，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8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额占 GDP的比率高达20％－30％，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额，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95年，李强教授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待续）
作者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A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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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reuters.com/article/columnistNews/idCNChina-2508720081009
周瑞金：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三）
2008年 10月 9日 星期四 14:12 B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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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一轮思想解放：以人为本 还权于民
新一轮新的思想解放，是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後，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广东走在了全国前列。去年12月，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表了《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最近，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发动以“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为主题的思想大解放，也引起海内外较大反响。
不同历史阶段的解放思想，当然具有不同的特点。新一轮解放思想，具有与前两次鲜明不同的特点。
其一，前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论争，这一次却注重利益格局的调整，真正关注民生，保证人民得到实惠。
其二，前两次侧重于还利于民，还民以发展经济的自由，以提高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一次主要是还权于民，实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社会公共品公平、有效的分配，从而达到还财于民，使国家财政真正向民生财政倾斜。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 “还权于民”，并不是要把政府公共权力还给老百姓（那是搞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而是要把公民应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到实处，把社会的基层自治权利落到实处，改变政府的全能主义管理模式。这里的“还权于民”的“权”是E6“权利”，而非“权力”。
其三，过去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从人事和思想层面解决问题，而这次却侧重于制度创新，规制的建立，从法治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和还权于民，这两个本身就是制度性的东西，所以只有通过制度创新，规制建立，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归纳起来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起实践标准的权威，第二次树立起生产力标的权威，而这一次要树立以人为本标准E7权威。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经济、改善政治、解决民生的一个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发展为宗旨，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既保障物质需要，又保障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续为原则，保护生态环境，关心生命，关爱下一代。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B 8方面树立新的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发E5，一方面改变“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要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最近，许多经济学家提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沿着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前进。吴敬琏就强调要抓四大改革：一要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E6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D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由于受到改革争论的影响，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 “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E 5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经济改革显然存在着两种严峻的前途，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16年前我们解放思想迎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那麽今天我们思想解放B C就一定要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F济体制，决不能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过去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切，所有民众的吃喝拉撒都由政府包下来，这是几十年来一贯的政治社会管理模式，现在要改变这种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应该慎重推进，但并不是洪水猛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做了不少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伴随进行，问题是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滞後了，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8月，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8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代表常委作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借鉴，提出鲜明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E9。”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80年10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中提出了关于党政分开、人大改革、司法独立、新闻公开、企事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等六个方面内容。今天来看，这六个方面都是很切中时弊，很有超前意识的。然而，後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A 5人大罢工，影响到我们中央A F国内局势震荡的担心，第一次政治改革的机会稍纵即逝，由此偃旗息鼓。
时隔六年，1986年5月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
从1986年到1987年，邓小平多次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党政分开，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当时，中央成立了五人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经过中央研讨小组和办公室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形成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邓小平批示“完全赞成”。 1987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顺利地通过了《总体设想》这个文件，但没有对外公布。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E 6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党政分开、协商对话、重大事情让群众知道、推动机构改革、基层民主等内容。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成功在望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1989年一场政治风波，再一次失之交臂，痛失良机。
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学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负责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听取了学员意见後，曾代表中央领导说，在十五大到十六A 4之间中央打算召0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但历史再次带来遗憾，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和“法轮功”事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胎死腹中。
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仅公车改革一项，费时十年，耗资不菲，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要突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十分艰难！
不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两大成B 0，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一是党与国家领导成员平稳交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我们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结束了领袖人物终身制。中央核心领导层年龄界限和任期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实际上已经约定俗成，形成规范。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带头实现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替，到十七大曾庆红标志性地退下来，说明政治局常委任期两届，六十八岁退下来，已成为制度。这个很重要，应予充分肯定。
二是网络媒体推进政治民主的作用突显，特别是B中央到地=E 6高层都能利用网络这个新媒体听取民意，汇聚民智，得到从政有益启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在网上被揭露了出来，山西省政府公开道歉，显示了政府的公信力；还有“周老虎”、“吴老虎”、“欧阳坑”、“刘羚羊”等等弄虚作假 (有的非主观故意)，都是通过网络监督曝光的。厦门政府也是听取了网民意见，将污染环境严重的PX项目转移出厦门的。轰动全国的广东许霆案，更是在网民们强烈要求下开庭重审，由原来判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从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C网络媒体在E5时沟通信息和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网络媒体舆论的这种多元化，开辟了一个舆论监督的新空间、新平台，推动了政治民主进步，让广大民众有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应该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回顾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经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要正确把战略机遇。危机逼出改革，挑战也是机遇。改革的领导集体要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胆识和策略，要有80年代初邓小平力行退休制度和90年代初朱熔基强推五大体制改革那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2、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领导人果断调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要求领导集体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廉自律，勇于牺牲，至少力戒贪婪，不陷入钱色泥坑。
3、要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避免利益集团以公权力名义垄断社会资源配置权和改革话语权，防止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现象。鼓励基层自治，扶持民间组织社会治理，这是政治改革的一种推动力。
4、意识形态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有调查表明，地方干部最为信奉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西方民主，而是官场的“潜规则”。公权力的既得利益化，官员财产不敢公布，不能公布，E4及大面积贪腐，使得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国之本受到普遍怀疑和蔑视。由于经济利益格局的深刻重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谎言、虚伪到了惊人的程度。为推动意识形态变革，一要推动网络媒体、都市媒体的发展，建设网络民主平台。二是推动新闻管理体制的改革，切实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放开体制内舆论，鼓励专家建言议政，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刺耳的声音。
5、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难度极大，又十分敏感，因此要注重制度设计和策略推B F，少说多做，避免起哄，吊高胃口。要小步渐进，允许试错，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拐点。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两会”推行“大部制”9革，这主要是要转变政府职能，8 6其变成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政府不要干预微观经济，不要站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不要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要着力干好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事，把力气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这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你是有限政府，不是全能主义政府。为什麽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贪污腐败蔓延？就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执掌许多审批权，有许多寻租空间。如果一个地方土地价格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市长说了算，那个地方必定产生腐败。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要围绕这个主题进行。
“大部制”千万不要变成大权独揽制。令人高兴的是，张国宝兼任能源局长後，甫上任就明确宣布不管定价权，能源价格由市场定，这就是政府管理观念上一个大转变，也就是解放思想带了头。政府公共权力不能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政策化，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步，要从党内民主做起。党内民主包括民主决策、民主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先从党内差额选举做起，候选人由上下结合,按比例提出,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有人提出，县市党委可以尝试民主差额选举书记，两个候选人选上为书记，差下来的当纪委书记。这就有从体制上和组织上监督了，有利于不让“一把手”变成“一霸手”。所以，实行民主先从党内做起，因为党员、干部素质比较高，从党内做起是有条件的。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党内出现特殊利益集团，把市场经济引向8 3贵资本主义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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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民意机关改革，尤其是人大改革。人大是我们国家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监督权，尤其要对政府监督问责。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大功能偏离，只搞立法。人大在财政预决算方面要起重要的决策和监督的作用。政治民主是从财政民主做起的。古希腊古罗马最早就是推行财政民主。那时国王要打仗没有钱，向富人征税，要先向富人说明打胜仗对商的好处。富人怕国王挪作他用，提出要“专款专用”EF国王就承诺了。这就是最初的民主监督。所以，我们应当加强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就是财政的调整。所以这一次温总理提出，要把财税制度改革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财税是源头，收多少税，收来以後怎麽用，怎麽分配，那才是真正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国外的议会审议政府的预算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监督得也很紧，一发现政府开支违规马上进行问责。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改革。
最後A F社会民主，建立公民社会，实现公民自治，逐步推广基层直选。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实行干部公推公选，做得不错，几个局长公开在社会招聘。干部的使用和选拔是今後推进民主的重要方面，如果做得好，民主的推动就有成效了。从村一级直选做起，将来推到乡镇，然後推到县一级人大代表和政府的直选，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民主。
推动民生取向的社会改9
十七大提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涉及到两大问题，一是解决民生问题，二是建立公民社会体制，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必需兼顾六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搞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同时，还要搞好职业培训、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等。光靠增拨教育经费是不够的，还要利用社会力量办学。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这个问题，十多年过去了，不是国家财力不足，而是由于政府内部重重阻碍，至今未建立，使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现在建设进度必须加快，尽快建立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9 8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扩大就业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础。一次分E9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税收上多贡献些，扩大中等收入人数，拉小贫富之间差距。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农村医疗服务最差，要改善。医疗卫生作为公益性事业，应当以人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众的身体A 5康。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F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上海这些年建了那麽多高楼大厦，但老百姓住房却没有真正解决。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到市中心黄浦区居民点考察，看到不少居民还住棚屋，晴天日晒，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说，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还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我们政府没有尽责啊！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现在水荒、水污染严重，食品有的不安全，药品有的假冒伪劣，最近发生双鹿婴儿毒奶粉事件，震惊朝野。百姓基本生活环境都没有保障，谈何解决民生问题？现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百姓要求很高，对环境要求也高了，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但一定要逐步解决。
这里要强调的是，切实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把我们的财政预算从行政财政变为民生财政。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据统计，1978年到2003年25 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多亿元，A 6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到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达到19.03%，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 9.9%。
还有一组数字：2007年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项开支总共6000亿元，相当财政总开F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 13亿人身上，人均收入461元。而在美国，同样三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相当与政府总开支的61%，为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 5000美元8 02007年美国财政税收占GDP18%。美国把61%的财政收入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中国只把15%用在老百姓身上。中国政府为什麽不能向改善民生增加拨款？涉及政治体制问题，钱花在官员公车消费、公费吃喝、公费出国三项开支一年就得上万亿元。要坚持以人为本，还权于民，不从财政开支上实行监督行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E 4织与激荡，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复杂化，成为潮流。所以要改变“全能主义”模式，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即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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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讲三个内容，即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这次十七大加上一个，就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一大进步其实，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让群众自己解决。今年春节前南方冰雪灾害，人们记忆犹新。为什麽一周後才传到政府这边，因为没有社会组织在活动，等到造成严重问题後才反映到政府，才动员起来。当然我们政府的动员力量很强，一经动员势不可挡。不过，我们要反思一下，如果有民间组织，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组织动员起来，解决问题。那抗冰A A效果肯定更好。
这次汶川大地震，几乎与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救灾行动同时，民4的募捐、献血和志愿者行动，也迅即启动。企业家、医生、农民工、教师、记者等充当自愿者日夜兼程奔向灾区，投入救灾工作，其速度、效率几乎与部队同步；传统的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社团之外，各种名目、不同规模的民间团体，迅速转换为志愿者组织，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有组织地投入到救灾行动。到达救灾现场的自愿者就=E 620万人之多，这标志着我们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可见，不要把民间组织当作是对立面冲突时不要看作是“敌对”的，应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给予民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让社会配合政府解决问题。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人”要向“和谐人”转变
新中国成立後的30年(1949年-1978年)，我国人民都变成“政治人”，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批斗老子，搞得家庭不和，社会不安，冤案遍地；而=E 6革开放後的30年(1978年-2008年)，我国人民从“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人人努力创造社会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前进。但是，“经济人”也带来问题，比如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金钱万能，唯利是图，社会道德风尚缺失，社会治安混乱，腐败现象严重。
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经济人”将变成“和谐人”。在今後岁月里，一定要从“以物为本”中解脱出来，加强人的精神关怀，加强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培育更高尚的精神，让人们精神更健康。
改革开放30年，成就辉煌；改革开放30年，又是问题多多。可以说，这3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束缚、改革体制、谋求发展的历史。历史经验明，坚持思想解放，中国就改革就进步；反之，就停滞就落後。
17年前，邓小平在上海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D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麽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而今，我们不是依然需要这种勇气和智慧，来推动思想的新解放，改革开放的新突破，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进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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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3日 （完）
作者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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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September 02, 2008 - 10:37 am: | |
德语媒体看西藏新疆形势
就算一些干部的头脑中有这样的担心，但这样的担心没有现实基础。苏联的人口结构完全不同，八十年代末期，那里的俄罗斯人总数不足50%，南斯拉夫占主导地位的塞尔维亚人所占比例更小。而中国的国家组成结构中，汉人约占94%，尽管有思想差异，但不会对国家的统一提出疑问。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609970,0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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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August 29, 2008 - 07:53 pm: | |
原声视频：李宁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
http://chinese.wsj.com/gb/20080825/VID132544.asp
2008/08/25 13:25:44
李宁曾是中国最杰出的体操运动员，退役后进军商界，如今已成为了体育用品和体育服装业的巨头。在北京，他接受了《华尔街日报》记者方凤美(Mei Fong)的采访，就北京奥运会的一些热点问题谈了他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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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ed: 01-2007
| | Posted on Thursday, July 10, 2008 - 07:16 pm: | |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708.shtml
中国的国际观从何而来
[郑永年] （2008-07-08）
中国和西方世界围绕着奥运会的种种冲突，表明中国的国际关系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些人所说的中国如何对国际事物做出反应和如何处理和西方冲突。
很多中国人开始从这次冲突中认识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他们从对西方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他们也不再简单地认为整个世界会欢迎中国的崛起。
同时，对西方来说，他们也面临一个真实的中国。很多西方人也曾经幻想改革和开放政策能够促成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中国是不能被轻易改变的。当中国和西方双方不再对对方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的时候，双方之间的互动模式就要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
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是否会往回走的问题。这样的担忧当然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不如以前，在一些方面甚至有倒退的迹象。
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有从开放到封闭的经验。例如在明朝。当统治者感觉到开放的不安全时，就想着往回退。中国历史上错失了很多次走出去，最终成为海洋国家的机会。
因为中国属于大陆型经济，在相对的封闭下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从开放到封闭，再发展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很显然，当国家最终封闭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开始衰落的时候。这种情况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缺乏远见导致挫折不断
不过，往回走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这不仅因为中国和外在世界至少在经济上已经发展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往回走的代价及其高昂，而且更因为外在世界也不容许中国往回走。中国唯一和理性的选择只能是继续改革开放，以更大的力度走出去，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那么，如何避免盲目性而有效地走出去呢？内部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内部的发展停顿下来，走出去就会没有动力。但是光有内部动力还不够。要继续往前走，就要建立国际观。
国际观的重要性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的。没有一种能够反映国际关系大趋势的远见，走出去的过程会挫折不断。
这方面，中国可以从从前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放弃从前的孤立主义路线，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但如果当时没有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观，美国很难很快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威尔逊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其所抱有的国际观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敬佩。此后，国际观是每一届总统候选人所必备的。
二战之后，美国领导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主轴，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是美国领头的产物。
相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没有能够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而不能确立有效的新的国际观。这是美国在国际事务的角色大不如从前的一种主要原因。
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国际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理论，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当代领导人的“和谐世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观。
但总体说来，这些大多是针对西方所确立的秩序而言的，要表达的或者是中国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态度，或者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
隐含在这些国际观里的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巨大的距离。在实际行为层面看，中国实行的是“跟着走”或者“随大流”的政策，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
在西方看来，中国实际上正在演变一种国际保守力量，就是说，中国的意向是在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来改造之。因此，当西方提出放弃绝对主权概念，实行人道主义干预政策的时候，中国至少在原则和理论上加以强烈反对。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
中国的崛起正在呼唤中国的国际观。对国际而言，这种国际观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所体现的道德是什么？如何建立？如何处理和现存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和接受？等等。
对中国本身而言，这种国际观也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中国要不要走出去？怎样才能走出去？走出去了以后又如何和当地国家和社会打交道？如何保护走出去的利益？如何通过走出去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等等。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国际行为较之国际话语更容易让人接受。例如中国尽管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话语，但在行为上实际上在支持着这种话语（如参与国际维和力量等）。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正在付出相当高额的学费。迄今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机制引领走出去。中国的对外投资在总体国际资本中还微乎其微，但已经遇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抵制。可以相信，外在的阻力会随着中国走出去的继续而加大。
其实，人们也可以从西方的利益走入中国的过程来领会西方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的。整个西方，不仅仅是政府层面，而且还有企业层面，社会层面，都在“打开”中国大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打开”中国大门是中国主动改革开放和“请进来”背景下进行的。考虑到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国的走出去要比西方走入中国困难得多。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走出去的主角是政府支持的企业，而中国的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还处于不发达的状态。
中共十七大提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和具有远见的。但是，“国际”这个大局并没有足够表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和决策方面。主要领导人的重中之重是国内问题，而对国际状况的关注和思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再者，注重于国际关系的领导人的人数也远远不够。
结果是，领导层的国际观仍然缺乏厚度、广度与深度。有人说，如果主要领导班子中有三到四位精通国际事务的领导人，那么中国的国际观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有了国际观，中国才能发展出国际领导权。没有国际领导权，中国只能跟在形势后面，被动地对国际局势作出反应。同时，中国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会陷于一些具体的利益之争而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很显然，确立一种能够推动中国国际领导权的国际观，并且把这种国际观体现在领导层的“国际大局”的决策中，是对崛起中的中国的重大挑战。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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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July 10, 2008 - 07:09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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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灾后的反思
[4510] (2008-07-10)
2008年春节将至的喜庆日子里，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灾突然降临江南大地，高压线铁塔倒塌，电力线路中断，许多农村和城市的人们一下陷入黑暗之中，许多地方的高速公路因路面湿滑而被迫关闭，由于电力中断，很多主要的铁路线路停运，抢险救灾物资无法运到灾区，形成恶性循环，而此时又正值数百万民工急于返家的时刻，大批民工滞留交通站口，使灾情变得更加严重、紧迫而复杂。
这场大雪加冰冻的灾害，不仅牵动了全国人民和全体华人的心，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党中央高度重视，调动了全国的力量，（包括出动部队和装备）投入抢险抗灾。胡总书记和温总理数次亲临抗灾第一线，体现了他们爱民亲民的高贵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现在这场巨大的灾害已经被我们战胜了，灾区的生活已逐步恢复正常。关于这场灾害，很多人都在认真地进行总结和思考，本文是想从另一个角度对这场灾害进行反思，目的是我们今后在应对这种灾害时能取得主动，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一、关于灾害性质的认识。一提到自然灾害许多人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一种想法，认为那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不加具体分析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是非常有害的，它将严重影响我们在抗击自然灾害时采取积极正确的应对措施，对广大群众的抗灾应变积极性、创造性，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
以这次大雪灾为例，实际上造成重大灾害的是冰冻，但冰冻和其它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海啸等相比是有区别的，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基本上是可以战胜的，从而使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低。
二、关于灾害的应对机制。我国对森林防火、防洪抢险、地质灾害等均建立有相应的应急机制，却
唯独对冰雪灾害没有建立应急机制，
这次冰雪灾害的重灾区湖南郴州地区前几年就发生过严重的冰冻灾害，这次冰冻天气出现之前，中央气象台也早已发出了气象预警，但各地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以至灾害出现时应对无力，惊慌失措。
三、关于抗灾措施。本次抗灾措施有明显失当，其具体表现是：
（1）没有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参与抗灾，人们从媒体看到的仅是相关部门的职工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在奋力抗灾，而当地干部带领广大群众积极抗灾的场面却很少见到，这种情况如发生在战时将是很危险的。
（2）抗灾的方法不科学。这次冰雪灾害造成影响和损失最大的是电力系统和高速公路的瘫痪，而应对这种灾害的最有效措施是预防，针对灾害的特点采取正确的措施，如保护高压线铁塔，可在铁塔周围用塑料布加以保护，使之成为一个烟道，在塔内用石头和炉桥砌成一个煤灶，每座塔准备适量的燃煤，并指定专人负责，当冰冻来临时即可将煤点燃，这样铁塔就不会产生冰冻了。至于高压电线，可用牛皮纸一层或数层在线上卷成筒型加以包覆（用胶纸固定），甚至可将纸用油浸透。这样处理后，一方面由于筒内有空气不容易结冰，即使结了冰因为中间有牛皮纸隔离，冰雪也不会粘结在线路上，清除起来也方便和容易得多，还可以将油纸在冰雪还不很厚的情况下及时点燃，让其自然溶化脱落。至于农村的电网则更简单，因为其水泥电杆的高度并不大，只要组织适当的人力，落实责任，在下雪时站在金属梯上用竹杆敲打电线，通过振动将雪或雨水及时抖落，使其不致因积聚而增加线路的负荷而断落。至于高速公路因冰冻湿滑而封闭，处理的方法更简单，在冰面上洒上适量粉灰就足以保证其安全，凡是能增加路面摩擦力的方法都可以用，比如铺上草垫、麻袋或麦杆、稻草屑均可，在天气转好，冰雪溶化后清除掉就行了，用得着用人去敲打，甚至用装甲车去碾压么？
（3）广州滞留民工处置失当。因信息误导而汇聚广州的民工潮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在寒风中拥堵在车站吃尽了苦头。这时他们最需的是火车开行的可靠信息和安全的生活环境，而不是用数万武警去保护他们。重在预防，切忌马后炮。当地政府只是派出数万武警维持秩序，而不是对其进行妥善的安置，本来当时学校已经放假，应当把那些不能在当日乘车的民工疏导安置到附近的学校，使他们处在一个较安全的环境中，同时也保持了车站广场的正常秩序。
（4）此次大雪灾还造成了森林资源的惨重损失，但却没见到任何减少损失的措施。其实完全可以动员人力进行人工除雪，一棵小树上的积雪只需用力摇几下就能抖落，稍大点的用脚蹬几下就能解决问题，对于高大的树木可砍掉其下部的枝桠以减轻其负荷，如以平均用2个人工保护一亩林地，其价值孰大孰小，不言自明，更何况要营造一亩森林至少要 10多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上述举出的各种抗灾措施，所需要的主要就是人力，而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人力，请记住，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战争永远是我们抗击自然灾害的有效法宝。
重庆 余少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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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May 09, 2008 - 03:56 pm: |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Xwuq8p4upo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6/content_8258304.htm
署名文章:《拉萨条约》能证明西藏曾经是独立国家吗?
2008年05月26日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６日电 题：《拉萨条约》能证明西藏曾经是独立国家吗？
廉湘民
1904年9月7日，在英国侵略军的大炮和200名英军士兵枪口之下，随英军侵入西藏的英印政府政务司荣赫鹏上校等人和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甘丹赤巴洛桑坚赞，噶伦，三大寺代表，官员会议代表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签订了《拉萨条约》。夏格巴·旺曲德典认为这是“英藏在拉萨达成友好和谅解，直接签订了条约，很明显是承认了西藏独立自主。”（注１）将此作为当时西藏是独立国家的证据。黎吉生说：“这是英国和西藏之间第一次直接订立的条约。在拉萨的中国驻藏大臣在谈判和签字时在场，但没有在条约上签字。”（注２）许多西方人都把《拉萨条约》的签订看成是西藏有权单独签订外交条约的标志，据此证明当时西藏是独立国家。
一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仅是今天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20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共识。即使在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各国也都通过中国清朝中央政府处理涉及西藏的事务。如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清朝驻藏大臣升泰和英印总督兰斯顿在印度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其中有涉藏内容。随后，清朝又派参将何长荣为代表到印度大吉岭同英印政府代表保尔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款九款续款三款》，1903年当时荣赫鹏要求清朝驻藏大臣有泰在该条约上签字，但有泰被秘书人员劝未签。
清朝外务部见到该条约之后，认为有损中国主权。首先将《拉萨条约》英方批准的二百五十万卢比由清朝中央代西藏地方偿还。1904年12月，清朝派唐绍仪赴印度和英方商谈改约事。1906年4月27日，中英签订《北京条约》，承认《拉萨条约》作为《北京条约》的附约，规定“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政治”。第九款第四节的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
二
《拉萨条约》是非法无效的。签约的一方英印政务司荣赫鹏上校等随英国军队在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非法侵略中国西藏，用武力威胁手段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条约，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粗暴践踏。签约的另一方西藏地方政府作为主权国家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府，无权签订国际条约。根据清朝中央的规定，清朝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地位平等，驻藏大臣和达赖都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长官。荣赫鹏本想让十三世达赖签订条约，但这时十三世达赖已逃亡中国内地。在场的清朝驻藏大臣有泰没有答应他在条约上签字的要求。在一没有清朝中央政府授权，二没有驻藏大臣签字，三没有十三世达赖授权签约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等人擅自签订的《拉萨条约》，自然是非法无效的。这就相当于某个国家派一支军队侵略主权国家英国，胁迫英国某个地方政府临时代理签订西藏僧俗人民站在一起，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而且不断阻挠、压制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甚至为英国侵略者出谋划策，令人齿冷。然而，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即使在积贫积弱的清末，都没有让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今天，“西藏独立”就更不可能成功。
《拉萨条约》的签订只能说明当年英国用强权侵略中国西藏的历史，证明不了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
注（１）夏格巴·旺曲德典《西藏政治史》，中国藏学出版１９９２年９月汉译本，第７５页。
注（２）Hugh M.Richardson,Tibet & Its History,Boulder,Colorado,1984,p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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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May 02, 2008 - 03:49 pm: | |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9538&Itemid= 64
皇甫平：不畏浮雲遮望眼
撰文 皇甫平
2008/05/01, 週四
聖火灼痛兩個民族兩種文化
4月30日，北京奧運會倒計時100天。
從3月30日在希臘舉行奧運火炬交接儀式以來，這一個月過得很不平靜。火炬從倫敦、巴黎、舊金山，傳到新德里、堪培拉、長野、首爾，既受到當地居民和海外華僑、留學生的熱烈歡迎，同時也引起一些不滿於中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手法的人們夾道抗議。為保證火炬的順利傳遞，各國警方不得不採取線路保密、臨時改道、縮短路程、暫時熄滅火炬、逮捕抗議人士等措施。一路上，支持北京奧運會的海外華僑、留學生與支持西藏“獨立”的人士頻頻發生衝突。象徵和平、團結的奧運聖火，想不到竟如此灼痛了中國漢藏兩個民族、中西方兩種文化。
辦奧運會，中國人近百年的企盼。當它終於要在中國首都隆重舉辦的時候，忽然讓我們遭遇如此尷尬。在我們兩次飽蘸激情申奧時，曾經以為奧運會是在自家庭院裏搭台唱戲，向全世界展示民族崛起、太平盛世的舞台；卻沒有考慮到，奧運會也像一架天文望遠鏡，把主辦國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瑕疵聚焦和高倍放大。我們在潛意識中，期待全世界通過北京奧運會驚嘆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就，讓全世界華人揚眉吐氣。但我們未能清醒地意識到，世界各國人民、大眾傳媒、NGO（非政府組織），包括某些別有懷抱的政治勢力也會借助奧運會，對我們國家的治理方式、處事習慣議論紛紛，並且期待我國在舉辦奧運會過程中民主、人權、法治會有明顯變化。
中外兩種不同趨向的期盼相互碰撞，期然不期然地借奧運聖火的傳遞，引爆了上述的尷尬局面。奧運會的機遇和挑戰原本就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
奧運代表中國融入世界的渴望
北京舉辦奧運會、上海舉辦世博會、中國加入WTO、對外開放、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等等，都反映了中國人民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真誠渴望，是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鄭重承諾。沒必要、更不能因為外部的打壓和内部的疑慮，而改變我們前進的方向。
在改革起步時，鄧小平出訪日本、美國，推動中國這個大國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閉關鎖國。在日本，鄧小平在參觀新幹線和產量是中國長春一汽99倍的日產汽車公司時，感慨地說：“我懂得了什麼是現代化。”在美國休斯敦，鄧小平觀看套馬比賽，從騎士手中接過牛仔帽，戴在頭上。一個共產黨國家的領袖欣然接受美國文化的標誌物，那一刻被媒體定格，成為中國打開國門的象徵。
在冷戰結束、世界多極化的時代，儘管還存在冷戰思維殘餘的干擾，中國人依然不失時機地推進對外開放的制度化。
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離開政壇前夕，應邀與美國小布什總統在得州克勞福德農場散步、蕩舟，為中美之間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加入WTO的努力遭遇西方敵意和國内疑慮夾撃的歷史關口，朱鎔基不畏罵名出訪美國，而後在北京親自出馬與美國人談判最後七個棘手問題。據中國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回憶，當美國人抛出前三個問題時，朱鎔基都只有一個回答：“我同意。”龍永圖著急了，不斷遞來條子。沒想到朱鎔基一拍桌子說：“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進入到第四個問題時，朱鎔基說：“後面四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美國人緊張地商量了五分鐘後，同意了中方意見。中國加入WTO的最大障礙一舉排除了。
分管外貿的前副總理吳儀，積極推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一體化，處理中外貿易爭端有理有節。在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中，美國人說“我們是在和小偷談判”，吳儀立即反唇相譏：“我是在和強盗談判。請看你們博物館裏的展品，有多少是從中國搶來的。”美國貿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女士讚揚吳儀是一位“極其坦率的國家利益的維護者”；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在吳儀退休前夕稱她為“中國人民的傑出代表”。吳儀則平淡地說：“我是一個推銷員，我推銷的是我的祖國中國。”
中國沒有自外於市場經濟。從改革前公有制勞動者佔社會勞動者總數的99.96%，到今天，非公經濟，包括私有經濟與港資、台資、外資，在中國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國也沒有自外於高新技術，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互聯網國家和第一大手機國家，網民2.21億，手機用戶5.39億。在經濟接軌、科技接軌的同時，中國在現代政治制度、社會管理、文化交流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共公開宣示以依法治國、民主政治為目標，擴大公民政治參與、黨内民主、反腐敗、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都在碎步前進。
從民眾到政府，中國如此擁護和愛護北京奧運會，代表著一種在文化上站起來、與世界平等交流的熱切期盼和誠摯努力。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已經整整30年，中國人民在用實際行動結束黑格爾當年的一聲嘆息：“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邏輯到了中國就行不通了。”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北京奧運會是一場偉大的際遇。借用 80年代一部中國電視政論片《河殤》的解說詞：
太平洋來千古不息的藍色波濤，一直在默默地召喚這個躺在大陸上的古老民族……
我們正在從混濁走向透明。
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
千年孤獨之後的黄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
西方文化霸權在中國民間引起反彈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與世界文明對接的善意和誠懇，經常遭到深懷文化偏見的西方媒體、政府乃至相當一部分國民的誤解。這些文化歧見、經濟壁壘與政治傲慢、軍事打撃，很容易讓中國年輕人聯想起從鴉片戰爭開始積壓在民族心頭的百年屈辱。
就說此次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的西藏問題，它在歷史上一度出現過的離心傾向，都與英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有關。英軍侵略過亞東、江孜，藏族軍隊保衛家園奮起反撃。十三世達賴雖然有過投英反清、流亡印度的坎坷，但最後還是幡然醒悟，回到拉薩，重新歸順中央政府，堅定地拒絕了英國人炮製的“麥克馬洪線”。在近現代中國的内憂外患中，藏族與漢族同胞一道浸泡在中華民族的苦難中，面對西方霸權，内心充滿悲憤、屈辱和不平。藏民的英勇無畏，藏族領袖的深明大義，是中華民族凝聚力、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讓那些對中國的領土完整心懷不軌的政治勢力卻步三思。
在這一個月中，我們觸目驚心地看到，對新中國成立59年的政治歧視，對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168年的文化輕視，對中國改革啟動30年後和平崛起的排斥，依然存在。有的甚至呈現歇斯底里的症狀。CNN主持人卡弗蒂稱中國人為“暴徒和惡棍”、稱中國出口商品為“垃圾”的言論，就是一例。
我對這些天來聚集在一些城市“家樂福”集會抗議的中國年輕人們表示理解，但對他們抵制行為並不贊同。中國已經是WTO成員國，號召抵制外國商品和商家，不是一個聰明的舉動。我們要警惕狹隘民族主義和民粹思想對年輕人的影響，政府也需要採取措施防止中國投資環境的滑坡。不過，我也要提請西方社會理解和尊重中國人民歷史悲情的鬱結，以及部分西方媒體在這次奧運火炬傳遞中對中國拙劣貶抑所引起的反彈。有作用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值得西方社會認真反思。
許多中國年輕人不能原諒西方一些媒體和NGO，因為它們對拉薩和其他藏族聚居區騷亂的事實真相，對漢藏之間豐富複雜的民族關係，做出了主觀的剪裁和片面的解讀。在拉薩“3·14”騷亂中，明明是漢人受到少數激進暴力藏人的打砸搶，他們卻把藏人說成是大規模受害者；明明是中央政府抛金撒銀支持西藏發展，引進内地人才，資助基礎教育，普及現代科技，修建進藏鐵路，種種努力雖有不盡完美之處，但統統被說成處心積慮毁滅西藏固有文化，這不是缺少起碼的公平與公正嗎？難道西方人希望我們的藏族永遠生活在交通落後、信息閉塞、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社會，以一個民族的時光停滯為代價，才能滿足西方人對雪山聖域的唯美欣賞？
許多中國年輕人不能原諒西方一些媒體和NGO，因為它們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迎接奧運會的熱情，也極盡譏諷。在奧運會的組織細節上，我們極盡地主之誼，雖然對國際慣例運用起來還有點生疏、笨拙，經常好心辦傻事，但畢竟代表著中國人民與世界文明主動對接的嘗試，其中包括與西方文化的對話。但我們的誠意與種種努力，卻像奧運火炬傳遞一様遭遇一些西方人士的圍追堵截，這不寬容，更屬不智。
我們也要警惕對外的不寬容
在抗議西方文化霸權、抵禦可能存在的政治圖謀之時，我們也要反躬自問。奧運會與WTO一様，既幫助中國分享人類普世文明的紅利，同時也體現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要求，而非中國一己之意志。世界上沒有免費搭載的國際體系便車。奧林匹克精神強調對文化差異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懷，去認識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價值觀，學會在多元的環境下和諧相處。中西方之間的文化隔閡之墻，需要從中西方兩面來拆。我們自身的做事方式，與國際社會的交往方式、表達方式，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中國也曾有過對外的不寬容。1972年，應周恩來總理邀請，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來華拍攝紀録片《中國》。由於安東尼奧尼回避了“文革”中甚囂塵上的政治說教，把鏡頭對準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遭到嚴厲指責。《人民日報》奉命發表評論員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給《中國》扣上“反華影片”的大帽子。直到江青垮台後，才在外交部一個文件中承認此事“強加於人，給外國人以不良影響”。中國文化部長訪意時，特地登門向安東尼奧尼道歉。
對於率先睜眼看世界的自己人，中國近代史上也曾發生過令人痛心的誤解和排斥。中國第一個外交官郭嵩燾，在擔任駐英法公使期間，被滿朝士大夫參劾為“漢奸貳臣”，著作《使西紀程》書版被毁，郭托病辭職後，回到家鄉，家門口被鄉紳糊上詆毁謾罵的大字報。
今天，我們在向西方堅定而強有力表達中國的國家利益、民族尊嚴時，也需要保持和養成一種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態。我們需要理性地表達自身立場，並慎重對待與己不同的聲音。殘疾人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身體保護聖火時，我們可以高聲讚美她；當她反對抵制“家樂福”時，更不能反目成仇。我們有充分的正當性，向一部分西方媒體的失實報道和惡意評論提出嚴正抗議，西方媒體對中國現實的“有色眼鏡”“刻板印象”還會長期存在，需要我們長期地溝通，包括做出解釋、提出反批評，並坦然接受另一種文化的審視。在西方信奉資訊公開和言論自由的文化環境中，惡意和敵意的報道只是其中的一種聲音，我們可以表達不滿，但不能指望其徹底消失。
在多元的輿論環境中，新聞報道對各方意見的反映大體上還是均衡的。我們需要的，只是設法增加中國立場的感染力。新聞報道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由於資訊封閉和文化隔閡導致的報道失實，會在事態的持續發展、後續報道中得到補充和糾正。一個奧運會在即的國家，不宜因為某些失實和惡意報道，導致民眾對外國主流媒體的大規模敵視。因為主流媒體的背後，可能是所在國相當一部分民意。民意與民意的分歧，只能靠對話來解决。
加劇中西方文化隔閡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之間的資訊落差。我們要繼續提高中國内部的資訊透明度，更要高度尊重中國人民的知情權。遇到突發事件、群體性事件，涉及民族關係、宗教問題，都要及時報道，坦誠透明，新聞公開，天不會塌下來。我們不能指望通過國内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媒體管制達到期待的對外宣傳效果，必須學會在多元化的聲音中進行媒體公關，包括突發事件的危機公關。在拉薩“3·14”騷亂時惟一留在現場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駐北京記者詹姆斯· 邁爾斯發回的報道，恰恰證明了西藏自治區政府新聞發布的真實性——警方在騷亂現場相當克制。這說明外國記者並非都有政治偏見，更不都是敵對分子。
中國需要社會穩定，公權力需要適當的權威來維持社會秩序，但公權力完全可以而且必須放到陽光下運行。透明和開放是度過危機最好的方式。我很贊同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蔡名照在拉薩騷亂後對路透社的表態：中國政府不會因外界的指責而動怒，也不會封鎖運動員撰寫的有負面評價内容的博客，希望奧運會成為全世界記者用不同的視角看中國的一個契機。
我們應當看得更清楚，成功舉辦奧運會除經濟實力、體育實力外，很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文化、社會、人民素質等軟實力。僅靠經濟起飛、體育金牌就顧盼自雄，技壓天下，那只是自我陶醉、自損形象。
處理民族宗教關係需要高度人文素養
西藏、新疆和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這是一個大前提。在這個大前提下，還有很多具體問題，包括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渴望和平發展的中國人民，與少數藏獨暴力分子當然是水火不相容。這是民族大義、大是大非。但漢藏兩個民族之間長期以來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閡、誤解、恩怨，並不都是大是大非問題。因此，需要耐心的溝通，尋求坦誠的共識。漢族作為政治、經濟上長期佔有領先地位的民族，尤其需要勇於承認其缺點和不足，特別是勇於反思歷史上曾經給藏族帶來的傷害。“大躍進”後三年大饑荒中，藏族同胞與漢族同胞一様饑腸轆轆，以前作為牛、馬、驢飼料的油渣、麥糠也曾成為藏人哄搶的食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癲狂中，藏區聚居區寺廟曾受衝撃，經文被燒毁，僧尼被迫還俗，一些地方藏民窮到連碗也買不起的地步。十世班禪憤然呈上七萬言書給毛澤東，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卻被囚於秦城監獄。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宣示，改革開放以來，胡耀邦對藏族同胞傾注了滿腔真情，中央政府傾囊而出支持西藏建設。西藏財政每10元錢中就有9元來自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2007年西藏人均GDP超過12000元，高於内地不少省市。西藏在全國較早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全覆蓋，包括農牧民也能享受到每人每年100元的醫療補助，雖然這標準還相當低。中央政府不惜巨資，維修布達拉宫、羅布林卡與薩迦寺，組織了西藏九大佛教工程，還組織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經》，搶救整理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這些都是漢藏兩族同胞有目共睹，不容任何人抹殺。
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對西藏輸入富裕還不等於輸入幸福。藏族是一個具有豐富精神生活的民族，對西藏的支持援助要“唯物”也要“唯心”。要充分關注藏民和藏傳佛教的精神需求，一絲不苟地尊重藏族獨有的文化風俗習慣，無微不至地愛護西藏的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制止對草地的超載放牧，對森林資源的亂砍濫伐，對珍稀動物的濫捕濫殺。
對於達賴喇嘛，我們要堅定地重申反對藏獨、反對暴力的政治原則立場，同時也要善於做精神文化層面的溝通和批評。達賴擅長把包含政治利益的訴求，包裝成對某種精神文化純潔性的捍衛。簡單地貼上政治標簽，甚至進行人格謾罵，斥為“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並不能在政治上搞臭和打倒對方，反而在精神文化層面給國際社會留下個回避交流對話的生硬粗魯形象。
我們也要正視和承認在西藏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的某些社會問題，比如基層幹群關係如何更融洽，内地經商戶與本地藏人如何共同致富。我們需要更加靈活的社會管理體制和民族自治機制，避免社會問題政治化。睿智的領導者總是擅長把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分解、演化為一個個具體的社會問題，因勢利導，各個撃破，而不是相反，動輒把不同利益群體提出的不同的利益訴求扣上“別有用心”“政治陰謀”的大帽子，讓這些訴求向政治化的問題聚攏和引爆。因此，處理西藏問題的有關部門領導一定要從傳統政治的思維定勢中解脱出來，以更實事求是的態度處理西藏獨特社會矛盾和民族宗教的問題。
漢藏兩族有著共同推崇的歷史人物，如孔子、關羽、包拯。在古代，漢藏之間和親、修好、吊祭、會盟、封贈連綿不絕。拉薩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漢藏以舅甥相稱。唐代文成公主遠嫁吐蕃國王松贊乾布，解放初期解放軍進駐拉薩，都從内地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成果。藏傳佛教也在内地廣泛播撒。北京的雍和宫、頤和園、白塔寺，青海的塔爾寺，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昭廟，山西的五台山，杭州的靈隱寺，都滲透著藏族的建築、雕塑和壁畫。西藏土地改革極大地提高了農牧民的社會地位，漢藏關係的社會基本面沒有根本變化，對漢藏民族和諧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贊同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的見解：中央政府管理少數民族和宗教事務的官員需要具備高度的民族學、人類學素養，能走進藏人的内心世界，對藏族文化熟悉到痴迷的程度。乾隆皇帝為了接待六世班禪，以帝王之尊惡補藏語。我建議，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會秩序的維護者，還可以更多地扮演調和鼎鼐的社會仲裁人角色，做中國大家庭内漢藏兩個偉大民族之間隔閡、誤會、衝突的仲裁人，同時也不妨做藏族内部精神領袖達賴與激進暴力分子（如藏青會）之間的仲裁人。在此，我想起康熙皇帝的一段箴言：“帝王治天下，自由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邊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這是歷史治藏經驗的深刻總結！
以平常心面對世界
西藏地處黄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三大古文明之間，雅魯藏布江是歐亞板塊與印度板塊碰撞形成的裂縫。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海拔比泰山高出三倍的雅魯藏布江，不應成為不同文明之間的阻隔。
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在《星期日電訊報》發表的文章說得好：“中國融入世界不是憑著一顆誠心就可以的，擋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這堵墻太厚重了。”“我擔心中國人民與西方人士相互之間的觀感，將迅速走向對立。”火炬傳遞只是奧運會的前奏曲，下一個焦點將轉到北京。奧運會期間，各國運動員、裁判員、遊客、 NGO和政府首腦來到北京，必然帶來一些不同的價值觀和社會評判視角。北京奧組委一再發出呼籲，不要把奧運會政治化，希望北京奧運能够避開西藏、人權等問題的困擾。但我們也無法要求所有來北京的外國人都只為體育而來，更無法要求他們與我們一様觀察評判問題。我們將如何對待與自己的立場不一致的聲音？這對我們融入全球化是一個考驗。
顯然，政府要盡快從全能政府的角色中擺脱出來，面對國際社會，不能要求所有發言主體都從同一個視角、同一個立場發言。中央政府關注國家統一、社會秩序；北京市政府關注北京的安全、交通、反恐；北京奧組委關注奧運的正常進行、不受干擾。
與此同時，不妨鼓勵市場化媒體、NGO、網絡“意見領袖”和廣大網民都成為發言主體，鼓勵他們對西藏問題和北京奧運會發表獨立的報道和評論，可以發出與政府立場不完全一致的聲音。近年來，在厦門PX事件中，在南方雪災中，網絡公民記者自發到現場踏訪拍攝，發回第一手報道，彌補了正式媒體報道不足的缺憾。這次拉薩騷亂，如果允許和鼓勵拉薩居民、受害者、旅遊者在互聯網上講述自己的見聞和感受，對於讓全世界了解騷亂真相和中國人的心聲，肯定是利大於弊。至於西藏經濟和人權的改善，民族政策的進步，西藏現代化過程中對文化特性的影響，漢藏之間的誤解、敵意及其化解，由非官方機構和人士來評論效果肯定更好。資訊透明度和輿論多元化，是四兩撥千斤、消解敵意的一個好辦法。
記得中西方關係同様很不平靜的1999年，從5月我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到12月簽署WTO中美雙邊協議，用了半年多的時間扭轉危局。從西方火炬接力風波，到北京奧運開幕還剩下100天時間，時間更為緊迫！令人欣慰的是，中外有識之士已在各自努力，為即將到來的盛會衝淡乖戾、營造和諧。
從聖火風波的漩渦巴黎，法國參議院議長克里斯蒂安·蓬斯萊4月21日飛抵上海，飛機一落地就去探望了在巴黎遭遇示威者襲撃的殘疾人火炬手金晶。議長給這個上海姑娘捎來一封法國總統薩科奇的慰問信，信中對金晶在巴黎受到“不能容忍的襲撃”“表示不安”，聲明此事“不能反映法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感情”， “中國人民對此感到受傷是可以理解的”。在向來感情衝動的法國，政治家開始冷靜下來，考慮如何緩和來自中國的憤怒情緒。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近日會見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奧運部主席迪克·埃伯索爾一行。在中國媒體和民眾嚴詞抨撃CNN，質疑西方主流媒體對拉薩騷亂報道嚴重失實和敵視中國時，國家副主席出面對NBC的奧運報道表示“感謝”，並希望各媒體集團“共同努力”，使奧運會轉播工作圓滿進行。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表態。我們必須主動找到與國際媒體交流的辦法，鼓勵客觀公正的報道，降低相互妖魔化的敵意。
中國政府通過新華社發布消息，近日準備與達賴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社會運動理論中的經典說法是，爭取温和派，把激進派晾在一邊。美國對法塔赫和哈馬斯就是這様的策略，值得我們借鑒。我們可以敦促達賴喇嘛發揮自己的影響力，約束藏族激進分子的暴力行為，切實符合諾貝爾和平奬得主的身份，多做對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國和平發展有益的事情。
實際上，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為營造與奧運會相適宜的開放環境，做出了巨大努力。尊重奧林匹克慣例，中國政府從2007年1月1日起，放寬外國記者在華採訪限制，到外地採訪不再需要專門申請，“只需徵得被採訪單位和個人的同意”。一些過去登録不便的網站，從維基詞典、美國之音到花花公子，現在都可以點撃瀏覧了。在涉奧場所，可以銷售境外報紙、期刊。中國文化部還向全世界遍撒“文化請柬”，邀請80多個國家的260多台優秀劇（節）目和近160項兿術展覧，在奧運會開幕前來北京獻兿。
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中國已經出口家用電器、皮鞋、紡織品，中國還要爭取“出口”思想、價值觀，“出口”生活方式、處事態度和從容淡定的大國風範。奧運精神是人類普世文明價值的一部分，與多元表達的人權意識本質上是一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後可能出現的某些雜音，本身也是奧運文化氛圍的一部分。不宜表現出奧運在手、神聖不可侵犯的心態，動輒指責別人違背奧運精神。要避免輕率地指責人家“反奧運”。
奧運需要主辦城市、主辦國的政府與國民表現出成熟的文明心態，依照理性、法制的原則，對待反對意見，營造開放和諧的輿論環境，做國際社會中值得尊敬的一員。借用海峽彼岸的一句口號：“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以這種態度化解社會不和諧因素，包括貧富之間、城鄉之間、民族之間的差距、隔閡、誤解和歷史的恩怨。我們在舉辦奧運會的過程中，肯定存在這様和那様的缺陷和不足，但是，正如温家寶總理今年在全國“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懇切陳辭：“中國人想把奧運會辦好這顆心是真誠的。我相信13億人民微笑著面對世界，全世界人民也會微笑著對待中國。”
科學昌明、經濟全球化的2008年，不會有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更不會有清朝末年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亂。北京奧運把一顆真心放在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手心，希望我們這個星球傳布理解、尊重和博愛的傳奇，因為北京奧運的口號是：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全文完）■
編者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報》評論員，《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評論”而聞名
來源： 《財經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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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April 20, 2008 - 03:19 pm: | |
http://zonaeuropa.com/20080408_1.htm
Interview with Frank Sieren
[Interview with the renowned German best-seller author, documentary
film producer and Asia specialist Frank Sieren, who's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nearly one and a half decades.]
(Freitag) The West has ceased to impress China a long time ago. April 4, 2008.
[translated by Wild Goose Journal from German into English]
Q: Is Tibet becoming a turning poi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 It's not a turning point, but simply a tragedy. It seems that most
of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have lost sight of the concerns of the
Tibetan people. We may debate about their degrees of involvement in
this disaster, but we should name them first: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with its relentless, excessiv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then
the Dalai Lama as the head of an exile government, who time and again
tries to politicize his meetings with Western politicians, thus to
suggest latitude which doesn't really exist when it comes to the
crunch.
Q: But there are also other players...
A: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young rioters - they remind me rather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the burning suburbs of Paris than of
the demonstrator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With their senseless
violence against Chinese retailers they have created tailwind for the
hardliners in Beijing and brough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totally
against themselves. On the issue of Tibet,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coincides with that of the large popular majority. We in
the West tend to sweep this fact under the carpet.
Q: How do you assess the position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
A: Chancellor Merkel, who's taken the risk of provoking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ith her reception of the Dalai Lama, in order to score
political points domestically with a romantic sentiment towards Tibet
that has never existed in Tibet itself, has sent careless signals to
the Tibet movement, promising far more than she can hold. Now she's
burnt her fingers, Merkel won't be receiving the Dalai Lama again. In
this crowd of egomaniacs, we also shouldn't forget the great number of
Western journalists, blended by their own self-overestimation, with
their sometimes manipulative, agitating reports.
Q: Wasn't the rebellion in the oppressed Tibet just due?
A: The question must be, was it useful? Anyone who knows even a little
abou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oul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s
never been the slightest chance for a rebellion to turn things to the
better. The result is shocking and it was foreseeable. Tibet's
latitude was never narrower than today, and it will stay this way for
the foreseeable time. And the threat of boycotting the Olympics
doesn't help, neither. The reformers within the leadership who propose
a more liberal handling of Tibet cannot score points; the hardliners
who claim the West is using Tibet to destabilize China see themselves
in upwind. The more wildly the West gesticulate, the narrower the
latitude for the reformers. We tend to forget that the greatest
changes in the Middle Kingdom have always come from within.
Q: When people in the West talk about China, there's always either great euphoria or total aversion. Why such extremes?
A: Because there's an epochal change taking place. Ever since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Columbus the West has dominated. Wherever
the conquerors went, they were able to force the people to play by
their rules. Now, that's no longer tenable. Nations like China are
going their own and very successful way. Many in the West are
fascinated by that dynamics, by the modernity, by how fast those
people are able to leave poverty behind them.
Q: And how is the aversion to explain?
A: At about the end of the nineties the fear came along - the worry of
having to share, the worry that our financial margins would decrease;
that resources would become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and our values
would loose importance; that more and more jobs would drift to China
or Asia and our social standards would no longer sustainable.
Q: Aren't those fears justified?
A: They would be if you believe because of our own natural supremacy
we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We have to consider what we can still
manufacture in the West and what we no longer can; which of our values
are convincing, which not. What's new is that we can no more simply
comm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we consider good and
right, instead we have to persuade and compromise. We have to
reposition our way of thinking. That's difficult and it will take a
few generations.
Q: And what if that doesn't succeed?
A: Then we will fare similarly as the nobilit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succumbed to the deceptive belief that the uprising of the
new class were a win-win development. But their exclusive position
could not hold. In hindsight we see it as a natural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people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and
advance. What happened then on the level of national states are now
taking place on a global level. And because we are affected ourselves,
our imagination isn't reaching far enough. Future generations,
likewise, will see the relativization of the West as normal and
desirable.
Q: Are we doomed to fall?
A: No. My only concern is that due to our arrogance and self-assurance
we wouldn't take on this issue. It's strange - watching from afar, the
Germans don't appear to be self-doubting, but rather tend to consider
themselve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s civilization.
Q: Do the Chinese see us that way?
A: The young outgoing Chinese for instance are amazed that we have a
democracy that is thwarting itself - one that hardly allows progress
because it's stuck in the unbelievably complex process of finding
compromises.
Q: Does it mean authoritative regimes like the Chinese one are better equipped for today's challenges?
A: It simply means that there are badly functioning democracies and
well functioning dictatorships. Even though we don't like it, China is
by far the most successful development project in the latest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it isn't surpassing its peak for a long time yet.
Never before has so many people wrest themselves from poverty.
Q: How do you explain this ascent?
A: To put it blatantly, there are three methods to gain power in the
world: merchandises, arms and values. Value is a jurisdiction for the
Pope or the Islam. The traditional method is the force of arms - war.
However, since the fif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t has become
less and less promising - what an incredible advancement! The Korean
War was a turning point - it ended with a stalemate. Almost all wars
raised by the Americans after that either failed or ended without a
clear victory. Slowly it shows that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cleverly built trade relationships promise more political influence
than military actions. That's what the Chinese have specialized on -
partly due to weakness, because their army is antiquated, and partly
due to cleverness, because they are traditionally good merchants. They
don't conquer, but create dependencies - containers don't come across
as threatening.
Q: How does it work?
A: They have developed two methods. One I'd like to call the
"concubine economics". Because with their combination of size, price
and logistical agility, they offer the best manufacturing conditions
worldwide for things ranging from bathing shoes to airplanes, they can
afford to pick whom they want to work with. Western businesses have to
court their Chinese partners like the concubines once did their
emperor. The concubine economics brings China the world's highest
foreign investment of more than 60 billion US dollars each year and
the highest trade surplus of nearly 300 billion. The second method is
the "Mother Courage economics". The Chinese help mismanaged
countries, like those in Africa, by building their infrastructures
cheap and fast and then running them, in order to receive long-term
resource contracts in return. If the customer is satisfied - which
usually is the case - long-term political alliances emerge across
continents, shifting the global structures in favor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Q: Do you have an example?
A: Take Nigeria. The Chinese say, you have a railway built by the
British and out of maintenance for a hundred years. We'll invest 8
billion US dollars in those tracks. We don't do it out of
selflessness, for we want to buy your minerals and we'll have to
transport them. You can decide for yourselves whether half of the
workers will be locals or only a third. If you insist on half, it will
take twice as long.
Q: You have written that the Chinese are dictators towards the inside
and democrats towards the outside.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A: What they want towards the inside is - partly out of conviction
that this were crucial for China's stability, partly for the sake of
power preservation - that democracy be introduced as late as possible.
Towards the outside,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s already saying, we
represent 1.3 billion people, and we advocate a new world order in
which the original principle by the Europeans apply: "one man, one
vote". In this sense they are the advocates of the largest
co-determination movement in the human history.
Q: How can the Chinese people itself gain influence?
A: Through an unwritten contract with their leadership. If it fail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s, the contract will be cancelled and people will
take it to the street: 10, 20 or 100 million of them.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a rebellion in Tibet, which altogether is of
no importance to China. The fear of such an eruption forces the
leadership to exert itself. It's a mistake to think dictators wouldn't
be under any pressure.
Q: So,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breaking point where the China project could fail?
A: The big question is whether China manages to develop an economic
system that doesn't consume as much resources as it's happening with
us. The Chinese ar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challenge which even the
West was unable or unwilling to solve. And we should do whatever we
can to help, instead of pointing fingers at China, for a Chinese
environmental disaster would affect all of us. Also crucial would be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y manage to gradually allow more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because in the end that has to be there. However,
it would be certainly unwise to introduce a democracy to the Western
standard.
Q: Why?
A: Because you can only campaign 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voters, so a
whole bunch of little Maos would be running. A large por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is very traditional. There would speeches to make our
hair stand on end, and then I'd like to read the Western media reports
on that.
Q: In other words, many Chinese are not yet ready for a democracy?
A: The difficult task is to find the right moment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democracy.
Q: How do the young generations see it?
A: The young Chinese have an almost post-modern relationship to
politics, like many young people in Germany. They say, what do I care
about this circus, I'm the captain of my own life and that's that.
Interviewer: Marcus En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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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279291,00.html
泽林谈西藏危机:"西方不能再帮倒忙"
2008.04.20
泽林（Frank Sieren）曾是德国“经济周刊”驻北京记者，已在中国生活15年。2005年他发表的“中国密码”一书曾引起轰动，刚刚出版的“中国震惊”分析中国在伊朗、蒙古及非洲的活动，驳斥有关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论点。他对中国的看法区别于目前西方的主流，因而在德国也是为颇有争议的人物。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前不久在波恩的“相遇中国”系列活动中与泽林同台讨论之后，就目前的热点话题西藏采访了他。
德国之声：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为中国辩护，您是否因此不再受到媒体的青睐呢？
泽林：不能这么说。因为媒体毕竟希望听到两种声音。此间对西藏事件的报导有一点让我担忧，那就是我们没有去问藏人的处境是否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而好转，示威者是否达到了使藏人拥有更大程度自治的目的。我们不能一味指责中国政府。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面，那就是达赖喇嘛不断试图搞政治活动，尽管他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结果。西方的政治家不去努力减压，甚至火上浇油。再看看在西藏抗议的年轻藏人，他们更让我想起巴黎近郊的闹事青年，而不是1989年的示威者。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此间某些政治家火上浇油，他们不是也因为舆论造成的吗？为什么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如此一边倒呢？
泽林：我想原因是，西方舆论过去是"中国热"，现在则对中国有些害怕了，害怕中国过于强大，会影响到这里的生活水平。所以在西藏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出现过分的反应，不能说幸灾乐祸，但至少是心理找到了一些平衡，因为这一事件表明，中国政府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原因是西方普遍存在一种对西藏理想化的幼稚看法。但这一理想化的西藏是根本不存在的。
德国之声：此间媒体认为，造成藏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您也这样看吗？
泽林：当然中国的同化政策应当批评，但也存在其他的因素。我刚才已经提到那些闹事的藏族青年，他们点燃了汉人的商店；也有一些西方政府，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会晤达赖喇嘛，唤起了流亡藏人的期望，但她现在又无法满足这样的期待；还有达赖喇嘛，他仍然是一个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他虽然声称并不主张西藏独立，但他的行为是激化，而不是缓和局势。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藏人的处境恶化，而不是好转。这是很悲哀的。我只能呼吁各方回复理性。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吗？
泽林：当然，对话总是有益的。只有接近，才会产生变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达赖喇嘛必须停止政治活动。他必须向世人证明，他只是宗教领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但只有两个民族与政府之间存在冲突。而这两个民族正是政教混合的民族。而政教分离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成果之一，我对此深感骄傲。
德国之声：您敢于预言目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舆论战如何收场吗？
泽林：我想目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冲突已经爆发，现在得等奥运会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赞成与西方接近的改革派有可能实现其主张时，冲突才会缓解。目前是强硬派占上风，他们认为西方利用西藏来分裂中国。我还记得去年默克尔会晤达赖使中国领导层中的温和派感到震惊，而强硬派则得意洋洋，因为这一会晤使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对西方的指责是正确的。这是德国舆论、西方舆论乃至西方政界的一大问题，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做能够得到好的结果。更有甚者，西方政治家为了得到本国民众和舆论的喝彩，往往让外交服务于内政，不惜为此付出外交失误和国际合作受损的代价。
德国之声：照这样说，德国政治家应当放弃其价值观外交吗？
泽林：如果我们要推行道德外交，就必须始终如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使用同样的标准。如果去中国访问，批评那里的人权状况；之后去印度，对那里十倍于中国的贫困、五、六倍于中国的文盲率只字不提；再之后去机场迎接沙特国王，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以不同的标准评价不同的国家，对中国人一套标准，对印度人一套标准，对沙特人又是一套标准。这样一来，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价值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迄今，西方对价值观有阐释的权力，特别是在殖民时期，我们说对就是对，我们说错就是错。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学习做出妥协，我们要正确估计自己所处的位置。目前我们占人类少数的西方国家仍处于一种极为优越的地位，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了。
德国之声：迄今中国的精英对美国和欧洲区别对待，认为美国谈人权是虚伪，欧洲谈人权是真诚的。这一次欧洲是否辜负了这一信任呢？
泽林：这样说可能有些重，但我们的说服力正在下降。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行动要有说服力。我们与中国展开人权对话，其中专门有一个死刑委员会，谈我们对死刑的看法，但我们为什么不同美国进行这样的对话。这样，我们就给人把柄。过去这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现在时代变了，其他国家对世界如何发展有不同于我们的设想，而且这样的设想还在世界范围内有推广的趋势。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中国改革派目前的处境艰难，您认为西藏事件会使中国的改革进程出现倒退吗？
泽林：不会，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西藏动乱产生的影响。改革派确实受到了冲击，但他们不会从此一蹶不振。一个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的国家注定要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我在中国生活了15年。在这15年里，中国领导层做决议的时候可以说越来越民主。更谨慎地说，越来越大的一个群体参与决策。胡温的主要任务是在各种利益团体之间搞好平衡，做出妥协。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已经终结。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能做的是给与政府中我们认为理性的力量以支持，让他们有更好的论据。而不是像现在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导中，给他们帮倒忙。西藏事件爆发之后，我们有关抵制奥运的讨论，对圣火传递的干扰，这一切不会使中国政府让步。中国政府只有在改革派拥有充足论据、同时又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让步。这是我们所不理解的。国际间的问题很复杂，而且这个世界并非善恶分明，我们在发表政治言论的时候应当考虑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只表示愤慨，站在我们认为是好人的一边，之后认为上帝会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负责任的。
采访记者:张丹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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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Ld
Registered: 01-2007
| | Posted on Sunday, April 20, 2008 - 10:22 am: | |
西藏問題：中國難解的癥結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8847&Itemid=110
撰文 Francesco Sisci
2008/04/17, 週四
北京 - 懷著最好的動機去翻看歷史，我們很難為西藏找到證明或反駁它與北京關係北京 --- 懷著最好的動機去翻看歷史，我們很難為西藏找到證明或反駁的證據。然而，被中國當作意識形態工具使用了幾個世紀後，歷史已無法繼續為今日的問題提供幫助。
事實上，中國不需要歷史來證明西藏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地域政治，已是最好的出發點。若拋開歷史談西藏，將會給現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中留下一個巨大的空洞；簡 單地以地緣政治取代歷史，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要求中國推出相應政策，以求得海內外在此問題上的一致。說到底，西藏問題的癥結在於管治不力。要知道，很 多藏人依然忠於達賴喇嘛，而北京對此頗有介懷。
幾百年來，歷史（對它的管理與操縱）就像指南針一樣，創造了統治中國所必要的意識形態範例。中國上世紀初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完全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關鍵特徵（如對歷史的激情和非常實用的本質）產生了共鳴。歷史與實踐合拍，也是幾個世紀以來的事實了。
最近發生的西藏危機，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戰著歷史，並迫使中國尋找新的指南針。實踐與實際原因，都無法再和歷史及對歷史的操作相銜接
3月14日的西藏起義及隨後出現在其他中國城市的藏人遊行，均為中國未來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超越了抗議活動本身，也超越了順利舉辦北京奧運會的迫切要求；這些問題事關中國的歷史、地理及它在全球的角色。
中 國政府稱，西藏隸屬於中國的歷史，可追溯到元朝甚至更遠古。有著政府背景的中國網（china.org.cn）寫道：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贊干布兼併十餘個部 落和部族，建立了吐蕃王朝，疆域覆蓋今日西藏的大部分地方。他曾兩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於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
1271年，蒙古汗政權定國號為元，並於1279年統一全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西藏成為中國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個行政區域。考慮到當地歷史傳統、社會狀況與自然條件、種族與宗教，元朝政府對西藏實行了有別於其他10個行政區的特別措施。
首先，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命薩迦派的西藏喇嘛八思巴（Pagba）為“帝師”，加封“大寶法王”，主管全國佛教和西藏地方政務。這是中國歷史上僧人所取得的最高封號。
第二，元朝在建立不久還成立了總制院，管轄全國的佛教事務與西藏的軍政事務。1288年，它改名為宣政院；丞相通常負責宣政院，而由“帝師”提名的僧人擔任副手。就這樣，中國歷史上首個專管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正式宣告成立。
第三，元朝還將西藏劃分為不同的行政區，並提拔各級別官員，以加強行政管理，而“帝師”則承擔整體責任。
不過，以此稱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有些牽強。原因有兩個：1，將元朝的情況當作中華的傳統，存在爭議。當時的統治者為蒙古人，官方語言為蒙古語或波斯語，而漢人只是二等公民。
2，蒙古人通過支持不同派系，介入了西藏的權力鬥爭，但是這種行為有沒有上升為直接對西藏的統治和管理，還存在爭議。美國漢學家白慕堂（Thomas Bartlett）如此總結：“蒙古人的元朝僅通過藏族宗教領袖之手來施加對西藏的統治，並沒有征服、佔領或統治西藏。”
到了清朝（1644-1912），情況又完全不同。當時，西藏一直是滿族人、准葛爾人及俄國人三方角力的一個主要目標；滿族人與准葛爾人更為西藏的控制權而鬥爭了多年。
防止西藏精神領袖與准葛爾人結盟，也就成了滿族人當時政策的重中之重。康熙皇帝還曾將自己比作將八思巴奉為“帝師”的忽必烈汗之轉世。
這 一比較並不合適，因為忽必烈汗是出於宗教信仰，而康熙則完全是帶有政治目的。還有人說，六世達賴喇嘛1706年被謀殺，得到了康熙的默許，因為他既有動機 又有手段。1708年，六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在滿族人控制下的“康區”（Khams，今四川西部的西康地區）找到，正中康熙的下懷。這個孩子成長的一切，都 在康熙的過問之下。1720年，他被清兵護送入藏，行使達賴的權力。
一些史料認為，清朝對西藏的吞併始於此時。不過，這實屬誇張。滿族人 竭力希望在西藏建立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傀儡政權；1721年，康熙在一份聖旨中稱西藏已被滿族統治80年，並打算用更嚴厲的文字寫明二者的關係。藏人表示， 應繼續延續傳統的“施主與喇嘛”關係，即不認為康熙與達賴喇嘛的關係為“君臣關係”。 美國漢學家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在《900—1800年之中華帝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寫道：從當地管理來看，西藏仍獨立於清朝；身為領導者的喇嘛們並未得到除 此之外的任何政治利益。
牟複禮說，清朝成立管理蒙古、俄人和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理藩院，進一步證明了他的觀點。蒙古的一部分屬於清朝，也有疆域屬於准葛爾人；俄羅斯則從中亞和東北亞對清朝虎視眈眈。
美 國的中國歷史學家彼得•普度（Peter C. Perdue）在新著《中國挺進西---大清對歐亞中心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哈佛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寫道：“西藏發生內亂，令雍正皇帝下定決心，派兵進藏。1720年，清兵在康熙的命令下已進駐拉薩，趕走 了准葛爾人，並成立了軍政府，還受到了當地百姓的歡迎。被准葛爾人佔據的布達拉宮，重新回到了達賴喇嘛的手中。佔領者的官邸均被拆毀，而年僅12歲的七世 達賴則淪為了西藏貴族們統治的傀儡。兩位最有權力的人是西藏西部噶倫瑣南多結（Sonam Stobgyal），又名頗羅鼐（Polhanas），和康濟鼐。二人曾率眾抵抗准葛爾人的統治；三位清兵官員連同三千人的部隊，一同監督著西藏政府的運 作。西藏的局勢並未因此獲得穩定，因為當地統治者仍無法成立一個名至實歸的集權化議會。”
駐紮的清兵，逐漸成了藏人們的負擔。當地的穀物 價格飛漲，儘管清朝政府花費了鉅資，千里迢迢地從內地向西藏運送糧食。主將年羹堯和延信（康熙的侄子）曾向康熙進奏，應儘快從拉薩減少駐兵。雍正則下令迅 速撤軍，以實現其加強內線防禦工事的計劃，如與准葛爾人議和，減輕百姓的負擔。康濟鼐曾懇求雍正再次考慮，但遭到拒絕。
這段描述與牟複禮 的觀點並不矛盾。由於它強調了當地貴族的角色，為討論清政府在西藏事務中所實際扮演的角色留下了空間。雍正想安撫准葛爾人，因此下令放棄對西藏的完全控 制，以避免與這位好戰的鄰居發生更多衝突。當時，清朝已無法應付與准葛爾人的消耗戰，還要提防東進中的俄羅斯人。如此分析，清兵從西藏撤出有兩個原因：駐 藏清兵無法從貧困的當地得到供給，而由於交通落後和成本太高，從周邊省份運輸補給也不現實。
如今，北京大可以稱情況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向西藏提供物流補給，不再“難於上青天”；中國的國力雄厚，足以維持在拉薩及西藏其他地方的駐軍。此外，它無需討好准葛爾人之類的周邊對手，也無需應 對象18世紀的沙皇俄國那樣虎視眈眈的外國列強。簡而言之，中國如今能竭盡全力實現歷史上無法完成的任務—全面控制西藏。儘管如此，西藏與北京的政治關係 仍停滯不前。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在乾隆時期承認西藏是清政府的藩屬。在說到北京與高麗（今朝鮮半島）、暹羅（今泰國）等如今已脫離中華版 圖的領土的政治關係時，用“藩屬”一詞似乎並不貼切。但英國人或認為這個寓意模糊的詞語恰恰能掩飾他們垂涎中國領土的野心。當時，沙皇俄國從北蠶食著清朝 的疆域；法國人已佔領了越南，隨時準備向北進犯；統治著印度的英國人，則希望把女皇的恩澤惠及喜馬拉雅高原。若能證明清朝對西藏等領土的統治已到了事實上 或法理上分崩離析的地步，顯然對這些西方列強都是件好事。
從現代的角度來看，中共1950年之後對西藏的統治模式，可謂是前無古人。當然，中共對整個中國的統治模式，同樣是史前無例。用10萬官員來管理4億國民（官民比例為1：4,000），已令乾隆皇帝感到很滿意。
若 將這一比例擴大20倍，即一名官員擁有隨從、護衛、秘書等20人並不過分，則變成了每200名百姓中有一名官員。當時，清政府還實行著兩級體系，即官員由 中央供養，而護衛、秘書等則由地方承擔。如此一來，中央很難避免地方官員變成“土皇帝”的情況，因為地方的管理權已大多落入了與官員有密切關係的貴族和富 人手中。
為避免這一惡果，中共在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黨組織，黨員人數也因此大大增加。他們嚴格執行黨紀，使中央指令得以迅速傳播至國家的每一個角落；現代通信技術的應用，更大大縮短了這一過程。目前，中國總人口不到14億，但黨員人數卻已達到了7,000萬。
理論上講，所有官員均受制於中央，並受中央的監督。同樣，由於中央有能力繞過中低層官員，沒有人能成為“土皇帝”。中共對西藏的影響，與它對其他省份的影響幾無差別。
上述分析自有其重要性，因為它為中國統治西藏提供了合法解釋。若缺少這一點，中國或許能用武力征服西藏，但此舉無疑會影響北京在海內外的形象。這一觀點，是在1950年後才逐漸形成的。
美 國藏史研究專家史伯林（Elliot Sperling）的《漢藏衝突的歷史及爭辯》（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一文，被刊登在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EWC）在2004年第七期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中。他在文中寫道：
在新中國建立後，中共成為了自清朝覆滅以來有能力與決心主張擁有西藏的首個政府。對中國領導人而言， 特別是那些知識分子，過去的征戰與屈服已不足以創造歷史。從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需要科學化的印證和證實。受此理念驅動，中共認 真研究了西藏歷史上隸屬於中華的性質，隨後得出了沿用幾十年的結論，即在蒙古人的元朝將西藏與中國各地納入版圖之下時，西藏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受當時的意識形態所限，人們無法接受中國純粹是出於地域政治的原因而進入了西藏高原。無奈之下，中共只好把解放當地百姓（符合共產主義理念）和繼承歷史（符合中華歷史），作為控制西藏的合法解釋。
隨 後，人們在談到西藏時的用詞也發生了變化。民族主義者曾樂意將西藏稱為“處於中國主權之下”或是中國的“藩屬”。 但這兩個概念有著很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與當時剛剛經歷了革命的新中國不相符。50年代，中國創造了一個描述西藏地位的、且目前沿用至今的詞語—“中國的 一部分”。這個詞非常模糊，足以經受人們對西藏與中國既往管理的認真考究；同時，它又非常精確，指明了西藏屬於中國。
然而，這種過於依賴 歷史的立場，卻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武力及因此取得的勝利，不足以令公眾達成共識。教育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而歷史則被認為是最實用、且文明很多的手段。不 過，它需要對史實進行操縱與教育等複雜動作。然而，這類動作越多，越容易給其他歷史解讀資料留下可攻擊的漏洞；研究的歷史越長，發現的漏洞也就會越多。例 如，西方歷史學家多次指出，明朝政府並未在西藏建立政權，“明朝沒有在西藏頒佈任何法令、徵收任何賦稅等”。
這種說法，無疑令西藏為中國藩屬的說法站不住腳。歷史漏洞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歷史是在為政治服務，與之相左的歷史觀點都清除出了史書。
19世紀中葉之前，當不少國家附屬於中國時，這種手法還算有效。進入現代社會，中國想繼續做到滴水不漏儼然困難萬分，且加強修改過的歷史教育，反而弱化了官方立場。一旦人們對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聲明產生懷疑，他們也會質疑政府的其他聲明。
正 由於西藏歷史存在爭議，西藏問題讓中國人與外國人感到模糊，也就毫不出奇了。比起西藏，越南似乎更有理由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它有幾百年一直使用漢 字，語言與華南地區的方言相近，並在漢朝時歸順；相反，西藏的語言和文字，完全與漢人不同，與中國接觸的歷史也相對較短。然而，歷史弄人：西藏成了中國的 一部分，而越南卻是個獨立國家。朝鮮半島的例子，也能說明這一問題。
越南的例子，似乎更有意思。1950年，人民解放軍分別到達西藏和越 南邊境。若繼續前進的話，中國將難免與法國發生直接衝突，因為越南當時是法國的殖民地；而西藏就不同，並沒有其他大國的保護。英國雖然因1947年印巴分 治而撤離印度，但仍在亞洲保留了大部分利益。它本應該在西藏成立類似於攝政體制的政府，對其提供包括軍事支援在內的幫助；它本可以在喜馬拉雅高原保留駐 軍，監視中國的一舉一動。顯然，新成立的中國必然不敢輕舉妄動。
印巴分治剛實現，第一次印巴戰爭的戰火旋即燃起。因此，兩國無暇關注西藏 問題。對印度而言，它更情願中國人出現在喜馬拉雅高原，而不是英國人。當達賴喇嘛1959年出逃至印度時，尼赫魯還就向西藏難民提供保護的可能性而咨詢毛 澤東的意見。據說，這位中國領導人當時回答說，讓藏民呆在友好的印度總比在敵對的美國好。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軍隊進入了西藏。
英 國在乾隆時期承認西藏是中國的藩屬，但是如何理解和從政治上翻譯這個詞，卻有些難度。別忘了，對北京而言，高麗、暹羅和西藏雖然同為藩屬，但地位卻明顯不 同。那麼“藩屬”一詞與當時的殖民地有無區別呢？如今，殖民地已成為昨日黃花，但俄羅斯和美國等大國仍將殖民擴張時所侵佔的土地納入了自己的版圖。
它 們之所能這樣做，是因為地域的連貫性。英法之所以喪失了殖民地，恰恰是缺少這一因素。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也是出於這一原因。事實上，清朝時處理西藏政務 的理蕃院，在英文中就常被翻譯為“殖民地事務辦公室”。 在《聯豫駐藏奏稿》（1979年出版）中，中國藏學家吳豐培將清朝在西藏的工作與英、美、法、荷的殖民機構進行了比較。
當然，在反殖民運動日益高漲的50年代，中國若繼續把西藏當作殖民地，顯然不合時宜。當時，蘇聯、美國等其他國家，靠著地域連貫性的便利，保留了在殖民時期佔領、征服或因原住民稀少而佔有的大幅領土。
在19 世紀，國體不同且邊境劃分也不同。歐洲國家會以共享的權力與義務來劃分邊境線。若不承認這一政治原則，就有被其他國家吞併的危險。清朝則是個特例。它太強 大無法被瓜分，而其遵守的政治原則也與歐洲不同。當時，西方外交官（很多後來變成了歷史學家）嘗試著將中國的政治領土原則翻譯過來；有了這些譯稿，他們便 開始順理成章侵佔清朝領土。
上世紀初，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作出了回應，向海內外人士重申了中國在疆域問題上的立場。這些聲明為現代中 國的疆域定了基調，並把西藏、新疆和蒙古包括在內。為提高中國人在洋人面前的自豪感，孫中山指出中國有著5,000年的悠久歷史，比西方文化的鼻祖古希臘 與古羅馬還早數千年。此後，唯有幾百年歷史的國家均被認為是年輕國家，還可能被看不起。
在年輕、精力充沛的、現代化的西方人面前，中國人常常感到自慚形穢。孫中山的政治新發明，無疑提升了同胞們的民族自豪感。孫中山說，年輕一無是處，古老才是真正文明的原因。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屢屢搶到這一點，稱沒有國家能比中國更古老，更有價值。
國民黨在歷史與地理上的立場，為中共後來執政打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礎。儘管有著如此驕人的進步，國民黨在清朝覆滅後仍缺乏統一中國疆域的能力，更別提做出其他領土聲明了。也只有在1949年後，中國人才擁有了這樣的能力。（未完待續）
作者Francesco Sisci是意大利《新聞報》（La Stampa）的駐京編緝。
在西藏方面，情況並沒有變得清晰起來。與中方擺出的大量資料文件相比，藏民在主張獨立時所能提供的歷史證據實在少得可憐。西藏之所想獨立，癥結在於它認為與中國的關係就像中亞地區較為普遍的喇嘛與施主之間的關係。其中，中國是施主，而西藏是喇嘛。
隨著時間和環境的遷移，喇嘛與施主的關係或會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含義。理論上，無論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是藩屬、獨立、或是某種形式的依付，這種喇嘛與施主的關係都與之並存。事實上，即使是中方最空泛的歷史描述，也比藏方的說法接近現實。藏人以宗教人物與普通信眾的關係來形容兩者的關係，反擊中方的歷史論據。不過，最後雙方都不願聆聽對方的觀點。
西藏似乎從其在20世紀上半葉所處的狀態中找到了獨立的政治理由，稱西藏在中國軟弱的情況下事實上已獲得獨立。的確，中國很多省份當時也面臨這種情況；但沒有國家承認西藏或中國其他省份的獨立地位。
解放軍1949年入藏，將其融入現代化的中國，自然有了充分的地域政治理由。一談到中國，人們自然而然會想到它長達5,000年的漫長歷史。歷史如此悠久，西藏在其中佔據了至少20%的時間段。因此，我們得知西藏從1,000多年前的元朝起開始屬於中國。
與孫中山時期備受屈辱的中國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相比，局勢已發生了顯著變化。5,000年歷史的想法，失去了相應的作用：當年，它提高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如今卻讓這個民族變得有些自大傲慢。若指望在未來幾十年裏擠入第一世界，中國應該謙虛和低調，前提是它仍希望在和平中崛起。它目前的疆域不會改變；其他國家也無意改變這一局勢。
就像以色列與美國一樣，今日的中國既可以說是個古老國家，也可以稱之為年輕國家。說它古老，是因為它的歷史延綿數千年。以色列也在1949年前後建國，但歷史能上溯到摩西及古埃及時代；美國建國於1776年，毫無疑問是個年輕國家，但它的一切傳統均來自於同樣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歐洲大陸。
一條新的歷史年線，或許能讓中國的領土聲明在政治找到合理與合法性。歷史年線越短，在解釋時遺留的漏洞也就越少。
這時，我們就不能不提及達賴喇嘛的政治作用了。從新中國建立伊始，達賴與班禪的地位便被中共領導人放在其他西藏喇嘛之上；他們二人在藏民的文化與宗教生活中的影響力，可以窺豹一斑。
有著傳奇經歷與享譽全球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藏民甚至華人中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實際上，達賴喇嘛對藏民的號召力，遠遠超過了教皇對基督教徒的影響。首先，教皇代表著上帝，但他並不是上帝。他是選舉產生的，任職20～30年；而達賴與活佛無異，是終身制。其次，達賴是民族與文化的象徵，而教皇絕無這一功能。
若中共官員鼓勵僧人和普通百姓譴責達賴喇嘛，以便親北京的班禪喇嘛能儘快得到認同，簡直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僧人怎會去譴責自己的佛祖，自己的身份呢？藏民怎會否認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要這樣做，他當初何必要當僧人呢？既然生為藏民，這種身份又如何放棄呢？同樣，一個信奉基督的漢人也不會去譴責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漢人身份。迫於高壓時，西藏僧人可能會不得不臥薪嚐膽，尋找痛斥統治者的最佳時機。
西藏問題，似乎變成了時間遊戲。若達賴喇嘛過幾年去世，而藏民抗議活動盡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北京所考慮的就是提升班禪喇嘛的地位，使其的影響力超過其他流亡海外的喇嘛。即便到時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各選出一位達賴的轉世靈童，中國仍有20年來控制局勢。屆時，流亡海外的達賴將無法獲得藏民的認同，也就只剩下親北京的班禪與達賴了。
對中國而言，這種情況最為理想。它將獲得將西藏藩屬化的時間與機遇。但這可能造成漢人與藏民的分歧更加嚴重，因為藏民在文化上已瀕臨被徹底消滅的地步。
達賴喇嘛批評說，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文化滅絕政策，破壞所有的文化遺產。但大部分中國人對這一點都閉耳不聞。在過去60年利，中國領導人已對自己的文化實施了“滅絕政策”，並認為這是邁向現代化、成為發達國家的必經之路。全球化，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少本土文化都消失在全球的大熔爐中。
中國人認為，他們對西藏文化的保護力度，遠大於對自己的文化。這種心態，相信還會持續到未來。畢竟，中國就是個歷史的大熔爐，成功消化了清朝的滿族文化、元朝的蒙古文化、唐朝的突厥文化。為何要放過西藏文化呢？
但如果達賴喇嘛依然健康長壽，藏民抗議活動不斷升級，國際社會的關注並未因奧運會勝利閉幕而轉移，北京就不得不同達賴喇嘛展開對話，不然將帶來重重麻煩。達賴也是能令西藏局勢走向緩和的唯一人物。
如果藏民抗議持續，但北京拒絕與達賴對話，那對國際社會而言，中國顯得非常無情。在國際社會上，達賴是位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長時間不與其展開對話，將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是在全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動機日益擔心的時候。廢除西藏傳統文化，屆時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令人警惕的信號。
中國與西藏的未來歷史如何書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之後十年所發生的事情和中國在達賴喇嘛問題上的處理方式。
或許，中國應研究一番歷史在中華帝國與在古羅馬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在中國，歷史是為皇帝撰寫的；而古羅馬則允許歷史學家有著獨立觀點。事實上，他們常與元老院一條戰線，對皇帝並非言聽計從。正因如此，我們才知道古羅馬最荒淫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曾提名他的禦馬進入元老院，而暴君尼祿（Nero）故意在羅馬城縱火，然後嫁禍於基督教徒，以便對他們進行迫害。這些皇帝的舉止，聽起來都瘋子一樣，但史書並未因此而抹殺他們在關鍵時期維護並擴大帝國疆域的功勞。就連古羅馬的宿敵漢尼拔（Hannibal），也被歷史學家描述成一位尊貴的將軍；雖然古羅馬視過著遊牧生活的日耳曼人為蠻族，但不妨礙史書將他們稱為偉大的好戰民族。
史書對古羅馬敵人和自身缺點的描述，非但未貶低國家的形象，反而讓它高尚起來，變成了一個成功克服了種種困難與挫折、並最終邁向勝利的帝國。在美國新聞界與當代史中，就可以察覺到這一傳統的影子：作家們深入探討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在最後呈現一個邁向勝利的美國形象。這樣的歷史更有說服力，因為它沒有刪除與之觀點相左的版本，聽起來更具真實性。隨著古羅馬最終的勝利，歷史更加證明了國家的真正偉大，因為它成功邁過了所有艱難險阻。
然而，上述情況不可能發生在中國。正史雖然談到了所有歷史事件，卻很難令人信服。目前，中國已無必要去繼續撰寫有利於自己的歷史，例如在西藏問題方面。拋開了舊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及解放人類的觀念後，單說出於地域政治原因而控制西藏，已足以避開任何危及中國統治的理論上的挑戰。然而，地域政治原因也易令情況變得複雜：它將招致惟以實力計較得失的危險，從而引起其他國家的惴惴不安。地域政治，還需與一些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溫和措施相配合。也就是說，中國應通過提高管治能力，來贏得海內外支持。
中國政府以目前的政治需求為方向來調整歷史角度的做法，讓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恐慌。北京無疑在告訴世界，中國人最初並不認為他們應統治西藏；而這或許是中國面臨的最棘手問題題。
歷史之所以為此，因為所發生的大背景已成為過去。蘇聯解體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它不會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適用。目前，巴爾幹化趨勢在全球日益抬頭，超過100多個要求獨立的組織活躍在世界各地。假如它們都實現各自主張的話，世界將出現100多個新生國家。
若簡單地使用民族自決權來解決問題的話，相信會在全球激起更洶湧的獨立運動。為了生存與繁榮，這些新生國家只能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代價是被迫向世貿、聯合國或歐盟之類的國際組織放棄部分領土要求。如此一來，當初分離又有何意義呢？難道是為了滿足少數民族的野心？還是反抗單一民族的統治，爭取自由？抑或是企圖通過分裂來削弱該國實力？或者是以上動機都有？
這些才是真真切切的問題；真正的解決方法不是尋求獨立，而是提高管治水平。
就像上世紀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樣，獨立運動儼然被當作了解決凡間種種問題的革命性救世良藥。在情緒化的爭拗面前，理性總是顯得非常無助。這大概是隱藏在偽理性歷史爭拗背後的可怕內容；稍處理不慎，又往往會燃起難以駕馭的民族主義情緒。
作者Francesco Sisci是意大利《新聞報》（La Stampa）的駐京編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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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风波：中国与西方的博弈
(2008-04-17)
今天，我的学生在MSN上和我说，要抵制法国产品，多少天不进家乐福云云。我回答他，现在不仅是抵制法国的问题，也是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昨天在巴黎发生抢夺奥运火炬事件，今天有美国CNN奥卡福诋毁整个中华民族，明天也可能在其他西方国家发生新的排华事件，难道我们能够抵制所有这些国家的产品吗？还是要针对这些西方国家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进入奥运年以来，西方各国反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民间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急剧升温，中国政府陷于尴尬境地。各种现象表明，随着奥运泛政治化所引发的冲突公开化与激烈化，中国和西方社会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彻底揭开，中欧中美之间的蜜月期已经完全结束。这些冲突，不仅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大增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反弹和周期性摩擦，更是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民主社会”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奥运会不过是导火索罢了。各种事实说明，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今，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一切机会颠覆中国形象的政策，并未发生任何转变。
为此，中国政府需要：
1.对外反思外交和外宣政策。9.11以来的国际形势发展表明，国际社会远不和谐。随着国际经济大环境的恶化，西方政治家正从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多边主义，越来越回归传统的以地缘政治为工具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单边主义。尽管很多单纯的巴黎市民冲击圣火时怀着民主自由、人权至上的崇高理想主义情怀，但在美英法等国政治家们慷慨激昂的辞藻后面，闪烁可见的潜台词却是大国博弈和防止新兴国家崛起的殖民帝国的旧底牌。
“中国威胁论”是西方送给中国的葵花宝典，无论如何低调，这些国家妖魔中国化的趋势将不会有任何改变。因此，息事宁人的绥靖政策只会助长对方的嚣张气焰，光靠金元而没有大棒的话解决不了任何国际战略问题。
2. 对内检讨民族政策
多年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和新疆源源不断的在输血，在基础建设、人才培养，宗教自由等许多方面都实行了非常宽容的倾斜政策，事实上乌鲁木齐和拉萨的市容市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政策似乎并未收到太大的效果。许多少数民族成员认为，虽然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相对国内其它地区，即使与在边疆定居的汉族相比，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都在不断下降，有成为“二等公民”的危险，失落感与挫败感正不断加强。
我们应当深思这些变化，我们给少数民族带来的快速城市化和世俗化，是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除了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文化纽带，来培养边区的凝聚力。让“新疆人”、“西藏人”的概念真正深入人心，而不是扩大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检讨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和社会发展模式。现代化和全球化从来都是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国虽然通过开放市场，给外资超国民待遇和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获取了短期收益；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没有话语权和主导权，中国经济缺乏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从反对搭便车，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到贸易摩擦，知识产权冲突，以至于近期愈演愈烈的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正由暗怀不满转向公开的不耐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学家们如果缺乏创新型思维，就难以为中国的经济找到一条稳定而健康的发展之路。
4.重新评估世贸协议和开放风险。从战略上分析，过早加入世贸组织弊大于利，包括银行和重工业在内的战略部门被西方资本利用金融杠杆掌握，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严重依赖，汽车等能源高消耗和高污染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升值的畸态，都加大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风险，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成本大大增加。是否应当重新加大对一些重要战略部门的国家控制，值得职能部门思考。
事实说明，接近西方，接轨世界是非常不现实的空想。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从近邻俄罗斯身上学到经验教训。俄国以苏联解体，三权分立为代价获得“民主国家”的头衔，但叶公好龙的西方国家既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民主俄罗斯”的出现，更不会欢迎“专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奥运圣火还在继续传递，奥运会召开前后中国国内外还可能风波不断，再加上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2008，中国面临极大挑战。 2008年以后，中国也面临着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再选择问题。有学者担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向左走，所谓的朝鲜化，以超强硬应付西方的强硬。笔者认为，可能真正适合中国的还是俄罗斯式的国家主义：与西方社会保持适度紧张，在国际交往中动用一切资源赤裸裸地维护国家利益。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如：大幅提高包括煤炭和稀有金属在内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增持欧元等替代货币资产，同时联合欧盟和日本等受害国，反对美元恶意贬值，减轻中国外贸企业产品出口压力，同时也能转移视线，在西方国家之间制造矛盾。
对于中国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国内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可以想象，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这两种争论还将持续下去。就在刚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讲话，既对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进行了小节，给出了肯定评价；又强调了改革的思路和发展方向不变，体现出领导层处变不惊的驾驭能力和对国家发展的自信心。可以说，胡主席的讲话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在中短期内，除非发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国际事件，中国将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和延续性，以开放的心态来应对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各种挑战。
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将是对中国全体国民的一次大考，如何应对挑战，转危为机，既需要中国政府的高度政治智慧与战略技巧；也需要民众齐心协力，表现出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的大国国民形象，给妖魔化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西方政客以迎头痛击。
2008，祝北京好运！
上海 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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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April 13, 2008 - 06:50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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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欧中 | 2008.04.12
两位德国前外长另眼看西藏危机
4月12日，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正值60大寿
西藏危机引起了德国各界空前的激动。这些天，许多前政要分别接受采访或撰写文章，畅谈他们的看法。今天（4月12日）正值60大寿的施罗德时代外长菲舍尔日前在时代周报发表文章，从权力与历史等角度看西藏问题。而施密特时代的外长、德高望重的根舍接受了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采访，从他当时经历抵制莫斯科奥运的历史经验看抵制奥运问题。德国之声记者摘要编译如下。
菲舍尔："北京的权力和西藏的未来"
菲舍尔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叫"北京的权力和西藏的未来"（Pekings Macht und Tibets Zukunft）。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个上升的世界大国，"明天或最迟后天"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大国。但它为什么解决不了西藏问题呢？他的看法是，因为在西藏人眼里，中国的政策没有"可接受性"（Legetimitaet，直译为"合法性"。他解释道，即没有"获得赞同的能力"）。因为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光靠权力是不能达到足够的可接受性的。他认为，俄罗斯在高加索、美国在伊拉克，中国在西藏都获得了这方面的经验，"压倒性的权力可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迫使平静存在，但没有参与者的赞同为基础的政治解决方案，被压制的冲突会不断重新地以暴力形式爆发。"
他认为，中国的政策搞的是文化上的“同化”（Assimilierung），从这个意义上"摧毁了"西藏文化和个性。中国领导人应该清楚，这样的政策是没有解决争端的，"只有把中国的领土完整原则跟西藏的高度自治结合起来"才能解决西藏问题。
菲舍尔说，中国领导人和达赖喇嘛一样清楚这个问题，但有三个原因阻碍了中国领导人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原因之一，中国领导人担心一个高度自治的西藏将实行的民主制度会带来"泥石流效应"，也就是说，全国都要求充分的民主。
原因之二，中国领导人担心在西藏问题上的充分让步会危及中国的统一和完整，首先涉及的是新疆和台湾。而且，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当时不仅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是推翻欧洲和日本压迫大山的民族革命。而中国始终把西藏问题看成是历史上西方侵略政策遗留问题，而西藏流亡政府是外国强权的工具。一旦让步，中国领导人担心会被国内视为背叛毛泽东的民族观，导致政权不稳。
原因之三，中国有大量内部问题，要使内部问题不至于爆炸，中国就长期地需要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假如这个必需的高增长率不再能够得到保证呢？"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污染问题、腐败问题等，一旦无法控制民众的情绪（在民主化的基础上），就会爆炸，引起国家的严重不稳。
菲舍尔接下来是这样说明他为什么反对对中国采取抵制措施的："中国太大，太强，以至于它不可能被外部强迫采取某种行为。它太重要，以至它的邻国及亚洲和世界上的国际伙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国家陷入越来越大的内部矛盾中去。抵制不能帮助中国提高看清问题的能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他指出，让中国这个"未来全球超级大国"自己去平衡它内部的利益，在内部更加开放，才是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现代的中国无法避开展开深入的内部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压力。这些改革推迟到越晚，这个国家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所以西方应该为中国进行内部改革"创造国际环境"，这才是符合西方利益的。而"西藏在这方面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好样板。"因为，真正的自治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完整，也不妨碍它去克服内部的社会矛盾，成为一个多党制的法制国家。 "至少欧洲的经验表明了这一点。"
根舍：" 但后来英国却参加了"
老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老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德意志广播电台以自民党名誉主席、前外长根舍的一句话作为对他的采访录的标题："回过头去看，这种做法当时没能起任何作用。"（Rueckblickend gesehen hat das damals nichts bewirkt）。
根舍对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那段经历的回顾是痛苦的，甚至含有抱怨。他说，那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没去，其中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首相撒切尔是第一个说的：对，不能到莫斯科去。但后来英国却参加了。"
他说：我们当时顾虑到美国，做出了这个沉重的决定。他和当时的总理施密特经过了内心斗争，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相信通过这么一个抵制，通过把体育当成政治手段，可以让事情（阿富汗问题）按他们的想法发生转变。这种做法没能起到任何作用。
后来，苏联是从阿富汗撤军了，但那是出于其他原因，"它是苏联开放的过程，那是得到我们的政策的支持，甚至是我们促进了的。"他始终认为，要帮助哪里的人，要使那里发生最好的转变，"正确的办法是合作和对话。""我们必须跟中国对话，我们必须跟中国合作。"经济界是这样说的，这完全正确，为什么体育界就不能这样呢？他说，达赖喇嘛也反对抵制奥运，所以他认为"联邦政府表示反对抵制是绝对正确的。"
根舍说，不能用体育来代替政治。"中国有了变化，而我们不能通过关闭我们自己来促进这个开放过程。"
记者提示说，联邦总统克勒不是也不参加北京奥运的开幕式吗？根舍说，我没听说联邦总统取消了北京之行，联邦总理和外交部长也一样（意即：他们只是本来就没打算去）。再说，不能把总统跟体育德等同看待。政府表示反对抵制北京奥运，"假如我今天是政府成员，我也同样会这样做，不仅是基于我们当时的经验教训。"
根舍回顾道，他在毛泽东去世后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去中国的，那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是完全无法相比的。中国对外国的批评当然是做了反应的，"这您也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决定邀请记者前去，不管是怎么个具体情况，但这毕竟丰富了人们对局势的了解。"他认为，西方政界和新闻界的批评和推动是应该做的事情，但这跟体育无关。
记者说，西藏流亡者批评西方把经济利益置于道德之上。根舍说："我不同意这个批评。"他说，政治上和经济上今天的局面本身是对中国起作用的，即起着一种"体制开放作用"。他说，以前批评苏东欧集团毫无作用，却是在开始合作与对话后开始起作用了。"经济利益不是具体企业的利益，13亿中国人在世界经济上获得他们的份量，这是很重要的。但世界对中国来说也是有作用的，这也能为什么这个国家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它会开放。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国家（象中国这样）送这么多年轻人到国外去，去上学，去读大学，然后他们全都返回自己的国家，应该他们期待着中国的发展，期待中国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信任预支，年轻人认识了西方的民主后，会把它给予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应该支持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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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与国民党中将陶峙岳揭开新疆神秘面纱
009年04月07日
来源：人民网-《大地》
1954年王震和陶峙岳在垦区
1952年王震（中）在陶峙岳（右）、罗汝正（左，师长）陪同下视察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后兵团农八师）。
王震和陶峙岳，一个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一个原是国民党的中将，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平，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前，两位战将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双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数不多的开国上将。
风雨人生，沧海桑田。一九八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当听到陶峙岳不幸逝世的消息时，老泪纵横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近些时间，我几次看到湖南省委关于将军病危的报告，陶将军的病一直牵动着我的心。按照陶将军原来的身体状况，我曾期望他成为百岁老人的，但没料到近几年来他却身卧病榻，在九十有七之年，与世长辞，我很是感到悲痛……”
几天之后，王震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自为陶峙岳致了悼词。在悼词中，王震说：“陶将军戎马一生中最光荣的一页，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响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的伟大号召，毅然摆脱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羁绊，率领十万官兵和平起义，化干戈为玉帛，协助入疆部队顺利进军，把五星红旗插上昆仑山、帕米尔和阿尔泰之巅，使占全国六分之一面积的边陲要地，成为人民新中国不可侵害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峙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爱国爱民的革命军队高级将领，他率领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很大功绩；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屯垦戌边所创立的功勋是永垂不朽、丹青有著的！”
王震剑眉一扬：“同志们！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下一步就是进军新疆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拂晓，王震早早地走到室外，他呼吸着清洌的空气，伸开双臂做了几个“夸张”的扩胸运动，感到浑身上下有股使不完的劲。
午饭后，得到了陶峙岳将军就是今天上午率领全疆十万官兵通电起义的消息，王震兴奋不已，心想：昨天是酒泉通电起义，今天又是新疆，看来全国解放的大事已经解决了。
王震和许光达奉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命令，率部进入了酒泉城。
秋夜，风寒月冷，可是欢乐的人潮、温暖的灯海，把萧瑟的秋风驱散得荡然殆尽。大街小巷上灯火通明。操场内外，人山人海。唱戏的、扭秧歌的，吸引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各种照明弹如仙女从空中散下一捧捧礼花，绚丽灿烂。王震兴奋无比，他想起了历史上的爱国大将霍去病，想起了“酒泉”这一美丽名字的来历，于是他大手一挥，让后勤部门通知炊事班，今晚为战士们加两个菜，每个人享受二两喜酒。整个军营充满着节日的狂欢和喜庆……
夜很深了，王震办公室的灯火还亮着。为新中国的诞生，为大部队进军新疆而忙碌着。从北平来的一份份电报和简报，堆积在案头，让他感到既兴奋而又艰巨。
十月一日。这个激动人心，令人永生不忘的日子！酒泉城再次成为欢乐的海洋！在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欢呼声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向新疆进军的命令传到了酒泉。
这天，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的王震，被激昂振奋的战士们的情绪所感染。他习惯地扬起右手，不停地在空中做着劈砍的动作，高着嗓门说：“同志们！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下一步就是进军新疆了！”他来回地走动着，突然猛一回头，转身挥了下手：“展开地图，让大家过来瞧一下！”
嘉峪关界有块石碑上边写着“出十还一”四个字
不等别人插话，他就指着天山以南的大盆地说：“与陕北的南泥湾相比怎么样？是不是牛和虱子的比例关系？不是大几十倍、几百倍，而是几千倍、几万倍呀！这地方就等着我们去开发，你们放开胆子干，会种什么就种什么，把这块盆地种成个大花园！”王震自信而幽默的话，让他麾下的将士们听得过瘾。这时，有名营长见王震是自己的老上级，加上高兴，说话就比较随便：“这是一枚甜果子，可皮儿太厚，而且是苦的。”
话一出口，立即如水滴溅在油锅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令进军新疆了，我们一定要到新疆去，去解放新疆，建设新疆，去吃上自己亲手种上的哈密瓜。不过，人都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进新疆的路都是戈壁滩，到处白骨累累，大风刮起来，能把汽车吹翻了。”
还有人接着说，“我也听人说过，据说在嘉峪关界有块石碑，上边写着‘出十还一’四个字，意思是出塞十人只能回来一人。你用石头瞄准那个‘还’字，只要能够投中，就准能等到回来的那一天，非常灵验，否则，你就只能做戈壁滩上的孤魂野鬼了。”……
王震静静地听着这些议论，等他们说得差不多的时候，才挥了一下手。“你们都讲得差不多了，也该让我王胡子给大伙们讲一句话！我的话不多，对大伙儿听到的这些关外奇谈只讲两个字：扯淡！我也见到不少到过新疆的同志，他们对我讲，新疆的气候确确实实与关内有些差别，主要在于温差较大。但并没有那么吓人！你们自己想想，老百姓有句老话，叫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五谷不长。照这话来讲，新疆是个美丽富饶的好地方。大伙儿肯定比我王胡子听得多，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不带渣，龟兹的姑娘一朵花。不冷不热，能出产这么好的东西吗？！”
大家一阵大笑。王震却一脸严肃，他用手摸了一下下巴说：“刚才你们讲的那块石碑，还真竖立在嘉峪关界。不过，这‘出十还一’的说法如果你们认真考证一下，并不过分，而且是大大夸张了的数字。张骞出使西域，行前随从逾百，东归之时，张骞几乎是单枪匹马。你们算一算，这是个什么比例？！”
大伙儿都了解司令员的性格，知道他接下来就是相当精彩浪漫的高论了，都竖起耳朵，屏声静气地等候，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
王震剑眉一扬，转入正题：“同志们！我们解放大西北是为了什么，党中央号召我们进军新疆又是去干哈？是去享福，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国民党政府那样的接收大员？！不是，根本不是！我们去干什么，毛主席在两天前，指示我说，‘你们到新疆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你们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去那里工作。’同志们，这可是毛主席的原话，一字不差，我王胡子装在脑子里，记得清楚明白。你们大伙儿对照一下，看看差距有多大。”
王震用那双炯炯有神的眼扫视着眼前的精兵强将，继续说：“进军新疆、建设新疆，大有可为！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事，办好事，既要保卫边防、巩固治安，又要改造起义部队，建立新政权，尤其重要的是率领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大搞建设！”
“我做梦都在想解放军早日进疆啊！”陶峙岳感叹地说就在新疆各族人民歌舞欢腾沉浸在和平解放的喜悦之中时，一小撮反动分子却暗中制造和策划暴乱。
在迪化市里，一方面是市民们上街游行庆祝和平解放，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城内断断续续响起枪声，尤其在夜晚更为激烈。学生、市民贴出的拥护起义的标语，在夜间常常被人撕烂而换上一些反对起义的标语。
又一个彻夜不眠，陶峙岳坐在孤灯下，一杯接一杯地自斟自饮。他为目前局势的隐患而担忧。新疆走上和平解放之路，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一连几天，陶峙岳感到从没有如此的兴奋和欣慰过。全国将要走上真正的和平统一了，各族人民要告别了烽火连天的日子，特别是中共和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关怀和信任，使陶峙岳更加有信心了，他暗暗地告诉自己：必须让新疆这块祖国的领土完璧归赵，交给解放军，交给人民政府……而眼下，新疆局势动荡不安，迪化市内更是谣言四起，危机四伏，他的心上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放不下来。
去掀开新疆这块神秘的面纱！
要是出了乱子，就随时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果真如此，和平起义还有什么意义？又怎么向共产党、解放军交待呢？更对不起广大的官兵和新疆人民！
天还没亮，陶峙岳就走出了卧室。“赶快开车到司令部去，”他向司机吩咐道。同时，令副官马上通知有关将领速到司令部开会。
会上，陶峙岳决定了下部队做稳定军心工作的具体措施和大体安排。
接着，他又向骑一师和一七九旅排以上的军官，分析了新疆的形势、国内外形势，也宣讲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报告结束之后，到会的官兵都感到心里踏实了许多，有的释然地笑了，还响起了掌声。
初战告捷，陶峙岳颇感欣慰，他的信心更足了。接着他便四处奔波，到各部作稳定军心宣传形势的报告。
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王震说：“我可以告诉陶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已经作好了进军新疆一切准备，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环境如何艰苦，都阻挡不住我们的脚步！”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彭德怀和王震向陶峙岳发出了邀请。邀请他速赴酒泉，共同商谈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具体事宜。
十月七日，陶峙岳抵达了酒泉城。一下车，早早在城门外等候的彭德怀和王震大步迎上去。彭德怀乐嗬嗬地说，“陶总司令，我们可把你接来了啊！”
“我代表新疆十万起义官兵，向彭总司令致意！”陶峙岳脱下洁白的手套，举手敬礼。
“陶司令率部起义，投向光明，功不可没。我全体官兵日日期盼，盼将军早日给他们带路，开赴新疆！去掀开新疆这块神秘的面纱！”彭德怀兴奋地说。 “我做梦都在想解放军早日进疆啊！”陶峙岳感叹地说，“新疆人民在等着你们，十万起义官兵在等着你们，只要你们早一天开进，我就早一天安心了！只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太差。”
王震一下子来了情绪，他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告诉陶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已经作好了进军新疆一切准备，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环境如何艰苦，都阻挡不住我们的脚步！请陶总司令放心，只要你一过来，我们人民解放军就马上跟着你的脚后跟进疆了。”
陶峙岳赞叹地说：“南泥湾的英雄是无事不可为呀！彭总司令、王震将军，我是以回家的心情来酒泉，对家里人，我就有什么讲什么，讲盼望，也讲担忧，一句话，我请求解放军火速进疆……”
下了车，彭德怀、王震把陶峙岳迎进了司令部。王震握住陶峙岳的手说，“陶司令，你是宁乡的，我是济阳的，彭总是湘潭人，我们三个都是湖南老乡哩！”
“晓得！晓得！我已是久闻二位将军的大名了！”陶峙岳频频点头。
王震给陶峙岳点燃了一支烟，问道：“陶司令，到了酒泉，也就是回到家了。用我们湖南人的习惯说，回了家就要拉拉家常，聊聊家里话哟！家里情况好吗？”
“见到你们，我是既高兴又放心。有了人民解放军，新疆就会有个好的局面！”陶峙岳答道。
“家属还在重庆吧？来信了吧？情况如何？”彭德怀问道。
“来信了，还好，好，谢谢彭总关照，陶峙岳感谢您啦！”
“别这么说，那是应该的！”彭总笑着说，“陶公为新疆和平解放立了大功，这点忙是帮得到的，就帮呗！何况咱们还是老乡嘛！”
陶峙岳感激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我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
直到晚年，陶峙岳在回忆中还这样叙述道：“我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初次接触，给了我极其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特令我惊异而感激的是，在我通电起义之前，彭总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家属寄寓重庆的情况，即指示入川部队注意保护，那时，我的家属子女因战争迫近，已匿居到乡下去了。但解放军有关部门仍然把我一家找到了。事隔三十五年了，彭总虽遭受‘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但他崇高的品德却令人永远不能忘怀。”
三位湖南老乡在一起，乡音不改。既谈家乡风物人情，又谈军旅生活的艰难，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
彭德怀、王震向陶峙岳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新中国无限美好的前景，陶峙岳不停地点头。好多内容他都是第一次听到，有的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这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感到不仅对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有了新的了解，也长了许多见识，确实有种“回家”的感觉。
在彭德怀、王震将军的安排下，陶峙岳参加了第一兵团的党委扩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向陶峙岳将军及全体与会同志，再一次讲述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意义和目的。彭德怀指出，“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完全是国防的需要和建设新疆的需要，不是去解决任何部队，对起义部队，我们只有合作，绝无其他恶意。”会后，彭德怀语气和蔼且充满信任地对陶峙岳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陶峙岳点了点头。
彭德怀谈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起义部队进行集中改编、成立二十二兵团的一些设想；王震向陶峙岳介绍了改编部队实行四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一些基本要求，并强调指出，部队实行合理编并、人事作公正合理调整、政治工作制度要确定建立、劳动生产要尽力做到。同时，对解放军大规模进疆的具体路线和大体时间征求了陶峙岳的意见。
陶峙岳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两眼紧紧盯着眼前精神抖擞的王震。王震见陶峙岳一时无言，陡然来了情绪。他拍了拍陶峙岳的肩膀说：“我是个武夫，早知陶公是闻名军界的儒将，今日高兴，也胡乱凑上几句，请你指教指教。”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王震双手一背，大声念道。“大将风范，气吞山河。”陶峙岳紧紧地握住王震的手说，“陶某断断不可得此磅礴豪放之绝句。早闻毛主席陈老总诗才盖世，没想到解放军的将领们个个都是才华横溢！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哇！”
“我王胡子作诗，只是个凑数，”王震摆了摆手，说，“而毛主席陈老总的诗才是神来之笔。不过，我王胡子有一条就是，绝不讲一句空话。我们进军新疆的部署你刚才看了，年关之前，我们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
很快，王震的这四句诗，被一兵团宣传部副部长王洛宾同志谱成了曲，一时间《凯歌进新疆》的雄壮歌曲，飘散在军营内外，回荡在天山南北，成为全军将士进军新疆的号角.
王震在陶峙岳肩膀上拍了两下，说：“我是个粗人。在北京中南海，我已经给毛主席、周总理吹过牛了，我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
王震穿上那套整洁合体的军装，显得神采奕奕，满面红光。他把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认真看了一遍，即将驱车奔向机场，飞赴迪化。因为在当天他收到了陶峙岳、包尔汉的来电说：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数十里外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
地窝堡机场，微风拂动，红柳摇曳。陶峙岳率领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早早在这里等候。一下飞机，王震与陶峙岳就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说过，陶司令，咱们迪化城里说解放，我王胡子没有放空炮吧？”王震像老朋友似地笑着说，他讲的是在“酒泉会谈”中，已经向陶将军许诺，在迪化城里相约谈论部队改编之事。
“王司令员一言九鼎，说到做到，真是叫人佩服呀！”陶峙岳感慨地说。在旁的包尔汉拉住王震的手，插话说：“王司令，新疆人民盼望解放军进疆。两眼都盼出泪来了，你看，迪化城街道上都是些什么？那一面面彩旗和标语，都是新疆各族人民一颗颗滚烫的心啊！”包尔汉是个汉语通，说起话来文采飞扬。
乌鲁木齐的意思是“优美的牧场”
“没有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没有新疆各界朋友做工作，我王胡子绝不会这么潇洒啦！”王震满面春风地频频点头，他高兴地回答道。
举目四周，尽是红旗招展，欢歌笑语，群情振奋的人们仿佛看到了新疆希望的春天。置身于欢乐的海洋之中，陶峙岳激动不已。他摆出放置许久的文房四宝，展纸命笔，写了一首《七绝·迎王震将军入疆》：
将军谈笑指天山，
便引春风渡玉关。
绝漠红旗招展处，
壶浆相迎尽开颜。
王震双手接过诗稿，细细地读了一遍，随即拍手称赞：“好诗，好诗！陶将军为军中儒将，名不虚传呀。”
晚年，王震将军在撰文回忆起此情此景，说，“将军以诗相赠，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充分表达了陶将军和军民对解放军的热烈感情。……”
很快，王震和陶峙岳坐进了雪佛莱卧车，随之同座还有包尔汉主席。一坐定，陶峙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王司令员一到，我这颗悬着的心就安稳下来了。不瞒王将军，峙岳东奔西走，读了四十载的《楚辞》，我最欣赏的屈原的《桔颂》，光修剪桔树的剪刀就收集了百多把。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一直未能园我桔园荷锄的美梦。我曾在南疆的焉耆与赵锡光司令相约，其中一条就是，到全国解放，新疆和平之时，就把部队全部完好地移交给解放军，我就解甲归田，桔园行吟了！”
王震非常感激陶将军对自己的信任，他诚恳地说：“陶将军之义举，功盖天山，自不待言。为保新疆之和平，国土之完整，将军苦撑全局，其间艰辛，更自不待言，按理说也该休养休养了。可是，解甲归田，绝对不行。故乡虽美，祖国更大，桔园有诗，毕竟太小。要经营，就经营大的，种新疆这块大田，如何？！”
陶峙岳一时无语，但只是静静地打量着眼前的王震。
王震在陶峙岳肩膀上拍了两下，说：“我是个粗人。在北京中南海，我已经给毛主席、周总理吹过牛了，我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这靠我王胡子一个人可不成，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朋友有难，你们是应该两肋插刀的，怎么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呢？”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数日之后，各界工作基本就绪，彭德怀动身亲赴迪化。那天，王震、陶峙岳、邓力群、张希钦、包尔汉、屈武、罗元发、陶晋初等早早在机场上迎候。当飞机徐徐降落时，彭德怀副总司令敦厚的身材首先出现在舱口。随之出现的是张治中将军。刚刚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和副主席张治中，在欢乐的声海中走出来，与在场迎候的王震、陶峙岳等一一握手。
在机场，彭德怀做了热情洋溢的即兴讲话：“新疆和平解放，是国家之幸，新疆各族人民之福。这是一件绝大的好事！好事得成，陶将军、包主席以及其部属功不可没，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对各位的义举十分赞赏，评价很高！并委托我向大家问好！同时，诚邀诸位加入联合政府的工作，共谋国家兴旺昌盛之大事。”热烈的掌声把彭德怀的话声打断。
车子启动了。远处，洁白的博格达雪峰闪着银光，眼前，兀立的红山宝塔周围彩旗飘扬。一群群的小鸟在阳光下发出欢快的叫声，一湾清水穿行在白杨林带之中，翻滚着雪白的浪花。彭德怀兴奋地对坐在身旁的陶峙岳说：“好一座塞外名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只是迪化这个名字不太好听，有那么一点教训人的味道，不符合民族平等的原则嘛！”
“是的，”陶峙岳接过话题话，“早先有个名字，叫乌鲁木齐，系哈萨克语，意思是‘优美的牧场’。”“我看这个名字挺漂亮，很有点民族特色。我们讲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光喊在嘴上，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上做起，让各族人民心悦诚服。”陶峙岳点了点头。“有件事，我要先给陶司令通个气。中央军委决定，把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将军以为如何？”彭德怀侧过身，又对陶峙岳说。“完全拥护军委决定！”陶峙岳兴奋地说，一时高兴得如一个手舞足蹈的少年。
十二月十三日，彭德怀、张治中主持召开了解放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和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一同参加的会议。快人快语的王震对彭总说：“我以为，兵团司令员非陶峙岳将军莫属。”彭德怀点了点头。他说：“是的。将来，还得让陶将军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做到有职有权，说话算数。古人用将，也讲究用人不疑，对陶将军及其部属，我们要予以充分的信任！”
“我建议，副司令员让赵锡光担任，参谋长还是陶晋初。”王震说。“我也有个建议”，彭德怀认真地说，“第二十二兵团的政治委员之职，非你王震同志莫属！”王震笑出声来：“请彭总放心。论年龄，陶将军是我的兄长，论经验，陶将军是威名远扬，现在走到了一条道上，还能不精诚团结！”
彭德怀也笑了，他指着王震的鼻子说。“你还没有忘记咱们三位老乡在酒泉会谈时的情况吧，陶将军为人正直厚道，办事认真谨慎，新疆交给你们两人，肯定会有个好结果！”
十七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将起义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的请示。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员的指示，新生的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并且下达了军区负责人的任命：彭德怀兼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和三区民族军首领赛福鼎担任副司令员。
两天之后，起义部队正式开始集中整编。陶峙岳以起义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发布了《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要求全体起义官兵，根据新政府共同纲领军事制度的精神，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
12月30日，整编后的22兵团正式成立，在迪化原警备总部召开了兵团成立大会，宣布了兵团级所属各师人事安排。陶峙岳担任兵团司令员、王震担任兵团政治委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