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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January 30, 2015 - 11:43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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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贫穷问题
2014年10月09日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研究员 陈功
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始终被认为是富裕的地区，经济学者一直使用人均GDP的数字来表明香港的富裕程度，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人均GDP为6747美元，排名第81位，依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486美元，但中国香港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7777美元，排在世界第25位，超过台湾的人均GDP值20930美元。
即便如此，香港不仅仅有贫困问题，而且还有着背景复杂的严重的贫困问题。
香港的人均GDP虽然从1961年2353港元，大幅增长至2011年的27万港元，但香港实际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长的衰退周期之中。香港的人均GDP增长率，由1997年回归时的10.2%，一直处于不稳定的下降通道当中，1998年为负的5.5%，1999年至2003年，除了在2000年经济有3.1%的增长之外，其余4年，均出现了1.9%至2.9%的倒退。此后，2004年至2007年出现了较强劲的复苏，但从2008年至2009年又再度出现了低谷，2009年甚至有3%的倒退。出现这种情况有外部因素，如亚洲金融风暴和华尔街金融风暴，随着中国大陆提供的强刺激，香港经济在2011年出现回升，但迄今为止，根据香港乐施会的报告，香港的贫困家庭依然有45万户，总共7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数字高达117万人以上，贫困率高达17.6%。
GDP总量高，人均GDP高，不等于香港就没有贫困问题，众所周知，香港有着世界上非比寻常的基尼系数0.537，贫困分化极为严重。对于这样的贫困问题，香港的社会学者一般认为，香港的贫困原因主要是全球化、去工业化以及白领化造成的问题。
香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是工业繁荣时代，80年代后的10年间，大量工业转移“北上”，投资于大陆地区，造成了工业人口的大量失业。80年代香港制造业的人口有百万之众，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35.8%，到了2011年就只剩下了17万人，占比也只有区区4.5%，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中，香港制造业共淘汰了77万劳动人口。经济可以转型，但工业人口的转型却很艰难，英雄无用武之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与此同时，港澳对大陆地区的投资，从1979年－1993年，实际总共投资了3852亿美元，占中国外来投资的62.3%，是中国最大外来投资者。这种工业转移过程表明，如果要说中国经济起飞造就了香港的贫困虽然有点过分，但存在着关联性也很明显，就此而言，中国大陆对香港提供某种程度的援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中国大陆也的确是这样做的，至2010年为止，中国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3万亿港元，基本是日本对港投资的16倍。
不要以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可以发挥替代作用，香港银行业虽然发达，但对就业的贡献远不如预期的那般大。1991年，香港银行业只雇用了10万人，即便到了2011年也只雇用了19万人，只占工作人口的5.5%。
工作是一个方面，生活是另一个方面。在香港，令贫困人口倍感生活艰难的还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香港自雇人士多，形成了看不起贫穷的文化，穷人的日子很难过。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看不起“没钱的人”，《礼记》中就讲，死亡贫苦，人之大恶。虽然香港失业率迄今依然维持在中等水平之上，但劳工的反映并不强烈，也缺乏组织来有效代言。所以，他们的困苦经常不为人所知。
再一个是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资本从微观讲是人际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为的是获得资源和机会，从宏观讲是一种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资源。香港这方面的情况非常糟糕，社会资本严重匮乏，有严谨的科学调查结果表明，43.9%的贫困人口表示，他们连一个可以借钱的亲友都没有，被调查的贫困人口中，平均能够介绍工作的亲友只有1.74个，社会资本的匮乏程度非常严重，这势必会导致香港的贫困和不满存在被放大的可能。
长期以来，香港政府在贫困问题上的关注是不足够的，这从港英时代就开始了，“积极不干预”和“鼓励自由竞争”始终是基本政策，这就为贫困问题的社会表面化奠定了基础。即便是号称完善的香港法律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香港的雇用条例有18小时以内的“例外”，为雇主的“策略运用”开了方便之门。而近年来公屋租金的大幅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贫困家庭的压力。凡此种种都表明，香港的几乎不为人所知的贫困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从被压抑到演化为社会表现，并不会令人奇怪。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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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October 13, 2014 - 05:06 pm: |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566
观察香港问题的十个认识误区 上 之 一)
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 郝志东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10月11日
［编者的话］因普选引发的香港“占中”运动在政府临 时叫停对话后重启，香港市民和学生、香港政府、中国政府之间目前仍在僵持状态。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郝志东认为，中央和香港之间存在妥协解决问题的空间，但 无论结果如何，对香港政改的核心问题诸如爱国爱港、真普选、主权与治权、外部势力干扰等各方的认识误区仍值得深深反思，这也是解决香港、澳门，以及大陆和 台湾的问题的关键。本文为《观察香港问题的十个认识误区》的上篇。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首普选办法的决定，引发了9月22日开始的学潮，占中运动也提前举行。近20天来，运动经历了催泪 弹、胡椒粉、日晒雨淋的洗礼，以及民主派阵营（学联、学民思潮、占中运动、泛民派议员）从单打独斗到有限联合的过程。（下文将各个民主派阵营所发动或者支 持的运动统称为占领运动。）政府方面也吸收了之前的教训，调整了自己的策略，非万不得已不使用武力。政府和学生本周本来准备对话，但是占领运动却坚持如果 人大不撤回自己的决定，则占领运动不会停止。于是政府将对话即刻叫停。
双方不谈、不打，占领运动不撤，形势又重回胶着状态，谁都不知道下面会如何发展，前途渺茫。
但 无论结果如何，这次围绕香港普选与占领运动的一些讨论却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有一些误区需要澄清。本文将讨论围绕香港普选与占领运动的十个认识误 区，包括选举民主是否是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基石、民间与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是否有共识、香港和中央冲突的性质是什么、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吗、主权和 治权可以分离吗、外部势力干扰是问题吗，到底什么叫真普选、爱国爱港的定义是什么、民主派是共产党的敌人吗、占领运动的出路在哪里等。
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基石：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政治秩序三要素
内地不少人认为民主制度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确，各国的民主制度设计是百花齐放的。但是，尽管民主制度的设计可以不同，民主的原则却是普适的，民 主的价值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上多数政党与个人都赞成的。不过，并不是只要沾上一点民主的边，比如“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第一有定 义，第二，不是说一旦建立就万事大吉。
以“历史的终结”之观点著名的美国学者福山，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他仍然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优于其他任何制度，是现代化的首选，是世界潮流。其“历史的终结”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不过，他并不认为民主制度 一旦建立，便万事大吉。相反，自由民主制度永远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的建立有待于政治秩序三要素的平衡，即政治上的问责制、强大而有效 的国家行政体制，以及法治。其中政治问责制是指自由与公平的、有多党参与的、选举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的机制，这也是民主制度的定义。
正如邓聿文指出的，只有协商民主而没有选举民主的制度，不是真民主。这个机制，第一要建立，第二要不断完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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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香港问题的十个认识误区(上之 二)
对香港来说，其行政体制其实还是蛮有效的，法治也颇受人称 赞。但是政治问责制却差强人意：特首由1200人、四个界别（工商金融、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宗教、政治，各三百人）所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所选出，而非普 选产生。这是香港的软肋。而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在这三个方面都是软肋。所以中共十八大才提出来要全面深化改革。
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自由民主制度，没有公民社会、新闻自由，便没有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这是被大中华地区的现当代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不用福山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领悟的。
民间和政府在中国政改问题上有无共识？
中共十八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为要务之一，而海内外民间要求政改的民主运动几十年来，尽管困难重重，并没有偃旗息鼓，反而仍然在茁壮成长。香港的民主 运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所以说，民间和政府在政治改革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并不是像很多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中央不想政改。但是，如何进行政治体制 改革，中央政府和民间的确没有共识。甚至可能中央内部都没有共识。
以 香港为例，为了国家安全起见，中央认为首先要保证只有“爱国爱港”的人士才可以入闸竞选香港特首，这就要求特首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现在的特首选举委 员会相同，即主要由建制派的人士所构成，而且只有半数以上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同意的候选人才能参加竞选。然后再由香港全体选民普选产生特首。
而民主派的人士却认为这样产生的特首并不具有认受性，因为选举委员会本身并不是都由普选产生，所以他们的对候选人的筛选，也不可能是公平的筛选。所以他们要求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且门栏要低。所以在民主的方法上，中央和民间是没有共识的。
香港和中央冲突的性质是什么？
程翔、齐鹏飞、丁学良等人指出香港问题的实质是争夺管治权的问题。 以前人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是中央只管外交和国防，香港特区政府管其他。但是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包括对政治发展的主导权。换句话说，中央 政府不光对香港拥有主权，还拥有治权。但是香港民主派认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含义是人们对一国两制的一般理解。即中央只有主权，由驻军、国旗、任命 特首来代表的主权，而治权则在香港政府手里。但是白皮书却说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
关于管制权的问题我们后面会再讨论。不过，管治权背后的问题是国家结构以及人民主权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吗？
关 于国家结构，通常有所谓的单一制、联邦制、邦联制等等。中国被认为是单一制，美国是联邦制，而欧盟则可以说是邦联制。在单一制中，中央政府有绝对 的权威，政治统一、军事统一、经济统一、货币统一，地方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选拔并任命。在联邦制中，中央管国防与外交、联邦税务、联邦法律等涉及全国性的 事务，地方政府负责其余的地方事务，各邦在遵守联邦法律的同时也可制定自己的法律，选举自己的行政长官，联邦政府不能干涉。而邦联则由不同国家和政治实体 所构成，有一些共同的法律，但是其成员可以随时退出联邦。当然这些都是理想型分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结构的做法是相互交叉的。比如欧盟作为邦 联却有统一的货币，而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却使用不同的货币，如人民币、港币、澳门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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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香港问题的十个认识误区(上之三)
那么中国到底是否一个很多人都认为的单一制的国家呢？这一 点其实是可以商榷的。如前所述，一国两制本意是中央负责外交和国防，其他事务由地方自治。这是一个联邦的模式，不是单一制的模式。但是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 陆之间有海关，各自都有自己的货币，这又是一个邦联的模式。港澳自己选出的行政长官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又是单一制的模式。所以说，中国的国家结构其 实是一个联邦、邦联与单一制的混合模式。但是中国内地的政治模式的确是单一制，即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尽管名义上是自治，实际上却是中央集权的。所以 说，中国大的国家结构，尤其是将港澳包括在内的时候，实际是联邦、邦联和单一制的混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不是单一制国家，除非你说港澳不是中国的 一部分。
那么，在这样一个体制中，管治权应该在谁手里呢？这里涉及到福山所讲的政治秩序三要素的平衡问题，民主制度的定义问题。这也涉及到主权和治权能否分离的问题。
主权与治权可以分离吗？
不少人认为香港的主权在中央，治权在香港。现在中央要将治权拿回去，所以引发了香港的公民抗争。这个主权和治权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主权和治权其实是统一的。
主权的含义，对内来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控制自己的人民、边疆，制订其发展政策与策略，决定汇率、税率等等政策的权力。对外来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国际组织、建立外交关系、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缔结各种条约的权力。
从这个定义来看，港澳地区的主权实际上是由中央和地方分享的。外交与国防的权力无疑是在中央手里，但是港澳地区各自发展的策略、制订汇率和税率、控 制自己的边疆（别忘了进出港澳都要通过海关的）、发行自己的货币、参与部分国际组织、缔结部分国际条约的权力实际上是在港澳地区自己手里，且不向中央政府 交税。
而且从主权在民的观念看来，中央的权力其实也是在人民手中的。在理想的状态下，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由人民选出，代表人民行使外交与国防等等权力，自然 是主权在民。所以，本来并没有什么主权和治权分离的问题。所有的权力都在人民手里。这也是习近平所讲“权为民所赋”的道理。既然主权在民，那么让所有的港 人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主权和治权自然也无法分离。所谓的分离实际是一种假象。
所以，港人、澳人以及内地的大陆人自然除了要普选自己地区的领导人之外，还有权力选举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乃至国家主席等等，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体现主权和治权合一的原则。
但是，主权也不是绝对的。除了中央和地方相互影响、分享主权之外，在思想观念与人员大流动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不受到 其他国家的影响。于是，自己的主权就不可能不受到他人的“干涉”。中国人在制订国策时可以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感受吗？除非你不和别人打交道，否则是不可能 的。这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所谓外部势力干涉的问题。（未完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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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香港问题的十个认识误区(下)
［编者的话］因普选引发的香港“占中”运动在政府临 时叫停对话后重启，香港市民和学生、香港政府、中国政府之间目前仍在僵持状态。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郝志东认为，中央和香港之间存在妥协解决问题的空间，但 无论结果如何，对香港政改的核心问题诸如爱国爱港、真普选、主权与治权、外部势力干扰等各方的认识误区仍值得深深反思，这也是解决香港、澳门，以及大陆和 台湾的问题的关键。本文为《观察香港问题的十个认识误区》的下篇。
所谓外部势力干涉的问题
占领运动受 到外国势力的操纵，现在似乎成了一个时髦的说法。香港的民主派访问美国、英国、寻求对方政治人物的支持，被说成是卖国求荣、勾结外国势 力，唱衰香港，攻击中央政府，企图利用外国人的力量，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达到自私的目的，危害国家的安全。民主派会见达赖喇嘛，也被认为是勾结“藏 独”，发动“港独”乱港，尽管达赖喇嘛并不主张“藏独”。他们访问台湾的民进党，被认为是和“台独”联盟，一起反中。那么，如何看待香港民主派和海外政治 力量的联系甚至联合呢？
任何一个人或政党都有权力和海外任何人和任何政党进行联系。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和苏联共产党联系，并 得到他们的支持，然后才革命成功的吗？现在的 中国共产党不也是有对外联络部吗？为什么只有你可以有联系，我不可以有联系呢？似乎在逻辑上讲不通。再说，如果当年没有美国人帮助中国人抗日，中国人能够 打赢那场战争吗？至少还要花更多时间吧。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不和外部联系是不可能的。国家不是也有外交部吗？1960年代如果我们和外部有联系，就 不会饿死那么些人。
所 以，和外部联系需要以提高自己人民的福祉为目的。如果与外部联系是为了破坏当地人民的幸福，是为了搞恐怖活动，那么，那样的联系是要警惕的，要被禁止的。 如果香港的民主派和海外联系的目的是为了香港的民主发展，为了真普选，而民主发展又是政治秩序的必要因素之一，追求民主与平等是爱国爱港的表现，那么，他 们的联系就是无可厚非的。外人的“干涉”反而是应该欢迎的，正如当年中共欢迎苏俄与美国的援助是一样的。只要目的是好的，这种联系与所谓“干涉”就是无可 厚非的。
关于真普选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福山关于政治秩序的三个主要因素的平衡，政治问责制有缺陷 就得不到平衡。那么，像香港这样由四个界别1200人所组成的选举委员 会、超过50%的选委来提名候选人的制度，是否符合政治问责制的标准呢？尽管香港政府官员们说这个制度仍然可以为选民提供不同的候选人，但是这些候选人如 果全部以“爱国爱港”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实际上，港人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在“爱国爱港”的定义是要“爱党”，“爱党”的定义是不能批评“一党专政”的时 候，那么可以想见，选委会所中意的候选人，一定是建制派，而不是民主派，因为后者会批评一党专政。这样的候选人拿给全民去普选，那么这样的普选是否是真普 选、是符合政治问责制的普选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早在1942年2月2日 《新华日报》社论“论选举权”一文中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真正的普选制，是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选举权就不能够彻 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中共的《新华日报》社论已经把真普选和假普选的区别讲得很清楚了。这并不是像大陆体制内学者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的“国际标准”。连当年的共产 党都认为是的标准，自然是货真价实的国际标准。而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候选人产生办法，还是真的不是像前特首董建华说的是“货真价实”的民主办法。连清华大学 教授、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王振民都间接承认这个办法不是完美的办法。
爱国爱港的定义
美 国人在9-11之后，制订了一个爱国者法案，受到多方批评，因为它提供了政府可以为国家安全与主权而损害人权的可能。有批评美国政府反恐政策的人就被扣上 了不爱国的帽子。那么难道无论政府做什么、怎么做都支持，才是爱国吗？拿中国的情况来说，难道像《环球时报》与人大教授陈先奎说的那样，只有爱党才算爱国 吗？不是的。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在上世纪以来就强调，真正的爱国，是个人与团体对自由民主的宪法所规定的价值、信仰与规范的忠诚。无论一个人是什么民族、出身，来自什么地方，只要他或她对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法表示忠诚并遵守，就是爱国，否则是不爱国。
对于香港人来说，只要认同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和谐、公正、法治等，他或她就是爱国的。这和爱不爱任何党 派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当然如果党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法，爱国、爱港和爱党自然也没有矛盾。换句话说，国是要爱的，党也可以爱，但是爱是有条件的，就跟搞 对象时，不能什么人都爱一样。中国人批评中国政府、批评共产党，是为了中国好，是爱国的表现。不应该因此而剥夺他或她的被选举权。他们不应该被看作是自己 的敌人。
民主派是共产党的敌人吗？
批评中国政府、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人，经常会被公权力与体制内的主流思潮看作敌人，看作捣乱分子，居心叵测，别有用心，是在制造思想混乱、试图搞乱香 港、澳门、大陆的“海内外敌对势力”，是要将香港建成一个反攻大陆的桥头堡，用意恶毒，为人所不齿。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与持不同意见的人的问 题。如果是公权力这样做，那只能说是公权力的傲慢。似乎只有自己才是爱国者，才是真理，别人都是坏人。
一个人在握有公权力的时候，尤其要想到自己的权力到底从哪里来。如果权力是从人民那里来的，那么即使反对你的人，也是人民。张千帆也谈到政府的最大 问题是不把人民（包括反对自己的人）当朋友。不光不能将他们看作是敌人，就是用不屑的口吻，揶揄的口吻，耻笑的口吻，说什么“不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马路” 等等讽刺别人的话，也是不应该的。这些人是有理想的，这些人的理想和当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闹罢工、发动农民闹革命、发动学生上街游行，是同一个道理。
为什么非要将别人看作敌人，而不是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有 理想也有缺点，可以理解，可以向他学习的人呢？对于代表政府的人来说，如上所述，这是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如果他对一党专政有不同意见，你的责任是要说服他 为什么一党专政好过多党轮流执政。对别人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是说只要反对我，你就不对。像文革时那样，反党就是反革命，因为我就代表党，代 表革命，代表正确的一方。
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提到泛民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宣称以「推翻一党专政」 为宗旨的「支联会」现在还能举行各种活动，「支联会」的成员还可以当选立法会议员，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很大的政治包容。九七前不是有人担心回归后他们在香 港根本待不下去了吗？现在说这种话的人不是还活覑而且活得好好的吗”？ 其实包容是相互的。你说你在包容别人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种权力的傲慢。不是一方包容一方，而是相互包容，才有平等。否则关系是不平等的。其实说相互包容可 能都有问题，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共产党和民主派之间应该是朋友关系。
香港的占领运动有出路吗？
占领运动提出来要梁振英下台，要人大常委会撤回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梁文道以及占中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戴耀庭都认为占领运动不会有什么实质效果，它其实是一个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对此本人不以为然。
退一步海阔天空。要妥协。退而求其次。政治的最高的原则之一是妥协，关键是如何妥协。社会运动和公权力都要学会妥协，否则就会像六四那样，两败俱伤。那么有没有妥协的余地呢？
对于中央与港府来说，不应该是像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说的那样，泛民在恐吓中央，而中央则越吓越坚定。或者像陈佐洱说的那样，如果香港控制不了 局面，中央会采取霹雳手段。其实，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留了一个口子的。即关于特首候选人提名委员的组成，尽管各个组别各占四分之一的比例不变，但是这些委 员如何产生是可以商量的。这里就有很大的妥协余地。
比如，最理想的办法是让所有界别的人能够普选自己界别的代表。比如，在政界，在普选产生的议员之外的那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应该由（地区）普选产 生。其他界别的委员产生办法也是如此，由界别普选产生。如果提名委员会是普选产生的，公平与公正的目的不就基本达到了吗？这已非常接近公民提名。再加上特 首的全民普选，不就是已经接近真普选了吗？
当然，中央和特区政府可能不会同意让所有1200个提名委员会委员都由普选产生，那么只要其中一部分由普选产生，就已经有可能让泛民中的温和派出线。那么，这离真普选不是很近了吗？
所以，占领运动应该从之前的两个要求中退出来，要求提名委员会中的相当一部分由普选产生。政府同时也要做出让步。结果就会是中央政府、特区和泛民派的三赢，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占领运动是有出路的，但是要学会妥协。
如果香港这次的政治实验能够成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了一线希望。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讨论了围绕香港普选与占领运动的十个认识误区。我想强调的是，通过民主、平等与自由的（而非由财团以及某些政治利益团体所操控的）选举而产生的 政治问责制是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基石。正如福山所指出的，这不光是一个权力制衡的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将每个人都看成是平等的人、有尊严的人 的问题。实现人的政治权力本身就是让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是生活目的本身（an end in itself）。只有厘清与解决了这个主要问题、澄清各种认识误区，香港、澳门，以及大陆和台湾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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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September 18, 2012 - 03:29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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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4日星期二
練乙錚 - 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信報 2012年9月4日
Vic：練乙錚先生之評論，真令人嘆服。文章雖長，但願意細讀者，定可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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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 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 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 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 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 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 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 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國的無產階 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 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而已。
毛 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 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 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 （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 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 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 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 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 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 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 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 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 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 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 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 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 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 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 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 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 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 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 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 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 二三十年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 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 國和台灣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 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 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 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 特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 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 的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 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 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 以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 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 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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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September 8, 2012
何芝君：同枱食飯 各自修行
【明報專訊】編按：本文由曾參與絕食的理工大學前副教授何芝君口述，由江瓊珠整理。
病房內的電視新聞重複又重複。我多番聽到林鄭月娥祝我早日康復。她向記者表達對「反國民教育絕食行動」的意見時，特別提及我，因為，一位學長通知她，我和她來自同一間中學，原來「我也是她的學長，所以她有一定的感受」。
如果林鄭記得她曾經來過我家吃飯，她的感受一定更加複雜。記憶所及，那應該是1988年，我和丈夫在美國馬利蘭州念博士學位。那時林鄭被香港政府派到華盛 頓進修，他的丈夫跟我丈夫一樣，都是搞數學的，彼此認識。不知誰人相約吃飯，有天他們倆來到我們的研究生宿舍。談起來，我才知道林鄭和我丈夫在港大念書 時，曾經參加過同一個活動，到清華大學交流，林鄭是副團長。同團還有李永達、單仲偕、于品海、文海亮等等。大學時的林鄭據說頗為活躍。
如果林鄭記得曾來過我家吃飯
晚飯的話題很隨意。還記得林鄭看見我們家裏一張茶几，覺得很有趣，我便告訴她那是我丈夫親自造的。她好像很讚賞，還笑着問她的丈夫：你為什麼不跟他學造一張呀？很純真似的。
印象至深還是提起他們住的地方在國會山莊南面，是邊緣社群聚集的地方，因為毒品問題，時有槍殺案，林鄭說起來有些擔心。他們離開後，我們還就她的反應討論了一番。總是覺得他們的不安可能是對社群不信任和不熟悉所致。身為知識分子，可以排除這種恐懼罷。
那頓晚飯之後，彼此就沒見過面。八九年，我們忙於在美國搞活動支持中國民運。民運之後，回到香港，就是一宗又一宗的本土運動。我再見到的林鄭，已經是「好 打得」的政府高官。深水埗重建、天星碼頭搬遷、菜園村清拆，每一次，她都站在我們社會運動分子的對立面。現在想來，那一頓我們吃過的飯忽而就變得很奇怪 ——儘管我們的思想行為有多麼不一樣，在生命的某些時刻，我們還是遇見了。彼此輕輕擦過，彷彿一段樂曲的前奏，為今天林鄭就絕食發表的言論，做了微弱的襯 托。
林鄭說：「我們都是來自這所天主教學校。我們受的教育都是培養我們有獨立思考能力，亦要求我們有一定的品德，無論於個人、家庭、社會都要有承擔。所以我一 方面希望何女士早日康復，亦希望她信任特區政府，在何女士的堅持，以及我們繼續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堅定，在我們兩者之間，如果她有一份堅持，我有一份 堅持，在兩者之間，正如今早行政長官所言，有很闊很闊的空間可以探討。」
是的，我們來自同一所學校
是的，我們來自同一所學校。我們要上聖經課，要聽德育故事，但學校從沒有要求我們聽到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要感動流淚。學校每天都有彌撒，校方只邀請同學參加，從沒有強迫。這是我從小到大感受到的自由氣息。相信林鄭在校時也享受過這種自由。
我翻看學校的教育宗旨，它鼓勵學生批判地思考。目標是培養學生成為負責任的公民，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看林鄭和我的投身，我深信林鄭和我都有受學校的教 導影響。我們都有服務他人的良好品德。只是我們選擇了不同的服務對象。林鄭選擇了加入政府，在建制內服務市民，以當權者的立場考量事物的價值。我畢業後只 在非政府組織工作，後來在大學教書，一直在課堂上鼓勵學生要獨立思考，要介入社會。課餘我參與不同的社運團體，結連弱勢社群推動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一樣 的土壤，孕育了不同的個性，這就是自由教育的成果。我們可以各有堅持，就是因為我們有選擇的自由。
看着我們兩人，林鄭應該同意，我們的下一代一定不需要國民教育──我們都是在沒有政府建議的國民教育模式下長大的。如你所說，我們不是同樣關心社會同樣獨 立思考明辨是非嗎？一個公民，擁有這種質素，不是已經達到教育的最終目標嗎？就讓學校有自己的選擇罷：想實施國民教育的讓它實施，想維持現狀的讓它維持現 狀。唯有如此，才能維護我們一向以來多元選擇的傳統。把選擇權交回給學校給家長，才能體現民主的精神。
我們立場不同，仍然可以忠於自己，在不同平台發聲，捍衛自己的價值觀，不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廣闊的自由空間嗎？林鄭你應該珍惜，不應為政府倒退的政策護 航。規範多多的國民教育只會令我們視野變得更狹隘，把我們的下一代教化成很愚魯的順民。本來我可以留在美國，但仍然選擇回到香港，這是我們情感的所在，我 不希望香港被昧於現實的官僚搞垮。
林鄭叫我相信政府，我不知道如何去相信一個謊言屢屢大話連篇的政府。表面上你們很開明，多番邀請我們溝通，但梁振英已說明國民教育一定不會撤回。立場已設 定，怎樣溝通呢？多年來，參與社會運動讓我認清一個事實：官民之間從來不存在對等的溝通空間。有時我甚至懷疑，是不是我對政府的理解搞錯了呢，我一直認為 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事實卻不如此。9萬人遊行4萬人集會，民眾已經發出怒吼，政府還不讓步。溝通的基礎何在？
面對高牆 我們唯有以此明志
絕食是不尋常的抗爭手段，面對高牆，我們唯有以此明志。絕食了40多小時後，我們在政總絕食的10個人上台輪流發言。黃瑞紅說她會溫柔而堅定地抗爭下去， 一步也不退讓，因為國民教育已觸犯了她作為一個母親的底線──她不能讓自己的子女任人洗腦。我女兒已經在外國讀大學，幸運地逃過了洗腦教育，似乎我沒有理 由那麼獻身，有人問我所為何事。黃瑞紅的母親心情我很明白，我更加清楚的是，國民教育動搖的根本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沒有自由就 什麼都沒有。政府現在一意推行的國民教育就是從很細微的枝節開始一步一步控制我們下一代的思想。反國民教育就是保衛自由，保衛香港。
林鄭如果愛香港，就應把自己的才能貢獻在其他地方，不要再服務誠信破產的政府。 |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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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December 30, 2011 - 09:15 pm: | |
香港風華
A TOTAL OF 52 EPISODES COVERING MOST OF HONG KONG, PLEASE SAVE FOR LONG HOLIDAY VIEWING
香港風華 Hong Kong Beats，是一個介紹香港歷史及香港各區風土人情的電視節目，由香港亞洲電視新聞部資訊科製作。由羅展凰、區瑞強(第一輯)及顏聯武(第二輯)旁述。主題曲選用了由許冠傑主唱的《洋紫荊》。
香港風華 Hong Kong Beats (32 episodes)
http://winnieandeugene-oldhongkong.blogspot.com/2011/08/hong-kong-beats.html
香港風華 - 歷史的啟迪 (01-A)
香港風華 - 歷史的啟迪 (01-B)
香港風華 - 浮泛船家香港仔 (02-A)
香港風華 - 浮泛船家香港仔 (02-B)
香港風華 - 城寨滄桑 (03-A)
香港風華 - 城寨滄桑 (03-B)
香港風華 - 華商起聚南北行 (04-A)
香港風華 - 華商起聚南北行 (04-B)
香港風華 - 廟街榕影
香港風華 - 廟街榕影 (05-B)
香港風華 - 情繫大浪灣 (06-A)
香港風華 - 情繫大浪灣 (06-B)
香港風華 - 綠野芳蹤元朗行 (08-A)
香港風華 - 綠野芳蹤元朗行 (08-B
香港風華 - 長洲春色飄飄 (09-A)
香港風華 - 長洲春色飄飄 (09-B)
香港風華 - 灣仔拼圖 (10-A)
香港風華 - 灣仔拼圖 (10-B)
香港風華 - 有求必應黃大仙 (11-B)
香港風華 - 有求必應黃大仙 (11-B)
香港風華 - 走出觀塘 (12-A)
香港風華 - 走出觀塘 (12-B)
香港風華 - 客村畬韻 (13-A)
客村畬韻 (13-B)
香港風華 - 馬照跑 (14-A)
香港風華 - 馬照跑 (14-B
香港風華 - 北角 (15-A)
香港風華 - 北角 (15-B)
香港風華 - 竹館雀鳴 (19-A)
香港風華 - 竹館雀鳴 (19-B)
香港風華 -
香港風華 - 樸風古圍 (20-B)
香港風華 Hong Kong Beats (20 episodes)
http://winnieandeugene-oldhongkong.blogspot.com/2011/09/ii-hong-kong-beats.html
香港風華II - 思古幽情古建築 (A)
香港風華II - 思古幽情古建築 (B)
香港風華II - 雙面蘇豪 (A)
香港風華II - 雙面蘇豪 (B)
香港風華II - 青山遮不住 (A)
香港風華II - 青山遮不住 (B)
香港風華II - 保良局花絮 (A)
香港風華II - 保良局花絮 (B)
香港風華II - 歲月溶金 (A)
香港風華II - 歲月溶金 (B)
香港風華II - 轉動香港 (A)
香港風華II -
香港風華II - 風月浮沉 (A)
香港風華II - 風月浮沉 (B)
<href="http://www.youtube.com/embed/-grrxf6tw9s">香港風華II - 飛越青衣 (A)
香港風華II - 飛越青衣 (B)
香港風華II - 天竺荃奇 (A)
香港風華II - 天竺荃奇 (B)
香港風華II - 馭天風雨路 (A)
香港風華II - 馭天風雨路 (B) |
P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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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December 26, 2011 - 12:55 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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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職業學生
November 21, 2011
【明報專訊】新加坡同學Desmond的頭髮很長，老是穿著窄窄的牛仔褲和皮靴，這種裝扮在八十年代中的英國最是流行。這人經常蹺課，忽然不見三幾天，大概去打工賺錢了吧。一天在學校後樓梯，叼着香煙晃晃悠悠的說，蹺課是去了曼徹斯特找同鄉了結鄉愁，而且那邊的新加坡人不多， 「沒有政府派來的職業學生」，說話什麼的都可以自由多了。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寒冬，倫敦特別大雪，下課後徒步走過St.James'sPark，由白金漢宮後面拐去Victoria 車站，一腳踏下，雪就在小腿足脛深，饒是酷寒仍脊樑冒汗。職業學生，不就是政府派出的密探，站在你旁邊作老友狀，回去就打你的小報告？
那天聽到香港一所大學的準學生會會長自認是共產黨，同學覺得道不同不相為謀，於是一個內閣就此拉倒。香港專上學府學生裏有共產黨員不足為奇，若干年前，港大畢業的毛鈞年先生，在中英談判前夕忽然去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丟下中學教職，這時他的老同學恍然大悟，毛先生或許在薄扶林道上學時已是中共黨員；只是到了形勢需要，從象牙塔出來投身政海才現出真身。不過，毛鈞年是隱藏的黨員，不像嶺大那位公開身分，畢竟時移勢易，共產黨員也不是什麼青面獠牙，况且公開不公開都是差不多，這裏是回歸十四年的香港吶。
公開身分的不是職業學生
公開身分就不算是職業學生，不公開的便是了。我的新加坡同學噤若寒蟬的年代是李光耀如日方中的日子，威權主義下人人都只得小心口舌招尤，我問他，就是在外邊說了一些李總理不中聽的話又如何，他笑了笑說，回去便知。那年代新加坡同學畢業後想方設法留在英國的很多，女的嫁人男的找工作，倫敦西區 Bakerloo line 地鐵線上常見他們，住在介乎Zone One 和Zone Two 之間，很多是會計，見到同是黃種人，通常報以淺淺一笑。這些人到底是在英國追求更好的生活，抑或是為了逃避新加坡的苛嚴統治，我覺得後面的一個機會最大。
職業學生其實也是學生，不過是在念書以外兼職監視同學。新加坡職業學生監視同學到底和誰談話、談了些什麼、和他談話的那人是中共特務抑或大馬學生，都是要旨。今天中國和新加坡關係良好，可是人們不會忘記，八十年代當新加坡和台灣仍是邦交國的日子，和中國大陸來客講話是要記錄並呈交的，當然，倘若新加坡學生高談闊論新加坡不是，也是會出問題的。
新加坡留學生出國熱是八十年代，職業學生這一招也不是那時才有，六七十年代台灣學生大舉赴美時已有職業學生這回事。世事也真那麼巧合，台灣經濟起飛和新加坡成為四小龍幾乎同一時間，兩地也幾乎不謀而合的有職業學生外放他鄉。以兩地以往的密切關係，以新加坡軍隊在台灣受訓的因緣，很難不令人相信兩者沒有師徒授受的干係。說到底，台灣也許是新加坡在職業學生這門技藝的祖師爺。
六十年代末台灣留學生大量出國，那是人心虛怯的不安年代，蔣家小朝廷風雨飄搖，沒有想到開放黨禁報禁，卻走回頭路朝着封閉專政的窮巷走去。七十年代初，尼克遜訪華，台灣留美學生爆發保衛釣魚台運動，國民黨懼怕毋忘在莒也不可能，於是警備總司令部天天在台灣島上拘人捕人。只要被認為親共或有可能親共的都出事，作家陳映真幾乎被判死刑，倘不是美國教授安格爾出動國會議員力保，陳映真早已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烈士。作家劉大任在他記念摯友李我焱的文章中說，台灣情治當局有一記絕招，人拉進去，三兩下子便把你的膊骨卸下來，像狗一樣爛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以此酷刑來逼供。
台灣島上可以任意妄為，對付島外的保釣運動卻不能用卸肩這一路，職業學生於是應運而生，大批送到新大陸，監視台灣留學生的一動一靜。七十年代初是「東風吹，戰鼓擂，今天誰也不怕誰」的豁出去年代，為了東海那個叫釣魚台的小島，數以千計的台灣留美學生走上街頭，冒着大不韙公開宣讀「總統先生……」四字開首的《保衛釣魚台宣言》。那是畢竟東流去的大時代，但蔣家還是欲挽狂瀾於既倒，職業學生發了瘋似的從隱性的監視到不顧一切施以暴力。
職業學生的下作
劉大任是《保衛釣魚台宣言》起草人，過了這些年，他還記得職業學生的下作。他的保釣戰友、職合國同事張北海被台灣來的職業學生擊傷，他寫在《紐約眼》專欄裏。聯合國工作人員，也是保釣留學生的花俊雄，在一次集會上被人追打，也是和職業學生有關。更加多的是打小報告，這些台灣菁英從此護照撤消、獎學金生活費馬上中斷，從此流放北美。條件好的，像劉大任和花俊雄，考進聯合國，生活在最困難一刻得到紓解；條件不好的，像我認識的幾位，就只得在華埠謀一份差事，捉襟見肘過了十幾年。他們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一直有家歸不得，那是「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落寞。
職業學生是表面上沒有派性的名詞，左派右派極權政府都有豢養着一幫以愛國為名的讀書人。認真的說，這些人確是以讀書為己任，不過只是兼職愛國副職寫小報告。這些人我認識，國民黨派來的，便是當台灣留學生去看大陸電影《高山下的花環》首映就打報告；共產黨派來的，便是看誰和台灣人走得太近，或是和美國人關係密切就寫內參。表面上文質彬彬，但只要細看一層，一般留學生對這些人敬而遠之，而他們三天兩頭就到北美協調處、也就是台灣在美國的地下領館，或者北京的總領事館文化部鑽。我們香港來的那時沒有職業學生，作為旁觀者卻看得揪心。
學校裏也遇上東歐集團的同學，蘇聯人一切行動聽指揮，根本不會和你講一句話；東歐的稍為好一些，捷克人比較自由派，可一旦不經意談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大都一帶而過。八十年代中國留學生公費的佔多，都是比較小心慎言，但也不算很政治化，那時去歐美的真的念書，今天人民銀行的一些高官，當年是在LSE 的為多，若不是倫敦寒窗苦讀，只紅不專是沒有可能留到今天。至於職業學生，我的認知裏只有一個回去北京後再回來當文化參贊，其他都不知所終，是任務結束遣回原籍，抑或另有新任務，這都是一個謎。
倒是台灣的職業學生光明正大得多，回台後十之八九在政府工作，七十年代已在哈佛的馬英九應該認識這些人。一些回到台灣後沒當官，進了私人企業，兩三年前，我在台灣報紙上看到一張照片，是中共頭頭接見某台灣人士，兩方都笑得燦爛開顏，我定了定神，那不是美國西岸人所共知的職業學生頭子？三十年後以統派身分出現北京，世事總是這樣令人黑白不分。
欲認還拒製造恐懼膜拜
今天香港有學生說自己是共產黨，又有內地學生說出國之前組織有要求蒐集消息，這都不是新鮮事，中共七千萬黨員，多幾個人算得什麼，就是學生又怎樣？最怕是沒有打正旗號的職業學生和職業政客，這種人最愛欲認還拒，言談之間卻暗示「我是CCP」或「我認得CCP一些人」，藉此亮出背後靠山，卻從不認帳自己是黨員。他們企圖從香港社會對中共的瞹眛認知和怕得要死之間的灰色空間攫取利益。那是製造恐懼和膜拜的一種手段，最是可惡。 |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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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April 18, 2011 - 06:41 pm: | |
http://mag.chinatimes.com/mag-cnt.aspx?artid=3040
兩岸三地人才搶奪戰，香港勝出？
* 張逸 撰
* 2010-02-05
* 第201002期
二○○六年七月，台灣的︽商業周刊︾封面故事以︿十年後孩子，誰來教？﹀為題，報導知名的台大國企系教授巫和懋、台大經濟系教授朱家祥，及政大金融系教授霍德明，連袂赴北京大學任教，震驚台灣學術界。
這是台灣教授第一波出走潮，擔綱挖角的是中國大陸，主要搶台灣的商管教育人才；相較於台灣教授的年薪台幣百萬出頭，大陸當時已出得起三、四百萬台幣的年薪。
政大副校長林碧炤說，台灣已有人拿到大陸的博士學位，留在當地教書；更有國立大學教授放棄月退俸，遠赴大陸任教；光政大這幾年，就已有五名教授前往北大。他指出：「大陸崛起，對世界各國是個機會，也是挑戰；如果機會越來越多，不只對台灣，對全球都有磁吸效應。」
台灣恐爆第二波教授出走潮
去年十一月，台灣的︽聯合報︾以半版顯著報導：「香港職缺逾千，明年台恐爆教授出走潮」。由於香港的大學二○一二年將全數改為四年制（目前有部分為三年制），擬增聘上千名教授，加上香港教授的平均薪水是台灣的四倍，包括政大、成大等校的校長都在擔心，台灣恐爆發第二波教授出走潮。
距離二○一二年還有兩年，但台灣的知名大學教授及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的頂尖研究員，已陸續被挖角到香港的大學任教。在這場兩岸三地的「人才搶奪戰」當中，台灣明顯屈居下風。
香港的大學鎖定延攬人文及傳播領域的學者，如最近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紅遍兩岸三地的作家龍應台，二○○七年由台灣清大轉赴香港大學任教；當過政大傳播學院院長的羅文輝，六十歲不到就退休，也轉往香港的中文大學擔任教授。
中研院更一口氣有四名研究員轉赴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包括得過教育部學術獎的史語所蒲慕州；近史所熊秉真更出任該校文學院長；此外，史語所梁其姿受聘為歷史系講座教授，文哲所華瑋任教中文系。
「在全球化時代，優秀的人才就像『高級貨物』，國際流通，誰開的價碼最高，就能搶到最好的人才。」台大前校長陳維昭感嘆，「但台灣一直用社會主義來辦高等教育。現在更似乎瀰漫一股『反卓越』的氣氛，盲目地『打肥貓』，不容許頂尖人才領高薪，如何面對國際競爭？」
薪資三、四倍 吸引人才
陳維昭說，台灣雖已容許教授有彈性薪資（如台大講座，最多每年給四百萬台幣），但各校還是不太敢放膽去做；日本也一樣，教授不敢拿高薪，怕別人指指點點；反觀曾被西方人統治過的香港、新加坡走資本主義路線，敢出高薪搶人才，「台灣其實已晚了一步，搶不到什麼好人才了。」
龍應台指出，吸收優秀人才，等於厚植國力，包括香港、新加坡、韓國都有全面吸收高教、藝文、創意產業優秀人才的計畫，台灣也應把招募人才當成政府最優先政策，擬定相關配套措施，才能留住人才，但就目前來看，「距理想還很遠」。
剛卸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的朱經武則指出，和台灣相較，香港是完全開放、自由的社會，國際化程度比台灣高，尤其香港的大學教授薪資是台灣的三到四倍，是吸引人才的一大誘因。但香港的缺點是沒有科技基礎，只能以大陸為腹地；台灣則有很強大的高科技產業，足可作大學後盾。
「台灣的國際競爭力，輸在薪資制度僵硬，且大學太多，嚴重稀釋資源。」畢業於台灣清大的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分析，台灣人口只有香港的三倍，大專院校卻多達一百七十五所，是只有八校的香港的二十倍。儘管台灣政府投入大學的國民所得比香港多一倍，但香港平均每校分配到的經費是台灣的四倍，這是香港出得起高價聘請教授的主因。
郭位說，香港的大學幾乎全用英語授課，外籍教授也遠多於台灣。城大多達四成八教授來自國外，例如會計系主任是韓國人；圖書館長曾當過台灣逢甲大學的圖書館長；創意媒體學院院長Jeffrey Shaw，更是國際知名的設計大師。
郭位致力招攬台灣學生、教授赴港的另一原因，是希望破解台、港過去的政治隔閡。他說，台灣人很喜歡到香港旅遊，但過去幾乎沒什麼學生到香港讀書；鍾玲、李歐梵等台灣學者雖然早在香港任教，媒體卻很少關注。如今香港增聘台灣教授，並非故意「挖角」，只是想促進相互了解，開拓彼此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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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uk/2011/02/110202_bbcworldservicecut_bytongqian.shtml
童倩博客：伤感告别BBC普通话广播
2011年 2月 2日
童倩 BBC中文网东京特约记者
 BBC国际台将关闭五个语言组以及6个语组的广播节目。
BBC与我缘自1994年。当时我住在香港、正准备移居东京。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BBC国际台中文部需要驻日记者，于是我报考了BBC。
虽然此前我已在日本的通讯社香港分社工作了五年，还有欧洲的电台三年工作经验，但仍考得很差，以至于我弃权最后的播音考试环节，头昏眼花地走出考了四小时的BBC香港办公室。
未料不久我接到录取通知，条件是必须先到伦敦受训。95年初我去了伦敦，开始了在BBC国际台所在的布什大楼里三个多月工作和期间断断续续的11个项目训练。
严苛的训练
训练不仅在时间上、内容上非常严苛，而且几乎每次交功课、听评时，每个人都只会被批得自尊尽失，如果只被挑剔音质、剪接的毛病，那等于是赞扬，能高兴一天。
所有课程都是为了广播。要掌握从采访到播出的所有技术和技巧，并怎样把每个环节做到可能达到的质量极限。导师说，“务求你所在的电台只剩你一人，你也能按时把广播送出去。”
每项课程不同人数、不同面孔，除了BBC国际台各语种派来的人以外，也有欧洲其他国家自费留学生。每个课程通常是五、六个人，也有一项是导师与我两人。只有一项我们不训练， 那就是写作，因为受训的人来自不同的语种，不方便训练文字。
最惊讶的是，受训的人基本都不年轻。在一个BBC内部的“新来者”（The Newcomers）课程里，我见到不少看来年过半百的人。我曾看到中国报道说BBC年龄歧视，那肯定不确实。
BBC被国际传媒称作“老大妈”，我想恰是这种超越年龄限制、不计较回报价值的孕育理念吧。
受用的恩惠
 记者童倩在伦敦BBC国际台总部接受了严格的职业培训
当时，冬天短暂的日照更加剧我深陷前所未有的郁闷。但95年春天我结束训练，离开伦敦以后至今，那几个月苛苦训练的效果竟是我受之不尽的恩惠-无论时间多紧迫、工作环境多恶劣都不会比训练时更苛苦；无论单打独斗的驻外工作多缺援助、采访对象多傲慢也不比听评功课时苦痛更大。BBC的新闻原理和逻辑深刻地影响着我每天的工作判断，乃至思维方式。
1995年春天我离开伦敦前，签了特约记者合同。中文部让我去国际台设备科领器材时，我得到了BBC国际台当时最先进的笔记本电脑。设备科的工程师告诉我，这是他们发出的第三部。
即使到现在，我还不能想象国际上其它哪个传媒会把公司最先进的设备发给外国人特约记者。
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环顾每个国家、每个公司，有多少国家和公司、有多少制度创设者的胸襟能开阔到对所有人种、所有民族一视同仁？尤其在亚洲，民族保护主义仍占绝对优势。
而BBC国际台十几年前就做到了。
办公室像战场
BBC中文普通话电台的办公室工作也很紧张。因为时差，上早班的人天不亮就要上班开编辑会议，然后才有空去买早餐、边吃边工作。越逼近播音时间，气氛越像战场。没有可消磨的时间，即使有翻译或新闻角度争议，也是值班编辑一句话：“今天是我当班，我说了算。”事后很少会再继续讨论，每个人播音结束后都累得不想说话，次日又是新的冲刺，日复一日。
98年我第二次再赴伦敦受训，课程主要是学电脑制作，当时传媒开始进入电脑时代。99年伦敦又派一名工程师来亚洲巡回训练新的电脑剪接与合成软件操作。
无奈与伤感
万没想到，电脑时代发展到竟要淘汰电台广播了，在我看来这像自废武功，但背景显然不是单一因素。
记得95年上“新来者”课程时，导师问：“日本是个发达国家，但日本人很少听广播；非洲有个很小的落后国家，但很多人听广播。如果我们必须停止一个广播，你们认为该停哪个？”结果大部分的意见是停日语广播。导师说：“所以我们91年就停止了日语广播。”
我认识一个坚持40年听广播的人，他不是没电视，只是爱听，觉得听比看更能发挥想象。他喜欢想象，认为那比现实更完美，就像看小说比看那部小说拍成的电影精彩那样。何况还有靠听广播求知的人，我对现在还在听BBC普通话广播的所有听众感到歉疚。
尽管早就预知普通话广播会停止，心理上并非没准备，但自从BBC国际台宣布停止普通话广播、预告了3月期限以来，我便有一种像失去孕育我的母亲那样的强烈伤痛和无奈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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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自白：图抢枪 悔迟疑
（香港） (2010-08-29)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马尼拉挟持人质事件的幸存者李滢铨因躲在后排座椅底下，避过凶徒门多萨的M16步枪无情扫射。她为明报〈星期日生活〉撰写了一篇5000余字的文章，详述事件经过，首次披露原来被挟持的康泰团友曾密商抢夺门多萨的步枪，合力制服他。不过团友因为高估菲律宾警方的能力，错以为事件会和平解决，为免刺激枪手而没有行动，她为此愧疚。
菲律宾政府和警方的无能荒谬，令李滢铨平安回港后仍极其愤怒和悲伤，她强烈要求公正调查和追究责任。但她呼吁香港人，不要迁怒菲律宾人，政府此时亦不应冻结包括菲佣在内的外籍佣工工资，以免予人惩罚外佣的感觉。
（以下报道，可能会引致不安）
李滢铨忆述团友秘密策划群起制服枪手的经过﹕
「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枪手要求这么简单，该可以在一两小时内和平解决，直到12时多，我等得有点不耐烦，就小声向坐在车尾的团友建议一起动手制服枪手。枪手单人匹马，我们全团人虽然妇女小孩老人较多，但有点打斗能力的男人、可以协助的青年和成年女子加起来也有10人左右，在狭窄的车厢内反抗空间不多，大家团结的话，总该是可以把他制服的吧。」
「不过，我们当时按枪手要求坐得很分散，每排只可坐一个人，旅游车又长，大家不能商量，就没有了行动的默契。我和坐在后排的几名团友多次商量，不过，因为当时的气氛仍非常平和，大家相信事件可以和平解决，认为如果行动失败反而会激怒枪手，所以没有行动起来。」
「到了下午1时多，枪手用简单英语告诉我们3时会让我们走，我听错了是8时，坐我旁边那排的梁生还纠正我，是3点，梁生再问枪手确认 3pm？枪手说yes，梁生大声地回了一句good，大家也如释重负。我没有带手表习惯，手机又被没收了，不时会问梁生时间，当梁生告诉我已经2时半，我的心又慌了，为什么政府似乎仍是静静的没有行动，又没有答应枪手要求，自己心里在想，要不要我们自己和枪手进行谈判？可是枪手又似乎只会非常简单的英语……好几次枪手开门在车门前立足停下来时，我都想要跑到他身后用力把他踢出去，也在脑中预习了很多遍，但是又怕自己不能和司机沟通，怕司机不够机警不会立即关门和开车逃走，让枪手有时间反攻……我想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最终都没有行动，可能我只是在为自己的恐惧和怯懦找藉口。」
「时间一直拖，始终未见任何解决事件象，我们在车尾的几名团友再几次商量要不要动手制服枪手。我们留意他的武器摆放在身上的位置，他走到什么地方时最好动手，商量大家身边有什么可攻击的东西，我说我虽然是身材矮小的女子，但如果男团友可以暂时压枪手，我可以抢枪和按枪手的手让他不能行动，给时间车头的团友逃走及求助，梁生亦静静叮嘱子女在行动时要协助抢枪。可是，最终我们仍是犹豫，不敢乱来，皆因枪手把谈判设定的限期往后推了又推，等待政府回应他的诉求，让我们觉得，他是不想杀人的，直到枪手真的开枪射向前排几个团友，梁生扑出去救家人时，一切都太迟了。后来我和梁太说起，原来她也想过要攻击枪手，用她袋里的绳子去勒枪手的颈。如果我们都可以勇敢一些，如果我们早些团结行动，如果我们没有继续等待警察救援而当机立断行动起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可恨的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李滢铨回港后，不断回想起在巴士上被挟持的经历，包括枪手开枪那一幕﹕
「我躲在椅子底下，逃过了枪杀。刹那间，我不敢相信原来电影里的情节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看到在另一排也躲在椅子底下的母亲仍是活的，心就定了一些。第一轮枪击后，车内很静，这时天打起雷来，轰轰的一阵一阵，雨点又哒哒的打在车顶，更显得车内一片死寂。车厢内很黑，只有枪手发现有人仍是活时，再打出的一些枪声和火光。我看到蓝色的火光打入团友的身体，原来在蠕动的身体就不再动了，连哼一声都没有。隔了好一会，再又响起很多震耳欲聋的枪声，和车身不断被打击的声音，一切都不断提醒仍生还的人，下一秒可能就会毙命。」
「我不自觉地想，他们真的死了吗？几分钟前仍活的人，现在的灵魂仍在车厢内徘徊吗？我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慢慢的在心中念了很多次，一字一字的细细再咀嚼，『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渡一切苦厄……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我想，我仍有什么罣碍，心中转念了很多遍，想起自己很多想做的事仍未做，想起亲爱的家人朋友，能不死的当然仍是不死的好，但是心中已不像开始时那么怕，最担心的是母亲在两次的催泪弹攻击中发出的咳声会被枪手发现。枪战好长好长，好像永远不会完一样，我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和身上染了很多血，都是别人的血，但是下一秒可能就是自己的血了。被救出来之后，这几天都闻到血腥的味道。」
在巴士上被救出之后，李滢铨目睹菲律宾救援队伍没带医疗物资，医院设备简陋，团友因失散亲人悲痛无助，令她心如刀割。
「在救护车上，我们要求救护员给双手不断流血的陈生包紮止血，救护员竟说没有用品，我母亲仍受催泪弹的苦，她想喝水，救护员又说他们没有水，我看了车上的柜，果然是空空的什么设备都没有，只有苦笑。到了政府医院，设备也非常简陋。在我们被转送去较好的医院前，有不同的政府部门官员、不同救护机构的人员、领事馆的人员，不停地问我为什么枪手会发起疯来，突然开枪，我不禁火了，当场忍不住就骂他们，他们到底是不是想救人？天底下会有那么长时间来救人？枪手暴露了那么多可以被攻击的机会为什么警察没有把握时机？为什么就不能先答应枪手的诉求先救人质……？」
「陈先生不断想找他的女友易小姐的消息，可是哪里找，医院里乱作一团，同样在医院里寻找子女的梁太看起来让人心都要碎了，她双眼睁得好大，盛满泪水，似乎随时会倒下，我一边照顾受惊在哭的母亲，一边握梁太的手，和她一起向在场的政府官员重复她的要求，要求政府人员带她去找子女，但是无能的官员说，他们并不知道她的子女在哪个医院……。」
「我在医院里，把母亲安顿下来，已是清晨近5时，我把染血的衣物褪去，头发已被乾了的血弄得僵硬，我洗了很久很久，浓浓的血腥味让我有想吐的感觉。出来坐在沙发上，看睡在病上母亲顺呼吸而起伏的胸口，看了很久，生怕她会突然不动，看了不知多久，我才确定，是的，我们都安全了，都活 ，我呼了一口气，心中慢慢生了一片静。我看微亮泛白的天空，有恍如隔世的感觉。眼睛闭上，耳边却响起不断的一下一下『啪、啪』枪声，打散了原来心中的静，之后眼睛一闭上就听到枪声，一直不能合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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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February 05, 2010 - 05:50 pm: | |
http://www.zaobao.com/zg/zg100205_008.shtml
旧楼收购重建困难重重
（2010-02-05）
● 明永昌
特稿
香港红磡马头围道一幢55年楼龄唐楼突然倒塌，造成四死两伤，不但令香港市民震惊，也引发社会对旧楼安全的关注。
香港唐楼投资专家徐兆明指出，有报道指该幢唐楼地面的商店近日装修，装修工人或有拆卸结构墙，或许没有，但严重影响楼宇，成为近因。远因则是旧楼的水泥质素欠佳，部分在60年代水荒严重时兴建的楼房，水泥以海水代替淡水制造，可能会导致结构墙内的钢筋损耗。
银行过往贷款以楼龄30年为限，超过30年的楼宇就拒绝贷款，因此这个数字在香港已成为旧楼的代名词。根据官方数据，目前全港有大约1万6000幢30年楼龄以上的私人楼宇，占所有楼宇的三分之一，预计10年后旧楼数目更将增至2万6000幢。
香港不少高龄旧楼都存有缺乏维修的问题。有评论指部分原因是业权分散，不少业主由于对所持有物业善价而沽，等待私人发展商或市区重建局高价收购重建，因而不愿付费作足够维修。有的业主更擅动单位结构，把单位改成多个单位分租，每户设独立厕所及厨房，挖墙及铺设地板水管工程使楼宇间隔面目全非，对楼宇结构安全构成风险。
更成治安“黑点”
没有安装大闸、没有闭路电视及没有保安员的“三无”唐楼更成为治安“黑点”，例如近期发生多宗掷腐蚀弹案件，警方调查指狂徒就是专挑这种“三无”旧楼藏身，然后向闹市下手。
塌楼意外发生一周前，港府刚刊宪推出强制验楼及验窗计划，要求楼龄达30年或以上的私楼业主须每十年验楼一次，楼龄达十年或以上私楼业主每五年验窗一次。
以往港府主要透过资助计划，利诱业主成立业主立案法团和保养楼宇，但这些措施显然未能根本解决问题，以致近年顺利成立法团和进行维修的楼宇数目，与失修旧楼的增长完全不成比例。
一些人指出，加强楼宇的检验维修，有利消除造成意外的隐患，提升市民的安全保障，同时具有令楼宇保值、刺激建造业兴旺的作用。但有社评指出，强制验楼措施会令生活本已艰难的年迈业主百上加斤，或甚至被迫违法抗命，既达不到促进维修的结果，又会制造一幕幕惩罚贫困无依老人家的人间惨事，徒添社会争议。
香港楼宇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收购旧楼拆卸重建却越来越困难。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指出，今天香港面对的老化楼宇不再是四五层高，而是五六十年代建成的10多层楼高的旧楼。由于密度高，户数多，收购过程长，成本高，地产商却步，市场作用无法推动重建，这是今后香港部分地区环境不断恶化而且长期存在的症结。
为刺激发展商收购旧楼的意欲，使买旧楼博收购的小业主更容易善价而沽，港府拟修例将收购旧楼业权的门槛由九成降至八成。但面对港人保育意识提高，社会日趋重视社区网络、社区特色等其他价值，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人要求对唐楼以翻新及复修代替重建，令旧楼迁拆问题更为复杂。
例如中环永利街12幢战前唐楼，市区重建局声称唐楼太残旧，非拆不可，但楼业主不服气，去年自资近70万港元翻新唐楼，力证保育后可再住20年，要求当局将唐楼剔出重建项目。
上环士丹顿街重建项目也一波三折，业主们日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已向城规会提供证据显示唐楼经复修后状况极佳，要求唐楼剔除重建项目范围。有业主更表示，若市建局强行收楼，清拆唐楼提供发展商兴建“屏风楼”（因楼高而有如屏风），将严重破坏该区的环境。
有地产界人士指出，塌楼惨剧发生后，发展商和旧楼业主更加意识到旧楼的潜在危险，预计双方今后在商讨收购事宜时，在讲价问题上态度将有所纾缓，议价空间有所收窄，从而减少拉锯。
也有评论指出，塌楼事件一方面令维修费用激增，另一方面又令租客却步，对业主形成收入减而成本增的困局。如果市建局按照机制定出合理的收购价钱，相信比事发前较易得到业主接受。港府是否能将市民的烦恼和焦虑化为积极、正面的推动力，只能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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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Monday, February 01, 2010 - 11:33 pm: | |
http://www.zaobao.com/yl/yl100202_002.shtml
香港的‘统独’之争与‘三民主义’
（2010-02-02）
● 杨伟中
时事透视
回归以后，港人“马照跑、舞照跳”，继续赚钱谋生存，欢迎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也继续纪念六四、关注刘晓波，这是港人意识的多元与矛盾。
比起广袤的中国大陆，面积仅1104平方公里、七到八成饮用水仰赖广东东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过是个弹丸之地，客观上难有“港独”的条件，主观上缺乏 “港独”的意识。不比台湾，香港几乎没有统独之争。不过，就在最近，回归中国12年多的香港，因为两件大事，或隐或显的有了“统独问题”。
首先，是泛民主派中的社会民主连线和公民党发起“五区（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席分五选区产生）公投运动”。经过一年酝酿讨论，五位分属五选区的两党立法会议员日前宣布请辞，以“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为诉求，希望透过全面补选，反映香港民众对政制改革的明确意见。
公社两党在宣传用词上从“变相公投”、“五区公投”发展到“全民起义”，引起了“爱国爱港力量”的大反扑，国务院港澳办表示严重关切，《文汇》、《大公》等报则连续用“抗中”、“反中乱港”、“港独”等语汇痛批，五位辞职议员也被说成是“五丑”，这样的用语让人回想起那个“大批判”的年代。
香港政制改革的问题纠缠廿多年，当前的焦点议题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双普选”，同时在这过程中，政改能不能持续前进。大陆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承诺是2017年特首普选，“之后”立法会普选（最快也在2020年）。除了时间表外，特首候选人如何产生，立法会的功能组别是否会彻底取消，都是极大的问题。功能组别选举类似台湾过去的职业团体选举，但选举资格更为狭隘，主要反映工商界等上层精英利益，被称为小圈子选举，也被认为是建制派力量的重要基石，民主派希望撤废，建制派希望调整并部分保留。
政治手段和词汇的激进化
为何尽快实现彻底的政改会被打成 “港独”？核心原因是两党以比较激进的言行，质疑了全国人大关于政改的决定，挑战了“一国两制”中的那个“一国”。其实，港人向来温和，“公投”、“辞职”等政治动作在台湾司空见惯，对许多港人来说却可能“过激”，能不能获得多数支持是个问题。就算“公投”获胜，是否能逼迫中央让步，也是大问题。很多支持加速政制改革的人，也未必支持五区公投这个民众未必听的懂、也未必聪明的策略。
不过，香港建制派如此上纲上线，人为制造了并不存在的 “港独”，又祭出“反共反华”的大帽子，想把“民主”问题转化成“民族”问题，虽然一时间或许可以模糊议题的焦点，但这种“稳定保守＝爱国爱港，加速政改＝反中港独”的简化公式，不但是另一种“过激”，其能有多大的说服力，会不会激起反感，也是很值得观察的。
另件大事是广深港高铁的兴建。打着“一小时生活圈”、“加强香港与内地融合”等理由，高铁香港段耗资690亿港元（约125亿新元），却仅在西九龙豪宅区建一总站，虽然方便上层精英的生活，还会带动“房市兴旺”，工程却影响了菜园村和大角嘴旧楼的弱势社群。根据官方数据，未来每天使用高铁的10万名乘客中，只有5000人以西九龙为终点站，其他民众都要反覆转车。所谓“一小时生活圈”是为权贵还是平民打造，不言可喻，所以激起强力的“反高铁”运动。
相对港府这条为工商金融和地产界规画的高铁，民间的专家小组提出对案，把总站设于人口聚集的新界，加建“港岛快线”，多了香港、九龙和青衣三个总站，据说建设成本节省一半，对多数庶民而言更加便利。不用说，民间方案自然被建制派驳回。
高铁兴建是民生经济议题，其争论核心是“为谁而发展”，是权贵还是庶民。但一方面，回归以来，港府保守无能的形象渐入人心，行政主导的体制又缺乏真正的民主监督，质疑高铁便带有不信任港府、要求政治改革的意涵，“民生”问题又和“民权”问题连结了起来。
高铁议题的政治争议
另一方面，支持高铁是“不要让香港边缘化”，是选择“中国香港”，而不是“中国vs香港”的声音，加上高铁工程将迫迁当地居民，这又触动了香港的本土意识，让内地与香港隐含的矛盾与疏离彰显了起来。
绝大多数港人自认是中国人，但过往对中国主要是历史文化的认同，对现实的中共政权难免存有“反共”“恐共”的意识，“中港融合”并非不是问题。回归以后，港人“马照跑、舞照跳”，继续赚钱谋生存，欢迎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也继续纪念六四、关注刘晓波，这是港人意识的多元与矛盾。对内地与香港的融合来说，这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关键在于当局如何“正确掌握矛盾”，妥善因应。如果动不动上纲上线，或者只考虑到释放经济利益，却忽略分配面的正义，以及物质利益以外的其他价值取向，矛盾恐怕只会往“深层次”发展。
这个看似突如其来的香港“统独之争”，其实显示“政治上趋向保守，经济上释放利多”的中共治港路线，不但未能真正广纳香港社会力量，反而由于其鲜明的亲权贵精英色彩，使得香港政治社会进一步两极化。对台湾来说，香港是观察一国两制成效的重要橱窗，某些用在香港的政策，似乎也是大陆对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这种“典范性”的意义，相当大陆当局是清楚的。当局的治港路线需不需要调整，要怎么调整，应该慎思。
作者是台湾《旺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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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August 04, 2009 - 07:46 am: | |
http://www.zaobao.com/zg/zg090804_003.shtml
香港“败犬”一族
（2009-08-04）
● 戴庆成
［中国早点－港澳特搜］
上星期四晚上和朋友去一家高级餐厅用餐，期间朋友突然冒出一个问题：“你看到没有，现在晚上来这种餐厅的大部分都是女人？”我环顾一下四周，果然周围一堆两堆的都是女士，而且看上去年纪都在三四十岁左右。再回想最近去过的一些餐厅，好像都有这种情况。与朋友思索许久，都不了解个中原因。
直到回家过后，看了一则电视新闻，才明白这种情况的背后，或许与近年在香港逐渐流行的“败犬”现象有关。
根据香港统计处当天公布的报告显示，香港男女比率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2007年是每千名女性对905名男性，至去年已跌至每千名女性对896名男性。其中，在25至39岁适婚年龄人士的组别中，“剩女”更多达24万！
剩女多了，意味着单身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尤其在香港，所谓女性撑起半边天，许多女性都是位居管理层的高薪人士，赚钱能力比男人强，难免择偶要求也高。这都使到未有对象的香港单身女性人数不断增加。
“美丽又能干的女人，只要过了适婚年龄还是单身，就是一只败犬；平庸又无能的女人，只要结婚生子，就是一只胜犬。”对于这些以往被称为“单身贵族”的女性，最近一段日子，香港社会上开始有人改称她们为“败犬”。
“败犬”一词，源于日本作家酒井顺子2003年出版的《败犬的远吠》。而近年台湾也推出剧集《败犬女王》，该剧由台湾女星杨谨华饰演33岁记者的一段姐弟恋故事，成为收视大赢家。早前这股“败犬”风开始吹到香港，无线电视收费台也有播放，引来一班身世相近的OL（office lady)日日追剧。
我身边不少香港女性朋友看了都纷纷反映说，剧中内容引起了她们不少共鸣。有朋友感慨说，虽然她们高学历、高收入，但年过三十仍然独身，感情毫无着落，跟一头被打败、要夹着尾巴逃走的狗委实没有分别。一些心急的朋友便主动跑去婚姻介绍所登记，希望找到另一半。另一些喜欢独来独往的朋友，则继续单身生活。因此，这就出现了晚上餐厅愈来愈多女士聚集的情景。
但不管怎样，既然数据显示有花钱潜力的香港女性越来越多，在商机无限的大前提下，香港商界都纷纷推出迎合“败犬”的商机，希望开发这股未经发展的新市场力量。
据香港一些从事婚姻介绍的公司透露，很多未有对象的女性，外表和打扮都很平凡，因此这为他们带来了商机，介绍男友之余，也顺便开拓为女士改造形象的服务，帮助女顾客形象和思想大改造，然后再作撮合。
当地一家出版社早前更宣布，将于9月在市场上推出第一本专门为女性撰写的汽车杂志，以吸引女性车迷。该出版商的发言人说，这本为“追求时尚的汽车车迷” 而设计的杂志，其市场目标对准的是“热衷于汽车以及时尚”的富裕女性。杂志内容有采访成功的女性，及由她们介绍自己的汽车，分享一些餐饮，旅游方面的资讯和驾驶技巧等等。
无疑，在香港商家眼中，这些“败犬”绝对不是败犬，她们是又大又胖的“金蛋”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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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unday, June 21, 2009 - 08:37 am: | |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eature/pages/feature090621a.shtml
近日有研究报告指出，香港每百个家族企业当中仅有三个成功延续至孙儿那代。报告指香港豪门第三代的‘败家率’高出台湾、新加坡一倍，但事实上，现今香港豪门第三代如：霍英东家族的霍启刚、郑裕彤家族的郑志刚，以及信和集团的黄永光，表现都不差。 豪门第三代都极可能掌控数以千亿港元资产，管理数以千计甚至上万名员工，他们的动向因此成为未来香港经济发展的一种观察。 图：香港女星梁洛施为李泽楷（左）生下男婴，从此成为李嘉诚家族第三代继承人的母亲。
 （互联网图片）
港豪门后代表现受关注 富可过三代？
易锐民 (2009-06-21)
近年来不少香港富豪新一代（包括第二代及第三代）陆续到家族企业学习，有些已开始接管重要业务。这些香港的家族企业，一直面对如何安排下一代接班的问题。
学者及专家也纷纷提出数据，证实有“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现象。香港中文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就显示，香港家族企业在向后代交接的八年期间，股票回报率降低80%以上。研究报告也指出，香港豪门第三代的“败家率”，高出台湾和新加坡一倍。因此，香港豪门第三代往往被形容为只懂挥霍的“三世祖”，名声似乎比“二世祖”更差。
实际上，不少香港豪门的第三代表现并不差，他们完全有能力将家族企业推向新高峰。但有关富豪第三代的新闻，始终是惹人触目。
香港豪门的第三代，除了传统的父传子、子传子（如霍英东家族、郑裕彤家族等）之外，还有两种模式：
其一是，女明星为豪门产子（包括梁洛施、徐子淇等）；其二是犹如“风水师”陈振聪的争产官司，若他胜诉，其儿子将来就有机会成为华懋集团的第三代掌舵人，取得已故“小甜甜”龚如心的过千亿港元身家。
虽然有不少港人认为，争取成为富豪的第三代，甚至要成为家族企业未来的掌舵人，这是上流社会的事，与一般普罗大众无关。
不过，有学者提出，豪门第三代将来都可能掌控数以千亿港元资产，管理数以千计甚至上万名员工，因此，了解富豪第三代的动向，可预知未来香港经济发展的趋势。
汇丰私人银行在过去数年就一直与顾问公司合作，研究多家香港华人家族企业，整理出香港豪门第二代及第三代的资料。
综合多年来的分析，有七成家族企业未能超越创办人年代，只有三成过渡至第二代，当中仅仅一成可过渡到第三代。换言之，每100个家族企业，仅三个可延续至孙儿那代。
该项研究发现，家族企业未能延续下去，主要是与传统文化或企业管治因素有关。报告建议，作为家族企业的长辈，必须懂得放手，让晚辈真正接棒及摆脱传统无形的枷锁，在企业管治方面增加透明度。
此外，大家族企业内部也存在不少矛盾，例如，不少富豪第二代或第三代都曾在海外留学，当他们加入家族企业时，往往出现新旧文化的冲突。
郑志刚（左）和黄永光都是富豪第三代成功上位的代表人物。 （互联网图片）
菁英会——豪门后代大本营
近年香港豪门第三代成功接位的例子，可在“菁英会”中找到。这个由香港富豪年轻一代组成的政治组织近年成为北京力捧的对象，最近该会宣布，今年下半年将与博鳌亚洲论坛合作，首次在香港举办“博鳌青年论坛”。
菁英会刚完成换届选举，已故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第三代接班人霍启刚，以182票最高票连任副主席；同属豪门第三代的郑志刚（新世界发展）及黄永光（信和集团）也蝉联副主席。
霍启刚因为与奥运跳水冠军郭晶晶相恋而成为报章娱乐版的新闻人物，起初被形容为只懂得追求明星的公子，但近年来他除了积极参与菁英会的活动，也开始接管家族生意。
霍启刚说，他除了决心一圆霍英东的“南沙梦”，更要为自己创建广东南沙教育事业的高峰。他也表示，无意仿效其他富豪第三代成立自己的基金，而会继续参与现有的霍英东基金、教育基金和体育基金等营运。
郑志刚是“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的长孙，不仅担任新世界中国执行董事，负责集团的中国业务，而且近年还活跃于社会服务。他当上菁英会副主席，也是香港青联副主席。
至于新加坡人相当熟悉的黄永光虽然在香港玛丽医院出生，但其实是新加坡人；他的父亲是信和集团主席黄志祥，爷爷是远东集团创办人黄廷方。黄永光曾回新加坡参加国民服役，他曾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表示：“我（体内）是流着香港的血。小时候，我在香港不是读国际学校，而是读拔萃中学。”
黄永光已晋身为信和集团执行董事，最近更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代表信和集团跟港府合作，活化旧大澳警署为精品酒店。
非一般第三代
近期同样与新加坡有关的富豪第三代消息，是“香港首富”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的二子李泽楷，一度被传有意迁居新加坡，以安置刚为他产下孩子的女星梁洛施，避免两母子受到香港传媒的骚扰。不过，李泽楷已向传媒表示，定居新加坡纯属臆测，因为新生儿李长治还小，只要还未上学，就还没需要决定居住的地点。
梁洛施为李嘉诚生下第二名男孙，被视为典型的“女星千方百计为豪门产子”故事，虽然有消息指梁洛施的出身及学识，未必可成功嫁入豪门，但肯定的是，她是李家第三代继承人的母亲。
据《福布斯》披露，李泽楷的财富达85亿港元（约16亿新元），李嘉诚则有1280亿港元，若李泽楷将来可获父亲一半身家，连同现金、房地产等私人财产，财富将达千亿，即李长治一出生便成为“千亿继承人”。
香港首富李嘉诚已有两名男孙，但作为“香港二富”的恒基集团主席李兆基，就至今仍未抱得男孙。
同样是女星背景的李兆基二媳妇徐子淇，似乎正备受更大压力，她接连剖腹为丈夫李家诚产下两个女儿后，仍强调想生一个儿子，更声称要生至33岁，能生多少就生多少。
香港报章报道，为了抱得男孙，信奉道教的李兆基曾专门到西安求神，有关媒体在描述这过程时，更指他当时念念有词地说：“生儿，生一个男孩。”
霍启刚除了推动菁英会的会务，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互联网图片）
另一息影女星黎姿，去年和富商马廷强结婚后就积极造人，据悉已成功受孕，初步扫描得知为男孩，因此，黎姿也即将成为豪门第三代继承人之母。
风水师麦玲玲透露，许多香港富豪第二三代找她时，总会问女朋友会否跟命格相克，其中一名富豪第三代公子就表示担心跟某女孩交往将家破人亡，结果发现是误会，只因相士看错了族谱。
可见，要成为豪门第三代继承人之母也不是易事，首先就要过了堪舆学家（风水师）这一关。不过，“风水师”陈振聪另辟蹊径，卷入已故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的争产案（官司还在进行中），最终如胜诉，香港富豪第三代上位的历史，就得改写了。
后代缺乏意愿 家族企业难找接班人
数据显示，在亚洲最大的1000家企业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由家族控股。不过，有不少家族企业已接受“外姓”职业经理人，而非直接掌控企业的所有经营。
在香港，身为全球最高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邵逸夫，其电影、电视王国的继承人问题长期以来都备受关注，而邵逸夫一直都表示未曾考虑退休的问题，个人身体十分健康。
同样出现难以找到家族后代继承的企业，还有经营金饰珠宝的香港上市公司周生生，其第三代掌舵人周允成最近表示自己50多岁了，而他的伯父、公司主席周君廉也80多岁了，因此急于培训第四代接班人。但周氏家族的第四代不是仍在求学，就是定居外国，似乎没有人对珠宝业有兴趣。周允成说，可能得找专业人士管理周生生，家族人士则留在董事会内监控。
另外，百年历史的香港著名酱料公司李锦记已经历了四代，目前的公司主席李惠民早前透露，其第五代人对接管家族企业没有什么兴趣，公司不得不做出重大决定：在今年年底前，必须找到一个非家庭成员担任公司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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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uesday, September 09, 2008 - 05:06 pm: | |
http://ent.sina.com.cn/x/2006-03-15/10051016347.html
惜墨如金金似水 我行我素我罗孚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3月15日10:05 南方都市报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有人说，罗孚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促成了梁羽生、金庸开创新派武侠小说。
有人说，柳苏(罗孚)是董桥的伯乐，《你一定要看董桥》使海内争看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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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寻医消肌瘤保子宫 幸福村里“爱”之街
聂绀弩戏赠：“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罗孚小传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工作，前后有41年之久。曾任《大公报》编辑以至副总编辑，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馆工作。曾任香港《新晚报》编辑以至总编辑。曾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曾协助编辑过《海光文艺》月刊。曾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等为笔名，在内地多以柳苏为笔名。著有《南斗文星高 ——香港作家剪影》、《香港·香港》、《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繁花集》、《丝韦卷》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罗孚先生的家位于香港北角的海边，窗外是维多利亚海景。
客厅书架上鲁迅和周作人的著作独占一方，罗孚说：“周氏兄弟的书我都喜欢。”
罗家名为“岛居”，客厅中老友黄苗子相赠的两个大字让人忘俗。罗孚说，刘海粟也写过一大一小两幅“岛居”。画坛朋友中，深交的还有林风眠和黄永玉，家中都藏有他们的赠画。我见窗边有一幅黄宾虹山水画的印刷品，一问才知老人家钟爱黄宾虹山水画，半个世纪前已常在北京荣宝斋买黄氏作品了，那时候不贵。有一次在澳门花三百元买了一卷黄宾虹手卷，后由香港艺术馆之友以一百万元收藏，香港艺术馆长后来谈起这幅画，认为那是黄宾虹第一山水，现在价值千万。
“岛居”的主人不仅生活在书画中，也生活在诗词中。罗孚是诗家，时常唱和的朋友是聂绀弩、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
罗孚晚睡晚起，有此作息习惯的还有同为报人的金庸和董桥。每天读读报纸看看电视，爱看凤凰卫视。窗边新装了电脑，最近老人家开始学起电脑。社会活动懒得参加了，近年印象最深的是回北京参加聂绀弩百年纪念活动。罗家儿女分散在香港、北京、美国，香港作家周蜜蜜是罗家大媳妇，周蜜蜜的母亲黄庆云，父亲周钢鸣，都是知名作家。
罗孚是“香港通”，曾写书《香港·香港》，编书《香港的人和事》。许多港人港事，在他的优雅的言谈中茅塞顿开。聊到日近黄昏，罗先生送到电梯口，意犹未尽地问：“你说说，国内的‘超女’是怎么回事？”于是又聊了好一会儿才依依而别。
南来作家
1941年，罗孚在桂林读完中学后参加《大公报》工作，抗战岁月中辗转到重庆《大公报》，1948年到香港《大公报》工作。1940年代末，一批内地作家学者来到香港，曹聚仁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共产党员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这些文化人都和罗孚有深情厚谊，他们的交往中有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从1940年代末那批从北方来香港的所谓“南来作家”，像曹聚仁、叶灵凤、徐(左讠＋右于)，在内地已经成名，后半生都在香港度过。你是什么时候和曹聚仁先生认识的？
罗孚：1950年代，先是吵架，(笑)后来成了朋友。
南方都市报：曹先生那时候好像是左右两边都不太讨好。
罗孚：对。那时吵架是因为我们过左。其实他在右边也不讨好。
南方都市报：他的房子是在胡文虎的花园边上？
罗孚：胡文虎的花园边上一个顶楼，上面没有房子，是搭起来的临时居所。到处都是书，后来很多书都弄回上海了。
南方都市报：他儿子曹景行现在凤凰卫视。我很奇怪当时他的家里人都在上海，就自己一个人在香港。
罗孚：那不奇怪。徐也是一个人来的。
南方都市报：关于曹先生作为一个“和平大使”的身份的传闻，到底怎么回事？
罗孚：和平大使我有点怀疑。当时在这里他要做对台工作，这个问题就归《大公报》老总费彝民在管，但是没有听到费彝民提过，但不等于没有，看样子恐怕就不太像。当时传说蒋经国坐了一个军舰到香港海外等他会见，那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台湾一个军舰到这里来那当然是很轰动的。
南方都市报：费彝民是你的上司，许多海外文化人都是经过他的努力由香港回内地的，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罗孚：当时好像是总理讲过：“香港要是多几个费彝民和郑铁如，那我们就好办多了。” 郑铁如是中国银行的经理，当时就是从他手上把中国银行交给里头的。费彝民做了很多统战工作，费彝民主要工作是领导《大公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去做，报馆的事情他办得不多，但是他主要是对外统战工作。总理说的“好办多了”就是指他的统战工作做得好。他的统战工作也包括对台湾的，曹聚仁是他联系的，还有章士钊几次来，也是费彝民照顾，章士钊也没有搞成什么工作，住在这里写了很多关于台湾的诗，寄给台湾的上层，从于右任起到下面好多人都有。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觉得曹聚仁的文章怎么样？
罗孚：曹聚仁的文章很博。叶灵凤后来写的散文也很好，主要写读书随笔。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认识叶灵凤的？
罗孚：他替我们写稿，《大公报》、《新晚报》都写过稿。他一直在《星岛日报》，我们报纸找他写，他就写了。
南方都市报：他是有名的藏书家。
罗孚：他家到处都放着书，厅里都堆着书。他身后，主要的书送给香港中文大学了，有一部书《新安县志》送到广州，《新安县志》实际上就是“香港志”，当时香港属于新安，国内都没有几本，也残缺不完整，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曾出好几万港元的高价想买，相当于今天上百万了，他都不放在眼里。后来我们想办法送了一部给广州中山图书馆。其他的就送给了香港中文大学。
南方都市报：鲁迅骂过他。
罗孚：鲁迅骂过他，他也骂过鲁迅。(笑)我后来写过一篇东西，主要是根据他留下来的日记写的，提了他跟鲁迅的关系。他日记里写关于鲁迅的很少，基本上是自己也承认当年对鲁迅的态度不够好。他跟我们口头上是这么讲，回去旅行去过鲁迅的墓地，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但是文章他没有写。日记里提到他怎样替《星岛日报》组织文章纪念鲁迅。
南方都市报：徐(左讠＋右于)是南来作家里比较有名的，董桥写过《满抽屉的寂寞》，说他的晚景很寂寞。
罗孚：徐(左讠＋右于)文字之外有一回事跟我有关。他当时从上海来，太太刚生下个女儿，只有几个月，据说他准备携太太来香港，但后来政策变了，就不能来香港了。到了晚年，他很希望接女儿出来，也申请不了。他没办法，向我表示能不能帮忙，我当然答应他了，反映上去了，看上面决定，后来批准他女儿出来了，他女儿来了之后没有多久徐(左讠＋右于)就死了。他这里的太太跟儿女不接受这个女儿，而且不让参加丧礼，也不让她到家里去住，弄得这个女儿很糟糕，只好又让她回上海去了。事隔一年，有人就把这个女儿来香港的事情写出来，我们《新晚报》就登了这文章。
南方都市报：他的东西写得比较欧化，很多奇思异想。他后来认了个干女儿——三毛。据说他去世之前三毛曾在跟前照顾他。
罗孚：那时三毛在台湾，徐(左讠＋右于)在香港，不是整天在他身边。晚年三毛经常来看他。
南方都市报：聂绀弩也在香港呆过一段时间。
罗孚：曹聚仁来的时候聂绀弩也在香港，跟曹聚仁打笔战还是聂绀弩领头带的。
南方都市报：你跟聂绀弩交往比较多？
罗孚：还算多点，因为那时在香港是一个党小组，他当时做《文汇报》的总主笔，刚开始替《大公报》写文章。后来夏衍认为聂绀弩的杂文是鲁迅之后最好的，夏衍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点，这篇文章是我按夏衍的意思替他写的。
南方都市报：听说聂绀弩和梁羽生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梁羽生新婚到北京度蜜月，跟聂绀弩下围棋下到把太太给忘了。
罗孚：他把太太给忘在旅馆里头，这是真的。他们俩下围棋下得很认真。聂绀弩常到《大公报》找梁羽生下棋，下着下着下到晚上他就忘乎所以了，他懒得回去上班了，他就打个电话回报馆，今天就不写稿子了。(笑)他还跟梁羽生说这事情不要让我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罗孚：他的《三草》(罗孚帮聂绀弩在香港出旧体诗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称为《三草》)之后，发现他没有收进集子里的诗有很多，就把它弄成全篇。
南方都市报：胡乔木给他写那个序是怎么回事？
罗孚：其实那个序，胡乔木看到我们在香港出的《三草》，觉得非常好，主动给聂绀弩的诗集写序。聂绀弩就紧张了，又推不掉。他没想到胡乔木会写一篇对他这样肯定的序。最初没看到那篇序的时候，他很紧张，不知怎么办，后来那序来了之后，出乎意外，他还是比较满意，没有“我的诗好好的给他的序搞坏了”这么骂他。但是他的书为了等那篇序迟了才出，因为他事前已经有那种情绪，所以传说他否定那篇序。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聂绀弩的诗怎样？
罗孚：他的诗写得很好，有功夫，他的旧体诗就是旧体，完全符合格律的，不像有的人就乱写一顿，根本不合格律。
南方都市报：鲁迅、郁达夫、聂绀弩旧体诗都写得好。
罗孚：聂绀弩是另成一格，他有他独特的风格，又有很多通俗的东西。有些俗语他都用进去，但是又符合格律。
新派武侠
在《大公报》属下《新晚报》工作时，罗孚有两位后来名满天下的同事：查良镛(金庸) 和陈文统(梁羽生)，两人共同的爱好是围棋和武侠小说。关于梁羽生、金庸写新派武侠小说的缘由，有一段传奇故事。1954年1月17日，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报纸上的笔战难分胜负，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那天，《新晚报》的新闻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罗孚灵机一动，力劝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梁羽生“只酝酿一天”的《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后来，罗孚又请金庸参战，于是，《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几分钟就玩完的比武，打出了至今依然流风不绝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说你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金庸和梁羽生写武侠小说都是因为你发起。
罗孚：(笑)其实这就是拉稿的关系，搞报纸组织稿件，因为平常听他们俩谈得很多，马上就找他了。我觉得值得说的倒不是找他们写，而是第一篇稿子产生的速度非常快，这是别的报纸少有的。今天比武，当时马上就找到陈文统，第一天决定要写，第二天陈文统就交稿了。而且就在第二天报纸上登预告了，说明天登武侠小说，第三天小说就出来了。没有更快的了。
南方都市报：陈文统为什么用“梁羽生”这个笔名呢？
罗孚：后来他解释了，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的前面，陈是继承梁的，羽是他们喜欢宫白羽的武侠小说。
南方都市报：金庸是把查良镛的镛字拆开。
罗孚：其实《龙虎斗京华》写得普普通通，那是第一篇。当时读者反应还是比较热烈，所以以后才搞得下去。
南方都市报：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是在《新晚报》刊登吗？
罗孚：是。当时不是有个《商报》嘛，《商报》看到《新晚报》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读者，他们就要求梁羽生替他们写，我们只能同意梁羽生给他们写，因为当时要支持《商报》嘛。这是我们办的左派报纸，准备继承《大公报》、《文汇报》的。武侠小说有读者，我们当然要让梁羽生替他们写了。我们自己还得写啊，当时马上就找到金庸了。他也很乐意。
南方都市报：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比《龙虎斗京华》写得更好。
罗孚：《书剑恩仇录》比较成熟，《龙虎斗京华》是匆匆忙忙赶出来的，写得也比较短。
南方都市报：金庸就是在《新晚报》呆了几年之后，去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
罗孚：对，长城公司。他一边在《新晚报》做编辑，一边写武侠小说，他也写电影，后来帮长城公司写，搞了个《绝代佳人》，是夏梦主演的吧。
南方都市报：创办《明报》的时候，金庸才三十几岁，刚开始的时候境况很惨，当时是跟第二任太太在一起。
罗孚：第二任太太朱梅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的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他的社评写得怎样？
罗孚：他的社评写得不错，另外一方面是有的问题别的报纸不能谈，他能谈，谈得又比较中肯，当然声望也就提高了。他好像是继续老《大公报》的传统，《大公报》当年作为知识分子办报，书生论政，讲了很多东西。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人恐吓他说送炸弹到他办公室去。
罗孚：1967年的“反英抗暴”，当时有人威胁说要干掉他。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提议金庸将社评结集出书，但一直都没有出。这很奇怪。
罗孚：武侠小说跟社评是另外一回事。武侠小说一直能保持和流传的。社评是与时俱进，与时俱亡的。(笑)
南方都市报：你看他的武侠小说看得多吗？
罗孚：他们俩的小说我都看得很少。金庸是自成一体。梁羽生也有自己的风格，他对对联、围棋、象棋有研究。
南方都市报：后来他们俩的关系好吧？
罗孚：表面上还是不错的，见面客客气气的。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多少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南方都市报：梁羽生写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
罗孚：这是我要他写的，他说他要用笔名，但要我承认是我写的，不是他写的。到了“文革”以后，香港中文大学开一个武侠小说研讨会，还出了一本有关文集，里面写文章的刘绍铭提到这篇文章，肯定是我写的。我在北京看到，事隔这么久我觉得应没什么问题，我就写出来了说这文章是梁羽生写的，因为我觉得文章也没有问题，但是金庸的那帮拥趸看了不服气，有人就写文章骂梁羽生，说他捧自己。我本来意思是说这文章就由我来负责，因为是我让梁羽生写的，谁知道他们就更骂梁羽生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有没有见他们一起下围棋？
罗孚：机会不多，一个在《大公报》，一个在《明报》。梁羽生写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大公报》的负责人跟他说，你写这个东西要准备死无葬身之地，说他不应该写这篇文章去捧查良镛。所以他变成左右不讨好。
南方都市报：查良镛去办《明报》之后，你跟他交往多不多？
罗孚：熟，还是跟他有来往，所以他后来常常跟别人讲，当时《大公报》很多人都不理他了，只有我跟他有来往。
南方都市报：后来他的《明报》在商业上越来越成功，赚了很多钱。
罗孚：《明报》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报纸本身来讲是怎样的，也很难说。我以为《明报》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怎么成功的地方。写武侠小说当然是成功的。(笑)
提携后辈
罗孚爱交朋友。在北京，他常与黄苗子、杨宪益、丁聪、王世襄、范用、邵燕祥等朋友饮酒吟诗。在香港，他提携后辈不遗余力，率先撰文向内地介绍董桥、亦舒、林燕妮、西西等作家。1980年代末应沈昌文之约用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推介香港作家，沈昌文当年说：“我们又大胆地请柳苏先生连续三期畅谈几位香港作家，包括新派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作者。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请柳苏出场》)在1989年4月号的《读书》杂志上，柳苏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影响深远。此文之前，董桥的书要在台湾出，是怕在香港卖不出去；此文之后，两岸三地争看董桥。1990年代，罗孚结集出版了《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又主编《香港的人和事》。
南方都市报：许多爱书人都忘不了你的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
罗孚：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董桥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东西。趣味比较窄，我们看还比较合适，一般读者恐怕就不一定了。
南方都市报：他三四十岁写的文章感觉不错，有英伦的风情，心境又寂寞，而且他不断地有文风的突破。后来陈子善还把这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作为一本书的书名。
罗孚：广州不知哪个出版社比较早出董桥的文章，当时国内还没什么人出，想把我的这篇文章附在书的后面，后来主持审稿的人就问：为什么一定要看董桥？(笑)就抽掉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想出这么有意思的标题？
罗孚：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家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董桥嘛，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吗？！是针对“文化沙漠”来讲，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东西才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情况、文学情况。
南方都市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1950年代初期南来的作家学者对香港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罗孚：对。因为他们人虽然走了，但作品也留下来了，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以前人们讲香港是文化沙漠，现在香港文学活动还是很多。
南方都市报：文学之外，香港文化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艺术方面像林风眠、黄永玉、刘诗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到香港来，在艺术上大有作为。
罗孚：“文革”后林风眠从上海来香港，好像是我替他介绍的。他跟我们家里很熟，常来我家里看我的小孩和孙子，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所以他去世后我作了一副挽联：“情义难忘，待我全家如骨肉；丹青不朽，知公百世有辉光。”
南方都市报：你编《香港的人和事》一书又是怎样的故事？
罗孚：牛津大学出版社要搞一本书，可以申请艺术发展局的资助，要我替他们弄一本，那时我刚好去美国，在那里联系一些人写的，里面有一篇引用了一句话：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意思是香港只有金庸，别的就没有了，但这句话是谁讲的我查不出来了，好像是台湾一个人讲的。香港金庸当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尝没有别的东西。
B14－B15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B14－B15版摄影：林顺利
图：
虽高寿85，但罗孚仍乐于接触新事物，最近开始学起了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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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历史：他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
发布时间： 2007-9-26
《访问历史》一书作者虽是新闻工作者，却迷恋历史。他对海内外的30位中国学者、作家、艺术家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作者通过这些访谈，重寻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也留下了中国文化人那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本文为作者对香港作家罗孚的访问。
与曹聚仁先吵架，后来成了朋友
1941年，罗孚在桂林读完中学后参加《大公报》工作，抗战岁月中辗转到重庆《大公报》，1948年到香港《大公报》工作。40年代末，一批内地的作家、学者南下，曹聚仁、叶灵凤、徐讦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共产党员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
这些文化人都和罗孚有过深交。聂绀弩曾戏赠：“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李怀宇：40年代末那批从北方来香港的所谓“南来作家”，在国内已经成名，后半生都在香港度过。你是什么时候和曹聚仁先生认识的?
罗孚：50年代，先是吵架，后来成了朋友。
李怀宇：曹先生那时候好像是左右两边都不太讨好。
罗孚：对。那时吵架是因为我们过左，其实他在右边也不讨好。尽管他有很多意见，但他首先讲他是从光明中来。不管怎样，他首先肯定那里是光明的。
李怀宇：关于曹先生“和平大使”身份的传闻，到底怎么回事?
罗孚：“ 和平大使”我有点怀疑。当时在这里他要做对台工作，这个问题就归《大公报》老总费彝民管，但是没有听到费彝民提过，不过也不等于没有，看样子恐怕不太像。当时传说蒋经国坐了一个军舰到香港的外海等他会见，那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台湾一个军舰到这里来那当然是很轰动的，蒋经国晚年差不多都拒绝他的。
李怀宇：费彝民是你的上司，许多海外文化人都是经过他的努力由香港回内地的，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罗孚：当时好像是总理讲过：“香港要是多几个费彝民和郑铁如，那我们就好办多了。”郑铁如是中国银行的经理，当时就是从他手上把中国银行交给里头的。费彝民做了很多统战工作，主要工作是领导《大公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去做，报馆的事情他办得不多，主要是对外统战工作。总理说的“好办多了”就是指他的统战工作做得好。他的统战工作包括对台湾的，曹聚仁是他联系的，还有章士钊几次来，也是费彝民照顾。章士钊也没有搞成什么工作，住在这里写了很多关于台湾的诗，寄给台湾的上层，从于右任起到下面好多人都有。李怀宇：你当时觉得曹聚仁的文章怎么样?罗孚：曹聚仁的文章很博。叶灵凤后来写的散文也很好，主要写读书随笔。
李怀宇：你怎么认识叶灵凤的?
罗孚：他替我们写稿，《大公报》、《新晚报》都写过稿。他一直在《星岛日报》，我们找他写，他就写了。
李怀宇：鲁迅骂过他。
罗孚：鲁迅骂过他，他也骂过鲁迅。我后来写过一篇东西，主要是根据他留下来的日记写的，提了他跟鲁迅的关系。他日记里写鲁迅的很少，基本上是自己也承认当年对鲁迅的态度不够好。他跟我们口头上是这么讲，回去旅行去过鲁迅的墓，而且表示了自己的歉意，但是文章他没有写。日记里提到他怎样替《星岛日报》组织文章纪念鲁迅。
胡乔木给聂绀弩诗集写序，聂是满意的
李怀宇：聂绀弩也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
罗孚：曹聚仁来的时候聂绀弩也在香港，跟曹聚仁打笔战还是聂绀弩领头的。
李怀宇：黄永玉那篇写聂绀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里说，聂绀弩为了批曹聚仁，还让黄永玉去找狄更斯的《双城记》，要查那句有名的“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你跟聂绀弩交往比较多?
罗孚：还算多点，因为那时在香港是同一个党小组的，他当时做《文汇报》的总主笔，刚开始替《大公报》写文章。后来夏衍认为聂绀弩的杂文是鲁迅之后最好的，夏衍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点，这篇文章是我按夏衍的意思替他写的。
李怀宇：听说聂绀弩和梁羽生在一起下围棋，梁羽生新婚到北京度蜜月，跟聂绀弩下围棋下到把太太给忘了。
罗孚:他把太太给忘在旅馆里头，这是真的。聂绀弩常到《大公报》找梁羽生下棋，下着下着下到晚上他就忘乎所以了，懒得回去上班了，他就打个电话回报馆，今天就不写稿子了。他还跟梁羽生说这件事不要让我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
李怀宇：后来你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罗孚：他的“三草”（罗孚帮聂绀弩在香港出旧体诗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称为“三草”）之后，我发现他没有收进集子里的诗有很多，就把它弄成全编。有一个叫侯井天的人，专门研究聂绀弩的，他也在搞，搞得更全面了，收集更多的东西，出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聂绀弩诗全编》也有新体诗，他就没有，完全是旧体，那里面东西比较多了，而且注释也很全。
李怀宇：你觉得聂绀弩的诗怎样?罗孚：他的诗写得很好，他的旧体诗就是旧体，完全符合格律的，不像有的人就乱写一顿，根本不合格律。聂绀弩有他独特的风格，有些俗语他都用进去，但是又符合格律。
李怀宇：胡乔木给他写那个序是怎么回事?
罗孚：胡乔木看到我们在香港出的“三草”，觉得非常好，主动要给聂绀弩的诗集写序。聂绀弩就紧张了，又推不掉。后来那序来了之后，出乎意料，他还是比较满意，没有 “我的诗好好地给他的序搞坏了”这么骂他。但是他的书为了等那篇序推迟了出版，因为他事前有那种紧张情绪，所以传说他否定那篇序，其实没有。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
在《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工作时，罗孚有两位后来名满天下的同事，查良镛（金庸）和陈文统（梁羽生），两人共同的爱好是围棋和武侠小说。1954年1月17 日，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报纸上的笔战难分胜负，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那天，《新晚报》的新闻大标题是 “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罗孚灵机一动，力劝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梁羽生“只酝酿一天”的《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后来，罗孚又请金庸“参战”，于是，《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
李怀宇：大家都说你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梁羽生和金庸写武侠小说都是由你发起。
罗孚:其实这就是拉稿的关系，搞报纸组织稿件，因为平常听他俩谈得很多，马上就找他们了。
李怀宇：有传闻说是你登预告逼他写的。
罗孚：不是，已经讲好了的。他说他最初不想写，实际上他很有兴趣写。
李怀宇：陈文统为什么用“梁羽生”这个笔名呢?
罗孚：后来他解释了，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的前面，陈是继承梁的，羽是他们喜欢宫白羽的武侠小说。
李怀宇：金庸是把查良镛的镛字拆开。
罗孚：其实《龙虎斗京华》写得普普通通，那是第一篇。当时读者反应还是比较热烈，所以以后才搞得下去。
李怀宇：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是在《新晚报》刊登吗?
罗孚：是。当时不是有个《商报》嘛，《商报》看到《新晚报》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读者，他们就要求梁羽生替他们写，我们只能同意，因为当时要支持《商报》嘛。这是我们办的左派报纸，准备继承《大公报》、《文汇报》的。大家就要把《商报》办成一个比较灰色的报纸，吸引更多的读者，内容就要比较低，不是那么左，因为武侠小说有读者，我们当然要让梁羽生替他们写了。我们自己还得出啊，当时马上就找到金庸了。他也很乐意。
李怀宇：金庸就是在《新晚报》待了几年之后，去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
罗孚：对，长城公司。他一边在《新晚报》做编辑，一边写武侠小说，他也写电影，后来帮长城公司写，搞了个《绝代佳人》，是夏梦主演的吧。
李怀宇：当时说他暗恋夏梦，是真的吗?
罗孚：是真的。
李怀宇：说是后来他的很多小说的女主角都有夏梦的影子。
罗孚：那倒不一定，因为那时夏梦已经成名了。
李怀宇：那时金庸跟第一任太太离婚了?
罗孚：对，他第一任太太离婚后就直接回杭州去了。
李怀宇：创办《明报》时，金庸才三十几岁，刚开始的时候境况很惨，当时是跟第二任太太在一起。
罗孚：第二任太太朱梅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
李怀宇：你觉得他的社评写得怎样?
罗孚：他的社评写得不错，另外一方面是有的问题别人谈不方便，他能谈，谈得又比较中肯，当然声望也就提高了，引起读者注意……
李怀宇：梁羽生金庸的关系好吧?
罗孚：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李怀宇：梁羽生后来移居澳洲了，你到过他家，他在澳洲生活怎样?
罗孚：他住的地方小一点。小孩很大，不晓得第几个儿子用体外授精的方法生了一胎三个小孩，三个小孩是很少见的。
除了金庸香港未尝没有别的
在北京，罗孚常与黄苗子、杨宪益、丁聪、范用、邵燕祥等朋友饮酒和诗。在香港，他提携后辈不遗余力，率先撰文向内地介绍董桥、亦舒、林燕妮、西西等作家。80年代末应沈昌文之约用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推介香港作家。柳苏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影响深远。此文之前，董桥的书要在台湾出，是怕在香港卖不出去；此文之后，两岸三地争看董桥。
李怀宇：许多爱书人都忘不了你的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
罗孚：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他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东西。
李怀宇：怎么想出这么有意思的标题？
罗孚：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家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董桥嘛，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吗？！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东西才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情况、文学情况。
李怀宇：50年代初期,南来的作家学者对香港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罗孚：对。他们人虽然走了，但作品留下来了，有很大影响。以前人们讲香港是文化沙漠，现在香港文学活动还是很多。以前只有一个香港大学，现在当然好多大学了，大学里有老师有学生，很自然地文学活动就有了。
李怀宇：文学之外，香港文化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艺术方面像林风眠、黄永玉、刘诗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到香港来，在艺术上大有作为。
罗孚：“文革”后林风眠从上海来香港，他跟别人讲，他在香港看到最好的共产党员就是我。他跟我们家很熟，常来我家里看我的小孩和孙子，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所以他去世后我作了一副挽联：“情义难忘，待我全家如骨肉；丹青不朽，知公百世有辉光。”
李怀宇：你后来怎么编了《香港的人和事》一书？
罗孚：牛津大学出版社要搞一本书，可以申请艺术发展局的资助，要我替他们弄一本，那时我刚好去美国，在那里联系一些人写的。里面有一篇引用了一句话：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但这句话是谁讲的我查不出来了，好像是台湾一个人讲的。香港有金庸当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尝没有别的东西。
人物名片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等为笔名，在内地曾以柳苏为笔名，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大量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著有《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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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Saturday, March 29, 2008 - 07:50 am: |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6/0/6/2/100606239.html?coluid=7&kindid=0&d ocid=100606239
李嘉誠：三通會影響香港經濟 但港人有辦法
中評社香港3月28日電／全球華人首富、香港長江實業集團主席李嘉誠廿七日表示，海岸兩岸實現“三通”後，會影響香港經濟，並估計未來四年香港將失去全球第三大港口的地位。
據中央日報網路報報道，李嘉誠在記者會表示，兩岸實現“三通”後，有助減低兩岸發生戰爭的危險，他當然感到高興。
但他表示，兩岸“三通”會對香港經濟帶來一些損害，包括搶去來港的中國大陸“自由行”旅客，以及導致香港航空業及貨運業生意減少。
不過，李嘉誠認為，香港人很靈活，會有辦法尋求其他方面的發展，若其他領域的發展有成長動力，相信香港的經濟成長不成問題。
談到兩岸“三通”後對香港貨運業的影響，李嘉誠說，深圳鹽田深水港貨櫃碼頭比香港碼頭水深，收費又比香港便宜，已削弱香港碼頭競爭力，去年香港處理標準貨櫃箱數目，僅多於深圳四百萬個。
他說，隨著廣東省正在興建多個貨櫃碼頭，加上香港廠商都在大陸設廠，港商進出口貨品在大陸碼頭付運較為方便，相信香港在未來四年內，會失去全球第三大港口的地位。
李嘉誠又表示，目前香港葵涌貨櫃碼頭仍有多餘吞吐能力，可再額外應付七百萬至一千萬個標準箱，相信未來二十年香港不需要興建十號貨櫃碼頭。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6/0/4/7/100604719.html?coluid=7&kindid=0&d ocid=100604719
兩岸三通若成 澳門將流失一百萬中轉旅客
2008-03-26 09:43:33
中評社香港3月26日電／澳門民航局表示，兩岸“三通”後，澳門機場將流失兩成約100萬人次中轉台灣的客源。學者也指出，“三通”還將對澳門物流業以及博彩業造成衝擊，業界應未雨綢繆。
《澳門日報》引述澳門民航局發言人說，今年頭兩個月，台灣旅客占澳門機場總客量42%，扣除直接到澳門旅遊和進入珠江三角洲者，使用澳門機場中轉往返兩岸的台灣旅客約占機場總客量的20%。
發言人指出，由於這100萬台灣旅客沒有進入澳門，不會在本地消費，估計對澳門經濟的直接影響不大。
澳門去年的入境旅客已超過2700萬人次，愈來愈逼近香港的入境旅客人數，就在澳門旅遊業急速發展的時刻，澳門航空公司強調，必須正視“三通”帶來的影響。
澳門航空總經理費鴻鈞稱，作為中轉服務，已不能適應澳航的長遠業務發展，現在正是澳航的轉型時機，該公司將繼續以澳門機場為目的地機場為業務概念，目標是將來自各地的旅客帶到澳門消費。
他說，有信心即使將來兩岸實現三通，也不會影響澳航的營運。他說，當前正是澳航與全球接軌的機會，澳航要抓好時機。
澳門民航局也認為，當局近年採取的“天空開放”政策，令澳門在亞洲區的航線和客源拓展方面取得一些成效，故估計“三通”對澳門機場整體的客量影響不大。
澳門與東南亞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簽訂更寬鬆的航空協定，短期內還會與菲律賓商談進一步的航空協定。由於引入了低成本航空公司，令澳門的東南亞地區客源不斷攀升。
資料顯示，2005年後，使用澳門機場的台灣乘客比例逐步下滑至少于六成；相反，東南亞航線客量由2005年占機場總客量的一成，猛升至今年頭兩個月的三成。
航空貨運業方面，作為基地航空公司的澳門航空，處理的九成貨量來自兩岸的中轉貨物，估計“三通”對機場貨運的衝擊會比客運嚴重得多，澳航已表示會開拓更多的國際貨運航線來彌補損失。
各地開賭場截留賭客
另外，學者指出，現在澳門跟各地區的競爭，最大優勢仍是“賭”，其次是“會展”和“世界文化遺產”。但隨著台灣（澎湖）、日本、新加坡等地“開賭”，顯然會截留部分“賭客”。
事實上，近年澳門積極拓展的東南亞客源市場，也將是開賭後的台灣吸引的客源市場。台灣的自然人文旅遊優勢比澳門強，倘若有博彩行程配套，可以成為東亞的一個旅遊娛樂熱點。
至於大陸客市場，台灣向來是大陸居民趨之若鶩的地方，在“三通”後，只要台灣開放大陸居民到台旅遊的政策，對澳門客源市場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
同樣，開賭後的新加坡會展旅遊也優於澳門，而東南亞以及澳門傳統的三大客源市場，也是新加坡必奪之地。因此，澳門必須拓展三大傳統客源市場以外的其他客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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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Friday, June 29, 2007 - 10:41 am: | |
http://e.jmrb.com/m/2007/06/28/09/m_1329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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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感谢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海内外乡亲对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的关心和支持
开平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部，东北距广州市110公里，毗邻港澳，素有华侨之乡、建筑之乡、艺术之乡和碉楼之乡的美誉。全市总面积 1659 平方公里，总人口68万人，旅居海外的华侨、港澳台同胞75万人，分布68个国家和地区。1649 年建县，1993年1月5日 撤县设市。辖下有三埠、长沙2 个办事处和水口、月山、沙塘、苍城、龙胜、大沙、马冈、塘口、赤坎、百合、蚬冈、金鸡、赤水 13个镇。数百年来，华侨文化的兴盛和发展，造就了侨乡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和民俗风情。市区三埠 ，水相连，桥相通，城中有水，水中有城，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景色秀丽，素有"小武汉"和"中国的威尼斯"之称；赤坎古镇，文化底蕴深厚，骑楼独具特色，是远近闻名的电影外景拍摄场地；塘口立园，建筑精美，风格独特，有"华侨园林一绝"的美称，是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1833 多座碉楼，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目前，开平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已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受理，列入预备清单。
开平市内，碉楼星罗棋布，城镇农村，举目皆是，多者一村十几座，少者一村二三座。从水口到百合，又从塘口到蚬冈、赤水，纵横数十公里连绵不断，蔚为大观。这一座座碉楼，是开平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见证，它不仅反映了侨乡人民艰苦奋斗、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活生生的近代建筑博物馆，一条别具特色的艺术长廊。可以说，开平作为华侨之乡、建筑之乡和艺术之乡，她的特色在碉楼上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碉楼资源进行保护和挖掘，对于研究华侨史和建筑艺术，对于开发旅游资源和开展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中共开平市委、开平市人民政府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纺织产业基地 ·中国碉楼之乡
·全国食品工业强市 ·中国明星城市
·中国水暖卫浴生产基地 ·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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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jmrb.com/m/2007/06/28/10/m_132925.shtml
“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首席专家、五邑大学教授张国雄：
“开平碉楼是唯一的”
中国其他地方也有碉楼，世界上也有很多，为什么单把开平碉楼抽出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这是因为在建筑类型和文化价值等方面，开平碉楼是唯一的。世界遗产讲究唯一性，讲究遗产项目的突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价值。我们在意大利、格鲁吉亚、西班牙、葡萄牙看到的碉楼，和我们在国内看到的碉楼，与开平碉楼相比，都很不同。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都是本民族本地域的产品，文化因素单一，文化源流也比较单一，唯有开平碉楼，是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开平碉楼有两个源流：一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源流，可以保守地估计，从汉代起就有碉楼这样的建筑了；二是外来文化的源流。正是因为它源流的不同，在造型上，非常独特，这是它的唯一性。
从２０００年初开平碉楼申遗启动开始，到现在已历经了８年之久，华侨史专家、五邑大学张国雄教授是最早介入这个项目的专家之一，并全程跟踪服务了这个项目。他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的《开平碉楼》、《老房子》、《田野调查》和《开平碉楼与村落研究》等一系列理论研究专著进一步夯实了这个项目的学术基础，由他主笔的《申报文本》和碉楼与村落文化遗产价值的汇报，得到了联合国遗产专家的高度评价。６月中旬的一天，记者见到了刚从开平赶回来的张国雄教授。提起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符合世界遗产多项标准
问：您第一次见到碉楼是什么时候？
答：我１９９６年第一次看到了碉楼。我太震惊了，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突然看到这种明显带有西方色彩的建筑群出现，而且这么精美，它吸引我不断追究建筑背后的文化现象。
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有哪些标准，开平碉楼与村落符合几个
答：世界文化遗产有六条标准，其中第六条不能单独存在。一、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的天才杰作；二、在一定时间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三、能为一种现存的或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四、可作为一种类型建筑物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五、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的变化之下容易损毁的地点；六、在某些事件或先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文学作品有着直接和实质的联系（一般情况下，此条标准不能单独成立）。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只要符合其中一条标准就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的第一个文本，确定开平碉楼符合二、三、五条标准；第二个文本，用了二、三、四、五条标准。这里面很难说哪一条是核心，它们是一个组合，全面揭示了这个项目的文化价值。
真正的价值在背后
问：听说当初有很多国内专家并不看好这个申遗项目，为什么？
答：当初之所以有一些专家不看好开平碉楼项目，是因为他们比较多地看到了建筑一面，全国比开平碉楼精美的建筑有很多，其实开平碉楼的真正价值在建筑的背后。我认为，开平碉楼与村落有三看：一是看开平独特的建筑景观，西方的建筑文化引进来和中国传统的乡村景观融为一体，这样一种视觉冲击极强的建筑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第二看华侨文化。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看不同文化的交流。开平碉楼的建造过程，实际上是直接感受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华侨华人与完全还生活在封建农业文明环境中的侨乡民众，共同理解、吸收、消化，最后创新的文化交流过程。开平碉楼成为这种独特交流的见证。从文化的角度一着力，对建筑的看法完全就活了。
申报过程科学合理
问：开平碉楼与村落被关注的时间并不长，为什么能这么顺利申报成功？
答：首先是它具有这个价值。第二，这几年来，对它的文化内涵挖掘比较深入。第三，整个申报过程科学合理，是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最初提出来符合世界遗产标准二、三、五条的，就是联合国专家亨利博士。国内各地各方面的专家，也从不同的侧面对它研究，对它的保护与整治提出意见，国内外的专家都汇集在开平，开平市政府认真听取，严格遵循了这些东西。专家的介入保证了申报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化，少走了好多弯路。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申遗的这几年，当地培养了一批爱遗产懂业务而且很勤奋的一支队伍。
是学术研究的宝藏
问：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对学术研究带来的是挑战还是机会？
答：更多的是带来了机会，给很多学科带来了机会。我１９９６年看到了碉楼，１９９８年写出了《五邑文化源流》这本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别人建筑学论述，其它学科资料缺乏。真正的深入是在２０００年开始申遗以后。我为什么愿意出《田野调查》？有人说，这本书太“毛坯”了，我说我就是要提供“毛坯”，就是要使那些没有我们这样条件的人，能够拿到这些“毛坯”去做点事，因为我自己有这方面的体会。现在，我们看到，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都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开平碉楼与村落是一个宝藏。
问：申遗这几年，你对碉楼的认识有没有变化？
答：直到今天还在变化，其实，每写一次文本，每写一稿管理规划（共写了８稿，记者注），每写一篇论文，我对它的认识都在不断加深。直到今天，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研究的方面能够进一步地深化提高。 （文／王亚方 图／周华东）
相关评价
中外专家论碉楼
亨利·克利亚（联合国国际遗址理事会世界遗产协调员）：一天半的时间中被大家领着参观了你们非常独特的建筑。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我所看到的东西。我所看到的这些建筑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访华这么多次，这么长的时间中，我在中国的其它地区都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就是当地人走出去，走到西方，把西方的一些优点带回他们的家乡里来。这种走出去、带进来的传统的现象还没有结束，还没有中断，还在继续下去。
乔拉．索拉（联合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开平碉楼是非常罕见的世界性的遗产，类似遗迹在世界上的可比性非常少，我们找不到太多类似的建筑作比较，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地方有一些城堡式、塔楼式的建筑，在中世纪意大利的那个地方也是每个家庭都会建那样的一些塔楼。如果夏天到意大利的那个小地方，大家可能会受到旺盛的旅游业打扰。今天我们参观的碉楼与之不同，非常富有乡土气息，使我们能品味到这个世界性的遗产。
阿里．拉哈米莫夫（以色列文物专家）：这个地方很独特，本地居民人口６８万，而有７０多万本地人广泛地分布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这种独特的现象，一定能带来文化、建筑方面的理念。这就像开平在６５个国家和地区都派有自己的大使一样，这样就有各种文化的呼唤。通过外地开平人的思乡观念，把他们居住地方的文化理念带回来，而这种互动的理念是非常激烈。
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局长）：这是一种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结合我们本土文化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从这一点来说，开平碉楼是唯一的。
张文彬（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开平碉楼无论从它的建筑艺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是很高的，因为它反映了开平华侨艰苦创业、艰辛开拓的历史。
罗哲文（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开平碉楼最大的价值就是代表了我们中国近一二百年对外交流的历史，以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创造出的一种人居环境，一种居住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是很独特的，全国没有第二处。
谢凝高（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开平碉楼反映了侨乡文化，很多华侨在外国赚钱回来造碉楼，不仅仅是为家乡做贡献，更是为祖国做贡献。
郑孝燮（中国建筑业权威专家）：开平碉楼之所以被列为国宝，就是因为它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侨，特别是北美的华侨，祖国的根，家乡的根的体现。
楼庆西（清华大学乡土建筑专家）：这是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典型体现之一，这是一种外国建筑艺术大规模移植中国乡村的集中展现和杰出的代表，这是一种世界先进建筑艺术广泛引入中国的乡间、民间建筑的先锋，这是中国传统乡村建筑必然走向现代的最佳建筑艺术之一。
陈志华（清华大学教授）：有人问这个建筑是西方的什么风格，我认为它是西方建筑的揉合，各种各样都有。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大概的话，那就是折衷主义的巴洛克。这折衷主义的巴洛克就是将各种建筑风格无所谓的混在一起，这种无所谓的建筑风格又是巴洛克的最多。不强调什么派、什么风格，只要好看就行了。 （本报记者 王亚方 通讯员 吴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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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Thursday, June 28, 2007 - 06:31 am: | |
http://editorland.chinatimes.com/yu/archive/2007/06/28/4222.html
香港特區十年生死簿
2007-06-28
十年前香港主權轉移前夕，中國時報派遣了一個近三十人的採訪團前往香港，個人忝為其中一員，在香港前後呆了將近一個月，見證了香港世紀末的轉變。當時，香港人心浮動，港人均面對著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連天公也不作美，整個月陰雨綿綿，讓整個社會氣氛更形低迷，充滿了悲觀的情調。十年後，也就是今年六月初，個人應香港「中國評論通訊社」之邀，率領了一個十二人的台灣媒体採訪團赴香港，再次見證十年後的香港情景。在六天五夜的採訪中，幾乎見到了港府主要部門的官員，他們個個對前景充滿信心，侃侃而談。至於所到之處，餐廳座無虛席，而銅鑼灣商業區的人潮更比以往，香港可說充滿了活力，至少股票已漲到歷史新高點。
不過，就在一九九五年，也就是香港回歸中國的前兩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姊妹雜誌「財星」以專題報導鐵口直斷，香港「回歸將招致死亡」。在當時國際社會普遍不看好中國有能力治理好香港的當下，「財星」的報導被外界視為既深入又有遠見，預測雖不中亦不遠矣。十二年後，美國「時代」周刊老大哥出面，以二十五頁的篇幅報導香港回歸十年的今與昔，文章坦然承認香港不僅沒有發生過去的預知死亡記事，而且活力更強。
香港沒有因主權轉移而死，而且越活越好，美國人終於認錯了。這樣的發展，必然讓一直唱衰香港回歸的台獨人士非常苦悶。在這些人眼中，香港不能直選特首沒有民主，香港怎麼可能更有活力？社會又如何穩定？經濟也不可能繁榮發展。事實證明，台獨分子錯了。不過他們不會認錯，在台獨綠色意識型態的有色眼鏡下，只有意識型態正確才是對的，至於其他一切客觀上對的都是錯的。
香港與台灣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香港的指導型民主與台灣民進黨式的民粹民主，但香港與台灣卻擁有相同的自由經濟体制，只是香港更自由一點。但在過去十年中，兩地的經濟表現卻有天壤之別，香港與台灣在一九九九年均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而當年台灣安然渡過挑戰，香港則遭衝擊經濟根基為之鬆動，但隨著民進黨政權於二○○○年上台，在過去七年中，香港與台灣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特區政府更努力的拼經濟，民進黨政府則更徹底的拼政治，讓台灣深陷政治惡鬥的深淵。於是香港並未因九七主權回歸中國，缺乏西方式民主而導致競爭力下滑，香港仍維持著亞洲四小龍的第二名，而台灣拼政治的結果則是經濟成長降為四小龍之末。
不過台獨分子似乎一點也不在意台灣經濟能否繁榮與發展，對台獨分子而言，如何鞏固「本土政權」、如何確保「台灣主体性」，更直接的說，如何確保民進黨政權，才是台獨分子眼中的唯一王道，至於市井小命的生命與福祉，經濟是否能夠持續發展，在他們眼中，只是堅持台獨意識型態下的必要代價。在這樣的思維下，台商到大陸投資擴大經濟版圖遭指控為掏空台灣、台灣失業嚴重則被歸咎為台灣企業外移大陸。至於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增加台灣就業率與服務業收入、加強台灣農產品出口大陸增加農民收入，還有擴大兩岸經貿交流、開放兩岸三通，甚至開放大陸企業來台投資等，可以增強台灣全球經濟競爭力的措施，全部被台獨分子視為是大陸對台經濟統戰手段，是大陸企圖以經濟手段併吞台灣。
過去十年香港興、台灣衰，反應出兩地執政者重政治還是重經濟的政策差異，同時也是大陸與台灣過去十年政策走向的縮影，突出了兩岸三地經濟實力消長的根源。至於這個屢遭台獨分子垢病、被西方社會抨擊不民主的香港，仍然繼續展現出它的經濟活力與生命力，為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解讀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香港特區十年的持續繁榮說明，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政治不穩定固然影響經濟，但政治是否民主卻只是參考因素之一。
說白一點，近年來東亞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與地區，均稱不上是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但東亞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說明，政治民主不必然促成經濟發展，菲律賓是個慘痛的教訓；政治不民主也不必然限制經濟發展，新加坡、中國大陸、越南、香港的經驗可以佐證。但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政局不穩定，一定會嚴重衝擊經濟發展，台灣民進黨搞的民粹政治證明了這個論斷。
香港特區十年的發展經驗也顯示，特區經濟發展的成功，與所謂的政治民主不民主無關，而是在政治相對穩定的前題下，香港政府掌握了四個特殊有利條件：一、確實掌握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機會，這點台灣沒有做到；二、擁有一個極有效率又專業的行政官僚体系，這點台灣在政治掛帥下持續惡化；三、存在一個高度廉潔的政府，這點台灣日益沉淪；四、有一個以拼經濟為中心思想的領導階層，這點民進黨政權完全付之闕如。
更深一層思考，香港特區十年發展經驗可以給台灣民眾帶來的省思有三：一、究竟拼政治重要還是拼經濟重要；二、一個不能帶來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的民粹民主，是否是真民主，這種民主價值何在；三、一個無心也無力推動經濟成長的政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總之，在香港特區十年的生死簿上，外界已經普遍寫上了香港充滿活力與生機盎然的結語。或許對香港人來說，先經濟後政治，經濟發展才是王道，而唯有確保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才有價值。可以說，政治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論在意識型態上對或錯，香港人在過去十年顯然已做出了選擇。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6240994.stm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240000/newsid_6248200/6248200.stm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6 06280271+96062820+0+122947+0,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6 06280241+96062820+0+122923+0,0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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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on Wednesday, June 13, 2007 - 10:03 am: | |
http://www.singtaonet.com/hongkong/200706/t20070613_556980.html
时间：2007-06-13
回归故事/左派中人程介南：香港人并不包容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十年政治人物，要数起落最大的，莫过于曾被誉为民建联“四大天王”之一的程介南。1998年，风华正茂的程介南以民选议员的身分跻身立法会议事堂，完成他奋斗十数年的夙愿。可是，在这一刻，程介南的感觉，却是格格不入。
“第一天坐进立法会，就感觉自己并不属于那个圈子，百年的管治层，他们有紧密的联系，同声同气。那个跟这个是同一个教会，跟另一个又是校友或球友，他们会一同打球，一同喝酒，我觉得自己是异类。”
程介南说了一个笑话：特首曾荫权或曾太鲍笑薇每次见到他，劈头就说：“怎样呀，你儿子怎样呀？”原来，两人的儿子是香港华仁同班同学，曾荫权的儿子曾到程家作客，曾荫权也曾致电程家寻子。因为儿子的关系，他与曾荫权才有这个唯一的共同话题。
自小在爱国学校培桥中学接受教育的程介南，在香港本就是被边缘化的“异类”，生活在一个被排挤孤立的“左派”群体中。直至中国决定收回香港，在新的历史使命下，程介南成为了第一批从政的左派人士。他的开明形象，赢得不少中间派巿民的支持，把他的事业推上顶峰，也为左派从政打开缺口。
但在加入立法会一年后，程介南已萌生退意。“当初从政是为了一口气，李柱铭说1997年后要坐牢，司徒华担心会被放逐，我就不相信回归后会是这样的。”可是，一年临立会及一年立法会生涯，却令他有“不外如是”的感觉，“每次开会开到三更半夜离开立法会，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议事堂内总在玩程序，我觉得浪费时间，没意思。”
1999年“七一”升旗礼后，他向曾钰成表明，自己2000年不想再参选，曾钰成只说：“再捱一届啦！”人在江湖，2000年竞逐连任的程介南，却因为一宗精心部署的丑闻，把他由天堂打入地狱。结果，回归后坐监的不是李柱铭，而是他程介南。
提起这段牢狱之灾，程介南淡然地说：“我自己要负责任，如果我在议员及公关这两个角色任择其一，就不会有问题。”不过，他不讳言，有好多人，包括政府中人，都对他说事件涉及政治，“这件事都过去了，我也不想猜测。”
可是，对于左派在回归十年后仍然被排挤，程介南却甚为“上心”，“香港人其实一点也不包容，甚至划地为牢。全世界都不会觉得爱国有问题，香港人就觉得勉强、为难；美国NBA一开球就放国歌，香港人就会觉得放国歌是洗脑……香港人用自己的一把尺去度量人家，我们去学校讲国家民族观念，就说是去歌功颂德的。”
程介南直言，左派中人仍被视为“怪物”，“这是历史造成的，出来混，就要想到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左派自己要努力打破这种社会分野，争取巿民认同，变成主流，“真正理性的左派要明白港人治港是大家的事，不是左派治港，不是非要你左派上台不可。”
正从事公关工作的程介南，指现在的“自由身”使他感到最为自在，不再留恋政治，但他对当年曾出力筹组民建联并积极参选仍感到自豪，“我们用行动告诉北京，要投入游戏之中，只要下场踢，踢赢就行啦！这就是我们为香港民主作出的贡献。”（文/林蔼纯）
http://news.sina.com/oth/mingpao/000-101-101-111/2007-06-06/08242088162.html
【明報專訊】
中央應回歸務實信港人 才能正確處理政制安排
2007-06-06 08:24:26
…………………
關于香港問題，從上世紀 80年代中英會談、 13年過渡和回歸 10年以來，無論歷經多少風雨，就算是爭取雙普選，推動民主化過程中，都無人否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無人挑戰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在雙普選提上議程之際，吳邦國把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權力主從關係，講得那麼清晰，無討價還價餘地，甚而不理會香港市民的感受，說到「給你多少，你就有多少」，明顯極具針對性，目的在宣示有關香港政治體制改革，不是香港內部事務，而是中央政府的事，如何改革，由中央主導。這樣的發展，令人擔憂，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規定國防、外交由中央負責，其他內部事務，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過去中央介入香港政制發展安排是非常克制的，現在走到台前，其間是否顯示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有些什麼變化，值得觀察和關注。
從吳邦國昨日的發言，關于香港政制安排，隱約看到這樣一條脈絡，就是樹立行政主導在香港政制的至高無尚地位，然後設計一些機制，確保選出一個中央信得過的行政長官，由這位行政長官治理香港。這樣的構思，姑且不論是否符合香港市民普遍認同的民主程序、行政長官的認受性是否足夠等問題，我們認為，這與將近 30年來，香港市民熟悉的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取態，有根本不同。
對港政策一貫務實，今天是否有變？
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務實原則，因此才有因應歷史和現實的「一國兩制」國策，在個別政策方面也奉行這個原則。例如有關香港政制，當年中央何嘗不想照搬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方式，全面實行委任制，但是九七回歸觸發的民主化要求，中央積極回應，讓香港有選舉，過渡期間香港市民民主訴求日高，于是有基本法更具體的民主進程規定。這是香港回歸前中央因應香港實際情？的務實處理，事實証明換來香港順利回歸和繁榮穩定的局面。
回歸 10年，香港市民對民主訴求方面有了質的變化，大多數希望自行選舉行政長官，真正體現主人翁當家作主的身份；另外，過去 10年香港政治生態的變化，行政與立法關係摩擦愈趨尖銳，政府推動政策經常處于舉步維艱困境，情？若不改善，不利于香港的管治和發展，必須透過較大幅度改革，理順行政立法關係，才有益、有利于香港。
現在看來，中央就這次香港政制安排，未慮及香港這方面的現實，我們認為不妥當，中央宜重新三思。過去處理香港事務，中央還有「特區特辦」、「港事港辦」的靈活變通做法，在香港回歸 10年之後，反而變得殭硬、刻板，背逆潮流，絕對不應該是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
中央就香港政制安排，由被動變主動，根源在于不信任香港市民。其實回歸 10年來，香港市民接受中央、認同中央的程度，與年俱增，數年前在香港最困難時期，中央對香港的無私援助，香港市民心懷感激，對于中央政府的評價，一度還高于特區政府；香港市民期望真正的民主生活，絕大多數沒有藉此挑戰中央的動機，一小撮人的極端想法和作為，在香港沒有市場，中央若因為這一小撮人而剝奪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民主權利，是不公平也不應該的。
關于下一階段香港政制安排，只是剛開局，我們希望中央本？務實原則，重新審視香港實際情？，同時予香港市民更多的信任，使香港市民有機會行使民主權利，創造根基深厚的繁榮穩定局面。
香港前市政局主席梁定邦遭绑架
新闻来源:羊城晚报(广州) 访问次数： 347 时间： 2007-11-12 7:56:16
核心提示：香港前市政局主席梁定邦，日前险遭人绑架，他虽年逾古稀，但亦非孱弱之辈，不甘被掳奋力反抗，搏斗间更咬断其中一名绑匪的手指。逃出虎口的梁定邦狂奔一段路程后，察觉无绑匪追上，才从口中吐出该截断指，并随即带同断指前往报警。
羊城晚报11月11日报道香港今天消息香港前市政局主席梁定邦，日前险遭人绑架，他虽年逾古稀，但亦非孱弱之辈，不甘被掳奋力反抗，搏斗间更咬断其中一名绑匪的手指；梁趁绑匪阵脚大乱之际逃出生天，奔走时口中仍咬紧绑匪的断指，并随即带同断指前往报警。警方现正凭一截断指的指纹及DNA追查绑匪下落，由于今次绑架可能另有别情，警方会扩大调查范围，并派员24小时贴身保护梁定邦。
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梁定邦上周在港岛区遭数名男子绑架，期间梁拼命反抗，与数名绑匪“搏命”。经过一番角力后，混乱中梁定邦咬断其中一名绑匪的手指，该名绑匪痛楚不已，而在场的其他绑匪目击同党被人咬断手指、血流如注，顿时阵脚大乱，立即扶走该名断指的同党。
匪帮瞬间迟疑，梁定邦乘机即时拔腿逃走，当时口中仍咬紧绑匪的断指；消息指出，有绑匪一度随后追赶梁定邦，欲取回同党的手指，但由于现场传出呼叫声，已惊动四周人士，绑匪见事败后立即逃离现场。逃出虎口的梁定邦狂奔一段路程后，察觉无绑匪追上，才从口中吐出该截断指，并随即带同断指前往报警。
接报的警务人员大为惊讶，立即将断指交由法医及鉴证科处理，以套取指纹及DNA。虽然今次绑架案因“肉参”咬断匪指而避过一劫，但由于案情严重，案件已交由港岛刑事总部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已列为高度机密案处理。
据悉，有“邦主”、“厕所博士”之称的梁定邦，现年73岁，是一位出身医科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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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定邦简历
梁定邦出身贫寒，由于还有两个弟弟要读书，他未满18岁就去当教师谋生。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香港政府公务员，担任旺角政务处的助理分区政务主任。其后，梁定邦放弃公务员优厚的待遇和晋升机会，于70年代负箕英伦，攻读法律。在此之前他的职位是香港廉正公署的助理署长，而且做行政官员达13年之久。
留学归来，梁定邦获得私人执业大律师资格，他被邀任职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理事会和上市公司委员会并出任了联交所理事会纪律委员及证券工作小组主席。与此同时，他还担任过香港医管局的职务。梁定邦持有英国大律师1976、香港大律师工会1976、美国加利福尼亚律师1984等执照并在1990年获得御用大律师专业资格，1997年7月1日后改称为“资深大律师”，还在美国旧金山做过一段时间的执业律师。1994年8月，他正式接受邀请出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年薪450万港币，比做律师时少一半。
1998年9月，梁定邦平静地离开了工作了3年零8个月的证监会主席职位。卸任后，他先到内地免费教书，半年以后，以“一元人民币”象征意义的年薪，成为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
http://jxq.cq.gov.cn/News/NewsContent.aspx?cid=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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